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晨风暮雨——我的父亲母亲》（二）

风舞云飘

　　解放后，1951年，父亲曾进入西南革大党训班“学习”，这个班，实际上是为清理甄别川西地下党而设立的。父亲顺利“毕业”，并领到一枚“解放大西南”纪念章。

　　父亲在四川大学担任过校办印刷厂厂长、图书馆副馆长、教务处秘书等职务。

在我记忆中，那时应该是我几岁的时候。我家住在成都东门法云庵川大印刷厂的院子里，隔壁就是寺庙，长着几株茂盛的气柑（柚子）树，枝丫间挂满了皮球大小的青色果子。每逢寺庙做法事，僧人就会向天上抛撒带壳的花生、糖果等零食，让我们这些看闹热的小孩子去捡。

母亲回忆说：“那时候法云庵每天晚上都要敲钟，听起来怪吓人的……”

离我家不远就是田坝。夏天，父亲会带我和姐姐去粘“丁丁猫”（蜻蜓）。有一次我们挽起裤腿，光脚下到秧田水中，用撮箕撮了许多“猫猫鱼”（小鱼）。回家后，裹上面糊油炸，酥脆可口，现在回忆起来，仿佛仍唇齿留香。

父亲的同事梁其英（原地下党成员）仼职于成都市妇联，推荐我母亲到妇联工作。母亲工作积极，能力较强，是福利部儿童保育科（管全市幼儿园）的业务骨干，曾当过科长，十八级干部，工资80多元（在50年代算是“高薪阶层”了）。

母亲30岁（1952年）

50年代初

1952年7月，成都市妇联参加市上某次会议或祝贺活动（牵锦旗前排右一是母亲，背景为成都旧皇城明远楼，可惜今已不复存在）。

　　时任妇联主任王泽（市委书记廖井丹的夫人）很欣赏我母亲的工作能力，准备升任为副部长。但后来因为母亲的家庭成分是地主，被党组织拒之门外，当然也就失去了“升官”的机会。

　　市妇联位于成都西门的宁夏街。从我们住家的东门到西门要穿城而过，当时交通远不如现在方便，母亲为了工作，有时几天才回一次家。婆婆（父亲的母亲）与父亲在家里照看抚育我和姐姐的时间更多一些。

婆婆有时买菜带我上街，给我买糖吃。父亲做的白糖浸生番茄，则是我和姐姐的最爱。

1952年，成渝铁路通车典礼，父亲带我到成都火车站（北站）看热闹。除了第一次看见火车时的新奇感与兴奋劲，还有铁路部门免费发放的咸面包，都给我留下终生难忘的深刻印象。后来，我再也没有尝到过如此美味的咸面包。

父亲从里到外都浸透了知识分子的习气，不是当官的材料，也不擅长行政工作，一心只想教书与学术研究。50年代，国内政治氛围是反英美、亲苏联，学校不开设英语课，父亲的英语专长“无用武地”了。如果想教外语，只能教俄语。高教部规定，教师通过培训或自学俄语，只要通过相应考试，便可教书。父亲刻苦自学，通过了考试，本以为可以上岗，岂料教务处长刘xx（党外人士）却偏偏想让他继续从事行政工作。情急之下，父亲与他争执起来。川大党委认为，父亲作为一名党员，与党外人士争吵，影响不好，必须写检讨。但父亲认定“错不在我”，不愿检讨。党委见他如此“不听话”，从此不再通知他过“组织生活”，实际上是停止了他的党籍。

从此，父亲成为“无党派人士”。

1985年3月，母亲写的关于我父亲党籍问题的申诉材料（草稿）

　　大概也就是那段时期，我们举家搬到市妇联机关大院居住。我和姐姐被送到西马棚街的市级机关第一幼儿园“全托”（一周才能回一次家）。每次母亲带我俩坐黄包车去幼儿园时，我们都“悲痛欲绝”，嚎啕大哭，不愿离家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现在，只要提起市级机关一幼，母亲便会略带自豪地说：“那还是我帮他们办起来的呢！”

