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经历的那些事儿(二)

东方战车

第二章

儿时梦 军旅生涯瞬间过

苦挣扎 地球深处闯人生

一、穿军装的美好时光

（1969.12——1977.4）

入伍前大队领导与两名新兵合影

1. 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后穿上了绿军装

1964年以来，中苏关系从恶化到破裂、边界争端日趋尖锐，最终发展成武装冲突。1969年3月，发生了震惊中外的珍宝岛事件，也称“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苏关系紧张，按照当时的宣传舆论，中苏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大战。

这年的春季征兵，我想报名参军，可是去武装部一问，他们说在校生不能报。尽管当兵当军官，是我儿时的梦想，我也不能再去强求啊！等高中毕业再说吧，不差这一年啦……

7月，我高中毕业了，回到家乡当了农民。这期间，我日夜盼望着时间走的快一点，盼望着春天早日到来。

真没想到，天助我也，这年的11月份就开始征兵了！此后，每年的征兵工作就由春季改为冬季进行。

已满17周岁、高中毕业的我，怀着保卫祖国领土不受侵犯的“雄心壮志”，怀着跳出农门、当一名威武的军官的“私心杂念”，积极报名参军，终于穿上了绿军装。

这年当兵很可能要和苏修打仗！但是我不怕，我是很想上战场的，我很想当英雄，死了是烈士，活着更光荣！

我记得，我们是1969年12月4日，在张店区人民武装部领到了军装和被褥，到我们公社带兵的排长张克生，首先教会了我们打背包。晚上，我们穿着崭新的军装，在张店工人俱乐部参加了隆重的“欢送新兵入伍大会”，观看了吕剧《红嫂》。

因为这年淄博去坦克二师的新兵大多数在淄川，所以次日中午，我们从张店乘坐大客车去了淄川，与淄川的新兵汇合。5日傍晚，拉新兵的专列从淄川徐徐开动了，很短的时间就又回到张店停了下来。到底是几点离开的家乡，已经不记得了。

那时我们乘坐的专列，是装货物和拉牲畜用的、里面空荡荡的“闷罐”车。我们沣水公社的28个新兵好像是挤在同一个车厢内的。

后来，运送新兵的专列都改用绿皮客车了，再后来，就都坐上了动车和高铁。从电视上看到，现在有些地方运送新兵，都乘坐飞机了。

从淄博开出来的这一趟军用专列，在寒风中走走停停，终于在6日清晨太阳升起的时候，到达了目的地徐州市。

下车后，看到太阳是从南边升起的。突然想起小时候从青海刚回到山东时，我对新朋友说的那句话：“老家这边的东西南北和青海的不一样……”

虽然，我穿上军装的日子比自己的愿望来的晚了将近两年，但总算实现了我从小就在脑海里牢固扎根的当兵的理想。就这样，我的部队生活开始了，这是我走向社会迈出的第一步。

资料：

珍宝岛事件（www.geyenqi.com）

珍宝岛位于中国黑龙江省虎林县，中苏界河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心线中国一侧，全岛面积0.74平方公里。

从1967年冬季开始，苏联武装军人多次在中国领土上用装甲车、大棒、军犬等驱赶殴打我军民，夏季则用高压水枪冲击我渔民，我方人员时有伤亡，有时也不得不拿起树枝之类的家伙反抗。

乌苏里江一带中苏边境流血冲突不断。如1969年2月7日，苏联边防军分乘装甲军车等越过乌苏里江主航道，侵入中国珍宝岛地区。

正在巡逻的中国边防军阻止苏军进一步入侵，并表示强烈抗议。中国边防军官兵与苏联边防军军官等对峙。入侵苏联边防军退出珍宝岛地区。

1969年3月2日晨8时40分，中国边防巡逻分队30人分成两组先后前往珍宝岛巡逻。苏军立即从乌苏里江对岸苏方一侧下米海洛夫卡和库列比亚克依内两方向出动70余人，分乘装甲车两辆，指挥车、卡车各一辆，分四路向我巡逻队合击。

9时17分，苏军尾追我第一巡逻组上岛，首先向中国边防军开枪，打死打伤6人，我军被迫还击。战斗打响后，负责掩护增援的中国边防军第二巡逻组迅速出击，将在岛西江叉上遭遇的由苏军上尉带领的第三路7人全部击毙。

9时22分，苏军第四路由岛东中部入侵，我军立即还击，激战半小时将敌大部歼灭，余敌退回苏联境内。

1969年3月15日，苏军乘拂晓夜暗，从岛北端入侵潜伏于岛北丛林，企图偷袭驻岛中国守军。中国守军以一个加强排登岛支援，依托岛东南天然壕沟与苏军对峙。

8时许，苏军再次出动装甲车6辆，步兵30余人，向我守岛分队进攻。经一小时激战，入侵苏军被击退。

10时10分和11时7分，苏军T-62坦克6辆，装甲车5辆，在3架飞机掩护下，分两路向珍宝岛发动进攻。我军利用反坦克炮、无后座力炮、40火箭筒等兵器，沉着应战。经过两小时战斗，击毁、击伤4辆苏军坦克和装甲车，将敌打退。

15时13分，苏军再次出动坦克10辆，装甲车14辆，步兵近百人，第三次向我守岛部队发起进攻.中国边防军在距苏军坦克装甲车只有几十米的近距离上突然开火，并击毁苏军T-62坦克一辆，击毙坦克上的苏军校级指挥军官。

我军岛岸和纵深炮火也以猛烈火力，打击苏军集结地域，战至17时17分，又一次击退苏军。3月17日，苏军又对我珍宝岛地区发动进攻和对纵深地区的大规模炮击。

整个交战过程中，中国边防部队共击毁、击伤苏军坦克、装甲车17辆，击毁指挥车、卡车各一辆，打死打伤来犯苏军200余人，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及军用物资和被击毁的苏军T-62坦克一辆。中国边防部队伤亡百余人。

2. 来到了英雄王杰生前所在部队

来到部队后，知道了我们的部队就是英雄王杰生前所在的部队，当时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

王杰是师直属工兵营的一名班长，在训练民兵埋地雷时，出现意外，为了保护民兵，趴到地雷上，牺牲了自己，保护了围观的民兵。

在没有当兵前，我就学习过他的英雄事迹，他是继雷锋以后又一个伟大的英雄人物。英雄王杰的出现，是坦克二师的光荣，也是我们这些解放军战士的光荣。

“王杰纪念馆”建在师部广场北侧，东侧是师部大礼堂。 “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八个红色的黑体大字，非常醒目的立在“王杰纪念馆”正门的上方。我们师的新兵入伍后，都要来这里参观学习，接受教育。

1970年5月，在参加师电影学习班结业时，我们十几名男女学员，在王杰纪念馆前留有合影照片。当时的题词是林彪的“向王杰同志学习，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一心一意干革命”。出现林彪叛逃事件（9.13）后，就铲掉了。

后来，听从徐州回来的老战友刘立吉说，王杰纪念馆的正门上方，现在的题词是由时任国防部长的张爱萍题的字：“王杰烈士事迹陈列馆”。

3. 代表新战友讲话

不记得是到达部队的第几天了，全团在大礼堂（饭堂）召开了“欢迎新战友入伍大会”，我还代表我们这一年的新兵讲了话呢。

早在这天下午，到我们家乡带兵的那位张克生排长，把我带到广播室，见到了团政治处的魏干事。

魏干事给了我一份发言稿，说：“晚上召开欢迎新战友入伍大会，由你代表新兵讲个话好不好？实际就是表表决心。我已经替你写好了讲话稿，你看看行不行，可以加上一点你自己参军入伍前后的感受。”

我一听是这事，心情很是激动，郑重地向这位首长敬了一个不太标准的军礼。说：“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就这样，我接受了到达部队后的第一项光荣任务。

说实在的，当时还真不知道是怎么选中我的，难道仅仅因为我是高中生吗？后来知道实际情况的确如此，就是因为我的高中学历为我带来了好运！

我仔仔细细地看了好几遍发言稿，基本上背过了。

我们的部队就是英雄王杰生前所在部队的事情，也是从这篇发言稿上知道的。能在英雄生前所在部队当兵，是多么光荣的事情啊！

发言的内容主要是表态，服从分配，向王杰同志学习，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等等，魏干事的写作水平很高，是在军报上经常发表文章的人，根据我的水平，岂能做出修改？

欢迎会上，我们大约二三百个新兵，在主席台下的最前面，都坐在自己的背包上。我的心突突地跳着，等待着那激动人心的一刻。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上台，当着这么多人上台讲话。当听到主持会议的首长喊道：“下面欢迎新战友代表陈军同志上台发言”时，我麻利地站起来跳上主席台，学着老兵先向主席台上的首长敬礼，又向台下敬了礼，然后用标准的普通话，很流利的念完了稿子，自我感觉良好。

开始时，我都没敢直视台下，念完稿子以后，敬礼时才仔细的看了一下。只见上千双眼睛看着我，当看到前排的几个一起入伍的老乡们那种羡慕的目光时，我是多么自豪啊！

做梦也没有想到，这次讲话也是我幸运的开始。五个月以后，我就成了这个大礼堂的管理者，在这里度过了近5年的青春时光。

坦克二师营房大门的变化

吕存秋，王立堂，陈军

袁恩胜，商兴华，陈军

黄家华、王学斌、陈军

4. 和王杰一样，我也成了一名“工兵”

我们团除了有三个坦克营外，还有为坦克兵服务的指挥、运输、修理、高炮、工兵、步兵等六个直属连队。在当时，只有工兵和步兵算不上技术兵。

我们入伍那年，团里没有组织新兵进行集中的训练。大概欢迎会后的一两天内就分配下到了各个连队。

当听到宣布我去工兵连时，心里咯噔一下，顿时凉了半截。怎么也没有想到，在坦克部队，有那么多的技术兵种，为什么我偏偏就成了“工兵”呢？我的愿望是当“坦克兵”或者是“汽车兵”呀！又有技术又威风。

这下我明白了，为什么让我代表新战友讲话了！其实选择新兵代表讲话，除了我的高中学历外，再一点就是首长有意识地从已经决定分配到条件不好，而且待遇不高的连队里找的。

当时我心里想，陈军呀陈军，你在欢迎会上代表全团新战士的表态不是很好吗？不是说坚决服从分配吗？怎么还有怨气呢？再一想，你就是有情绪，难道你能不服从分配吗？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呀，工兵就工兵吧！只能听天由命在工兵连努力奋斗了！

