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铁道兵生涯

师鸿

图、文/老老王（师鸿）【原创】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中共中央颁发“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

《我的铁道兵生涯》

【该文登载于铁道兵公众号2019

年第549第1期】

近来，退役军人要进行信息登记，我翻箱倒柜找出了《复员证》，偶尔发现了一些零散的往事日记，一下勾起了我对部队生活的深深怀念。随后用近二周的时间，写成回忆录《我的铁道兵生涯》。文中所叙，均为本人切身经历，绝无虚构杜撰。权以对部队生活眷念的释怀，也试图给已经消亡的铁道兵留下一点点痕迹。

全文如下：

1962年6月，面临初中即将毕业，前程何去何从？心中在打鼓。老师们希望我这个班长、学校的优秀生能继续学业，有所深造。（下面晒出的学生手册，不是炫耀自己，只想证明“好郎不当兵，好铁不打钉”是个陈腐的过去式！）

而我经过反复斟酌，最终选择了报名参军。保家卫国的意识当时并不浓烈，减轻家庭经济负担是第一出发点。因此，也就有了以下的文字：

   

我于1962年7月开始踏上人生的征途，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伟大祖国的国防建设、军队建设，贡献了自己微薄的力量和青春年华。在部队十一年，亲自脚踏过祖国的山山水水。山西的青纱帐前站过岗，内蒙八一农场洒过汗，青海湖畔饮过水，峨眉山下集过训。悬崖峭壁军车过，眼下万丈大渡河！最是湟源风沙紧，三米之外不辩人。大小凉山常翻越，安宁河里也涉足。与彝族兄弟握过手，半山腰里拉家常。

    

清楚地记得离家从军的第一幕：

那是62年7月1日上午，闸北区应征入伍的所有新兵在北区学校集结，接兵的领导讲了话，发了新被头，穿上了新军装。第二天在班级同学和父母的护送下步行到了东站（如今的上海新客站）。住在同一弄堂从小一起长大的堂哥王贵高（同祖第五代兄弟）同日入伍。我们爬上了军用闷罐车，扒在铁门口，与亲人告别，与上海告别。我模糊的目光里看到妈妈在擦眼泪。

    

火车日夜兼程一路西行，我们是什么兵种？目的地是何处？有人憋不住问了带兵的领导，带兵的说：目的地在山西赵城，兵种嘛就是我们坐的这个兵种。啊？铁路兵！带兵的纠正道，叫铁道兵。山西赵城？新兵中有人立即打开了全国地图，找遍了山西，也没找到赵城。这么小的地方！新兵们泄气了，一路欢歌的气氛没有了，吹口琴的也把口琴收了起来，有人打开了被头蒙头睡觉。

    

赵城属于洪洞县，是个老解放区。新兵营就安扎在这土坡上的窑洞里。窑洞不怕刮风下雨，冬暖夏凉。稻草一铺，就可以睡觉。但是讨厌的蚊子和臭虫，所谓的“飞机、坦克”却难以对付。消灭了一批，又出来一批。大伙儿身上、脸上都是疙瘩。最后还是乡亲们腾出各家的厢房，三五个一家三五个一家地化整为零，才算安顿下来。

     

一早起床，第一件事情是整理内务，第二件事是打扫院落，尽量减少给房东带来不便。然后班里集合跑步带到排里，排里整队跑步带到连里，全连整队，跑步出操。

    

62年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新兵一到营地，就立即投入了军事训练。上午忆苦思甜，下午烈日当空，趴在地上练习瞄准射击。苦练杀敌本领哪！一切似乎都正在走上轨道。不料没过一周，连部将我从六班调到了九班。心里那个别扭哇！晚饭后在操场的一角碰到堂哥王贵高，向他哭诉：“刚刚熟悉，又把我调开了，为什么呀？！”堂哥也只能安慰道：“过一腔，慢慢会好的！”

    

当兵首要的是站岗。对于我们这些新兵来说，却是一关。第一次站岗，既期待又有些紧张。那天半夜2点刚到，窗外“笃、笃”声响了，该换岗了。我一骨碌爬起来，推了推身边的冷锁坤，我倆穿好衣服，拿上枪（新兵两人一岗），摸黑到了岗位。夜很黑，背后是营房，前面是一大片的玉米地。端着枪（新兵没有子弹），看着前面摇曳的玉米稍，心里直发毛：敌人会不会从青纱帐里冒出来？想着想着，突然发现玉米杆摇动很大，由远而近，很快就出了青纱帐。我倆瞪大眼睛，同时大吼一声：“不许动！”其实是为自己壮胆。一头猪钻出了青纱帐，被这突如其来的喊声愣了一下，回头便不顾一切地窜跑了。我倆相视而笑，乖乖还好！

     

八月一日到了，我们这些新兵正式取得了军籍，要戴军衔帽徽了。 军衔帽徽佩戴有标准的部位，怎么戴法？连部为每个班做了一套标准样式。连长在晚点名时十分郑重地宣读了各班拥有标准样式军服的所有者名字，连长说，各班就照他们的样子做。报到九班竟然是我。哦，把我调到九班，原来还是器重我呐！

    

近两个月的新兵训练很快就结束了。8月底，新兵连移防，离开赵城。全村男女老少全部出动，一路上拉着战士们的手，惜惜告别。老区的人民对子弟兵感情就是不一样，一直送到火车站。战士们又乘上了同样的火车，又是一路西行。这次目的地在动员会上就已讲明白了，是甘肃山丹的军马场。

    

