<p class="ql-block"> 我是1970年11月参加工作的。1970年7月中旬,从塘格木农场子弟学校初中毕业后,没有被学校革命领导小组和农场军管组推荐去读高中,只能在家闲着。那时我家在四大队,我经常和同样闲在家里的范小宝一起玩。在11月下旬,场部来电话通知我们带上行李去场部报到。到场部后在招待所集合,都是我们班没有去读高中的同学,另外还有四个干部和四个1958年参加工作的工人。晚上在场部八角楼会议室由军管组和农场领导给我们全体人员开了个会,会议内容主要是说,国际斗争形势严峻,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沆瀣一气,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以前我国大量进口的“古巴糖”古巴已经不卖给我国了,为了保障我国人民生活的需要,也为了反击帝、修、反的经济封锁,轻工部决定在全国投资建设一百个小糖厂,其中分配给青海省四个,青海省分给劳改局一个。劳改局决定把这个糖厂建在塘格木农场,因此农场派我们(共25人)去山东省莘县糖厂学习制糖技术,已经和莘县糖厂联系好了。并宣布了四个带队干部的职务分工,分别是指导员朱万德、队长余云龙、技术员王载民和会计窦洪亮。四个58年的工人陈蕴文、卞光青、袁占民、赵风云和我们一样,都是去学习的。我们的任务就是学习回来后要建设自己的糖厂,这不仅仅是个生产任务,也是政治任务,是革命形势的需要,要坚决与帝修反作斗争。当时的口号是:不吃进口糖,气死帝修反。第二天我们就乘坐农场的大轿子车前往西宁,出发前窦洪亮会计给我们发了当月的工资25元。</p><p class="ql-block"> 在西宁坐上火车一直到河南安阳下车,在安阳的一个浴池住了一个晚上,又转乘汽车到达山东省莘县。我们被安排住在糖厂隔壁的棉厂,两间破旧大房子里有两个大通炕,男、女各一间,每间房子里只有一个砖砌的火炉,只能烧点开水喝。冷是肯定的,好在我们都带着皮大衣,晚上盖在被子上。最讨厌的是老鼠又多又大,几乎不怕人,为了半个窝头打得你死我活的,我们就趴在炕沿上看热闹。晚上老鼠在枕头边窜来窜去,让人又怕又恶心。记得女生宿舍的郝秀菊还被老鼠咬了耳朵。我们每天到莘县糖厂跟班学习,我们被分配到各个工序,跟着学习操作了三个月,吃饭也是在糖厂食堂,和糖厂的工人一样排队买饭。白面供应少,主要是吃玉米面窝头,白面馒头有一股酒糟味。炒菜用的都是黑乎乎的棉籽油,最好的荤菜是绵羊尾做的小酥肉了。那时候也并不觉得怎么苦,都一心想把操作技术学好。休息时我们也去县城的集市上逛逛,三块钱可以买满满一麻袋红薯,还给送到我们住的棉厂,我们就在烧开水的壶里煮着吃。糖厂门口还有一个偷偷卖花生的老农,那时候花生是统购统销的物资,在塘格木几乎是看不到花生的,那个老农把花生藏在糖厂门口的小桥下面,带壳的熟花生0.65元一斤,有人买时就到桥下面去拿。下班时经常会买二两吃吃。糖厂有两个女孩,常和老农讨价还价,每次只买6分钱的,还要称杆翘得高高的。我们学习完快要走时,向老农买生花生米,他把花生藏在拾粪的背篓里,分几次拿到我们住的棉厂,生花生米0.75元一斤,我们每个人都买了几斤,估计这是他那一年做的最大的一笔生意了。 </p><p class="ql-block"> 三个月学习完后,回到农场,四个58年的工人回了他们各自的大队,我们单身汉就住在场部的八角楼,吃饭也在场部食堂。还记得当时场部的几个年轻人,电话室的田XX(陈一曼的小姨)、公淑琴、乔旭青、杨建华、高玉琴等等。还有电影队的秦建华、于东川。糖厂的设备还没到,我们除了学习就是打扫场部院子里的卫生,农场有会议时就打打杂,当服务员或帮忙印印材料什么的。我们还干了几天脱土坯的活,说是以后糖厂砌围墙可以用。后来吕瑞林被调到电影队,他搬到了农场广播室的套间去了,同时还负责每天早晨放广播。有一次我在他那里玩,他拿出一瓶酒我们俩人喝,也没有下酒菜,他栽的一盘大蒜,已经长了十来公分绿油油的蒜苗,我们就掐蒜苗吃,另外还有几支阿尔巴尼亚香烟。吕瑞林因为在电影队,经常去农场各个单位放电影,酒量已经练出来了,我那次可以说是第一次喝那么多酒,彻底喝晕,怎么吐的都不知道了。</p><p class="ql-block"> 后来我们被分配到修配厂,女同学大部分被分配到工副业队的被服车间。我和矫秀兰、王淑珍被分配在修配厂的电工车间,闫选政和杜文智分配在钳工车间,王明杰在电焊车间,韩新华学刨床,范小宝、王宏涛、吴太仁、孔令国分到汽修拖修车间。记得当时塘格木修配厂的厂长是穆生禄,教导员是曲连山,指导员是宋森。食堂管理员是常顺和。工人有候孝德、马守华、杜玉川、李喜宝、张玉德、陈克勤、戴建国等等。