我还想到，英雄王杰就是工兵嘛，人家不是照样干出了惊天动地的大事，成了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吗！虽然心里不是很痛快，但我觉得，只要凭着自己不怕吃苦不怕牺牲的精神，好好干，是一定会干出个样子来的。

王立堂，朱瑞祥

5. 在工兵连第一个月发生的几个小故事

①第一次紧急集合

当时，我们工兵连在团里还没有营房，可能是因为常年在外施工的原因吧。连长和指导员亲自带着我们这些刚刚分配来的新兵，步行离开了团部营房，向师部大院走去。原来，我们连是住的是师直属工兵营的房子。

我们这年的新兵组成了一个新兵排，分了三个班，由老兵担任班长。我的班长是1968年入伍的沙洲兵方士兴。就这样开始了严格、紧张的基础军事训练。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紧急集合，新兵闹出了许多笑话。

这天凌晨4点，在大家睡得正香甜的时候，在大家睡前也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响起了急促地哨子声和连首长低沉而严肃地“紧急集合”的喊声。顿时，宿舍里乱作一团，什么声音都有。穿衣、打背包、抗枪、集合、站队、跑步走！

此前，虽然讲过紧急集合的要领，还讲过说不定那一天就要紧急集合，希望大家要有思想准备，可是到真的紧急集合了，新兵做起来可就不是那么容易了。

我们的队伍集合起来以后，由连长、指导员带队，从营房出发，一路小跑，一直跑到云龙山淮海烈士纪念塔，才折返回来，大概有二、三十里的路程吧。

回到营房后，进行检查时发现：杨子生的棉裤是反着穿的，开口穿到了后面去；李春田的解放鞋，左右脚互相做了交换，脚趾磨起了血泡；好几个人的背包眼看就要散架……，一片狼狈像，活象打了败仗的队伍。

经过这次紧急集合，大家吸取了教训，没事的时候，都主动地练习打背包，到第二次紧急集合，情况就好多了。

那次紧急集合后，战友许洪昌夜间起来上厕所，怕遇上紧急集合，也打起背包背起来上厕所，回来再解开继续睡觉。连里知道后，在表扬他的同时，让他以后不要这样做了，以免影响别人休息。

陈军，李长江，董建吉，王立堂

②第一次打靶

训练时正值严冬，但是不准戴手套。我的双手指关节上裂了许多口子，右手食指练习瞄准扣扳机，关节处裂的口子最深，好像都快到骨头了，好疼啊！我找卫生员要来胶布粘上，很长时间都没有长好。

由于我的右眼视力不算太好，才0.8，左眼视力很好，是1.5。第一次打靶时，为了打出好成绩，我突然想起换一下姿势打靶，枪托顶在左肩，用左眼瞄准，左手扣扳机。

指导员看到了说：“那有这样打枪的？”我告诉他我眼睛的情况，他说：“那你就试一试吧。”没想到，我10发子弹打了68环，其中还有两个10环。

我的成绩在工兵连这些新兵里面，还属于中上水平呢！我想，如果一开始我就左撇子练习的话，成绩肯定还会好的。

③上铺尿床

新兵尿床，也是常有的事。在连队营房里，都是睡上下铺。有一天夜里，上铺的xxx尿了床，这泡尿还真不小啊，渗透了他的褥垫，又滴到下铺我的被子上……

④站岗趣事

有一天夜里，我起来接岗。上一岗是个1969年春季入伍的老兵，河南省伊川县人，名叫李石滚。我穿好衣服出来找他时，发现他正趴在一间宿舍的窗子上往里看。见我来接岗了，他非常神秘地微笑着回去睡觉了。

我觉得好奇，也走过去看了一下。——原来窗帘挡的不严，还露着一条小缝。因为里面亮着灯，能清楚地看到床上有人在被窝里剧烈地晃动。第二天才知道，副连长的老婆来部队探亲了……

许洪昌，于学明

李长江，马忠山，李月光

⑤“三支两军”时说错了一句话

我们入伍时，部队正在执行“三支两军”任务，像工兵连、步兵连这样的辅助连队，都分配在各地“支左”。步兵连是在东陇海线沿途车站，我们工兵连是在徐州市郊区农村。

可能是因为支左任务繁重吧？我们这批新兵，才经过半个月的基础军事训练，就分了班，我被分到了一排三班。

同被分到三班的还有王立堂和两个河北宁河县的兵，王万禄和于学明。全班9个人就有4个新兵。王立堂是1953年生，才16岁，比我还小一岁呢。

我们的班长叫朱瑞祥，是一个非常帅气英俊的沙洲兵，1968年入伍，1971年提干，担任了工兵连的司务长。

我们下班后马上就“支左”去了。我是跟着副指导员乔玉美，在铜山县下淀公社机关。

有一次，我们和公社的干部们一起吃忆苦饭，是用一种菜叶掺上玉米面蒸的窝窝头。公社有个干部说：“万恶的旧社会穷人就是吃这样的饭……”，我随口说了一句“六零年能吃上这样的饭也不错啊……”。

突然发现其他人的表情不大对头，倒是没有人说什么，可是副指导员却瞪了我一眼。

过后，副指导员提示我，以后说话一定要谨慎！这时我才想明白，这是政治问题呀！ “忆苦”，只能忆“解放前”贫下中农的苦，“解放后”生活困难的苦，是不能与之相提并论的！

幸亏我是去“支左”的解放军战士，而且又是一个新兵，最主要的是没有碰上喜欢较真的。假如那些公社的干部们有人说了这样的话，麻烦可能就大了，说不定就要挨批斗了。

小学同学加战友刘立吉

 资料：三支两军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7年1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根据中央决定，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进行“三支两军”。

　　“三支两军”是指：军队支左（支持当时被称为左派群众的人们）、支工（支援工业）、支农（支援农业）、军管（对一些地区、部门和单位实行军事管制）、军训（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

　　

起初，中央只是下令对广播电台、粮食和物资仓库、监狱等“要害”部门实行军管，随即扩大至民航系统。

随着局势一天天的混乱起来，需要“管”的单位越来越多。各单位的“当权派”都被“打倒”了，“造反派”又互斗不已，谁能负起管理之责？只剩下部队了。

于是，1967年3月19日中央军委根据毛的指示作出了“关于集中力量执行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任务的决定”（这一文件首次将“三支两军”作为一个整体性任务向全国全军提出）。

仅在1967年前5个月中，解放军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就对全国7752个单位实行了“军管”，并对2145个单位实行了警卫保护，其中包括中央各部委、1219个银行（占全国银行的42%）、547个广播电台（占全国广播电台的24%）、111家报社（占全国报社的53%）、10个铁路局（全国共18个铁路局）。

　　1972年8月，“支左”人员开始陆续撤回，“三支两军”遂告结束。 

　　“三支两军”对稳定局势，维护社会安定，减少“文化大革命”损失做出了贡献。

 

网络资料

6. 野营拉练中的故事

①不同兵种的心理反差

为了战备的需要，遵照毛主席“还是野营拉练好”的指示，部队要进行拉练。我们连的支左任务在1970年春节过后不久结束了。

这次拉练，是机械化部队的行军拉练，坦克车、装甲车等装备全部开到到滕县山区，要在那里进行训练、实弹打靶等等。坦克是装在火车上运到滕县火车站的，我们乘坐卡车离开营房，直接开到了滕县。

记得我们班的车上，还装有炊事班的炊具什么的，我们裹着大衣蜷缩在顶上。天气特别冷，感觉棉鞋根本不管用，脚都冻的生疼！

拉练途中，我们工兵连就是负责整修和维护车辆下火车后，前往山区所经过的道路，以保障车辆的顺利通过。我们扛着铁锹、镐头，在一些难行的路段平整道路。

印象最深的是，有一个路段的拐弯处路基质量不好，全是泥土没有沙石。泥土是潮湿的，只是还没到成为泥巴的程度。我们全班累的满头大汗，土路刚刚平整好，坦克就开过来了。

刚开过几辆车，履带就拧出来深深的大坑。我和王立堂在两辆坦克车通过的间隙，冲过去拼命地往坑里填土，体现了我们对工作的高度负责任的精神。但是没有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一不小心就有被车辆剐碰的危险。

过后想想，我们那么卖命是完全没有必要的。试想，我们拼上命填上的十几锹松软的土，对于一辆36吨重的坦克车来说，算得了什么呢？

也就是这一次在这个转弯处，我双手紧握铁锹站在路边，看着重型车辆通过时，看到了我的高中同学李新德，他分配在修理连当了一名坦克修理工。

只见他乘坐在一辆装甲牵引车上，上半身露在外面，头戴坦克帽，军装外面套一件只有坦克兵和坦克修理人员才配备的工作服，显得特别威风！虽然我们工兵施工又脏又累，但我们是没有工作服的。

在牵引车隆隆的响声中，我高声喊着和他打了一个招呼，他像伟人一样也对着我们挥了一下手，车就开过去了。再低头再看看自己满头大汗满身泥土的狼狈相，心中的滋味真是不好受啊……

不过，这样的艰苦的场面，我只经历过这一次。第二年冬天拉练，情形就不一样了。我已经是坦克6团的电影放映员兼广播员了。

1970年冬天，进行的野营拉练，是全副武装步行，所有的连队都顶风冒雪艰难地在路上行走，而我却乘坐在绑着高音喇叭的北京吉普车上，给大家播放音乐、喊话、鼓劲，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啊！

丛国强，丛建国，孙胜利

②“喜欢”解放军的女人

1970年3月，我们团拉练来到了滕县龙阳公社，工兵连驻扎龙山屯。我们班9个人住在老百姓的一个大房间里，铺柴草打地铺。在这里训练、帮老百姓修水库等等，我度过了不到两个月的艰苦时光。

到达村里的第一天晚上，我们解开背包，铺好床正准备睡觉时，房东大嫂抱着孩子和另一个大嫂推门进来看我们。

刚刚寒暄了几句，不是房东的这位大嫂看着这些十八九岁的年轻人，突然有些激动了。她嘻笑着说：“你们知道‘bi’吗？”……弄的大家都很尴尬，房东大嫂赶紧把她拽走了。

后来听说，这人是村里大队长的老婆，好象有点“那个”方面的精神疾病。还听说，这个女人有时在街上碰上单独行走的解放军战士，就会往家里拉，说：“家去juejue”（倔倔，滕县人发音，“坐坐”的意思）……

