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style="text-align: center; "><b>作者: 唐明达</b></h1>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 "><b>一</b></h1> <h1 style="text-align: left;"> 前日，是入冬以来最寒冷的天，我驱车前往铁西区办事，途经兴华南街的工业学院（原沈阳机电学院），我刹住了车，这是我不能不住脚的地方，因为毗邻这所学院的沈阳第一制药厂，有我儿时刻骨铭心的记忆，自己久久地站立在沈阳第一制药厂遗址的位置。</h1><h1> 记得厂区有一座高高大大的四层红砖楼，这座红楼已经被几座现代的商业大楼取代了，但却不能阻止我打开记忆的闸门，50多年前的桩桩往事浮现在我的面前……</h1><h1> 1966年的12月刚刚入冬，就刮鼻子刮脸地冷。尤其是夜幕降临后，老天爷会一下子把你拉入黑暗冰冷的世界。我家住在铁西艳粉屯，母亲在沈辽中路对面，兴华大街上的沈阳第一制药厂上班，路程的时间虽然半个小时，却因没有路灯，要摸黑回家，它成了最怕人的一段路。</h1><h1> 那年月的社会治安不像现在有人粉饰得那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恰恰相反，因为中小学的停课，许多青少年无所事事，白天拉山头打仗斗殴，骚扰邻里，鸡犬不宁；晚上爬墙入厂盗铜卖铁，钻学校偷桌椅，起玻璃。记得那时市内各区都有周期性地强奸犯，盗窃犯的游街示众。</h1><h1> 为了母亲的安全，13周岁的我自然担起了每天晚上接陪母亲下班回家的任务。我穿着露着脚趾的棉乌拉（缝合的几层补丁连不上了），开花的棉袄和棉裤篓（没有罩衣），因没有衬衣衬裤，冷风阵阵钻进身体，皮肤感觉刀割的一样疼。还好，每天掐点儿从家门出来，大约十分钟左右，就能看见妈妈和郑姨（妈妈的同厂班友）出现在十字路口的路面上，然后两人分道，我领着妈妈继续走更黑的一段路。</h1><h1> 可是有一天晚上，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也不见妈妈的身影出现。我避风躲进了41中学大楼里，因门窗玻璃被盗走和砸坏，涌进的过堂风更是刺骨的冷，又不得不钻出了楼。又过了半个小时，我冻得站不起身了，才见妈妈出现在十字路口，但却没看见郑姨。</h1><h1> 妈妈看着冻僵了的我，痛楚万分一下子把我揽在怀里。看着孤苦伶仃的妈妈，我急着问道：“郑姨呢？她咋没和你一起走啊？”</h1><h1> 我听到了妈妈的抽泣声，再抬头看，妈妈的眼泪穿成了串儿似的往下掉，随后捂着嘴哭道：“郑姨再也不会和妈妈一起走啦！”</h1>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 "><b>二</b></h1> <h1 style="text-align: left;"> 妈妈的哭声让我心惊，尤其是妈妈最后的话：“郑姨再也不会和妈妈一起走啦”更让我感觉到一定发生了什么大事，惊恐地催问妈妈发生了什么事？<br></h1><h1> 妈妈抚摸着我的头，哀伤地说：“妈妈犯了大错！”</h1><h1> “什么大错？”我懵懂地问。</h1><h1> “孩子你不懂！”妈妈闭着眼睛，摇着头说。</h1><h1> “妈赶紧告诉我，我都13啦，我懂！”听到是妈妈的大错，更急着想知道原委了。</h1><h1> 妈妈看着焦急的我，知道回避不了啦，或许说出来更好受些，终于吐出了真情……</h1><h1> 原来妈妈这程子上班，厂子已经不是以生产为主了，而是把抓革命作为了生产车间的主要任务，每天班上都排满了革命活动。