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的高考回忆____ 树清

Rocky

　　电视里播出了改革开放四十年纪念大会实况，突然，我的某根神经被“四十年”一词像一道电流击中，心跳加快不能自已。四十年前国家走上了新生之路，四十年前也是我人生的转折。

　　一九七八年我考上了大学。这一年中国恢复了已被废除十年的高考制度，我在迷茫中看到了希望的亮光。

　　那时我已在房山北京煤矿机械厂苦苦挣扎了七年。我是一九七一年的中学毕业生，十六岁，初中毕业后被分配到远离京城一百里的工厂做工。离家前多年生病的母亲住在医院，几次在地狱门前徘徊。我在医院也陪住了二十多天。母亲刚清醒过来，我去辞行，我要去房山了，不敢耽搁，好容易分配了工作，过了这村儿没这店儿。我们前几届学生都去了农村插队，上山下乡吓坏了每一个家庭。母亲没有挽留，说不出话，脸上却露出满足的微笑，挥挥手，催我走。

　　我所在的工厂建在一大片农村的荒地上，杂草有一人深。巨大的车间里能跑汽车，车间的大门永远不关，冬天的寒风灌进来能打透棉袄。

　　我是车工，每天和一二百斤的铁块较劲。车削下来的铁屑有八百度高温，掉在车床下的铁盘中发出滋啦啦的响声，冒出呛鼻子的青烟，从大门外刮进的寒风往身体里钻。真正体会到了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滋味。几十台机床轰鸣，说话都要扯着嗓子喊。否则听不清对方在说什么。

车间里贴满大标语，抓革命促生产，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住的地方更热闹，二三十人的大通铺。都是十六七岁的小伙子。晚上起夜不去厕所，怕冷，推开窗户就往楼下尿，也有在屋内墙根尿的，满屋子充斥汗味骚味臭脚味。几个不老实的在铺上折腾，哗啦啦，大通铺就塌了，连人带铺盖滚落一地。打架是经常的事儿，厂里的领导来了，不分青红皂白一顿臭骂，再惹事捣乱就开批斗会，都他妈开除。

七年的煎熬，出路在哪里？辞职，不敢；调回北京，没有过硬的关系，门儿都没有。

　　一九七八年，是老天开眼的一年，也是我命运转变的一年。

　　十年动乱终于结束了，一九七七年十月国家恢复了高考制度，积压了十年的初高中毕业生一下子涌到这一年参加高考。几百万青年人看到了希望之门。

　　我欣喜若狂，此时不搏更待何时？我因为双手腱鞘炎不能再干车工，已调换成维修钳工，有了一些闲散的时间，正好用来复习扔掉了七年的功课。

那时报名参加高考首先要车间领导批准，经过政审，给二十天的复习假。车间党支部书记来到我们维修班，我提出报名参加高考的申请。书记年近五十瞪着大眼珠子，露出惊诧疑惑鄙视的目光。“就你，还考大学，初中毕业都是凑合事。是想调回城里想疯了，还是想蒙二十天假啊?”

我强压怒火，这时不能发作。过不了这一关就没有希望了。

“国家恢复了高考，我想试试。请给我一次机会。”

“好，我给你出一道数学题，你能做出来就让你报名。”

书记是文革前技校毕业的，给我出了一道高中的数学题。我答不出来。引得周围同事一片的哄笑嘲骂声。我只觉得脸发烧头发涨，大脑一片空白，臊的恨不能找个地缝钻进去。

书记的目光像锥子，语言像鞭子。从那一刻起，我明白了“鞭策”一词的真正含义。羞辱是最好的鞭策。我就是撞破脑袋也要把这道铁门撞开。过了一天，我又推开书记办公室的门。我拿出了在工厂七年锻炼出来混不吝的派头。

“批准不批准我报名？只给一句话”！

“批准怎么样，不批准怎么样？”

