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尺井下的回忆》 记从事采煤工作的日日夜夜

注意学习

　　1972.11月，随着“知青”回城的大潮，我也结束了四年的农村生活回到了父母身边，正式参加了工作，这时我刚满21岁。其实我回城的过程并不是很顺利，我下乡时青年点一共8个人，下乡第一年就有三个还乡的，后来陆续又有一个去师范读书的，一个去公社粮库上班的，一个1971年抽调回城的，只有我一个人选择了坚守到最后。大队干部看到青年点只剩我一个人太孤单了，就把我推荐到阜新县“八一九一工地”（简称七二一民兵团），其实就是修飞机场的民工。好景不长，1972年4月末飞机场完工后民兵团解散，我们又碾转到了阜新市第一建筑公司做合同工人半年。我是从市建公司办理的回城手续，又经历了报名申请、健康体检、组织审批等一系列手续才到阜新矿务局报到参加工作。

1972年11月8日，我们一行大约300多人被分到了艾友煤矿，在矿上学习了两天，矿工资科的工作人员组织我们学习了安全规程、法规条例，介绍了艾友矿的自然概况。初到艾友矿给我们的印象是矿场非常简陋，矿机关大院全是干打垒式的土平房，会议室里的设施也非常简单，木制长条板凳两条腿埋在地里，没有桌子。办公室、值班室没有暖气，取暖靠火炉子，就连矿招待所都没有暖气，靠铁炉子和土坯火炕取暖，有点农村生活的味道。经介绍我们才知道艾友矿是一个新矿区，由矿务局投资开发与地方胜利煤矿合并而成的，共有4个斜井、一个小露天，全矿设计产量50万吨，属于自行设计、自行施工、艰苦奋斗、土法上马、扩大再生产的项目。我和100多名新工人被分到了艾友矿二井，二井的人事员闫秉权代表二井接收了我们，从此我们就正式成为了一名采煤工人。

艾友矿二井位于汤头河畔，国铁新义线艾友乘降所西边约三公里处，与伊玛图公社吴家窑大队隔河相望。全井口共有职工500多人（含我们新工人），五个工段，其中有二个采煤段，掘进、机电、通整运段，我被分到了采煤一段，段长金成贺、党支部书记刘正堂，技术员王荣山，付段长郭凤山、党支部副书记冯春华，团支部书记刘士成，还有三位跟班副段长。后来陆续更换了几任段长，李平、王振山、王树元、李文斗等先后任职；支部书记刘顺、田再玉等。到采煤段以后把我分到了第三班，跟班付段长史付、班长付玉合，我的第一个师傅叫王贵合，是一位1969年的复转军人，在二井住独身，班长要求师傅首先要确保我们新工人的安全，在师傅的带领和帮助下我们仅用二个多月就度过了熟练期。在采煤接近二年的时间里有几位老工人对我帮助和影响很大，主要有张义厚、高江水、于树春，还有张国庆、张田、牛殿云、于长春、王端平等，他们都是五、六十年代参加工作的老工人。能记住名字的工友还有刘士成、高真发、王国发、刘万福、吴国畗、黄绍畗、张庆忠、程明功、王保存等这几位都是69年转业兵，我们同龄的工友有金景田、郭庆来、这两位比我们早是70年参加工作的，关群、崔明奇、刘国学、张殿臣、芮玉华、马福占、范德光、张志铎、何立平等我们都是72年的新工人。由于采煤工作环境异常艰苦，我们这批新工人有一部分在不长时间内就陆续离开了采煤段，有的是因公负伤离开的，有托关系走后门离开的，有找人对换工作离开的。而我一直选择坚守，由于我的父亲就是50年代初参加工作的老工人，一直在平安矿从事采煤工作，对我潜移默化影响很大，所以我并不觉得怎么害怕和讨厌这份工作，反而非常珍惜和热爱这项工作，父母全力支持和鼓励我好好干。妈妈虽然从心里担心我的安全，每天到下班时间没见我到家就出门到外边去等我，直到看见我为止，如果有事不能回家就得有工友到家送信儿才能放心。那个年代由于家里人口多生活困难，妈妈也找了一份做力工的工作添补家用，特别辛苦。尽管这样妈妈还是竭尽全力为我当好后勤，家里的好吃好喝都留给我一个人，连爸爸的伙食标准都降低了很多。在父母的支持下我丝毫没有跳槽离开采煤工作的想法（确实也想不出别的办法）坚持出满勤，不随便休一个工，是当时采煤段出勤率最高的工人之一，那时真有一种“回城采煤胜封侯”的感觉，心里想的就是三个字：好好干！在我当采煤工人近两年的时间里，每天班前会上受表扬的总有我，“生产能手”和“先进生产者”的光荣榜上每次都有我的名字。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奖品就是搪瓷水缸、毛巾、饭盒之类的，在上边印上一个“奖”字，或者发给一张纸质的奖状就是最高荣誉了。功夫不负有心人，机会终于来了，1974.10.15日，我上零点班，早晨升井后在更衣室脱工作服准备洗澡，有一个人进屋里喊我的名字，“祝玉学，洗完澡后别走到段里有事”，到段里后刘顺书记说，你到坑口总支去葛书记找你。我仍然不知道是什么事儿，等我到了党总支办公室，当时的二井党总支副书记葛卫东找我谈话，还叫我看了艾友矿政治处的红头文件，正式任命我为艾友矿二井团总支书记。当时我很惊讶，一个大大的馅饼从天而降砸在了我的头上。就这样我结束了采煤工人的生涯，走上了管理工作岗位。和我同时任命的还有梁凤录同志任二井工会副主席。崔明奇同志先于我们在74年7月份调矿办公室任调研员，采煤二班长陈海廷于74年10月末提任二井革委会副主任(副坑长)。

