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1> 前面的话<br /> "我们这一辈,和共和国同年岁;上山练过脚,下乡练过背,学会了忍耐,理解了后悔,熬尽了苦心,交足了学费,真正的尝到了做人的滋味!"<br /></h1><h1> 2018年12月20日,<span style="font-size: 20px;">是我们插队五十周年。五十年间发生的事情很多,但难忘怀的是农村插队那几年的人和事,为此总想写点东西为了那不能忘却的记忆。回忆插队年轻时的岁月,不是留恋上山下乡运动,而是怀念那些同甘共苦的插友,怀念那些接纳并关心帮助过我们的乡亲,追寻在艰难困苦中仍然顽强地寻找和实现人生意义的精神。</span></h1> <h1> 知青是一个特殊的群体,是一部还活着的历史,每一位知青都有最深的体会和成长的故事。青春已经被挥霍,在步入晚年之际,我们有责任、有义务把那段历史的故事记录下来。为此,才有了下面的故事:</h1> <br /><h1> 一.失踪的钻杆</h1><h1> </h1><h1> 作者.王 壮</h1><h3><br /></h3><h1> 一九六九年二月,我们到梅村之后两个多月。这天傍晚,赵富告诉我们一个坏消息:村里正在打机井,但几天前钻杆断了,连同钻头落在井底,斜靠在井壁上。这口井已经打了五六丈深,水面离井口有两丈多深,水深也有三丈左右。本来只要把一节节透水的水泥管放下去,护住井壁,就可以大功告成,但因为断了的钻杆斜在井底,无法下水泥管,不久之后泥土的井壁就会坍塌,井就报废了,如果那样,不但打井所耗费的几百个人工付诸东流,而且还要赔偿租来的、价值一千五百多元的钻头和钻杆。这在当时我们的村子是一笔巨款。</h1><h1> 赵富还告诉我们,村里准备派人下去打捞。但是断了的钻杆离水面有两丈深,潜水下去并不容易,而且村子里也没有什么通水性的人,只有一位河南籍的铁匠老闫据说水性不错。大家听了都有些跃跃欲试,七嘴八舌地讨论起可行性来。算了算,潜水的深度大约有四五米,我们中好像没有潜水那么深的经验。我在学校时曾经潜到附近运河的河底,据说是三米左右,估计再深一点也应该没有问题。但怎么样才能把钻杆捞出来呢?大家决定马上就去找村支书请战,并了解进一步的情况。<br /> 村支书尚持家坚决不许我们下井,说我们是远来的娃子,万一出什么事没法对我们的父母交待。争论了半天,我们同意让老闫先去试试。大家又讨论了一下方案,认为只要能摸到钻杆,把一个提钻杆用的"猴子",是个U形铁钳,卡在钻杆上就可以用拴住猴子上的钢缆把钻杆连同钻头用卷扬机提上来。另外,打井的工具里有一个锅形的大泥斗,可以预先放到预计的钻杆的深度,以帮助下水的人掌握潜水的深度。<br />第二天,老闫下井了,我们在一边围观。井口并不太大,直径只有一米多,水面的直径也只有一米多。他下到水面,想头朝下潜游下去,但因为井太窄,试了两次,都是只翻起水花,根本沉不下去,冻得上牙打下牙,只好收兵。</h1> <h1> 大家又继续商量。为了要在水下多待,一定得吸足气,但吸足气就沉不下去,所以以前我们潜水也是游下去的。但井里地方这么狭窄,一定潜不下去。大家认为如果手里提一个重物就应该可以不用游,直接沉下去。打井的工具里有一种大约二十斤重的大铁扳手可以用。扳手上又系了一条长绳子,以便井上的人回收。<br /> 总结了铁匠老闫的经验,我们决定下水了。村领导拗不过我们,派了团支部书记李升来坐镇,保证我们的安全;二月份山西的天气很冷,又准备了好多麦秸,升起一堆火来。