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景晏与装甲兵

中华龙

（一）

　　1950年5月14日，一份从北京发来的紧急绝密电文直达驻扎兰州的西北军区司令部，电文内容：“奉中央军委命令，成立解放军摩托装甲兵筹备小组，以下22名第二兵团干部限十日内赴京报到。”

        在这22名干部中，就有时任第二兵团后勤部副部长兼兵团后勤学校校长、甘肃军区后勤部部长的刘景晏。

        刘景晏是山西赵城人，1916年9月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

        少年时期，家境贫寒的他，通过刻苦努力，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陕西省省立医药训练班。在该医训班学习时，他积极阅读革命书刊，接受进步思想，立志献身于改造黑暗社会、解放劳苦大众的伟大斗争，并参加了陕西省医药界救亡运动联合会、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等进步组织。

        1936年，经老一辈革命家南汉宸同志介绍，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

        接到命令，刘景晏尽快向西北军区安排接替自己工作的同志办完交接手续，踏上了东去的列车。

        当时，原属二兵团建制的第6军已拨归一兵团建制，参加进军新疆；一兵团第7军调归二兵团建制，驻天水地区。按照野战军的指令，二兵团所属部队正参加修建天（水）兰（州）铁路。离开战斗多年的大西北，离开生死与共的老部队、老战友，刘景晏确实依依不舍。

        坐在西安开往北京的列车上，往事如同一张张旧像片，随同车窗外荒嵴的山景一样，不停地闪现在他的脑海和眼前。

　　参加红军后，刘景晏成为红一方面军的一名重机枪射手，热爱枪械、喜欢钻研的他，很快掌握了机枪的性能和特点，让机枪在战斗中发挥出最佳效能。一次战斗，副连长娄水根大腿中弹负伤，打退敌人后，时任排长的刘景晏为他做了简单急救处理，招呼通讯员将娄副连长背到团卫生队。

        军医看过伤情和包扎后，得知是刘景晏处理的战伤，又听说他学过专业医药，马上向团首长提出调刘景晏到卫生队工作。

        “七七”事变，全面抗战爆发，刘景晏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担任军事队俱乐部主任。半年的学习生活，使他的政治、军事素质和组织领导能力得到很大提高。1938年初，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此后，担任过第二后方医院主治医生、第二兵站医院医务科长、军委总卫生部医政科副科长、科长，八路军总门诊部主任、延安防疫委员会副主任等职。参加了陕西关中爷台山战斗。

　　在解放战争时期，刘景晏同志参加了延安保卫战，青化砭、蟠龙、榆林、沙家店、宜川、瓦窑堡、扶郿、陇东等战役和解放西安、兰州的著名战役，历任西北野战军教导旅、教导第一旅卫生部长、第一野战军第六纵队后勤部副部长兼卫生部长、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后勤部副部长等职。

        多少次战斗，全力以赴，出色完成了任务。

        爷台山战斗，奉军委总卫生部命令，正在延安医科大学高级研究班学习的刘景晏，与十几名医护人员组成前线手术救治队，紧急开赴火线。连续几昼夜，刘景晏手术三十余台，为伤员输血800CC，自己几乎虚脱。

        延安保卫战中，胡宗南部队依仗人多势众、武器精良、炮火猛烈，猖狂进攻党中央所在地，刘景晏带领担任主要守备任务的教导旅全体医护人员，及时抢救、后运伤员。战后，各营团部队纷纷要求给医务人员立功。旅长罗元发，紧紧握着刘景晏的手，感谢救治工作得力，并能迅速、全部地将伤员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多少次战斗，舍生忘死，终归化险为夷。

西府战役，胡宗南、马家军密切配合，重兵夹击我一野战斗部队，形势万分危急。

刘景晏率领六纵后勤机关部分人员与敌一个骑兵连遭遇，如果稍有慌张犹豫，后果不堪设想。刘景晏沉着机智地指挥警卫排迅速占领两侧塬脊，集中火力据高临下打击敌人，敌骑兵受到突然袭击，不明我方虚实，丢下死伤的马匹和人员撤退了。