更年轻一些有牛学志、魏红、虎香莲等。修配厂后来又搞了一个铅板车间,制作电瓶用的铅板,范小宝和矫秀兰又去了铅板车间。这段时间我们吃、住都在修配厂,而且也渐渐习惯了修配厂的生活和工作。就这样在塘格木修配厂工作了近一年。</p><p class="ql-block"> 1972年初农场场部又召集我们开会,说是由于塘格木农场的电和水不能够满足糖厂的需要,所以糖厂要建到水、电条件好的浩门农场,糖厂所有人员也都全部调往浩门农场。就这样我们将再次收拾行装,离开这个我们学习、成长、参加工作、生活多年且非常熟悉的塘格木农场了。我们头一批人员是1972年1月8日上午启程离开塘格木的,当我们乘坐的大轿子车缓缓驶离修配厂大门时,天上开始飘起了雪花。当时的心情一下子感到很压抑。我们将去一个我们并不了解的地方了。</p> <p class="ql-block"> 在西宁办事处住了一晚,1月9号下午到达浩门农场。在场部下车后,去场部食堂吃饭时遇见了【公安中学】的同学熊海民在餐厅打乒乓球,挺兴奋的,聊了聊,得知他在宣传队,住在副业二大队。我们吃完饭,被安排住在场部新建的招待所。晚上开始飘雪花,感觉浩门农场比塘格木冷得多。招待所的房子因为是新建的,可能房子还没有干透,尽管火炉烧得呼呼作响,烟筒烧红半截,还是觉得不暖和。我和范小宝同住一房,头天晚上几乎是一直披着被子围着火炉,天快亮了才睡下。第二天早上起晚了,政治科来人说我们没有什么事让我们到政治科参加学习。我和范小宝去到政治科后,发现糖厂来的只有我们俩人,我俩坐了一会,觉得太无聊就溜出来逛青石嘴去了。晚上吃过饭,我又和范小宝去机修厂找他认识的【公安中学】的同学郭更生玩。两天后我们搬到了农场副业二大队,宣传队已经把房子给我们腾出来了。剩下的第二批人员是1月16日到达浩门农场的,车直接开到副业二队。人员全部在副业二队住下,糖厂以后就是副业二大队的一个中队,糖厂也就要在副业二大队正式开始建设了。和糖厂一起调到浩门农场的还有两辆新卡车和两个驾驶员,一辆是甄永春驾驶的解放牌卡车,另一辆是陈恒山驾驶的青海湖牌卡车,都划归了农场汽车队。副业二大队那时经营的项目不少,有养猪、养鸡、有酿酒、做酱油、醋、做粉条、榨油、擀毡、熟皮子、做衣服、修自行车等等。副业二大队的西边是农场的医院,医院的对面是农场的机修厂,机修厂的西面是副业二大队的基建队。</p><p class="ql-block"> 我们所有人员到达后,有一天让我们去场部大礼堂参加一个全农场性质的什么会,会上农场领导王兆荣政委还向大家介绍了我们糖厂,并代表浩门农场欢迎我们的到来。还说会为我们召开了一个正式的欢迎会。那天会后农场宣传队还表演了文艺节目。宣传队里有我们【公安中学】同班的和同年级的同学。有一年级3班的李爱民同学、有一年级4班的熊海民同学、有一年级1班的梁翠萍同学等。宣传队解散后李爱民在场部工作,先在电影队后来又在政治科负责民兵工作。熊海民一直在机修厂工作。梁翠萍在农场医院工作。</p><p class="ql-block"> 新换了一个环境,海拔好像差不太多,浩门农场比塘格木农场冷,浩门农场不能种植小麦。但浩门农场雨水比较多,种地不需要灌溉,靠天吃饭。塘格木比较干旱,都是水浇地。当年我们年纪轻轻,适应性强,又是一个集体,都是同学和熟人,加上副业二大队的干部、工人和领导对我们都比较关心和支持,大家很快就熟悉了,所以很快就适应了浩门农场的工作和生活。并且也体会到了浩门农场各方面的优越条件。浩门农场的电是24小时不间断的,塘格木农场是自己发电,每天晚上11点半就停电了。浩门农场的水是井水,比塘格木的坑水干净多了。浩门农场烧的是块煤,塘格木只有公家的单位和食堂烧从温泉煤矿拉来的混煤,每家每户基本上都是烧牛、羊粪。每到夏、秋季,浩门农场各个单位都会去兰州或者张掖等地拉新鲜蔬菜和水果,塘格木农场都是商店统一去拉,没有浩门农场拉菜的次数多,主要吃自己农场生产的蔬菜。浩门农场的交通条件也比塘格木好许多。有西宁通门源的班车,宁张公路从青石嘴镇通过。浩门农场周边也不像塘格木那样孤独闭塞。周边有祁连山铜矿的电厂、车队,和机修厂、有冶金七队、有门源马场、青石嘴镇、还有兰州空军的一个小农场。浩门农场东面就是门源县城。农场周边还有几个老乡的村子。老乡经常把自己家的鸡蛋拿到青石嘴去卖,那时一块钱可以买到10个鸡蛋。现在想起来那可是真正的土鸡蛋。</p><p class="ql-block"> 副业二大队多了个糖厂,一下子多了很多人,也热闹了很多。队里的干部、工人以及家属对我们都很好。