③坦克打靶时出了大事故

滕县山区是坦克兵训练、打靶的好地方。坦克车中空间狭小，铁疙瘩一块，冬天摸到哪里都是冰凉的，训练是很艰苦的。

坦克实弹打靶不但要练习静止射击，重要的是还要练习在行进中射击。

这次在滕县，实弹射击时出了一个大事故，把炮管给炸去半截。弹头在炮管中爆炸了，可把他们车内的几个人给吓傻了。当然，坦克前部的钢板是最厚的，有200多毫米呢！坦克成员无恙。

后来分析事故原因，才知道是坦克在行进中越过一条小山沟时，炮长的动作稍微慢了一点，炮管抬起的高度不够，炮口戳进了些沙子，致使炮弹头飞出不去造成的。

这次拉练结束回到营房后，事故车运往济南白马山的坦克修理营，专程从包头的坦克制造厂运来一条新的炮管，给这辆坦克换上。当时听说是花了一万多元。“一万元”！我觉得好贵呀！

后来在政治处还听说，实弹打靶时，不知是哪台车，用并列机枪射击，有一发子弹打在石头上飞起来很远，从一个在山上拾柴的女人的裤裆里穿过……此人真是命大呀！

还有，某连一颗炮弹走火，偏离方向，爆炸后，有一块不算小弹片，飞到了老百姓的家里，所幸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这些是打靶结束后，政治处负责群众工作的干事了解来的情况。

每次部队有大的行动，就像坦克实弹打靶后，以及部队机械化行军路过之处，都要有政治处的群众工作干事沿途走访群众，摸清群众的庄稼、树木或者房屋等财产损失情况，及时进行的赔偿。

淄博五中12级3班部分同学与工人宣传队合影（1969/01/05）

照片里面同时参军的战友：陈建国，李新德，辛本立和我。

④房东问我“要钱不？”

那时，滕县山区的老百姓很穷，但对解放军相当热情，与徐州人形成鲜明的对照。我们住在老百姓家里，帮他们打水、扫院子，军民关系相处的很好。

平时吃饭是由炊事班做好，全连集中一起吃。若改善生活吃水饺，都是以班为单位，把食材领回去自己包，这时我们都会给房东送去一些。

全连一起吃饭的时候，一般很少有老百姓围观的。但是有一次连里吃忆苦饭，是野菜做的窝窝头，好多人围着看，还有向我们要的：“好吃吗？给俺尝尝吧？”

老百姓从井里打水，都是用陶瓷罐子。有一次我帮房东打水，不小心打破了一个，赔钱给他们，死活不要。那可不行，部队是有严明的纪律的，“损坏东西要赔”嘛，我仍然坚持给了。



他们当地还有个习惯，无论谁出门，都要问一声“要钱不？”当地人都知道是客套话。

在我调往团政治处，临离开滕县向房东道别时，房东大哥也对我说了这句话——“要钱不？”……弄的我很不好意思，赶紧说：“不要！不要！谢谢！谢谢……”

7. 调到团政治处当上了电影放映员。

1970年4月末的一天，在滕县龙阳公社龙山屯。指导员刘洪才找到我，对我说，“陈军呀，团政治处来电话，要从我们连新兵中挑选一名电影放映员，点名要高中文化的新兵，实际上够条件的也只有你。你准备一下，明天就自己乘坐火车回徐州营房，到政治处报到，五一节后准备去师部参加电影放映员学习班。”我听到这这突如其来的好消息，心里激动地扑通扑通直跳。

那时，部队里面的高中生不是很多，这一年工兵连的新兵中就是我一个。

据我所知，坦克6团这一年的淄博新兵里面的高中生只有6个。我们沣水公社的刘立吉和淄博五中5个：十二级三班的我、李新德、辛本立、陈建国，十三级的丛建国。

我想，多亏上了高中啊！我还想，选中我的原因，可能还是刚入伍时代表了新兵讲话，给首长留下了好的印象？

其实，那次代表新兵讲话，的确是因为我的“高中生”学历。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根据身体状况，当时已经确定把我分配到工兵连了，所以才找我代表新兵讲话的。工兵连的工作又苦又累，生活待遇低，生活费每天才4角8分钱，还经常在外施工。而坦克连、修理连的生活费是6角5分钱。

想来，分配我当工兵的主要是因为我的视力不太好，入伍体检表上只盖了一个 “陆勤人员”的章子的。那些身体好的，一般都是有“潜艇人员”、“坦克乘员”等等印章。

从连队抽调到团机关，是多少人羡慕的事情啊，我心里太激动了！想不到5个月的艰苦的连队生活，就这样结束了。

我们班里的王立堂，是我入伍后第一个最要好的老乡和战友。我觉得他的条件各方面都比我强，人长的也挺帅气，字写的比我好，按说这种好事应该是他的呀！可惜他只是初中毕业生。

临离开连队时，王立堂送我出村走了好远。5个月来我们结下了很深的战友情谊，最后我们都是流着眼泪分的手。在我调走后没多久，他就调到连部当上了文书。

后来，到机关时间长了，听政治处干事们说，政治处都是干部，只有2名电影放映员是战士，能调入的都必须是 “干部苗子”。

我觉得，我一当兵就被列为“干部苗子”，真是幸运啊！看来，只要我积极上进，努力做好工作，我当“军官”的梦想一定会实现的。

当时，政治处主任是刘学升，有樊和黄两位副主任。 宣传股长是马成礼，宣传干事魏 x x ，放映组长是王兴业，放映员是朱巧生和我。其他还有干部干事苏俊华，新闻干事孙立军，保卫干事晁中柱等等。

8. 参加师部电影放映员学习班。

那天，我离开工兵连，独自从滕县乘火车赶回徐州的营房，背着背包直接去政治处报了到。也没用别人带领，我自己就去了广播室。因为这就是我们来到部队后，在“欢迎新战友入伍大会”前，我接受“代表新战友讲话”任务的地方啊！

由于部队正在拉练，营房里留守人员不多，显得很安静。

我熟悉了一下我的工作地点和环境，大概一两天后，就和老兵朱巧生一起去了师部电影队，参加了为期一个月的电影放映员学习班。

我们从《电工基础知识》学起，而后是《无线电》、《电影放映机》、《放映扩音机》、《电影放映机修理》和《发动发电机》等6本技术书籍，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系统学习。当时学习的那些书籍，我至今保存完好呢。

当我第一次操作放映机为战友们放电影时，心里别提多激动了。

我时常在想，来到装甲兵部队，虽然没有当上技术兵，能够当上电影放映员这也是我的幸运，我一定要好好钻研业务技术，把本职工作做好，做到“又红又专”！

朱巧生，1968年入伍，江苏沙洲人，沙洲现改成张家港。1972年提干担任放映组长。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

放映组组长朱巧生

9. 反复放映“革命样板戏”影片

师部大礼堂使用的机器和市内的电影院相同，是一种大座机，照明光源不是灯泡，而是燃烧碳棒。我们学习时只是进行了简单了解，其实其他方面都差不多。

师部电影队还配备一台解放103型35mm放映机和一台长江牌16mm放映机，用在露天广场放映或者给在外的直属部队放映。

1972年以前，我们师里团级电影组除了机械化团（后来改为“装甲步兵团”）有一台35mm放映机外，其他团配备的都是16mm电影放映机，中间换片时，就要停下来让观众“休息”一下眼睛。

为了避免观众烦躁，应在最短的时间内换好片子，因而放映员就要练习换片速度，记得当时我们的换片速度快的，差不多在20秒以内。

此后，我们团里配备了35mm的电影放映机，由两人操作，一部影片能连续放完。双机交接的完美，是使观众感觉不到换片的痕迹，是放映员必须掌握的技术之一。

后来熟练了，我有时一人操作两台机器，同样能够做到这一点。此外，一个放映员的技术如何，还体现在出现故障时，判断故障原因和排除故障的速度。

那几年，文化大革命中的“破四旧”，反对“封、资、修”运动，把建国以来的许多优秀影片都“打倒”了封存起来。

部队的文化生活很枯燥，只有5部“解放”的比较早的故事片：《奇袭》、《地道战》、《地雷战》、《打击侵略者》、《战友》轮番放映。再就是反复放映八个“革命样板戏”影片，它们是：《红灯记》、《沙家浜》、《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平原作战》、《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以后又增加了两个《龙江颂》和《杜鹃山》，凑齐了10个。

再后来，有些老片子经过审查，逐渐被“解放”，也会有新片出来。这时，就要跑片子，都要以最快的速度传看。所以，有的时候大白天就停下工作或者是半夜里起床，组织部队看电影。

电影《龙江颂》是农村题材的，拍出来以后先向农村发行，所以最先洗印的拷贝是8.75mm的，没有16㎜和35㎜的拷贝，部队也没有8.75㎜的小放映机。

根据政治处首长的指示，我去联系了徐州郊区的电影队，前来给我们放映。因为他们的时间也安排的很紧张，就利用中午的时间，来给我们团放了一场。

10. 学习雷锋、王杰做好事

我们当兵时，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在脑海里扎根很牢固，都很注意自己的日常举止，对自己严格要求，积极要求进步。

在师部电影学习班时，我们到济宁、菏泽两地区慰问放映，坦克七团的放映员厉玉泉，给我的印象很深。后来提升为放映组长。

历玉泉是1969年的上海兵，但是他没有一点上海兵的傲气和娇气。他对我说过，每到一地，首先要找找到什么地方打开水，帮别人多做点事情，尽管是小事别人总会尊重你……

我们的部队在天桥东，星期天若上街买东西，必须经过天桥。这个天桥，就是英雄王杰生前做好事的地方。

王杰同志每逢星期天，如果部队没有事，他就带上一根绳子，专门到天桥帮人拉车。我每次上街，不管是骑自行车还是步行，只要遇到那些用平板车拉着货物上桥的，都会象王杰同志那样，帮他们把车推上去。

不过，到达桥顶以后，很少听到有人说一声“谢谢！” 好像解放军这样做是应该的、必须的。

后来听好多战友说过同样的事情，帮助了他们，理都不理，连一声谢谢都赚不回来。

我们分析原因，可能是徐州的军人太多的缘故吧，人家根本就没有把当兵的做好事当一回事。这和我们在滕县遇到的老百姓对待解放军的态度截然不同。

后来，有的战士上街，干脆靠桥的左边走，有意避开上坡拉货的平板车。不过，我还是经常做好事的，要为解放军争光嘛！

还有一次，我上街有事，给房副政委捎带买了5角钱的咸菜，忘记付钱了。回到营房后想起来，我立即骑自行车返回，给人送去，那人好像很感动，一再说解放军就是觉悟高，但不知是否是真的“被感动”了。

