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牺牲在台湾的中共地下党员

提高警惕保卫祖国

据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的资料记载，1945年抗战胜利以后，中共中央由延安派台籍高级干部蔡孝乾为台湾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先赴上海组织相关干部，1946年4月起，首批干部由张志中率领由沪搭船潜入基隆、台北开始活动，蔡孝乾则迟至7月始进入台湾，并陆续成立<台湾省工委会>、<台北市工委会>、<台湾省山地工委会>、<基隆市工委会>、<台湾邮电职工工委会>等组织，省工委会有四名委员，蔡孝乾、张志中、洪幼樵、陈泽民。分别掌管武装、宣传和组织等事务。1947年1月，<省工委>接获华东局的指示，针对发生在大陆的(沈崇事件)，在台北发起了大规模的反美示威游行，不过一个月后的全岛性民变(二.二八事件)爆发时，<省工委会>却未能积极响应，只由个别的党员和左翼领袖张志中、谢雪红等人投身领导群众抗争。尽管(二.二八事件)使得国民党政府失去民心，中共在台组织迅速发展，党员激增至900多人，但这并不意味党的战斗力也跟着提高，相反地，由于台湾的地理形势使得中共中央增援困难，加上在内战中节节败退的国民党釆取具体措施限制大陆人民前往台湾，剧意隔离两岸，以为他日之谋。1949年10月3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不久时，国民党保密局由一连串的案子中首先逮捕陈泽民，再根据其供词，于1950年1月逮捕了蔡孝乾。意外的是，作为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人、拥有丰富革命斗争经验的蔡孝乾在一周内即投降，供出所有同志的名单，造成其它领导干部在内的400多名党员被抓，情况极其惨烈，独守孤岛惶恐不安的国民党政叔使出流血肃清的手段，书记以上未投降供出同志者悉遭枪决。保密局档案在﹤蔡孝乾案>中的﹤对本案综合检讨>说<......共匪各级组织与忠实程度均不够，一经破坏追捕，即全面动摇，终至瓦解......台共与匪中央缺乏直接联系，与匪华东局联系时，亦时断时续，迄<台湾省工委会>破获时止，其电台尚未建立，即可概见，而军事干部缺乏，部队又未经政治教育，工农群众亳无斗争经验，均属失败之主要因素。> 保密局的评析未必客观，𣎴过可以看得出来是<行话>，尽管如此，保密局在提到涉及吴石案的朱谌之时，读来却像是颁结敌人的<褒扬状>。(二)，共匪运用女匪干朱谌之，与台省警务处电讯管理所主任王昌诚(王经查明无罪恢复公职)之至亲关系办理入境证及寄居王家，以掩护身份工作，此种大胆深入之方式，颇切合秘密工作之要求。(三)，共匪运用党性坚强、学能优良之女匪干，担任交通联络工作，极易减少处界注意与达成所负任务。(四)，朱匪于捕瞬间吞金企图自杀，证明其应付事变，早做准备，匪干此种维护重要工作，不惜个人生命的纪律与精神，诚有可取法之处。朱谌之的身份和行踪也是被蔡孝乾和盘托出的，她由大陆来台湾与吴石秘密接触，取走了吴石所转交的重要军事资料，并向蔡孝乾报告工作状况。事成后，在吴石的安排下，朱谌之搭乘国民党空军飞机前往当时仍在其控制下的浙江定海，并正准备搭船前往已由共产党掌握的上海。保密局得知情况，立即拘捕吴石进行调查，并通知定海方面逮捕朱谌之，将朱押来台湾，如此便扯出一个大案子。据吴石称，1949年初，共产党已占有整个东北与华北，蒋介石下野，和议又起，军中思想混乱，因此他也<糊里糊涂>与共产党发生关系。这年春天，他与多名中共地下党人接触，6月间吴石前往台湾，并刻意将一对儿女留在大陆，途经香港时接受地下党人托付的任务。

