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知青岁月一一部分老知青回忆集

木头

部分知青回忆录

 

侯小农：

当年，生产队很穷，人也很刁。我们队当时学校知青分配名额是三男三女，没想到到底闹出了乱子。

 

出发的那天早上漫天大雪，出发的是个卡车。校工宣队，军宣队找到车旁让把陈瑶约行李拿下来，说她的反革命案末结，所以不能去插队。结果我们分到礼泉县南坊公社南峰二队知青就剩了三女两男，我和王培林，三个女生是玉新，张俊英，赵志军。

 

卡车摇晃中，我们晕晕昏昏地直到天黑了才到南坊镇，沒见到欢迎人群和公社干部，下了车，一车十五，六个人全傻了？卡车司机一溜烟的开车跑了，这才知道一共一百五拾个同学到南坊，前面的车早到了，公社组织各村将学生都接走了，我们这个司机沒来过礼泉，路上走错了。转了一天，才找到南坊，扔下我们赶紧溜了。

我们在车上又冷又饿了一天，到地了又见不到个人，十几个人抱着行李挤坐在公社大院里，又不是一个生产队的，自己又拿着行李不知道怎么走。等了一拿儿，有几个同学就哭起来了！我们几个男的硬是敲门找人，公社的人员才出来说领导不在，他们不拿事，更不敢随便送知青到队里。磨矶了半天，才答应去找领导！

后面才知道，工作人员知道我们是分到南峰队的，所以才不敢送我们过去。实际到我们村也就五里路。因为南峰二队当时向公社要的是女知青，不要男的！

大概是领导通知队里知青到了，队里来了一驾马车和几个男的吆喝着:南峰的装行李上车走人.那几个男的强着将三个女的拥上马车，赶车就要走，一个女生说他也是咱队的,车上站着一个看有25，6的人，吼了一声不要！

我刚在行李放车板上。顿时傻了眼，不知道该说啥好了。砰，的一声！我刚放上车板的行李就被车上的人踢了下来！闷了一天的火气一下子窜到脑门。我大骂一声，一步就窜上车板，挥拳就将车上怂人放倒在地上打滚了。其他几个都围上来拉扯我，其他同学也冲到人群里，不管男女，知青和村民就在公社院子里混殴，一场混战，知青大胜！

南峰队里接女知青的怂人全躺在了地上。不见面的公社领导全露面了，管理知青的西安市安置办工作人员全露面了！

我们终于坐着马车由公社领导，知青办工作人员骑白行车陪护，一路直奔南峰大队，一到就召唤全村里人开社员大会。有趣的是。公社书记问我，你还願不願再插队了，我说不愿意！我要回家，回西安。不然你们一走，这村里人还不把我给吃了，人家就不要男的，只要女的！

书记让社员表决，要知青没一个人举手！不要的全村人都举手了。书记一下燥了，我还不信了你们了！敢不要毛主席派来的知青！这五个放作南峰定了！我不仅放他们五个，我还要给你们队派十个，廿十个。

果然第二天早上，就从其他村知青给我南峰队调整了十三个同学过来，一下子我们大队就十八个知青了，哈哈这下扬眉吐气，村民再也不敢跟我们正面冲突了。

就此我也正式成为一个南峰二队村民了，说的知青！自己都觉得亏了先人板板呢，念了不到七年书，就是他妈的知识青年了！

 

老吴头：

陈海，二附中的学生就是革命自觉性高，我早掉队了，不敢跟校走只能和本院的几个九中学生插队到下马营柘沟。28日公社知青返队总共回去六七十人，我们小队当时8个插队学生，只回去一个女生，不过她说村里老人们还都记得我们，现在村里已能通汽车了，她就坐了一辆老知青开的车在大队村里转了一圈！

程传文：

张玲安和王芳的小年糕视频让我们看到过去的景情，倍感親切。张玲安让我们回忆起当年扎小辨的小姑娘和留短发的小伙子，同学们天真无暇从学校到农村始终保持着兄弟姊妹之情，时隔半个世纪可惜那可爱的小辮已看不到，就连那乌黑的头发也无几头，欣慰的是童年的情谊还保持到现在。

王芳告诉大家磨池湾的变迁，让我们回忆起刚下乡时种庒稼还是较原始的操作，牛犁、骡驮、人背，别说拖拉机就连个架子车也没有，虽说苦和累可村里人丁兴旺，没有荒地，大家在地里干活说说笑笑非常热闹。

下乡三十年后他们又回队重温了早年犁地播种的情景，心里还是满高兴的。前几天唐豆把我拉上随班长一行又去了磨池湾，可见的是人烟稀少，有些地己没人管，给不知那来的外来户种庒稼，甚至窑洞也让他们住。看似很荒凉，但家家有电灯、电视，自来水龙头，水泥路也铺到了村里。心里不知是啥滋味，甜酸苦辣都有吧。

西安知青大聚会，咱班也在沉香亭集合，庆祝上山下乡五十周年，很有意义，因为这是前世未有，后世永无的事。张玲安己告我西安集会一事，我去不了。在此回忆过去的往事，想同学们了。祝同学们聚会尽兴庆之愉快，达沉香之情谊。

侯心平：

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十周年，多快呀！都五十年了！当年活蹦乱跳的青年男女现在都已是奔七的老人了！                                

  记得六八年夏天我去了北京姥姥家，突然有一天王丹侠来了封电报，叫我快回来吧，大家都组队下乡了！她把我拉进她所在的队，于是我便成为下乡知青的一成员。     

                                           

  离开西安的那天我们组有两位家长随同，一位是韩焕玲的妈妈，一位是王丹侠的妈妈，她们那时还很年轻也就四十多岁。我们那时还是孩子，来到新地方为了满足好奇心到处跑到处看，惹得队上的娃娃跟了一大群。而短短的一两天随队来的两位妈妈倒发现了大问题，她们看到队上大多数社员走路都瘸瘸拐拐，无论手关节还是腿关节都很肿大，而且很痛。这两位妈妈立刻把情况反映到公社，上面还派人来提取了水样，看是否是水的问题，后来到底是什么结果，也没了音讯，这样我们十六个人就在这穷乡僻壤扎下来了。                                   

  全队只有五十几口人，刨去老人娃娃，能干活的人很少很少，如今队上一下子来了十六个生龙活虎的年轻人，全都是壮劳力，可把队长高兴坏了！把我们当宝贝。这个队地广人稀，原本的五十几个人加上学生十六个人，还不到七十个人，可耕地就有七百亩，怎么种得过来？太远的地连种都不去种了，种上的地又管不过来，除草、灌溉在山区更是不可能的事，只能靠天吃饭了。

我印象最深的是下乡后的第一次收麦子，只有离住户最近几块地里能收到一麦子，其它远些的、沟里的、梁上的、山背后的几乎绝收，麦穗稀稀拉拉的都搭不上镰，用手薅都要弯九十度的腰，麦穗只有两公分长，就这样也要收回来，那也是收成啊！那一年全队麦子的收成是六千斤！

开春往地里送粪是挺艰苦的活儿，攒了一冬天的牛粪、羊粪全靠春天往地里送，偏偏我们队又是个地无三尺平的地方，出门不是上就是下，我们女生担粪也不甘示弱，争着与男生比肩，如果哪天动作慢了点儿，剩下小筐了，还觉得担小筐很丢人。     

十六个人生活在一起，吃饭是个大问题，好在学生有国家给的口粮保证，还没有饿肚子。但十六个人吃饭隔个三五天就要磨一次面，大队的水磨水小，转得慢，学生每次磨的面又多，经常把社员磨面的时间都占了，队上男生就半夜轮流起来磨面。现在想想，那时候十几岁的我们也真是不容易。

日子苦，队上年龄稍大的男生就想办法改善生活，高某路过大队的时候看到有人卖羊羔，就花两块钱买了一只瘸腿小羊羔回来，想等养大了大家吃肉。小羊羔拴在后门外的小树桩旁，每天我们带点儿草回来给它吃。一天我不知怎的动了善念，觉得小羊羔太可怜了，周围光秃秃的没东西可吃，就把它牵往坡上有草的地方，拴在一棵小树上，让它吃吃周围的草。等我下工回来，看见后门那么多人，我也好奇去看了看，原来被我牵上坡的小羊羔被吊死了！它腿不好，从坡上滑下来又没有力气往上攀，就被活活吊死了，罪过啊！我为此难过了好几天，还好羊羔的主人没有责怪我。