还有一件事，是因为我买东西不会算账的笑话。有一次，我要去滕县放映，刘主任和王副政委家属让我捎点鸡蛋回来。

那时滕县农村的鸡蛋很便宜，才6、7分钱一个。记得我当时买了一百多个鸡蛋，人家要价是6分5厘一个，我还学着别人砍价到6分3厘一个。

结果给钱的时候，那人说没有零钱找了，我也不知道多拿上几个鸡蛋。却大方的说，“算了，不用找了！”回来后仔细一算，多给人家的钱，不但等于白砍了价格，而且比人家的要价还要高呢！

这是否也应该算作我学雷锋做的好事呢？！

乔大川

11. 认识了几个高干子女

在部队期间，因为我的工作性质令人羡慕，团里的几个高干子弟都爱到我的广播室玩。我对他们总的印象是，有文化，素质高，见识广，一般都不怎么张扬。

在我们团坦克七连，有一个是张春桥（王、张、江、姚“四人帮”之一）的侄子，名字忘了，他父亲张秋桥，是解放军报社总编辑。

另一个李xx，其父是李水清，时任一机部部长，那时，他们回家的次数比较多，据说都是帮师里团里办什么事情。

还有从总政治部来的乔大川等，好像也是团级以上干部的子弟。这些人有事没事的就喜欢到广播室找我聊天。

乔大川在团小车班，主要是给曲宝钏团长开小车，他那时，还经常写点诗歌什么的，拿来给我看看。

后来我调到济南后，听说乔大川提了干，1976年和曲团长的女儿在结了婚。

师部电影队与王杰纪念馆战友合影

在师部电影队的女兵，基本都是地方和军队的领导干部子女。有某警备区司令的女儿，有县长的女儿，有总政治部某某长的女儿，还有某团团长的女儿。后来王杰纪念馆的讲解员也都合并到一起了。

在师部放映员学习班时，我还结识了海军司令员周希汉的儿子，名叫“周向阳”，是师电影队的新兵，和我们一起学放电影。

他满脸的闹腮胡子，看模样，至少有二十四五岁了。当时大家曾经怀有疑问，年龄这么大了，怎么才当兵呀？后来彼此熟悉了，我问起他的年龄，他说他二十二岁（因为征新兵年龄是18~22岁）。

他告诉我，他爸爸是周希汉，海军司令员。还对我说，革命现代舞剧《红色娘子军》中，演吴琼花的演员就是他的嫂子。我说吴琼花不是薛箐华演的吗？他说，薛箐华是 1号演员，他嫂子是2号演员，叫郁雷娣。后来的确从报纸上的演员介绍中证实了这个名字。

在学习班后期的实习阶段，我们到济宁、菏泽两地区的十几个县搞放映慰问。十多天里，在我们乘坐的解放牌大卡车上，他背古诗，讲历史故事，头头是道，还真是让我大开了眼界。

我感觉周向阳不愧是高干子弟，不愧是从首都北京来的，就是比我们这些从小地方来的人知识丰富。不可否认，我对诗词的兴趣和爱好，应该归功于这位“周向阳”，可以说他是我入门的启蒙老师吧。

后来，有一天我去师部电影队没见到他。一打听才知道，他被北京来得公安人员押回了北京，在我们师当兵还不到两年。原来，他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造反派的一个头头，不知什么原因被抓了。

他是在监狱服刑期间，被人偷偷地放出来，送到我们师当了兵，用的是否真名就不清楚了。被抓回去的原因，是他回北京探亲时太大意，有一次穿着军装上街，被熟人认出来告发了。

那年头，城里的初高中毕业生都要“上山下乡”，一般人想当兵并不是那么容易。象他这样的比较有名气的人，又是被关进监狱的人，大家都很清楚，突然间又穿上了军装，当然太显眼了，难怪有人嫉妒。

父母亲到部队看我

12. 父母亲到部队看我，有人说闲话

1970年夏，爸爸、妈妈带着小弟弟到部队看我。一位68年的在后勤处当木匠的沙洲兵说：“老家穷，来部队吃几顿饱饭……”我当时非常生气，本想和他理论：“你知道车票花去的钱能够吃多少天的饱饭吗？！”但我想到他是老兵，强忍住怒火没有理他。

实际上，不知怎么，这些江苏沙洲兵的家属，到部队探亲的比较少。后来想想，他这样说，只能理解为是一种嫉妒心理吧。

13. 给父亲买了个收音机被误解

1970年底，爸爸来信让我给他买一个可以随时挪动的小半导体收音机，并且寄来30元钱。我就花38元给爸爸买了一个，想等有老乡探家时捎回去。

因为当时没有人回家，也没有来队的家属，就放在广播室自己玩儿了几天。我还请在后勤处干木匠的老乡乔继东，做上了一个木头盒子。

恰巧那几天，政治处首长又救济给我这个新兵20元钱。有些人不知情，乱联系，说我是“拿救济的钱买了收音机，太不象话了……”。当时负责领导我们的魏干事还真的批评了我：“你一个新兵也应该注意影响啊……”

我感到很冤枉。

其实，我在广播室能缺收音机听吗？再不懂事也不会再自己去花钱买收音机来玩儿呀？当时我向政治处刘学升主任说明了情况。他表示了理解，说没事，你也没必要和他们做过多的解释。

没想到两年后，在发展我入党的会议上，作为我的缺点，又有人郑重其实的提起了这件事。由于在会前，刘学升主任已经提醒过我，“对于同志们所提的意见，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虚心接受，千万别去解释和争执，……”

因此，我没有计较，只是“非常虚心地接受”了同志们所提的所有批评意见。

14. 在炮兵团大院骑着自行车穿衣服被扣

部队规定，出营房必须穿军装，注意军容风纪。我们团在光山脚下，是个独立的营房，师部与坦克五团、炮兵团是属于同一个大院，两个团各把一个大门。从我团去师部办事，必须经过炮兵团的大门。

1971年夏天，一次我去师部送影片，因天热，在师电影队时脱了军装，只穿衬衣。回来时，快到炮兵团大门时，突然想起来军容风纪的问题。

我就在炮兵团的营房内，骑在自行车上，撒开车把，把军装穿好了。但穿衣服这一幕，恰巧被该团一位参谋从办公楼上看见了。

这位参谋打电话通知门口哨兵，把我拦下，不让我出门，等着他下楼对我进行“教育”。

我不服气，与之争吵，因为在营房内是允许穿衬衣的，再说我到达门口时，军容风纪是没有问题的。

我说他是在故意找茬，显本事。他的理由就是我骑自行车“撒把”不行。……后来是炮兵团电影组的曹葆山同志出来，帮我解了围。

曹葆山，河北香河人，我们同年当兵，一起参加的放映员学习班，后来，提升为电影组长。

师部大礼堂现在的模样

坦克二师政治部宣传科全体合影

15. 失去了去师电影队的机会

我们团负责宣传的魏干事，忘记名字了，江苏沭阳人。此人很有文才，写的文章多次在《解放军报》上发表。1973年初，调到总参谋部测绘局去了。

1971年春，魏干事告诉我，“师电影队准备从我们团调一名放映员，必须是干部苗子，政治处首长准备让你去。”听到这个消息，我既高兴又有点舍不得离开坦克六团，当时我有些激动，流下了眼泪。

可不知他是怎么想的，说了一句“调个战士还有那么困难吗？”

——我只是对坦克6团感情较深，又没有表示不去的意思啊，至今我没有弄明白他说那句话的意思……。

后来我去师部电影队取送影片时，女兵刘林毅还问过我，“你怎么还不过来呀？”我说：“怎么，你们也知道我要过来？可我还没有接到正式通知啊！”

看来，要调我过去的事情是真的啦，此时我又是希望能够早一点调过去。

遗憾的很，情况发生了变化。就在这个关键时刻，坦克二师接到命令，要装备新型坦克，需要部队派人到内蒙古包头的坦克制造厂接车。

由于是全师的行动，各团都有，去的人员也较多，同时抽调坦克六团电影组随同接车部队前往，计划两三个月的时间。

因为我们电影组只有三个人，组长王兴业与老兵朱巧生去包头，我只能在家留守，就不能去师部了。我一人在营房里负责广播、写标语和联系接待兄弟团的放映组来放电影等等事情。

就这样，我去师部电影队的事也暂缓了下来，说等接车回来后再去。

没想到，去包头接车的人一去就是一年多。可惜我了，包头没有去成，去师部的事也成了泡影！这是多好的机会呀！

当时我们团电影组的老兵朱巧生还没有提干，我三两年内是排不上的，如果去了师部电影队，可能就不一样了……

马庆华，陈军

16. 半夜里，我“吹”响了起床号

我在电影组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按照作息时间放“号片”和广播。当时广播用的扩音机是电子管的，一般需要先预热3~5分钟。

一天夜里我突然醒来，迷迷糊糊地看了一眼挂在墙上的钟表：6点过了2分！遭了！我赶紧打开扩音机，才预热一分钟，就急急忙忙地放上了“起床号”……

突然间电话响了，是司令部值班参谋打来的。问我为什么半夜三更吹起床号？这时，我清醒过来，仔细看了一下钟表，是12点半！赶紧关机。

原来，我把钟表的时针和分针看反了！这时，全团的同志都被我给弄醒了，开始都认为是紧急集合，但是号音又不对……这事造成了不良影响，我挨了一顿批评。

后来我把这件事在师电影队的同行中谈起，以为是我的“独创”。没想到师部一个女兵说，她也犯过一次和我同样的错误。

那次，她放完了起床号还播放了东方红呢。因为，师部大院里受到影响的人数可比我们团多的多，甚至包括坦克五团。

坦克五团的徐连洪也说，他也闹过一次和我一样的笑话呢。

许连洪，河北宝坻人，我们是同年兵。先提了坦克五团电影组长，75年调去济南，在与装甲兵炼油厂相邻的坦克训团政治处当宣传干事，这时他已经是副连级干部了。

乔继新，赵立会，陈军

17. 为入党闹情绪

那时，我们这些热血青年，积极进步，上进心都很强。我们当兵两年后，在连队的老乡们，如王学斌、李长江、王立堂、许洪昌等，基本上都早已入党了，我很是羡慕他们。

我觉得自己在新兵里面应该算是“出类拔粹”的吧？又是作为“干部苗子”调到政治处当放映员的，可谁知当兵两年了，党还没入上，面子上不好看，很是郁闷、烦躁。认为机关不关心人，还闹了点情绪，故意让主任看出来呢！真是可笑。