几天火车的行军来到了山丹，还没有进军马场，连长在全连大会上宣布，根据上级指示，连队抽调六名战士到沈阳总后勤技术兵学校去学习。我和王贵高均在其列。次日，我们买了火车票启程赴沈阳。

    

途经北京，有生以来第一次到祖国的首都，别提多高兴了！一下火车，直奔天安门，并在天安门前留了影。穿着军装，站在天安门前拍张照片寄回上海，心里有多荣耀啊！

（高者是堂兄王贵高）

总后勤技术兵学校坐落在沈阳市铁西区重工街。 我们同去的六个人，被分配在不同的专业组学习。我到锻工组，堂哥分在钣金组，全队百十号人通铺睡在如厂房一样的大房子里，起床号一响，全队学员立马弹起来，穿衣叠被一片忙碌，没有一句说话声。

集队出操，出校门跑上几圈。回校洗漱时发现，喉咙里鼻腔里都是黑的粘液。重工业区的烟囱冒的全是黑烟。人们还没有环保意识哪！

    

尚未开学，得先参加“三秋劳动”。目的地：内蒙古八一农场。任务：收割大豆。

     

八一农场，一望无际。没有树木，没有房屋，地广人稀。春天下种直到秋天收割。肥黑的土地上，大豆和杂草同高。大队人马一到田头，开始下镰收割，一人两陇。农村来的学员得心应手，没有一刻钟，把我们甩得老远。突然前面呼声大作，一只白兔跃出草面，大伙儿一哄而上，围追堵截。笑声、吆喝声在田野里回荡。两个学员纵身扑去，白兔却从人缝中逃脱。

     

将近中午，汗流浃背，腰酸背痛，大伙儿在田陇上坐着的，躺着的，饥肠辘辘。突然有人大呼：“来了！”三匹马，当中是匹白马的马车出现在视野上。送饭的来了，很快就要开饭啰！

    

两天後，拖拉機將我們拉過一個山頭，收割那裡的一片大豆。大伙兒正在你追我趕的時候，天空中出現了一片烏雲，轉眼間下起了瓢潑大雨。沒有樹木，沒有雨傘，沒有房屋，大雨硬生生地把大伙兒淋了個透。深秋的北方，雨中個個索索發抖。拖拉機立即將我們拉回住地。半小時後一聲哨音，隊伍又集合了。二班的一學員身着短褲，腳蹬着大頭鞋，站在队伍里，引的大伙儿一阵哄笑。

    

63年3月上旬，进校门正中处竖起了一块毛主席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巨幅标牌，礼堂、宿舍的墙上随处可见雷锋的画像。学校组织了报告会，班组学习阅读雷锋的事迹，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响彻校园，全军掀起了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

    

军校的生活，军号起、军号落，整齐划一，来不得半点马虎。锻工专业的学习也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从砂轮磨出的火花，识别钢材的材质，到看懂图纸，20分钟手工锻出一只金属胚件，可直接进行汽车零件的加工成型。

     

王贵高的爸爸妈妈（我称大大、大妈妈）乘火车到学校来看我们了。当然主要是看堂哥。那天我站岗，也不知道应该和别人换个班头。王贵高跑来，说我爸爸妈妈来了，我与另一位站岗的打了招呼，和堂哥一起奔到队部，队长正在简要介绍着我倆在队里的表现，大大、大妈妈一脸虔诚的点头称是。

    

 一年的军校学习生活很快就结束了。

63年10月毕业典礼后，堂哥王贵高分配到二师八团，去了湖南娄底，我仍回原部队。此时的铁道兵10师46团（代号8091）已移防到青海的湟源。我怀揣着军校的介绍信，赶赴46团修理连报到。我背着背包，提着行李，在湟源下了火车，穿过简陋的站台，经当地老乡的指点，来到了部队驻地。迎面碰到一位老兵，我问他，修理连怎么走？他看我背着背包，风尘仆仆，问我从哪里来？我如实回道从沈阳技校毕业回来报到。他告诉我，这里是汽车连，穿过去就是修理连。这样吧，你就留在我们连。我说介绍信是让我到修理连报到。不要紧，他说。明天我会跟团部打招呼的。原来他是汽车连的老连长张步文，49年当的兵，唐山人。

老连长张步文一家

有时一个偶然的境遇，也会改变人生的轨迹。

就这样，我留在了46团汽车连，跟老兵刘谷生学汽车电工。挖电瓶，配硫酸，给汽车电瓶充电。

    

汽车连承担着全团铁路建设中全部工程材料和生活用品的运输供应。任务十分繁忙。主要车辆是30几部重型斯科达和20几辆嘎斯51以及部分的解放牌。湟源的冬天气温很低，天不亮，战士们就要起来在斯柯达下面堆柴生火，边烧火边手摇发动机发动车辆。以确保准时出车。

     

高原开车，很费电瓶。电工间的里里外外都是一只只待修的电瓶。 我和师傅日夜不停维修充电。一只旧电瓶，先要用点着火的喷枪，将电瓶的密封胶熔化，倒掉里面的硫酸，挖去沉渣。这些工作都得特别小心，弄不好就会咬坏衣服烧伤手。然后清洗好，将硫酸和蒸馏水按一定比例配制好的液体倒入电瓶内，插上正负电极板，焊好密封胶，接上并联电夹，开始充电。

    

部队驻地风沙很大，每天下午2点多钟开始起风，越刮越大，狂风裹着黄沙刮得昏天黑地，数米之外辨不清面孔。黄昏之后，风沙渐停，高原地带，几乎天天如此。

    