朱枫，(1905一1950)，女，小名桂凤，原名贻荫，化名朱谌之。浙江省镇海城关朱家花园人，出身富裕家庭，幼体弱，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与同窗好友陈修良一起带头参加游行示威等反帝爱国活动，1937年七七抗战开始，抛弃舒适生活，年底举家去武汉，次年初参加武汉共产党领导的新知书店工作，并捐款500大洋。武汉失陷前撤往湘西，继迁浙江。在金华会同华白沙、张一之帮助台湾爱国志士筹建台湾抗日义勇队，慨捐800大洋，使台湾医院迅速开业，向抗日义勇队少年团捐赠衣服、布匹、蚊帐等。1939年秋与朱晓光结婚。和朱赴皖南新四军军部，设随军书店于中村，在艰难的环境中为新四军战士供应书刊。1940年一1942年，在国民党顽固派两次反共高潮和敌后人民抗日战争最困难时期，朱枫先后坚持在《新知书店》和《书店桂林办事处》工作，1941年夏，她化名周爱梅，代表组织三次进入上饶集中营探望和设法营救皖南事变时被捕的朱晓光，出色完成任务。晓光于次年春越狱成功，由朱枫掩护从浙南山区绕道大后方返回上海。1944年初离重庆转武汉至沪，参加书店驻沪办事处筹组同丰商行。两年间行程万余里，途经十余省市，遇交通阻塞，继以步行。十月，同丰商行遭到敌人破坏，工作人员被捕押于沪西日本宪兵队，经受残酷刑审考验，守口如瓶，后经中共组织设法营救出狱。朱枫于1945年春加入中国共产党，调至中共华中局在沪贸易机构联丰棉布号和鼎元钱庄，以公方代表身份经理财务。通过合理运营，千方百计增值牟利，并以刻苦生活节约的工薪与积蓄，无私捐助革命和同志，1948年秋，调香港合众贸易股份有限公司任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当朱枫一家在港沪两地共梦团聚的日子里，华东局有关领导也为一件重大使命而举棋不定。新中国刚成立，解放台湾箭在弦上，但舟山、金门之战意外受挫，急需派员入台与台湾地下党取得联系，但谁能担当如此重任？朱枫成了第一号理想人选。忠诚、机警、成熟，而且在台湾还有社会关系，各种条件，无出其右。可是，有关领导却对此犹豫了好一会。因为他们深深了解朱枫十余年来在敌人心脏出生入死，在她即将调回上海一家团聚的时候，又让她担此风险，确有不忍。但在没有第二个选择的时候，终于找她谈话，并征她意见。这个任务虽然出乎朱枫的意料，她却毫不犹豫地表示服从组织的决定，并立即挥毫给丈夫写了一封不好懂的家书 < 兄将外出经商，此去将有几月逗留，妹不必惦记，也不必和他人说起。妹如需去别处，请勿为我滞行。这时候，个人的事物暂勿放在心上，更重要的应该去做，几个月后，兄将以更愉快的心情与妹相见，望妹安心等待着更愉快的晤聚......>。过了几天，朱枫又发出一封给丈夫的信 < 今有许多信从上海邮来，可是没有我的，好不怅怅。你一定以为我也许去了。好吧，那就在心里想念着、想念着，一直想到见面的时候，会更增加愉快的 >。(后人对此评价道，多么伟大的战士情怀！又多么深厚的夫妻挚情)。1949年11月27日，朱枫乘班轮从香港抵达台湾基隆，女儿女婿已经静候多时了。码头上母女的热泪拥抱，把周围军警特工的警觉也融化了。根据出发前与上级的商定，这次赴台，她只单线会两个人，完成任务即返回。她与已投身革命的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接上头，并前后7次相晤，获得大量极其重要的绝密军事情报，又迅速通过关系，陆续转香港送往大陆。40多天的出生入死，朱枫顺利地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得到上级的指示 <速回> 。她就让女儿买了返回香港班轮的船票，还顺便托一位商界朋友捎回给上海亲人的一张便条，简单到只有几个字 < 凤将于月内返回(朱枫在家小名叫桂凤)1950年1月14日。日夜默默祈祷平安的在上海亲人，接到朱枫的亲笔字条，心中的甜蜜无法形容。

