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五十年，情系拖船埠

柴和平

风雨五十年，情系拖船埠

（2018年12月）

1968年12月18日，我作为下乡插队落户的知识青年，第一次踏上潜江渔洋拖船埠村（原拖市公社中桥大队）的土地，至今已经整整五十年了。那一块土地，让人魂牵梦绕；那一段经历，让人心涌波涛……

盛大的节日

2018年11月11日上午，在参加完武昌实验中学插队潜江渔洋知青下乡五十周年各项纪念活动后，我们知青组的七个同学驱车直奔拖船埠。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地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没等踏上拖船埠村的土地，我又想起了诗人贺敬之的《回延安》。每次回拖市，都有诗人描述那样的心境，只是这一次对踏上这片热土的期盼更加强烈！

11时许，还未踏上拖船埠村的街面，远远看见街口站着几个人，走近才知道是村党支部书记朱重庆带着几个村委会成员在迎候我们。这几个人虽然都不是我们熟识的村民，但当时的感觉却是一见如故。到家了！为了这一刻，我们从初春期盼到晚秋。

今年三月，我们知青组的同学们小聚了一下，议题就是一项：要不要年底在我们下乡五十周年之际回一趟拖市？我怕有人不愿意，因为距上次回拖市不足五年。谁知大家的心是相通的，除了余永均因身体欠佳表示去不了外，其他人都没有提出异议。人生有几个五十年？应该去，这是必须的！那里承接着我们流淌的汗水，那里铭刻着我们历经的艰辛，那里记载着我们火一样的激情、花一样的青春！

以后，大家就数着日子等待这一天的到来。九月以后，我们又通过小聚、网上群聊议了几次五十周年返乡的一些细节。为了落实大家的意见，我还专程去了一趟潜江，约见了村里的老朋友，现已居住在潜江城区的李明源、刘士元、郭家海，拜托他们帮助安排好活动当天的生活，事先联系好当年跟我们往来密切的村民朋友。通过他们的帮助，我还联系上了现在的村民组长郭代武，并与郭代武通了几次电话。十月初，得知武昌实验中学下放潜江的校友有人在组织渔洋知青下乡五十周年集体返乡活动，我们又把知青组的活动与校友的集体活动结合起来，使这次五十周年纪念活动的内容更加丰富。

　　“我们先参观一下，再去你们要去的第一村民组。”朱重庆村支书的声音让我从思绪中回到拖市街。拖船埠村是一块有着光荣革命传统的热土。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里曾是红五军军部所在地，贺龙同志的指挥所就设在村里。为了革命的胜利，拖船埠村牺牲了七十七位烈士。以前我们在村里时，并不知道这些情况，这是近十几年考证确认的。我们瞻仰了红五军军部所在地旧址，并在革命烈士纪念碑前与村委会成员合影。

　　带着对先烈的缅怀和对村子红色历史的景仰，我们来到了我们的目的地，原中桥大队第一生产队，现拖船埠村第一村民组。看到了！看到了好多熟悉和不熟悉的身影，村民们都在等着我们呢。我们的老朋友李明源、刘士元、郭家海早早从潜江市区来到这里；人在村里，但前几次回拖市都未曾谋面的老朋友龚怡政、孙仁元这次特地在这里等候；几十年未见的老朋友郭家炉、邹又新也专程从荆州赶来这里；只知其声、不识其人的村民组长郭代武在这里；每次我们回拖市不多说话、只是默默相陪的孙传仁、郭家雄这次又在这里；每次都参与了接待、我们当知青时第一任生产队长孙仁山的老伴忠姐也在这里。（随后不久，当年的第二任生产队长、现已八十多岁的郭家贵老人也让人用专车从养老院接回村里来与我们见面。）更让人感动的是，一些比我们小十来岁的村民，我们不认识他们，他们却能一个一个叫着我们的名字如数家珍。也难怪，当年几岁、十来岁的孩子，好多没有引起我们的注意，但他们却永远地记住了我们。

　　在接下来的一个多小时里，我们与村民三三两两地交谈，在村民陪同下旧地重游。我约李明源、刘士元、郭代武谈了午餐费用问题，表示这次活动因我们引起，午餐的费用理应由我们承担；而且我们毕竟在武汉，经济条件总体上比乡亲们好。但他们异口同声不要我们出费用，理由很简单：你们是客人，哪有让客人出饭钱的道理？我拗不过他们，只能代表知青组成员对他们表示感谢，把他们的这份情意深深地藏到心里。