晚饭后部队打背包集合，团部组织看电影。空旷的野地里，竖起两根粗竹竿，拉上了银幕。银幕前各连队坐在自己的背包上组成一个个方队，周围围满了老百姓。

     

电影里小珍子从苏北来到上海纱厂，冬天下着大雪穿着薄衫做苦工。恰在这时，放映场地也飘起了雪花，队伍里无一人撑伞，不一会儿功夫，战士们一个个像雪堆的人。银幕内外同时下着大雪。

     

铁路从湟源修到海晏，我们连队也由湟源移防至海晏。由于我们班用业余时间种了一大片土豆尚未收获完毕，连里将我留下照应，安排在修理连搭伙。

     

父亲来信说妈妈要来看我。父亲是上海机务段扳道工。《红灯记》里李玉和的角色。那个年代，铁路职工每年都有一张全国的免票，妈妈就用我父亲的这个额度，千里迢迢到青海来看我，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哇！

     

我知道上海的火车可以直达青海西宁。西宁到湟源国家还没有通车，而我们有机车往来。一早我就搭便车到西宁火车站接妈妈。下了火车直奔铁路招待所（铁路局在各省会都设有招待所）。招待所一位年长的工作人员很客气的告诉我，昨天是有一位上海来的妇女带了一个小男孩住在这里，今天一早就离开了。我立即返回湟源，火车刚到湟源站，在众多的人群中我看到了妈妈！她拉着四弟正向我招手。我的眼泪差点掉下来。

     

我把妈妈安顿在电工房里，和我住在一起。吃好中饭，妈妈帮我简单收拾了一下屋子，替我拆开了被头。妈妈端着面盆，我牵着弟弟，到驻地后面的河水里洗被子。妈妈站在齐膝深的水里洗着被子，我和弟弟站在岸边。刚会走路的弟弟看到河水，一阵兴奋，拔腿就向水里跑去，差点扑倒，被我一把抓住，拎回了岸边。

     

第二天妈妈问我，刘必忠被埋在哪里？我领妈妈走到一个高坡上，指着前面湟源烈士林园说，他就睡在那里。妈妈凝视着前方，心情很沉重。

     

刘必忠是我新兵连的战友，（他姑妈是我上海贴隔壁的邻居）和我同日入伍。听战友们说，就在前几个月的一次施工中，他带病到了工地，突遇山体崩塌，大家奔跑，他也奔跑，脚下被一头翘起的铁轨绊了一跤，被山土活埋了！入伍还未满周年，就为国防建设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妈妈住了几天，看我一切正常，放心了许多。临回上海时，提出带几只青稞馒头给家里人看看。我们部队的粮食是由所在地政府供应的。地方供啥我们吃啥。山西供应玉米面，我们就吃窝窝头，东北供应高粱米，我们整天就吃高粱，喝小米粥。到了青海，就吃青稞面。青稞面只能做成馒头吃，那馒头颜色青黑，很不上眼。初食后肚子发涨，还会便秘。我不想让妈妈带，后来知道妈妈还是悄悄地带回去了几只。

     

铁路在向青海湖延伸，我也由湟源回到了海晏自己的连队。连队全住在帐篷里，一个班一顶，连成一片。帐篷只有顶部露在地面，大半部分埋在地下。以便于保暖和防风沙。从台阶走下去，帐篷正中是个半截子土墙，沿着土墙砌了一只炉子，烟囱引出地面。哪天夜里冷得发抖，那夜炉子一定熄掉了。

     

冬天，大雪纷飞，山地一片洁白。我的电工师傅刘谷生鼓动我，说，我们上山打野兔去吧？一听打野兔，我来劲了。老电工是59年的兵，山东人，个头不高，但很精神。我们一人找了根木棍，绕开营地前游牧的牧羊犬，往山上跋去。半路上，刘对我说，一旦发现兔子，你要跑到兔子的上面，堵住兔子往山上跑的路。我在后面追。他说，兔子往山上跑得快，我们追不上。但它不敢往山下跑，因为它的后腿长，容易翻跟头。正说着，雪地里发现一只黑影在活动。山坳间白白的一片，像一张白纸，少许有个黑点就被看到。我们倆立马追上去。我拼足力气，跑到兔子的上面，堵住兔子往山上跑的路。兔子发现了我们，拔腿就跑。上面被我堵住，下面有刘在追，兔子只得沿着山坳往前奔跑。兔子逃啊，我们追啊，雪地里三个点在快速地移动。雪很厚，兔子跑不快，它眼看逃脱不了了，一头钻进前面土堆的裂缝里，屁股还翘在外面。我们跑上去，一人一棍子。这是只灰兔，拎在手里足有十来斤重。第二天，我们班开荤，打了一次牙祭。

     

铁路终于修到了青海湖。

     

这天我坐上机车，来到青海湖。远远看去，青海湖就像一面天然的绿镜，镶嵌在群山环抱之中。四周的山脉，光秃圆滑，如砂纸磨过一样。走到湖边，由于长年湖水的浸袭，地面松软而富有弹性。不经意间，有几只水鸟在稀疏的水草中仓惶飞出。呵，多美的青海湖！我紧走几步，蹲到湖边，捧起湖水尝了尝，水清而咸，有些苦涩。

   

1964年9月份，部队大移防，来到了四川。铁道兵10师摆开了从成都至攀枝花沿线的架势，拉开了建设成昆铁路（成都—昆明）的序幕。

     

我们46团汽车连在一个蒙蒙细雨的傍晚，开进了峨眉的龙池镇。连队驻扎在半山腰上，车场设在公路旁。

成昆铁路的建设全面铺开后，进展很快。师部隔几天一只电话会议，要求各部队每天必须进洞多少米。46团各营连施工的全部材料都由我们汽车连从成都的青龙场运至各个工地，任务十分繁忙。

