蓦然回首，已是五十年……

依依

此文是为纪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十周年，也是为纪念我那英年早逝的夫君大希。

（文字原创，图片部分原创）

　　1969年元月13日，那是一个冰雪交加的早晨，武汉实验学校老三届的同学和我登上了开往监利县的客轮，到监利农村插队落户。

我（68届高中生）和大弟（68届初中生）向着岸边的母亲频频挥手道别，听不清母亲口里的叮嘱，只见母亲不停用手帕擦着泪水。我长这大才第一次离开母亲，心里很是依恋不舍，但想到这是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心情激动且豪情滿滿。

　　到了监利县，我和同班同学男友大希（绰号）和各自的弟弟一行四人被分配到红城公社姜王大队。这下乡的第一天，百年难遇的罕见的冰雪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只记得去小队的路上白茫茫一片，根本分不清哪是田，哪是埂，哪是沟？我们背负着行李铺盖，跌跌撞撞地跟在队长后面，因田埂宽度有限，根本无法并排，只能踩着前面的脚印走。每次问队长，他都说“炮把里”“前面就是”。从中午走到晚上，直走到大希的弟弟的翻毛皮鞋底帮分离，鞋㡳深深地陷进雪地里。

　　记不清摔了多少跤，连滚带爬地好不容易到了一农舍，队长将三个男生安排在堂屋留宿。潮湿的泥地铺上稻草，盖的是自己的带的棉被。因我是一女生，就把堂屋旁的猪圈里养的猪临时牵到别人家猪圈去，还是地上铺上稻草作床。猪圈是在堂屋墙边搭的斜顶矮草棚，四面通风，我已累得不行，管它什么，倒头就睡。

一早我朦胧醒来，闻到一股猪粪味，发现我睡在雪堆里。棉被上只有一条我身体形状的地方没雪，并且已湿透，其他地方全是厚厚的白雪。我还以为这是到了童话里的白雪世界。

　　第二天，队长领我们到离村庄大约1里远，是个四周都是农田的用土砖砌的队屋里。正屋里挂有毛主席像，是平时村民集中开会议事的地方。左侧是队里的仓库，右侧是一间牛棚，把牛棚里的一条耕牛挪到正屋里栓着，这牛棚就是我们四人的家。中间用竹篱象征性地隔了一下，我的床在里面，三个男生在外面，床也就是搁在条凳上的竹篱片。队长告诉我们，听说下放知识青年有安家费，修建房屋的材料和口粮，但目前什么都没发放下来。所以只有安排你们轮流到村民家吃饭，因此时是冬季，每天只吃两餐。

　　刚到农村头几天，队长没有安排农活，我们早上在队屋里举着毛主席语录，教农民跳忠字舞，晚上在田埂上散步，或者坐在稻草堆上，拉着小提琴、手风琴、二胡、月琴，唱着外国民歌200首，吹着晚风，沐着月光，温馨又浪漫地憧憬着美好的未来。

　　我们学会了绞烧火的稻草把子，敲开冰窟蕯打水，用木棒槌洗衣服（往往把衣服上的纽扣打得一个不剩），在灶台上用柴火把子做饭等等。

　　不久，我们顶替队里民工的名额被分配到大堤上去修堤。每天要完成的土方是男的2.5立方米，女的1.5立方米，没有完成的不能收工。从没挑过担子的人，要把满满两撮箕黄土，一趟一趟地经过冰凌的陡坡，挑上长江大堤，肩膀肿了不能停，磨破了皮也不能歇，必须和农民工完成同样的立方。我们互相勉励，互相帮助，终于咬牙挺过来了，从开始收工很晩到后来能提前完成任务。不好意思的是，我的立方都是三个男生帮助下才完成的。

　　开春了，当我看到生产队里一望无边的水田时，我傻眼了。因为我小时候得过风湿热，病情累及心脏。临下放前，母亲将我的病历找过学校负责下放的老师，要求尽量能安排到旱地面积多的农村。学校也在分配地区的时候，把我们四人的小组合并到低年级（68届初中）的小组中。哪知道，就因为我们小组中有我和大希两个相对年纪大的学生，所以公社把我们分配到劳动强度最大而水田最多的生产队。生产队不仅是水田多，还有大面积的湖田。

