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母亲

蓝峰

　　母亲离开我们有百天多了，到另外一个世界去寻找与她相守了一辈子的父亲，不知道他们现在那里过的如何，最近经常想起老爸老妈过去的一起事情，于是就动笔简单的写了一些往事。写这文的目的一是怀念母亲和父亲，二是记得在院庆六十周年座谈会上有老同志讲“不能只记住伟人，而忘记为核武器事业作出贡献的那些普通的人，包括那些已经献出生命的人!”。

母亲叫朱秀月， 92岁高龄，身体很健康，让她骄傲的是一辈子基本没有吃过药，虽然离开我们了，但给我们子女留下的是她永远的开朗和笑声。

　　1960年我们家从兰州搬到了221厂，父亲是在58年第一批就到221建厂的，当时他主要的工作是在海晏的骆驼山下建一个烧砖的窑厂。我也可以说是看着221厂的一座座高楼和工厂从草原的地平面升起的。

刚到海晏我们住在骆驼山脚下，白天站在山坡上抬头一眼就看见广袤的金银滩，大草原荒无人烟，偶尔看见牦牛在草原上慢慢悠悠的吃草，那时感觉大草原上好像就是我们一家，也没有小朋友玩，草原成为我们的玩伴，天天风吹日晒的在草原上瞎逛。

　　家住在老鹰山(也叫骆驼山)脚下非常简易的地窝里，露出来房子是砖砌的外面糊一层泥，房顶就是用油毡纸盖住，上面压一些砖头。晚上在一盏煤油灯下一家人挤在用几块木板搭拼的床上睡觉，夏天还好草原外面的炎热考晒使得屋里温度刚好，但是冬天就难过了，进入九月草原就开始下雪，屋里非常冷，只能烧柴火炉取暖，早上醒来一睁开眼就看见屋顶上面结一串串小冰柱，那时感觉挺好山玩，不知其艰苦。

　　221建厂初期草原上的生活更是非常困难的，家里七八张嘴就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养家糊口，那时能吃到一个馒头是非常奢侈的了，每天期盼着父亲下班能从食堂给带一个回来。

母亲为了接济家里的生活就去给建筑公司的工人们洗衣洗被，据她回忆一床被子洗完缝好好像是五角钱，一件衣服是二角钱。许多家属们都是这样争着去洗，因为家里孩子多要吃饭的嘴多。母亲干活利索洗的从不马虎，总是干干净净的送给人家，认识她的工人都愿意让她洗。

青海高原的水什么时候都是冰冷的，冬天更是冷的让人受不了。一年四季长期的洗让母亲的手红肿破裂，但是她包着胶布依然坚持着，这样一直到62年。

这年221厂区的主要厂房和宿舍基本都建好，建筑公司搬走了，我也要上学了，我们家就从窝棚房搬进工人们留下的大平房（位置在现在乙区九一小学南边及王洛宾广场东边一片）。那里当时是乙区生活的中心，因为有乙区百货商店和菜店。工人们走了，母亲也不再为工人洗衣被啦，同时生活渐渐地也开始好一些。

　　这一年母亲开始为221厂的安全工作了，由于是建厂的老人，乙区派出所给了母亲一个义务治保委员的角色。建厂初期由于保密的要求在草原工作的人都属于抛家弃子不能正常和家人联系，通信也是使用让人们永远找不到的地址，比如；青海矿区XX信箱。矿区这词太广泛谁知道它在哪里。由于几年不能回家又联系不畅通，这样就导致经常有老婆找男人的事出现。

乙区是221厂的门户，所有进入厂区的人必须要有派出所开的通行证或工作证，包括我们进厂也要开通行证。没有通行证的人都被统统赶下火车，而这些外来人员更加明显，因为她们面生再加上她们穿衣打扮完全和厂里人不一样，所以一下火车就成为派出所的检查对象，被请去询问和调查。在没有调查清楚之前不能离开，派出所就安排她们住在我家，母亲完全就成为义务安全员，管吃管住还有管她们不能乱跑。记得曾经有个南方女人住家里了，她嫌吃的不好住的不好，一不留神就往外跑，母亲动员我们几个孩子看住她不能让她乱跑，这样也自然而然的给我们上了安全教育课，那时虽然穷但是精神上还是感觉挺有意思。