在过一条小河前，刘景晏看到坐在河滩边休息的吴满友（边区劳动模范、毛岸英学农老师、由于他身份特殊，当时被王震破格提拔为二纵民运部副部长）及随行人员，便招呼他们火速过河，吴满友等毫不在意，刘景晏率队走后，仍继续休息。二十分钟后，敌快速部队封锁了河岸，吴满友等被敌俘获。

　　兰州战役，战斗十分激烈。参战的各级指挥员均靠前指挥、鼓舞士气。突然，一发大口径重磅炮弹带着啸音，重重地落在离刘景晏指挥所不到10米的地方，指挥所里的同志都认为自己这次肯定要“光荣”了，谁知老天有眼，炮弹居然没有爆炸。

　　战争年代，生死考验；敌人战友，阵线分明。为了推翻旧世界，建立新中国，多少人前赴后继献出了生命，多少人没能等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那一天。现在，终于胜利了，要按照人民的意愿和宏伟的蓝图建设强大的国家和军队，中国从此一扫屈辱的历史，将与世界各民族比肩而立。

　　想到这里，刘景晏胸中热流激荡，一种重大的使命感、责任感由然而生。

（二）

　　北京前门外的乡村饭店，是刘景晏的报到地点。乡村饭店，一家普通的小旅店，条件十分简陋。

　　第二天，二兵团许光达司令员来旅店看望大家。在北京见到老首长，大家分外亲切，纷纷向许司令敬礼、问候，许司令招呼大家坐下。他环顾从兰州过来的每个同志后，大声地说：首先，告诉大家，不久前，我被中央军委正式任命为摩托装甲兵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我代表解放军摩托装甲兵部队欢迎大家。你们的到来，是我们装甲兵建设开始迈出的第一步。大家听后，激动地长时间热烈鼓掌。

　　许司令接着说，建国后人民解放军作为保卫国家的武装力量，仅靠“小米加步枪”已不适应现代军事的发展。从武器装备到兵种组成，人民解放军都极需发展，而机械化更是重要的发展方向。

         二战结束后，大家都认识到，装甲兵是陆军一个重要的兵种，它既能单独作战，又能在合成军队编成内执行任务。由于它具有高速的机动性、强大的火力和坚固的装甲防护力，成为现代战争中机动性最大、突击力最强的一支地面战斗力量，装甲兵的作用是别的兵种无法替代的，世界各国都更加重视装甲部队的建设。

         新中国成立了，需要建设更强大的武装力量来保卫国家和维护世界和平，在新中国的国防力量之中，装甲兵就是迫不及待急需重点建设的。

        最后，许司令对大家做了分工，按照司令部、政治部、干部部、技术部、后勤部的职能划分了筹备任务。离开前，许光达握着刘景晏的手说，“景晏同志，装甲兵后勤一摊完全是空白，连个正式的‘窝’还没有，以后就看你们的了”！

　　刘景晏对老首长十分敬重，也十分了解，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经过紧张有序地工作，1950年9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摩托装甲兵司令部在北京正式成立(1951年7月16日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司令部”)。这标志着我军一个崭新的兵种——装甲兵诞生了。刘景晏被任命为装甲兵后勤部副部长。

　　当时，我军整个装甲部队只有官兵1.25万人，坦克543辆。这些武器全都是从国民党军队手中缴获的，除少量美式坦克较新外，其余大都是陈旧的、破损的、甚至是根本开不动的坦克。技术人员也大都是国民党军队的留用人员。

        人所周知，对装甲部队来说，没有炮弹打不了，没有油料走不动，没有维修保养战车不能处于良好的战斗状态。所以，后勤保障尤为重要。机械化部队打仗，说到底，就是打后勤、打保障。但开始时，一切都是杂乱无章的。

　　刘景晏带领后勤工作组，反复下部队、看训练、开调查会，广泛听取意见和建议；回北京后，写报告、拿对策、拟制规定和办法、召开各种会议，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办公休息都在一间房子里。往往半夜突然想起解决难题的好办法，马上起身下床，邀集大家开会，撰写实施意见和方案。