整个车间人人过塞子，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然后人人大摆大议，揭批不良现象，开路线分析会，研究阶级斗争的新动向。</h1><h1> 妈妈平时不多言，不多语，开会时也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妈妈的消极表现被车间党支部盯上了，几个支部委员分头找我妈谈话无果，车间书记下班亲自找我妈谈话，给我妈扣上了没有阶级立场老好人的大帽子，逼着我妈揭发和她最好的班友郑姨。妈妈见下班已有一个小时，他们还没有放走她的意思，听到外面吼叫的北风，想到马路上还有等她的儿子，不免心乱如麻。妈妈为了尽快脱身，不得已应付地说了郑姨说过加班加点的唠骚话。</h1><h1> 妈妈回到家中，晚饭滴水未进，一头扎在炕上，两眼睁得大大的，一宿没合眼。这伙人的嘴脸，让她越来越感觉到他们对郑姨说加班加点牢骚话，绝不会当落后话处理那么简单。妈妈不敢往下想了……</h1>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 "><b>三</b></h1> <h1 style="text-align: left;"> 我知道妈妈下班，再走出厂那段黑道儿，不会有郑姨陪伴了，第二天晚上径直地走进厂，进了生产车间的大红楼。</h1><h1> 经过片剂车间走廊，我听到了有人在大声地讲话：“郑岩，必须交代你说话的动机和第三层思想！”</h1><h1> 我的心激灵一下，知道说话人指的是郑姨。屋内鸦雀无声，我蹬着木箱爬窗户往里瞅了一下，一屋子人在开会，看见妈妈一会低头，一会抬头的。</h1><h1> 那个说话人的目光转向了我妈，问道：“何柏青，你说说郑岩当时是怎么跟你说的？”</h1><h1> 妈妈怔了下，回道：“我觉得老郑当时是说笑话，她没有恶意……”妈妈是在尽力挽回郑姨的被动局面。</h1><h1> “我说的不是笑话”郑姨站了起来，冷冷地看了妈妈一眼，显然没买妈妈的帐。竟然坚持说：“我说的是真话，现在车间白天不干活，整天这个学习，那个活动的，晚上下班不回家，革这个命，那个命的，就是胡扯！”她浓重的山东口音，竟把会场的一些人说得笑了起来。</h1><h1> “笑什么笑？”主持会的人色声俱厉地问：“还有没有革命立场？这是资产阶级在向无产阶级挑战！”</h1><h1> 会场顿时鸦雀无声，只剩下人们紧张的心跳和呼吸声。主持人环视了下会场，大声说道：“今天晚上要人人发言，人人表态，必须深入挖出郑岩思想的根源，旗帜鲜明地批判她破坏抓革命促生产的言行。</h1><h1> 我在走廊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足足遭了五个小时的罪，批判会晚上十点才结束。</h1><h1> 我陪着母亲迈着艰难的步履，走出厂区已是深夜，进入艳粉屯，只有木箱厂门口的有一簇灯光。在灯光下看到妈妈惨白的脸色，她身子往后一仰，一下子栽倒在我的怀里。</h1><h1> 我知道妈妈现在精神上的负重，要比白天干活的劳苦更甚。我扶起妈妈尽力劝她道：“妈，你不要过于自责，郑姨在会上能坚持她的说法，也许不会太埋怨你的。</h1><h1> 妈妈紧紧地闭着眼睛有气无力地说：“孩子你不懂，这说明郑姨更恨妈妈了！”</h1><h1> 夜里我把母亲背到家时，正赶上挂钟打点，噹！噹！噹！时针指向11点的位置。</h1>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 "><b>四</b></h1> <h1 style="text-align: left;"> 妈妈病倒了，病得很重，一连几天起不来炕。昏迷中喊道：“我不谈话，我不开会！”</h1><h1> 那时姥爷和姥姥都在我家，看着眼前妈妈的病状，两位老人急得火上房。