在我当兵的第三年，在政治处首长刘学升主任的亲自过问之下，1972年9月2日，我的组织问题终于解决了。

陈军，庄农，辛本立，马庆华

岳志成

王立安

18. 发生在部队里的笑话

在部队，都是一些年轻人，精力旺盛，打打闹闹是常事。平时很难见到女人，偶尔看到女人就两眼放光，直勾勾地看。如果有一个年轻的女人从列队的战士前面走过的话，那根本就不用喊什么“向右看”，战士的目光就会齐刷刷地、自然地跟着这位女士走。

笑话 ①：批判“当兵吃粮论”的故事。

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成为“副统帅”。林彪“突出政治”的观点，是部队全面建设的指导思想。部队也像地方上一样，搞“革命大批判”，批判“封、资、修”，新兵入伍要以革命大批判来端正入伍动机。

听老兵们讲，我们班的副班长陈小郎刚入伍时，在连里的一次批判“当兵吃粮论”的会议上，闹了笑话。

因为他没有文化，而且没有听清批判的内容，错把“当兵吃粮论”当成“当兵吃两顿”了。他站起来气愤地说：“我现在吃三顿还吃不饱呢，吃两顿怎么行！必须彻底批判！”此事在全团成为笑谈。

陈小郎，1968年入伍，江苏沙洲人，1970年担任工兵连3班副班长。

笑话 ②：裤子前门被加上铁锁的副班长。

有一次中午午休后，我去团办公大楼办事，路过一楼公务班时，发现他们那里异常的热闹。

原来午休时，有两个调皮家伙睡不着，看到副班长在呼呼大睡，就想出来个鬼点子。他们拿着锁门的大铁锁，轻轻的锁在了副班长裤子前门的扣眼上，把钥匙藏了起来，假装睡去了。

待副班长醒来，站起来时觉得裤裆很沉，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又一时找不到钥匙，差点没被气死！真的发了很大的火。

因为公务班是负责给团首长服务的，要上班干活了，薄薄的军裤上挂着一个大铁家伙，多不方便呀！

胡广德，王道边

笑话 ③：给女民兵照相被人捉住的战士。

有一个星期天，团政治处接到徐州市某武装部打来的电话，说我团有一个战士，擅自给在外训练的女民兵照相，被抓住了，让去领人。是保卫干事晁中柱去的。

原来是修理连的一个战士，我忘记名字了。此人是一个干部子弟，那时若一般人家也没有照相机呀！

这天他休息，外出瞎逛时，看到有正在训练民兵，而且是女民兵，扛着枪显得漂亮、潇洒，就动了给她们照几张相拿回来欣赏的想法。

他想不通，给她们照张相怎么了？——是啊，毛主席的那首“为女民兵题照”诗：“飒爽英姿五尺枪，曙光初照演兵场。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妆爱武装。”有谁不会背呢？

其实如果是现在，人家可能还巴不得你给她照呢。真不知道地方上那个带队的领导是封建意识浓厚啊？还是在小题大做呢？

④不能算作笑话的大事故：想立功失手烧毁10辆汽车的战士。

那时部队的教育，政治思想教育抓的很紧，向诸如董存瑞、黄继光、雷锋、王杰等等先进人物学习蔚然成风，形成了团结向上的良好风气。

但是，有个别的战士想立功、想入党、想提干、想当英雄急于求成，怨恨自己遇不到这样的机会。这不，坦克五团的一名战士，就做出了一件“轰轰烈烈”的大事。

有一天晚上，这名战士突发奇想，没有机会何不创造机会？他想把汽车点着火，自己再奋力把它扑灭，不就成了救火英雄了吗？

他摸黑来到汽车库房，点燃一团棉纱扔到一台汽车上。让他做梦也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那一台汽车燃起了熊熊大火，他自己无能为力了！他扑不灭了！

这台车的油箱爆炸，引燃了相邻车的连锁爆燃，整个一排车库内的10台车凡是能够燃烧的木头车厢、橡胶轮胎等等都被烧尽……结果是英雄没当成，反把自己送进了监狱。

19. 林彪出逃，部队一级战备

1971年9月13日，我们的“副统帅”林彪叛逃苏联，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事件发生几个月以后，才逐级传达到排级干部的。

回想起来，大概是9 月13日或14日的那次一级战备，就是因为“林彪事件”。

当时，部队接到命令，“进入一级战备状态”。要求轻装上阵，急用的东西装上汽车，也不知道部队要拉到哪里去。当时大家并不知道出现了什么事，都在猜测，可能是要跟苏联打仗了。

团里给我们电影组和政治处安排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因为我们电影组组长和老兵朱巧生去了包头，只有我一个人在家，把我忙得够呛。

记得有人说当时部队车辆多，驾驶员少，主要是包头接车去了一部分人的缘故。有的驾驶员开一辆车去弹药库装上弹药，开到营房的外面排好队，再回来开另一辆。这种情况下，假如真的要把部队拉出去，可就麻烦大了！

这一次，我们的汽车只是在营房的围墙外面，呆了一天一夜的样子，就又拉回营房去了。

陈军，马文顺

20. 找到了小时候的好朋友

1972年夏，我奉命乘一辆北京吉普车，由徐州去山东鱼台，为我团在农场的连队放映。

途中我让司机绕了一下路，来到微山县驭城公社朱家庄，找到了分手十年的小时候的好朋友朱赓政。

他们家在微山湖边上，那年他22岁，已结婚了，他两口子住的是真正的草屋，墙壁是用芦苇两面摸上的泥巴。朱赓政的父亲朱思栋，在自己的家里开着一个很小的中医中药铺，朱叔叔看上去已经很老了。

我的到来，勾起了他们对在青海省的那段往事的回忆，叔叔和婶婶都很激动，大家都流泪了。我觉得，他们主要是想起了在青海失去的大儿子朱赓启。

朱赓启，我的小学同学。1962年夏，学校放暑假期间，外出拾柴禾被黄河水冲走了……

这次，我在他家停留了1个来小时，原先想好的很多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就分手了。至此以后，我和朱赓政又通过几封信，慢慢地就又失去了联系……

团长曲宝钏

副团长高树清

21. 不该要的“条子”

我们的团长曲宝钏，是山东胶东人，性格豪爽，对战士和蔼可亲，从没听说他批评过某个战士。他认为，战士有错都在干部。

曲团长特别喜爱打篮球，团里的篮球队都是他亲自抓的。那时部队和地方的友谊，很多时候是通过举行篮球比赛来交流的。

有一天下午，篮球队的一个队员跑到广播室对我说，“晚上我们要和徐州某单位举行篮球比赛，团长让你写个欢迎标语。”

说我不会来事，不会巴结领导，这就是很好的例子。鬼使神差，也不知我哪根筋出了问题 ！

我说：“写标语应该政治处写条子。”他说，“真是团长让你写得！”我说，那也不行！

这个篮球队员走了，过了一会，政治处的樊副主任来电话了，好像有些生气，一字一句地说：“晚上我们团和XX单位篮球友谊赛，请你写一条欢迎横幅！”说完就挂了电话。

后来想想，我那是干的什么事呀？就算是手头上有其他事情，也应该放一放呀！这不是把团长给得罪了吗？

后来才知道，那天团长的确有些生气，直接给政治处刘主任打电话，刘主任不在，便找到樊副主任接的电话，好像是带有讽刺的口吻说，“我让你们放映员写个欢迎标语，还要你们主任批条子吗？……

22. 亲眼看到团长发火训一位连长

我们广播室在大礼堂的东头。门口是一条水泥路，北向直通团首长的宿舍，往南，就是连队营房和团部办公楼。礼堂北面，是各个连队的食堂。

开饭时如遇下雨，战士们就进到礼堂吃饭，平时就在外面。指挥连的食堂是第一家，正对广播室的后窗，窗子下面有一个污水坑，水泥盖子坏了。

有一天吃午饭时，曲团长从家里往下走。看到指挥连连长正蹲在那里吃饭，就停止了脚步。说:“老刘啊，我让你把这里盖上，几天了，怎么回事？还没有干？” 这位连长说：“团长，我想提个建议……”团长说“你提什么意见？安排这么点事还提意见？！”……

堵的连长一句话没说完，就端着饭碗呆呆地站在那里挨训。团长走后，他觉得太委屈，猛然把碗摔了出去。

这一摔可不得了啦！摔铁碗的叮当声被团长听到了，团长更生气了，立马折回来，大喊：“你摔谁？……”

继而是一顿劈头盖脸的训斥！场面简直是太可怕了，照现在的话说，“大家都惊呆了！”

这场景，起码被团里二分之一的官兵看到了，因为各个连队以及机关的食堂，基本上都集中在这里……

后排左起：沈寿林，张文喜，吴时雷，魏文广，郭龙海，徐连洪。

中排左起：厉玉泉，邓桂州，陈军，夏广泰，曹葆山，朱巧生。

前排左起：施幼意，王青，时建华，杨震，雷烈，卢志刚。

23. 电影组分来了女兵

1973年夏，从师部分配到我们电影组一名女兵，叫施幼意，上海人。她原是师部电影队的，我们同年入伍。1970年5月，我们一起参加过电影学习班。

这次师部机关减人，她来到我团过度一下，准备年底就复员了。这也是我们师团级电影组有史以来唯一的一名女兵。

她人长得蛮漂亮的，高挑的个子，性格很开朗，讲一口“上海普通话”。她来以后，分担了我的广播工作。不过早起床晚熄灯号片的播放，还是由我来干，因为我是住在广播室的。

自从小施来了以后，首长们到广播室布置检查工作的次数，明显比以前多了些，关心新来的女战士嘛！

施幼意退伍以后，1974年4月，我和宣传干事朱成勉去浙江黄岩出差时，在上海停留了一天，专程去她家看过她。

朱干事给儿子取得名字很有意思：老婆头胎生了男孩，大概两年左右生二胎，是双胞胎，又是两个男孩。

由于当时我国在国际上支持“亚、非、拉”人民的解放斗争，提“亚、非、拉”较多。朱干事很跟形势，就给他的3个儿子，取名为“朱亚、朱非、朱拉”。有的战士经常在背地里拿小孩的名字取笑：“猪压、猪飞、猪拉”……

