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这是一枚从空难现场回收的信封，焚烧的痕迹历历在目。在中国早期航空史中留有邮政处理标识的四批空难邮件中，在云南沾益遭遇日机袭击造成空难的中航39号机空难邮件具有特殊的意义，因为中航39号DC-2型飞机以"重庆号"命名，是中航机队的"长机"。</h3> <h3></h3><h3>1940年10月29日凌晨，中航39号机"重庆号"执行从香港飞往重庆的航班任务，夜航很顺利，于早晨7时许到达重庆珊瑚坝机场。美籍正驾驶肯特(W.E.Kent)原计划继续执行下一段航班任务飞往昆明，但是从云南来的无线电报通知推迟了他的起飞时间——有防空警报。</h3><h3>中航"重庆号"飞机在地面等待了两个小时后，重庆珊瑚坝机场也接到空袭警报——有日军轰炸机正经过宜昌飞往重庆，"重庆号"和飞行员肯特别无选择，被迫起飞离开重庆珊瑚坝机场飞往昆明。</h3><h3>"重庆号"到达昆明上空时防空警报仍然在响，肯特驾机在城东的山区盘旋，但油料的消耗使他无法备降到更远的机场，航程内只有沾益机场可以选择。沾益机场是位于昆明东北约80英里处的一个小型机场，肯特驾机低飞越过丘陵，接近沾益机场时发现机场停有两架中国飞机，于是他推测如果日军飞机在附近中国飞机肯定会离开，于是他对准跑道准备着陆。然而肯特不知道这两架飞机其实是沾益机场用来吸引敌人火力的木制模型诱饵，5架日军驱逐机刚刚扫射了它们，正在爬高离开机场，由于沾益机场没有无线电台，机场无法通知肯特和"重庆号"。很快，即将离开的日机发现了正在着陆的"重庆号"，当即俯冲下来，开始猎杀这架民航飞机。美籍正驾驶肯特被机炮击中心脏当场死亡，中方副驾驶徐鑫、报务员林汝良大声呼叫乘客赶快撤离飞机，乘务员鲁美音推开侧门催促乘客马上离开，可是只有四名乘客服从，其他人或被吓瘫了或以为飞机可以提供保护呆在座位上不动。这时更多的机炮子弹穿透机身，左机翼着火，火焰笼罩着发动机，惊慌的乘客才不得不在乘务员鲁美音的大声呼喊中离开机舱，向机坪周边跑去，但日机的机关枪追着逃生者扫射……</h3><h3>乘务员鲁美音最后一个离开机舱，当她在机坪上奔跑的时候，洁白的制服在褐色的场地上闪亮，一架日机发现了她，一阵猛烈的扫射后她倒在了血泊中，壮烈殉职。</h3><h3>这是日军战斗机继1938年8月14日在广东中山县上空袭击并迫降由香港飞往重庆的中航“桂林号"民航飞机后，再一次袭击民用航班，造成机组成员和乘客9人遇难。美籍战地作家格雷戈里·克劳奇在他的著名作品《中国之翼》中详细记录了"重庆号"空难事件的始末。</h3> <h3>在这次空难中壮烈殉职的乘务员鲁美音，是中国航空公司也是中国民航史上最早服役的两名乘务员之一。鲁美音是南京人，先是在金陵大学学习，后来到北平的燕京大学进修护理专业，抗战爆发后，护理专业的鲁美音于1938年4月在昆明考上了中航的空乘培训班，考核合格后成为了中航首批登机服务的两名乘务员之一。</h3> <h3>在位于南京王家湾的中国抗日航空纪念馆前，矗立着抗日航空烈士纪念碑，黑色纪念碑名录上镌刻的4296名中外抗日航空烈士中，只有唯一的一名女英烈：鲁美音(女)，江苏南京，1914年－1940年10月29日。<br></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