剪影

Ella

每当平安夜的颂歌响起，我心中最思念的人依然是你。想来童年一切的快乐，几乎都与你有关。每逢12月24日的前夕总想写点什么，可二十年后，面对着那些从记忆的沉船中抢救、打捞上来的残片，无论我怎样努力，都已不复能生动、鲜活地在脑中拼出外公的模样。每年我生日，你都会特地去给我买个生日蛋糕，再亲手点上许愿的蜡烛。随后的某天清早，若是积雪未化、天气够冷，院子里就必然冒出一个雪人，头上顶着那个生日蛋糕的空盒子。当我欢呼雀跃地绕着雪人奔跑，你就在旁边拄着铁锹，脸冻得通红，得意的像个孩子。每天梳头也是属于我们俩的晨间仪式。从单双马尾、鱼骨辫、公主盘发、花苞头，到非洲式的满头麻花小辫，几乎每天的发型式样都不会重复。从其他小朋友艳羡的眼光里，我感受到了你的宠爱，与一个小女孩全部的幸福。

童年我体质弱，一年到头感冒、肺炎反复发作，不知道给你和外婆添了多少辛苦。很难忘记的一个画面是，发着高烧去医院的路上，清瘦的外公戴着呢帽，裹着围巾，在严冬的大风雪中推着脚踏车，一步一步艰难地踏在几乎及膝的积雪上。我坐在后车架上，似睡非睡，呼吸发烫。视线前方除了外公的背影，有关方向和空间的感觉似乎全消失了。仅能感到呼气时从棉口罩中逸散出的热的白雾，与四面八方翻卷吹来的冰冷雪花融成眼前的一片模糊。那一天冷极了，我们仿佛是走在一条看不到尽头的路。但是躲在你背后并不会害怕，反而很安心。如果那个时候街上还有其他路人，他们大概只能看到远远地有一个深蓝色的点，引领着一个红色的点，在这白茫茫一片的背景上缓缓移动。

因为迁延反复地咳嗽，很小就一直被中医告诫不可以吃甜、不可以吃冰。可你总是非常乐意成为那个夏天秘密带我溜出去吃奶油冰棍，生病时飞速跑去给我买点心，而事后被外婆猛批“多大的人了，还跟个孩子似的”的人。多少个寒冬的清晨，也是你在全家人都还没睡醒的时候，悄悄把我唤醒拉到厨房，满心欢喜地端出一碗洒满了核桃、芝麻与花生碎的热油茶，暗中满足一下我那常年被压抑着的对于甜食的渴望。在小孩子的世界里，我跟你才是一国的。这个，我一直都知道。

你喜欢走路而特别不耐烦乘车，于是无论去哪里我们都用走的。有时我走累了也会蹲在马路牙子上试图撒娇吵闹要你抱，而你的方式总是蹲下来耐心地陪着我，等我安静下来后，再鼓励我自己重新站起来，继续走完接下来的路程。这么多年过去了，你不爱坐车却喜欢长距离走路习惯，在我身上依然还保留着。只是一路大手拉小手的欢声笑语早已不在，步履匆匆的只剩我一个。

那时候我特别害怕鞭炮的声音，所以每年除夕夜，当其他孩子都拎着鞭炮蹦蹦跳跳跟着大人们跑出去的时候，你总会留下来，轻轻把我揽在怀里，拍拍我的后背，再用温暖的大手替我把耳朵捂上。读小学后，遇到被大孩子欺负或是被其他女同学嫉妒中伤的事，也是你目光灼灼地告诉我，不蒸馒头争口气，做人一定要有脊梁。

听外婆说，外公少年失怙，还要养活年幼的弟弟，所以早年是吃过很多苦的。后来外公和外婆自己又生养了八个孩子，在那个连吃上一顿饱饭都是问题的年代，面对着如一窝小鸟般嗷嗷待哺的孩子，作为一家之主，究竟要有何等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意志、体力上的耐苦与对有限资源的巧思安排，才能支撑起偌大一个家庭啊。即便如此，也不是每个子女都能理解。在该享清福的年纪面对已成年的孩子因个人工作不顺，黑着脸任性抱怨，甚至指责你作为父亲不能给子女更多物质上的财富与职业上的“铺路”，我也曾见你沉默如山。可搜遍了记忆，也想不起你给我讲过什么“忆苦思甜”的道理，更不曾听得你对生活、对家人有一丁点的埋怨。