我由电工调到连部担任文书，随时将完成任务归队的车辆，通过内部电话报告给运输股，同时将运输股下达的任务书送到每个战士的手里，以使车辆及时出车。汽车连主要是抓好连队的政治思想建设，确保车辆处于完好状态，快速安全地完成运输任务。至于汽车到何处，拉什么材料，送到何处去，那是运输股根据各施工连队的要求而下达的任务。因此，我这个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岗位就显得至关重要。

1965年2月20日，这是个难忘的日子。在龙池，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5年6月全军取消了军衔制（取消军衔时我是中士），实行了“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的草绿色军装制。

（中间是修理班长倪天清，本文作者的入党介绍人。部队在龙池时提为修理排长。左为排长闫俊）

       （中间是班长，著文的入党介绍人）

       

是年六月份，领导安排我到峨眉山下的一个集训基地，进行账务培训，为时一个月。7月份，我被提为汽车连的司务长，负责全连的吃喝拉撒，四季服装的更换收缴。

        

战士出勤，执行运输任务在外就餐，本人付出现金和全国粮票，归队后我将按出差标准给予报销伙食费和粮票。全连三百多号人，一百多辆运输车，每天往返于成都与各个连队的施工现场。每天总有近百号人要来报销，金额虽不大，但相当繁琐。晚饭后就得结账，清点库存现金和粮票。按账务要求，库存与账目不应有毫厘差错。就此常常搞到深夜11、12点钟。一年以后，自感体虚乏力，每到下午面红头晕，还有轻微的干咳。终于有一天连队进大米，将米从山下的公路背到半山腰的连队，一袋180斤，战士们背起来就走，我也背了一袋，艰难地登上去连队的山路。直到踏上最后一级台阶时，未能站立起来，被背后的大米压趴了下去。

体检时发现左中肺、右上肺出现两处结核病灶，必须住院！

其时是66年的下半年，在去泸州结核医院的路上经过成都转车，就在火车站附近看到一群年轻人追着一骑自行车的中年男子，不由分说上去就剪了他的裤腿。这是干什么？后来知道这是红卫兵在破四旧。

        

泸州结核病院环山临水，环境优美。院主任个头不高，黝黑，很胖。别看其貌不扬，然而能力特强，在院里一言九鼎，极具权威。受文革气氛的熏陶，主任对医院的宣传布置，一次比一次上等级。开始是拉些支持文革的条幅，而后用红漆在院墙上书写大幅标语，再后来主任在一次大会上表示，不能落到形势的后面，必须将全院的墙壁涂上红漆，成为“红色医院”！

         

主任每天带队巡视各个病室，询问病情，察看病员个人书写的小语录牌子。这天，他带了一帮人，在各病房走了一圈。最后看到我写的语录牌，停下来问：“这是谁写的？”我说是我。主任说我兜了一圈，原来你在这里！

         

主任要找个字写得他还满意的人，将全院的病历夹上，用红漆描上五角星，并在五角星下写上：“为人民服务”五个醒目的字。

       

就这样，从第二天开始，上午服好药，医生查过病房以后，我便到主任办公室开始了我的工作。我这个初中生，在这众多的人群中，还有如此的用场。在办公室，前后大约用了一周的时间，圆满完成了任务，主任也十分赞赏。

        

由于按时服药，定时打针，伙食也好，生活有规律，环境宜人。晚饭后还时不时地在院周围散散步，跟当地老乡买些他们自种的新鲜桂圆，一角二分钱一斤，边走边吃，舒心惬意。三个月后透视检查，两处病灶全部钙化。完全好了！

回到连队，团卫生队派护士还定时给我打针。那时，针头消毒只有水煮。一只铝制的长方盒装上半盒子的水，架在煤油灯上加热，自认为差不多了，就拿出来给我进行静脉注射。手臂上的血管被注射后，没过几天，被注射的一截血管开始肿胀，变青，发硬。再次注射，就注射不进去了，然后再换一根血管。如此下来，我两个手臂上端的血管，基本上都被堵塞了。现在最怕在手臂上抽血。抽血时，医生拍了半天，也找不到可以抽血的地方。有时勉强戳进去，不见血，稍稍退出点，换个角度再戳进去，还不见血，再换个角度，最后只得退出，从手背明显的血管上重新下针。

        

铁道兵修建铁路，就像吃甘蔗，吃一段，进一段。 其时，师部设在西昌，团部安在永朗，我们汽车连移防到了锦川镇。

        

连队驻地紧挨着安宁河，河水很浅，但很急。露出水面的河卵石将水流阻隔成一条条细流，有的深到腿肚，有的深过膝。

        

汽车连旁边是团部的仓库。这天周日，仓库主任突然心血来潮，他要检查一下库存的信号弹是否失效，拿出一枚弹来对天放了一枪。信号弹发出耀眼的光芒划过天空，落到安宁河对岸的山脚下。

        

过了一会儿，信号弹降落的地方冒出了浓烟，窜出了火苗。信号弹把落叶树木点着了。这可不得了！要是引起山火，那真要吃不了 兜着走。仓库主任一看情况不妙，集合了全库人员过安宁河灭火。同时向我部求援。我们连队除了出车和外出人员外，全体出动。我当即拿了一只面盆，踏着安宁河的河卵石，涉过河水，舀了一盆水，就向起火处跑去。返回时加入了传递面盆的长龙。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奋力扑救，终于将火扑灭了。大伙儿虽然一身泥水，但悬着的一颗心，也终于落了下来。事后仓库主任受到团部的通报批评。