正当朱枫沉浸在成功即将凯旋的喜悦之中时，她万万没有想到，厄运正在向她逼近，台湾地下党两名主要干部先后被捕，朱枫得到警报时，台湾已经实施戒严，海空进出台湾的通道全被关闭。在紧急关头，她求助吴石。吴石冒险亲自开出《特别通行证》，通过军用飞机，将朱枫送到还在蒋军手中的浙江舟山，谋求利用舟山渔船，让朱枫返回老家镇海。1950年2月2日，在白色恐怖下，地下党<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也落入敌手，这个有着25年党龄、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台湾地下党最高领导，仅经一星期拷问，全部供出党内机密，包括朱枫和吴石。他还亲自打电话找朱枫，但朱枫已经飞了。而敌人在吴石的寓所，却搜到为朱枫开出《特别通行证》的证据。于是吴石<通敌>的罪证和朱枫的去向全部揭示。朱枫在舟山某医院的好友处藏起来两周后，也终于落入魔掌。朱枫意识到在劫难逃，在沈家门羁押时，从皮衣的夹缝中剥出金链金镯，分4次把有二两多重的金属吞服，决心以身殉职。但被敌人发觉，延医未果，就立即押回台湾，在某总医院把金物取出。敌特原以为朱枫这样的女流之辈，一定会像蔡孝乾一样不堪一击，还特地制定<生活上优待，谈话上安慰，接触上温和>策略实施征服，但一切手段都没如愿。1950年6月10日16点30分，朱枫与吴石、陈宝仓、聂曦一起在台北马场町被枪杀，临阵时她高呼 < 中国共产党万岁 > ，身中7弹，英勇就义，年仅45岁。1950年7月，由时任上海巿市长陈毅签署，上海巿人民政府批准朱枫同志为革命烈士。