1952年，母亲（左三）在树基幼儿园

　　1955年，新津中学需要俄语教师，父亲自愿从川大调到新津中学教书。1956年当选新津县人民代表。我六岁半时，从幼儿园毕业，还差半岁才能读小学，而当时也没有什么“学前班”可读，就随他到新津县生活。

　　父亲喜欢川戏，晚上经常带我上街听戏。台上那些连比带划、连唱带念的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我看得似懂非懂，只盼着散场后每次都会买的半只“兜兜鸡”吃。这是一种放在竹兜里，沿街叫卖的卤鸡——“资格”土鸡。味道真的“不摆了”（成都话：好得无以言表），现在想起都要流口水！长大后，我吃过的卤鸡，没有一种能与之相比。

星期天，父亲带我去爬城外的老君山，捉山涧里的蝌蚪及小青蛙（请原谅那时我们没有环保意识）。父亲喜欢游泳，跟着他，我在新津南河学会了游泳，这也成为我向小伙伴吹嘘的资本之一。

7岁时，我进入宁夏街小学读书，又回到妇联大院生活。

婆婆是一位典型的家庭妇女，小脚，勤劳，没什么文化，喜欢抽水烟。令我感到神奇的是，她拿着草纸搓成的捻子，用嘴一吹，其顶端的暗火便能冒出火苗，点燃水烟嘴里的烟丝。而我却怎么也吹不出明火。行笔至此，婆婆抽水烟时“咕噜咕噜”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回响。

我儿时和婆婆睡一床，睡她脚头给她暖脚。我有尿床的毛病（成都人称为“湳尿”、“画地图”），半夜，她总要叫我起床小便。小孩子贪睡，常常喊不醒，或者半梦半醒不愿起身，她就会用脚蹬我，当然不是使狠劲。

后来，婆婆因高血压摔断腿，不久去世。

1957年，我们全家福（父亲46岁，母亲35岁）

　　1957年，重庆师专（重庆师范大学前身）成立，经友人介绍，父亲前往教授外国文学，别妻离子，孤身赴渝。

1957年

　　50年代，成都到重庆，坐火车需要10多个小时，算是相距较远的地方了。虽然远在他乡，父亲依然关心我们几姐弟的成长与学习，每月领到工资，总会给我们买图书寄来，其中包括《三国演义》、《水浒》等等连环图。家里书多，我们就办起“家庭图书馆”，给大院的小伙伴们发“借书证”，免费借书给他们看。

　　暑假期间回到成都，父亲每天安排我们与妇联机关大院的小伙伴上午做作业，下午跟随他到西北桥府河游泳，享受童年的欢乐时光。因此，每到放暑假时，妇联的小孩们都会眼巴巴地盼望“杨伯伯”早点回来。

1960年，我读小学5年级下学期时，跟着父亲去重庆，转学到师专附小。其中缘由，大概也有母亲为解父亲独在异乡寂寞之苦的考虑吧。

因为我是长子，父亲对我寄予了很大的期望。父亲虽然教授外国文学，但对中国传统文学也很精通。他每天给我讲解古文古诗，例如《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等，还要求我熟读并背诵。有时我记不住，他会毫不留情地用竹尺打我手板心。挨打后，我总会跑到附近没人的土坡上抹泪伤心，西望家乡，念及与姐弟及小伙伴们相处玩耍的“好日子”，更觉孤单与失落，恨不能插翅飞回成都。

父亲爱书，除了自己购买、收藏外，还经常到校图书馆借书读，同时也给我借一些外国文学名著，比如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雨果的《悲惨世界》、司汤达的《红与黑》等等，指导我阅读（这些大文豪的作品，也是父亲教学的内容）。虽然因为年龄尚小，我不能完全理解书中所表达的深刻含义，但至少对我兴趣爱好的培养以及素质的提高，起到了雨过留痕、潜移默化的作用。