         

团部所属各营连工地上用的建筑材料都得由汽车连从成都拉来，途中必经大小凉山及翻滚的大渡河。我也时常跟着车辆外出采购连队的生活用品。

       

车辆出发，总要编成车队，前后照应，日夜兼程。大小凉山早晚雾气很大，开着防雾灯，还是看不清路面，常常是司机下来看一看，往前开一段，再看一看，再开一段，走走看看停停。一次，“瞎子”（因有次开车撞到电线杆，被大伙儿叫瞎子）过大凉山时，沿着靠山的一边蜗牛般地爬行着，突然前面没路了，下来一看，车子走上了岔道，尔后再慢慢地倒回来。

        

大渡河上山腰间的便道，更是令人心惊胆寒。汽车的外轮，离万丈深渊的大渡河也仅一尺来宽。开车的还好，坐边上的人心吊在嗓子口上，大气不敢出一声。如碰到交会车，则由执勤人员事先两头通好电话，一方在稍宽的路面等对方过来，一点一点地移动，错过去。

        

自然险情总能通过谨慎小心加以克服，而那些所谓的造反派对部队进行各种骚挠，有时防不胜防，尤以流落在地方上旧军队的散兵游勇为甚。他们抢武器，赶杀猪，无所不为。首长要求部队把枪支弹药全部隐藏起来，越隐蔽越好。战士们不服，他们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我们就是靠枪杆子打得的天下，也要靠枪杆子来捍卫。军队从诞生的第一天起，何时把枪藏起来过？大伙儿想不通啊！团政治处蔡付主任下连队做工作。他说，我们进西昌城的时候，老百姓和脖戴红领巾的小朋友们敲锣打鼓夹道欢迎我们。今天，我们的枪支一旦流落到社会，他们用我们的枪支打内战，甚至傷害这些无辜的少年儿童，我们于心何忍哪！想想也是啊，那就藏吧！

       

我动足脑筋，手枪往哪儿藏呢？刚走出门口，抬头一看，有了！我门口的屋檐下，吊着一只装固本肥皂用的木箱，里面养着我上周在翻斗车箱里收回来的一窝蜜蜂。我打开箱子，把擦得蹭亮的五四式手枪包好放进箱子里，盖好箱盖，原封不动地吊在屋檐下。蜜蜂进进出出，忙忙碌碌，未留一点痕迹。而子弹就塞进隔墙用的断芦苇杆子里。除了自己，那是任誰也找不着的。

        

到了半夜，连长把勤杂班人员召集起来，将收集起来的全连枪支抹上黄油，打包装箱，悄悄地抬到驻地外的水稻田里，在田中央挖个坑，埋上装好枪的大箱，再填回烂泥，插好秧苗，真是神不知鬼不觉。但是没过二天，仍然被造反派挖去了。原来部队里也有二派呀！

        

部队的“三支二军”得到当地老百姓的拥护。收割季节，帮助村民们抢收庄稼。部队驻地的一条河流，河水湍急，当地老乡往返河的两岸，仅靠一只小木船两边摆渡，险情不断。我们部队来到不久，为他们修建了一座钢索吊桥，交通便利多了，乡亲们异常高兴。

        

彝民兄弟非常讲情义。一次，当他们得知造反派要来冲击部队，全村不分老幼，自动守护在半山腰上，将部队团团围住，一连数日。政委再三劝说也不肯离去，致使造反派未敢轻举妄动。

        

我们时常到彝民村购买土豆。彝民村都坐落在半山腰上，他们不习惯平地生活。据他们说大跃进的时候，强制彝民们搬下山来吃大食堂，结果不少彝民生病死了。

        

那天，我和司机到了西昌的山脚下，问一个年轻的彝胞：“你们队长在哪里？”他抬头，用手掌遮住太阳，向山上一望，说：“在那里！”他们汉语说的不好，但都能交流听懂意思。然后他用两手做成喇叭，用他们的语言拖长声调呼喊起来。不一会儿，队长就来到了我们面前。他身着一件青色的披衫，头上缠着蓝布棉巾，一只耳朵上吊着硕大的耳环。十分精神地和我们握手寒暄，邀请我们到他家去。

         

我们跟着队长翻过一个山头，往下一看，一群彝族妇女，身着五颜六色的衣服，阳光下正在收割庄稼。那情景与电影里的镜头一模一样。队长的家就在不远的山坡上。他走在前面，把自家的狗赶走，招呼我们进屋。女主人见解放军来了，赶忙走到东廊雨棚下，拿起瓢在半人高的水缸里舀了半瓢水递给我们。爬了半天的山，一路走来，早已汗流浃背，接过女主人递来的水瓢，略一迟疑，这水能喝吗？转而一想，他们能喝，我们就能喝！“咕嘟，咕嘟”一下子半瓢水就下了肚。然后来到堂屋，屋里空空如也，没有一件家什。只见堂屋中间的泥地上，一堆烧焦的黑炭，屋顶和墙壁四周全被熏得墨墨黑。队长蹲下去用手拨拉着那堆黑炭，从中掏出表面有些焦糊的土豆招待我们，这是他们的主食，养家糊口的饭！我们吃着土豆，愉快地聊着。

       

通过队长，我们买了两麻袋土豆。队长叫了两个彝族小伙，背着背篓，送我们下山。一只背篓至少有七、八十斤重。我们空手，拽着树枝，一步一滑，很费劲地下了山。两个小伙背着七、八十斤的背篓，竟像走平地一样的轻快。

