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行合一｜王阳明对毛泽东早年思想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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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阳明对毛泽东早年思想的影响

◇文｜佚名

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毛泽东立志用阳明心学改造国人思想

1918年的夏天，正是烟波浩渺的洞庭湖“八月湖水平”之际，刚从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毕业的毛泽东失业了。

　　就在4个月前，毛泽东才和他的好友蔡和森、萧子升等人成立了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的新民学会，现在却不得不直面极为现实的生存问题，梦想的肥皂泡被无情地吹灭了，这实在是一个令人尴尬的局面。

　　关键时刻，又是恩师杨昌济拉了他一把。

　　时任北大伦理学教授的杨昌济将毛泽东召到北京，提供食宿，视如己出，并将他引荐给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解决了他的就业问题。两年后，杨昌济病逝，其女杨开慧又解决了毛泽东的婚姻问题。

　　事实上，杨昌济对毛泽东的影响是既深且巨的。作为一名有理想、有思想的叛逆青年，毛泽东与父亲毛顺生长期不和。毛顺生一心赚钱，他虽然是个农民，却很有商业头脑，最终成功发家致富。很显然，一直致力于寻求民族解放之道的毛泽东与这样的父亲是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的。

　　于是，留洋归来，日后被毛泽东称作“给我印象最深”的杨昌济便扮演了亦师亦父的角色。在湖南一师求学期间，毛泽东被这位人品学识都堪称首屈一指的“怀中先生”(杨昌济号)深深折服，在给亦师亦友的黎锦熙的信中称杨昌济“弘通广大，最为佩服”。

　　众所周知，一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会在20多岁时基本确立。从20到25岁毛泽东在长沙一师求学，在这一重要的人生阶段，杨昌济言传身教给他的是什么呢?

　　是王阳明的心学思想。

　　这并不奇怪，博采儒释道的阳明心学是那个呼唤民众觉醒，独立自强之时代的雷霆之声，它像失而复得的飞来石，在黎明前的黑夜撞响了庙前的神钟，激荡着每一颗心灵。自从鸦片战争的炮火叩开了清政府腐朽的国门，举凡思想深刻，高瞻远瞩之人无不从中含英咀华，点亮内心的光明，识破外在的假象，高扬独立自主之人格，吹响人性解放的号角。

　　林则徐看重的是他以天下为己任，对国家的贡献：“以王阳明之才，国家所祈祷以求也。”并将其名言“苟利国家，生死以之”作为自己一生的座右铭。

　　左宗棠佩服的乃其事功：“阳明先生，其事功，其志业，卓然一代伟人，断非寻常儒者所能几及。”

　　康有为从他那汲取的是“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其仆从”的气概，在广州万木草堂讲学期间“斥数百年旧儒学都是无用之学，乃教之以陆王心学”，其演讲内容汇编成《南海康先生口说》一文，语涉王阳明达17次。

　　梁启超更是对王阳明心悦诚服，在各种场合为他奔走疾呼，用各种文章替阳明心学摇旗呐喊。诸如“阳明先生，百世之师”、“王学绝非独善其身之学，而救时良药，未有切于是者”、“阳明是一位豪杰之士，他的学术像打药针一般，令人兴奋”之类的赞誉不胜枚举。

　　务实的严复看重的是阳明心学中“知行合一”的思想。面对歧说纷呈的社会现实，他做了一个比喻：一头牛看见马比自己跑得快，认为是马蹄所致，便将马蹄搬到牛腿上，可惜牛仍然跑不快。他用这个比喻说明了一个道理：单纯地移植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而忽视与之匹配的文化土壤，只能是东施效颦，事与愿违。

　　一语成谶。

辛

辛亥革命后，各省处于一种无序的状态，各自为政。几乎是一夜之间，全国冒出300多个竞争性的政党，它们时聚时散，乐此不疲地党同伐异，彼此都没有任何西方民主制的规则意识，形同闹剧。据梁漱溟的父亲梁济记载，每当各省议员赴京参加国会，北京各个政党的党员就会到前门火车站去拉人，相互撕扯甚至大打出手，其丑态就像“上海妓女在街头拉客人”。议员也不是省油的灯，他们往往吃了上家吃下家，以承诺“投贵党的票”大肆收受红包，赚个盆满钵满。

　　其实，纵观世界历史，辛亥革命的失败无独有偶。几乎所有第三世界国家在民族革命之后，都建立起了西方式多党竞争的民主体制。然而，所有这些民主制度几乎都如流星划过天际一般，迅速地走向失败，最后政权大多落到了军事强人手中。

　　袁世凯称帝固然是在开历史的倒车，但在某种角度上看，这种倒行逆施的行为充分迎合了彼时一部分国人的心理。民国初年的种种乱象很难不让人产生“开明专制好于民主共和”、“中国需要皇帝”的错觉，当这种错觉强大到一定程度而又看不到希望时，梁济与王国维式的自杀悲剧就发生了。