        1950年11月，苏联提供的首批10个坦克团旧装备抵达中国，共计T34-76（1942型）中型坦克300辆、自行火炮、装甲车168辆，卡车、牵引车、修理工程车、充电车等2000余辆，还有3个大中修理工厂设备，及各种武器、弹药、器材等共19个项目装备，装备了3个师、3个独立团和1个教练团。

        以后，又陆陆续续接收、购进Cy-76、Cy-100、Cy-122、Cy-152自行火炮、T34-85（1944型）中型坦克、HC-2重型坦克等60个团的大量装备，共计坦克2000余辆、自行火炮1000余辆。

        大规模的接收装备、分配装备工作，可以说是千头万绪，后勤部门首当其冲。

        部长宋庆生、副部长刘景晏分别带领工作组，逐一摸清部队原有旧式坦克、装甲车、汽车和摩托车的家底，建起了车辆台帐，使堪用装备继续服役，及时淘汰了部分不能遂行训练和作战任务的装备。 

        对苏式战车，按照“弹药、油料、维修保养、零配件生产、车库建设、乘员装备装具、伙食标准、医疗救护”等门类顺序，组织翻译苏军部队装甲师团后方勤务保障规程，并结合我军实际，分门别类制定出一系列量化标准和规定规范。

        在独立第一坦克团试点后,取得了好的经验，报经许司令批准，推广到全军所有坦克部队执行，有效提高了各级干部的管理水平,促进了换装部队快速形成战斗力。

　　在经科学论证和多方面工作后，把原有的坦克和从苏联新引进的部分坦克和自行火炮，重新编组，建立了3个坦克师，2个机械化师和40多个步兵师属坦克自行火炮团，从而初步形成了我军装甲兵部队的编成体系。

新编成的装甲部队，在入朝作战中，有的猛冲猛打，出奇制胜，首战告捷；有的步坦密切配合，快速穿插、攻坚克锐，全面展示出志愿军的铁甲雄风和独特威力，取得了一系列辉煌战绩。

特别是在金城战役中，我坦克215车，使用潜伏射击的方法，一辆T34—85（1944年）中型坦克，连续击毁5辆潘兴M46中型坦克，创造了坦克战史上的奇迹，狠狠打击了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和李承晚伪军。

        年轻的装甲兵后勤工作，经过锻炼和考验，很快走上了正轨，摸索出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与保障方法。各业务部门通力配合，大家兢兢业业、齐心协力、勇争第一，各项事业不断呈现繁荣发展的新气象。刘景晏的组织领导才能，在紧张繁重的战争保障实践和工作实践中，得到充分发挥，受到各级指挥员和上级领导的一致肯定。

　　一年后的总结大会上，许光达司令表扬了后勤部工作主动性好、效率高、出成效快，并号召其他部门要认真向后勤机关学习，为装甲兵发展壮大建功立业。

        工作稳定了下来，刘景晏想起了自己那两个十分招人疼爱的女儿，大的刘延刚10岁，小的刘航才8岁。

　　从兰州调京时，实在没有办法，只能狠心仓促地先将女儿送回刚刚解放不久的山西老家刘家垣村。那里条件艰苦，住窑洞、吃小米高粱，还严重缺水，更要紧地是严格保密孩子的身份，防止遭阶级敌人和阎锡山匪军残余人员的暗算。两个女儿在穷乡僻壤吃了不少苦，还没条件正规上学。

　　当两个又黑又瘦的小姑娘，在小脚奶奶的带领下，怯生生地来到北京西直门草厂胡同那两小间作为家的平房时，刘景晏一手搂着一个女儿，眼泪夺眶而出。

（三）

　　1952年初，刘景晏调装甲兵技术部任政治委员，党内任装甲兵党委常委。

　　当时，技术部没有部长，内部不团结，许多工作上不去。向仲华副政委找刘景晏谈话，希望他抓好技术部全面工作，当好“政委兼部长”的领导角色。

        许光达司令员根据装甲兵的特点，明确提出：“没有技术就没有装甲部队”的口号，要求在装甲兵内广泛掀起学知识、学技术、学业务的高潮。

　　刘景晏雷厉风行，以技术部名义召开动员大会，号召全体装甲兵干部战士积极开展技术竞赛活动，努力提高技术水平；在大造声势的同时，督促机关和部队制定出检查和评定标准，规定了一系列激励措施。