姥姥给妈妈熬了姜汤，沏了红糖水，也退不了妈妈的高烧，尤其是不吃饭更是急人。那时家徒四壁，只能给妈妈拨拉点儿面疙瘩汤。最后爸爸请来了一位中医大夫，号脉后说病人心火大，嘱咐应该让病人吃些水果。</h1><h1> 姥爷急忙卖了积攒了半个月捡的破纸，掏出1元7角钱给我，巴望着给他女儿买点儿好吃的东西。</h1><h1> 我接过姥爷的钱，揣着老人的希望，冒着零下20多度的严寒，顶着凛冽的北风，顺着兴华大街，往北走到几里以外的工学院合社门市部。</h1><h1> 我几大步跨上了台阶，冲进商店里，挨个屋的寻找，看到的是长长的一趟柜台，没有一叶蔬菜，没有一个水果，只是在一处墙角堆着几个蔫萝卜。</h1><h1> 其实那时所谓的商店，除了节假日前后能集中看到凭票供应的鱼肉蛋外，平日里，尤其是冬天，除了卖布料的柜台，其他柜台上是看不到什么商货的。</h1><h1> 我看见最后的柜台有两个唠嗑的售货员阿姨，却生生地问道：“阿姨有水果吗？”两个售货员阿姨听到我的问话，斜视我一眼，不作声地笑了。</h1><h1> 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看了看柜台后面也是空荡荡的，才明白是自己问的话发傻。自己不甘心地在商店里徘徊着，冲进商店的那股热乎劲儿已经没有了，周身一阵阵发冷……</h1><h1> 这才注意到商店屋里只有一个站炉子，炉盖里看不到一丝火星。</h1><h1> 我悻悻地走出商店，看着外面刮起阵阵的北风烟雪，站在台阶上无助地喊道：“妈呀！儿无能啊！有力不能尽，有心使不上啊！</h1><h1> 突然，不知哪来的一块大字报，随风向我扑来，我随手拨开了它，那块大字报纸又随风飘走，自己久久地看着那块远去的纸……感觉到视线有些模糊，用手擦拭了下眼眶，才知道眉毛上了霜，眼角不知不觉流出的泪水结了冰。</h1>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 "><b>五</b></h1> <h1 style="text-align: left;"> 妈妈的病生生折腾了半个月，这场大病的病因，正像大夫说的那样，毒火攻心。妈妈悔恨自己那天不应该单一考虑孩子道儿上受冻，为了早出厂应付人家谈话，而举出了姐妹工作的老骚话，虽说轻描淡写，也是伤害了姐妹，让姐妹成了运动的斗争对象。</h1><h1> 妈妈半月后假满，病还未痊愈就上班了，得到的郑姨的消息，比她想象的还要坏。仅仅半个月的时间，郑姨连同车间另外两个说牢骚话的工人，被戴上了坏分子的帽子，遣送下乡了，片剂车间在全厂第一个完成了城市疏散人口的任务。</h1><h1> 这让妈妈更加痛苦，更加难过，整日在厂区里低头走路，不和任何人说话。有一天妈妈在锅炉房往蒸锅里放完饭盒，正要转身出去，烧锅炉的老刘头儿拦住了她，在她耳朵轻声说：“老郑听说你病了，临走时让我给你捎句话，让你别再折磨自己啦，就是你不说她说的那几句牢骚话，整她的人也不会放过她。妈妈听到郑姨留给她这样的话，不仅没有感到宽慰，反而泪如泉涌，哭得更厉害了。</h1><h1> 沈阳第一制药厂的革命形势如火如荼，越来越紧张，越来越激烈。后来车间以上领导干部都被造反派罢了官，送进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h1><h1> 每天早晚都会有许多工人带着革命群众专政队的袖标，押解着一队队挂着写有各种罪名大牌子的人，在厂门口毛主席塑像前低头认罪。最要命的是群众专政队的逼供信，其中不乏公报私仇，为名利假积极的人，对被审查者大打出手，各种刑具五花八门。群众专政队的房舍里，整日喊叫不断，哀声不绝。</h1><h1> 那阵子几乎天天有人被抓，天天有人被斗。