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在灵台地下党工委的日子/李明勤

沐子

爷爷名李宪道，字得学，1918年12月27日（农历11月25日）出生于灵台县西屯乡进殿村。

灵台县位于甘肃东部，大部与陕西接壤。相传周文王伐密须国后，姜子牙在达溪河边筑灵台祭天封神，便有了灵台县一说。

解放前，灵台县人丁疏稀，土地平瘠，连年遭灾，官府豪抢强掠，苛税繁多，兵马劳役沉重，加之兵匪骚乱，人民群众深受其害，过着饥饿栖惶的日子。

旧中国时期国民党灵台县设一个党部，是国民党主宰灵台的唯一核心机构，下设县级各科室和在各乡镇设了十一个区党部、五十一个区分部。还设有三十多人的警察局和三百多人的武装自卫队，另外，国民党在灵台的特务十八人，从事搜集情报、破坏我地下组织的活动。三青团在灵台县设有一个干事会，是国民党的主要后备力量。

解放前夕，国民党为了挽救其行将灭亡的命运。采取了种种垂死挣扎手段，一方面在党内进行“清党”活动，清除党内的政治异己分子，另方面在学校实行“集体入党”和“集体入团”的强制政策，凡在校教职人员必须“集体入党”，在校学生必须“集体入团”，以壮大国民党的力量，限制共产党在学校的活动和壮大队伍。

为了推翻压迫，求得解放，灵台人民，一代代仁人志士不畏艰难，前赴后继，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939年夏，灵台县西屯乡的小村村和什字镇的进殿村（后归西屯乡管辖）已有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我的家乡就在进殿村，当时我的爷爷二十一岁，被地下党员乔培仁发展为积极分子，经常参与地下党的外围活动，为地下党站岗，放哨，传送情报。

1939年夏收季节，共产党地下党员王廷英、乔培仁等人潜回灵台，暗中串联佃户长工等受苦大众，给他们宣传党的宣言和纲领，积极动员他们投身革命，壮大革命阵营。他们奔走于灵台县的什字、西屯、朝那、龙门及陕西凤翔、陇县等地，秘密筹建了灵台县地下党支部，当年，爷爷被发展为积极分子。

这年秋天，我爷爷受平东工委灵台地下党委派，从灵台出发，前往庆阳合水县境内传送情报。途经泾川，长武，到达合水县后得知从延安派出接头的交通员还未赶到，他便决定翻越子午岭继续往前送，天黑也顾不上歇脚，半夜时在艾蒿店子遇见狼群，爷爷急中生智，爬上路边一棵大树，等到天亮狼群散去才得以脱险。经过三天三夜长途拔涉到达毛家台，才将情报送到交通员手中。就在他满怀喜悦准备返回灵台时，被盘距在此的麟游县警备大队抓去，押送到陕西麟游县，关押了三个半月，在狱中，爷爷装聋作哑，加之突发痢疾不省人事，才得以被放回。

　　抗战胜利后，1946年国民党对共产党全面开战，连年来村子里的青壮年为躲避抓壮丁大都被迫背井离乡，东躲西藏，整个村庄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1945年春到1949年7月，在平东工委的领导下，灵台县西屯、什字、梁原、龙门、邵寨、中台、蒲窝等11个乡镇建立了党的地下组织，发展党员五百多人，建立了灵台县工委，组建中心支部五个，党支部十六个，为迎接西北大解放，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府，从组织上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948年秋，马匪八十二军骑兵连聚守灵台，到处设置障碍，筑建作战工事，向群众逼草要料。在我解放军即将解放灵台前夕，为了挽救他们垂死命运，迫使伪政府派伪警和自卫队员及各乡镇伪乡丁到处抓丁绑人，准备充当决死之炮灰。就在这一年，爷爷正式成为一名中共党员，经常活动在西屯，什字，梁原、龙门、邵寨、中台、蒲窝等地开展地下活动，组织发动群众实行抗粮、抗款、抗丁的“三抗”政策，为迎接灵台的解放夜以继日的奔忙着。这年秋天的一个夜晚，睡梦之中，爷爷被堵在窑洞里，当晚被拉到了什字乡公所，关押到第三天的黎明时分，爷爷趁看守睡着，用打碎的缸片割断绳子逃了出来。

　　　　1948年，爷爷跟随灵台县地下党组织配合平东工委负责人李义祥收拢降服灵台县龙门镇邱拐子（邱得武）团匪27人，输送至陇东支队留守处接受改造和改编，灵台县党组织受到王震司令员的回电表扬。

1949年1月，灵台工委建立了以梁原官村、王家沟为据点的地方武装，同年5月，按平东工委决定，在行动队队长杨希江带领下，先后袭击了崇信县赤诚伪乡公所和灵台县梁原伪乡公所，夺取了枪支十余支。夺取武器后，平东工委决定成立灵台地方武装游击队，武装力量为三十余人，徐正统任指导员，王志明任队长，王效武任副队长。游击队成立后，便进行了袭击伪乡公所，夺取武器，解救被抓壮丁等游击活动，公开给伪政府以武力威胁。

梁原乡公所被关押四十八名壮丁，三天后就要交给马匪，在此紧要的关头，二十多名武装的地下党员在积极分子的配合下包围了乡公所，收缴了其武器，解救了被关押农民。

1949年初，灵台县工委在平东武装大队侦察队领导王延英带领下，经过周密侦察，配合李义祥领导的华亭工委与张可夫领导的武装大队先后端掉灵台梁原、上良、西屯、什字等乡公所和民团据点，处决了破坏地下党组织和残害地下革命人士的首恶头目以及惯匪走狗21名，缴获枪支二百余支，老套筒33个，土炮九门，歪把子机枪三挺，子弹三千余发，手榴弹139颗，马刀70余把，火药143斤，雷管百余发。

