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盛将军回忆录（完整版）第二章——万里长征

军营子弟

作者：丁盛

口述记录：金光

整理编注：余汝信

美篇制作 树林

第二章

万里长征　　　

一、参加长征

红军长征路过我的家乡，中途离我家最近的就是十来里地。我是路过家门而不入的[ 1934年10月15日至20日，中央红军主力地一、二野战纵队，红一、三、五、八、九军团及中央机关队伍8万6千余人，集结雩都，从中央苏区突围，经湘南、桂东北向贵州转移，史称长征开始。],我当指导员嘛。行军的时候，一个团的收容队嘛，收容掉队的，走不动的，干这些事情，自己怎么能回家呢？红军长征，我当个指导员，也不了解形势，也不知道什么长征短征，反正跟着走吧。只要保证你这个单位不开小差，少掉队，少减员，就是好样的。当时就这么个要求，没有别的要求，连队是这样，哪里也是一样的。因为红军长征，减员很厉害，掉队的，开小差的，什么样的都有。

1935年遵义会议之后，红军整编[ 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对中央领导作了调整，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部，不久成立了有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的3人军事小组，负责全军的军事行动。]。因为湘江一战，红军减员很大。原来我们从江西出发时，中央机关、各军团、担架队，加在一起全部八万人。一路上打好多仗，过好多封锁线，白天晚上行军。减员、伤亡、开小差，特别是湘江一战，部队减员很大，到整编时还剩三万多人。

到遵义之后，毛主席来指挥军队，红军整编。我们三军团由三个师编成为四个团，就没有师了。师长、政委都下去当团长、政委；团长、政委下去当营长、教导员；营长、教导员下去当连长、指导员，统统往下压。那时编余的干部不是充实机关，而是充实连队，充实基层。我被编到12团的四连当指导员。第12团团长的名字记不起来了[ 第三军团第12团团长为谢嵩。谢于1937年任晋西游击队第一路纵队司令员期间，因车祸负重伤，翌年初在陕北绥德逝世。]，政委是钟赤兵[ 钟赤兵：湖南平江人，1930年参加红军，1955年授中将军衔。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地12团政委。]。我们二营教导员是谢振华[ 谢振华；江西崇义人。1930年参加红军。1955年授少将军衔。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12团二营教导员。建国后历任地30军、第21军军长，第63军、第69军副军长，山西省军区副司令员，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副司令员，昆明军区政委。]，后来在昆明军区当政委。

　　遵义会议之后，想从土城过长江，到四川的泸州。但是没过去，情况有变化，打土城没打下来。后来转来转去，第二次占了遵义，打娄山关。打娄山关前两天，刘志坚[ 刘志坚：湖南平江人。1930年参加红军。1955年授中将军衔。时任红三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是三军团政治部的宣传部长。他下到我这个连来动员，说明这一仗的重要，一定要打胜，要消灭敌人，勇敢不怕牺牲！我们从桐梓出发，部队快步走，前面已经打起来了。三军团前面那几个团，10团、11团、13团已经打起来了。听到机关枪、炮，呜呜地响，我们就加快走。到了娄山关后，团长、政委一看，教我跟第二营冲上去。正在这时候，国民党一个团反击我们，把我们在娄山关的先头部队打了下去。我们12团刚赶到，第二营全营冲上去，那个时候讲什么战术啊、动作啊，这一套全都没有，就是冲上去，一下子就把敌人打垮了，压垮了，猛冲、猛追。娄山关这一仗，我们二营打得不错，很有名气。

1994年谢振华谈到娄山关：“噢，当时你这个连打得不错，跑的也快，冲得也快”。他也高兴啊，他是教导员啊。1994年我们在昆明疗养院碰到的，我不知道他来，他戴个礼帽，拿着个棍，到我房间里来。我一看，“哟，你来了！”他知道我来了，我一到昆明他就知道了。他过去是昆明军区政委，他突然到我房间，因为我们很熟，后来我们在南京又是同学。大家见了面寒暄，他就住在我们附近的另外一座楼。大家看一看，聊一聊，就谈起了娄山关。他给我介绍了报社，报社给我来了信，要我写娄山关。我写什么娄山关呀，小小一个指导员。