上个世纪70年代企业工人工资是很低的，像我们工作在采煤第一线的新工人每月基本工资定为三级工45.18元（64年以后参加工作的和我们工资一样多），而且没有奖金，上一天班的收入就是日薪1.86元，入井费0.99元，甲字保健费0.395元，夜班费0.4元，如果一个月一天不休全月出全勤，才能收入100元钱，当时叫做“不打把”（意为一元一张共100张一捆不用拆梱了）。其他的福利待遇就是每月一张煤票（这还要结过婚的才有）、保健票（包括保健面13斤、保健酒2斤、保健油0.5斤、保健肉2斤），这在当时物资匮乏的年代看来是各个行业福利待遇最高的了，很多老百姓都非常羡慕煤矿工人。

采煤一段是二井的主力段队，也是艾友矿的主力段队。承担着二井80%的煤炭生产任务，主要作业工作面为单一煤层，煤层厚度在1.60～1.80米之间，属中厚煤层，采煤方式为最原始的人工炮采，运煤溜子是老式11型的轻型刮板溜子，支护方式全部是木支护，人工打眼放炮攉旱锹，采空区放顶采用人工放顶充填，工人劳动强度大，安全系数小，片帮、掉顶、落石伤人的事故经常发生，刘国学、张殿臣、王国发就是被落石和片帮砸伤离开了井下工作，1975年夏天的一个高产日，跟班付段长史付同志就是因为顶板落石而死亡，使我们大家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好干部。

那个年代工人作业时的主要工具就是铁锹、大头镐、刀锯和斧子，尽管采煤方式比较落后，伤人的事故经常发生，但因为是新井口，瓦斯煤尘不多，地压不大，没有发生过水、火、瓦斯、煤尘和大型冒顶事故，这也算是另一种幸运吧！

　　近乎于原始采煤方式的炮采工作面主要有几大工种，攉锹工、打顶子工（俗称木匠）、打眼工、放炮员、看溜子工，还有就是充填工（充填工不是专职）。最累的属攉锹工，没啥技术只要有力气就行；打眼工和放炮员头脑要灵活，会找角度，放完的炮货位疏松，攉锹工可以节省一些力气，于长春就是全采煤段最好的放炮员；看溜子工都是身体较弱的老工人；打顶子工也需要比较机灵的，我后来就被安排去打顶子当上了“木匠”。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一个建国前参加工作的老工人叫张义厚，据说建国初期曾经是全国劳模。他就找到班长付玉合点名要我给他当徒弟，为此班长还训斥了他，但还是把我分给了张师傅一起当“木匠”，一直到我离开采煤段。在张师傅身上我学到了老工人的很多优秀品质，使我终身受益；充填是最危险的工作，它是整个采煤工作面一个循环的最后一道工序，就是按照工作面的长度分成10个或者8个号段，二个人一个号段，在紧靠溜子边沿打上一排密集支柱，然后把采过的旧巷里的支柱一颗一颗的卸下来，还要把这些支柱回收出来避免浪费，这就要看速度和充填质量了，速度快的就可以安全撤出，还可以得到更多的休息时间，速度慢的不但劳动强度大，而且旧巷里的顶板压力会全部集中到你这里，危险系数就要大很多，还直接影响下一个循环作业。