知青里根据身体情况,决定由乌和我下水,每人准备下去两次。嘎子负责收放拴住大扳手的长绳,监测下水的深度。崔忠是唯一有手表的人,负责掐表控制时间,如果下水超过一分钟就要准备救人。<br /> 一切准备就绪,赵富先下。脱下披着的大衣,露出一身腱子肉,被寒风一吹,打了个冷战,赶紧下水至少井里没有风。<br /> 井水完全是浑的,像泥汤一样,一点能见度都没有。下沉很顺利,拴着铁钳的长绳不断往下放。过了一个会儿,停住了。他应该站在大锅上,松开了大扳手。大家都屏住了呼吸,盯着一动不动的泥汤。过了半分多种,赵富冒出了水面,大家赶紧用卷扬机把他拉了上来。虽然只过了半分多钟,但他浑身的肌肉都在颤抖。同学们赶紧用毛巾帮他把身上的水擦干,披上大衣,到火旁暖一暖。<br /> 他告诉我们,井下面很大,比我们想象的大得多,伸手摸不到所有的井壁,因为放掉了大扳手,身体会往上浮,下次一定不能放开扳手。<br /> 轮到我了,因为有了赵富的经验,手里抓住大扳手不放,很顺利地就站到大锅上。伸手想去摸井壁,吃了一惊:万万没想到下面的井筒这么大,直径有两三米,站在锅上根本摸不到井壁,必须斜着游出去一点。好容易摸到了井壁,顺着井壁转着圈摸,希望能摸到那钻杆,却一无所获。心里很慌,过了一会儿,觉得憋不住气了,便松开大扳手。浮上来倒是很容易。<br /> 坐在火旁,大家又一起商量。这种情况谁都没经过,弄不明白为什么摸不到钻杆。按照井的深度、钻杆的长度,它一定应该在,为什么我们摸不到呢?结论是我们一定摸得不够仔细。我们都下去过了一次,有了一些经验,再来一次一定能成功。<br /> 我们又各自下去了一次。有了上次的经验,觉得把握大了很多,心里也不慌了。下去后稳稳当当地把井壁仔仔细细地摸了两遍,但那该死的钻杆还是无影无踪。<br /> 过了几天,听说那口井塌了。我跑去一看,深深的井口不见了,地上只剩下一个浅坑。到了这时,我才突然明白井筒下面为什么那么大:原来水下的井壁一直在慢慢坍塌。我们下井的时候只是想到水的问题,相信不会被淹死,却完全没想到真正的危险在于塌方。如果这口井早几天塌下去,说不定赵富和我就被活埋了,想起来真有点不寒而栗。联想起来,那钻杆一定是陷到井壁的泥土里去了,我们才摸不着。<br /> 这件事给我的印象极深,对我后来的影响也很大。虽然并不是那么危险,但总有一种虎口余生、捡了一条命的感觉。后来遇上凶险的情况,也不止一次对自己说,这条命反正是捡来的,也就处之泰然了,这种心态对我很有帮助。此外,这次虽然大家都准备得相当充分,也都尽了努力,还是没有成功。所谓人算不如天算,也是一种有益的教训。以后无论遇上什么事,只要认真对待,仔细研究,尽了努力,成与不成都能坦然以待。<br /></h1> <h1> 二、一只洪水浸泡过的帆布提箱<br /> 作者:孟昭平<br /> <br /> 现在的年轻人多数没有见过的帆布手提箱,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流行品,也是奢侈品,价格近百元,相当于当时七、八口之家一个月的生活费了。<br /> 当年插队去山西时,我买了一个,除了被褥,其它所有随身携带的衣物用品都装在了里面,因此这个帆布手提箱就是我下乡时最贵重的固定资产了。至今整整五十年了,历经插队、招工、县城工作、调回北京等数次搬家变动,虽然箱子已很老旧,箱面上还有黄褐色被水泡过的印痕,这只箱子始终没舍得扔掉,因为这个帆布手提箱跟着我风风雨雨几十年,装载着对知青生活满满的记忆。