那时在副业二大队(包括基建队)工作过的干部和工人有:尹其瑞、武连忠、刘振家、高军、陈银洲、王传金、陈玉琦、冯景贵、梁文义、宋双喜、齐富奎、王浩信、王庆合、王德、王俭、梁品义、刘新俊、卜绍曾、冯有贵、张大兴、刘正印、王兴国、徐世旺、梁克勤、张富如、韩树堂、杨凤庭、窦秉洁、卓宝兰、汪秀春、周光新、朱玉珍、王惠平、赵维贤、蔡兰珍、庄德明、赵鹤德、张金碗、陈罗彩、邓庆茂、孙启和、陈国斌、陈安清、刘树等等。</p><p class="ql-block"> 我们到浩门农场没有多久,糖厂又组织了一批人去河北省昌黎县糖厂学习。这次不是全体人员都去,而是领导认为有必要再一次出去学习的一些岗位的人员。赵鹤德也调来了糖厂,也一起去了。这次我们有好几个人没有让去,也许是因为我们的岗位比较简单吧,也许是因为经费不足。那时正值冬季,我们在家的人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p><p class="ql-block"> 开春以后,糖厂正式破土动工。选址就在副业二大队对面的草滩上。基建队负责厂房和宿舍的施工,我们负责打厂区围墙。围墙是干打垒的。四根沙杆四块木板,一个木板堵头。沙杆挡住木板,把土堆在木板中间,用石夯夯实,上面的木板填满后,再把下面的木板换上来继续填土夯实,如此反复。我们分成两组,分头进行。我们打的围墙围了很大的一个院子,院子里面除了厂房、宿舍、办公室、锅炉房、仓库、篮球场、水井房、煤库、道路等等外,还有可耕种的土地四十余亩。我们还沿围墙种植了红柳。机修厂也把大门移建到路边,和我们糖厂连成了一片。我们在路两边也种植了红柳。农场当年也安排了各个农业大队种植甜菜的任务。</p> <p class="ql-block"> 第一年除了建厂房、锅炉房、仓库等生产设施外只建了一排宿舍和一排办公室。宿舍建好后我们就搬了过去。副业二大队的尹其瑞大队长对糖厂的建设是竭尽全力的,基建队也是属于他管的,那时基建队属于副业二大队的一个中队,基建队在建设糖厂厂房等设施时,可以说是不遗余力,从建筑材料到施工人员都得到充分保障,使得糖厂厂房等设施的建设得以夜以继日地进行。</p><p class="ql-block"> 期间副业二大队关押的一个广东籍就业职工梅宪刚逃跑了,我们糖厂的男民兵都被安排去追捕,我和王宏涛、吴太仁、王明杰被派往浩门河悬崖边搜查,并且当晚也不能回去,我们硬是在悬崖边呆了一个晚上,天快亮时,隐隐约约看见来了两架毛驴车,我们突然出现上前盘问,着实把他们吓了一跳。他们是从大通来的,毛驴车上拉的是准备出来卖的几个大水缸和一些炒大豆。那时候到处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所以他们只敢在晚上赶路。这与我们无关,就让他们走了。天亮后有人来通知我们回去,回去后吃了一点东西,又让我和王宏涛、孔令国骑着马往岗什卡方向搜查,在进入一条山沟后,为了扩大搜查范围,我们分开上山,向左右两侧的山上搜查,约好下山后在沟口会合,遇到情况就鸣枪报警。马是不能骑了,我就牵着马开始上右面的山,挺吃力地上了山,什么也没有遇见,远处还是山,毕竟是一个人,也不敢走得太远,匆匆吃了点带的干粮就开始下山。我们在山下会合后,开始往回走,在远远的可以看见基建队打石灰石地方的附近,遇见了开着拖拉机来的张金碗,这时已经快傍晚了,他带着我们又往北面的另一座山上爬,上山时马已经很累了,只能牵着马走,我们走了很长时间,上到山上时已经是晚上了。在山上我第一次见到了雪莲花,而且还遇见了不少。月光下,一大朵一大朵的,叶子毛绒绒的。月白色的花瓣,似乎还散发着淡淡的荧光,远远的就很显眼,看上去很圣洁。我们下山后找到一家牧民的帐房时估计都快12点了,马也累坏了,喂料都不吃了。那个牧民让我们在旁边一个存放羊毛和羊皮的帐篷里休息,帐篷里味道很大,但那天实在太累了,躺下后身上盖两张生羊皮,马上就睡着了。</p><p class="ql-block"> 第二天张金碗又用拖拉机拉着我和王洪涛沿着宁张公路一直往上跑,大概跑了一个多小时,把我们放在了路边,让我俩沿着路边的草原慢慢的往回边搜边走,晚上来接我们。他就掉头回去了。他还要和孔令国要把马弄回去。我和王洪涛除了带的枪每人只带了一个小挎包,挎包里前一天带的干粮都快吃完了,还有一瓶酒,没有水。我们慢慢往回走,累了就坐在草地上拿枪瞄哈拉(旱獭)玩,渴了没有水喝,喝了一口酒就喝不下去了。又饿又渴,我们就干脆把雨衣铺在草地上,躺在上面晒太阳,等着来接我们。天黑了也没见来,天又开始下雨了,我们就顺着公路往回走。雨越下越大,终于盼到了来接我们的拖拉机,车上还有范小宝、赵鹤德等人,在瓢泼大雨中我们都坐在拖车上还都睡着了,回到副业二大队时,都快十一点了,虽然有雨衣,身上也几乎湿透了。让我们赶紧到伙房吃饭。范小宝因体力不支,在伙房门口眼一黑,直接和大地来了个亲密接触,顿时额头鲜血直流,赶紧又找常敬民到医务室包扎。