　　伏尔泰说过：“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思考问题比研究一个时代的人们怎么行动更重要。”的确，思想支配人的行动，有什么样的思想就有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人才就有什么样的国家。大清帝国惟一没有贪污腐败的衙门是聘用英国人赫德为一把手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遍考史料你不得不承认，在清朝最黑暗的时期，在这个最敏感的职位上，赫德励精图治，爱岗敬业，是一个清廉自守的好干部――这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而清末民初的现实是，大多数人都意识到要去效仿西方的政治模式，但却忽略了一种制度之所以能行之有效与其长期积累的经验、复杂的社会文化息息相关。体制的制定者是人，执行者还是人，舍此而谈改制，制度改得再好也只能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

　　于是，亚洲第一个共和制国家中华民国的民主化尝试失败了，北洋的军阀和政客们开始纵横捭阖你争我夺，神州大地又一次陷入到兵连祸结之中。

　　这种全民性的危机感终于迫使国人将目光聚焦于文化。可惜，危机心态下的激进改革必定是歇斯底里、慌不择路的，新文化运动所处的特定历史时期注定了文化的结局不是被“改”而是被“革”。

　　在那个破鼓万人捶的时代，没有比砸烂中国文化的酱缸更容易、更痛快的事了。缸是砸烂了，酱也流了一地，还流毒甚远，一直流淌到每一个人的血液中，审视、改造文化的问题实际上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对此，头脑清醒的毛泽东冷峻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以樽栌之材，欲为栋梁之任，其胸中茫然无有，徒学古代奸雄意气之为，以手腕智计为牢笼一世之具，此如秋潦无源，浮萍无根，如何能久?”

　　在国势衰微，西学东渐的时代浪潮中，毛泽东认识到人民之智愚对于国家的影响，因此致力于开启民智的启蒙运动。但与那些主张全盘西化，推倒重来的人所不同的是，他立足于现实，着眼于根本，认为“今日之变法，俱从枝节人手，如议会、宪法、总统、内阁、军事、实业、教育，一切皆枝节也。”虽然“枝节亦不可少”，但“本源”更重要。

　　因此，他主张从“改造哲学”人手，摒弃压抑了国人数百年之久的程朱理学，弘扬长期被清朝官方无视的阳明心学，从“根本上变换全国之思想。”

　　在给黎锦熙的信中他多次阐明自己的观点：“欲动天下者，当动天下之心，而不徒在显见之迹。动其心者，当具有大本大源。”“夫本源者，宇宙之真理。

宇宙之真理，各具于人人之心中。”“今吾以大本大源为号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动者乎?天下之心皆动，天下之事有不能为者乎?天下之事可为，国家有不富强幸福者乎?”显然，这与王阳明“天下之事虽千变万化，而皆不出于此心之一理”“心即天，言心则天地万物皆举矣”的表述完全一致。

　　与辛亥革命诸公相比，毛泽东在汲取王阳明乐观进取、舍我其谁的精神的同时，还秉承了他重视现实，经世致用的态度，这与杨昌济对阳明心学深刻的认识密不可分。

　　认为“天地万物，以吾为主”“人之力莫大于心”的杨昌济将阳明心学总结为：一则求理于事物，一则求理于吾心。在他的影响下，毛泽东称王阳明为“传教之人”，将他视作自己的精神导师，并把阳明心学归纳为：一在贵我，一在通今。贵我者，“山河大地，一无可恃，而可恃者惟我”；通今者，“前古后今，一无可据，而可据惟目前”。

由是，毛泽东将阳明心学作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圭臬，笃志力行的准则，走上了一条比维新变法、辛亥革命更为深刻，更加漫长的道路。

毛泽东个人思想的转变与阳明心学

　　心即理，是阳明心学的逻辑起点。它认为，真理就在你心中，应该向内去求。每个人生活的世界，实际上是由你的内心创造的，这个世界的意义是由你的心赋予的。你的心认为世界有意义，它就会丰富多彩，反之则会暗淡无光。你的心，就是这个世界的主人。

　　有了她，就有了飞蛾扑火的勇气，刀山火海可以视同无物，循着理想披荆斩棘，走出一条属于你自己的路，攀上生命的高峰。

　　有了她，你就有了独立思考的能力，那些真假难辨的信息顿时一一分别，你可以将它们拎到心光下一一审视、作出取舍，在拨云见日后构建一片属于自己的蓝天。

　　在“心即理”的影响下，毛泽东摒弃了少年时期朴素的“无我论”(牺牲小我以成全大我)，转变为一名坚定的“唯我论”者。他热情弘扬主体意识，讴歌人的价值，喊出了“我即宇宙”“己即神也”“宇宙间可尊者惟我也，可畏者惟我也，可服从者惟我也”的时代之声。很显然，这直接来自于心学中“我心即宇宙，宇宙即我心”的表述。