<br /></h1> <h1><br /> 那是我插队到梅村第三个年头,六月中旬夏至前后,麦收已经进入了尾声,地里的麦子全部收割抢运回村,几天前堆在场院几座小山似的麦捆大部分已经脱粒归仓,剩下还没脱粒的麦杆满满的摊晾了一场院。<br /> 夏季夜短天长。天色刚刚微明,生产队扩音器大喇叭就响起了催促社员们出工的吆喝声。可以理解,夏季收麦,龙口夺食嘛!前几天都是连明彻夜的抢收,全村的劳力都尽了全力,还剩下两场院的麦子等晒干脱完粒,今年的麦收就完满结束了。前天公社通知,气象预报近几天有场雨,生产队干部们着急也是可以理解的!我揉了揉睡意惺忪的双眼,不情愿的穿衣起了床, 匆匆的抹了几把脸,就和几个女知青一起去了村北的场院。这时候,已经有十几个社员到了场院上,王主任见我们到了,开始分配活计,并高声说:东边的天云多阴的厉害,肯定昨夜东边山里下了大雨,要不今早这么凉快,趁着天不闷热大伙赶紧干活。<br /> 我插队的晋南农村,夏季的习惯一天三晌活,早晨起来不吃早饭,先去地里干活,干两个多小时,再回家吃早饭。<br /> 估摸干了两个小时,昨晚吃的白馍,经过一夜的消化,胃里早就没了东西,肚子已经咕咕叫拉响了饥饿警报。知青中胆大的一个人冲着队长嚷开了:"主任,该收工了吧!肚子饿的都没劲干活了"。王主任(那时的村长称呼是革委会主任)到也通情达理,看了看云层越来越厚的天空说:"大伙再加把劲儿,把摊开的麦子再翻一遍就收工"。临收工还不忘提醒大伙,吃了饭早点出来干活,今的天不保险,八成得下雨。<br /> 前两天,同村的男知青们结伙都去了百里之外的新绛县,和那的知青比赛篮球去了,只有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没有去。吃饭的人少了一多半,做飯的活不多,今天就让***留下做饭。 早餐稀饭馒头,麦收苦重管饱吃;切了一盆韭菜,撒把盐,那就是当时我们知青的美味了。 我吃饭快,两个馒头很快就下了肚,又喝了碗稀饭,基本上就满足了胃的需求。其他几个女知青还在不紧不慢的喝着稀饭。我放下洗干净的碗筷,走出了房门。<br /> 夏季的天,小孩的脸。真是说变就变。感觉一阵风吹过,我抬头一看,只见从东边飘过来一片片乌云,瞬间遮住了多半个天空,东边山里天际一道闪电划过,接着一声闷雷响起,稀稀拉拉的雨点落了下来。此时安在支书家的扩音器大喇叭响了起来,传出了尚书记急促的广播声:要下雨了,早晌在场院干活的全体社员,立马到场上去收拾麦子!那年代的人都养成了听指挥的习惯,先公后私,何况是麦收时节!我回到房内说:下雨了。几个女知青不约而同的放下还没吃完饭的碗筷,每人拿着自己的草帽,和我一起冲出院门向北边的场院跑去。<br /> 雨点越来越密,好在人多齐心协力,那会儿在场上没有一个偷懒的人。等到把满场院的麦子都垛起来盖好,我们才感到浑身都湿透了。这时,天空的云黑的就像翻倒了的墨汁一样。突然,头顶上一道闪电、又是一声惊雷,一场更大的雨铺天盖地而来。活干完也回不去了,只好在场边的屋子里躲了起来。雨哗哗的下着,风呼呼的吹着,雷和闪电也不甘落后的跟来了。大雨伴着大风,越来越急,天地都成了水的世界。这么大的雨插队三年来没有见过,就是在北京时见的也不多。 暴雨下了大约有半个小时左右,风停了,雨势小了,几个女知青才开始向村南的知青院走去。<br /> 我插队的梅村靠近中条山西麓,东高西低,北高南低;村东紧邻的张村比梅村的地势高出五六米,村北的场院比村南高出三四米。