临午餐前，举行了简短的活动庆祝仪式。仪式由村支书主持，李明源（他当年任生产队财经队长）代表乡亲们致欢迎词，我代表知青组作了发言。为了搞好这次活动，李队长洋洋洒洒准备了十页文字，充分表达了村民与当年知青之间的深情厚谊。事后我用两句话概括他的发言：诉不尽的衷肠，隔不断的浓情。我们知青组多数成员插队仅一年半的时间，但与村民结下了浓浓深情。这浓情，几百里的距离隔不断，五十年的时光隔不断！酿造这浓情的，是当年乡亲们对知青的诚挚关怀，也是我们当年知青的拼搏、坚韧与对这片土地的热爱。

午餐准备了五桌，十几道菜把桌面堆得满满的，有近十来年蜚声湖北的潜江小龙虾，也有五十年前我们所熟悉的农家菜。大家推杯换盏，相互之间频频敬酒，那场景让人好不惬意。我当时就想，这样的场面五十年来在拖船埠第一村民组也不会很多吧？这是我们当年知青的盛大节日，它圆了我们五十周年返乡的梦想；这是那些已经离开拖船埠村多年的我们当年老友的盛大节日，它让他们有机会回到了故乡；这也是村民们的盛大节日，它让更多的乡亲有机会一睹我们这些当年知青青春不再、丰润犹存的风采，近距离地、从容地与我们交流。

　　下午三时许，午餐结束，我们与在场的全体村民合影，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全家福”。这张照片，我们知青组成员应该会珍藏一辈子。告别的时间到了，我们与乡亲们依依不舍地一一打招呼。一位不知姓名的乡亲说得让人心里暖暖的：“你们要常回乡看看，不要一隔几十年、十几年，三五年、两三年一次不行吗？”李明源队长还私人准备了潜江特产，送我们一人一份。

再见了，我的拖船埠；再见了，我的乡亲们！我期待着不远将来的下一次相见。

难忘的岁月

第一次踏上拖船埠这块土地的情形我还记忆犹新。

1968年12月18日下午三时许，我们武昌实验中学下放潜江拖市公社的知青带着行李乘坐几辆卡车到达了插队落户的目的地——拖市街。路况不好，头一天从武汉到潜江，在县城歇了一晚上，第二天再从潜江县城到拖市。几百里的路程，竟然用了十来个小时。当天天气阴沉，四五级的北风让人感觉到农村冬天的寒意。好在拖市街上热气腾腾的场景让我们感受到些许暖意，村民们敲锣打鼓放鞭炮迎接知青的到来。街上到处是人。有接知青的有关生产队的人员牵着牛车在等候，有拖市街上看热闹的村民，还有含着复杂心情从附近赶过来的沔阳老知青。拖船埠往东一公里就是沔阳的地界了，那些“老知青”不过只比我们大一两岁，他们是六八年以前就下放农村的。为了跟我们这些没有参加中、高考整体下放的知青相区别，他们的知青前面被加了一个“老”字。他们中的多数人当知青应该是很无奈的，现在有我们这样的大部队加入，心里应该平和一些了。一个老知青朝我们队伍中一名女生的裤腿扔鞭炮，他的同伴则挑逗地说：别把人家的尼龙袜烧坏了。当时我心里一沉，心想，几年后我们不会也变成这个样子吧？

拖市公社是渔洋区一个比较小的公社，全公社四个大队十八个生产队，绝大多数生产队都安排了插队知青，共计有一百多人。公社离县城四十多里，离渔洋二十多里。我们初三1班的六名男生郑骐、陶震、余永均、赵林、陈宽诚和我是一个知青组，我们被分配到中桥一队。一队有一部分在拖市街尾，虽然不及二队、三队在正街上，但比分配到其他大队的交通要方便得多，平时想要一点肥皂、牙膏之类的东西，几分钟就能上街买到。

中桥一队约有四十来户人家，居住地分为三片：一为孙姓的湾子，十几户人家；二为郭姓的湾子，也是十几户人家；三为拖市街尾的近十户人家，杂姓。孙、郭是村子里的两大姓，郭姓人口略多一点。队长孙仁山，年方三十，正值年富力强，加上公道正派，在村子里很有威信。