后来大家聊起这几天各自的经历,被派出去抓梅宪刚的每个人都吃了不少苦。</p><p class="ql-block"> 在糖厂车间还没有建设完成之前,我们其中的几个人还被派去西宁轻工机械厂拆解已经定制好的较大的设备,以方便装车运回浩门。余云龙队长带队,我们住在办事处,每天乘公交去轻工机械厂拆解设备,中午在轻工机械厂食堂买饭吃,吃完饭接着干,几天就完成了任务。厂房建好后,设备也基本到齐了。该设备安装了,农场联系了青沪机床厂来帮助安装,青沪动力科的七中队派来了一个干部,带了几个就业职工,其中有钳工、水管工、焊工、起重工、车工等。青沪来的车工是个全能,车、铣、刨、磨样样都会,他直接每天去机修厂机床车间加工各种法兰盘和各种需要机加工的部件,他们其他人在糖厂安装设备,我们的人就当小工,全力配合他们。这些人的技术真是没说的,干活又好又快,我们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大队为了加快进度,从农场机修厂借来了两个焊工(李忠盈和陈云芳)帮忙,甚至还从铜矿借了一个焊工来。可他们来了之后,基本帮不上忙。因为青沪来的各个工种都是相互配合着按图施工,先干什么后干什么有统一的安排,焊工技术好,干得又快,他们一个焊工完全焊得过来。我们糖厂的男的都在塘格木机修厂工作过,对机械活都比较熟练,给他们打下手,安装工作进行的又好又快,所以机修厂和铜矿来的焊工只是在旁边看着青沪的焊工干,想学习他焊接的技术和手法。几天以后机修厂和铜矿的焊工就回去了。锅炉房是最先安装完毕的,然后再到糖车间安装。天气冷了后,就把锅炉烧了起来,他们来时带了一个很大的使用蒸汽的热风器,安放在加灰工序平台上,接上锅炉房送来的蒸汽,电动机一开,整个车间都暖和了,在车间里干活一点都不冷。</p> <h3> 在糖厂安装时,我和赵鹤德负责电器电路和照明设备的安装。配电房的总配电柜是我们利用旧的配电柜架子自己装配的,各个水泵和动力设备的配电箱是用基建队木工厂做的木头箱子,我们在箱子里面再安装上三相闸刀、瓷插保险、磁力启动器和控制按钮。</h3><h3> 在糖厂设备安装的同时各个大队陆续将收获的甜菜运来糖厂。农场从青年队调来了几个烧锅炉的男青年,还派他们去青沪的锅炉房跟班学习了些日子。在糖厂正式安装完毕,经过试运行调试后,于当年正式投入生产。当时岗位的人员安排大概是这样的:切丝工序郝秀菊。浸出工序—王明杰、袁翠凤、卞光青。加灰工序—吕瑞林、王洪涛、皮广青。真空吸虑工序—赵风云、项青兰、毛正亚。硫漂工序—刘 荣。蒸发工序—韩新华、李兰芳、赵鹤德。结晶工序—杜文智、孔令国、王淑珍。分离工序闫选政、陈蕴文、袁占民。化验室—范小宝、矫秀兰。糖厂正式投产后,由于设备和工艺以及操作技术等各方面的原因,生产出来的白糖的质量还不尽人意,红糖还行。但毕竟我们生产出糖了。而且是当年建厂、当年安装、当年投产。出糖那天,场部和副业二队来了许多人,是哪位场领导来了已经记不清了,大家都很高兴,有人把出糖的时间写在了干燥室的墙壁上,可惜我今天已经记不起来了。副业二大队的大队长尹其瑞非常高兴,几乎每天都要来车间看看。</h3><h3> 我们生产的糖,给农场各个大队调拨一部分,还给青石嘴供销社供应过一部分。门源供销社也来拉过。如果个人要买一些,还得大队长批条子。虽然质量不怎么好,但也没有剩下。第一年糖厂生产人员不足,正好基建队冬季比较清闲,大队就把基建队的就业职工都派过来分配到各个工序,参加三班倒的生产。第二年后,糖厂院子里又建了几排宿舍和办公室,我们还自己动手垫了一个篮球场,蓝球架也是我们自己用钢管焊接的,篮板是基建队木工厂做的。当年糖厂的这个篮球场在浩门农场还算是名列前茅的,农场举办的几次篮球比赛,都把糖厂篮球场设为比赛场地之一。</h3><h3> 农场从青年队陆续调来了几十个男女青年,糖厂人员迅速增加。吕瑞林和闫选政当了值班长。孙启和也调糖厂来了,我和赵鹤德、孙启和干维修工。管理干部也有所调整,朱万德调大队任副教导员了。糖厂几年间窦秉洁、付金保、宋国志、李荆都曾经担任过糖厂的指导员,韩英明、李长明都曾经担任过糖厂的队长。郭中华是糖厂的保管员。糖厂也建了自己的食堂,配了管理员和保管。记得这个糖厂当年设备的投资是45万元。我们那时的工资是25元。72年12月转正时,我们定的是轻工一级,工资是45.85元,比农工一级41.92元略高。</h3><h3> 青沪机床厂帮我们完成安装后,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些设备,如带龙门钳的工作台、气焊用的乙炔汽筒和五个氧气瓶、还有一个手动卷板机。这些设备为糖厂以后的维修和改造起了很大的作用。