外公是个特别心灵手巧的人，这首先体现在烹饪上。日据时代为了糊口，少年的外公曾在一家日本人开的餐厅里做过学徒帮工，于是中餐、日餐、西餐都拿手。每到周末和每逢过年，外公为儿女们在厨房张罗一大桌子菜的那个背影，大概也是一家人余生都无法抹去的共同记忆。哪怕就是偶尔串几串老北京糖葫芦给我解解馋，外公做起来都比一般人做要费工夫得多：用尖头弯刀把山楂剃核去籽，中间填满混合了坚果碎的红豆沙馅心。竹签串好，挂糖之后，再放进那盆坚果碎里打个滚。红豆沙是自己慢慢熬的，坚果碎也是自己一个个砸核桃、一颗颗剥花生，费了好大的功夫做的。你一直说你特别用心地料理食物，是因为我是个嘴巴挺挑剔的孩子，吃的东西好不好，一口就知道。其实应该说是在烹饪上，你对细节一贯的高标准要求，才渐渐培养出了我对食物的挑剔。

我小时候玩的玩具，几乎也都是你亲手做给我的：几片碎布随手一缝，绣上眼睛，塞上棉花，就是活灵活现的布偶袋鼠与兔子；一只红心萝卜一把刻刀一眨眼的功夫，用线一穿，挑在筷子上，就变成一只漂亮的宝莲灯；父亲托人从青岛带回的贝壳，被你做成了小鸟、玫瑰花等各式各样新奇的摆件；连舅舅的朋友过年在山里打了野山鸡送给家里尝鲜，那一身斑斓的羽毛也被你留起来，后来用钢丝、泥胚复原出了一只活灵活现的山鸡模型。那时觉得你根本就是魔法师，你无所不能。现在回想起来，或许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你是怀着一种给我准备礼物的心情在做的。而我童年那些不成样的涂鸦、自得其乐的剪纸拼贴，都被你细心地收藏起来，兴之所至，你甚至会在家中的墙壁上牵出一条夹满了我“大作”的绳子，兴高采烈地办起临时小型家庭展览会来。直到三十岁后，家人在整理你留下的物件时，还翻出过一卷我画了仙女、小猪和猫咪的图画本。那个图画本交到我手上的时候，纸张早已泛黄变脆。翻开本子的那一刻，忽然就红了眼眶：到底是自己懂事太晚，当年你给我的那么多礼物，我却并不曾好好地珍藏过一样。

大约念初中的时候，有一天外公和平时一样吃着午饭，喝着我给他烫的烧酒，却忽然低声对我说，姥爷最近吃饭吃不太进去，很可能，我是得了噎隔。穿越到现在，我大概会马上用手机百度一下噎隔究竟是什么病吧。那时候却是直到外公住院我才知道，噎隔是从前的人对食道癌的一种民间说法。即便是重病，你也从来没放弃过做人的体面。每次去医院，必然是把自己打理得干干净净，再穿戴得整整齐齐出门。从到医院门口的那一刻起，你更是拒绝拐杖或任何子女的搀扶，挺一挺腰杆，就独自向诊室走去。似乎面对病魔，你已打定主意要拿出自己全副武装的精神去抗衡。今天，从已经透析治疗四年多的母亲身上，我还常能见到你的影子——妈妈和外公一样属虎，也是最像外公的一个孩子。中考的那一年，外公已经在医院住院接受放疗。那一年我也并没有考好，以至于外公走前最后那段日子一直对妈妈说，是不是我这个病，耽误了孩子？每念及此，不禁潸然。

实际上，哪怕到被诊断为食道癌的阶段，医生依然说外公的其他脏器功能相当好，尤其是头脑，思维敏捷度完全不输给年轻人。我想这件事上，医生说的是不错的。我听孟庭苇听到入迷，大概十二三岁年纪；旁边的外公八十多岁，却在用录音机听谭咏麟谭校长，不可谓不时尚。我还记得歌手田震刚出道时，你说这姑娘唱歌可真好听啊，后来田震果然红了；你指着电视上高歌The Power of Dream的赛琳·迪昂说，这样的歌声才是天籁。次年赛琳·迪昂的那首My Heart Will Go On就传遍大街小巷。你四十几岁才开始学习如何修理光学仪器，到七十岁时，你手工校验过的仪器比当时机器自动校验过的还要精准。在我心里，你一直是个思想前卫、独具眼光的人。你也在用行动告诉我，人要终身学习。喜欢做的事，什么时候开始追求都不晚。

距离你故去的日子，一晃已是二十一年。每当特别想你的时候，总是懊悔为什么当年没多和你一起拍些照片。如今留下的，唯有你在我心中一个有些模糊又异常清晰的剪影。就连你当年在院子里亲手植下的那棵葡萄树，也在你走后的次年，跟着枯死了。家里人说葡萄树枯死可能是因为树根被旁边盖房子的石灰伤了，可不知为什么，我总觉得葡萄树就是陪伴着悉心照顾她的人，去了另一个世界。不管记忆已变得多么碎片化和不完整，我依然在很用力地想念着你。愿你在天国得享永恒安宁，并在今后的日子里，继续护佑着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