朱成勉，江苏宿迁人，我的入党介绍人之一。原来是新闻干事，后接替魏干事的宣传干事工作，兼管我们放映组广播室。

自从1974年分别后，就和这位老首长失去了联系。40多年后的2018年，我们终于取得了联系！

这年3月，我应电影组朱巧生组长之邀，前往张家港参加了68年入伍的老战友们的聚会。事后，我制作了“美篇”——《张家港战友参军五十周年庆典》。在战友们的相互转发中，我看到了朱干事寻找某位战友的留言……

朱成勉干事幸福的一家人。

老两口左右分别是“亚、非、拉”的小家庭。

24. 去市里看戏的故事

1974年元旦期间，徐州市慰问解放军，连续几天都给部队送来一些几个剧院的戏票。

这天，有我们政治处的戏票。好像有“柳琴”、“梆子”什么的。朱干事问我爱看什么戏，我说随便，什么都行。实际上我最喜欢看的是“京剧”或“吕剧”，可那天好像没有。

戏票各个连队都有，因为营房距市里较远，像这种情况团里是需要派车拉人的。其他人是乘解放牌汽车走的，我没有坐汽车，因为我喜欢自由自在地骑着自行车出去。

这天看演出的两个剧场一远一近，朱干事的戏票在哪个剧场我不知道。我的那一张票是偏远一点的那家，而且又不是我特别想看的戏，全当出去玩一趟了。

当路过淮海路上那个较近的剧场时，我就停了一会。没想到有个穿便装的人过来问我，要不要买戏票，说他不想看了。我说，我有一张xx剧场的，和你换行不行？他说好吧，就这样那人和我换了票。

不知怎么会有那么巧的事情，没想到我换到手的那张票竟然与朱干事离得不远。因为戏还没有开演，我一进去找座位的时候，我们就互相看到了，只见他和施幼意坐在一起。

当时，我发现他看到我时，脸一下子就拉了长了！我知道坏事了，我的心里也直在扑腾，真后悔不该换这张票啊！

第二天，朱干事果然狠狠地批了我一通，说我无组织无纪律。当时心里这样想，反正都是看戏，我又不是违反纪律擅自外出的，值得你大惊小怪吗？

不过，后来细想这事，是不是他误以为我是在跟踪他？发现了他特别关心女兵的事情呢？

25. 代表坦克二师参加军区幻灯比赛

1973年夏，为了促进部队文化生活，济南军区搞了一次幻灯比赛，我有幸参加了军区的这次比赛。

参赛前，各团级放映单位在师里进行了选拔，我们团电影组胜出。参赛时的放映员就是我和我们的组长朱巧生。

其实，我们能胜出，并不是我们放映员的功劳。应该归功于周豹健，他是我们团的一个69年的上海兵，画画的很好，可称之为画家。他1974年退伍，安排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工作。现在这位战友已经成了名副其实的画家了，多次在国内外举办自己的画展呢！

我们的幻灯内容，就是根据“215”号英雄坦克在朝鲜战场上的故事编写，由周豹健绘画，请师部电影队的一个女兵配音、再配上音乐、我们来操作放映的。

那是用两台幻灯机来操作的，举例说，当坦克打炮时，炮口就像真的一样喷火。目标再播放一幅炮弹爆炸的画面，再配上爆炸声，确实很真实。为了这次比赛，我们反复练习了很长时间呢。

平时，在团里放映时，没觉得怎样，那次是军区的比赛，还真的有些紧张呢！不过还好，比较好的完成了任务，获了奖，功劳归坦克二师。

我和朱成勉干事在杭州，另一位是某炮兵部队来杭州出差，游玩时相遇的淄博老乡

26. 去英雄的家乡采访

小时候，曾经看过电影《英雄坦克手》，是描写我志愿军“111”号坦克在朝鲜战场上孤军深入，潜伏在前沿阵地，为部队发起总攻时立下战功的故事。来到部队后才知道，这个故事的原型就是我们团的“215”号坦克车。

在朝鲜战场上，“215”号坦克战绩显著，配属步兵作战8次，击毁敌坦克5辆，击伤1辆，摧毁地堡26个，炮9门，汽车1辆，被志愿军政治部授予“人民英雄坦克”称号，该车记集体特等功，车长（排长）杨阿如记一等功，授予“二级英雄”称号。

这台坦克车从朝鲜战场撤回后，保存在北京军事博物馆，又给团里配备了新的车型。这台坦克车，无论部队番号怎么变，车型怎么变，其他坦克车号怎么变，“215”不能改变。

1974年4月，出于对台宣传的需要，我和宣传干事朱成勉去了一次浙江省黄岩县杨阿如的家乡，找到这位英雄车长，对他进行录音采访。

英雄车长复员回乡后，他没有居功自傲，也没有把自己在朝鲜立功的事情对别人说起，默默地当了农民。

我们是从县委转了介绍信，又到了公社。是公社广播站的一位女同志领我们去的他家。

他们家是一座两层的破旧的小木楼。看到英雄车长的家庭居住条件很差，生活很是艰苦，我对英雄充满了敬意。
他听说我们是老部队来的，非常的激动，非常的热情。给我们找地方坐下后，他就赶忙烧火。

接待我们的这间屋子，就是他们一家做饭吃饭的地方。用过去农村普遍使用的那种烧柴草的大锅，烧开了一些红糖水，煮了九个“荷包鸡蛋”，给我们仨每人三个盛在碗里，让我们趁热赶快吃，说是大补。

我看到蛋黄软软的，只是熟了蛋清，我可不敢吃生鸡蛋！只喝了点红塘水，把鸡蛋全都给朱干事吃了。

我想，按照当时他家的条件，如果不是接待贵客，怎么舍得一次吃掉这么多鸡蛋呢？

我们到底是在他家这间厨房兼客厅、餐厅里，完成的录音任务呢？还是去的公社广播站录的音？现在已经记不清了。

我和孙立军干事

奇了怪了，在坦克六团两次开车照相，都照成了瞎子！难怪会出事！

27. 开汽车撞塌了后勤处的食堂

那时因为年轻，加上在广播室没有多少事可做，养成了自由散漫的习惯。

我从小就特别喜欢各种车，包括独轮手推车、自行车，逮住机会就要摸一摸试一试。

八连的坦克驾驶员商兴华，是从我们沣水公社一起参军的好朋友，只要他们去营房后山的坦克训练场搞训练，他就会告诉我，我就去偷着开一会坦克。

如果遇到有开汽车的机会，我也是不会轻易放过的。当时我们用的放映机是16mm的，我一个人外出放映的次数较多，主要是慰问在外地的连队和老百姓。

为了节省，我们经常调用后勤处用于拉器材的“东风”牌三轮摩托车。因为此车的驾驶员一个是我们公社的老乡黄家华，另一个是我的高中同学李新德，所以每次出去，我都要开上一段路。

1974年9月的一天，我们去贾汪给坦克二营放映，用的是运输连的苏联 “嘎斯51” 汽车。回到营房以后，我们把该营捎给某团首长的地瓜放下之后，我对汽车驾驶员说，让我滑过去吧？

因为到广播室的路不到200米，且是一路下坡。他说行，就这样我们俩互换了座位。

本来我是想空档滑行下去的，可他说你踩离合器，我踩了以后，他挂上了2档后说，松离合器，由于我松的太快，汽车利用惯性点着火，猛地一窜，方向偏了，顿时我们俩都慌了神。

我心里想着使劲踩刹车，可是右脚连地方都没挪，一直在油门上踩着。不知怎么方向也打不动，汽车连续撞到了三棵树后，直到撞塌了后勤处食堂的山墙上，才停了下来。

墙上的砖头掉下来把汽车的发动机盖砸扁了，幸亏没有砸到挡风玻璃和驾驶棚，没有伤到我们。

这所房子本是四个角上有木头柱子的敞篷，后来填上砖头安上门窗，变成的房子。所以，只要撞不到柱子，房顶就不会塌下来。假如房顶塌下来，那就危险啦！我们就是死不了，肯定会重伤的……

第二天，全团召开了事故现场会。这天清晨，我在广播室被窝里躺着，听到门外曲团长大声地对政治处刘主任说的话：“老刘啊，以后放映员下去放电影，告诉下边一定要给他们准备夜餐，吃了再回来，省得他们自己到食堂找吃的……”

现场会召开时，我蒙着头躺在广播室我的床上，一上午没起床，是觉得闯了祸难过，还是觉得丢人？我也说不清。

因为此事故，我受到了“警告处分”。时间不长，我被下放到指挥连一班去当报话员，估计年底就会让我复员了。

在指挥连，我又背了两个多月的报话机，记得型号大概是“A233”。与电影“英雄儿女”中王成背的基本一样，但不是直接用汉语喊话，只能报数字。每人一本密码本，一个笔记本，练习抄报数码，即“1.2.3.4.5.6.7.8.9.0”10个数字。每四个数字代表一个汉字。当然，那是普通密码，是经常更换的。

虽然，我觉得自己是因为犯了错误被贬下来的，但是，没有感觉到战友们有歧视我的意思，仍然是很亲密的。特别是班长吕永禄，对我这个“新兵”非常照顾，那份战友情至今难忘。

两个月后，从六团到济南军区装甲兵炼油厂担任副政委的老首长王玉琛，和曲团长商量了一下，就把我调到了济南，仍然是当电影放映员。就这样，我又多当了两年兵。

然而，把车让给我开的那位司机兄弟却在年底复员了，至今我对他怀着深深地愧疚感。他，1971年入伍，山东招远人，名字不记得了。

在我调济南临行前，找刘学升主任告别时，他对我说，“到那边好好干吧。给你的那个警告处分，当时只是口头上宣布了一下，并没有文字材料，没有入档案，你尽管放心就是。”

——遇到这样的好首长，我真是辜负了人家的期望啊！

陈祥善，张利民，李春田

济南军区装甲兵炼油厂副政委王玉琛

28. 调到军区装甲兵炼油厂继续当电影放映员

济南军区装甲兵炼油厂，是1972年，遵照毛主席的“五七指示”筹建的。1974年11月，我调过来时已经投产，主要产品是汽油、柴油和沥青。从筹建开始，从上到下都知道，厂子里的成员，不可能长期由现役军人组成，以后很可能就会交给地方，或者像军工厂一样。
  