</h3><h3> 糖厂生产期结束后,都要进行设备维修。为了提高维修技术,厂里曾派我和闫选政到青沪机床厂学习培训,我学习电焊、汽焊,闫选政学习维修钳工。我们在青沪七中队学习了一个夏天,回来后不仅能够完成糖厂的设备维修和改造,就是连新锅炉的安装也能顺利地完成。</h3><h3> 糖厂接着又生产了三年,期间我还跟王载民技术员还有赵鹤德、孙启和去到山东、河北等地的小糖厂参观学习设备的改造情况,回来后对我们糖厂的设备进行了一些改造。为了综合利用废渣、废蜜,糖厂还建了一个酒精车间,四层楼的酒精车间在当时的农场算是最高的建筑了。糖厂还派了一些人去河北永清糖厂学习利用废蜜生产酒精的技术。酒精车间的蒸馏塔是从西宁合成纤维厂拆回来的,发酵罐等设备都是青沪机床厂派人来帮我们自制并安装的。酒精也生产出来了,但经过反复蒸馏也只能达到60度左右,味道和色泽都不怎么好。后来就拉到副业二大队酿酒车间,试着混合到发酵好的酒醅里再蒸馏制酒,结果效果还可以,就这样酒精车间利用废蜜生产出来的“酒精”,都拉到副业二队酿酒车间混合着制酒了。而且自糖厂生产以后,副业二大队制酱油车间再也不用熬糖色了,都是到糖厂来拉废蜜。糖厂的废甜菜渣也都是拉到副业二大队的猪圈喂猪了。</h3><h3> 在75年四月份我和副业二大队的电工何函方被铜矿机修厂借去帮忙,那时候铜矿机修厂的车间才建好,我们去帮助安装两个机床车间的电路,认识了铜矿机修厂的电工陈通和他弟弟陈宾,他们兄弟俩象棋下得非常好,是海北州象棋比赛的第一名和第二名。陈通后来也经常来我们糖厂玩。</h3> <p class="ql-block"> 糖厂因为是季节性生产,每年只能生产三个月左右,夏天除了维修设备,其余的几十人基本没有太多的正经事可做,除了开会、学习,就是积积肥、烧烧灰,经营着百十亩甜菜,创造不了什么产值,可厂房和设备的折旧和全年人员的工资、水、电还照样要负担,另外小糖厂的工艺和设备本来就是经过简化的,出糖率和产品质量先天不足,所以因为亏损严重,糖厂在76年以后就没有再生产了。</p><p class="ql-block"> 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我和吕瑞林拖了一根钢管当旗杆,爬上酒精车间四楼顶降半旗致哀。76年秋一场冰雹,浩门农场基本绝收。那时农场已有三个高射炮防雹点,副业二大队就是其中的一个高射炮防雹点,靠山边的农业大队还有土火箭防雹点。下冰雹那天尽管是炮声隆隆,结果还是无济于事,眼看着就要成熟收割的油菜,被这突如其来的冰雹给毁了。</p><p class="ql-block">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举国哀悼。当时因为和苏联关系紧张,全国都几乎进入战备状态。平时民兵的枪都是发放到个人的,副业二大队又赶紧制作了干粮袋并装满炒熟的青稞配发给糖厂的民兵。气氛之紧张用枕戈待旦来形容也不为过。民兵指挥部从农场各单位抽调了十几个民兵,组成了一个班,吃住在农场招待所,参加场部执勤。我和秦少伦被抽到场部,统一配发的是63式自动步枪,统一作息时间,晚上12点之前不许睡觉,晚上饿了也没有东西吃。场部后面的旧岗楼上,整晚都有民兵在上面站岗执勤。有一天晚上,场部民兵去大队巡查,贾河清的枪走火打伤了刘学宗的腿。</p><p class="ql-block"> 在毛主席逝世后,农场场部在大礼堂设置了吊唁厅,庄严肃穆,供全场干部、工人来吊唁。我们的任务就是在大礼堂院子的大门口站岗,农场各个单位都在大门口排队集合,按秩序进入大礼堂进行吊唁活动。我和机修厂邓林站一班,每班两个小时,邓林因体力不支而晕倒。记不清我是什么时候回糖厂的了,应该是在毛主席追悼大会之后回糖厂的,后又被派往西宁照顾因枪伤住院的刘学宗。我和王明杰是一起被派去照顾刘学宗的,后来秦少伦和我换了,我就替他去三其糖厂跟班劳动。那时候我们的糖厂已经不生产了,所以就去西宁三其糖厂帮助生产,即是学习又是支援。因为他们以前也支援过我们糖厂。</p><p class="ql-block"> 再后来糖厂的那些从青年队调来的人员也都陆续分了出去,副业二大队分了一部分,其他的分到农场各个单位。我们从塘格木来的这一批里,余云龙比较早就调八大队去了,王载民调十大队了,陈蕴文调四大队,袁占民调基建队,卞光青调一大队,赵风云调三大队。吕瑞林以工宣队的身份,调到农场七大队学校占领教育阵地去了。王宏涛调场部电影队放电影去了,闫选政到副业二大队当会计了,李兰芳在副业二大队当伙食会计,孔令国、王明杰在副业二大队当干事了。在这几年间,吴太仁在调到浩门的当年就光荣参军了,没有再回浩门农场。矫秀兰、袁翠凤先后被推荐去上了大学,也就没有再回浩门农场。