        

确保连队吃好，使战士们身强力壮，是司务长神圣的职责，也是连队建设的重要内容。每隔一两天，就要外出采购蔬菜和日用品。并与炊事班研究如何改善伙食。当时由于武斗，交通受阻，采购发生了困难。这天眼看菜架里一根菜叶也没有了，明天全连官兵很可能就要喝盐水汤了。我如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到黄昏时分，我毅然拉起了一架板车，招呼炊事班的两名战士就进了岔河林场。夕阳已落在了山的背后，我们沿着岔林河水朔流而上，企图碰上个村庄，向老乡们买些蔬菜，以解燃眉之急。但林场很旷，直到天空中的余晖消失殆尽，前面出现了一只竹编的吊桥，桥对岸依稀有几户人家。那吊桥两边的竹筋紧紧缠抱着路边的一颗大树，桥肚在半空中摇荡着。我们顾不得第一次走这样的吊桥，也不惧桥下流水哗哗，拿上麻袋就到了对岸村庄。当地老乡们听说解放军没有菜吃了，都纷纷把家里储存的南瓜、蔬菜抱的抱，挑的挑，送来了。那场面真是感人不已。我们付过钱，装好麻袋，再次攀越吊桥，装上板车，天已是漆黑一片了。四周的高山像魔影一样环绕着我们。我拉着板车，两个战士在后面推着，一路小跑，奔向营地。路两边小动物窜动的“吱吱”声，不远处野兽的低吼声，平添了几分黑夜的恐怖。不知跑了多长时间，前面突然出现了两道白光，由远而近，直至停在了我们的面前。解放牌的车门打开，跳下了我们的韦付连长。他说，“快！装车。”是命令？是关心？我心头一热，泪水夺眶而出。

西昌的武斗闻名遐迩，高射炮、机关枪实打实拿出来较量！攻城的一派，运用毛主席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战术，逐渐缩小包围圈，最后用大炮攻击西昌城。退伍的炮兵，一打一个准，守城的一派抵抗不住，弃城逃跑。

这天我正好到城里买菜，晚上宿在参加成昆铁路三线建设的山东车队的营地里。山东车队宿营地像世外桃源，没有外人干扰，显得格外平静。而外面枪炮声大作，躺在床上，只听见子弹嗖嗖地在头顶上飞过。

        

武斗拖延了成昆线的建设工期。师部领导一天一个电话会议，狠抓工程进度。

        

施工连队六小时一班，进洞出渣，出隧道时全身上下都是黑灰，只有眨巴着的双眼还算有生气。换一班进洞，扛着风枪先在掌子面打洞，然后装上火药，拉出引线，放炮爆炸。进洞出渣的战士随时都有可能被洞中的悬石砸落的危险。我团6连的战士在一次施工时，被一块千斤巨石砸中，两人当场牺牲。还有一位战友被砸中下肢，血流如注，巨石无法搬动。因失血过多，眼睁睁看着战友奄奄而去。成昆铁路的建设，由于山多，水多，地质复杂，隧道施工中，常常遇到塌陷，渗漏，喷涌，落石，火灾以及山体崩毁，泥石流等各种灾害，不知有多少战友长眠在沿线的山坡上！为了祖国的国防建设，为了全体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幸福地生活，他们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正是“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

也许是多年奔波，也许是水土不服，69年上半年的一个晚饭后，两个小时跑了11次廁所，最后在回来的路上，眼前一黑，晕倒了。战友们把我弄进宿舍，卫生员用一根竹片轻轻划着我的脚板心，休息了一会儿，感觉好多了。第二天一早小便全是红色，像洗肉水一样。一查，红血球满视野。又得住院了！

     

这次先住在团卫生队里，由于小便始终有红血球，又无其他检测手段，一个月后转到师部医院。

     

师部医院耸立在西昌的邛海边上。整洁的大楼，雪白的墙壁，远远望去，还有些耀眼。大楼后面是一望无际的邛海。海面平静，海水清澈，野鸭子在不远处游弋，扎猛。我们在治病的空余，就喜欢到邛海边的石阶上坐着聊天。有时找根长线，慢慢地放到水底，看着“傻瓜鱼”咬着线头，再慢慢地把它拖出水面。这种鱼，头大身细，仅二、三寸长，咬住东西不松口。被大家称做“傻瓜鱼”，拉上来后再把它丢回水里。享受着其中的乐趣。真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

     

病区里政治空气甚浓，经常张贴标语，开展黑板报竞赛。这些活动，总少不了我的身影，我愿意乐在其中。

    

一天，病区接到院部通知，下月将在各病区间开展一次野生中草药采集培植的评比活动。

    

医院的正门前，越过公路，就是泸山。泸山上孕育着各种中草药材。我和病友们还有那个青年长脚医生，不断地带上采挖工具，上山挖药，连土带苗背回来，种植在病区内腾出来的一间房子里。一次和长脚医生翻上一个山头，在沟边小便，发现还是红尿，长脚医生说，看来你还不能过于吃力。

     

经过山上山下一次次地采挖，种植，满满一个房间都被大盆小缸摆满了，有黄精，茯苓，何首乌，党参，防风……，品种还不少，颗颗都水灵鲜嫩。房间四周的壁上，我们还布置了自己创作的绘画，用以反映我们上山采挖的艰辛及各种草药的功用。大家信心满满：这次评比，非第一莫属。

     

结果评比下来，名列第二。还有比我们做得更好的！

     

我们还时不时地参加院部礼堂的报告会，和医生护士中的党员一起聆听传达到党员的文件精神。

     