这一仗打得好。但这次战斗中我右腿负了伤，跑得太快了，支不住，一下把我摔下去了。当时不能走路，不能动，躺在那里，部队哗哗地往前冲上去了。后来的伤兵有能走的，有不能走的，给你几块钱，到老百姓家里养伤。有的在贵州安家落户，有的被国民党抓走杀了，有的后来打起了游击。所以毛主席讲长征是播种机，讲的是这一部分人，伤病员，在贵州那一带搞活动。我拼命也得走！跟着部队一拐一拐地走。有时也没能跟得上部队，但也没有脱离部队，稀稀落落就这么跟着走。

后来走到赤水，四渡赤水，转来转去，我伤好了后，把我调到11团5连当指导员。我们这个部队是后卫，过了金沙江，到了会理，这个部队也没有打。到上夹金山之前，在泸定桥掩护了一下，没有打。到了11团，一直过了夹金山。11团政委是王平[ 王平：湖北阳新人。1930年参加红军。1955年授上将军衔。时任红三军团第四师第11团政委。建国后历任20兵团政委，志愿军政委，军事学院政委，军委炮兵政委，武汉军区政委，总后政委，军委副秘书长，军委常委。]，后来为什么熟呢？就是这个原因，我们关系都很好。

二、红大“上干队”　　　

过了夹金山之后，我们到了黑水、芦花，一、四方面军会合。会合之后，1935年的六、七月份决定成立红军大学，两个方面军调人去学习。我们三军团每个团一个人，一军团也是每个团一个。11团就是我去的，13团是张海棠[ 张海棠：江西清江人。1930年参加红军。1955年授少将军衔。时先后任红三军团第四师俱乐部主任，第五师（后缩编为第13团）营教导员。建国后历任辽宁省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云南省军区司令员，昆明军区副司令员。]，他解放后在昆明军区。

当时给我们动员时就讲：你们到红军大学去学习。学习完之后，中央就要你们到四方面军去工作。这批是什么人呢？我们去的都是营连干部，张海棠是俱乐部主任，是属于营级干部；我是指导员，是连级干部。为什么把我叫去呢？都是团、营级干部，我是个连级指导员啊！是不是和娄山关战斗有关系啊？这是我自己想的，我没有问过王平。据说，毕业之后，这些人去四方面军当政委。当然，还要看以后的学习情况。这样，我们就去了，各个部队都有，一军团、三军团，四方面军也有。

我们到了红军大学，住在毛儿盖。我们这个队叫做“上干队”，上级干部队，就不是一般的连队了。广州军区萧元礼[ 萧元礼：江西万安人。1930年参加红军。1955年授少将军衔。时任红一军团第一师三团俱乐部主任。建国后历任江西省军区政委、司令员。广州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副政委、顾问。]也是这个队的，我们是一个班的。讲起那时候，有很多故事。萧元礼哭鼻子，叫他背枪，那时不管你什么人（他也是俱乐部主任），每人发一杆枪，萧元礼不肯背，他不要，背不动，背不动也要背！

　　到了毛儿盖以后，分两路，向北走，要北上抗日了。1935年，发表了《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政策，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史称《八一宣言》。宣言倡议成立国防政府，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实行宣言中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毛泽东、周恩来带着我们三军团、一军团为右路军；朱老总、刘帅和张国焘他们为左路军。过草地了，我们是水草地，他们是干草地。过了草地就比较困难了。

我们也开始学习，学习一些政治常识，讲到猴子变人了。这时候生活比较困难，没有饭吃，没有粮食。喇嘛庙里有一些，要自己去搞。群众都跑了，那时候叫蛮子，不叫藏族，都跑了，没有人。这时候麦子海子地里长着，我们自己去割青稞麦，弄下来以后，就用火去烧，烧熟了就那么吃。这时很困难，所以当时脸色很难看啊。烧了麦子就用手搓，有皮呀，搓了就往嘴里撂，所以脸呢是黑的，什么样子都有。衣服也破烂。

我们从江西出发，打土豪，打到什么衣服就穿什么衣服。这时候什么衣服也没有了，也没有土豪打了，衣服破破烂烂的。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没有盐吃，那时真是困难！突然间紧急集合，出发，走！据后来讲，是张国焘要危害中央。叶剑英在右路军。徐向前是右路军总指挥，叶剑英是参谋长。张国焘当时有个电报，要危害中央。叶剑英接到这个电报以后，就没有告诉徐向前，直接拿着电报报告毛主席，说是张国焘要危害中央机关[ 1935年8月，红一、四方面军联合编队，分成左右两路军。朱德、张国焘、刘伯承率四方面军之9、31、33军和一方面军之五、九军团为左路军，张闻天、周恩来、毛泽东率一方面军之一、三军（由一、三军团改称）和四方面军之四、三十军为右路军。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兼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委，叶剑英任参谋长，随右路军行动。