刚到村里，我们知青的住房还没有盖好，暂时分散居住在几户农民家里。没几天房子盖好了。这是用队里一间仓库改建的，土坯墙，茅草顶，跟其他村民的住房差不多，只是稍微宽敞一些。屋前是队里的禾场，很开阔，屋后不到十米就是一条小河。小河通东荆河，东荆河通汉江。当时我想，如果有机会，可以划船从我们知青点沿小河经东荆河，再经汉江到长江，一直划到武昌大堤口，这样离我在武汉的家就不到三百米了。两地虽远，却可以一水相连，想着想着自己对新家一下子增加了满满的亲切感。

新家建好没几天，我们知青组的人员也增加了。中桥二队原准备接纳初三4班的五名女知青，结果只到了邵雪萍、熊家萍两人。正巧陶震的表妹黄仪新加入我们知青组，考虑到一名女生跟六名男生在一起不太方便，我们索性向公社要求，把二队的两名女生也合并到我们知青组。这样，我们知青组就变成九个人了。“男女搭配，做事不累”，大家都对于这样的组合十分满意。

　　知青生活是艰苦的。

在农村第一个冬天的寒冷给了我们一个下马威。黄仪到村子里的那天，是1968年的最后一天，地上积了近一尺厚的雪，她历尽艰辛到达知青点时的心境，只有她自己才能表述得最确切。而此前几天我在屋后小河里洗衣服，也经历了平生第一次遇到的一幕：在漂洗衣服时，我发现脸盆里先洗过的一件衣服已经冻硬了。天啦，气温这么低！以至于要把衣服在河里泡一阵才能进行漂洗的操作，此时我才感觉到手被冰冷的河水冻得生疼。第一个春节从泽口坐船回汉时，我们又遇到了平生第一次：汉水上游结冰了，大块的冰密密麻麻地从上游奔腾而下，船要等冰块消失了才能开。在泽口码头，我们在趸船上等了足足二十九个小时！在那四周冰天雪地，里面四处漏风的地方，我们的处境用“饥寒交迫”来形容，是丝毫也不过分的。（泽口是汉水潜江段的一个码头，在潜江县城以北十八里，距拖市六十多里。当年回汉虽然有长途汽车，但票价五元，而坐船只要一元八角。为了省钱，我们一般选择坐船回汉。）

干农活中的艰苦是对我们持久的考验。首先是挑担子。冬季修水利，春季挑肥，夏秋收麦子谷子，都需要挑担子。我记得第一次挑担子时有的同学非常吃力，五六十斤的担子路稍微长一点就得咬牙了。而我在家时经常帮当搬运工的母亲“打替”，所以这一关对于我来说比较轻松。再就是插秧，早稻中稻晚稻，从五月初一直插到八九月份，腰都要累断了。还有七八月份的“双抢”，栽秧割麦两头忙，每天清晨不到五点出工，晚上七八点钟才收工。第一年“双抢”完毕，孙仁山队长这样的“铁人”

都累倒了。

生活、劳动中的艰苦渗透到方方面面，尤其对于女生。苍蝇、蚊子，血吸虫、麻风病，田里的蚂蟥、地里的蛇，样样都有对我们的考验。第一个夏天，一次我在深水田里插秧，头上顶着烈日，口渴了。望着远处田埂上的水壶，我感觉趟着齐腰深的水去来一趟太麻烦了，而且担心踩到已经栽下的秧，心一横，手在秧田的水面拨开漂浮物，捧起一捧水喝了。那水真甘甜！还好，当时没有肚子不舒服，事后也没有发生什么事。还有一个没有想到的困扰是老鼠。我们的住房是仓库改建的，老鼠特别多。一到晚上就进入了老鼠的快乐时光，跑动的声音、咬东西的声音此起彼伏。开始还赶一下，以后习以为常也懒得动了，听见老鼠跑过来的声音赶紧用被子蒙住头，等老鼠过去了再让脸露出来。至于睡着了会不会有老鼠从脸上爬过，也顾不上了。还有一次清洗我们知青点的水缸，竟然发现缸底有一只硕大的死老鼠！平常大家都喝这缸里的水呢。（开水瓶里有水时大家还是喝瓶里的开水，没有时用谷草烧一壶水就太麻烦了，往往就直接喝缸里的水。）

农村生活艰苦的又一个方面是口粮不够吃，多数时候大家感觉肚子是饿的。有一阵我们把胡萝卜煮水再勾兑一点生粉来充饥；还有一阵我们用土豆挡事，主食是白水煮土豆，菜是有油盐佐料的烧土豆。好在我们离拖市街近，大家身上多少有点零钱和粮票，实在饿得不行就去街上买一点吃的。