        他组织多个机关工作组，深入基层部队调查研究，具体指导技术练兵，帮助总结经验教训，推动群众性“比学赶帮”练兵活动的健康发展。

        在技术练兵活动中，刘景晏十分重视发挥内部简报和有关刊物的作用，他亲自审稿并撰写文章指导各阶段技术练兵的动员、组织和防止倾向性问题，定期刊登业务尖子和技术典型的生动事迹，介绍技术练兵的先进经验。

        装甲兵各部队积极行动，你追我赶地兴起大学技术、大抓技术的群众练兵活动。

      刘景晏还身体力行，带头制定个人学习计划并向群众公布。他的学习主要分为三个方面：

　　一是学装甲兵器知识和世界装甲兵发展史。刘景晏到北京各图书馆借阅相关图书，认真抄录、摘记各国坦克、装甲车的性能，他还抽空上街转书摊，发现有用书籍马上买下，几年下来，书籍存了两大箱，密密麻麻记满了六个大笔记本，做的笔记书签不计其数。

        通过潜心学习，他对英、德、美、苏、日等国家近百种坦克、装甲车和牵引车的技战术指标，了如指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流行的主要装甲作战理论、发生的大规模集群坦克会战，以及著名军事将领的指挥特点和战绩，随手捻来。

      一次，他到第二坦克学校跟班听课，课后他向任课的孙教员指出，介绍美军装备的M-26潘兴重型坦克与M-46中型坦克的战术技术指标时，有三处说的不够准确，并讲出了正确的参数。孙教员虽然嘴上没说，但心里还是不服气，事后经过认真核对数据，发现打印教材时出现了失误，他照本宣科确实讲错了。不由得对刘景晏心生敬意。从此，他逢人便讲，刘政委真是“一门儿清的战车花名册”。

        时任副参谋长的邓家泰听说后，不太相信，专门到刘景晏办公室，一气问了5个德、日、美自行火炮和坦克的技术指标，刘景晏对答如流，说得邓副参谋长频频点头，真诚佩服。此后，“战车花名册”的称呼，硬是在装甲兵传开了。

        二是学俄语。T34坦克是苏联制造的，当时是比较先进的主战装甲武器。要想很好地驾驭手中装备，掌握工作中的主动权，最好的办法是与苏联顾问直接交流，能阅读、看懂俄文装备资料。

        刘景晏参加革命前和在延安白求恩医科大学高级研究班里学过英语，有较好的水平。他决心，再下功夫掌握俄语。首先，到翻译室拜二名年轻的俄语翻译为师，每天一小时、周日半天实行一对一教学。其次，在办公室、宿舍、床头、马桶到处贴满俄语单词和句型，学会了即更新。再次，制作多个随身小本，乘车、走路、出差，随时拿出来学习，并抽空就与俄方人员对话，练口语。

　　俄语是世界上除汉语外最复杂的语言之一，变格变性、打嘟噜，学起来确实有难度。俗话说，“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两年多后，刘景晏的俄语已达到中级以上水准，能与苏联顾问和装备技术人员探讨坦克指挥、保养、维修等问题了。

        早年曾在苏联学习过的许光达司令，偶然看见刘景晏与苏联顾问在会议间隙热烈交谈，信步走过来，用流畅的俄语询问刘景晏在谈什么，刘景晏也用俄语清晰地回答，正在同顾问同志探讨坦克团战场隐蔽、伪装和防空的有效办法，并用俄语汇报了苏联顾问的意见。