1973年的下半年，二井采煤段引进了一套国产80采煤机组，使用的是44型重型溜子，安全支护采用金属单体支架（不是液压的，俗称金属顶子)，顶板横梁也是金属的，整个工作面全是钢铁，木头又很少了，“木匠”斧子变身大头镐。金属顶子120斤一个，金属横梁60斤一个，劳动强度大大提高，一组打顶子工人一个小班差不多要搬动4～5吨钢铁，我当时的体重才110多斤，一个班下来真是筋疲力尽了。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期还有点大跃进的味道，提倡大干苦干、多出煤出好煤、献工流大汗、夺高产连轴转。1974年的9月9号为了完成矿里给定的高产指标，扭转完不成任务的被动局面，矿团委在二井组织了一次高产会战，会战前一天召开了全井口职工的动员大会，团委书记葛唯东在会上做动员报告，采煤段三个小班分别在会上做了表态发言，三班指定我代表全班职工发言。为了这次大会发言，我在7号的零点班下班一天没有回家，半天没睡觉准备发言稿。会上我代表三班表态坚决打好第一仗(这次高产日我们是零点班)实现开门红，保证完成小班350吨的生产任务。9月8号早晨召开全井口职工大会，大约有300来人参加会议，那时的会议室非常简陋，会议室两侧是两条腿埋在地里的长条木板凳，中间空地上摆了两排道木充当椅子。葛书记动员报告后，主持人宣布由我第一个发言，我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往前边一站只见下边黑压压一片全是人头，怀里像揣着一个小兔子一样突突直跳，眼睛也不敢往下看，勉强把发言稿一口气念完。9号的零点千吨会战开始，经过全班职工的努力我们终于完成了355吨，超额完成了小班任务，实现了开门红。由于白班又遇到了机械故障没有完成当班任务，圆班下来最后统计全天完成710吨，虽然没有实现日产千吨，我们三班却完成了日产计划的50%还多，矿团委、矿工会组织慰问小分队到井口门敲锣打鼓迎接我们升井，大家别提多高兴了。类似这样的会战搞过好几次由于机械故障多没有一次实现千吨。1976年的9月9日毛主席逝世的噩耗传来，当时是下午4点钟，大家的心情非常的沉痛，从零点开始沒经任何人动员，群众自发的组织一次高产会战，圆班下来竟然完成了1010吨，这是二井第一次实现日产千吨。

在采煤工作的2年里，虽然时间不长，却收获颇多，在工人师傅那里学到了采煤技巧、吃苦耐劳的精神和坚毅不拔的毅力。和我下乡4年累积起来成为我人生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为我后来的人生之路打下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1973年4月份，段领导通知我去开会，其实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会。第二天我按照要求到艾友矿俱乐部报道，说是俱乐部，其实就是比较大一点类似于农村的土平房一样的干打垒房子，还没有下乡时蜘蛛山公社的大会议室好。看到大会主席台上的会标我才知道是“艾友矿首届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心中充满了满满的幸福感和神圣的责任感，这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的最高级别的会议，那一年我还不满22岁。1973年的9月份我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74年的10月份就成为共青团的专职干部。1976.6.25日，我又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还是在1974年的7月份，段里通知我去参加一个学习班，时间是7天，地点在艾友矿的八达岭农场，内容是学习“哥达纲领批判”，尽管受文化水平的局限，对深奥的列宁著作不甚理解，但这次宝贵的学习机会对我来说影响还是很大的。政治部主任梁国广做开班动员，李果同志任班长，团委书记葛卫东是我们的授课老师之一，李世斌同志就是那个学习班的同期学员，朦胧中接触了马列主义著作，认识了一部分矿领导和机关干部，算是小有收获吧！