　　面对艰苦的生活，我们的精神状态是振作的，我们在艰苦中找到了快乐。

刚下乡，我们对预防血吸虫病十分注意。当时村子的小河里到处插着“此处有钉螺”的牌子，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工余时间在屋后挖了一个水池。水池呈长方形，一边靠近屋后的小河，让河水渗到水池中来，我们吃、喝用池里的水，这样就安全多了。挖水池有不小的工作量，但大家齐心协力，很快就完成了任务。看着自己的劳动成果，大家抹去脸上的汗水，找到了一种胜利者的感觉。

几个女生加入到我们知青组后，我们包了一次饺子，饺子是面粉加萝卜肉馅。开始准备了十斤面粉，结果馅子多出不少，只好又去买了三斤面粉。十三斤面粉全部用进去了，饺子包了好多好多。农村房屋的门是可以端下来的，我们端下几扇门，铺上报纸摆饺子。自己吃不完请来要好的农民一起吃，当天吃不完第二天再吃。在那个经常吃不饱肚子看不见肉的年代里，能够这样敞开吃，也算一件好多年都不会忘记的事了。

约一个月后我们的肚皮又受到了一次这样的犒赏，而且持续的时间更长。回汉过完第一个春节，我们知青组成员一起返回拖市，时值初五或者初六。但此时农村的年意仍然很浓，我们意想不到地吃上了“百家宴” 。今天孙家湾，明天郭家湾；中午街尾、晚上村头；一直排到了正月十五。家家都是至少十碗菜，饭管吃饱，肉管吃足。我记得比较清楚的第一家是队长孙仁山家，随后有大队财经队长邹云早家，队会计孙传武家，村民孙传仁家……持续的大鱼大肉，至少一个月让我们的肚子没有饥饿的感觉了。家家对我们的热情款待，让我深深感受到村民对我们知青真心实意的关爱，也让我增添了在这里“扎根一辈子”的信心。

1969年4月1日，我们知青组多数男生在开河筑堤的修水利工地上。晚上九时许，工地组织收听重要广播，是党的九大召开的消息，听完后又进行了表态和讨论。完成工地组织的活动后，我们请示工地负责人同意，连夜赶回村里。向村民宣传党的九大精神，这是我们知识青年的责任！从工地走回村里将近两个小时，还好，那天有月亮，那段夜路走得不算太困难。回到我们知青点已经是次日凌晨，我们又再次收听广播，把九大有关精神记下来，抄成大字报，贴到队里的宣传栏上。这时，感觉东方已经有点发白了。

经过一年多的磨炼，我们知识青年已经成为队里劳动力中的一支有生力量。陈宽诚、郑骐的耕田耙地，陶震的驾牛车，我的挑担子，都可以在队里排名列前了。至于传播新知识、宣传新思想，活跃基层农村生活，更是有一块属于我们知识青年的天地。

　　1970年5月，在从潜江返回拖市的路上，我碰到了我的中学同班同学、插队苏湖公社的罗辉宏，他告诉我马上会被招工回城的消息。听了这消息，我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惊喜。虽然自己有“扎根农村一辈子”的思想准备，但能够回城当工人当然更好，不过这消息可靠吗？6月中下旬，招工的人真的来了，先是襄樊棉纺织厂，后来又换成武汉市建工局。7月初，我们知青组六名同学收到了武汉市建工局的招工录取通知书。

7月5日，是我们六名同学离开拖船埠的日子。以后再来这里，我们就算客人了。这一天天气晴朗但不算太热。早早起床，我们跟留下的三位同学和队里的乡亲们一一告别。李明源、刘士元、龚怡政三名年轻的队干部（龚怡政是生产队副队长，刘士元是队委会成员、记工员）代表乡亲们驾船送我们到十五里外的总口农场，武汉市建工局接新工人的红头大卡车在那里等着我们。船越划越远，送别的乡亲们的身影越来越小，我们知青点的房子越来越模糊，我在心里大声地喊着：再见了，我的拖船埠；再见了，我的第二故乡！

永远的追念

回城不久，孙仁山队长出差武汉，我们短暂地聚了一下。以后，留下的三名同学也先后离开了拖市，那个时候通讯不发达，我们也就与乡亲们失去联系了。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回到拖船埠，已经是二十多年后了。