下乡的第一个春节我是在生产队过的，没回西安。大年三十我们队上四个没回家的同学一起包了两百个饺子，一人五十个，我没舍得吃，拿着饺子到一个社员家里去了。大年三十啊！这家人竟然没有开火，因为没有什么可做的。看到我拿来的一大碗饺子，他娘烧了一锅酸汤，下了一小把干苜蓿，倒进饺子煮了一大锅，我们竟也热热乎乎过了除夕！眼里都是泪……。      

                      

  在队上的日子过得很艰难，十六个学生一年才分到一斤多油，这点儿油比金子还贵，平时都舍不得吃，辣子面从来都是干着吃，谁舍得用那点儿油去泼辣子呀！好在我那时不会吃辣。那时我们知青组有个不成文的规定，谁回西安就带些咸菜、酱油或是其它东西，大家共享。我记得有一次王丹侠带了一竹篓子四川的咸菜，还有点儿甜味儿，太好吃了！至今记忆犹新。           

        我不确定是不是陈晓曦从西安买来了十几只来杭鸡崽儿，我们认认真真地养起来，最后我们居然还有鸡蛋吃了！

有一次去固川缴公粮，回来的时候走在固川街上，高某看见卖猪崽儿的就买了一公一母回来喂，我们规定谁做饭谁喂，八个女生每人做三天，我们都很仔细地喂，这两头小猪居然也被我们养大了！公的杀了吃肉，母的下了六头小猪崽儿（这是后话）

那头公猪杀了多少肉我不知道，但当时是请了全队社员来吃肉。队长来了，我用大洋瓷碗给他盛了满满一碗，队长端着碗咧着嘴大笑着，笑着笑着竟然哭了！他说他这一辈子没有这样吃过肉。

剩下的肉我们几个女生就学着当地人做臊子的方法把肉切好，让一个能干的女社员帮我们把臊子做好，装到一个小口的瓮里，大概能装二、三十斤肉，计划着慢慢吃也能吃相当一段时间。

谁知没过多久就发现，瓮里的臊子每天都少许多，谁吃了？不得而知！当时大家还乱猜测，后来不知谁发现每天半夜总有一只大野猫来厨房偷吃，害得我们用多大的石头压住瓮口都不起作用。唉！早发现就好了！把老猫打跑的时候，瓮里的臊子剩下四分之一不到了！

说起那头母猪也真给力，第一胎就产了六头幼崽，学生自己留了两头，剩下的四头怎么办？社员养猪得要有指标，没有上头的分派社员不能私自养猪。没办法，好人做到家，老高又用背篓背上四头小猪崽到固川街上两块钱一头卖掉了。卖猪崽的时候恰逢老高他爹来看他，看到自己的儿子在卖猪崽儿，老人家落泪了。

瞪眼锅盔

今天，一位忘年交小友在网上发了几张照片，拍的是陕西名吃——锅盔。她提到了“瞪眼锅盔”，小家伙还详细介绍了瞪眼锅盔命名的由来。

我和几个同学一起被上山下乡是1969年4月29日，下乡后期时，生产队派我出工修梅家坪到七里镇的“梅七铁路”。

每天进隧道里打风钻、放炮、出碴、立排架……打风钻、放炮、出碴、立排架……羼着大量土豆片的面片汤加一个馍馍的“份饭”，吃不饱啊！

一位姓雒的农民，他的患柳拐子病的浑身大骨节的走路不很利索的太太，见我瘦骨嶙峋的样子，经常用黑面，就是那种磨面时舍不得用细罗过罗的粗小麦面，烙出几个锅盔接济我一一白吃白拿的。

隧道工地的窑洞宿舍里，三班倒之余，躲着同样因为干重体力劳动，吃“份饭”而饥肠碌碌的农民工友，来不及洗去打风钻扑满浑身的岩石粉尘，饿狼般迫不及待地偷偷搿一块厚厚的黑面锅盔吃。

虽说黑面硬锅盔难以下咽，但是那一刻上下大分着颌骨大瞪着双眼啃锅盔的感觉，简直就是绝美的享受，幸福感一点也不比吃着白面馒头管够的军代表老白差。

招工的时候，21岁的我属于第九黑，没有一家条件好的单位敢要我，估计是害怕我搞什么破坏社会主义大计之类的坏事情。其实我早就内心恐惧得俯首帖耳，犯病的不吃，犯忌的不说了。幸好我可能还有被改造好的可能性，地质队对我的黑背景不太计较，赏了我一口饭。

这一离开生活了三年的农村，就东奔西跑，没有时间回去看看。直到我47岁那年，领着老婆，带着两个孩子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故地。

从西安出发，火车需要走大约四个多小时，到站是一个连建筑痕迹都没有的“乘降所”。下车，走进了我打的那口隧道，在隧道口留影的同时，由不得想起了“瞪眼锅盔”。

下了坡，走进我修铁路时宿舍所在的村子里，问那家姓雒的农民。村子已经因为修水库把老公社淹了，升级成了公社驻地，后来因为人民公社似乎难以为继，改成乡了。

找到还依稀记得我的几个老农民，一番寒暄，散了烟，问起雒家，才知道雒家的男人原本就是六零年大饥荒时代，从陕南逃荒来到我们这里的，后来运气不错，娶了一个身患柳拐子病的姑娘为妻。人民公社散了后，老雒听说陕南生活好转了，他也年龄见老，心生落叶归根的情结，带着柳拐子太太回老家去了。没有人知道老雒老家的具体地址。

我想报恩的愿望落了空。

进到我下乡的村子，这个小村子当年只有十八户人家，七十几口人。村子的名字好像和战争有关。找到当年的房东大哥，吃了大嫂做的家常饭：当年新玉米的玉米珍子稀饭，一小碟腌韭菜，几块当年新小麦面的白面锅盔。两个孩子赞不绝口说：“这里农民的饭这么好吃，你还说多苦多苦？”

房东家的爷爷已经过世，我请大哥带我上山去看看老头儿的坟墓，恭恭敬敬地给老爷子拔了草，行了礼。下山。

聊天时知道了自从人民公社散了后，大哥家现在的生活远比当年容易了。尽管政府号召农民种苹果希望致富，农民却把运不出山的苹果拿去喂猪，但是毕竟种一年地，打了小麦和玉米，缴了公粮和农业税后，也可以吃两年，节省一点甚至可以吃三年了。

贺敬之写过他们的感受：“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我真的不是一回，也是几回回梦里回到过这个名字与战争有关的小村子，回到过我曾经住过的小屋和同学们住过的窑洞，但是，我搂什么？

临别，几回回想开口向大哥大嫂讨要几个锅盔，终究没有开口。自打第一次回乡探望，这些年回去过好几次。前年回去，带着小孙孙，带着他喂牛，带着他吃玉米珍子稀饭，带着他下到河滩玩。我没有带他去看我住过的小屋，没有带他去看我当年到河边挑水的大石头，也没有带他去看我打的隧道。

今年听说大嫂已经死了，高血压引起的脑溢血，小山村地处偏僻，来不及送医院抢救。七十多岁的大哥随着儿子吃饭。

我的一位一家子说的，“……但我吃了豆，却并没有昨夜的豆那么好。”

望七叟20180517长安

去年九月份，我查出肺癌，十月份动手朮切去了一叶肺。目前在做化疗。

进入一月份，想起了咱们的同学，我的朋友丛大长三年前的一月份在美国死于肺癌，当年我写下一篇悼念他的文字。

原本这篇文字没打算发在学校的群里，毕竟五十多年前的旧事了，难免会引起一些同学的不快。

查出了肺癌，切了一叶肺，做了几次化疗了，年近七十的我已是待死之人，丛大长是我在师大二附中不多的几个好朋友之一，为了我和他，也顾不得什么顾忌了。

悼大长

20160415

前天，听同学在微信群里传，我中学时代的同学丛大长死了，死于今年1月21日。

第一次见他是1963年9月，我13岁半，他因为生日在十月，还不足13周岁。我们考入了同一所中学，同班，同宿舍。

这个中学前身是陕西省工农速成中学，后来变成陕西师范大学的第二附属中学，是当时的陕西省级重点中学——西北局、陕西省、西安市各级官员的子女占生源里的相当比例。我们这些凭成绩考进来的学生，大约都是学习比较好的。

报到那天和以后的很长时间，他都穿着一件超长的格子外套，清癯但是隽秀，甚至有些怪异。班会的时候他被指定为班长，一直到文革前。

他学习很好，尤其长于外语，爱看书，似乎文史类的书更加钟爱。曾经向我借过《我的前半生》，看完了说：“溥仪真是倒霉蛋。”

他说话清晰有条理，既没有那些官员子弟的桀骜，也少有我们这样自认为是优等生的傲气，也没有贫寒学生的那种谦卑。从来没有听到他说起过自己的家庭。

1966年，初中快要毕业的时候，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那个未知前途的暑假到来之际，全班合影，没有见到他。