初春的天气，乍暖还寒，我们和农民们一起卷起裤腿下田插早秧。插秧的人都并排成一行，同时往后退着插。如果稍有动作慢了，或者想歇口气，就会被关“禁闭”，即是后路被人插上了秧，没有后退的路了。所以往往只能一口气头也不抬地插到地头。我每每到了这个时候，腰都直不起来，只能靠双手撑着爬上田埂。我深深领悟到“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从此不敢剩饭，更不曾倒饭！

　　我印象最深的是水田里的蚂蟥。因我打小看到蚕都害怕，看到菜虫都要哇哇大叫。下到水田，发现多条蚂蟥围拢过来，我都吓得大气也不敢出，（不敢出声，怕农村人笑活），闭上眼睛，咬着牙，抱着上刑场的心情去面对。记得有一次从水田里走上来，小腿肚上扒着三条蚂蟥，蚂蟥因饱吸了我的血，身子外形比手指还粗，已撑得发亮，我拼命甩腿也甩不掉，村民帮我用手轻轻拍打，才把蚂蟥拍落下来，而腿上的伤口仍然还会流血不止。

　　队里早已不安排我们去农民家吃饭了，因村里大都数人以为我们是在城里生活困难，没有工作，下放到农村来解决粮食问题，并且与他们抢工分抢分红。可是我们的口粮仍旧迟迟发放不下来。每次收工回到队屋，都不知道这顿饭的米在哪里。大希的弟弟人小胆子大，天不怕地不怕，每次都是他能抱着半截竹筒（农村装米的容器），老着脸皮地讨回一点米来充饥。在没有自留地种蔬菜的日子里，我们挑野芹菜，野韭菜，野地菜，有时还向打猪食的农村孩子讨，因为他们打的猪食也都是我们吃的野菜。记得农田种有一种叫蓝花子红花子的植物，我们也当菜吃过，但是很快就深耕翻地用作肥料了。实在沒有菜，我们也只能盐水拌饭吃。

也曾有时候，实在嘴馋难忍，我们晚上拿着手电，带着麻袋，到农田里去捉青蛙。这青蛙确实奇怪，只要用手电光照到，它就一动不动了，一捉一个。那烧青蛙的美味确实现在想起来连山珍海味都无以伦比呵！

直到下放将近半年了，口粮才陆续发放下来，至于建房子的木材，早已给队长挪用，修建了他自家的屋子。

　　队里终于在队屋后面给我们划了一块小小自留地。我们兴高彩烈地种上了青菜、黄瓜、丝瓜、菜瓜、南瓜、辣椒、豆角等等。不论出工多劳累，仍然起早贪黑地兴着自己的菜园子。我们偷偷拿了点队屋仓库里的化肥，用水化开以后洒到蔬菜地里，豆角长得比手指还粗，第一次吃到自己种的菜，那个心情呀，美得简直无法形容！我们还开始养鸡，记得母鸡孵蛋时，大部分小鸡孵出来了后，就领着小鸡出去找食了，窝里还剩两个蛋不管了。我那勤劳而善良的弟弟把这蛋放在贴身的衣服上口袋里，小心翼翼地呵护着，硬是把蛋里的小鸡给孵出来了。

　　由于频繁地下水田，我的风湿病终于发作了。除了浑身关节疼痛以外，还伴有高烧与心慌。无奈之下大希陪我去公社反应，请求转换一个以旱地为主的生产队。公社干部告诉我们，整个公社都以水田为主，即使有少数旱地农活，都是照顾农村老人干的。也提供我们一起信息，实在身体有病，不适应农村工作的，可以申请回城，但必须有病情证明，办理相应的手续。

　　滿以为我母亲16岁就参加医务工作，在医院工作数十年，是手术室护士长。文革中还曾把我这个没敢出去“革命造反”的胆小鬼带到手术室，顶替那些离岗造反去了的人，帮她消毒，做卫生，准备手术器械包，坚持开展正常手术工作。而且医院里都知道我夲是从小就有病，要开个证明应该不难。谁知她被打成走资派，毎天戴着用字纸篓糊的高帽子被批斗。她曾把家里牙齿缝里省下的粮票，送给她手术室里家人饭量大粮食不够吃的护士。如今这护士跳起来揭发她，罪行是用资产阶级的小恩小惠腐蚀革命群众。可气可恨的是，过了若干年，她竟会又来找我母亲要粮票。而我的父亲是精通两门外语（俄语、英语）的高级工程师，曾发现德国专家图纸中的错误，为武钢避免了重大经济损失。却因眼睛近视，不小心一屁股坐到放着印有毛主席像报纸的板凳上了，又在上厕所时哼唱革命样板戏，加上摘帽右派的前科，被关进了学习班，生死未卜。所以我的病情证明从何开起？搞不好又加上个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名，岂不罪加一等？