1928年在沈阳。

1934年在家乡浙江镇海。

1946年8月在上海。

朱枫与儿子朱明、侄子朱辉、外甥女顾倬云拍摄于复兴公园。

2010年12月9日，朱枫烈士的骨灰从台湾回到祖国。暂时安葬在北京。

1949年12月《吴石和朱枫接头经过》，这一天是这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小雨刚住，树枝正滴着晶莹的水珠，空气仍然湿漉漉而清新。吴石如约来到永安里仁义路54号。这是一座米黄色的法式小楼，式样古朴典雅，院内带有白栅栏花园。门楣上方镶嵌着一方铜质门牌，镂着<台北丁宅>字样。吴石不觉一怔。他用约定暗号敲响了铁门。里面问<哪位呀？>，吴石又敲了下暗号。不一会儿，一位女佣模样的人走出来将大门打开一条缝，用台湾话问身穿便服的吴石 <先生，你找谁?> 吴石说道 <我要见李碧云小姐。请你告诉她，就说她表叔来了。> 女佣谦卑地将吴石引入客厅，说声<先生稍等>，自己便上楼禀报去了。不一会儿，一位二十八九的少妇出现在铺着地毯的螺旋楼梯上。她一看清来人，便愣住了。吴石也是一怔。朱枫无论如何也没想到作为接头人的表叔会是公爹的朋友，身居国民党国防部参谋次长高位的陆军中将！吴石也没想到(特派情报员)竟是自己的朋友、海关总署税务司长丁贵堂的漂亮儿媳。双方都愣怔了一瞬间，吴石先开口说道<表叔今天有空，来看看你>。朱枫笑吟吟地说<啊，吴伯伯好，您快请坐>。机警的朱枫并没有说出事先约定的暗号，她转身对站在身后的女佣吩咐道<你出去吧，我来布茶，有事我会叫你，不要让其他人进来，明白吗？女佣点头应诺，迈小步出门去了。朱枫说<请用茶，吴伯伯。这茶来自蒙山。﹥吴石说<中国第一茶，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蒙山茶>。吴石的话让朱枫感到有些意外，她说<我来台湾前，曾有幸到过蒙山>。吴石说﹤想不到朱女士也是蒙山茶的知音，前不久友人托朋友绕道香港，专程给我送来了一包蒙山茶>。吴石看出了她的顾虑，便语带双关地赞道<好茶啊！蒙山茶自古饮誉海内外，舒心爽囗，回味悠长，这是祖国的骄傲>。朱枫笑而不语，端起茶杯抿了一囗。吴石喝口茶说<怎么，不欢迎我这位远方来的表叔>？朱枫听了又惊又喜，过了一会，才缓缓说道<表嫂还好吗>？吴石见她开始说暗号，便接着说<还好，就是有点儿想她的侄女。她说有空让你到妈祖庙看看>。朱枫说<我也很想表嫂，等春暖花开的时候，我一定过海探望她老人家>。暗号对上了！朱枫惊喜地问<吴伯伯，您就是(密史1号)﹥？！吴石微笑着点了点头，反问说<你就是那个(海岛)了﹥？朱枫用力地点了点头，神情激动地说<真想不道！吴伯伯，走，到楼上谈>！朱枫引吴石到楼上坐下，便说<吴伯伯，过去我一直以为您是国民党军界的一员儒将哩。上级让我传达指示，暂时停止海岛内的一些大规模活动，小心隐藏起来。目前上级急需国民党当局往大陆派遣武装匪徒和空军轰炸大陆的情报。今后，我们主要和三野第十兵团情报处直接进行无线电联系>。吴石遗憾地说<十兵团吃了情报不准的亏，金门之战损失惨重啊>。朱枫神色黯然，眼含热泪说<我乘船前来台湾时，途经金门岛，看到硝烟尚没散尽，沿途都是伤兵、俘虏和搬运东西的士兵。尸体遍地，血肉模糊啊﹥。吴石说<我们肩上的担子很重啊>！朱枫说<所以派我来台湾。吴伯伯，眼下咱们没有电台怎么办>？吴石胸有成竹地答道<这个你不用急，电台已经解决了，大概两三天内即可以开始工作。以后我们怎么见面>？朱枫说<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日，还是在这里，如果地点有变动，我会临时通知您的>。最后，吴石取出随身携带的微型胶卷说<碧云同志，请把这个交给党。这里有孙立人与美国人交往的一些最新动态，还有几份绝密的军事情报《台湾战区战略防御图》、《关于大陆失陷后组织全国性游击武装的应变计划》、5个戡乱区的负责人以及15个重点游击根据地的负责人、兵力配备>。

吴石，(1894一1950)，原名萃文，字虞薰，福建省仓山区螺洲乡人，1916年毕业于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24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师处长，后任北伐军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1929年赴日本留学，回国任参谋总部第二厅处长，抗战中任第四战区参谋长、军政部主任参谋兼部长，1937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1948年参加民联，与中共华东局直接建立联系，提供重要军事情报，年底调任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1949年6月去台湾，后任国防部参谋次长，1950年因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叛变而被秘密逮捕，6月10日下午4点30分与陈宝仓、聂曦、朱枫在台北遇害。

1973年，为了表彰吴石将军为祖国统一大业做出的特殊贡献，周恩来总理力排众议，在毛泽东主席的支持下，由国务院追认吴石将军为革命烈士。

1993年吴石的夫人王碧奎以90岁高龄在美国逝世。1994年吴石将军的骨灰回到祖国。2000年吴石将军的子女将他和妻子王碧奎的遗骸奉回大陆，安葬在北京郊外的福田公墓，其碑文由长期负责国家安全工作的原国务院秘书长罗青长亲自审定，吴石将军生前的秘书郑葆生题写。