暑假过后，学校里的已经夺权了的学生，代替学校发来了返校通知。一进学校门，就被高三的学长叫到教学楼上，盘查出身。当我说出“教师”二字后，那个满脸都是青春痘的王忠礼学长面无表情但却声震寰校：“滚！”

我从教学楼上滚进了我们在平房的教室，黑板正中布置得象神龛，挨着神像两边的对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 老子反动儿混蛋”，还有个横批在神像顶上，是“基本如此”。初中毕业应该是16岁，孩子们还懵懵懂懂，其实要是按照国人敬神的习惯，这些文字已经是对神大不敬了。因为我从小就被父兄教古文古诗词，学习中国的文化。记得上学的时候看过关于神和他的老子激烈争执的文章，好象是威胁着要跳池塘的，这副对联该怎么解读呢？只有憋着笑，装着一脸恭敬，在军用皮带抽打课桌的“啪啪”声里，大声读这副渎神的文字。

我家那时候是黑九类，经不起大风大浪，沉了船，家破人亡。幸存的家人被赶到了城南的一个农村里，四口人租住不足9平方米的一间土屋。那年的冬天很冷，全家没有收入，很多雪夜，我甚至偷过农民地里的冻白菜带回家，聊做一饭。

不知道什么时候，丛大长的家也从城里被赶了出来，住在南郊北池头村，在村南缘租了房子。我去他家看过他。他家租住的那个院子大门向南，对着一片荒野。房东养了一只凶恶的大狗，见到我进来，扑上来就咬。他出了土屋，看到是我，黄白的脸上透出惊喜，喝住了狗，请我进屋。那次见面，我俩聊了很多，到现在唯一能记住的话题是三十七中打死的老师，叫王冷。他还拿出来了为王冷叫屈的传单，印着那位年轻女教师惨死的照片。

一间向西的、狭小的土房子，大概是不足三米宽，三米余长，有粮食发霉的气味，估计在他家租住前是房东的小仓房。土屋里，破烂的床上躺着他的妈妈。他的妈妈好像是有病，没有搭理我。床上还堆着破被子和破衣服，两个弟弟在院子里玩着一个小篮子。

丛大长的爸爸原来是西安市一所中学的教师，好像是教数学，反右入狱——怪不得他从来不提家里的事情，怪不得他长时间穿着那件袍子似的外套，可能是他爸爸留下来的吧，怪不得他没有尼龙袜子！怪不得他有关于王冷老师的传单！

听说没过多久，他的妈妈病死了。

自此一别，好几年我都没有见过他。

我家从大学校园里被扫地出门，扫到了近郊农村，我也趁机躲开了学校和同学。

我肯定有对抗伟大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嫌疑，被街道办事处从农村的藏身之所挖了出来，交回了学校。颇有点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避下乡的意味。

我和几个同学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残渣余孽——虽然我已经身处近郊农村，也得再次下乡——到了关中和陕北交界的耀县的一个山村。

从西安市第三十七中一一就是打死了王冷老师的那个中学一一的操场出发，到我们村，不足200公里路，一辆黄河牌柴油大卡车跑了一天——那是1969年4月29日——比之原来的乡下更远了。

我的弟弟下乡到了关中中部偏西，秦岭山麓的小村。1969年秋，我趁着农闲去探望弟弟，无意中得到了丛大长的消息——原来丛大长早在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之前就潜逃了，居然在距我弟弟十几公里的一个更远、更偏僻的秦岭深处的小山村里。

那次，我走了大概四五个小时的山路，又一次见到了丛大长。这家伙竟然躲进了福地——他居然不用面朝黄土背朝天，居然当起了村校教师，居然在教几个蒙童唱日落西山红霞飞——他在学校的时候好像唱歌不怎么样好，误农民的子弟啊。

那个年代落后，联系不便，往往把信寄丢了。直到我招工进了地质队，都没有再听到他的消息。估计他能收到几次我的信，我却因为工作流动性太大，收不到他的回信。

1987年我调回西安，偶然到陕西师大亲戚家玩，又得到了丛大长的消息：他考上陕西师大，留校并结婚，育有一子丛明，后携家赴美。

他的两个弟弟留在了国内，一个在省医院，应该已经退休了，另一个不清楚。

在美国，他读完了耶鲁的博士，在大学里教书。夫妇相继生下了老二老三，共两男一女，孩子们争气，都大学毕业，都有了比较稳定的工作。

1966-2005年间，我的生活负担最重、心理负担最重，一如在污浊黏腻的泥沼中行船，载着家人，既无前进希望，又将沉沦，家里的成员掉到船外淤泥中，眼睁睁地看着无力施援。他和我时有信件往来，先是书写信件，后来有了电子邮箱。可能是有同学告诉过他我的生活状况，所以他每次来信的内容都是很阳光，不乏勉励鼓舞之言。时不时，他的来信令我振作，好像一捧清水洒在泥沼上，给了润滑，给了小船前进的希望。

今天，收到同学来信，说大长早在2013年就查出了肺疾。他在2015年给我的信里说：“嘉立兄……我们过去受的苦难无法更改。唯一能做的是珍惜余生，长寿快活……对你的退休族生活，我很羡慕……我还要继续干下去。总结我的一生，不知如何升官发财，只是努力看书做教书匠，糊里糊涂当芝麻官……”

他在言语中其实已经透露出对活下去的渴望，可惜我愚钝，竟没有看出来！直到去年2月我发给他的信件，始终没有回音，虽然心中隐隐生疑，也没有往他会出事那里想。

他在美国大学里教学，后来又担任了学校院系的行政工作。在美国，养活三个孩子，给孩子们有尊严的生活，可以想见，他的生活压力很大。

他早年贫苦，一直在向前走着，克服了不知道多少艰难。除了他的天分，努力，不有少歇，是他远胜于我的原因。

我有他大约四十岁左右时的全家福，他带着硕士帽，还是小时候那样的笑。夫人和孩子们围拢在他的身边。不知道他见到孙子了没有，丛明应该结婚了吧。

我没有他那样的努力和胆气，大多数时间都不敢尽力与命运抗争，逆来顺受地活到了望七之年。按照生日，大长享年六十有五，小我半岁。

他总是不甘向命运屈膝，苦累中取得了我难以企及的成就。对于还在国内的同学们而言，他独处美国，是孤独的，看起来，我窝窝囊囊却活得比他长，实在是幸运得多了。

遗忘，是上帝送给我的礼物。唯有忘记，我才不会为他那么难过！唯有忘记，才能寄希望于大长到了天国，不会遇到那么多的委屈和艰难困苦！也多亏了忘记，我才能可能在未来的日子里不会因为失去了大长而长久的悲痛!

——可能吗？

他不抽烟，怎么会罹患肺疾？

大长，大长！呜呼！哀哉！

大长，大长！魂兮归来！

丙申三月初九 望七叟于西安

买猪娃记

陕西师大二附中初六六乙班  袁守谦

 

1970年是我们下乡到宝鸡红峡公社晨光一队的第三个年头。说来也怪，不知啥原因，开春后，猪娃的价格一路飞涨。一只家猫大小，出生20来天的小猪就要17、18块钱。要知道69年底决算时，我们生产队的一个劳动日只有5角8分，听说朝阳七队更可怜，一个劳动日才7分！队上想办养猪场，不少社员家也想买猪娃，根本买不起。

一天在地里干活时，有人说起朝阳七队的女生在东沟向当地的驻军养猪场要了一只猪娃。大家一听立刻来了精神，纷纷打听是咋回事，原来是这个队的四个女生不甘示弱，想像男社员一样去修战备公路，结果去了现场一看，实在无法安排住宿，只好打道回府。路过东口沟口时发现了解放军的养猪场，她们一商量，便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向小战士诉说队里的处境和她们买猪娃的难处，畅谈军民鱼水情，让2个解放军蜀黍心生好感，实在同情，答应了她们的要求，慷慨奉送一只小猪。大家听了不由心里感慨，这些女娃真是厉害。这时社员老牛说，“听甘肃天水探亲回来的乡党说，那边猪娃便宜，一只才要4、5块钱。”一个同学打趣道，“谁能从天水贩些小猪回来，就发了。”副队长赵智一听，说：“谁有喔本事，不要说火车上不让带，要是叫管市场的发现了，你娃就是长途贩运，搞投机倒把，会把猪娃都没收了。”当下一时无语。