母亲做这些事完全是尽一个公民的义务，公家的事在她心目中永远是大事，家在兰州时母亲曾经是正式工人，当时国家困难号召妇女们离职回家，为响应号召她义无反顾地不工作了。

　　64年221厂为满足越来越多职工的住房要求在乙区建起31栋楼房，我们家住进了四号楼一楼，随后建好九一小学和九一中学以及大批新平房，基础设施越来越完善，乙区成为221厂职工家属主要居集地，人们的生活开始走向正规。这么大一个社区需要管理，于是就成立了家属管理委员会，母亲不知道为什么就被自然而然的推为委员会的头头。

家委会的目的是组织起家属们打扫环境卫生和学大寨进行开荒种地。其实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将一群无组织的家属们动员组织起来开荒种地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除了领导开开动员会，剩下就是母亲一家一家去走访了解情况并进行说服，那时我感觉母亲去别人家串门是常事。

　　母亲是一个文盲，大字不识几个，一辈子就认识三个字，那就是她的名字，而且是会认不会写。一个没有文化的妇女去组织一群散沙的家属妇女，她只能靠自己的实干和带头来动员大家，她做了许多许多事，但也得罪不少人，真不知道她是途什么？。

这些年回家探亲常常和聊她起这些往事，问她：“那时为什么那么积极，图什么？”，她回答：“就是感谢国家，让自己当家作主了”，这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人常有的一种感恩和朴素的感情吧。她不是正式职工，没有任何收入，但她默默地也在为我们国家的核事业尽自己的一份力，直到父亲去世她才有了自己的工资（每个月600元的抚恤金，即没医保也有社保）。

在随后到来的文化大革命确使母亲遭受了一次人生当中的最大魔难。221厂的文化大革命也是搞轰轰烈烈，两派人马（草红派、革联派）打斗的不可开交，尽管没有枪炮这些武器，但是221厂制造长矛的水平不低，两米多长的铁管上焊接着一尺长的矛，也是武装到了牙齿。69年前是两派斗，你骂我我骂你小打小闹，但是到了69年的冬天情况出现极大转变，二赵（赵登程、赵启民）进住221厂开始实行军事管制，草原上就此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白色恐怖”。

　　当时221厂发生了三起大事故（电厂停电、二分厂工号爆炸、七分厂仓库失窃），之前的领导分析事故后定性为技术事故。二赵来了开全厂职工和家属大会宣布定性为反革命事件，是516反革命集团的特务所为，是配合台湾蒋介石搞破坏。说：“221的反革命就像花生一样，是一窝一窝的”，由此开始了怀疑一切打到一切，大搞逼供信，进行所谓清理阶级队伍的白色恐怖。我们的父母没有逃过这一劫难，我的同学和老师也没有逃过这一劫，大家网上可以看看“禁地青春”这本书，书里面所诉了当时的基本情况。

先说说我身边的同学和老师，当时我们九一中学有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舞蹈队员加伴奏约有四十人，我也是其中一员，宣传队从67年开始就经常上高山到高射炮阵地，去草原到各个深山边远哨所为保卫221的解放军战士们慰问演出，221厂周边的大山和草原我们都跑遍了，68年九院建院十周年我们更是轰轰烈烈但是好景不长，在二赵期间的69年末到70年宣传队一个16岁拉二胡的刘健同学和一位吹笛子的赵德师傅被莫须有的定为流氓强奸犯给枪毙了，还有一位拉手风琴的刘师傅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牛棚。那时说你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说你是流氓你就是流氓，逼供信直到你承认，白色恐怖的令人发指，人人自危。

　　我父母的厄运在69年冬天也到了，一切从二赵组织的221厂大抄家（称是保密检查）开始。全厂性的抄家搜查一共进行了三次，第一次是家家都搜查，后两次是对有嫌疑的重点人再进行突袭式的搜查，我们家被搜查三次。记得那天清晨我们班正在晨跑，突然看见大批的解放军战士全副武装荷枪实弹跑步过来，开始以为他们在训练，结果看他们跑向每一栋楼房和平房然后把守在各个楼门口，所有人被赶出家不准任何人进。接着大喇叭开始广播，让职工们到大食堂聚合开会，大会上宣布今天进行保密大检查，全乙区戒严，职工不能回家，搜到谁家谁再回去配合检查。家属和孩子们也只能在大门口等候。我家是三楼，也是最后一家，等搜查完毕已经是下午四点，还被饿了一天。