　　9月是日凌晨，右路军中一方面军的红一、三军及军委纵队突然甩开了右路军中的四方面军部队，转移北上。究其原因，据毛泽东1971年8月28日晚在长沙与丁盛、刘兴元、韦国清谈话是称：张国焘打电报给陈昌浩，说“乘势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当时叶剑英同志是前敌的参谋长，他把这个电报拿出来，给我看了，所以我们才走的，不然当时我们那些人就当俘虏了。在这个关键时刻，叶剑英是有功劳的，所以你们应当尊重他。1970年末，时任右路军作战科长的吕黎平著文称，电报是他看到后交给叶剑英的。　　

1980年代后，王年一等大陆党史学者对吕的说法提出质疑，称至今在保存完好的长征时期文电档案中并没有发现上述电报收、发底稿；中央在批评张国焘的一系列%相关文献中均无此记载，而事实上徐向前、陈昌浩也没有对红一方面军进行任何阻挠部署及行动，相反，却严令禁止部队追击。]。我们右路军立即出发走了，因为一军团走了，我们三军团后卫。到了山脚下，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洛普、李德都在，四方面军那个参谋长李特，也是吃洋面包回来的，苏联回来的，带了骑兵跑过来。我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他们在房子里开会，开了大半天，说是他们要南下，不北上了。要我们，要毛泽东也南下。毛泽东说：我们不能南下，我们要北上，你们也要北上。你要他北上，他不北上；他要你南下，你不南下，两个就吵啊！吵了，好吧，那就来个自愿，南下的南下，北上的北上，达成这么个协议。

开完会以后，毛主席给我们讲话，说：“现在四方面军要南下，不北上，不走了，我们一方面军要北上”。当时我们队里，四方面军干部也有，就说：“你们愿意北上的就跟我们走，你们愿意南下的就南下”。这么一讲呢，我们这个队的大部分人走了，南下了。我们一方面军的干部，军事队的，政治队的，加在一块也就六、七十个人。所以后来毛主席不是讲吗，南下还是北上，不管对什么人，就是对伙夫也是战略问题。南下，跟着张国焘，这是个战略，是个方向；北上，对毛泽东也好，对伙夫也好，也是个战略问题，是个方向问题。

这样，我们就跟着毛泽东，一路北上。1994年，在张海棠家里吃饭。他讲，出了腊子口，到了甘肃的哈达铺，我们一个班买了一条猪，我们大会餐，吃得拉肚子的，吐的，什么都有。实际上，我记得是买了一条羊，他说是一条猪，我也没同他争。我记得是一条羊，三块银元，都会死自己动手，杀呀，煮呀，炒呀，大家都饱餐一顿。因为在草地里边看不到老百姓，到了哈达铺后呢，看见老百姓了，我们心情不一样，很高兴，很舒畅。因为在草地这几个月没老百姓，没有盐，没有吃的东西。到了哈达铺，自己可以买羊啊，也有馒头、面，什么都有了，这个就不一样。在哈达铺住了几天就走了，10月份到了吴起镇。对我个人来讲，从草地到吴起镇这一段很苦。脚裂口子，很痛，也没有鞋，穿草鞋，也没有袜子。冷天过河，过水沟，脚一沾到水，疼到要命，一走就出血，一颠一颠地走，真是苦！

到了吴起镇就好了。不管你苦也好，累也好，痛也好，到了根据地了，有刘志丹的部队了[ 刘志丹：陕西保安（今志丹）人。1925年由团转党，入黄埔军校学习。大革命失败后参与领导渭南暴动与组织革命武装，历任西北抗日同盟军副总指挥，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西北军委副主席，红15军团副军长兼参谋长。1935年9月被中央代表团隔离审查，同年11月中央红军抵达吴起镇后平反释放。1936年率红28军参加东征战斗时牺牲。]。

当时刘志丹还关着呢，掌权的是郭洪涛他们[ 郭洪涛：陕西米脂县人。1925年由团转党。时任陕甘晋省委副书记。根据1959年11月中央监委关于郭洪涛历史问题的审查意见，称“他不是1935年陕北的错误肃反的主持人，他没有诬害刘志丹、高岗的意图，是符合事实的”。建国后历任天津铁路管理局局长、铁道部副部长，国务院第六办公室副主任，国家经委副主任，国家计委、经委顾问。]。