范小宝在77年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也走了。韩新华调回了塘格木农场,杜文智调西宁了,项青兰调回塘格木农场了,王淑珍调东北她老公那里去了,郝秀菊调河南了,刘荣调到大通去了。糖厂停产后,我是最后一个调离糖厂的。</p><p class="ql-block"> 再后来又在糖厂的院子里新建了农场医院大楼,农场医院整个都搬了过来。锅炉房正好派上了用场。糖厂制糖车间的制糖设备也都拆了,厂房改建成了犯人病号队。就这样这个糖厂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它轰轰烈烈地来了,又悄无声息地走了。我们这些陪伴着它来到浩门农场的人,也都先后离开了那里。</p><p class="ql-block"> 我在2013年又去过浩门农场,我还特地去当年糖厂的院子里看了看,那个改成犯人病号队的制糖车间还在,锅炉房还在,酒精车间已经没有了。农场医院大楼也荒废了。院子里的几排平房也扒得所剩无几。面对着这个几乎荒废的院子,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按说是现在的浩门农场更加发展了,更加美好了。可面对着这个破败不堪的院子时,我却更加怀念它昔日的辉煌,我更愿意相信那才是浩门农场的鼎盛时期。或许这就是怀旧吧。因为那时候的浩门农场有我的同学们和我熟悉的同事们,还有我后来结识朋友们。我在这里工作和生活,在这里付出了我的青春,这里承载了我二十四年的喜怒哀乐,而现在的浩门农场却与我无关了。</p><p class="ql-block"> 在这个破败的院子里,我遇见了当年原农场医院的工人高俊生和张刚,他们几乎已经不认得我了。他们听到了我给儿子讲述这个院子原来的情况,他们感到很惊讶,因为现在的浩门农场没有人能比他们俩更了解这个院子了。张刚以前就是副业二大队工人,高俊生家也是副业二大队的,我们刚到浩门农场时,高俊生还在读书,他父亲是高 军,曾担任过副业二大队大队长。是我先认出他们的。高俊生和张刚现在就住在这个院子里。他们也许是这个院子最后的看护人了。他们还在坚守,坚守一个故事里的遗址。或许有一天,这个遗址终将会夷为平地,淹没在一片金黄色的油菜花海之中。</p><p class="ql-block"><br></p> <h3>这是从山东学习回来后,我们住在塘格木农场场部时的合影。</h3><h3>左起:王洪涛、王明杰、闫选政、吕瑞林、孔令国、</h3><h3> 毛正亚、杜文智、吴太仁。</h3><h3> </h3> <p>这是塘格木农场军代表和农场领导及部分干部的合影。</p><p>前排左:李安邦、吴开义、马英杰、马治龙、陈英(军代表)</p><p> 周日祥、丁仍全、刘芳普、刘玉明、</p><p>中间左:景德科、王恩普、顾海贵、黄统一、X X X、</p><p> 李成贤、朱长余、杨建华、张子正</p><p>后排左:高文忠、X X X 、X X X 、李振联、高凤霞</p><p><br></p><p><br></p><p>此图片来自马小平同学的收藏<br></p><p><br></p><p><br></p> <h3>杜文智和毛正亚在塘格木。</h3> 左起:王明杰、毛正亚、杜文智、赵春伟、孔令国在塘格木。 <h3>吕瑞林和范小宝在塘格木。</h3> 左起:贺 军、杜文智、毛正亚 <h3>王明杰、孔令国、赵春伟、杜文智、毛正亚在塘格木。</h3> <h3>范小宝在塘格木修配厂的宿舍。</h3> <h3>吕瑞林和我在塘格木。</h3> 这是我在塘格木修配厂的宿舍。 <h3>这是塘格木修配厂的一角。场地上停放着修配厂制造的拖拉机的拖车和待修的链轨拖拉机。正面这排房子右面的这个门就是塘格木修配厂的电工车间,我那时就在这里上班。</h3><h3>中间的门是钳工车间,杜文智和闫选政就在这上班。</h3><h3>右边是热处理和翻砂车间。那时塘格木修配厂还制造拖拉机和汽车用的钢板。</h3><h3><br></h3><h3>此图片来自马小平同学的收藏</h3> <h3>调到浩门农场后,糖厂安装时,在副业二大队的宿舍后面的合影。</h3><h3>前排左起:孔令国、闫选政、王洪涛、陈罗彩</h3><h3>后排左起:毛正亚、王明杰、吴太仁、杜文智、赵鹤德、吕瑞林</h3> <h3>糖厂的女生(王淑珍提供)</h3><h3>前排左起:王淑珍、袁翠峰、项青兰</h3><h3>后排左起:刘 荣、矫秀兰、李兰芳、郝秀菊</h3> 左起:李兰芳、王淑珍在糖厂。 <h3>王淑珍和吕海萍在糖厂(王淑珍提供)</h3> 项青兰在糖厂。 左起:技术员王载民的爱人、项青兰、教导员朱万德的爱人在糖厂。 