我们的知青院位于村南偏西,紧挨着由东到西纵贯全村的主街道旁,一遇到大雨形成径流,主街道也起着排水渠的作用。<br /> 我们下了场院的高坡,深一脚浅一脚走在满是泥泞的土路上,村里到处是积水,有的地方需要趟水过去,本来五分钟的路程我们走了足有十几分钟,终于来到了主街道北侧。这时,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一股浑黄的夹杂着从山里冲下来的树叶枯枝、麦秸等杂物的洪水,自张村方向呼啸而来,瞬间溢满了十几米宽的街道,带着漩涡向下流去。一位路过的老乡跟我们说,这是山里的洪水下来了,快躲一躲吧!看这街上的水起码有二尺多深了,一会说不定还会有大水下来。<br /> 看着路南近在咫尺的知青院,再试了试街上水的深浅和流速,也许是年青气盛,也许是会游泳不怵水的缘故,我走在前边,几个女知青手拉着手涉险过了水深没膝的街道。<br /> 进了知青院,眼前的景象让我们惊呆了:由于地势低洼,院子里足有二尺深的洪水肆虐横流,;宿舍门、窗早已被风刮的敞开着(那个时代出近门都不锁门),没有台阶的屋子里水也已盈尺,只见留守做饭的男知青一个人在宿舍里手忙脚乱的忙碌着。因为其他男知青都去新绛玩还没回来,我们几个也没商议,不约而同地先奔向了男知青宿舍。梅村的知青娘子军确实不含糊,先人后己,先男生后女生,把吃饭用的大桌子抬到了土炕上,再把放在地上的木箱、帆布箱和湿了的被褥枕头堆放在了桌子上,迄哧咔嚓一通忙活。差不多了,才急急忙忙回到同院的女知青宿舍。女宿舍的情况比男宿舍更糟糕,灾情更严重,我们几个人在很疲劳的情况下接茬奋战。直到宿舍里能收拾的都收拾完了,才想起厨房的粮食。</h1><h1> 此时洪水已退,厨房内狼藉一片,锅碗瓢盆全移了位置,西墙被洪水冲开个大窟窿,盛白面的大瓮被冲倒在窟窿旁,前几天刚磨好的多半缸面经洪水浸泡已成泥糊,看来一两天之内要忍饥挨饿了。</h1><h1> 去新绛县打篮球的几个男知青第二天中午才回来。他们知道了洪灾中我们女知青的"先进事迹"后,全体主动到女宿舍跟我们道谢。从此以后,女知青在男知青心中的份量越来越重,遇事总谦让照顾我们。</h1><h1> 只可惜我那只宝贵的帆布提箱被洪水浸泡之后,怎么洗刷也干净不了。</h1><h1> 事情过去几十年了。每当我见到这个有水痕的箱子,总会想起我插队岁月唯一一次见过的洪水漫知青院的难忘经历。</h1> <h1> 三、 摔跤趣事</h1><h1> 作者:赵富</h1> <br /><h1> 记得是插队一年后的1970年初春,天气乍暖还寒,人们身上的绒衣绒裤都还没脱,我和知青陈泽文、本村的后生王秉奎〈小名嘎子〉在村里闲逛,在村供销社代销点北面的村广场〈村里看电影看戏的地方〉碰见了铁匠老闫的弟弟三牛。三牛是河南人,那年岁数二十六岁,比我大五岁,个子有一米七五,比我高一点,看着块头不小,体重大约有一百六十来斤。听嘎子说此人力气大,练过武术,跤也摔的好,自吹在他老家全公社摔跤第一。嘎子知道我也能摔几下,就蹿掇我和三牛比试比试,在场的十几个本村老乡想看热闹,也一个劲撺掇我俩摔几跤,三牛想在这些人前露一手,对我说:嘿,敢不敢摔?看他趾高气扬的样子,我不服气的劲头也上来了,摔就摔呗,衣服一件没脱,就和三牛勾肩搭背练了起来。</h1><h1> 过去我没见过也没和三牛摔过跤,只是听说此人厉害;一交手感到此人确不一般,力气比我大多了,腿脚也利落,所以我也格外小心起来,轻易不让他近身抱我的脖子和腰腿部。