收工后，我们队的几个男生又提起了此话头，对去天水买猪娃还是不死心，商议了一下，觉得此事大有可为。让我去找了队长谦科，表明我们要去天水给队里买猪娃。我看他犹豫不定，迟迟不表态，就说：“买到猪娃算我们出公差，队上给记工分。买不到猪娃或被人家没收了算我们自己倒霉，不用队里出钱。”谦科队长当即含笑答应了，并说队里建养猪场要四只猪娃。

回去一说大家兴奋，确定由我、王子今、魏力生三人承担此任务。第二天，立即分头开始准备。派女同学去统计有哪几家要买猪娃。子今去向社员请教如何挑选好猪娃，是要“嘴长腿短”型还是要“腿长嘴短”型。我去大队部所在的三队，在卫生所买了10粒安眠药，又在大队部开了一纸“介绍信”。介绍信是我们自己写的，行文不伦不类：抬头是“证明”，然后是“兹证明我大队插队知青袁守谦等三人到天水为生产队养猪场购买猪娃，望有关单位给予方便，大力支持！此致，敬礼！陕西省宝鸡县红峡公社晨光大队”权当是有张护身符，以备不时之需。找到大队文书顺利盖上公章。力生找老牛了解天水附近的集镇及逢集的日期。最后拿了3条麻袋,准备装小猪，三个印有“红军不怕远征难”的小书包，里面装的是黑面馍当干粮，（磨面时前期收的面白，擀面条用；后面收的面麸子多，面黑，蒸馍用。）三个行军水壶。根据老牛提供的信息确定了行程。带上了几斤全国粮票和几十元钱作为盘缠和本钱。

4月22日我们一行3人，到林家村车站买了3张2角钱林家村到固川的243次列车车票。车站上巧遇许二民，他要回宁夏，从兰州倒车。我们一路同行到天水站西面的南河川站，分手告别。为了省钱，晚上没住旅店，在南河川站候车室的长椅子上睡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赶30多里路到一个有集市的小镇（名字记不清了）去赶集。路上看天水附近地貌与宝鸡硖石那面有相似之处，都是山坡地，顺坡开出了一片一片的梯田。植被都不算好，缺少树木，看上去都是在黄土坡上点缀一些绿色。但天水这面的山梁要更开阔，两道梁之间的距离更远。故而梁的坡度也缓得多。若是对面梁上的哥哥唱歌这边梁上的妹妹肯定是听不清或听不到的。

据说这个镇是逢农历2、5、8的集，4月23日恰好是农历的3月18号，但是到镇上一看，集市冷冷清清，人很少。一打听逢集的日子前不久刚改了，改为逢5、10的集了。集上只有2位卖猪娃的农民，我们立刻凑上去看猪娃品相，询问价格，开始挑肥捡瘦，讨价还价。突然，响起一个冷冷的甘肃口音，“你们三个是阿达地？”我扭头一看，只见一个穿四个口袋旧制服，上衣口袋还插钢笔的人背着手，一脸严肃站在面前。我连忙道，“我们是来买猪娃的。”干部说“知道你们想买猪娃，你们是阿个队的？”卖猪社员小声说：“人家是管市场收税的公家人。”我赶紧掏出“证明信”，说明是宝鸡知青，给生产队买猪娃。那人看了看证明，撇嘴道“不行！生产队的证明有啥用！不能异地跨省搞贩运，你们走吧。”子今他俩个辩解道：“我们不是贩卖，是买回去自己饲养！”“那也不行，你们要买猪娃回陕西去买，走吧走吧。”不由分说就向外撵，还远远站在集市附近看着，目送我们离开村子。

走到村口看见有三个穿蓝衣服瘦裤腿的两男一女，估计是知青。一打招呼，对方说是上海纺织学校来此“锻炼”的，我们大喜，觉得知青之间好沟通，便提出请对方出面，去集市帮忙买几只小猪。三位“阿拉”了解了我们的情况后，走到一边，用上海嘀咕起来。力生家原在上海，能听懂上海话。告我们：“希望不大，有两位怕担责任，人家可能不会帮忙。”果然，对方过来说抱歉，他们不会挑选猪娃，也不方便出面代买，还是请我们自己解决。我仨个只好顺原路返回到南河川车站。路上我们纳闷，实在不能理解为啥小猪不能卖给外省农民？只好互相打气，此处不行再去别的集上逛逛，总能想出办法。

回到南河川车站时，口渴难耐，到车站附近的公社卫生院要水喝。趁机一打听，离天水火车站25里的地方有一个名叫“金家能干”的村子，后天25日（农历3月20号）逢集。那个集市大，赶集的多，买卖大小牲口、生猪、农具、日用品一应俱全。我们兴奋了，又赶了20多里路从南河川站走到天水站。这时，三人一商量，今天来回跑了八十多里路，太累了，不能再住候车室，就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社住了，一个床位一晚几角钱。第二天在天水市里逛了一天，顺带观察了天水火车货站两侧的闸口地形。队里带出来的馒头已吃完了，晚饭时到一个小饭馆吃面条。我们三个和一个解放军军官（军官的上衣有四个兜，士兵只有2个兜）一桌，进来几个小孩要饭，嘴里念叨：“好爸爸，给点吃的吧。”这一辈子，我只在天水听过要饭的管别人叫“好爸爸”，所以印象深刻。那个军官严肃认真的对几个小孩说：“我这个饭，不能给你们吃。因为我还有任务，吃饱了才能完成任务，给了你们我就没法完成任务了，你们找别人要吧。”一听这话，我们三个不由对视一笑，不给就不给吧，还要给要饭的讲理由！太奇怪了。军官走后，只有一个小家伙还眼巴巴地站在我们桌边，不住抽鼻涕。搞得人没胃口，没办法，只好赶紧给他碗里夹了几根面条，让他到一边悄悄吃去了。因白天闲转不算累，又怕钱花多了回去不好意思报销，哥仨一合计，当天晚上还是在天水车站候车室里的长条椅上对付了一夜。

25日早饭后，开始向“金家能干”出发。从天水到金家能干村有沙石公路，可通汽车。路上人很少，我们边走边找人问路。约莫走了一小时，在一个岔路口，远远的看到一个老乡，肩挑扁担，担着两个大笸箩忽悠忽悠走来。待他走近定睛一看，不由三人喜出望外，笸箩里齐齐整整摆了8只猪娃。小猪娃的两条前腿向后被一根搭在背上的细布条绑住，系的是猪蹄扣，保证无法挣脱。猪娃在笸箩里只能后腿蹬几下，身体无法抬起，也无法前进或后退。经过聊天，知道老乡是要到金家能干村赶集卖猪娃的，准备一只卖5元钱。我们大喜，提出要全部买下。老乡说，不行，只能卖给六只。还有两只是原先说好送给亲戚的，今天要给人家送去。猪娃是一窝下的，让我们自己挑。经仔细观察，没看出猪娃腿、嘴长短和毛色的差别，但可看出体型大小似乎略有不同。我们挑选了六只稍大，表现活泼的。双方成交后老乡离去。来前计划要买九只猪娃，现在还差三只。三人商量了一下，子今戴副黄框眼镜，引人注目，他留下，守着猪娃。我和力生继续去金家能干村。分手前在路边不远处找到了一棵枝杈茂密的大树，在树下安顿了猪娃。

我俩又走了一个多小时，到了金家能干村。这里的集市果然了得，人声鼎沸，热闹异常，与前天去的小镇大不相同。根据买卖的东西不同，集市划成了若干区域。在买卖大牲口的地方，我俩看了一会热闹。发现了有“经济人”（掮客）在帮人做生意，只见他在这边围观牲口的买主中间嘀咕几句，看看骡马的牙口，与某买主在袖子里面捏捏指头，又到卖主那边在袖子里捏捏指头。然后又返回到买主这边再捏捏指头，或许就可成交。我想了一下，捏手指头不出声是可以在谈生意时价格保密，防止外人干扰。另外，买卖一成交卖主走了，万一买主发现买的骡、马有问题，也可找掮客理论。掮客吃的就是这碗饭，他是跟着集市走的，轻易不会跑路。稍后我俩找到卖猪的地方。卖猪的有十来个摊位，大多数是猪娃和克朗猪（半大的猪），卖成年大猪的很少。相对而言，买猪的人到也不多。我俩挨个走过每个摊位，看看行情、卖主状况，然后，商定了买猪的策略：找只剩下3-4只猪娃的卖主，这样的人来的早，会急于回家。同时，猪娃卖得快，说明这一窝猪娃的品相不错。先在集市上谈好价格，并让他把猪娃带出集市后，再付钱，免得被管市场的人发现了啰嗦。商量好立刻行动，找到一位看似40多岁，只余四只猪娃的卖主，魏力生说：“我们要三只，多钱？”卖主道：“三只，给你们便宜点，14块！”我说：“好的都让别人挑走了，这三只就12块吧。”卖主回道：“不多说了，你们实心买就13块，前面的都是4块5一只，这已少要你们5毛了，再少了不行！”力生说：“那好，你把猪娃拿到集外我们再给你付钱。”那人看看我俩，想了想说：“行，走吧”。到集市口时，路旁边一张桌子后有人打招呼“回啊？”他像自言自语一样回答，“越等越没人买，下次赶集再来。”到村口，双方交接愉快分手。

