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江油三中

也许（cd）

　　拿到江油明镜初中的入学录取通知书时，学校已经开学了。我们重华二小六年级只有几个同学考上了初中，他们早已到了学校。

我的考试成绩不好，是备取。估计学校在清点了寝室床位以后发现还有空位，便通知了我们两个备取学生到学校报到（要是没有了床位，那可就凄惨了）。

另一个同学几乎是跟我同时到校报到，我稍微早点，所以我的餐具（其实就是一个上了釉子的不太好看的瓦盅盅）编号是87，他的编号是88。

这个88号似乎预示着他今后的光明前程，很多年后，他成了国内某一领域的知名专家，电子科技大学的教授，博士生导师。而我成了国企的下岗工。

应该让他先报到，那样，我就会是88号了……

呵呵。

　　我们六四级二班的男生宿舍是一间教室改的，一张床封住一侧的门，里面是密密麻麻的二十几张双层床，我荣幸地住到门边通风条件最好的位置。

同学来自五湖四海。

我们班同学里，铁路职工子弟占了比较大的比例，他们的普通话折服了我们这些讲四川土话的同学，我认为他们与电影里面的对话是一个层次的。

有时候他们还要冒出几句铁路的专业术语，比如十八点（铁路系统每天下午六点钟全路调度汇报），待避（火车在车站停住，等待同向其它车超过），交汇（一列火车在车站停住，等待另一列相对方向车通过），撂非常（紧急刹车）之类，更让我看到了一个陌生的世界。

辛明伦同学的口琴吹的极好，会吹复音，还可以吹节奏感很强的和声。

多么美好的学生生活啊!

可是，一个月后的摸底考试成绩让我清醒了，我的语文，数学都不及格。

虽然我们同在一个教室上课，一个食堂吃饭，可我们并不在一个层次。

我家境不好，穿戴土气，即使是冬天寒风凛冽，我也是只穿一条单裤。而且一双胶鞋打天下，天天穿着它。幸好我的床位在门边，不过好像当时我们大家的嗅觉都不太灵敏。

各方面的因素加上成绩不忍入目，自卑那是必然的了。

我父亲是医生，小时候上过私塾，他的毛笔字写的很好。调侃我写的字太差了，和他写处方的字差不多，说一般人是认不到的。

教室里，我的前排是一个五官很精致的女生，衣服总是穿得干净合身，粗黑的长辫子，说话细声细气，同学们都喜欢她。

一次，她看我的作业本，也许是被我写得张牙舞爪的字吓着了，用一种不易察觉的带有一点轻蔑的眼神瞥了我一眼。

一个你很在意的人给你的蔑视，会激活你的潜力。

我有空就练习写字。

慢慢地，我的学习成绩也好起来了。参加数学竞赛，还得了奖。又当上了学习委员，虽然是小不拉的官，毕竟是个官。

我写的小楷还上了学生会办的语文小报。还别说，上过那个语文小报的校友，董智，易可勤现在都是书法家了。不过，我依然是在家书法。

　　明镜初中又叫江油三中。

当时全县有三所初中。在中坝的是历史悠久的江油一中，江油二中在治城（前身是原来的彰明县中学）。

有人评论江油一中奉行的是孔夫子教育，江油二中奉行母爱教育，而我们三中被调侃为法西斯教育。

我很喜欢我们的学校。校长姓文，他平时很严肃，不苟言笑。三中的校规十分严格，对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一点不姑息，惩罚严厉。

可以说我这一生中，崇尚制度，敬畏规则的习惯始于读初中。

当然，任何事物都有相反的一面。为了给猴子警告就杀了鸡，我也同情当了鸡的同学。

我班一个睡上铺的同学因为下铺的同学告诉老师，说他吐口水吐到下铺同学的脸上被处分，勒令退学（也就是开除学籍）。

还有一个64.1班杜姓同学，因为上合班大课时剪手指甲被教导处严主任逮到了，被记大过处分。

一次，学校焊制篮球架，我们班派了十五个男生去青林口抬钢管。天太热，便在途中下河游泳（那里水不深，只是在水里泡了泡降温），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全部上了主席台，当众向全校同学检讨。后来，最先下水的几个同学还被记小过一次。

……

　　我们的音乐老师姓蒋，头发是烫过的，嗓音很美，音乐教室是独立的几间房，我经常到音乐教室去听她唱歌。我特别喜欢音乐欣赏课，在那里学到了很多音乐知识。我还参加了学校合唱团，唱冼星海的《太行山上》时被分到低声部。不过，后来在卡拉OK厅，我也能用原调唱《草原之夜》。

语文老师李西林讲课很风趣，讲到诗歌，他说: 句式，平仄，对仗，押韵是诗歌的基本要素。不能只说押韵，他调侃道，打油诗“三人同路行，拿个干饼子zhen”，就是为了押韵而押韵，这还叫诗？

很喜欢历史陈老师，如果认真听了她在考试前的辅导课，基本上可以得高分。有一次期中考试，我得了75分，这个分数很不正常。一般情况，我的历史成绩不会低于95分。后来才知道，原本确定的考试题目因故被替换了，把斯巴达克起义的内容变成了西西里奴隶起义，而我专心听了陈老师的考前辅导，根本没有看西西里奴隶起义的内容，当然就吃了瘪，那道题的25分我一分都没有。