过了几招之后,力气牛大的三牛没占多少上风,有些急燥,抓了个小车把位想利用力大的优势抓住我两条胳膊把我抡起来,就在他向左边用力将我快甩起来之机,我出左脚对他的左脚内侧连扫带勾,他没防我这一招,也是我用力过猛,结果俩人都失去平衡双双倒地,还把我旧外衣的袖子扯了个口子。第一跤摔了个平手,旁边看热闹的十几个老乡连叫带笑,在摔跤上没怎么输过的三牛觉得脸面挂不住了,嘴上叨叨了两遍"kao娘,再来一跤"。把衣服扯破了,本来我就很恼火,他一挑衅,我也火了,来就来!我把撕破了的外衣一脱,又和三牛的胳膊搭在了一起。这次我一反不让他近身的套路,出其不意的左腿斜跨半步用右臂夹住了三牛的脖子,同时出右腿头下潜向左侧变脸,俯身扭腰顶胯,用全身力气一个大别子利索的把三牛摔倒在地并把他压在身下,旁边看热闹的老乡一阵哄笑。这一出乎意料的快动作几乎把三牛摔懵了,都不知怎么就被摔倒了,他爬起来之后拍了拍身上的土,牛劲上来了还要再和我摔。经过这两跤,我体力消耗不少,见好就收,于是跟他说不服气过两天有空再摔,今天还有别的事,我拿起衣服和陈泽文就回了赵家巷的知青点。</h1><h1> 此后不久,在村北砖窑三牛又和相遇的知青汤根摔了几跤,遗憾的是当时我没在现场,事后听知青王福绘声绘色的描绘说:一个大别子,一个挑勾子,汤根连着赢了两跤,摔的三牛服气的说:" kao 娘,以后贵贱不敢和北京知青摔跤了"!</h1> <h1> 四、 小村庄安上了大喇叭 <br /> 作者:赵富</h1><h1><br /></h1><h1> 文革上山下乡的年代,我国多数农村比较落后,基本上处于"运输靠挑、交通靠走,耕地靠牛、 通知靠吼"的状态,我插队的山西绛县也不例外。</h1><h1> 记得刚到梅村插队的时候,印象最深的是村里通知个大事小情,比如告诉社员开会、早起出工、谁谁干什么活、领点什么东西,都要凭生产队长沿着街头巷口大声吼叫。知青由于初来乍到,不习惯也听不清在喊什么,只好跑到院门外去听,还得再问问给我们做饭的老乡(知青初去的几个月由村里给我们派了一个做饭的),才能弄明白通知的内容。如果那位做饭的也没听到,那我们只能是哥得巴赫胡乱猜想了。</h1><h1> 同村插队的王壮和我在高中时是同班同学,又同是校广播组成员,曾负责学校课间操、大会等活动的广播值机。广播组负责人是教物理的张宝平老师,此人十月一日国庆活动时曾经在天安门值过机,业务精通非比寻常,人品也好,数次带着我们到附近农村给生产队和社员修理过扩音机和收音机,使我们受益匪浅。因此,我俩对电子管扩音机大喇叭的安装使用比较熟悉,当听说公社所在地大交和比较大的村里已经安上了扩音机时,我俩就找到村支书尚持家和村电工,建议我村也安上一台。他俩说早就想安了,就是村里没人懂得那个玩意。我俩自告奋勇说只要买一台100w的电子管扩音机、两只25w的大喇叭和一个话筒,保证能让全村家家户户都能听见广播声音,遇到小毛病我俩还能修理修理。支书一听挺高兴,当即决定由知青拉单子电工去采购。此事就这样定下来了。</h1><h1> 一周之后,扩音器材运回来了,安装那天,男知青都到了现场。其实安装扩音机挺简单,只要插对插口,喇叭输出功率阻抗匹配即可。王壮和我算是技术员,指导着其他人把两只大喇叭连上电线安到了支书家院子里的高杆子上,男知青们抢着蹬上电工用的脚钩子爬了上去。不到半晌工夫,安装完毕,开机插上话筒一试喂!喂!,听见响了,旋即把音量开大播放电台广播,声音纯正清楚,没有杂音,不仅全村都能听见,连相邻的张村、梅村堡都能听到。