就连妈妈所在的片剂车间那位党支部书记，最后也被革命造反派带上了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马前卒的帽子。</h1> <h1 style="text-align: center; "><b>六</b></h1> <h1> 由于妈妈出厂那段摸黑儿的路，没有了同路郑姨的陪伴，我不得不在每天晚上进厂去接妈妈了。看到楼里楼外一茬接一茬的大字报，不敢看，还得看，生怕大字报上有妈妈的名字，更害怕群众专政队的屋里，哪天传来妈妈的哭声。 </h1><h1> 一天晚上，我在楼梯口等妈妈，妈妈迟迟不出来，便撑着胆子走进了红楼，大楼里奇怪地静。自己索性来到妈妈的片剂车间，几十人工作的车间，竟然一个人影也没有。</h1><h1> 我慌慌张张地逐层上楼，一直跑到顶楼，只见一千多平方米的大会议室坐满了人，开会的人个个表情凝重而紧张。</h1><h1> 我一眼看见了坐在门口边儿的妈妈，悄悄地走过去，蹲下来，小声问妈妈：“妈这么多人，开的啥会？”妈妈一下堵住了我的嘴，让我赶紧走开。</h1><h1> 我刚一转身儿，台上一个戴着红袖标的人，用麦克风发出震耳欲聋的声音：“我在这里向大家公布，纪连庆厂长今天下午跳楼自杀啦！”这一嗓子不要紧，招来会场嘘声一片，许多人惊愕地说不出话来。</h1><h1> 人们知道纪厂长被罢官才三天，怎么就能跳楼自杀了呢？很多人猜中了，纪厂长是被群众专政队打得挺不过去了。台上那位戴红袖标的人突然朝台下大喝道：“要说，就台上说，要为走资派喊冤叫屈吗？！</h1><h1> 台下就像关闭了开关式的，一下子没了动静儿。台上的人还嫌声音不够劲儿，拽了拽麦克风的线，往前又窜了几步，近乎吼道：“大家应该以高度的阶级斗争觉悟，认清走资派自杀的本质，这是向无产阶级革命派宣战！纪连庆死了，但是他的阴魂还在，还要有其他的阶级敌人蹦出来，为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申冤翻案！”</h1><h1> 听了台上人的话，台下人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同台上人对视，恨不得一些散会。</h1><h1> 台上人突然话锋一转，指着台下人说道：现在台下就有我们革命造反派的敌人！限你们三分钟站出来！争取主动！</h1><h1> 台上人的话，犹如扔在会场里一颗炸弹，尤其是一支戴着红袖标的队伍跑入了会场，台下空气骤然紧张起来，人们屏住呼吸，听着台上人喊着数字：“一，二，三！”</h1><h1> “三”的话音刚落，台上人喊道：“把他们拽出来！”随着他的声音，这一队戴红袖标的人，在会场不同角落的座位上，分别架起来四个人，不容分说往脖颈挂上了现行反革命的大牌子。</h1><h1> 有一个被挂牌子的人我认识，名叫闻宝库，三十多岁，平时爱取笑，说话没有把门的，是厂子里有名的活宝儿。只见他挣脱着喊道：“我咋啦？咋定现行反革命啦？”因为他胳膊粗力气大，两个戴红袖标的人拽不住他，又跑来两个戴红袖标的人，拿这三角带，照他劈头盖脸地抡起来。瞬间，闻宝库的眼角和嘴角流出了血。其中一个戴红袖标的人恶狠狠地说道：“你说啥啦？到专政队你就知道啦！”</h1><h1> 会场上的人们还没缓过神儿来，眼睁睁瞅着四个人被押出了会场。</h1><h1> 这次会议之后，挂在红楼的高音喇叭，整日播放着造反有理的革命歌曲，整个厂区弥漫着紧张的空气，楼里楼外风声鹤唳，人与人之间失去了交流，互相不敢说话，路遇熟人也只是点头示意……</h1><h1> 那座红楼，高高大大，黑压压的，好像横卧的巨型怪兽，在这里发生了许多可怕的事情，以致50多年后的今天，想到阴森森的红楼还会不寒而栗。</h1><h1> 别了大红楼，再不想见你，却永远忘不了你……</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