　　真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大希收到家里给他寄来的病情证明。记得是由岱家山医院开出的，病情是风湿性关节炎。

很快大希的回城手续都办好了，我和他一起回到武汉。我记得大约到过武汉三个医院检查，怎么也开不到病情证明。当时百思不得其解，明明有心脏病为什么检查不出来？现在终于明白个大概，因为到如今彩色超声波显示了心脏瓣膜、心室心房等等有毛病后，我到一般门诊看病，如果不出示检查报告，还会有医生在我病历上写出心脏正常的诊断。我不敢妄评中国的医疗水平，（因我回城后也是从事医务工作），但是当时单靠一个听诊器，确实难为医生了。

　　既然没病，那还是回到农村去吧。

一下水田又马上发病，只得又返汉治病。大概是急病发作时期，我终于在武汉中医院开出一张风湿性心脏病的病假条，休息叁天。万般无奈，只得用地摊上淘到的退色精，把休息叁天的字退掉。怀揣着它回到农村。忐忑不安地交了上去，县知识青年办公室答复我，现在知青办病退的手续已由上升到地区审批，要我回村等消息。

左等右等，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不得已又上县知青办询问，哪知县知青办的工作人员说，因为淹水，知青办搬家，我的病退证明与申请表统统遗失了，要我重新交病情证明和需要层层盖章的申请表上来。真是欲哭无泪啊！我上哪再去开这个病情证明啊？

　　从此，我再也不提病退的事了，即使病得再厉害也不回去。要知道我回汉数次，都会遇到半夜查户口，而我这个没有户口的黑人就会遭到户籍警百般盘问，好像我是在哪里犯了罪的逃犯似的。若干年后单位同事（她母亲曾在我家所在地居委会工作）告诉我，我们家是居委会重点监视的黑五类（地富反坏右）对象，只要有一点风吹草动就要马上报告，特别要警惕我这样以装病逃避上山下乡的黑子女。我至今还不曾忘记，那个“横扯公社”（当时人们背后对居委会的美称）的主任整天戴着红䄂章，在你的家门口晃来晃去，趾高气扬，仿佛准备随时抓到你的反革命罪行，好为文化大革命立功。

更有使我难堪的是，曾在武汉遇见几个以前学习成绩不好，沒能升学的同学，他们围着嘲笑我说：“我们早已参加工作，领工资了，而你这个实验的高材生哟，怎么读书读到农村修地球去了？”

　　两个弟弟被队里派到堤上防汛，我一个人住在离村子大约一里路的队屋里。那时不光没有电灯，连煤油灯用的煤油也是紧俏的计划物质。（如今城里的孩子根本不知道什么叫伸手不见五指），乡村的夜晚不光是黑暗，还有风声、蛙声、狗叫声、牛叫声、……等等不知是什么的怪声音。我常常吓得缩成一团，把头蒙在被窝里发抖。

有一天晩上，我半夜里好像听到有人叫我的名字，我以为是鬼来了，把头蒙得更紧。后来仿佛听见叫我开门，说“我是大希”。我前不久才收到大希的来信（农村的通邮很慢，常常一封信在路上要好多天）说在汉口被安排到一个水电安装工程队上班，工作很忙，常常加班，还曾出差到沙市。我想大希怎么也不可能会到我这里来，这肯定是不怀好意的人知道我一个女生住在这里，冒充大希骗我开门。我吓得用铁锹，扁担抵住木门，一边说，你不要骗我，我不会上当的！

直到天蒙蒙亮，队长过来敲门，我才知道真的是大希来了。打开门，惊慌了一晩上的我头晕腿软一屁股坐到地上眼泪直淌。原来大希因多次加班，积攒了好几天的休息，就迫不及待地利用补休，赶来监利探望，船到县城已天黑，赶到队里已是半夜了。

