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 class="ql-block"><li> 下乡知青和支边知青的聚会</li></ul><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22px;">刘晓航为云南知青留下辉煌记忆</b></p><h1> </h1><h1> </h1><h1> </h1><h1> 2016年11月11日那一天，我永生难忘：知友梁述华的爱妻小沈意外为我请来了云南曾北上请愿的知青邹盛永、李长寿、胡长安到我家相聚。下乡知青贺岩、王忠一等闻讯也赶了过来。</h1><p class="ql-block"><br></p> <h1> </h1><h1> 为了感谢云南支边知青在解救自己的同时也解救了数万万还滞留农村下乡知青的返城运动，我想设宴款待他们以表谢意。令人惊喜的是，他们不但接受了邀请，邹盛永还带来了一本由武汉科技大学教授刘晓航著述的《我们要回家》的书。</h1><h1> </h1><h1> 当晚，我就迫不急待的翻阅起来，急于想从书中获知云南知青为了自我拯救掀起返城运动的全过程，更想得知，为什么云南知青在拯救自己的同时也拯救了全国还滞留农村的数万万知青。</h1><h1> </h1><h1> 书的封面迎面而来的，是云南知青为了人生存的权利和尊严，以血肉之躯发出震憾山川的呐喊“我们要回家！”“我们要控诉！”“我们要见华主席、邓副主席！”</h1><p><br></p> <h1> </h1><h1> 再翻开书来读，一篇篇一页页都让我浸透在泪水中，且越往下读我就越是热泪纵横而不能入眠。记得，我在农村时，曾听说过云南知青在重庆火车站为争取返城而向父老乡亲发表演说的事，但我想了解更多却因山村的闭塞不得而知。1979年2月，当我终于返回城市后，又因忙于新的生计，也没有再去细想我下乡10年后为什么又突然回到了城市。</h1><h1> </h1><h1> 此后，退休下来的我在与知青群体的交往中，才断断续续的听说云南知青的事，才知道我回到城市是因为得益于云南知青的返城运动，不过，我仍不得而知这一返城运动的全过程。终于，邹盛永为我带来了这本《我们要回家》的书，从中我才读到了云南知青返城运动的整个来龙去脉，知道了我们数万万还滞留农村的下乡知青之所以在1979年得以全部返城，就是得益云南知青成功的返城运动，而又正是这一返城运动，最终终结了持续二十多年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h1><h1><br></h1><p><br></p> <h1> 作者刘晓航也曾是一位知青，后来经过自我奋斗，他终于脱离苦海，回到城市。当他进入师范学院填补被耗去的青春时光时，他就开始投笔知青历史及云南知青返城运动的创作上，他要“为一代人立言”花费了多年的时间，刘晓航走访了近百位返城运动的当事人，终于一本记述《我们要回家》的书在2008年10月问世了。</h1><h1> </h1><h1> 书中详实记述了云南知青这段惊心动魄的自我拯救的历史，刘晓航要为中国现代史铭刻下云南知青为了人生存的权利而义无反顾的抗争行动。可以说，在中国二十多年运动史中，唯有云南知青是自己解救自己同时又解救了数万万还深陷乡村边陲、原始丛林、蛮荒之地的知青。</h1><h1> </h1><p><br></p> <h1> 唐朝史学家刘知儿说：“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刘晓航正是直书云南知青这段抗争史，《我们要回家》就显得尤其难能可贵。</h1><p><br></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这是《我们要回家》作者刘晓航和书中的云南知青大返城总指挥上海人丁惠民初识合影。</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span class="ql-cursor"></span></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 20px;">2009年1月，应有人通知我将新书《我们要回家》邮给了国家图书馆，这是收到的“荣誉证书”。</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