支书和电工都乐了,今后有事通知在家里就能让全村都知道了。从此梅村告别了通知靠吼的历史。北京来的学生们也为体现了一次知青有点知识的价值得意了一阵子。</h1><h1> 扩音机安装之后,还发生过一个挺有趣的小故事:一天清晨,支书通知完了事情之后,拨到了中央台的频道,一曲殷承宗的钢琴协奏曲黄河正在播放,优美的钢琴曲旋律第一次在村子上空飘荡。尚书记一听,不是熟悉的歌唱毛主席的歌曲,不知道是什么音乐,赶紧把扩音机关上了。事后和我们知青说起此事,还心有余悸的说:好怂,哈(吓)了我一跳,还以为是敌台美国之音呢!</h1><h1> </h1><h1> </h1> <h1> 五、可爱的十八棵青松</h1><h1> 作者:王壮</h1> <br /><h1> 1971年初秋,村里小学校的一位老师被调到县里工作。队里决定派我去当民办教师,接手五年级。</h1><h1> 开学之前,其它的老师就向我传授经验,告诉我各种注意事项。回想起来,真是一段独特的经历。</h1><h1> 他们告诉我,去带一个班,最重要的是一上任就得立威,让孩子们服气,以后就好带了,否则会一直被孩子们欺负。而要服众,就必须能够应付他们的各种斗智斗力的挑战。通常斗智包括回答他们的刁钻问题,斗力则是在篮球、摔跤等方面让他们服气。</h1><h1> 这个班有十八个孩子,很有自豪感,自称"十八棵青松",不太好管。都在十一二岁左右,只有五名男生,却有一个特别刁钻的和一个特别无法无天的;十三名女生也有几位不好伺候,我一一铭记在心。</h1><h1> 果然,刚上过一堂课,课间的时候那位特别刁钻名叫安全的学生就拿着一张纸头,问我纸头上的字怎么念。我接过来一看,是"忐忑"两个字,吃了一惊,好在心里有数,就说,这念"坦特",表示心神不定,常用在成语"忐忑不安"里。他点点头,又诡笑着摸出另一张纸头。我一看,竟是"魑魅魍魉",这下子差点急出汗来。这个词在写大字报、批判稿时用过不少次,会写,后三个字也会读,但第一个字我只记得不念"离",是一声,但记不清应该念"知"还是"吃"了,而且时不我待,稍一犹豫,就算输了。于是硬着头皮说:"这念知昧网两,是阴暗的妖魔鬼怪的意思。"他笑了。我问他从哪里看到这些词,他说:"字典呀!"原来他专门在字典里找认为能难倒我的字来考我!</h1><h1> </h1> <h1> 斗智算是过关了,斗力居然没有发生。后来别的老师告诉我,因为我参加了村里的篮球队,孩子们都看到过,大概就"免试过关"了;至于摔跤,大概是挟了知青赵富和汤根连胜村里摔跤第一名三牛的余威,孩子们不知道我根本不会摔跤,也免了,我窃窃自喜。有一次那位无法无天的小胖子出操时当众出洋相,被我当胸一拳,打了个趔趄,又罚了一顿站,到出操结束。以后就都规矩了,我也洋洋得意。<br /> 没有料到的是在后来的半年里,真正让我头大的是这群小姑奶奶。心平气和的说话,她们只当没听见;大声吆喝,她们叽叽喳喳的声音比我的嗓门大,高兴起来还吊着我的脖子往我身上爬,我又不敢真甩真摔,最后只能"你闹你的,我说我的",假装没看见,始终也没能镇住她们。<br /> 冬天里的一个上午,她们又在教室里闹得不可开交,我真的火了,抓住闹得最欢的一个的手腕,往她背后一拧,就塞到课桌下面去了,大家一哄而散。第二天,她挎着胳膊来上课,我也没有注意。又过了两天,她哥哥(是村里的会计)晚上找到我,说她妹妹的胳膊被我拧伤了,回家还怕家里人责备我,一直不肯说是怎么回事,再三盘问后才供出是被我弄的。我听了又内疚,又感动,又不安。