这是袁翠峰。 左起:糖厂赵鹤德的爱人、项青兰、技术员王载民的爱人。 左起:王淑珍、项青兰。 <h3></h3><h3><br></h3> <h3>这是糖厂宿舍,门前的这些人依稀还认得出几个。</h3><h3>左起:皮广青、孔令国、杜文智、XXX、闫选政、</h3><h3> 王明杰、袁翠凤、XXX、王淑珍</h3> <h3>杜文智、王明杰、毛正亚、闫选政、吴太仁</h3><h3>在糖车间楼顶上。</h3> <h3>糖厂安装期间。</h3><h3>左起:毛正亚、王明杰、吴太仁、杜文智、</h3><h3> 闫选政、孔令国。</h3><h3> 后面的设备是拆解开的浸出器</h3><h3> 吴太仁坐着的是袋滤器</h3> <h3>范小宝在糖厂。</h3> <h3>这是从南面地里拍的糖厂。</h3><h3>左边是水井房,中间是制糖车间,右边是锅炉房</h3> <h3>这是从西北方向拍的糖车间</h3> <h3>这是出去参观学习路过南京时在中山陵</h3><h3>毛正亚和王载民、孙启和的合影。</h3> 范小宝和杜文智在糖厂。 这是李志民在糖厂。<div><br></div><div>(李志民提供)<br></div> 左起:孟祥民、李志评、慕秀梅在糖厂的合影。<br><br><div>(慕秀梅提供)</div> <h3>我在糖厂。</h3> <h3>我在浩门河滑冰。</h3><h3>在糖厂期间,我也是积极要求进步的“有志青年”,可就是因为这件衣服,场部政治科李鸿斌(他当时是场团委书记)说我是奇装异服,还爱留个小胡子(我那时就根本还没有开始刮胡子,我才18、9岁,难道我要像个大叔似的每天刮胡子嘛),因此没有批准我入团。唉,太伤自尊了。</h3> <h3>我和范小宝在糖厂。右下可隐约看到酒精车间。</h3><h3><br></h3> 左起:闫选政、毛正亚、范小宝 <h3>这是韩新华,背景是元山</h3> <h3>这是范小宝在吉林大学。</h3> <h3>这是陈罗彩。</h3> <h3>这是在副业二大队防雹点的高炮上摆拍。</h3><h3>左起:毛正亚、王晓光、秦绍伦、王明杰、闫选政。</h3> 这是在副业二大队防雹点的高炮上摆拍<br>左起:朱万德、李兰芳、王淑珍、刘振家 这是李兰芳、王淑珍在防雹点的高炮旁。 <div><br></div> <h3>这是在糖厂大门口。</h3><h3>前排左起:闫选政、秦绍伦、王晓光、陈罗彩。</h3><h3>后排左起:徐建国、王明杰、卜丰年、栗树新、毛正亚。</h3> 这是高红、范小宝、熊海民在糖厂大门口。 在糖厂酒精车间前左起:耿学群、陈罗彩、<br> 张永朝、邱忠印<br><br>(张永朝提供) <h3>这张照片是在网上找到的。浩门农场的民兵在浩门镇接受检阅。</h3><h3>前面举旗的是闫选政,敬礼的领队是李爱民。其他人看不出来了。</h3> <h3>这是2006年闫选政、吕海平、白凤英、毛正亚在青海湖边。</h3> <h3>2007年范小宝和我在福建湄洲岛。</h3> <h3>2018年年底我见到了阔别已久的陈蕴文师傅,</h3><h3>他是和我们一起随糖厂从塘格木调到浩门的。</h3> <h3>这是赵鹤德师傅。我们到副业二队时,他和陈罗彩在搞打草帘子的机器,后来也调到我们糖厂了。这是2018年底我给他拍的照片。</h3> <h3>2013年糖厂院子里拍的。左边是制糖车间,右边是仓库。</h3> <h3>院子里荒废的宿舍。</h3> <h3>这右边第一家张富如曾经住过。</h3> <h3>这是荒废了的制糖车间的前面。</h3> <h3>这是荒废了的锅炉房。</h3> <h3>这是荒废了的医院大楼。</h3><h3><br></h3><h3><br></h3> <h3>这是荒废了的医院大楼的后面。</h3> <h3>这是我和高俊生在聊天。</h3> <h3>这是荒废了的制糖车间后面。</h3> <h3>再见了糖厂,愿我下次去时你还在!</h3> <h3> 这篇文章之所以叫【记忆中的往事】,是因为我所写的这些内容,是全凭着记忆写的,没有文档和资料可以参考。而记忆有时候是模糊或不准确的,因此在事情的经过、涉事的具体人员,以及时间的顺序方面难免会有一些不准确或偏差。所以只能是【记忆中的往事】,但整个叙述的总脉络基本上还是真实可信的。如果我的同学们和同事们能看到此文,发现有不准确的地方请予以理解。</h3> <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br></h3><h3> </h3><h3> 说点回忆</h3><h3><br></h3><h3> 王洪涛</h3><h3></h3><h3> </h3><h3> 说点回忆,这是抓梅显刚的经历。