那时候家穷图壁，除了单位配发的几张钢丝床和一些桌椅板凳外就是放衣服的箱子，家里根本没有多余东西，但是那也搜查非常仔细的，所有的东西和每一个角落都不会被放过，每一本书都要一页一页的翻看，包括烧饭的炉灶要看看里面烧的什么东西，炉灶还要把砖拆开检查里面藏有什么东西没有。他们最注意的是家里的收音机和带外文的书信，如果谁家有外币那就惨啦。收音机被认为是收听敌台的，怀疑性最大，一般要拆开仔仔细细检查几遍，外文书信和外币一般就属于通敌罪证。

检查了很久也没有发现什么，但是在床铺下面发现了妈妈给我们做鞋的鞋样，那时候穷每年只有在春节新年才能穿上一双手缝的新布鞋。鞋样是用旧报纸剪的，她在剪的时候没有注意到背面有一张白毛女的剧照，正好被剪掉一个角。这立刻被记录下来作为一个证据留下。在后来的批斗她的大会上就被上纲上线的说成：“你能是贫农吗？，贫农为什么会对白毛女这样恨，只有反革命分子才恨白毛女。”

接着又马上开展了大揭发大批判，我们曾经的好邻居居然揭发说：“晚上好像听到我家有滴滴答答的电台发报声”，真是倒霉到家，平时我们对她们家很好，她的两个小孩都是我们帮着带大的，这感觉就像被疯狗咬了一口一样，于是又对我家进行了两次突然的搜查，当然是一无所获。

　　还有一事，作为工匠的爸爸手非常巧，可以编制各种各样工艺品的东西，比如，鸟笼和灯笼。尤其是那种走马宫灯，宫灯分两层，下面点上蜡烛后里面的那一层就会在热气流的驱动下自动旋转。

那些年每当全国党代会和人大会的召开，人们都是欢欣鼓舞，举行欢庆游行。每到这时候父亲要把灯笼挂在阳台上表示喜庆一下，这后来也变成一条罪证，说是在给台湾特务发信号。在那白色恐怖的日子里，想过正常生活是非常奢侈的事。揪出反革命分子的批斗开始了，母亲如同她自然的被推为家属委员会的头头一样，又自然被定成了乙区的5.16反革命集团的特务头子。这一切没有任何理由，只是一部分人说你是你就是。

　　父亲也莫名其妙的被关进牛棚，后来问他原因，他说是替他的一个姓孟的同事打抱不平，见军管会的人把莫须有的罪名都强加给那位同事时，他说了一句：“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就得罪了军管会的人，说他也是同伙。

母亲没有被关进牛棚，但是，每天必须上下晚挨三次批斗和向毛主席请罪。对她的批斗会开始是小规模的，就在我们家四号楼一楼的一房间里。由于担心，晚上我经常会在外面偷偷看，通过窗玻璃看见母亲弯腰站着，有时候她被人压的头低的很低，地下滴了一片泪水和汗水。

母亲由此落下严重的腰肌疼痛的病，并伴随她了一辈子。人们不停的在发言指责和羞辱她，不断的要求她交代的5.16反革命分子的问题。当时，家里就我和弟弟，姐姐们参加工作都离开了家。我15岁，弟弟11岁，我们心里充满了恐惧害怕，巨大的精神压力吞噬了年少的生活乐趣。

　　开始母亲很坚强，说自己在旧社会逃荒要饭吃苦长大的，恨蒋介石反动派，感激党和毛主席解放了自己，听党话跟党走，怎么会反革命呢。但是，“221的反革命就像花生一样，是一窝一窝的。”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下必须要有人是反革命，221已经在不断的枪毙反革命，母亲是反革命已经是定性了。

后来母亲被认为问题严重，上升到了大专案组审查，每天讯问的问题都一样，“你是什么时候参加的5.16反革命组织？什么时候参加台湾的特务组织？什么时候在蒋介石的狗头像前进行的宣誓？你特务组织的任务是什么？”并诬陷说：“你们准备什么时候炸电厂、炸各分厂、炸火车站、炸锅炉房......”等等，这样的审讯每天都进行着。