1992年春，我在武汉市建工局（那时已改称“武建集团”）职工大学当副校长，分管招生。当时学校已经有不少潜江籍的毕业生。为了扩大在潜江的生源，我和几名同事开小车专门跑了一趟潜江，通过在潜江的毕业生联系上了潜江的建设管理部门。事情办得很顺利，该做的事上午就做完了。吃过午饭，我突然想到，何不利用这个机会去一趟拖市呢？我跟一起去的校长何志云商量。何志云也是从实验中学插队潜江然后招工到武汉市建工局的知青，他理解我当时的心情，爽快地同意了。

事先没有准备去拖市，我临时在潜江街上买了一点糖果，在几个同事的陪同下上路了。路况没有现在好，但比我们插队那年强多了，大约一个小时到了拖市街。我猜想二十多年村里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决定找一个人带路。我一下子想到了住在街口的当年大队党支部书记刘士铁。随便找一个人就被带到了刘书记家。当年他四十岁左右，此时有六十多了吧？我估计他不一定认识我，就主动介绍自己是当年中桥一队的知青，想找孙仁山队长。他一听我是当年知青就非常热情，连声说行，行，我带你们去。

到了孙队长家，与孙队长寒暄几句后，刘书记离开了，我再次对他表示了感谢。孙队长此时担任着村党支部书记，他说：“终于见到你了，昨天我做梦还梦见你们知识青年呢！”一句话说得我心里暖暖的。按照孙队长的性格，他不会故意编假话。也许真有那么凑巧；也许因为过于兴奋，他脑子里产生了梦见我们的幻觉。我一下子觉得有好多话要跟孙队长说。互相问了对方的一些情况后，我起身到孙队长家的房前屋后看了看。这是孙队长家不久前做的新房子，好像也不是建在原来地方。房子高大、亮堂，面积比原来也增加了不少，比周围邻居的气派。不能多待了，同事们还等着我哩，也没有时间到村里转转、见见其他乡亲们了。我向孙队长告辞，忠姐拿了一些家里的鸡蛋、糯米、麦芽糖等给我，我推也推不掉，只好连声说谢谢。

这次到拖市来去匆匆，一共待了不到一个小时，但总算了了我回一趟第二故乡的心愿。下一次可应该是正儿八经的了。

　　我期待的“下一次”终于来了。2000年初，一直失去联系的熊家萍被联系上了，我约小组其他八个同学到家里聚了一下，商量一起回拖市的事情。2000年5月3日，我们知青组九名同学开着三辆小车直奔潜江拖市。到了拖市街口，我想再次跟刘士铁书记打个招呼，一问老人已经不在了，我感到一阵悲哀。好在到了村里碰到了不少我们熟悉的乡亲，跟我们交谈比较多的除了孙仁山队长夫妇外，还有当年的大队财经队长邹云早、比我们年轻当年经常去我们知青点玩的郭家奎等。

邹队长已经七十多岁了，看上去身体还比较硬朗。当年他当大队财经队长时，我就领略到了他的思路开阔、眼光独到，知道他是比较有能力的一名农村干部。此时他依然头脑清晰。他听说我们有几个人在建筑单位工作，就提出能不能把村里的年轻人带往武汉的建筑市场，分流一下农村的富余劳动力。站在他的角度，这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可惜当时我们武汉建工系统正在搞管理层与作业层分离的改革，自己的工人都在下岗、买断工龄，邹队长说的这件事办起来有难度，只好婉言谢绝了。

寒暄一阵过后，乡亲们陪我们一起到村里转一转。这次不少人家也新建了房子，孙队长家的房子已经不再气派了。我们原来知青点的房子也不存在了。在一片开阔地上，我们知青组九名同学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上一次照包括九个人的合影，还是在三十一年前。那是下乡后准备回汉过第一个春节在我们知青点屋前照的，那时我们还是十几岁的姑娘小伙，而现在已经五十，算是半老人了。（当时没有料到的是，这次的合影，竟然成了我们九个人最后的一张合影！）