休息几天之后，东北军张学良的119师从西安方向向我们进攻。我们就到了离直罗镇不远的地方，到了陕北第一仗就是直罗镇。我们“上干队”总共就这么几十个人，跟着毛主席，给毛主席站岗放哨。当时我们就不叫一方面军了，叫陕甘支队，一军团两个师，三军团四个团，加上陕北部队，15军团徐海东的部队[ 徐海东：湖北黄陂人。1925年底加入中共。1955年授大将军衔。1935年9月率红25军到达陕北，与刘志丹所率红26军、红27军会师，成立红15军团，任军团长。],还有其他一些部队。在直罗镇打了一仗，打得好，歼灭了张学良的119师，连官带兵全都抓到了，这对以后的“西安事变”起了很大的作用。

打完仗之后，毛主席带着我们这些中央机关人员到了瓦窑堡。我们红军大学又开始学习了、上课了。那时很冷，但瓦窑堡煤炭多，烧炕，这就好了房子里很暖和，外面穿着破烂衣服，这样上课。

三、“西安事变”前后　

到1936年，春节前后，我们就毕业了。红军东渡黄河，在这之前，把我分到保卫局当指导员。保卫局的指导员和连队的待遇就不一样了，出门就不要自己背包袱了，有挑夫给我挑了。这个待遇相当于营级干部的待遇。到了山西，打仗、筹款。28军是刘志丹的部队，刘志丹在和阎锡山作战中牺牲了，后来派了宋时轮当军长[ 宋时轮：湖南醴陵人。1929年参加红军。1955年授上将军衔。1936年4月，红28军军长刘志丹牺牲后，宋于次月接任军长。]。当时通知我到28军去当团政委，所以我这个指导员没有当营干部没有当总支书记，直接当团政委，任二团政委。

东渡黄河之后，国民党又来陕北捣乱，我们回到陕北。这时候，二、四方面军也开始向陕北靠拢。我们一方面军先到陕北的部队也向西靠拢。会合之后打了几仗，但我没有参加，仗打得不错，把二、四方面军接到陕北。到了12月份，我们在盐池、定边方向。那里最苦的是没有粮食，水也是苦的，那个地方没有河，盐多，也没有井，就是一个坑，下雨是把水存起来，羊也喝，有羊屎，牲口也好，人也好，洗什么东西也好，都是那坑水。也没有菜，也没有钱，钱也不值钱，搞几个土豆，有点粮食就不错了，要搞点赃菜、蔬菜都很困难。

12月份发生“西安事变”。就我来看，“西安事变”不仅是为以后开创了抗日局面，也确实是挽救了红军。再像前面那样维持下去，当时对付胡宗南有很多困难，特别是物质方面，衣服、粮食的困难。二、四方面军才到，他们很疲劳，后来改编，一块儿加起来也是三万多人。“西安事变”后，我们增加许多人。当时贺老总二军、六军到了，张国焘的部队呢，到了一个四军，还有一个军，到了两个军。有些部队到河西去，被马步芳他们消灭了。所以“西安事变”很重要，非常重要！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本来我们多困难啊！一事变，好了，胡宗南往后撤了，我们的部队往关中，往庆阳走了。到了庆阳，当然什么都有了，面呀，吃的呀，有钱的人就多了，那时我们就不困难了。所以说，“西安事变”结束了我们艰难困苦的生活。这一段，我没有别的什么危险，就经过这么一个困难阶段。

　　“西安事变”以后，整个红军靠近西安，大家很高兴。抓住蒋介石了，高兴得不得了。蒋介石这家伙太坏了，双手双脚都沾满了共产党、工人、农民的鲜血啊，非杀他不可啊！一致这样认为，没有人不同意。我们这些干部当时也是这个思想，要杀他！后来听说把他放了，转不过来弯，战士们都不高兴，我们干部也一样，谁也不通啊。为什么把他放了？后来就解释了，那个时候人，官也好，兵也好，只要是上面说的就信，就听，就执行。为什么不能杀他？上面就讲了：不能杀，杀了谁高兴呢？何应钦，亲日派高兴。把蒋介石杀了，日本鬼子高兴。为什么呢？你杀了蒋介石，打内战，大打，日本鬼子高兴，汉奸高兴。因为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如果打起内战来，对我们也不一定好。当时杨虎城17路军也没有多少部队，东北军十来万人，我们就这么几万人。全国人民要求停止内战，敌人赞成杀蒋。杀了正好中敌人的计，大规模内战打起来，谁胜谁负就不知道了。所以首先要抗战，要打败日本鬼子。我们从草地出发就是为了北上抗日。我们东渡黄河，也是这个口号。我们要到山西，打到河北去，也是抗战的口号。1935年《八一宣言》、瓦窑堡会议，也是抗日的口号。这样大家开始训练，军事训练，政治训练，准备打日本鬼子，思想就稳定多了。