男儿有泪不轻弹，大希性格刚毅坚强。他文革中被抄家沒哭；没带毛主席语录被批斗没哭；用血肉之躯挡住了欧打学校校长（文革后任教育局局长）的拳头沒哭；不开串连证明，不准到天安门看毛主席沒哭；烧掉自己三十万字的呕心沥血的处女作《青春的脚步》的手稿没哭；躲开要查身份证明的人流，（那时串连如果被人查到没有身份证明，不仅仅会被关押审查，更多的是生命危险），背着家乡土特产（糍粑、豆丝），扒汽车挤火车，忍饥挨饿翻天山过草原，当时年仅十七岁的他，怀揣10元人民币，历经艰辛，来到离家三千多公里远的伊犁，探望新疆建设兵团的哥哥（当离家数年的哥哥听到弟弟来看他时，以为是在做梦），哥俩相见他也沒哭。但当他看到我面黄饥瘦，站立不稳，风一吹就要倒的样子，一对乌黑油亮的大辮子变成了稀稀疏疏的一小撮黄毛时，却忍不住泪水潸然。

　　大希帮我把水缸里的水跳满了，又帮我菜园子松土，捉虫，浇水，薅草……。临走时要我和他一同回汉，继续找机会去开病情证明，我摇头拒绝了。我对他说，我们知青中间有一个能回城，已不知是多大的幸运了，你回去安心好好工作，不要记挂我们。

大希走后，我想了很多很多……想起了父亲对我和大弟讲的话。他歉意地告诉我们，因为曾戴过右派帽子，给我们子女升学、招工、就业、甚至是婚姻，都会带来很大的影响，要我们有思想准备，将来的生活注定要会比别人差。他嘱咐我们一生要小心翼翼，低调做人，千万不可为了与人争短长，而惹来杀身之祸！

　　不久，传来省里派来了知识青年慰问团的消息。同学们兴高采烈地奔走相告，国家沒有忘记我们，党和组织上派人来看我们了！

当慰问团来到队里时，我又正好病到在床上。来了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其中有个医生带有听诊器、血压计和体温表。当他给我检查身体后说确实心脏不好。给了我一些治疗的药后，几个人都说会马上向领导反映我的情况，要我安心养病。

又过了些日子，传来武汉工厂到监利农村招工的消息。

　　记得那一天，我们怀揣着公社的推荐表到县城招工办找到对口的工厂办事人员时，那时的心情是又激动又兴奋。办事人员也热情地接待我们，耐心地解答我们的询问。临走时还拜托我们帮忙买几只老母鸡。（当时武汉毎人每月只半斤肉票，一年半斤冰冻鱼，至于鸡鸭根本不见踪影。）我当时想我们养的鸡（包括弟弟怀里孵出来的）早已长大，这老母鸡可是手到擒拿的事。

几天后通知我们体检。因我服了慰问团医生给的药，病已得到控制，所以体检一切正常。

又过了几天，当我到县城遇到那个托我买老母鸡的工厂招工人员，告诉他老母鸡已经准备好了时，他眼光躲闪，语言含糊，我开始觉得有点不对劲了。果然录取通知下来，只有我弟弟没有我。

我急急到招工办询问，他们答复我，是因为事先知道我有心脏病，所以沒录取。因为那天下到乡里的并不是什么省城慰问团，是他们工厂下来摸知青㡳细的工作人员。他们对我说，他们工厂是重化工行业，身体差的人无法适应。你弟弟肝大三指（严重营养不良所至），本也不合格，还是考虑照顾你们姐弟情况，招一个回汉。当时我实在无法理解，工厂的工作强度难道还会比农村工作强度大么？弟弟回汉工作后，厂里招工的工作人员（和弟弟已是同事，关系尚可）对弟弟说：“后来招工收尾时，还是带招回来几个身体不合格的学生，只是你姐姐一次也沒到招办来找过我们。”可怜我那时伤透了心，连弟弟回汉都沒去县城与码头相送，更不谈去招办，即使有事经过都要绕道走。