　　2年的采煤工作使我真正了解了煤矿生产一线工人的艰辛，体会到了井下工作的“苦、脏、累、险”实际内容：

苦，首先是工作环境艰苦，原始的采煤方式决定了工作环境的落后，一盏头灯就是在井下一个小班的全部照明，一入井口门就漆黑一片，没有一个地方有照明灯，稍不注意就会碰头。井下没有人车，不管多远的路到工作面都要靠步行，遇到低矮的地方就需要爬行才能过去。安全支护基本都是木头支护，只有极少数的运输大巷才有料石发璇，安全系数大打折扣；其次是生活条件艰苦，那个年代物资极其匮乏，一个家庭的全部副食供应都给一个下井工人吃也不够用，吃一块豆腐都成为一种奢嗜。煤矿还没有实行保健饭，又是新区，通勤职工多，大家都是从家里出发时带着生米和生菜到单位边学习边做饭吃饭边听班段长布置工作任务，每个职工学习室的中间都生有一个大大的长型炉子，炉子面是用溜子皮做的，主要是方便大家用饭盒做饭，冬季靠它取暖，夏季就要克服它给带来的燥热了。从那个年代工人的伙食就可以看出每个家庭的生活水准了，高粱米、大米、大粒玉米渣、玉米面饼子、副食主要是白菜、酸菜、豆腐、箩卜、咸菜疙瘩等，放上几片肉的就是生活水平较好的了。每天工作八小时连续作业，刚开始时在怀里用毛巾包一个馒头或者饼子咸菜之类的留作班中饿了充饥，但井下环境太差，没地方洗手，手和脸都是煤粉黑乎乎的，伴随着炮烟没法下咽，后来慢慢的习惯了也就不带饭了，入井前尽量多吃一些，班中饿了就忍着，坚持到升井再吃一口早晨剩下的饭充饥，然后回家再吃饭，那个滋味实在是难熬。直到1975年以后才有了班中餐，这时我已经离开了采煤段；三是通勤乘车苦，艾友新区刚刚开发的时候，职工住宅特别少，只有极少数老工人在艾友地区有住房，绝大部分都跑通勤火车，每天要用3、4个小时坐通勤车，而且没有专门的职工通勤车，就是铁路部门根据煤矿的申请酌情安排车次，和普通旅客坐一趟车，上车晚了还要站一个多小时，下车后步行半个小时才到单位。如果是零点班或者是4点班只能是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的火车才能回家，到家10点多了，下午2点又从家出发上班了，可以在家休息4个小时，这是离家比较近的。最远的新邱南部住的就更苦了，坐铁路客车到阜新站还要换乘矿务局运输部的小火车，中转换车时还要走约10几分钟的路程，中午11点才能到家，下午1点就要从家里出发赶火车上班，在家只能待2个小时。要是白班晚上到家快9点了，早晨4点就出发上班了，工友们诙谐的开玩笑说，孩子都好几岁了还不认识爸爸。我印象最深的是一起铁路事故，我们班一个叫何立平的新工人被火车轧死在艾友乘降所站台下的铁道上：大约1973年上半年的一天零点班，何立平没有来上班，凌晨4、5点钟的时候地面传来消息说何立平在艾友车站被火车轧死了，大家非常震惊，还不到22岁的年龄啊！后来得知何立平没有赶上下午上班的火车，还不想耽误这个班，就乘坐夜间的铁路客车(这趟车到艾友乘降所不停车)在列车尾部到艾友站跳车，由于车速较快没有落到站台上，而是被风兜到了站台下铁路道心摔懵了，醒过来以后想爬出来，这时从清河门方向由西向东开来一列货运列车穿行而过，何立平被火车碾个粉碎，我们下零点班到火车站还看见遗体的碎肉渣残留在铁轨和枕木上(大块遗体已被铁路部门收走)，一个年轻的生命就这样消失了，上班还不到半年时间。这件事给我们通勤职工的安全意识敲了一个大大的警钟！