        随后，一旁的苏联顾问加维宁诺夫翘起大拇指对许司令连连表示，“达瓦利什刘，哈拉绍、欧钦哈拉绍”。许光达笑了，赞许地对刘景晏说，“你是装甲兵班子里，自学俄语最有成效的领导干部”。

　　对外语保持浓厚的兴趣，是刘景晏终生学习的一个动力。虽然他一生没有出过国，也没有从事专职外事工作，但他通过自学掌握了英语、俄语，并坚持学习日语、德语和法语，既方便了本职工作，也不断提高了自身素质和修养。

        三是学装甲车辆驾驶和射击、坦克战术指挥。“不会开坦克，就不是合格的装甲兵指挥员”。多年后，提起在装甲兵工作的经历，身为副兵团离休干部的刘景晏仍然充满豪气地如是说。

        无论到学校、到部队检查工作，他有机会就钻进坦克，一个动作一个动作地学习驾驶和瞄准、射击。

        坦克车舱窄小，空气充满浓重的柴油味，行进中震动颠簸十分剧烈，夏天闷热、冬天冰冷。刘景晏克服各种困难，虚心向战士和基层干部求教，经常油污满身、汗透衣襟，通过努力，他很快就熟练掌握了坦克每个乘员的技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坦克驾驶员和枪炮手。

　　开进中，几十吨隆隆作响的钢铁庞然大物，在他的掌控下，就象灵巧的战马，登坎越壕，涉水避雷，原地转向，顺利完成了系列训练科目。

        同时他还参加实兵实车战斗演习，把握了大部队坦克行军，坦克进攻的展开、掩护，机动穿插和通讯联络等实战指挥方法，取得了第一手发言权。

        看过刘景晏驾驶坦克通过多障碍设置阵地后，装甲兵聂鹤亭副司令感慨地说：“老刘的驾驶技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程度，不说谁也不知道他也是才摸坦克不久的新手啊！”

　　后来，沙风、孙三先后担任技术部部长，刘景晏与他们互相尊重、坦诚相见、及时沟通、密切合作，相处共事都十分愉快。技术部风气逐步扭转，各项工作稳步上升，全面建设达到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

（四）

　　保持我军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是各级政治干部的根本职责。建国后，和平环境、身处大城市，很容易使我党我军少数思想、立场不坚定人员，出现动摇和蜕变。

　　装甲兵领导机关干部中，也存在贪图安逸享受，养尊处优搞特殊化；利用手中权利侵占公物、贪污腐败的种种现象。

        刘景晏对自己和家人要求极严，有时甚至近乎苛刻。他从不贪占公家一点便宜，也不用公款给任何人摆宴送礼，还常用自己的工资接济身边困难的工作人员。

        他对脱离人民、脱离群众，腐化堕落的现象疾恶如仇，利用各种场合提醒、告诫技术部的党员和干部要廉洁自率、端正形象，并与不正之风开展了坚决的斗争。

        1951年12月，按照党中央号召，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装甲兵根据军委统一部署，也投入到运动之中。

        技术部在部长沙风、政委刘景晏领导下，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坚持思想教育为主，动员自查、互查，启发自我觉悟、自己主动交代问题，同时动员群众搞好检举揭发。

        许光达司令、向仲华副政委对技术部“三反五反”运动十分重视，经常听取汇报，甚至直接参加会议，做了许多重要指示，为技术部深入搞好运动指明了方向。

　　运动中，技术部查出问题十多起，最严重的是一名少数民族领导干部，贪占公款公物数额巨大，还有乱搞男女关系、拉帮结派，从事宗教非组织活动，散布对党的政策不满言论等严重错误。

        问题揭露出来后，开始，这名干部拼死抵赖，拒不交代。在群众举证，工作组查实时间、地点、参加人员等情况后，他痛哭流涕，彻底坦白承认了错误事实，写出了数万字的交代材料。广大机关干部，平时早已对其骄横跋扈、自吹自擂的行经十分不满，这时群众一致要求对他实行严惩。

运动后期，装甲兵党委按照“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原则，集体讨论，慎重研究，考虑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不容易，以及本人的认错态度和退赔状况，决定从轻处理，只给予他行政降职、留党察看的处分。