如此在医院住着，不知不觉快到一年了。这天，在走廊的尽头，看到护士的女儿在跳绳。我兴趣一来，跟小姑娘说：“来，给叔叔跳！”我拿起绳子，两脚并拢，一蹦甩两记。咚咚，咚咚，我一连跳了十几下。结果，第二天小便竟排出一枚石子。又过了十天，排出了第二颗石子，血尿没有了！医生给我又做了膀胱镜检查，确诊没有问题，可以出院了！

    

70年5月，成昆铁路顺利完成。部队进行整编，我们汽车连整建制由铁10师46团划入铁11师55团。回连队没几天，部队开始了移防。

汽车连移防时，指导员要求我先一天出发，安排好后续连队的食宿。我带着十几个战士，坐着四吨解放牌车，先一天出发，每到一地与军供站联系，安排好后面连队的食宿，留下两名战士，继续前进，直至目的地——西安。

70年7、8月份，连队驻进西安一个长满杂草的大学。在这里呆了大约三个月，新编55团后勤处李（忠）付处长（常熟人）前来接收部队，汽车连全部的车辆及装备装上了铁道平板车，拉往11师55团驻地陕西安康。移防途中，李副处长也许偏爱上海兵，专叫我与他坐到列车的最后一节车厢内，每到一地，和他一起察看整列车厢人员装备的安全情况，并与站上作简要联系。

     

新的战场是襄渝线（襄樊—重庆），汽车连就驻扎在安康地区关庙沟，紧靠着团部。关庙沟山多地瘠，连队营房就在山坳里炸出一块平地，用“干打磊”砌出一间间草房。

安康地区的铁路建设渐入佳境，隧道进洞天天推进。汽车连运输任务紧张而繁忙，指导员宋惠义不断召开全连会议，动员部队，确保连队安全圆满完成任务。

（和汽车连指导员宋惠义）

71年2月，连队培养了雷茂盛担任司务长，我被任命为55团（部队代号5855）后勤处战勤参谋。

     

后勤处机关仅配一名参谋，主要负责起草全团施工保障工作的年度计划和年度工作总结，协调各股（财务股、运输股、物资股、装备股）之间的工作联系，机关的日常行政管理以及后勤处党委会议的记录，参与司政组织的部队建设的调研，组织实施机关每年春秋两季的军事训练，上情下达等。工作繁忙而有序。

铁路建设能迅速推进，除了勘察设计无误，部队综合战斗力强外，建筑物资的精准保证和适时供应是至关重要的。

    

机关各股按照年初党委的要求，关系协调，工作扎实，运作卓有成效。第一年年底的书面工作总结，在上一年文稿的基础上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和充实，并用具体数据反映实际的成果，直观而且一目了然，得到师后勤部的表扬。

     

每年春秋两季军事训练，部队必须适时完成，机关也不列外。地里庄稼收割以后，农田成了我们实弹射击的靶场。这天，我带着机关人员，在不远的田埂边设下了靶子，四周插上了红旗，布置了岗哨，进行实弹射击。新式步枪200米，卧倒射击。完了前进100米，进行冲锋枪100米射击，打了一上午，成绩良好者居多。

     

第二天练习投弹。手榴弹投出后，就趴在田埂下。到最后一位弹投出去后，等了好半天仍没有爆炸声，我抬头看去，约十几米处，一颗手榴弹横卧在地里。这是个隐患，必须清除。我要求部队人员全部后撤，和冯副连长一起俯卧前进，在接近手榴弹二～三米时停下，抓了一个土块扔过去，没打着，再抓一个土块扔过去，手榴弹翻了两番，没有爆炸。随即我们走过去，轻轻提起手榴弹。弹面完整，尾部的拉绳已经没有了，这是个哑弹，如何处理？冯副连长说，把它炸掉！我说对。随即我解下了脚上的二根鞋带，把两个手榴弹头对头地捆在一起，拎到田里就近的一只土坟堆后面，奋力扔出去，“轰”的一声。心想这下两只手榴弹应该报销了。谁知，走过去一看，弹头是没有了，但哑弹的木柄撕去一半，另一半的木槽当中一枚黄灿灿的雷管还镶在里面，这可不行！要是老乡拿回去当柴烧，那肯定出问题！随即我在田沟边，撸了一把枯叶，拔了几根稻草桩丢进沟里，掏出打火机点着了火，将木柄有雷管的一面朝下放进去。等了好长时间，未见雷管爆炸，我倆同时把头伸过去想看个究竟，就在这时，“啪”的一声，雷管爆炸了，泥土四处飞溅。我一看冯副连长的脸上，眼皮上，鼻子尖，都是血。我的眼皮上下，耳朵边也是血。眨眨眼睛，还好，眼球未受伤。铜质雷管，爆炸后也有600公斤的力。脸上的血是雷管爆炸后，泥土中的细沙子射到脸上而渗出来的，问题不大。我倆到小河边抹了把脸，相互看了看，一切正常。回去也未敢声张，就此不了了之。

72年5月份，跟随政治处主任、干部股股长到一营五连蹲点，总结指导连队管理和党支部建设的经验。一营营长是个活跃分子，抓连队建设，搞拍照摄影样样在行。他给我们介绍，五连抓管理，就是从抓内务管理开始的。内务条例规定的整齐划一，在他们连队得到了较彻底的贯彻。施工任务再忙，你随时走进他们的连队，绝无零乱现象。各种物品摆放有序，井井有条，毛巾、茶缸、鞋子一条线，被头都是豆腐块。五连连长就是从抓内务管理，来抓部队的纪律养成，规则的养成，战斗力的养成。他说，不可想象，一个邋里邋遢的部队，在战斗中能够取胜！