物理老师陈德庆刚从大学毕业，为人和善，常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个子高高的，喜欢打篮球。特别是上篮的动作别出一格，我们戏称“端尿罐”，那个动作至今还历历在目。

很多地理知识是从地理金老师编的歌谣里得到的，现在我还能唱那首全国各省市区简称的歌:“辽吉黑，青台湾，晋陕甘，冀鲁豫……”

　 学校的伙食费是每个月4.8元，每个星期有两天可以吃到相当袖珍的几片猪肉。

吃饭时要打铃。第一道铃，同学们都挤在一道白线后面，第二道电铃一响，便立即冲刺到一排四边形的蒸笼那里，取走属于自己的盅盅（有编号的）。

必须尽快拿到盅盅，这样就可以最快的速度吃完饭，在一个长长的水槽里洗好盅盅再放到蒸笼里，最好是四个角的位置。这个位置的蒸饭水少，饭硬量就少，也容易拿到，可以很快吃完饭。然后可以去球场玩一会儿篮球。如此周而复始，良性循环。

可是，代价也显而易见，一位吃饭速度名列前茅的好朋友至今随时拿着养胃的茶水。

学校食堂用的燃料是河对面一个锯木场丢弃的锯木面，我们每礼拜有一个早上不出操，到那里去用背篼揹锯木面回来。

小板凳和背篼是三中学生的标准装备。

每个礼拜还有一个下午，我们要揹着背篼去扯猪草，野地里的猪草早已被我们消灭干净了，于是便到处溜达，看见农民地里种的蔬菜有黄叶子，就收缴了。我发现了一个长着水葫芦的小池塘，常去那里捞水葫芦。

老师吃饭的地方在学生食堂的主席台上，我们经常闻到上面传下来的香味，并为此吞口水。

他们经常吃鱼，鱼是从三八池塘打捞的。说起三八池塘，还有一段故事。

六二年“三八”节，女生到外面去踏青，享受春天的阳光。

我们六四级的男生用锄头和背篼庆贺全世界妇女的节日，在学校操场边挖了一个不小的池塘。后来这个池塘被命名为“三八池塘”。

晚上加餐，老师宣布: 今天是女同学的节日，男同学巴到女生吃一顿好的。

那天轮到我分菜，有个菜只有七块排骨，我用筷子硬是把七块排骨的肉分成了八份。

后来，池塘里放了许多鱼苗，听说我们都吃到了“三八池塘”养大的鱼。

与我同桌的一个姓曾的块头比较大的女生，把红苕的体积与直径的关系拿捏得很到位，她分红苕的时候，把体积大的分给自己，我们得到的是数量比较多的。为了有可能吃到大红苕，我出了个主意，分完以后，我们七个人围着饭桌转圈圈，她背对饭桌，她喊停的时候，哪个人正好在大红苕边上就吃大的。前不久去江油，听说她要请我吃烤红苕，而且管够。

一天，我做校值日。午觉时，巡回检查男生宿舍，看有没有不睡觉的。在六五级的一个寝室，看到一个男生戴着彝族姑娘的一匹瓦头饰端坐在蚊帐里，他是我重华老乡，我当没有看见就离开了。老乡爱好艺术，扮女妆跳彝族舞。后来他部队复员在北京工作，官至中央电视台副总编辑。

我和六五级的一个女生搭档做过校值日，她思维敏捷，快人快语，在三中算是知名人物了。后来在江高，她还和四川十三个重点企业的代表一道去北京，参加了中央召开的北京汇报会议。为此，我也自豪。

　　六三年的“六一”，学校在大操场举办庆祝活动，老师要我代表少先队二年级中队（当时我还是两根杠的中队长）到台上读贺信。

我自幼没有见过大场面，本身也胆小，脸皮也没有现在那么厚。快轮到我上台了，居然两条腿抖起来了。

贺信写在一张大红纸上，有两个同学帮我拿着，我只管念。由于紧张，我读的很快，还是旁边的同学提醒我，才恢复正常，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念完的。

六五级的两个女同学还表演了有点像杂技柔术一样的体操，她们穿的很少，让我们大开眼界，看得如痴如醉。还记得伴奏音乐是歌剧《红珊瑚》里的主题歌《珊瑚颂》，歌词好像是: 一树红花照碧海，一团火焰出水来……

　　学校有很多课外兴趣小组，我参加了好几个，还参加了业余合唱团和口琴乐队。

一次，在数学小组，为一道几何题王吉祥还跟我争论了很久，最后不得不找老师仲裁。王吉祥的数学很好，后来在江油一中任教，很受同学们喜欢。

吃完晚饭，我们拿脸盆去厨房打甑脚水回来洗脚，在寝室前面，十几个盆子排列到一起好壮观。

一天，洗脚的时候，卢元杰问我说: “我像个军官不”？

后来他考上了空军飞行员，真的当上了军官。

我们班有个女生胆子特别小，她对长条状的昆虫小动物非常敏感。有一次，我把生物书打开，翻到爬行动物的章节，她看到那幅蛇的图片，便不顾一切地尖叫了起来。

张银泰是我们班唱歌跳舞的好手，他拉着我去舞蹈队跳舞，那个舞蹈的名字我记不得了，但曲调至今还能够完全背下来。记曲谱是我的强项，可跳舞就是赶鸭子上架，几经周折还是败下阵来了。

他后来成了江油文工团的顶梁柱。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

初中时的点点滴滴，就好像发生在昨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