处分宣布后，群众和党员都有不少意见，刘景晏耐心做大家的说服工作，同志们才表示以大局为重，服从党委决定。这位犯有严重错误的领导同志，得知上述情况后，当面向沙风部长、刘景晏政委连连鞠躬，诚恳地表示，十分感谢技术部党委对他的教育和挽救，十分感谢机关干部对他的宽容，否则自己就会彻底滑落到腐败的泥潭，成为刘青山、张子善第二。

        同时，对其他犯有程度不同错误的同志，有的在问题讲清楚，做出退赔后，及时予以解脱；有的根据问题性质，适当给予行政或党内处分。

　　“三反五反”运动，是建国初期一场重要的政治运动。运动的胜利，有力地抵制了各种腐朽思想对革命队伍的侵蚀，清除了干部队伍中的蜕化变质分子，教育和挽救了一批干部，提高了干部和广大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增强了反腐蚀的能力，并在社会上树立了廉洁朴素的社会风尚。

        装甲兵机关干部在这场政治运动中，受到了生动、现实的教育和考验，对始终保持艰苦奋斗的革命作风，始终坚持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为加速装甲兵的建设和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毛泽东主席与装甲兵许光达司令员）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正规化建设道路上又迈出了新的步伐——实行军衔制。

　　军衔是国家和军队领率机关对军人功绩和能力的肯定，是授予军人的荣誉称号，也是军人等级的外在标识。

        军衔评定是一件十分慎重的工作。

        刘景晏根据装甲兵党委和政治部的要求，对技术部二百多名干部的资历、任职时间、立功受奖情况做了深入、细致的了解，对档案不全、本人记忆不清的，还专门发调函、派专人外调，做到了对每个干部都极端负责任。

        对个人军衔评定的高低，刘景晏并不十分在意。向仲华同志找刘景晏谈话，刘景晏爽快地说，许司令对军衔几次推高就低，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完全服从组织决定，个人没有任何要求。

        1955年9月刘景晏被授予装甲兵大校军衔。一年后，1956年6月确定行政级别时，刘景晏被定为9级。

        事隔多年后，任副总参谋长的向仲华谈起刘景晏，还是赞赏有佳。

        他说，按老刘的资历，1936年参加红军，时任正军职已3年多，评少将完全可以。出于总干部部关于“严格控制将官数额”的要求，装甲兵拟报刘景晏授予大校的预案，征求老刘意见，他不向组织提任何想法和要求，在名利面前，表现出一名真正共产党员的高尚品德和风格，装甲兵上下对他评价很高。

        向仲华还说，为了不让老实人吃亏，56年评定行政级别时，大家一致同意给刘景晏定为9级。当时少将一般才定9级，有的少将还是10级呢！

    人品如山。军委装甲兵机关的同志们，从刘景晏身上如同看到一面光洁无暇的镜子，看到一本内容丰富的书籍，看到一棵绿荫常在的大树，看到一条清水潺潺的溪流。

1956年秋天，刘景晏奉中央军委命令，离开了在奠基时期工作6年、真情热爱、倾心尽力的装甲兵机关，去往上海，担任新组建的军事医学科学院第一任政治委员职务。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征程。

有诗曰：

一生辛劳鬓发苍，

永无停歇，思考忙。

曾为百姓打江山，掀翻欺压现衷肠。

纵使敌人恶如狼，敢拼命，咱有枪！

建国后，

阴霾一扫，社会新风尚。

联系群众，参加劳动，事事顾影响。

领导干部确实有威望。

多年过去，

官僚主义不投降；

利益集团滋长，犹猖狂；

贪巨款、包二奶、占豪房；

不干正事，骄奢淫逸，轻歌总绕梁。

新一届党中央，

治国理念顺畅；

正法严纪，亲民廉政，不打官腔；

撕去贪官伪装，权力人民掌。

幸福、公平、尊严，

国民共享；

改革、反腐、发展，

路途更长。

看旭日东升，光芒万千丈，将神州大地照亮，

人民喜洋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