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顾

德缘阁

照  顾

 

记忆中我第一次听到“照顾”这个词，是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那时候我还在读小学，大概是八九岁。

那天上午放学回到家里，妈妈正在灶台边做饭。那时候全家五口人，住的是一间半厦房，最多也就是20个平方。一进门，右边是案板，左边是灶台，灶台的后边连着一家五口睡觉的大炕。我发现妈妈眼里含着泪花，我就问：“妈，你咋了？”妈妈说：“大队给咱照顾了八块钱。”一说话，妈妈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我赶紧问：“要咱还不？”因为在那个时候，花两块钱买的布就能做一件衣服，八块钱是一笔不小的收入。妈妈说：“照顾的，不要咱还。”我就问：“又不要咱还，你哭啥？”妈妈停下手里的活计，定定地看着我，说：“娃呀，咱啥时候不要人家照顾，日子就好了。”

那个时候，农村还实行的是“大锅饭”，每个生产队的劳动力一起出工，收工，男劳力一般每天记10分工，妇女每天记7分工，半大小子3到6分工，每到年底按照每家总工分多少“分红”。分红前先要根据队里的收入和总劳动日计算出每个劳动日的平均值，再根据各家的劳动日总数计算各家的分红，除去各家的口粮钱——各家从集体分的粮食也要折算成钱——最后分到手的就是一家人一年的收入。如果谁家一个劳力领取四个人的口粮，一年里干得再好，不分红还要倒找，过不下去了就借钱或者申请“照顾”。

记得我家分得最好那年，除去口粮款，平均一个劳动日两毛钱，我家分了100多块，过了个红火年。

但是，家里只有父母两个劳动力，我和姐姐都在上学，弟弟还小，更多年份分到手里的经常是几十块钱，这可是家里一年的全部开销。为了贴补家用，父母经常带着我们自己动手挣钱。记忆最深的，是在礼拜天、寒暑假到泸河滩里筛石子、砸破口石。用铁丝爪子扒开砂石地面，一直顺着石层刨下去，攒成一堆毛料，姐弟俩抬起铁筛子来回摇，把砂石按规格分开堆成堆。那时候雨水比较多，砂石毛料浸透了水不好筛，我们只好先把毛料晾干点再筛。小铁筛子大概有50公分见方，14岁的姐姐和11岁的我用坏了好几个。

我们吃过早饭就去河滩筛石子，晌午了我们几个小弟弟回家去吃饭，姐姐们就晾晒上午扒出来的砂石毛料，我们给姐姐们捎来午饭，远远地就能看见她们扒在河边的大柳树上等我们。

卖石子大多数是夜里，因为父母们白天还要挣工分。石子攒成堆后，要借人家的架子车送到工地上。送石子的时候，父亲在前边拉，我和姐姐在后边推，妈妈在家看门管弟弟。一车石子大概有0.3立方，大点的拉到武功县的渭河大堤工地上，能卖两块多钱，小点的送到县城，能卖一块多钱——这可比大人们干几天活挣的都多呀！

如果没有工程收料，我们就把石子拉回来堆在自己家门口。记得有一次小学的郁桂花老师家访，看到我家门口攒的石子，一个劲地夸我说：“哎呀，攒了这么多石子，真勤快。”真的，那时候在河滩筛石子不是每个孩子都有经历的，只有我们这些日子实在过不去的家庭才让孩子去。大我三岁的姐姐因为经常筛石子、推车子，累得经常咳痰。

除了筛石子，我们还去挖半夏。挖来的半夏要剥皮晒干才能卖，一开始我们没经验，直接用手剥皮，结果，半夏的皮掉了，我们小手上的皮也掉了，又疼又痒。除了半夏，还有马鞭草、薄荷、蒲公英，都能卖钱。

稍微大了点，我们就开始在生产队做些力所能及的活，比如夏天午饭后大人们午休的时候，我们顶着烈日去麦田里，把大人们割倒捆好的麦子翻过来晾晒，每个午休翻一片地的麦捆，能挣两分工——我们要是干普通的农活，一天也只能挣3分工。

那时候河边稻田里水鸟多，冬天就有用药麻鸟卖钱，我们男孩子经常凌晨三四点起床，赶在下药的人前边摘下水鸟带到县城里卖。虽然一只水鸭两块五，一只“油葫芦”一块钱，有时候还得光脚踩着冰茬子下水，但是“收获”好的时候，一个早上能卖到五六块钱。不过这个时候挣来的钱，大多留下来我们自己花了。

上了初中，大概1980年前后，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制，自家地里的活干完了，父母就开始做生意。父亲用借来的自行车从眉县纺纱厂拉了棉纱，回来用架子车拉着走街串巷去换棉花赚取差价。当时还是计划经济时代，父亲因此被人以投机倒把的罪名举报，好在政策慢慢开放了，村里很多人开始做生意，一个新街道的村民大部分都到县城做生意，那个街道被戏称为“商业街”。就连十来岁的弟弟也学会了做小生意，把捉来的螃蟹带到楼观台景区去卖。加上分田到户后，打下的粮食也够吃了，家里新盖了三间大瓦房，买了架子车、自行车、收音机，日子慢慢好起来了。自然，那次“照顾”也成了永远的一次。

几十年过去了，当年“创收”的工具和“创造”的家当，都不见了踪影，我们姐弟也都有了自己幸福的小家庭，我们的孩子也不再从小想着为家里“创收”的事情了，但是母亲给我解说“照顾”的那个场面，母亲无奈、倔强的眼神，一直在我的脑海重现，我也经常把这些讲给我的孩子们，告诉他们，只有靠自己的双手，才能过上不让人家“照顾”的日子，有尊严地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