脏，脏是煤矿井下工人的一大特点。我很小的时候就印象深刻，那时爸爸就是采煤工人，有时升井后来不及洗澡就穿着工作服回家了，黑黑的脸，满身煤粉的衣服，脏脏的靴子，到家后我帮助爸爸脱靴子，妈妈给爸爸打洗脸水、晾工作服……。我刚参加工作时还没实行工作服洗补轮换制度，脏了没人给洗，破了没人給补，一个班下来衣服都湿透了，再加上混身的煤粉脏极了，勤奋一点的自己拿到阳光下晒一晒或者洗一洗内衣，我们跑通勤火车的没有这个时间就只能忍着，第二天下井前换衣服时那个难受劲就甭提了，夏天又潮又湿、冬天湿冷冰凉，穿在身上直打寒颤。在工作面干活还要忍受炮烟、煤尘的熏染，升井后只有牙齿是白的，洗澡都洗不干净，如果升井晚了洗澡水比淘米水还要稠，水上面飘着黑黑的一层。走在大街上一看脸蛋就知道这个人是下井工人，上下班连一件好衣服都不敢穿，搞对象都非常困难。因为每人只有一个更衣箱，干净衣服和工作服轮流使用一个更衣箱，为了解决放工作服的问题，我曾经和关群同志一起在井下检几块发塇木板拿到井上合钉了一个木箱子装工作服和工具。

累，由于采煤方式落后就决定了工人的劳动强度非常大，工作面的全部作业程序包括打眼、放炮、攉锹、移溜子、打顶子、充填全部是人工作业，有时运煤溜子飘链子也要靠人工站到溜子上踩链子，到有点像跑步机的味道，一个班下来累的筋疲力尽。前面已经介绍过了，改为国产80机组采煤以后劳动强度不但没有降低反而更大了，一个小班下来一组打顶子工人搬运钢铁达到4～5吨之多，攉锹工作量看似减轻了，清扫新老溜子道残煤的工作仍然要人工攉锹，而且难度和危险系数加大了，临下班时连累带饿走路都费劲了。

险，是最能体现采煤工人特色的了，煤矿出事故大多都发生在采煤工作面，顶板落石、片帮、掉顶、金属顶子伤人的事故经常发生，改为国产80机组采煤以后，危险系数和机械事故率都大大增加。机组割煤过后煤帮处留下了一层伞檐，当工人进去扫浮煤时不注意，伞檐就悄悄的掉下来把人砸伤，刘国学、张殿臣同志都是这样负伤以后离开采煤段的。刘万福同志是在作业时用溜子运木料，木料跑偏一头顶在了刘的肚子上、一头顶在了溜子链板上眼睁睁的看着把人挤成重伤，现打点停溜子已经来不及了。前文介绍的史付同志死亡事故那一天是高产日，在作业时史付帮助打眼工打眼，顶板一块巨大的落石砸在了史付的身上当场死亡。高产任务没完成，还搭上了一位好同志。

我也曾经遇到过一次危险事，那是1973年的秋天也是零点班，采煤工作面有一个横川，割煤机组过横川之前需要把横川的木支护拆掉，张义厚师傅领着我来完成这个任务，班长付玉合在旁边指挥，有一个大大的抬棚梁子横在那里，需要把木头腿子卸掉抬棚梁子才能拿下来，我拿起斧子就去砍木腿，砍着砍着木腿断了抬棚梁子呼的一下就落了下来，我躲闪不及抬棚梁子头落在了我的右脚尖上，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七手八脚把我救了出来抬到地面直接送到艾友医院，把靴子剪掉一检查没有伤到骨头，原来是我穿的靴子比较大(为了穿靴子时多包一点包脚布保暖)，抬棚梁子落下时我使劲的抽了一下脚，竟然躲过一劫，一只大靴子救了我的一只脚，惊出了一身冷汗，也暗自庆幸没有受伤，这是我2年采煤工作自身经历的最危险的一次。2年采煤生涯结束了，时间不长感受颇深，深知煤矿一线工人的不容易，整日不见阳光却给全社会送去了光和热，就像默默无闻的老黄牛一样，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工作在千尺井下，生活在社会最底层，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忍受着千辛万苦去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尽管现在煤矿工人的工作环境、生活条件和福利待遇比过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仍然是苦、脏、累、险最为突出的行业，有待于进一步改善。回想我的采煤工作经历正是：

回城采煤胜封侯，

千尺井下竞风流，

苦脏劳累多风险，

蹉跎一生到退休，

晚年再盼中国梦，

幸福生活乐无忧！

文中图片系网上截图，与本文作者经历没有关系，请读者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