“批准就让我报名，不批准，我就告你破坏高考政策。你的工作生活以后就别想安生了。”后半句话明显带有威胁的性质。

我的脸僵硬的像一块铁，出口的话像一块冰。

第一关就这样闯过去了，终于挤开了一道希望之门。

　　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是一九七七年十月报名，年底考试，第二年春季入学。报名到考试只有两个月的时间。我没上过高中，数理化课程差的太多，我只能报考文科。文科考语文、历史、地理、数学。我自信文科有些优势，数学的分数不够只能用其他三科的成绩弥补。

　　语文的优势还要感谢我的中学语文教师王小欧。从一九六八年到一九七一年正是文化大革命高潮时期，正规的学习被打乱。王小欧老师以毛主席诗词当教材传授我们文化历史知识，也培养了我对文学的极大兴趣。离开学校到工厂后我还经常到王老师的家和学校去找他。每见他一次就像是充了一次电打了一次气。老师说：“我不相信知识没用了，早晚有用，千万不能荒废了学习”。七年的时间里我尽可能找书来读。刚进到工厂时我思家心切，望着窗外远处的燕山山脉随口胡诌“绿水青山枉自多，光着屁股来唱歌”，被人举报，说我篡改毛主席诗词，不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在学员大会上批判我。初出校门遭此打击，后面的路不知如何走。我利用休息的机会到老师家向他倾诉我的苦恼。老师的一句话我至今铭记，“坚持，永不放弃”。报名高考后，我又到王老师的家，除了向他报告这个消息，还想请他帮我收集复习的材料。

　　我的同事朋友们尽管嘲笑我异想天开不自量力考大学，但是，说归说做归做。看我真的报名了，全力帮助我。我的师哥刘老五比我大四岁是个上山下乡的知青。师哥说话极难听，瞧你丫那德行，还想上大学，吃饱了撑得吧？但是转身却为我四处搜集复习资料。他的同学有在厂办子弟学校当教师的，有在厂教育科的。他一次次到子弟学校收集中学高中的各科课本，翻找作废的考试试卷，就连学生扔掉练习作业本也捡回来。一边帮我做事一边骂，你他妈行吗？可别丢人现眼。

　　我最大短板是数学，我就从小学四年级的分数，一元二次方程复习，高中后期的数学课程干脆舍掉，在数学上能得一分算一分，抓紧零零碎碎的时间死背历史地理知识。我把第一次考试做为火力侦察，熟悉考试的范围了解考场的情景，为第二年的真正的冲刺做准备。

　　一九七七年的第一次高考我失败了。从考场出来，一天也没耽误，全力为第二年的考试做准备。为此，我周围的同事可没少遭罪。

　　初中的数学课程都忘了，高中的没学过，一点儿也看不懂。同组的侯玉泽是六八年的初中毕业生，大我三岁，我叫他侯哥。侯哥身高体胖，大眼大鼻子大脑袋，说话高声大嗓，喜欢骂人。他那大脑瓜子灵着呢，最大的爱好是解数学题，初中高中的数学题作的滚瓜烂熟，又在钻研大学数学。我缠上了他，让他当我的数学辅导老师。从一元二次方程讲起。侯哥不愿接这棘手的麻烦事，但是没办法，谁让我们是哥们儿呢。每次讲课都是先开骂“笨蛋，你丫脑袋被驴踢啦！”我也听惯了，甭废话，讲！我弄不懂咱俩都别吃饭！

　　

我们是两班倒，夜班是夜里一点半下班。下夜班后我还要复习功课。遇到解不开的题，半夜去敲侯哥的宿舍门。侯哥正熟睡在梦乡，从床上把他拽起来讲题。侯哥怒火万丈，荤素一起骂，骂完倒头想睡觉。我掀被子扯胳膊，不帮我解决问题，睡觉没门儿。过后，侯哥发现了其他好的解题方法又主动过来告诉我。我骂他，贱骨头，贱眼子。

　　最倒霉的是我同宿舍的几个朋友。一屋住四个人，半夜回来我要复习功课，开灯影响别人睡觉。我借维修工的便利把车间废旧机床上的照明灯拆下来安在我的床头，再覆上几层报纸，挑灯夜战。但是依然影响别人睡觉。同屋的人骂我神经病，咒我累死你丫也考不上大学。我被嘟囔烦了，一声吼，哪他妈那么多事儿，忍着。天色微明，我睡了。中午吃饭时我还在睡。下午我醒来，桌上摆好了同屋伙伴为我打好的饭菜。那时私拆机器设备可是不小的罪名，可是没有一个人揭发我。八九个月的时间，我的朋友哥们儿被我摧残着陪我一同走过。