随着岁月流逝，我越来越真切地体会到，父亲在文学方面对我的孜孜教诲与严格要求，令我终生受益。

父亲(前排中间)与重庆师专的学生

50年代末期，父亲（前排左一）在四川高师外国文学编写组（拍照具体时间不详）

　　父亲潜心教学与学术研究，独善其身，不合流俗，不想“当官”，更不会处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师专领导一直希望父亲“从政”，兼任中文科主任。但父亲有了在川大的教训，自认为不善于搞行政工作，只想专心教学与学术研究，便对此“好意”一再推拒，惹得领导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再加上父亲又从不巴结、讨好领导，从此领导便对他多有为难甚至打压， 不评“教授”职称，也不准调回成都搞文化研究（父亲曾联系好四川省文史馆调去从事古文学研究工作，但师专有关领导卡住不放，因此未能如愿）。

父亲编写的教学讲义

　　虽然当时我少不更事，但与父亲朝夕相处，也能明显感觉到他郁郁不得志的心态。例如有天晚上，酒醉后，他不断呼喊：“我要飞、我要飞……”可见平时心情的压抑与苦闷。

　　父亲历来节俭度日。他每月工资80余元，寄回成都家里60元，只留20余元作为我们两人的生活费。身上最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块很早买的怀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为生活所逼，忍痛当了糊口。

重庆夏日，酷热难耐，我们就用冷水泼在居室的三合土地面降温（其三合土质量很差，常常翻砂扬尘）。但“好景不长”，过不了多久，水汽蒸发散尽，暑热依旧。

冬天寒冷，被盖单薄，父亲就从图书馆借回许多厚重的精装书，压在脚头，防止体温流失（是“有辱斯文”的不当还是“被逼无奈”的悲哀，读者自有判断）。

俗话说“饥寒起盗心”。某年夏季某日晚上，趁我和父亲熟睡之机，盗贼从居室敞开的窗户外伸手进来偷走了我的裤子。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损失啊！为此我们心疼了好一阵子。

父亲平常除了教书就是读书或编写教材，只有星期天可以抽时间带我玩。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是师专旁边的沙坪坝公园。我自己到处找玩的，而父亲则坐在茶馆里喝茶读书，桌上摆着凭票证买的一二两古巴黑糖做的水果糖。在“困难时期”，能吃到这种糖果，已经是难得的口福了。

有次父亲带我登师专背后的歌乐山，我捡了一块白砂石石板，回来后刻成浮雕图像（好像是鸭子与花草），还颇有“成就感”呢。

60年代初，我读小学时送给父亲的画

　　放寒暑假是我最高兴的时候，父亲带我坐火车“摇”回成都（那时的火车速度不快，尤其是“慢车”，中途要停很多站），与母亲、姐弟团聚。如果有时我们小学已经放假，而父亲还未放假，父亲便托付同路的同事，带我上火车先回成都。

　　有一年暑假，也是我们小学先放假。因为找不到同路的大人带，父亲只好让我独自回成都，他将我送到菜园坝火车站上车。晚上，火车刚开出不久，好像是到大渡口吧，听说前方铁路塌方，火车返回菜园坝，改期（不知何时）再出发。

菜园坝火车站到师专（沙坪坝）有10多公里，公交车已经收车，当时又没有出租车（即使有车，我也没钱），我只能坐“11号车”——迈开双腿，步行回去。

走到沙坪坝小龙坎，已是半夜时分。街边公交站三个小混混见我单身一人，便过来围住我索要食物。他们年纪都比我大，打，肯定打不过；跑，又“身陷重围”，无法脱身。我只得将书包里带的两个“杠子馒头”奉上（所谓“杠子馒头”，即是师专食堂用掺合了糠麸等杂粮的面粉蒸的馒头，长约十几二十厘米，状似杠子，颜色发黑）。那三人得寸进尺，还想动手搜我书包。情急之下，我护住书包大声道：“我要喊人啦！”他们才罢手放我一马。

其实，当时街面几乎没有行人，我就是呼救，恐怕也没谁前来“见义勇为”。幸好，这三位并非穷凶极恶的惯匪，大概只是因为饥饿难忍，才行事不轨的，所以没有“斩尽杀绝”。万幸万幸！

惊魂未定的我，猛踩“11号车”油门，一路狂奔，逃回师专。

小学毕业，我回成都读初中。父亲依然留在重庆。

（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