为进一步打击母亲的精神和意志，全厂开任何批斗大会她都被押去陪斗。无论坐汽车或火车，她被严令坐在地板及地上，说：“反革命分子没有资格坐凳子。”全厂开批斗大会开始前，要点各单位所谓主要的反革命分子的名，让他们站起来，在上万人面前低头弯腰接受批判，起到震慑心理的作用。

　　会场周边被荷枪实弹的士兵包围着，附近的楼上架设着机关枪瞄准着会场，此时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如同监狱一般。几个月的诱供和逼供，让母亲精神和身体接近崩溃，每天挨批完回家后，她就躺在床上哭，说：“我不是反革命，我不是特务，为什么这样对我。”

面对这样严峻的现实，我和弟弟也无法应对，只有每天默默地守在母亲身边并充满了担心，担心哪一天她想不开突然离开我们。每天我和弟弟上学心里一直想着妈妈，中午下午放学第一件事就是赶紧跑回家看看她是否还活着，日子就是在这种痛苦和歧视中挣扎度过。

虽然我们坚信我们的父母是没有问题的，不是反革命，但是看看现实状况我们只能祈祷运动早点结束，让我们过上平静的生活，赶紧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有一天，下午放学回到家母亲依然躺在床上哭，我问她是否又挨批斗了，她说下午他们拉她去了青海湖边的草原，指着一个坑说：“这就是你的葬身之地，这个坑就是给你准备的。再不交待，再不坦白，你就要被枪毙，埋在这里，只要你承认罪行就可以不死，可以从宽处理。”

这时的母亲已经不相信什么了，因为221已经有许多无辜的人被枪毙和自杀，活着是她的唯一希望。母亲和我们商量：“是不是先承认自己是反革命？”我说：“这行吗？承认了可是危险。”但是，我心里也没有任何主意。母亲说：“我实在受不了啦，承认了先不受罪。”

结果，晚上的批斗会母亲就完全承认了他们给她定的罪名，如：参加了5.16反革命组织，参加了台湾特务组织，在蒋介石的狗头像前进行了宣誓等等，并准备炸电厂、炸分厂、炸火车站、炸锅炉房，胡乱编造了时间、地点、人员、领导等。

　　晚上，她回家给我们一说，我说要告诉我爸，让他有个思想准备。就写一个小纸条，把母亲认罪的情况写下来，内容大概是“我妈承认她是5.16了，还有承认宣誓了......”等等。

第二天上午，我借给父亲送衣服的理由去了关他的牛棚，牛棚在乙区管理处办公楼里的一间房间，窗户被木板钉死。他的徒弟看着他，徒弟我认识，以前几乎每个星期天都到我家，假借和父亲谈工作的名义，在我家蹭吃蹭喝。看我来徒弟就出去了，我赶紧把纸条给父亲，并小声说：“我妈承认了。”然后就离开。

过天中午，父亲以拿毛衣的借口回家，还是徒弟跟着，到家后徒弟在门外面等着，父亲赶紧扔了一个纸团到床上。然后看看母亲说：“要好好活着。”父亲走后我打开纸团上面写到：“承认了就等于宣判死刑，赶快推翻！”

晚上再开批斗会时母亲就全部推翻罪名，气的专案组的头头直骂，好不容易找一个所谓的反革命大特务，结果又不承认了。一窝一窝的反革命没有挖出来，向“二赵”邀功的目的没有达到。

　　批斗一直延续到71年初才慢慢放松，人格扭曲是那时期最明显的表现，原本善良的人们，也搞黑白颠倒逼供信，制造了很多冤假错案，真是可悲可叹。

尽管历史的进程中有一些不好的阶段，尽管我们只爱展示最光彩的一面。但是，金银滩大草原依然存在，那雄浑的高山和流淌的河水在启示我们，历史永远不该被忘记和篡改。221金银滩，依然是我们可爱的老家。

　　几十年来父母给我们留下印象的是勤奋肯干、老实热情，一辈子无怨无悔的奉献。关于他们的故事还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