2000年，吴石夫妇的子女将父母的遗骸合葬于北京福田公墓。

《吴石将军遇害》，为了让大家了解吴石案经过，有人专门作了吴石将军一案真相考证一文，通过此文便可了解其中的故事。吴石将军前往台湾后，地下党员万景光让新手情报人员朱谌之前往台湾与吴石联络。朱谌之和潜伏敌后的地下工作者相比的话，她显然是位新手成员。后来，国民党保密局侦破吴石案后，他们发表文章称，朱谌之新手作风是让他们侦破案件的关键所在。1950年1月1日，被国民党特务抓捕的蔡孝乾在几天后成功逃脱，这次入狱期间，蔡孝乾并没有供出任何一位地下党员。蔡孝乾逃亡后，朱谌之见了蔡孝乾，并答应蔡孝乾帮助他的情妇逃离台湾前往大陆。吴石将军碍于朱谌之的身份便给她办了一张通行证。通行证办理好了之后，蔡孝乾并没有取走，恰好这张通行证引起了保密局的怀疑。他们借着这张通行证找到了吴石，并证实吴石和蔡孝乾有关系，但没有确认吴石就是地下党员。只得一提的是，朱谌之前夫的女儿女婿都是国民党特务，朱谌之来到台湾后，一直在女儿家居住。吴石第一次被搜查时，他估计问题出在了朱谌之的身上。不久之后，吴石就被捕了。

《吴石将军在狱中的一首诗》，天意茫茫未可窥，悠悠世事更难知。平生殚力唯忠善，如此收场亦太悲。57年一梦中，声名志业总成空。凭将一掬丹心在，泉下差堪对我翁。

1949年，吴石、王碧奎夫妇与幼子在台北。

陈宝仓，(1900一1950)，河北遵化人，出生于北平，国民革命军中将军衔，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9期工兵科毕业，1937年初任中央军校武汉分校教育科长兼武汉城防指挥所主任，8月任昆山城防司令，1938年任第8集团军参谋长，1939年春任第4战区司令长官部副参谋长，1940年秋兼任第4战区靖西指挥所主任，1945年8月任军政部胶济区接收特派员，后任第4兵站中将总监，1947年被免职，1948年春在香港加入民革，1948年底任国防部中将高参，1949年受中共指派赴台湾工作，1950年6月10日在台湾被国民党以间谍罪杀害。1952年毛泽东主席签署颁发了《革命牺牲工作人员家属光荣纪念证》，被中央人民政府追认为革命烈士。

《日本无条件投降》，1945年10月25日，当蒋介石为派员至全国各地抢先接受日本投降感到要员不够而着急时，彼时的保定军校学长陈诚，深知陈宝仓在军事和外交上都是难得的人才，故向蒋介石推荐他作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部胶济区特派员负责接受青岛地区日军投降。

1948年，陈宝仓、妻子施文通。后排从左至右是次女陈静方、长女陈佩方、长子陈君亮、四女陈瑞方、三女陈禹方。

聂曦，(1917一1950)，福建福州人，历任国防部史政局总务组组长、东南军政长官公署总务处交际科科长，上校军衔。福州解放前夕，他奉吴石之命，完好地保存了一批国民党的绝密档案资料，后随吴石赴台湾。中共华东局女情报员朱枫前往台湾与吴石会面时，聂曦充当了他们二人之间联系的信使，台湾工委负责人蔡孝乾叛变之后，聂曦与吴石将军被捕。1950年6月10日下午16点30分，在台湾北马场町与吴石、陈宝仓、朱枫一起被杀害，时年33岁。

罗天贺烈士。

刘光典，194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平津战役前后，他为北平的和平解放及接回重要的爱国民主人士作了大量的工作。为祖国的统一，他又于1949年6月出发，辗转近4个月到达香港，并于10月25日被派往台湾执行更危险、更艰巨的任务，并多次传回绝密情报。蔡孝乾叛变后，刘光典正准备携带情报返回香港，但交通全部被封锁。他及时处理了有关文件，并设法向组织报警，在同志们的掩护下，逃入台南深山躲避，穴居野食，盼望解放军解放台湾。4年之后的1954年，刘光典被叛徒出卖被捕，在被关押5年之后，终被判处死刑。2008年，刘光典的事迹才最终搞清，被大陆有关方面追认为革命烈士称号。

1949年10月，刘光典在同志的掩护下，逃往台南深山躲避4年，这是避难路线图。

张志忠烈士(台湾工委武装部长)，他被捕后宁死不屈，1954年3月12日就义，终年45岁。

王正均烈士，吴石将军的副官，因为协助吴石为中国共产党收集、传递情报，被捕后面对严刑与利诱拒不承认犯罪，于1950年8月10日英勇就义。2011年7月1日被确认为烈士。