时间太长了,我也记不太清了。我和吳太仁骑马到岗什卡去了,这个我还记得。当我们几个人骑马到岗什卡,进到一条山沟,这条山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吴太仁上了右边的山头,我上了左边的山头。这时天很晴朗,我开始上山。山很陡根本没有路,我拉着马一步一步的往山上走。哪里是走,完全是爬。太难爬了,有几次马的前腿都跪下了往前挪,可能有一个多小时后终于到山顶了。这山是当地人说是最高的一座山,叫什么名字不知道。我上到山顶后,看远处,那个壮观。跟你说,就象在黄山看景差不多,一个山峰接一个山峰,山峰半腰围绕着白云。真是一览无余,就是一幅美丽的山水画。真的很漂亮。可惜时间不长,就来了大雾,大雾来的那个快法,只有几分钟时间就什么都看不到了,雾片就象雪片一样大,能见度只有四、五米远。这时我才有点感到害怕,只有我一个人,什么都看不见,又在那么高的山顶上。真是有点怕,赶紧下山。俗话说,上山容易下山难,我还真的体会到了。上山我是拉着马爬上山的,下山我怕马滑倒滚下山去,就用身子顶着马头,我往下搓一步,马就跟我搓一步。我站马也站,那时我的马特别听话。就这么一步一步的往下搓,大概一个多小时才完全下了山,刚下了山,腿脚都不会走路了,那马也是一样。你没见刚下山那马走路的样子,特好笑。山下有一条从山上流下来的小溪,这是纯粹的山泉水,清澈甘甜冰凉。人累马也累,坐下喝点泉水,马也喝了很多水。起来慢慢的适应的走走,好半天,才恢复了原态。出了山沟,等了很久吴太仁也出来了。他的经历我就不清楚了。除了几个放羊的,根本没见梅显刚。</h3><h3> 十三队上边的那片草原是不是叫盘坡,当时有我、你、吴太仁,孔令国,还有谁记不的了,好象是我们四个。一早拖拉机把我们几个送到那里设卡,寻找那个梅显刚,一天没吃没喝,那个累呀,天黑了过个小山梁,走着路都睡着了。一个跟着一个,碰到前面的人才醒过来,发现自己还在赶路,到了山下,西方的微光照亮一小片水塘,我们几个就顺着微光找到了那个水塘,趴下就喝那个水。喝饱了,再也不想动了,坐在地上直想睡。过了多久不知道,听见拖拉机的声音,大家来了精神。原来是张金碗开着拖拉机来找我们了。等到拖拉机到了我们身边,车灯照在了那水塘上,才发现那水里有很多的马粪牛粪和许多小虫子,那个恶心呀,可谁也没吐出来。张师付给我们带来一点吃的,我们就挤进拖拉机回去了。我的一条军用皮带就是那次弄丢的,那是我最喜欢的一条皮带,因为我配的冲锋枪,没皮带不好背子弹带。这些事回想起来还挺有意思的。 </h3><h3><br></h3><h3> 还有,我们打围墙的一次历险记。我们好象是从西边,靠修配厂那边打起的。打到头拐了弯,算起来也有几百米了吧。当时那有一条水沟,再往修配厂那边是块油菜地。水沟这是从医院那边流过来的,还记得吗?我们的围墙离这水沟大概有七、八米远的距离。有一次下雨发大水,大水直接冲进了我们打围墙挖土的沟里了。水很大,如果不把水堵住,再往我们挖土的沟里冲,我们打的围墙就有可能会冲倒。朱万德指导员看见就喊我们去堵。我们全体人员男男女女都拿着铁铣争先恐后的跑去,我们住在糖厂院子里。说起糖厂的院子,就是我们打的围墙。由于水太大,想挖点土堵是不可能了。只有拿编织袋装上土下去堵,否则是没有一点办法的。当时从哪里找来的编织袋我不知道,装上土,吕瑞林第一个跳下水去,第二个闫选正,吴太仁,我,还有你,我们一起跳下去,那个水深过腰到胸,水很急,跳下去站不稳,都险些被水冲倒。我们排成人墙堵住水,后面放沙袋,经过两个多小时激烈战斗,终于把水堵住了,让水改道走自己的路了,保住了我们的围墙。这精彩的片段你还记得吗?我离开糖厂,带走了我用的铁铣,到云南我又把铁铣带到了云南。到了云南根本用不上铁铣,我就把铁铣头送给了别人,留了个铁铣把做拖把,到现在我还用着呢。我不想丢,这是唯一的纪念品。</h3><h3></h3><h3><br></h3><h3></h3><h3><br></h3><h3> </h3><h3><br></h3><h3><br></h3><h3><br></h3> <h3>这是王洪涛提供的照片。</h3><h3>吕瑞林、常胜利、孔令国、王洪涛在塘格木。</h3> <h3>王洪涛提供的照片。</h3><h3>王明杰、闫选政、韩新华72年在浩门农场。</h3> <h3>王洪涛提供的照片。</h3><h3>吴太仁、闫选政72年在糖车间楼上。</h3> <h3>王洪涛提供的照片。</h3><h3>韩新华、王小平、王明杰、王洪涛72年在浩门。</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