　　工厂的生活是枯燥的。一帮小青年最大的乐趣就是打扑克牌。晚饭后开始大战。有几次，他们打牌，我在复习。我复习顺利时还好，遇到解不开难题就心烦意乱。三叉两二大小王八的呼喊快把屋顶掀翻。一次，我轰他们到别处去打牌。几个人起哄，你管得着吗？这是你们家啊?！我怒冲头顶，抓起桌上的扑克，从阳台上扔了出去。我大吼，滚！都他妈滚出去！我摆出了哥们儿不讲理的浑劲儿。我的哥们儿何宝善牌瘾最大，被我搅了牌局，嘴里骂着，别理他，中了魔怔了。带着大伙另找地方。什么是哥们儿？我理解哥们儿有时就是不讲理。他们也认同。

　　八九个月我放弃了一切娱乐活动，没看过一次电影，没打过一次牌。厂里经常有篮球赛、排球赛、兵乒球球赛、摔跤比赛，我一概不看不参加。白天上班夜晚复习，下了夜班，后半夜复习。近似发狂，脑袋里装的都是各科的题型。从那时起，我认定自学是最好的老师，自学就像是钻头，不停地钻下去，总有见到光亮的一天。自学学到的知识才能刻在脑海里，最牢靠。以致后来自学成为我家的传统，我的女儿在上学时从不给她请家教上各种各样的补习班，就靠自觉学习。最后她也考上了北京大学。

　　一九七八年的夏季，天上像是下火，我又参加了第二次高考。我带了两个馒头一瓶水徒步两三公里赶赴考场。

　　考试分为上下午，中午就躲在树荫下，啃几口馒头灌几口凉水。考完试走出考场，我感觉真的累了，两脚像是踩在棉花上，头昏眼花，只想睡觉。

　　等待录取的时间最是难熬。我躲避着每一道向我射过来的目光，躲避每一句关心的问候，更躲避着车间书记的身影。侯哥大着嗓门说，你快考上吧，滚蛋了，我就省心了。我的心里咬着牙，这次不行明年再考，还有后年呢。我一年考不上侯哥你就陪我受一年的罪。我相信，侯哥做得到。我的师哥刘老五每天跑一趟教育科找他的朋友打听录取的情况，比我还上心。但是嘴上说，“你丫没戏，那么多老高中生和应届毕业的高中生哪个不比你强，你死了心吧。”这是他的另一种安慰方式。终于有一天，师哥红头涨脸跑来告诉我，快去教育科，让你取录取通知呢。我以为他又在逗我骗我，没搭理他。他激动的有点结巴了,“谁，谁骗你，谁是孙子！”

　　大学录取通知书只是一张粉红色的纸片。当我把通知书放到车间书记的办公桌上，请他给我办离厂手续，书记惊奇的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小子，行啊”。我说，还得谢你呢，没有你的那两句话，我考不上大学。我说的是真诚的。古人有头悬梁锥刺股，几个月来书记的那几句话使我如鞭在背，一刻不敢松懈。

　　当我拎着简单的行李回到家时，母亲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我告诉母亲我考上大学了。母亲久病的脸上都有些发光了。我一直没把我考大学的事跟家里讲，怕他们为我操心。

　　我上大学一个月后，母亲病逝了，她是带着满足与微笑走的。前几年，帮助过我的侯哥也走了，曾被我不讲理地轰出宿舍的何宝善也走了。从二十四岁到六十四岁，遇到过多少辛酸苦辣。老师的教导，哥们儿的包容，羞辱和嘲笑化成的鞭策都凝聚在了一九七八年。为此就把这篇小文献给这个时代，献给我的母亲，献给笑我骂我帮过我的朋友也包括那个书记吧！

2018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