     

当然，营长说，五连长有时也有要求过分的，我们也予以了批评纠正。如有一次，他吃饭时咬着了一块石头，立刻叫来了通讯员，说，你去打电话叫炊事班长抬个箩筐跑步到连部来！炊事班长接到了电话，赶紧和一名战士抬着一只箩筐，一路小跑到连部，向连长报到。连长指着桌上的石子说，你把它抬回去！炊事班长看了一愕，但很快明白了连长的意思。他认为，要求炊事班把米尽量淘干净是对的，但用这种方法，是在折腾人！连党支部过民主生活会时，班长向连长直接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在一营蹲点前后两周，收获满满。结束时写了份报告报团部。

    

我们后勤处所在的关庙沟，位于汉江之北，距离汉江仅二、三里路。为了确保连队施工物资的足量供应，还拥有水上运输的五、六艘机动船。

    

72年7月份，领导让我兼任了船队的指导员。这样，每天早上我带领机关人员出完操，协调处理好有关工作，便步行到船队。

     

我是个“旱鸭子”，不通水性，更不懂船只航行的道道。船上的士兵就热心地向我解释：水道航船，不像山路上的汽车，下坡让上坡；船是逆水让顺水。因为顺流水急，它没法即刻停下来。两船相遇，靠汽笛声沟通。叫“一左，二右，三倒退，四不让……”战士像念顺口溜似的说着。慢慢地我也弄懂了一些航道的规则。

     

一条机动船在船坞维修好了，将要下水。所谓船坞，实际上就是沙滩。那天，我立在刚维修好的机动船的船头，指挥着该船下水。船的两边用粗麻绳各系着一台拖拉机，我喊“一、二、三！”，两部拖拉机同时起步，然后“一、二，一、二”地喊着，船在沙滩上慢慢地向江边滑去，待大半个船身下水后，我们集中力量在两边推，船就顺利地下水了。

     

安康地区汉江的航道很浅，江水沿着露出水面的沙滩弯弯曲曲的流着。出航和返航时船速极慢，船头有一士兵，拿着有刻度的细长竹杆，不停地在船的两边跑着，测量着，嘴里喊着：“1米5！”“2米！”，舵手根据报数，急速地左右打着舵盘。

    

一次出航执行任务，到了汉江下游水面较宽的河道，正航行间，岸边修路放炮，拳头大的石头，一连好几个飞过来，所幸我们这条船上有块腾空的遮阳板，石头打在上面“嘭嘭”响。

下午，天空阴下来，刮起了大风。风势越来越大，我们随即将船靠近弯道内避风。这时跑来两个船工，要求我们解放军用自己的机动船将他们的木船拖进弯道来。我即刻跑上前去察看：弯道口外，一条和我们差不多大小的木船，在狂风中颠簸摇荡，浪头冲打着岸边，掀起数尺高的浪花。我估计此时如果我们出船，也很有危险。我随即招呼船上的全体人员，留一人在船上，其余都去帮助木船拉绳拖船。经过大家一番齐心努力，在狂风暴雨中终于将船拖进了弯道内，避免了极有可能翻船的危险。船工们拉着我们的手，再三表示感谢。

     

事后我曾想：有时即便真想做好事，最好事先掂量一下自己的能力，尽量争取最完美的结果。

     

在船队，我一方面抓好安全运输，一方面注意队伍的建设，及时发展了一名培养成熟的战士入党。

73年3月份的某一天，我听到有人要复员的消息，敲动了我的心。我年已三十，俗话说三十而立，应是指成家立业吧，家还没有成，在部队也有十一年了。能回去就回去吧！我向处长坦露了个人的想法，处长也理解。过了一段时间，处长跟我说，复员的事，已经报师部了。

    

处里新来了一位参谋，跟我一起工作了一个多月。5月下旬，后勤处为我召开了欢送会。同志们依依话别。我到后勤处两年多，与大家朝夕相处，肝胆相照，这份情谊，是刻骨铭心的。现在一旦要分别，心里还真不是滋味！新任的参谋泪流满面，紧握着我的手说：“王参谋，您要多保重啊！”

1973年6月，我脱下了草绿色的戎装，登上了回沪的列车，结束了十一年的军旅生涯。凝视着窗外祖国的壮丽河山，我心潮澎湃！我想：作为一名军人，我为建设祖国的国防、保卫国家的安全加入过战斗的行列，奉献了我的青春年华，在祖国最需要的时候，我没有缺席！伟大祖国的钢铁长城里镶撳着我的一颗小小的螺丝钉，我感到无比的欣慰和自豪！青春无悔！然而人生漫长的旅程，最终还是要融入社会的。就像一滴水珠要保持活力就须汇入大海一样，这是我今后人生必然要走的路。

               作者：老老王（师鸿）

                2018年12月10日

                         于上海

铁道兵11师55团后勤处处长杨宝清

铁十师46团汽车连修理班长倪天清，是写作者的入党介绍人。部队在龙池时提为修理排长。

难以忘怀的战友

新兵连同班战友：方瑄

总后技校同队战友

铁道兵第46团汽车连战友：

指导员唐明轩（山东）

指导员宋惠义（河南）

排长郭啟瑞（湖北）

北京兵王文志（后提为46团青年股付股长）

付连长韦日光（广西）、冯夫林（安徽亳县）及新任司务长雷茂盛（四川）

炊事班战士李思才（山西）

整天为连队推磨做豆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