顺返回路，走了约莫半里地，麻袋里的猪娃不哼不叫。我说，“一条麻袋装三只猪娃行不行？别压死一个。”力生说，“现在不怕了，放出来看看。”我们把绑着前腿的猪娃慢慢拿出来，猪娃立刻开始哼哼了，还一扭一扭的向前拱。我俩判断，一上午猪娃没喂，肯定是饿了。就在附近地里拔了些青草放到猪娃嘴边。猪娃立刻大啃起来，因前腿被绑，嘴巴、身体无法离地，样子十分滑稽。我们赶紧又拔了些青草放到猪嘴边。蹲在一边欣赏猪娃进食。不知何时，从村里跑出来一个中年人，到离我们20多米处才大喊到：“站住，不许走，税缴了没？”我和力生闻听一愣，不由地就站起身来。谁知那人撇了我们一眼，步子不停继续向前跑，原来他的目标是前面十几米处路边的一辆皮卡，皮卡车厢上躺着一条大猪。副驾人下来和他说了几句，又让他看了看手里的票据。那人转身就朝我们来了。一看地上的猪娃，说：“集上买的吧？交税了没有？”我和力生面面相觑，没说话。那人道：“你们是在集外交易吧？集里集外一样都要上税！禁止私下买卖。走，补税去！”那人边走边问：“卖猪的人能寻下不？”我们怕找到卖猪的老乡，人家叫把猪娃再退回去，忙道：“卖主早走了，我们去阿达寻呢。”说着走着，来到集市边出口的桌子旁边，那人道：“卖猪的税缴大头，买家缴小头。你们寻不下卖主，税就全由你们背了。”我俩闻听，松了一口气，人家没问我们是哪个公社哪个队的，只要猪娃能卖给我们就谢天谢地了。税钱也就不到2元钱。人家给开了个正规的税票。我俩拿上税票，背上猪娃，大步流星紧往回赶。终于见到了子今，他背靠大树坐着，树荫下是上着“背拷”的六只猪娃，有的在奋力挣扎吃子今拔来地青草，有的在小声哼哼。子今听我们讲了经过，见了三只猪娃也是满心欢喜。我们来时的计划是从天水坐火车回去，为防止猪娃发出声响，准备给每只小猪喂一粒安眠药。我拿出了安眠药，一摇水壶，傻眼了。三个行军壶都被我们喝得光光的，一滴水也没了。“试试看，干喂行不行。”子今建议道，力生抓过一只猪娃，用手掰开猪嘴，我把药丢到猪舌头上。猪嘴闭上，过了大约3、4分钟，把猪嘴再掰开一瞧，嘿！没想到，小药片还贴在猪娃的上腭上，一点溶化的迹象也没有。没水不行啊，“干脆给猪嘴里吐点唾沫。”“好！”我们忍住恶心，每人向掰开的猪嘴里吐出几口唾沫。说实在的，现在已到下午3点来钟，每人一壶水早被喝光，嗓子眼都冒烟了，口干舌燥，那有多少唾沫。过了大约5分钟，再看看猪娃嘴里，药片依旧。我们互相一看，心里明白，九只小猪娃，安眠药肯定是没法喂了。走吧！车到山前必有路，先到天水再说。我们仨背上书包、水壶，一人背上一条麻袋，各装三只小猪，向天水站出发。路上有时会遇到顺路的汽车，想搭一下，在路边挥手招呼了几次，没一辆停。可能是我仨个的形象没引起司机的同情。

到天水站附近，找了一家小饭馆，每人要了两碗素面，一个馍头，花了1斤8两粮票，饱餐一顿，这是今天的第二顿饭啊。晚上还要连夜坐车呢，必须吃饱。饭后大约5点多钟，从车站一侧的闸口沿铁路走进天水站。小猪娃很争气，虽然没喂安眠药，但始终也没发出动静。一点也没引起别人的注意。天水站不大，不但停客车，还有货车调度。我们看到一站台有一列向东的客车，想混上去，到列车跟前一看，列车员就站在车门口认真验票。我们背着麻袋的形象很扎眼，确实也不太像坐客车的旅客。搞不好还会被人家赶出站。商量一下，见那边货场有几列货车。找了一列守车在西边的列车，上到了守车上，静静地等待夜幕的降临。车站货场的大喇叭里不时传来车站调度员用拉长腔的河南话指挥调度车辆的声音。晚上七点，大喇叭开始播放新闻，“热烈祝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4月24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成功！......”过了一会儿，就隐隐听到车站外面有喊口号的，敲锣打鼓的，肯定是欢庆人造卫星上天的游行队伍了。我们三个不由得发出感慨，昨天人家是发射卫星，今天是游行欢庆卫星上天。我们是在这儿偷偷摸摸的给生产队买小猪娃，真是人比人气死人啊！这时天上下起了毛毛细雨，可能是我们聊天的声音大了，守车的门突然打开了，一个身穿铁路制服，外陪雨衣，手提一盏“李玉和式”的号志灯的人走了进来，灯光向我们仨脸上身上一扫，问：“你们干啥的？”我连忙道：“我们是知青，给生产队买猪娃，想搭个便车。”‘李玉和’又看了看猪娃，道：“守车里不能坐闲人。”子今说：“我们一会就走。”’李玉和’没吭声走了。我们估计这人这麽好说话可能家里也有人下乡。随后力生说：“我下去看看，哪几股道的货车是回宝鸡的。调度的河南话听不清。”他去侦察一番回来，说有两列要向东开，不知那列先走。这时快八点了，只听见车站的调度在大喇叭里用河南话拿腔拿调的喊道：“5股道2424次做准备，就要发车了。”我们都有坐车的经验，知道北京发出来的火车是单号，向北京方向的火车是双号，无论客、货车均如此。肯定2424次是向东发的货车，车次号越大，沿途停的站越多，站站停的就是所谓的“零担车”。力生说：“没错，刚有一列双号就停在5股道！走吧！”子今、我、力生鱼贯下了车。我们休息的这列车距2424次所在的5道隔了2股道。三人冒着小雨背着猪娃从货车底下或货车的链接处尽量迅速穿过去，靠近了2424次。后面几节是闷罐子车，无法上。向中间跑了几十米，看到有十几节敞篷车，这时车尾已有了绿灯在划圈，这是开车信号！子今背着麻袋，抓住车厢外的把手带头向上攀去。我紧随其后，背上背着麻袋，胸前一手抓住麻袋口的同时，还要使劲抓住把手，手脚配合也向上攀去。列车缓缓启动，力生还在车下！就在此时，不知是咋回事我背上一路不吭声的小猪娃突然凄厉的尖叫起来。马上引起了连锁反应，多只小猪同时叫唤起来，好像有人要杀它们一样！车尾有人喊：“啥人？咋回事？咋回事？”边跑边喊边用手电向我们这边乱扫过来，可能是看见有人，还喊：“下来！下来！”我们仨都急了。列车在加速！子今已翻入车厢里，从上面伸下一只手说，“猪娃给我”。我递上去麻袋，扭头也想将力生的麻袋接过来。向下一看真不得了，只见力生背上背着麻袋，麻袋上口的一角却咬在嘴里，四肢并用，攀爬的速度明显比我刚才快的多。车下跑过来的人从不远处用手电照着魏力生说“不要命了，敢这样扒车！”我翻入车里，赶紧探身接过力生肩上的麻袋，这才松了一口气。我们一屁股坐到车里，这时猪娃也安静了。随着车头的加速，列车钻进山洞，飞快离开了天水站。