大希弟弟却因在县招办里朝窗外丢了个烟头，不料烟头丢进了对面窗户（据说是仓库），燃着了仓库里堆放的棉絮，而被关进了拘留所。从此任何招工与他无缘，直到五年以后母亲退休，他才顶职回到武汉。现在回想，这是什么仓库？堆放棉絮的仓库能窗口大开，让烟头飞进去？……

这一个烟头，烧的岂只是棉絮？它烧掉的是豆蒄年华，是宝贵的青春哪！

　　就在招工通知下达不久之时，隔壁生产队传来噩耗，一位姓黄的男生投溏自尽了。因他母亲正在对口招工的工厂工作，也不知犯了什么错误被斗，罚扫厕所，所以政审不合格，取消了招工的资格。再加上他爱恋的人被招回工厂，离他而去。最遗憾且可悲的是，他还没来得及表白。以至于人们现在还在猜测到底谁是他心中的女神？

如此美好而年轻的生命逃过了文革之劫，逃过了上山下乡之劫，却没逃过这该死的招工之劫！究竟是谁之过？！！！

那种父子相斗，夫妻反目，人性扭曲的年代，一切只讲阶级情，没有友情，没有亲情，更沒有爱情，……少男少女正当的恋情被视作低级下流，洪水猛兽，不仅社会舆论不赞许，甚至就连身边的亲人朋友也不理解。要知道敢于公开恋情的人，需要鼓起多大的勇气！我和大希在武汉的街道上，从不曾肩并肩，更不敢手牵手。

看到身边的同学和亲人一个一个地招工回汉，有好几次夜晚，我也不停地在池塘边转悠。我想如果我步黄同学的后尘，就可以一了百了地结束自己的烦恼与病痛。但是我对不起亲人，我不能让我的父母亲又加上一条子女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罪名，更何况我还有大希……

　　紧接着是农村一年中最忙的季节—双抢。我又病倒了。这次与往常不一样，是高烧40度，隔天发作（现在知道是疟疾）。头几天我在不烧时生活尚能自理，到后来就不行了。（大希弟弟一直在堤上）米吃完了，我已没力气把谷子挑到几里地外去脱壳。我只好吃菜园子里的瓜果充饥。

乡亲们双抢正忙，天不亮就起床，收工也很晚，我住的地方离村庄又远。好不容易看到一个上学路过的孩子，送他一筲簊瓜果，让他帮我请来个乡村医生，这乡村医生用个三角针在我额头上扎了一刀，鲜血直流，他说发烧放了血就会好的。丢下两粒白颗子药丸就走了。

第十天， 烧仍然在继续，我已吃不下瓜果了，只想喝水。我跌跌撞撞地到水缸边摔了一跤，才看到鸡窝里母鸡下的蛋已堆积得漫起来掉在地上碎了许多，可惜我连拾鸡蛋的力气都沒有了。等我拿着葫芦瓢到水缸取水时，才发现水已见㡳，挖不出来了，只见缸底躺着两只已泡白了的死老鼠，还不知是什么时候掉进去的。我一紧张晕了过去。

等我迷迷糊糊醒来发现躺在一个竹床上，乡亲们抬着我往县城里去。只听见老书记说，这女伢太造孽了，赶快送城关医院，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可不得了！

　　县医院人滿为患，连走道地上都躺的是病人。我被送进急诊室。腋下体温40度8，心力衰竭三级，值班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

有知青病得很重，可能会死在医院，这事惊动了医院院长，他急忙打电话给县卫生局局长。卫生局长把他家里的竹床抬来给我作临时病床，并吩咐马上发电报通知武汉的家属。当卫生局长问我需要什么时，实在没有力气说话的我，还是说了两个字“证明”。

过了不久，在大希弟弟的护送下，体重不滿70斤，咽咽一息的我终于回到了武汉。

　　多少年，不愿提起，不愿回乡，就连与知青有关的文章、歌曲、影视都不願触及，好想好想忘记，但总是会出现在梦境里……。毎每想起就会心痛，是那种撕心裂肺的痛！

沒有华丽的词藻，没有离奇的故事，没有虚构的情节，今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五十周年之际着笔，不为纪念，只是为了想告诉我的孩儿，你的父母亲在五十年前曾经有过这么一段真实而难忘的经历。你的父母亲是全国三千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中的一员，知青的回城是无数知青用鲜血和生命垫底换来的，你父母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