中午，我们在拖市街上的小餐馆里摆了几桌，邀请孙队长、邹队长和几个以前跟我们关系很好的村民一起共进午餐，席间大家边吃边聊，仿佛又回到三十年前。

下午四时许，满载着乡亲们的深情厚谊和对第一次全知青组整体返乡的满足感，我们离开了拖市。此时我们原来的中桥大队第一生产队，被称为中桥村第一村民组。

　　我们知青组再一次集体回拖市，是又过了十四年以后。

2014年1月12日，我们知青组七位同学（邵雪萍因故未能参加，熊家萍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再一次驱车前往拖市，这一次我们不再是不速之客。由于农村手机的普及，我们事先跟村里取得了联系。在此之前约一周，赵林通过在潜江的同学得到了隔壁双马村一个曾经的村支书的手机号码，我通过这个人联系上了孙仁山队长，并通过孙队长联系上了住潜江城区的李明源、刘士元。后来这一天的行程，大体上就是按照李明源队长的安排进行的。

这一次我们去的是两辆小车。到潜江出高速不远处，李队长他们一行人早早地等候在那里。分别四十多年了，我们相互几乎一眼就认出了对方。虽然由姑娘小伙变成了六十多岁的老人，但心目中对方的模样就应该是看到的这样！我们激动地相互握手、拥抱，感叹岁月无情人有情。

李队长告诉我们，拖市街上的餐馆因为生意清淡已经撤了，中午只能就在潜江城区吃饭，他已经安排车去接孙队长了。我们到餐馆边聊边等，互相介绍这些年的一些情况。谈到拖市，他们感叹这些年变化很大。刘士元说，现在取消了农业税，让农民得到了实实在在的好处，农村也在奔小康了。不一会孙队长和几个人过来了。十几年没有见，孙队长老了许多。他告诉我们，前不久到潜江做了心血管安放支架，住了一周的医院，现在每天吃药，经济上有些压力。

午餐是李队长请的客，好烟好酒加上一大桌子的菜，让李队长破费不少。餐后，李队长又带大家到他家里去坐了一下，还为我们每个人准备了纪念品。

下午两点多，我们驱车去拖市。这十几年农村的变化确实很大，路况比上一次又好了很多，沿路已经看不到那种土坯墙、茅草顶的房子了。一进村子，整齐划一、清一色的两层楼楼房让我们震撼了。外墙贴着面砖，不锈钢的阳台栏杆，家用电器一应俱全，90％的农户都住上了这样的房子。遗憾的是，孙队长的家还是二十多年前的平房，与那些楼房比起来，竟然显得那么寒酸，真不敢相信这房子二十多年前曾经鹤立鸡群。

孙队长、李队长等人带着我们到村子周边、拖市街转一转。中桥村已经改称拖船埠村了，这应该是公社化以前村子的名称。拖市街更加萧条了。当年这里作为公社所在地，曾经比较繁荣，公社撤销后逐渐衰落；现在村民不少家庭有了电动自行车，有事就上十几里以外的总口农场了。在街上我们碰到了九十岁的孙光海老人，身体还比较硬朗，刚插队的头几天，我和陈宽诚就是住在他家。（而比他年龄略小的邹云早老人已经不在了，连比我们还年轻的郭家奎，也已经离开人世。）在街上看见一个农民迎面走来，他跟陶震打招呼：“你们是武汉知识青年吧？你姓陶，叫陶震。”陶震十分诧异地问：“你怎么认识我的？”。那人说，他是双马村的，当年跟陶震一起上过水利，陶震个子高，所以印象深刻。随后，走到我们曾经的知青点的地方，两棵树引人注目。当年赵林和一个农民种下的小树苗，现在长得这么高大！“十年树木”，这两棵树四十多年了，它们理所当然是大树了。

在村里待了近两个小时，我们要离开了。大家依依不舍地跟乡亲们告别，相许下一次的再见。

　　回到武汉后，我惦记着孙队长的病情，寻思着找机会再去拖市看一看他。2016年冬，因为知青组其他同学多数还在上班，我准备自己单独再去拖市一次，跟孙队长通电话，发现机主已经换成陌生人了。我赶紧联系李队长，从李队长那里得知孙队长已经永远地离开我们了。我顿时感到一阵巨大的悲伤和失落。虽然村里的乡亲们都对我们很亲近，但毕竟孙队长是大家的代表，是我们寄托对乡亲们感情的灵魂人物。他不在了，我们回拖市第一个要找的是谁？！我不禁回想起当年孙队长对我们知青既严格要求又真情关怀的一幕一幕，那似父又似兄的身影让我永生难忘。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何况武汉之于拖市，谈不上天涯海角。按照现在的交通条件，大约三个小时就能从武汉到拖市了。我期待着续写与拖船埠村的情缘，等待着再一个“下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