这个厂从厂长到战士，都是从济南军区装甲兵各师、团抽调来的，王副政委就是筹建时调来的。

战士当中老兵很多，我来到后发现，这里老兵云集，有66年的老战士，67、68、69各年的老兵都有。我在野战部队里已经是5年的老兵了，可在炼油厂就算不上了。

他们大都是原部队思想品德好又有技术的老兵，因为种种原因，又提不了干，首长又舍不得让他们复员回农村，所以调入这个厂子，大家都期盼着厂子移交地方后转为工人。

可惜的很，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厂子才移交给军区后勤部管理，并没有直接交给地方。当时装甲兵部队的那些老兵是否转为工人，战士们最后怎么安排的，我就不清楚了。

厂

我开汽车撞塌后勤食堂的事，迅速在全营房内包括家属、子女中传开了。原本作为放映员，是经常露脸的，在团里就没有不认识我的人，这下我的“名气”更大了！我下连队后，也不大好意思再去首长家了。
 
1974年11月某日，王副政委带着一个司机去江西出差，接回来一辆“井冈山”牌吉普车。路过徐州的当天晚上，找人把我叫到他家，问我想不想去济南，我说当然想去啦！从机关下到连队，吃苦倒是不怕，可是面子没了，总觉得很丢人……

老首长说，好，你想去就好，你回去准备一下先不要告诉别人，等通知。我去找曲团长说说应该问题不大，你跟着我的车走就行了。

真没想到办的这么快，第二天傍晚，指挥连连长就通知我，“你被调到济南军区装甲兵炼油厂了，准备一下，明天一早跟着王副政委的车走。”就这样，老首长直接把我带走了。

回想起来我调军区装甲兵炼油厂，就这么简单。原来，王副政委和曲宝钏团长讲了想调我去济南当放映员的事，曲团长答应的很爽快。至于手续是怎么办的，我也不清楚。

看来，首长们要调一个战士还真是简单啊，也符合部队上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

我的行李也很简单，全部装在这辆吉普车上。因为次日一早就要走，这天晚上，我只是去了政治处刘主任家，去了广播室，向放映组长朱巧生长等人简单道别，没有来得及向要好的战友（老乡）们逐个打招呼，就匆匆地、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工作、生活了整整5年的坦克六团。

 

就这样，我顺利地来到了济南军区装甲兵炼油厂，我重新又当上了电影放映员、广播员。厂里安排了一名叫尹逊达的老兵，跟我学习放映和广播。

尹逊达，1968年入伍，山东聊城人。我1977年退伍后，厂里又给他配了一个新一点的兵。1979年部队恢复了“志愿兵”制度后，他转成了志愿兵，一直负责放电影和广播，又干了好多年。

1985年我调入齐鲁石化后，和老战友薛乃禄去济南出差时，专程回部队看了一趟。那时，尹逊达仍然在部队，炼油厂归属装甲兵还是归济南军区，记不清楚了。

转交军区后勤的事情，很可能是随着军区装甲兵司令部的撤销而移交的，具体何时，也没有去调查的必要。因为不关我什么事了……

 

回想那时，我干劲十足。因为我干这行已经5年，轻车熟路。筹建广播室和电影组，加上有王副政委的直接关怀、帮助、支持，工作开展地非常顺利。

我们先在济南购买了广播设备安装起来，我又和宣传干事去了南京电影机械厂，购买了最新款的长江牌35毫米移动电影放映机。

经过两三个月的紧张工作，装甲兵炼油厂和野战部队一样，定时播放作息号和广播，同时也结束了由装甲兵机关电影队来给炼油厂放电影的历史。

我想，如果平平安安的，不出现什么意外，我一定会很快当上放映组长的，就要圆我的“军官梦”了。

我调济南后，在徐州坦克6团，都传言我调过来就提干了，很多人都羡慕我运气好，羡慕我有这么好的首长庇护我……

薛乃禄，1950年生，1968年入伍，山东滨州人。在济装炼油厂先后担任生产一连副指导员、政治处干事，1979年转业到齐鲁石化。

我能够从煤矿顺利进入齐鲁石化，就是这位战友帮了大忙。他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又一位大恩人。只可惜好人没好命，他于1991年就因病去世了，享年41岁。

前排：吕新发，陈军，

后排：王圣新，郗光江，王有才

资料：“五七指示”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通称《五七指示》。信中写道：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工人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公社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毛泽东

1966年5月7日

我与父亲

29. 照相机丢失迷案

前面提到了政治处的宣传干事，这个人对上是拍马溜须的高手。平时见到人一副笑脸，看似很和善，其实，是一个非常狡诈的小人。会搞小动作，背后下刀子。

不知怎么我和他一开始就搞不到一起，现在想想，那都是派性在作怪。——因为他是政委的人，我是王副政委调来的，肯定就是王副政委的人了！

在装甲兵炼油厂，我们淄博的老乡一共有七八个人，经常接触的三四个：坦克五团调来的我们同年兵郗光江和胡以伦，坦克六团调来的68年老兵王有才。因为都是老兵，再加上是生产单位，组织纪律方面的要求不像作战部队那样，都比较散漫。

我的广播室又是一个独立的小天地，比较自由，几个老乡经常来我这里玩。我看得出那位宣传干事对此非常不满，可是他又不好当面说。

由于我的单纯，由于我直率的性格，还有在某些工作问题上，表现出来对他的不满，因而遭受到他的几次暗算。“照相机丢失案”是尤其明显。

可以断定，照相机的丢失，就是他为了陷害我，精心制造的阴谋。

政治处的照相机本应由他这个宣传干事保管的，可是冲洗相片的暗室又是以我为主，所以照相机我不管公用还是私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时的我，又是一个以为“天下无贼”的大大咧咧的人，根本没有想到这个厂子会这么复杂。

1975年 “5.1”节，几个老乡约我去大明湖游玩照相。我就从宣传干事手里借来了照相机，用完后没有及时送回到他的手里，他就生气了。

我把照相机放在了广播室的一个厨子里，平时这个厨子没有什么重要东西，我也没有上锁的习惯。

心想宣传干事三天两头的到广播室来，我再给他拿也是一样，他如果有急用的话肯定会来拿的。

可是，他来过几次没有提，我也把还照相机的事给忘了。没想到出现了问题：大约七八天后，他去找我要照相机。我说对不起，我忘了给你送去了。

当我起身打开厨子时，立即傻眼了，没想到，看似原封不动的照相机，只剩一个空皮套！

这时，他说，“别着急，慢慢找找，再问问常来玩的你那几个老乡拿了没有？”……

我有随手带门的习惯，外人单独进入广播室是不可能的。只有下楼去打饭的很短时间内，我可能不会带门。

因为，打饭的窗口离楼梯口很近，有没有人上楼是很容易看得到和听得到的。

后来我分析：第一，外人基本上不可能进屋，即便门没上锁，有人进来临时起意偷去，也不可能留下皮套只偷相机，这样会延长在室内停留的时间，这不符合常理。

第二，广播室的钥匙除了放映员尹逊达有，宣传干事也有一把，他可以随时出入。尹逊达是住在广播室对面的那间房子里。

作为我们的领导，宣传干事基本上知道我和尹何时外出，何时在家。因此，只有他，完全可以不慌不忙的到广播室打开皮套拿走相机。

第三，这个偷相机的人很有心计，让我能随时看到相机皮套在，就会误以为相机是在的！因而又延长了发现丢失的时间……

那时，我是真的希望丢失的是一件非常贵重的物品，能够达到立案标准，有公安部门介入，查它个水落石出！

此事发生之后，我向政治处韦主任和王副政委都做了汇报，首长们都相信我的品行，相信我绝不会做这种“监守自盗”的傻事。

我刻写的会标

30.  唐山发生大地震

1976年7月28日，凌晨，睡梦中我隐约感觉到床铺好像是在晃动，不过我没有被惊醒。

第二天，大家都议论纷纷，有人说，惊醒后，还看到了灯还在晃悠，不知道哪里发生了地震。

等到听了中央广播电台的广播，就明白了，原来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唐山大地震”。

而后，为了防止余震伤人，各地都纷纷搭起防震棚，晚上睡觉时就在防震棚内。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
 

父亲和四叔到部队看我

资料：唐山大地震

唐山地震是20世纪十大自然灾害之一。1976年7月28日3时42分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河北唐山的地震。震级7.8级，震中烈度Ⅺ度。同日18时43分，在距唐山40余千米的滦县又发生7.1级地震 ，震中烈度Ⅸ度。这次地震发生在工业城市，人口稠密，损失十分严重。

唐山市区建筑物多数基本倒平或严重破坏，铁轨发生蛇形扭曲，地表发生大量裂缝，还有喷水冒沙、塌陷，震前伴有发光现象。242769人死亡，164851人受伤。

邻近的天津也遭到Ⅷ～Ⅸ度的破坏。有感范围波及辽宁、山西、河南、山东、内蒙古等14个省、市、自治区，破坏范围半径约250千米。震源物理的研究表明，该震的震源错动过程较复杂。

强烈的地震使交通中断，通讯瘫痪，城市停水、停电，抢修通讯、供水、供电、恢复交通等生命线工程是唐山救灾的最紧迫的任务之一。

中央据此迅速布置了各专业系统对口包干支援的任务。邮电、铁道、交通、电力、市政建设等部门立即行动，保证了上述系统工程恢复和重建的顺利进行。

地震时正值盛夏，天气炎热，阴雨连绵，人畜尸体迅速腐烂，疫情非常严峻，防疫工作采取突击治疗、控制疫病传染源、改善环境、消除病菌传染媒介、预防接种、提高人员抵抗力的综合措施，实行军民结合、专群结合、土洋并举的办法，把疫病消灭在发生之前，从而创造了灾后无大疫的奇迹。

资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人民网）

    1975年1月四届人大会议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接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解决“文化大革命”和林彪、“四人帮”造成的严重问题，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坚决反对派性，大力促进安定团结，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加上江青等人诬告邓小平在搞“翻案”。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主流是好的，把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说成是“右倾翻案风”。

11月初，在“四人帮”的煽动下，毛泽东把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问题的信，看作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并认为他们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于是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江青一伙趁机对邓小平等进行诬陷和迫害，全盘否定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的政治方针和工作成就，使全国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再度陷入混乱。
 