打量一下这节车厢，一共立着四个包装箱，大小不一，但都有一人多高。包装箱是用木板条钉在芦席上作的。从到站标识看，是机械设备。2424次果然是零担车，站站停。车到前面小站停下后，借助站台昏暗的灯光，发现在车厢端头处的一个包装箱的有几根木条似乎松动了，我使劲一拽，芦席掀起了半米多的一道逢，看看里面机床的两侧，还可挤下人。我们三个毫不客气地提着小猪都挤了进去。好歹有芦席可挡挡列车行驶在深夜扑面而来的寒风和细雨，也可减少身上飘落的烟尘。陇海宝天路有100多个山洞。蒸汽机车的烟在山洞里散的慢，又呛又脏。坐在包装箱里似睡非睡，迷迷糊糊地打着瞌睡。这列车走得很慢。天亮了，雨不知何时也停了。列车又停下来。我慢慢出了箱子，小心探头一看，是颜家河站。这时隔壁运矿石的车厢里有两个扒车的老乡，站在矿石堆上探身四处张望，身体明显高出车体。目标明显。我想提醒时他俩已被车站工人发现了。“赶紧下来，你两个，不要躲，不下来就上去把你们揪下来！”车站上人一吼。那两位老乡乖乖地下去了。“上面还有没有扒车的？”工人问，“喔个车里有人。”老乡答。我一听坏了，连忙隔着芦席对他俩说：“让人发现了，一会不行我就下去，你俩别动。”随手把松动的木板又伪装好。下面又喊：“这车上的，下来，赶紧！不要耍嘛达。”我连忙应声、起身，迅速的下了车。那人问：“还有没有？”我答：“就我一个。没人了。”随后那位工人带我们三人进了办公室。这时2424次又启动了，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站务室里人家照例问话，干啥的？从哪来？要去哪？我回答是坪头下乡的知青，在东口修路，要回坪头去取粮。东口和坪头是颜家河东西两边的小站。工人道，“你们补票。”做货车还要买票？我心里嘀咕，不过为了快些脱身，二话不说掏出2毛，说道，“补东口到颜家河。”工人说“你不是要到坪头吗？后面有客车还要买票。”我说，“没钱了，就20里路，我走回去。”装好补的车票，我到车站上接了壶水，沿铁路慢慢向东走。在铁路拐弯处路基下停了下来。还是要坐车。从颜家河到林家村有3站60里，走回去太累。过了约半小时，又一列向东的货车在颜家河停下了。我赶紧找了个隐蔽地方上了车。这列车开了2站，经过坪头到固川停了！固川是除了林家村外，离我们队最近的火车站。这列货车谁知道在林家村停不停。我心中一动，连忙迅速下车。沿铁路向东走去。穿过三个山洞，向铁路边的土坡一瞥，不由心中大喜，只见子今力生两位蹲在坡地上，俩人之间九只猪娃排成三行，正在吃草。他俩脸带微笑满意的瞅着。没想到，他俩也从固川下的车！我们兴奋的打过招呼，寒暄几句。我让力生算算猪娃成本。力生是我们队的会计，脑瓜很灵算的快。各项费用包括我们这几天的工分都算进去，每只小猪娃投6元2角。这下没问题，回去好交差了。回到队里，见到社员正在地里干活，看见我们买回了小猪大家高兴至极，问长问短，有说有笑。九只猪娃，谦科、张英、赵智、花儿和老牛每户买一只，队里猪场留四只。我们晨光大队一队知青到甘肃买猪娃的事一下子在大队出了名。

过了半年后，五户社员自家养的猪，都长了一副好身架，预计过几个月催肥后，必定能长成标准的大肥猪。队办猪场的四只猪由一户老乡喂养，但长得精瘦，动作敏捷，半人高的圈墙一窜而过，就像狼一样。为啥这么瘦，大家心里都清楚，饲料挪用了，没用心喂呗，不过没人说。70年底，我招工离开了晨光一队，最后这四只猪咋办了，已不知道。我们买猪娃的金家能干村，到底叫啥名？问过天水的人，人家说，可能是“金集塄坎”，甘肃话就变成“金家能干”，不过，我在天水地图上没找到“金集塄坎”，只有一个“金集镇”。方位、距离像“金家能干”村。

 

                                                   2019.1.25

陈海读＂买猪娃＂记有感：

看了校友袁守谦的买猪娃记.感触颇深.

袁守谦本人是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研究生处处长.博士生导师.王子今更是名贯中西的专家.专家讲究著作等身.子今老兄早已等身了.王子今现任中国秦汉协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啥概念.陕师大建校七.八十年了.没出过一个一级教授.

就是这些有名的大师.为了一个猪娃甘萧比陕西便宜几块钱.冒着生命危险.扒货车.走几十里路赶大集.吃八分钱一碗的素面.也就是有当年吃苦耐劳.才能造就今天的大师.

插队往事随想

作者：原陝師大二附高二丙班一一赵天明

下乡插队已经过去五十多年了，虽然我在农村只呆了两年，但是它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在农村经历的许多事，让人时常想起，难以忘记，随着经历和阅历的增加，每一次回忆又会有一些新的感想。

砍 柴 当人类学会了使用“火”。吃熟食促进了人的大脑发育，从此人类离开了茹毛饮血的时代，开始走向文明，人类生活就一天也离不开“火”了。

“火”的来源和使用方式，标志出人类文明发展的程度。几千年来人类生活用火主要来源于木材及其它植物，作为生活用煤的历史较短，很快就被二次能源“电”和新型能源取代，现代城市大多改成使用天然气和电，用起来清洁又方便，人们不再为了获取生活用能源而发愁。

我们下乡插队的农村，比其它农村最大的优点是主食主要是小麦面粉，粮食够吃，最大的问题是没有通电，吃水难，烧火难。

没有电，只能慢慢的等待今后发展，吃水难解决办法比较多，我们所在的周边农村虽然井很少，又很深，但是普遍吃窖水来补充…。

烧火难实际上成了最大问题。

每年农作物的秸秆不仅要烧水做饭，还有要解决冬天烧炕取暖，燃料缺口很大，当时这里的农村不供应煤，实际上农民也没有钱买煤，许多年以来解决燃料不足的问题，只能上山砍柴了。

能砍柴的地方离我们村很远，在麟游县的深山沟里，大约有三十里的山路，从我们的村向北不远就是扶风县和麟游县界山----乔山，麟游县因为是地方病多发区，人烟稀少，许多山沟里还保留着一部分自然生长的灌木林。要想到这里砍柴。就要翻越近一千六百多米高的瓦罐岭，再沿山梁向前行，才能进入灌木林，这里山高沟深，没有路，只有多年来砍柴人踏出的小道，来这里砍柴，劳动强度很大，只有农村中少数强壮劳力自行结合成组，才能完成一次砍柴，因为别无选择，周边农村的农民，甚至个别法门寺以南的农村人也要上山砍柴，秋收过后，那络绎不绝上山砍柴的队伍，就成了我们这里的一大景观。

那些缺少强壮劳动力的家庭，每年都要为缺柴烧发愁。我们下乡的头一年政府给知青有煤炭补贴 ，生活做饭主要烧煤，补贴到期后，就不得不面对烧火难的问题。我们知青小组的同学，主要由原高二高三的同学组成，在当时知青里是年龄大的，都是二十岁出头的成年人，再说我们两个男同学还算是男同学中有力气的，平时不服队里面给我们俩评的八分劳（在生产队干一天，可以挣到八个工分）。常常在劳动休息时，专找队里最有劲的強劳力摔跤比示，当然这也是当时的一种娱乐方式。

三个女同学原来都是学校排球队的主力，在女同学里身体也很棒，我们想上山砍柴虽然很难，既然农民能干，我们肯定也能干，我们商定了上山砍柴的方案。因为不熟悉路线，自然要和农民结伴而行，由我先上山砍两天的柴，並将柴火集中到架子车可以到达的山顶处，其他四个同学，第三天再将架子车拉到山顶，把砍好的柴火装车拉回。

这一次我们集体上山砍柴的经历，记忆很深刻，让我常常想起。

1969年秋收后不久，预计几日无雨，我和同村的几个强劳力一起上山了，背着一个印有“红军不怕远征难”字样的军绿书包，带上水壶，装满够吃三天的馍馍，还背了另外一个书包，里面装着砍柴用的斧头和绳索，迎着朝阳我们就上山了。

沿着简易的山道，我们爬上了乔山的最高峰，向南看是关东盆地，法门公社，向北看去，是一片光秃秃的群山，山上没有树，草也很少，我们沿山脊向深山进发，大约又走了五里多路，从一个分支的山梁走下去，进了深山沟，眼前出现了一片原生态的灌木林，砍柴就从这里开始，因为没有路，我就要格外小心。

我穿着一件粗布做的衬衣，远看就和农民一样，看看周围，早已有许多人在砍柴，我也开始砍柴，这里的灌木株型不大，主干还没有胳膊粗，看着这些树都要被我砍倒，心里感到很不情愿，但是缺柴烧，是我们生活基本的需求，无奈既然到了这里就只能不管树的大小，一起砍吧。