1937年，红军整编，和国民党谈判好了，红军就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编三个师：一方面军，包括陕北部队，115师；二方面军，贺老总的部队，120师；四方面军的部队，129师。我们部队就编到120师，成了贺龙、贺老总的部下。当时，从外地，从国统区，很多学生、知识分子、男男女女到陕北，到延安学习。那时候，我也想去，因为我这个人是很愿意去学习的。那时候，我的部队取消了，我没有部队了，也没有职务了。甘泗琪[ 甘泗琪：湖南宁乡人。1927年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30年回国后参加红军。1955年授上将军衔。时任八路军120师政训处（后改政治部）副主任。]就问我：“丁盛同志，你怎么样？”他当时任120师政治部副主任。我说：“我要去延安学习，反正我也没有事”。他想了想，看来原先也是有准备的：“你不要去了，你到358旅去当协理员吧”。我说：“甘主任，我还是去学习吧”。他说：“学习的机会有的是，以后再说”。这样，我就到了120师358旅任协理员。

当时旅长是张宗逊[ 张宗逊：陕西渭南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1927年参加秋收暴动。1955年授上将军衔。时任八路军120师358旅旅长。]，政委是李井泉[ 李井泉：江西临川人。1925年参加革命。时先后任八路军120师358旅副旅长、政委。建国后曾任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成都军区政委，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这个人是很有水平的，有文化，知识分子。他开始是副旅长，副旅长就是政委，后来没多久又叫政委。姚喆是参谋长[ 姚喆：湖南邵阳人。1928年参加平江暴动。1955年授中将军衔。时任八路军120师358旅参谋长。]，他资格很老，是平江起义的。1937年，115师到平型关方向打了一仗。120师在山西原平，就是这一路，日本攻的很凶。国民党卫立煌一个师阻击的凶，我们120师两个旅抄到后面去打。在这个过程中，715团的组织股长不见了，不知哪儿去了，也不知是不是牺牲了，当时这种情况很多，牺牲了找不到尸体，就叫我去715团当股长，我又当了组织股长。

四、抗日团长

1938年的4、5月份，晋西北战役结束了。整个晋西北大部分地区都是120师的根据地。这时，中央决定在冀东搞暴动，发展冀东抗日根据地，决定由宋时轮、邓华组织挺进纵队[ 邓华：湖南郴州人。1928年参加湘南暴动。1955年授上将军衔。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政委。建国后历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代司令员兼政委、司令员兼政委，东北军区第一副司令员、代司令员，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1959年受彭德怀案牵连后降任四川省副省长。文革结束后任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到冀东去。当时宋时轮在120师358旅当团长。他原来是军长，一整编就当团长。邓华在平西地区宛平县这一带活动。宋时轮就把我，还有好多原28军的干部统统带走，组织宋时轮支队，叫宋支队，我任组织科长。

我们从山西的五寨、神池出发，经过一段时间，到了平西和邓华会合了，是1938年的6月份。出发那天，我们带着原28军部队改成的34大队。行军时，从平西过铁路到昌平，大队长、政委朝着前面走了，他们也不知道部队没有跟上。到昌平县，部队不动了，我有个习惯，部队不动了，就要走到前头去看一看。总支书记高克恭[ 高克恭：陕西绥德人。1935年参加红军。时任八路军第四纵队营教导员。建国后曾任总参管理局副局长、顾问。]说：“走不动啊，前面没有路了”。我一看，原来是昌平县的城墙，土城墙不是很高的。和高克恭个人商量，怎么办？进去！这样，也没打枪，敌人的保安队都以为离北平就几十里路，很麻痹。在敌人迷迷糊糊时，我们进了城。赶快把城门打开，让部队进城。把监狱里的人放出来，也不知是些什么人，反正是把他们放出来。还到银行里搞了点东西，半天以后就走。我们就把部队带出去，因为大队长不在嘛，政委也不在。后来，宋时轮把这个大队长撤了。这也就是在一定的情况下，不论你是什么指挥员，什么人员，有机会就要指挥部队，消灭敌人呢，壮大自己。当时我也没有其他什么思想，就是想我们已经到了那里，为什么不进去？