　　由于灵台工委开展武装斗争，对反动势力进行了沉重地打击，灵台地下党组织也遭到了敌特势力的反扑和破坏，同年6月，灵台县伪党部特情处、警察局及地方民团疯狂搜捕地下党成员，由于党员李灏的告密出卖，灵台县支部及西屯进殿村支部遭到敌人的偷袭密捕，我爷爷及工委负责人乔培仁、徐培俊等五名地下党员和二名积极分子被捕，事出后，灵台工委在平东工委和崇信地下党组织配合下，一面向县长孟云亭写威吓信，晓之以理，一面派十多名游击队员武装包围孟的老家，胁持孟的父亲以武力威胁，对其讲明政策和灵台马上就要解放的道理，并让孟的父亲亲往灵台县劝说，迫使孟云亭释放了被捕的五名地下党员、二名积极分子和先期被捕的蒲窝支部三名地下党员、三名积极分子。

　　　　1949年7月2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九兵团六十三军一八八师和六十五军一九五师分两路进入灵台县城，灵台宣告解放，从而结束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

1950年3月至1965年,爷爷先后在灵台县龙门、独店、梁原等乡任乡长、书记，吊街区任区长、区委书记等职。 “四清”运动时，爷爷被受到错误迫害回到村子后仍被揪斗批判。之后的十多年中，爷爷先后任生产队长，大队支部书记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1979年党中央拨乱反正，他得到了组织的平反，享受离休待遇。2011年农历五月十四日，爷爷逝世，享年95岁。

爷爷在加入灵台县地下党组织成为一名中共党员之前，就已投身革命。在平东地下党及灵台工委党组织领导的武装斗争中，在保护党的组织、农运、工运、兵运、支援抗日救亡及民族解放事业中，无畏艰难，不怕流血牺牲，勇敢战斗，为民族解放和革命事业做出了一个普通农民难以做到的突出贡献。

爷爷待人诚恳，为人朴实，谦虚低调，从不以老革命自居。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得以平反，县乡领导到家中探望时问道：当年和您一起参加革命活下来的同志许多在省上或地区当领导，你却受到迫害当了半辈子的农民，在农村又当生产队长又当大队支书，还一心扑在农业生产劳动中，带领群众平田整地，战天斗地，甚至在县志史料档案里连您的名字都很少见到，您就不觉得冤屈吗？爷爷笑呵呵地说：“我参加革命时，一心只为推翻旧的国民党政权，让劳苦大众过上幸福生活，我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回农村参加生产劳动是我的本分，我没有怨言，也不图为了个人树碑立传，再说，曾经与我一起革命，牺牲的人不少，我被国民党抓过三次，坐过两次牢，可以说是九死一生，现在我又享受离休待遇，我很满足，很幸慰……”

　　爷爷讲的故事有许多，在我的记忆中，没有电影中看到的战场上的杀戮，也没有谍战片中危机四伏的智斗，但就在解放前夕一个小小的村落，他们暗暗地潜伏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发展党员，组织暴动，默默地为党的事业工作。

爷爷已经走了七年了，可我却觉得他不曾走远，还像儿时那样拉着我的手，时不时听见他发出爽朗的笑声。    

爷爷的晚年是在幸福与痛楚交织中度过的，幸福的是四世同堂，曾孙也已经有了工作，和他一起参加地下党的老一辈人都已过世，唯独他还健在。痛楚的是儿孙大部分都工作在外地，不能缠绵膝前足下，显得格外孤单。虽然说每逢节假休息都会有人回到他的身边看望，但总是聚少离多，陪他的时间太少。

和爷爷在一起的时候，总是听他讲过去的经历，心中便会生出无尽的遐想和油然的敬意。记得有一次回到他身边，爷爷靠在躺椅上晒着太阳，又一次讲起过去的事情，不过谈吐中显得已然言语不很整齐，他和我说话时，眼光总是看着远方，嘴里吐出的字大多是人的名字，而这些名字就是和他曾经一起工作过的同志，突然间，我觉得爷爷是真的老了。

　　2011年春天，爷爷病得卧床不起，大脑萎缩，失去记忆，一家人都赶回他的身边，爷爷已经对自己的儿孙渐渐淡忘。春夏之交，爷爷已经水米不进，病入膏肓，家人又一次聚在他的身边，看到爷爷骨瘦如柴，昔日健壮的身骨荡然无存，不由我潸然泪下，虽然他已经不记得我这个大孙子了，可潜意识中还是伸出手指向了我。  

经历过大风大浪大喜大悲的人往往比常人多一份宁静，多一份对人生的感悟。如同河水静静流淌，越走越宽。爷爷走了，走的很安祥，很宁静。

爷爷的一生，既有过青年时期参加革命为新中国的成立呕心沥血，英勇奋斗的辉煌，又有过中年时期受到运动迫害，被组织错误对待的遭遇，既有老年时期的安然享乐，又有晚年时期的孤独痛楚。但他的一生，是为新中国的建立而奋斗，伴随着新中国的诞生而成长，为新中国的繁荣发展而竭力奋斗了一生。   星辰亦老，岁月如梭。进殿，那片坳里埋有我爷爷奶奶的八十亩地，在我的生命里留下了永不湮灭的印记。在这片黄土里，我的爷爷奶奶，他们与他们儿时的记忆融为一体，他们的生命必将化作清风，化作黄土，化作麦苗，静静等待下一个轮回！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爷爷，愿在天堂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