我将砍好的树枝扎成梱，每捆大约有五六十斤重，等砍扎好几捆紫后，再开始一捆一捆的向山上背。到可以堆放柴火的地方，大约有五里山路，一共背了多少趟，我已经记不清了。

我想无论再难，都要砍够一架子车的柴火，我不愿意让同行人看不起，也不愿意对不起第三天上山拉柴火同学，我挥汗如雨的干起来，看着和我一同上山砍柴的农民，才感到我和他们的差距，他们干的快，显得比我轻松多了，因为时间有限，我也必须抓紧干，一开始干的很猛，后来渐渐的体力有些不支，背柴火的速度就慢下来。

砍柴时手被扎破了，肩膀上也勒出了一道道血印，衣服湿了干，干了湿，口渴了，只能喝半山腰从草丛里渗出的一点点泉水，大家排队淘水，那片有水的低洼处，早已被上山砍柴的人，淘成了泥汤。饿了，就掏出馍馍来啃，晚上和十几个上山砍柴的农民挤一个破旧的草棚里，这里平时空着，只是供山里有地的生产队的农民，在收割庄稼的季节里临时的住所。晚上睡觉不用脱衣服，我在麦草堆里蜷卧了两夜。

这样干，我吃不好，睡不好，喝不好，感到从未有过的劳累，尤其到了第二天的傍晚，由于我比别人干得慢，别人早早收工了，我还有两捆柴没有背到山顶，西边太阳开始落山，如果分两趟背，天就很黑了，我自认为有力气，决心两捆柴一起背，我艰难的在山间小路上攀登，因为背得太重，走不远就得歇一下，快到山顶时，实在太累了，我停下来，稍作休息，靠着柴火捆，半躺在山坡上，望着天空，星星已经开始眨眼，心里掠过一丝的凄凉，难道我真要在这里扎根一辈子吗？跟农民一起，为了烧柴而去毁林吗？我对今后的前途感到一片迷茫。

第三天，四个同学拉架子车上山了，男同学在前面拉车驾辕，三个女同学在后面推，愣是将架子车从海拔600多米处，连拉带推的弄到了近1600米的山顶上，我们终于在山顶会合了，他们给我带来了水和好吃的，我一扫几天来的倦意，抖起精神，和同学们一起将柴火装好，用绳子捆绑结实后，开始下山“放车”了，上山不容易，装满了一车柴火的架子车下山更难。因为山路很窄，坡度大，路面崎岖不平，向下“放车”时就很难，上山的同学告诉我，他们上山的路上就看到有装柴火的架子车翻了，我们就格外的小心，在陡坡处，我们两个男同学，几乎是半扛着车子往下放的。怕下山时怕车速太快，不安全，三个女同学，拽着三根绳子，当刹车用，五个同学一起干活，精神高度集中，容不得丝毫的走神，我们下山的速度比农民要慢。当我们顺利的把柴火拉回村里，堆放在窑洞里后，心里有一种如释重负的心情。

后来我又两次去过麟游县，又看到了更多的荒山，每次都能让人想起那次上山砍柴的事。 我曾去过汉中，安康，商洛等地区，每次翻秦岭，看到一座座的荒山，也能让人联想到，这里曾经也有人为了烧柴而砍伐林木的景象，去陕北路上看见植被很少的的黄土高原，哪能想到，黄土高原上也曾有郁郁葱葱的森林。

人类的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的攫取地球资源的历史。当人类攫取的速度超过自然界再生的速度时，人和自然的平衡就被打破，长期无节制地大量砍伐林木的结果，出现了大片的荒山野岭，人类自身的生存自然也受到了严惩。

回城多年以后，得知我们插队的地方，考古界有了许多惊人的发现，这里出现了许多周朝时窖藏的精美青铜器；发现了秦公大墓 ；又从倒塌的法门寺地宫里，发现了唐代精美的皇家用品…，不断出土的文物向我们展现出灿烂的古代文明，几千年过去了，这里的农民仍然在使用着最原始的生产工具生产，要为吃水，烧柴这些基本生活需求而发愁。鲜明的对比，令人深思。我想人类对大自然长期的破坏，也应该是构成影响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多年以后我在学习和了解十三朝古都西安，为什么会从繁盛到衰落，为什么唐代以后的朝代不在西安建都？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确突然认为，这可能是烧柴出了问题，唐朝西安是拥有上百万人口的世界第一大都市，人们每天都要烧水做饭，冬季取暖，哪里来那么多的木材呢 ？我又想到，白居易那首“伐薪烧炭南山中”的诗句，我好像穿越到唐朝，看见绵延的秦岭山上，到处都有伐木的人，看见了在烟雾缭绕中的群山里有许多烧炭翁。长年累月如此大规模的砍伐树木。偌大的秦岭山，也无法供养这座大都市的长期繁荣。 乌呼！人若无情，大自然也无情，这种恶性的循环，如果不改变，人类社会怎能继续向前发展！

挣 钱， 挣钱是一种获得劳动报酬的过程。

“挣钱”是当今社会人们说的最多的话语。

我们在农村插队的时，我们的思想是耻于谈钱，重于精神追求的，为革命只管埋头干活，不要管挣钱多少。农村的现实冷峻的告诉我们，如果连口粮钱都挣不回来，那么基本生活是很难保证的。

一个生产队的劳动工分价值，就直接反映了生产队的经济情况的好坏，同时也反映出农民的生活水平的高低。我所在的生产队工分价值比较低，我记得10分劳（当时农村计算劳动报酬的办法，一天能挣10个工分的劳动力的简称）一天可挣三毛多钱，我们队的两个男生被评为八分劳，三个女生被评为五分劳，这样要想把口粮钱挣回来，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我们一年到头除了过春节，没有其它节假日，没有星期天，当然平常有事，要休息也没人管，在农村的第二年，我们第一次遇到生产队的年终结算和分红，我们知青小组只有我一个人可以分到20元现金，其他同学还要给队里倒交口粮钱。

残酷的现实告诉我们，如果是这样，长期在农村是没法生活下去的，我们平时的零花钱，还要靠父母补贴，一个大小伙子，连自己都养活不了自己，还说什么大话，奢谈什么前途。

1970年9月我被招工，当了工人，这样的日子也就结束了。 其实当时我们村的农民手里也没有什么钱，农民日常生活用钱。除了年终能分配到一点现金，平时只能靠养鸡卖鸡蛋来补贴一点。

可能大家不会想到，我在农村插队的两年，真正挣到手的现金，一共三十三元人民币。除了一次年终分配20元外，我还有一次外出务工挣了13元钱。 我第一次从队里领到20元现金时。心里还是很高兴的，没想到，还没等我把钱捂热，小队书记兼贫协主席就把我叫到一边，说他家里有事，需要借我刚拿到手的钱，我能说什么呢！他是队里的领导，平时对我们又很关心，他有困难，我怎能不借给他呢，当然我也知道这个钱可能是有去无回的，我也只当是扶贫了。

另外我挣的13元铋，还有一个特殊的故事。 1970年夏天，刚收完麦子，我在由生产大队组织的清经济工作组帮忙，工作刚结束，我们小队的生产队长来告诉我一个好消息，让我和他一起去宝鸡干活，有一次外出的机会，我当然很高兴，就愉快的答应了。几天后，一个由生产大队长，四个生产小队长，以及其他队干部和社员共13人组成的，以两级生产队干部为主的特殊打工小组出发了。后来得知，这是一次相对保密的行动，不敢对外张扬，当时外出挣钱，是不允许的。是与当时的宣传导向相悖的，这次能外出打工，不知道是哪位领导的亲戚得到了这个消息，把机会给了我们这些人，也是队干部们豁出去了的一次冒险行动。

这次打工主要是参加宝鸡斗鸡台车站铁路的扩建工程，为了赶工程进度，工程主管方需要十几个短期的民工，队干部们也不想放过这次机会，也就大胆的行动了，能到宝鸡去干活，还能挣到钱，那时对缺钱用的农民哪能不动心呢！难怪平常指挥生产的队干部们都集体出动了。

我们在工地顶着太阳愉快的干了一个月。在这期间我们又遇到一次挣大钱的机会，虽说很幸运，但是太劳累。有一天晚上7:点多，工地上来了一货车66吨重的水泥枕木，需要卸车，当时没有起吊设备，车站也没有装卸工，临时把任务交给我们，此任务报酬比较高，算了一下，如果我们13人能在第二天早晨6:00以前完成任务，一人可以分得十三元钱，一个晚上可以挣这么多钱，在那时这可是一笔大钱，比我在农村，干半年还挣的多。怎能让人不激动啊？想要多分钱就不能再增加人了。我们一个个很兴奋，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干活程序其实很简单，就是把一块块水泥枕木从货车上卸下，卸每一块水泥枕木需要由四个人来完成，两头各有两个人肩扛抬杠，一边喊口号，一边步调一致的从搭在车帮上的斜板上抬下，再一层层的码放到指定的地点，这需要的是力气和耐力。没想到实际干起来起来特别的累。