毛主席追悼会场的这些横幅、竖幅，字都是我一人写、刻的。

31. 毛泽东主席逝世

1976年9月8日，是中秋节。晚上厂里在大食堂（也就是我放电影的大礼堂）举行会餐，每桌两瓶葡萄酒。

会餐完后，淄博的几个老乡没有尽兴，把他们各自桌上剩下的葡萄酒和剩菜，拿到我的广播室，我们又喝了起来。

我们学着猜拳行令，连跳带闹，疯狂地折腾到半夜。

我因为当时心情不好，喝的酩酊大醉，吐的一塌糊涂。几个老乡把我扶到防震棚睡觉，可是我觉得心里烧得难受睡不着，非要跳入旁边的水池内凉快凉快……

怎么也没有想到，第二天，我就提前听到了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恶耗……

9月9日这天上午，我醉酒还没有彻底清醒。因为要到军区大院的装甲兵电影队送电影片，厂里没有空闲的汽车，近10公里的路程，我就晕乎乎地骑着自行车去了。

在这个消息灵通的军区机关，听到了敬爱的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

当时军区已经下发了通知：“下午4点，有重要新闻”，要求各部队全体人员必须准时收听。

还没有一个人敢说“毛主席逝世”，装甲兵电影队的时队长对我说，“可能是天塌了……”。

我愣了一下，等我反应过来，眼泪立刻就刷地流了下来，真的有一种象是天要塌下来一样的感觉……

在返回炼油厂的途中，我双腿发软，止不住的满眼泪水往外流淌。

我慢慢地登着自行车，看到济南市经十路两侧，挤得满满的、东倒西歪的、不规则的防震棚，再联想到毛泽东主席的逝世，更是看到了一片凄惨悲凉的景象。

我心想，“天真的塌了吗？我们的党和国家失去了毛主席以后，难道就象这地震后的情景一样吗？”

走了一路，我的眼泪流了一路，心中别提多难受了。回去后，我把提前知道的这一不幸消息，告诉了几个经常来往的战友，他们和我一样，都流了眼泪，都非常难过……。

下午不到4点，装甲兵炼油厂除了坚守生产岗位的人员外，全体官兵集合在办公楼前，列队收听重要广播。

由于我上午从装甲兵司令部带回了“天塌了！”的消息，再加上厂里的首长接到上级的电话后，一传十，十传百，好像大多数都已经知道了重要新闻的内容，大家的表情都非常非常地沉重。

4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准时向全国、也是向全世界广播了《告各族人民书》，沉痛地宣布了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的消息！

全国人民震惊了！8亿人民为失去自己敬爱的伟大领袖极其悲痛！

9月9日下午4时这一悲痛时刻，似乎地球也停止了转动。会场中不时传出抽泣声……

敬爱的毛泽东主席逝世后，全国人民都沉浸在无比悲痛的气氛之中。各地都在精心准备毛主席追悼会的分会场。

装甲兵炼油厂的追悼会场，设在我们的大礼堂，当然由政治处负责。

我含着眼泪刻写了大会的几幅会标，大家帮着粘贴悬挂好以后，又忙着做花圈。

这天，大家都怀着非常悲痛的、无比崇敬的心情在默默地做事。

唯独那个宣传干事，却嬉皮笑脸地哼唱“牛啊、羊啊、送到哪里去？……”

我们都很气愤，当天我就把此事向政治处主任作了汇报，使他挨了一顿狠批！太解恨了。

9月18日，毛主席的追悼会召开，全国各地都设立了分会场，据说那天全国大多数地方都下大雨……再联系这年7月的唐山大地震，伟大的毛泽东主席逝世，真的是“感天动地”啊！

32. “军官梦”的彻底破灭

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派性斗争，以及后来的“批林批孔”、“ 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同样在军内得到反映。

特别是这类军工企业中，领导干部都是从各野战部队抽调而来的，战士们都是各部队有各种技术的老兵。成建制的连队在厂子建成后，只留下少部分担任警卫和生产任务外，大多数返回原部队去了。

我能调入炼油厂，是老首长王副政委对我的关怀和照顾，我的内心非常感激他。在这里提干，当放映组长是很有希望的事情。

退一步讲，如果提不了干，继续干下去可以等以后厂子交给地方后，直接转为工人的。在我离开部队时，还没有战士转“志愿兵”一说。

老首长给我创造的条件是非常好的，只可惜，我没有当军官的命，也没有当志愿兵的命，更没有从军人直接转为工人的命！

以后又发生了几起对我极为不利的事情，使我从小就立志当一名“军官”的梦想，彻底破灭了。

穿上四叔的军装，当一回海军军官吧

①领导层两派间的“争斗”。

像装甲兵炼油厂这样的单位，各级领导和工作人员都是从二师和八师以及几个独立团抽调的。

在领导层，拉帮结派，面和心不和的现象比较严重，因为互不相让，在这里从战士中提拔的干部少的可怜。

某首长如果要提拔一个干部，对立面就会从中作梗，被提拔的人就会成为牺牲品。

我听说当时的政委和一徐姓副厂长是一伙的。王副政委和政治处韦主任比较投脾气，与他们和不来。

再说，王副政委的资格比较老一些，看不惯那种阳奉阴违，搞小团体，小动作的行为。

至于李厂长，则是一个老实厚道、不想得罪人，和稀泥和不成就干脆装糊涂的人。

从炮兵团调来的我们淄博老乡王盛新，在管理股工作，大概是在当兵第九个年头上，才提干的佼佼者。

假如此处像野战部队一样，一切运作正常的话，我这个放映组长应该不是件难事啊！

尹训达，郗光江，陈军

②王副政委被扣上了“右倾翻案”的大帽子。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这个厂领导间的派性斗争很快显露出来。

以政委为首的那伙人为了掩盖自己的重大经济问题，先下手为强，对王副政委这个筹建装甲兵炼油厂的功臣进行诬陷，给他扣上了“右倾翻案”的大帽子。

他们报给上级的材料中说，“作为副政委只抓生产，不抓政治！”是邓小平“右倾翻案”的积极追随者。

同时，还罗列了三条“罪状”：

一是去上海联系业务时，冒充军级干部，住招待所享受军级待遇；

二是搞大型请客两桌，每桌花费300多元；

三是关系单位请他“乘坐飞机”游览庐山……

上级先对王副政委做出了停职检查的决定，然后对炼油厂的问题进行了认真调查。

大约半年以后，上级查清了政委和副厂长的严重经济问题，两人都受到“撤消职务，开除党籍”的处分。

同时撤销了给王副政委的“停职检查”的处理决定，恢复名誉，恢复了职务。

再说一下王副政委的所谓“错误”。

关于冒充军级干部的问题，是这样的：军区装甲兵有一个正营职的助理员，是上海人，路子比较广，装甲兵筹建炼油厂所用的材料等等，此人的作用很大。

装甲兵炼油厂建成投产后，理应去一名首长对关系单位进行走访答谢。这位助理员为了让对方重视，向人介绍王副政委时，说“这是我们济南军区装甲兵的王副政委”，省略了“炼油厂”三个字。

在那种情况下，王副政委是被动的，不好当面进行解释的。再说，我方级别高，也说明我们对他们的重视啊。

关于请客问题，为了感谢关系单位对我装甲兵筹建炼油厂工作的大力支援，请两桌客算得了什么呢？

至于游览庐山问题，也在礼尚往来之列，又能算得上什么问题呢？

但通过这件事，王副政委心灰意冷，再加上年龄大了，1976年底，就回徐州离职休养去了。

③有人暗中搞鬼。

政治处宣传干事xxx在我的问题上，他不但在政委那里无中生有的讲我坏话，而且在其他厂部首长面前同样如此。

他不仅暗中挑事整我，比如制造出“照相机丢失案”来诬陷我，更重要的是他想借我的问题，推波助澜，搬弄是非，达到整王副政委的目的。

前面提到过，是他和我同去南京购买的电影放映机。这样的出差机会不多，我产生了路过徐州下车回六团看看的想法。因为那是我工作、生活、奋斗了整整5年的地方啊！

因为我当时不知道厂子里的内幕，不知道他与王副政委之间还有矛盾，所以路过徐州我要求中途下车，说到王副政委家去一趟。也看一下我曾经呆过的广播室，见一见政治处的老首长，见一见电影组的朱组长和其他战友。

他说你不要去啦，我也没有认识的人。我说王副政委家属你不认识？……你要不去你就先走吧，反正我是坚决要去的，我不能放过这次机会，再说去南京也不差这一天半天的。

他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随我下车的，我们在徐州住了一晚。这不是明摆着我“领导”了他吗？

后来发生的一连串对我不利的事情时，我才联想到此事。他之所以一心要整我的想法，就是从我刚调到这厂来，购买放映机这件事，就埋下了伏笔，我这是不服从他的领导啊！

陈军，王有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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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林批孔”运动

1971年9月13日，林彪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乘飞机外逃，凌晨3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坠机，机毁人亡。1973年7月，毛泽东在对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指出，林彪同国民党一样，都是“尊孔反法”的。他认为， 法家在历史上是向前进的，儒家是开倒车的。毛泽东把批林和批孔联系起来，目的是为防止所谓“复辟倒退”，防止否定“ 文化大革命”。江青一伙接过毛泽东提出的这个口号，经过密谋策划，提出开展所谓“批林批孔”运动，把矛头指向周恩来。“批林批孔”运动遂在全国开展起来。

这个运动从1974年年初至同年6月，历时半年左右。

资料：“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人民网）

    1975年1月四届人大会议后，周恩来病重住院，邓小平接受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邓小平为解决“文化大革命”和林彪、“四人帮”造成的严重问题，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落实党的各项政策，坚决反对派性，大力促进安定团结，使党和国家的各项工作都有了明显的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加上江青等人诬告邓小平在搞“翻案”。毛泽东认为“文化大革命”主流是好的，把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期间所采取的政治路线和工作中所取得的成就说成是“右倾翻案风”。11月初，在“四人帮”的煽动下，毛泽东把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反映该校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问题的信，看作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并认为他们得到邓小平的支持，于是发动了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江青一伙趁机对邓小平等进行诬陷和迫害，全盘否定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的政治方针和工作成就，使全国刚刚趋于稳定的形势再度陷入混乱。

 

王立堂女儿结婚，战友们到场贺喜

1.前排左起：
李健龙。朱巧生。周汉林。孙孝勤。肖东平。刘敏。张学军。陈立新。陈金根。顾卫红。李桂兴。刘爱国。12人
2.中排左起：
陈生强。陈军。黄有才。李长江。王俊吉。黄建明。周扣忠。王兵清。赵桂清。孙永兴。沈建华。李庆修。蓝义清。13人
3.后排左起：
王锡业。董建吉。王学斌。王立堂。孙胜利。蔡新根。蔡志良。陈建国。陈小郎。薛根发。10人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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