　　在明朝，“无我论”的代表是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程朱理学。而毛泽东舍弃“无我论”，其实是将王阳明当年的心路历程又走了一遍。两位思想史上的巨人不谋而合地看清了“无我论”的两大弊端：第一，只讲集体利益，不讲个体利益。当集体被一小撮人操纵，个体的利益就会受到侵害。明朝中期和民国初期的社会现实即是如此。第二，无我论是很动听，但它门槛高，不切实际，没有尊重个体的情感需要，在以实用为文化土壤的中国只能是一尊漂亮的花瓶。

　　唯我论则不同，它提倡个性解放，完善自我，具有启蒙意义，其代表便是王阳明的“心即理”。

　　苏格拉底说过，没有经过审视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同样，没有经过自我思考与选择的道德是盲目的、被动的，难以持久，无法自觉。而“心即理”最大的贡献就是将个体情感与社会道德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使人既能获得内心的满足，又能适应外在的游戏规则，充分发挥了人的主观能动性，深为毛泽东所推崇。

　　行文至此，又化用王阳明“尔未看此花时，此花与尔心同归于寂。尔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尔的心外”的语句，写道：“世界固有人有物，然皆因我而有，我眼一闭，固不见物也。”

当然，如果仅仅是这样，阳明心学是不可能打动以改造社会现实为己任的毛泽东的。“心即理”在明确“心外无理”的同时，更强调了“此心在物则为理”，意在表明：心中之理只有与现实发生联系才有意义。这就将个人与社会，知与行联系到一起，避免了成为口耳之学的流弊，为“知行合一”做好了铺垫。对此，毛泽东评价说“凡吾所知者，吾皆有所行之义务”。

毛泽东《实践论》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

　　著名汉学家，曾任美国史家学会会长的魏斐德在他研究毛泽东思想的名著《历史与意志》中写道：“任何受过中文教育的读者读到毛泽东《实践论》的最后―行文字就会立刻联想起王阳明。毛泽东的‘知行统一’立刻会使人想起王的‘知行合一’。”

　　《实践论》的副标题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最后得出一个和王阳明完全相同的结论――知行合一，可见王阳明对毛泽东的影响深远。

　　王阳明认为：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同理，《实践论》中说：离开实践的认识是不可能的。

　　王阳明举例说：哑子吃苦瓜，与你说不得。你要知此苦，还须你白吃。同理，《实践论》中说，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变革梨子，亲口吃一吃。

　　王阳明举例说：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同理，《实践论》中说：无论何人要认识什么事物，除了同那个事物接触，即生活于(实践)那个事物的环境中，是没有法子解决的。

　　王阳明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知。同理，《实践论》中说：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

　　由此观之，虽然毛泽东一生涉及了诸如政治、军事、文化等诸多领域，但这一切都是以他早年对阳明心学的学习和体会为基础的有了这个坚实的基础，才有了一泓取之不尽的清泉，它对毛泽东的修身立志、求知做事、思维方法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取舍都起到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纵观毛泽东一生，其巨大的精神魅力就在于他熔铸了两种格格不入、截然对立的性格气质，诗人浪漫主义的激情与政治家现实主义的眼光在他身上奇特交融，奏出了一曲曲扣人心弦、波澜壮阔的交响乐。

　　一方面，“心即理”使毛泽东以狂者的姿态横空出世，追随王阳明以“立德、立功、立言”之三不朽为人生价值的人世精神使其敢于中流击水、浪遏飞舟。从他那如椽巨笔中喷涌出来的墨客风韵，构织成一篇篇令人倾倒的绚丽辞章。其潇洒倜傥、才华横溢的诗人气质，令古今中外无数的政治家都黯然失色。

　　而另一方面，“知行合一”让毛泽东在共产党的领袖群体中表现出独特的务实冷静的态度，极少表露出时而狂热时而消沉的情绪起伏。他在革命期间将政治运作牢牢地扎根于中国社会的现实土壤之中，拒绝一切主观臆断和非理性的因素。这种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现实主义精神，正是知行合一所赋予他的，也是毛泽东能够经受住历史的考验，成为革命领袖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中国的革命能够成功，因为它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知行合一了。是谁结合的?是以深厚精湛的阳明心学为思想基础的毛泽东。舍此而谈中国革命，任谁也休想改写历史。因为，理论成千上万，主张人人皆有，而只有阳明心学切切实实地解决了长期以来“只知当如是，而无术使之必如是”(只知道应该做什么，却没有实际的办法去实现)的困局。

　　毛泽东站在这座稳固的基石之上，联系中国的实际情况，改造、吸收马克思列宁主义，才有了能够挥斥方道、睥睨天下的“毛泽东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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