真怕把小孩的胳膊弄坏了,又没想到这孩子这么讲义气,赶紧使劲道歉,并提出赔偿医疗费。她哥哥说:"她用不着上医院,即使上医院也不会让你赔。我妹妹调皮,你当老师的就得使劲打。不过照肉多的地方打,别拧胳臂就是了。"<br /> 第二天到了教室,那那孩子还吊着胳膊。我对大家说:"我把她的胳膊拧坏了,非常对不起。现在当众道歉,以后一定小心。不过你们以后也都给我放老实点。"这话似乎多少起了点作用,但非常有限。<br />72年的3月份,传来了第一次大规模招收工农兵学员的消息,我也报了名,往县里跑了好几趟,但是第一轮体检就被刷了下来,因为有莫名其妙的"心脏二级杂音",依然回村里哄孩子。<br /> 4月28日,我正在办公室里"陪太子读书",查娃的妹妹(忘了她的名字)没完成作业,被我扣住,不做完就不准回家吃午饭,正在办公室里跳来跳去,叫着说要饿死了。我对她说:"你赶快做,要不然我也陪着你饿死了。"正在这时,门外突然走进来一个人,竟然是北大招生的陈老师,说有事找我,那孩子就一溜烟跑掉了。<br /> 陈老师告诉我被生化专业录取了,要我马上收拾东西,29号就得到跟着他一起出发,30号到北大报到。因为时间紧迫,他才亲自从运城跑到村里通知我。我万万没有想到真的能上大学,而且是北京的大学,而且是北京大学,更没想到是北大为科学院代培的名额。我只有赶快通知学校和队里,以及仍在村里的妹妹和同学,开始收拾东西。<br />29号一早,出操之前到班里和大家告别。没想到女孩子们竟然哭成一团,五条小好汉也都眼泪汪汪,弄得我鼻子酸酸的。<br /> 孩子们去出操,我离开学校向张村车站走去。万万没有料到,从此竟和转基因结下了不解之缘。</h1><h1><br /></h1> <h1> 六、难忘的一次看病经历</h1><h1> 作者:赵富</h1> <h1>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的农村,名义上有合作医疗和赤脚医生,但缺医少药的现象普遍存在,村民病了去趟医院很不方便,如果再加上没钱看病的话,就只能是小病忍、大病熬了。我插队时就有过一次难忘的看病经历。</h1><h1> 1971年的夏天,那时我是村里集体猪场的饲养员。早晨喂完猪后,隐约感到肚子有点疼,不一会儿,疼痛加剧,赶紧找止痛片吃了,喝了两口水,但不顶用。记忆中长这么大,肚子也没这么难受过。不清楚肚子里那个零件出了毛病,心里就比较紧张,一紧张似乎肚子更疼了。一同在粉房(做粉条做豆腐和猪场同在一个副业组)干活的本村青年张东生,是我的好朋友,见我难受的样子,又因为那天村里的赤脚医生刚好不在村里,就劝我去医院检查检查,并且给我借了辆自行车。到哪去看呢?县医院离村五十多里路,不通汽车,骑车去路远身体受不了;公社所在地距我插队的梅村十里路,可行的方案只能选择去大交公社卫生院了。东生说你放心去,中午喂猪的活我替你干。</h1><h1> 事不宜迟,我忍痛骑上自行车就向十里地外的大交村奔去。此时已是快中午了,路上行人稀少,偶见戴着草帽匆匆赶路的行人。八月初的孟夏时节,田里的小麦早已收割完毕,复播的夏玉米已经有半尺高了,天上没有一丝云彩,炙热的太阳烘烤着晋南大地,气温起码在三十度以上,路边杨树上的蝉拼命的鸣叫着。我无心欣赏这夏日的景色,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扶着车把,脚下紧蹬,一心想的是中午下班前赶到卫生院。