到了热河，冀东还没有暴动。邓华与31大队的一个政委不知道发生什么矛盾，吵起来。那也是老同志，说话也不大注意，说：“我要枪毙你！”邓华想，你要枪毙我，我先把你关起来，就把他撤了。这样，我由宋支队的组织科长，到了31大队当政委。我是个老团政委，那时的大队就是个团。大队长是季光顺[ 季光顺：1935年至1938年曾任红军二师四团一营营长，六团团长，八路军独一师三团团长，11支队（邓华支队）31大队大队长，晋察冀军区第五军分区六团团长。以后情况未详。]，山东人，1929年从福建俘虏过来的一个兵，很能打仗。长征时候就是营长，话也不多，山东大汉，说话直来直去，好人，我和他合作的不错。当时，冀东暴动起来，我们不知道。让我们出去看，我和季光顺就出去了。到了一看，老百姓暴动起来了。司令多如牛毛，这个队，那个队，说：我们暴动了，你们赶快过来。那时邓华、宋时轮还没有和李运昌[ 李运昌：河北乐亭人。1925年参加革命。抗战后历任冀东抗日联军司令员，八路军冀热察挺进军第13支队司令员，冀热辽区党委书记兼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政委，东北人民自治军第二副总司令员，热河省政府主席，冀察热辽区副司令员。]他们联系上。李运昌他们来了后，到遵化的党峪，坐下来开会，建立冀东抗日根据地。划分了四个分区，我们这些大队长、政委就成了分区司令、政委。我们这个分区就在唐山迁安县，靠近县城的地方。因为我们这个部队已经到了那里了，到了唐山附近的迁安、抚宁等县。宋时轮、邓华没搞好，我们没站住脚。主力部队又回到平西，挑一部分骨干和地方同志坚持冀东的工作。所以，后来冀东的工作没搞好，我们分区的司令、政委也没当成，还是个大队，就回到平西。

　　因为他们搞得不好，1939年，延安就派萧克[ 萧克：湖南嘉禾人。1926年参加革命。1955年授上将军衔。时先后任八路军120师副师长，冀热察挺进军司令员，晋察冀军过去副司令员。建国后曾任军委军训部部长，训练总监部副部长、部长，国防部副部长。1958年受批判后降任国务院农垦部副部长。文革结束后历任军政大学校长，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委]接替宋时轮。还是挺进军，萧克就是挺进军军长。我当时还是大队政委，后来要调我到宋支队当主任，我不干，又回到邓华支队，到七团当政委。和萧思明在一起[ 萧思明：江西永新人。1930年参加红军。1955年授少将军衔。时任冀热察挺进军11支队（邓华支队）七团团长。建国后历任山西军区代司令员，东北军区干部部副部长，66军政委，河北省军区司令员、政委，新疆军区第二政委，武汉军区第三政委。]，我们合作得也很好，部队建设也不错。萧思明后来到新疆当政委，又到武汉军区当政委，现在在天津离休。他解放战争时在华北当干部部长，在66军当过政委。他有文化，聪明能干，我们关系很好。

1990年我们去天津，他给我安排住宿，他的车专门给我用。1939年，中央要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我就是在这个团里当选为“七大”代表[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曾决定1938年内召开“七大”，惟由于战争紧张和准备工作不足，大会未如期举行。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央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在较短时间内召开“七大”，代表名额定为350人。1939年6月和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两次发出关于选举“七大”代表问题的通知，决定再增加100名正式代表和150名候补代表，要求1939年9月1日前代表选举完毕。1940年，各地中共组织选出的“七大”代表陆续来到延安。此后，曾分别两次准备在1942年、1943年召开“七大”，均未成事。直至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七大”方在延安举行。]。

我在这个红军时期有三个关键：第一，参军；第二，王稼祥对我的培养、教育。当时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我直接的老师，所以后来长征我才能当指导员；第三，娄山关战斗，一、四方面军会合，到“红大”学习。没有娄山关，我估计后来去学习也困难。没有这个学习机会，后来工作也不知道怎么样。这是连着的，这是“三关”。困难艰苦不算个什么，我觉得我成长很顺利，中间没有遇到什么挫折。我和上面的关系也很好，从十二团教导员谢振华，十一团的王平，到后来的宋时轮、邓华、萧克，这些上级的关系都不错。我至今仍非常怀念他们。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