后来我测算了一下，一块水泥枕木约375公斤重，如果平均分担，一个人要扛90多公斤，实际上，抬杠的距离长短，歪斜，水泥枕木下坡时摆动，都会大大加重某个人的负重，既是再重，每一个人都不敢轻易撂挑子，一点不敢怠懈，稍微不注意，就会出事故伤人。

对于我们这些常年干体力活的人来说，短时间还可以，时间一长真是有点受不了。常言道，“应人事小，误人事大”，“钱难挣，屎难吃”这些道理都在这个晚上给应验了。

那个晚上，我们每个人只穿着短裤，脖子上挂着毛巾，肩上放着一个垫肩布，水泥枕木抬了一块又一块，汗水流顺着脊背不停的流，平时担水用的铁皮桶，冰凉的自来水喝了一桶又一桶，后来肩扛肿了，腰累的直不起来，站在枕木边，人都有点发抖。

老天还真是可怜这些拼命挣钱的苦力，我们终于赶在第二天早晨6:00以前，顺利的完成了任务，我长舒了一口气，那时候我才真正体会到，什么叫精疲力竭，所有的人一天一夜没合眼，吃了点儿稀饭，全部都被累倒了，躺在工棚里，整整睡了一个对时。

這一次我病倒了，因为在身体很热时，喝了太多的自来水，我上吐下泻，发高烧，到宝鸡打工，本来是不想让家在宝鸡的舅舅知道，病成这样，我也只好拖着病体，到舅舅家去看病，在舅舅家，我休息了三天，病才好了。这件事后来被远在湖北五七干校劳动的父母知道了，再见面时，她心疼的流着泪说说：“谁让你去挣钱了…”。每每想起此事，母亲的声音，仍萦绕在耳边。

这一次与生产队的大小干部一起参加的冒险经历，突破身体极限的劳动，深深的留在我的记忆里。 这是我在农村插队期间一次特殊的打工挣钱的经历，借用现代用语“打工”一词，是想说明这件事的实质，在文化大革命中，一群农村的精英集体外出挣钱，充分反映了农民内心深处的困惑与挣扎。

引起了我的深思，在计划经济时期，严格的规定了农产品的种植品种和种植面积。同时也严格规定了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长期“一大二公”“一平二调”的做法，实际上也就规定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农民被捆绑在土地上，辛苦一年，挣不到钱，生活无法提高，哪里还有生产的积极性！

原始的耕作方式，有限的土地能力，很难在土地的单位产量上有所突破，这样就更难改变贫困落后的面貌。这次特殊的外出“打工”实质上反映了农民希望改变现状的诉求，这不正是多年以后，改革开放政策的民意基础吗！农民在内心深处呼唤劳动力自由转移，呼唤市场经济的出现。

吃 肉

人是杂食动物，不仅吃素，还要吃各种肉食，除素食者外，大多数人还是爱吃肉的，常言道“无肉不欢”。是指吃肉不仅是提供人生所需高蛋白食物，更是因为肉食的美味给人带来的喜悦，這不正是物质和精神需求的完美结合吗。

我们下乡插队两年，很少吃肉，真正体会到无肉不欢。没下乡时，在城里凭每人每月的定量标准，还能吃到4两肉，下乡插队以后，因为城乡的差别，我们就没了肉的定量供应。本来是生产粮食和各类肉食的农民，近水楼台却不得月，反而没有肉吃。

当时农村集市上很少有肉卖，为什么会这样呢？引人深思，我想这主要是因为农村生产力落后，再加上农业计划经济不周，农副产品生产不均衡，物资匮缺，形成农村肉食供应不足，农民也很无奈，只要粮食够吃，有一瓶油泼辣子，已经很满足了，吃肉就成了一种奢望。一年当中只有春节和每逢婚丧嫁娶过大事时，才能在“酣水面”里吃到一点点肉，能这样已经很快乐了。

我们的知青小组，因为吃肉，而发生了一件“大事”。 有一天，我从水库工地劳动回来，远远的看见我们所住窑洞的崖畔上，窑洞前挤满了人。我很奇怪，不知道发生什么事，远远看到窑洞里冒出袅袅的青烟，再走近，可以闻到阵阵的肉香味儿。我快步的走进了窑洞。就看见几个同学正忙着烧火，60公分的大铁锅里，冒着热气，炖着满满一锅的肉。浓浓的五香肉味扑面而来，很久没吃肉了，感谢做肉的同学，我也真是有口福。我明白了窑洞外所有的人都是被这锅肉吸引来了。 很快就弄清楚了，原来锅里炖的是牛肉，已经炖了很久了，牛肉也快熟了。是哪里弄来这么多的牛肉？

这事要从头说起。我们队里有一头老牛，已经很老了，干不动活了，经常一卧下就起不来，以前这头老牛卧倒时，拽着尾巴，抡起鞭子打两下，牠就起来了，前几天，牛卧倒以后，怎么打都不起来了，找兽医来看，也没查出什么病，大家都知道这头牛老了，不行了，快死了，前天，牛果然死了，这可给生产队的领导出了个难题。要知道耕牛是集体的，是生产资料。政府对耕牛有严格的管理办法，不允许随便杀牛，虽然是老死的，也不敢轻易的处理，生产队的领导们经过了反复的研究，最后决定把老死的牛扔了，我想事情不会那么简单，可能还有其它的什么原因。最后队里派人把老牛拉到了离村子很远的沟里扔了。

我们知青小组的同学对此很不理解，认为把可以吃的肉扔了，太可惜，太浪费，简直就是暴殄天物。我们都是年轻人，正处在长身体的阶段，长期以来，食物中缺少高蛋白的物质，对肉食美味的渴望，决定去割些肉回来吃。

等收工以后，几个同学趁没人不注意，割回来了一大筐的牛肉。经过认真的分割和清洗，将肉堆了满满的一大铁锅，因为我们队有一同学厨艺很好，由他操刀，开始做红烧牛肉。从早晨到下午，肉已经炖了快9个小时了。没有不透风的墙，四处散发的肉香味儿，把许多农民吸引到这里，我们这个村子不大，人口不到二十户，几乎每家都有人来。又煮了一会儿，牛肉终于炖熟了。小队干部们也都来了，我们给每一个来的人都盛了一碗牛肉，给自己留的已经不多了，有一个嘴馋的强劳力，愣是吃了两碗肉，这么美味的牛肉，许多人还是头一次吃。大家喜笑颜开，窑洞的院里很热闹，充满了节日的气氛，大家大口大块的埋头吃肉，不一会儿一大锅牛肉就被一扫而光，看着农民吃肉的样子。真让人难忘。

我们队的知青无意中为全村人做了一顿好吃的牛肉，在那个缺肉吃的年代，饱餐一顿肉，给人带来了有肉而欢的极大快乐！

说心里话，吃肉对于现代人来说，就是一个简单的小事，无足挂齿，回忆那个特殊的年代，吃一顿肉，就能给全村人带来很大的快乐，也是让现在的年轻人难以想象的。

回忆在农村吃肉的这件事儿。我又有了新的一些收获和体会。 中国是农业大国，上千来，无论是封建帝王，或是现代政府，都把不杀耕牛作为一个铁律来对待，后来随着农业机械的快速发展，耕牛被逐渐替代，国家为了改善中国人的膳食结构， 1979 年，国家提出了要发展肉牛的口号，但是否能私杀呢？还是不可以，因为“要由生产队或大队决定”。甚至 4 年之后的《城乡集市贸易管理办法》里，还有“不准收购、宰杀无出售证明的或有使役能力的大牲畜”这样的明确要求。直到 1984 年，《关于帮助贫困地区尽快改变面貌的通知》，才最终宣布“牲畜可分到户或作价归户，允许私养、允许自宰自售”，绵延两三千年的耕牛保护制度，这才算是彻底走进历史。

人的一生是在追求快乐的，即使在我们下乡插队时单调的生活里，也能找到快乐，吃肉可以带来快乐，做其他的事，同样也能带来快乐， 每当我回忆起在农村的日子，眼前总浮现出一幅画面，清晨当阳光刚刚照到村里桥头的照壁上，准备下地出工的农民，手持红宝书，面对照壁上的毛主席画像。在队长的领读下，朗读着毛主席语录，最后是高呼，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这样一种近乎神圣的仪式，给宁静的小村庄，带来了一抹时代的色彩，生活中虽然没肉吃，但是这不影响人们的精神追求，现在回忆起那些场景，难道你不觉得，这也给单调的农村生活，增加了一点快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