</h1><h1> 车骑了大约有一刻钟,刚过东杨村,还有一少半的路程,再骑十几分钟就到卫生院了,此时,满头大汗的我头晕脑涨,可能有点中暑,再加上腹痛,身体的耐受力已不允许我前行了,只好下了车,把自行车往路边一撂,顾不得锁车子,找了片树荫凉,就昏昏沉沉地躺在了地上……</h1><h1>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一位路过的老乡把我叫起来,问我咋了?没事吧?已经饭时了咋一个人躺在这?我揉了揉惺忪的眼晴,连忙说没事没事,谢谢啦!因为此时我的肚子已经不太疼了。一思量再到卫生院医生已经下班了,于是我调转车头打道回了梅村。晚上找村赤脚医生咨询了一下,他说估计是肠痉挛,如果腹部已经不再疼了,就不会有后遗症,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h1><h1> 这就是我在梅村插队时一次难忘的看病经历,严格的说,应该是一次有惊无险的得病经历🙏</h1> <h1> 七、半夜惊魂 </h1><h1> 作者:赵富</h1><h1> </h1><h1> 接手大队猪场饲养员后,由于晚上经常加班做粉条或豆腐,完工后就九、十点钟了,回知青点还得走一里多的路。为了少走夜路,也为了清静(粉坊在村北场院下边,附近没有民房),我就只身一人搬到猪场旁边的粉坊住去了。粉坊是三孔相连的窑洞,两孔窑是工作间,中间一孔窑有盘土炕当宿舍兼库房。后来一段时间,同是北京知青的白溪华也搬过来和我就伴,两个人一起住不闷的慌了,聊天时间也多了。</h1><h1> 一天晚上,粉坊漏完粉条再搭杆晾到院里的铁丝架上已经十点了,等其他人走后,我俩躺下又闲聊到了十二点,之后很快就进入了梦乡。</h1><h1> 睡了不知多长时间,忽然被窗外的声音惊醒,我赶紧推醒了还在打呼噜的白溪华,悄声告诉他外边有动静,他一细听,确实有人在说话,还不只一个人。那时候窑洞的窗户没玻璃,只糊着一层窗户纸,外面黑咕隆咚什么也看不见。我首先意识到,深更半夜到粉坊院里干什么?是不是偷粉条的?我是副业组的,又住在粉坊窑内,院内晾的粉条少了我肯定有责任,于是我俩赶紧摸黑穿上衣服,拿上手电筒,到了另一孔窑洞的门后,一人拿了一把铁锹,溪华比我岁数小,个不高,我示意溪华跟在我的后边,悄悄告诉他,如果是贼咱俩就集中对付其中的一个,这样好制服抓住他。我俩猛的打开门,各拎了一把铁锹冲了出去,打开手电筒"中喝"一声(我桑子哑,不敢大喝)干什么的!这时才看清有两个人蹲在窗外正在说话。那两个人没料到窑里头冲出来两个手拿家伙的人,吓的一下子蹦了起来,连连摆手,嘴里说别别别,我俩一看,对方没有动手的意思,就和他俩保持一定的距离,问到:哪的,半夜到这干什么?其中一个说,我俩是翼城吴寨村的,前天家里母猪油了(即发情),到你村来配过种,今天晚上(实际应是昨天,已经后半夜)喂猪时就不见了,估摸是跑到你村猪场找那头内江大狼猪来了(即种公猪),这怂猪头一次来就记住路了,十多里地自个就跑来了,刚才看见在大狼猪圈里呢。</h1><h1> 听罢此言,我和溪华悬着的心才放下来,并邀请他俩进窑里喝口水坐坐。吴寨的两个人说不用了,等会天明了你们把猪放出来我就把猪赶回去,还有十几里路要走呢。 回了窑洞,我俩睡意全无,免不了又议论一番:一头只来过一次的母猪,十几里之外,能记住路,自个又偷偷找了回来,动物传种接代的本能和"爱情"的力量到底有多大!看来猪的脑子并不都是笨的。</h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