汪声和烈士。

1950年2月6日，中共中央社会部台湾工作站被特务机关破获，照片中的安学林、苏艺林、陈平、葛仲卿等百余人被捕。此四人后均被枪杀，许多人的骨灰仍然在台湾。台湾方面近年来曾发文告公布没有认领的骨灰(包括上面4人)。

1950年7月17日，刘晋钰也被国民党当局枪杀，其所谓罪名是(通匪)。此案当时在岛内外都引起震撼，并导致国民党台湾主席吴国桢与蒋介石闹翻(吴坚决反对抓刘杀刘)。吴国桢认为，没有证据证明刘晋钰是中共党员。照片是台湾国民党宪兵对临行前刘晋钰(左)与严惠先喂洒。

蔡孝乾被捕后，提到了台湾电力公司总经理刘晋钰的一些情况，使国民党特务假冒中共人员，讹诈出刘晋钰与中共地下党人员确有往来，便将他抓捕。照片是刘晋钰被判死刑后写下遗书。

台湾马场町刑场在1950年6月10日四位烈士就义后，场地血迹斑斑很难清除掉，后来人们用土一点一点堆起形成一个大坟包，现在这个位置就在台北《马场町公园》。

我们台湾地下党的烈士，也是为了祖国的统一，准备利用自己在国民党军中的地位和权利，配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完成解放台湾的重任。不想，台湾地下党内部出现了叛徒，他们也被叛徒出卖，100多名宁死不屈的地下党员光荣牺牲，解放台湾的作战计划被泄密，于是，美国第七船队迅速占领台湾海峡，解放台湾的大业也没有实现。由此也可以说明，在关键的时空点和关键人物方面，决定着历史的走向。吴石一案，破坏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的战略计划，这是一个非常沉痛的教训。

朱枫的女儿朱晓枫。

2009年12月，有位上海的潘先生给朱家打电话说: 他不久前去台北参加2009秋祭，在那里仔细调查“戒严时期政治受难昔”墓冢和骨灰的下落，看到了有关部门的文件，其中有一份《政治受难者墓区整理工程纳骨塔骨罐迁移名册》，名册上编号77的无主骨灰罐署名为“朱谌文”。他认为“谌文”有可能是“谌之”二字之误，并在随即发来的电子邮件中作了进一步说明。朱家立刻将这个重要信息告诉了台湾记者秦风，并转发了潘先生的邮件。于是秦风委托他的大学同窗、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朱浤源教授，以“白色恐怖时期政治案件研究”的名义向台北市“民政局”殡葬管理处提出呈请，查询相关资料，确有一个疑似朱谌之的名字“朱谌文”登记在第二殡仪馆提供的政治受难者名册上(原编号233，后改为77)。2010年3月4日早晨8时，朱教授再次上山寻找。他在富德公墓第11墓区的纳骨室内，逐一翻找，在最后一个角落处，看到了红漆写着77、处套白色编织袋的“无主骨灰罐”。经过打开内盖核查，该骨灰罐为朱谌之确定没错。

2011年7月12日15时05分，朱枫烈士的骨灰从北京回到家乡浙江镇海。朱枫的外孙女徐云初手捧朱枫的遗像，外孙女婿李扬抱着覆盖着党旗的朱枫骨灰盒，先后从飞机上走下。朱枫的女儿朱晓枫、儿子朱明，及其他家属都已早早等候在机场。<外婆回家了> 徐云初把遗像交给母亲朱晓枫时，眼圈都红了，李扬则把骨灰盒郑重地交到朱明的手中。

陈宝仓的三女儿陈禹方回忆父亲。

蔡孝乾(1908一1982)，出生于台湾省彰化县花坛乡，曾用名蔡乾、蔡前、杨明等，1945年9月被任命为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1950年3月被国民党逮捕，3月叛变投敌。1982年10月在台湾病故，终于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