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原风景

凡间微尘

           

     乡愁，是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是老街两旁的断墙残垣上在寒风中瑟瑟摇摆的杂草；是黑瓦覆顶，土坯垒墙的老屋屋顶上那片有鸟儿栖息的小榆树林；是飘泊在外的游子对老母亲亲手擀的那碗宽汤热面的悠长回味；是每次离家时爹娘伫立在大门口的土路上日渐衰老的身影；是在老家的大街小巷闲逛时，看到的一张张几十年不见却依旧亲切如故的面孔。那些储存于记忆深处的音容笑貌，历尽沧桑，留下抹不去的风霜雪雨痕迹。这些曾经熟悉的面孔，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从人海中消失。
     二十多年前回老家，和母亲唠家常时她总是兴致极高地把庄里乡亲的喜事数道一遍，谁家儿子结婚，哪家闺女出嫁，找的哪村婆家，娶的哪庄媳妇，不厌其烦地说于我。数道完了后总得问一句，那谁家的孩子你认识不。母亲总认为我离开老家之后的六七年里，把村里的人和事都忘得差不多了。上学后到散居在村庄各处的小伙伴家玩时，我不光熟悉了村子里的大街小巷，还记住了街上形状颜色各异的大门里住着的每一户人家。有的人家虽弄不清姓甚名谁，但他们模样却被我牢记于心。娘说的那谁那谁，我不光知道那家的孩子，他们家的人我都记得。只要不出庄，村子里的人我几乎都记得。虽然大多数人见了面从没打过招呼，看到那些打小就相熟的面孔心里却有种没来由的亲切感。又过了几年，和母亲闲聊天的话题有了改变，东大门的二婶家有了大胖孙子，街东头的吕大娘找了个新老伴，河边上的王婶子得了个俊孙女等等。添丁加口的事，也属大喜事。近些年回家看望父母亲，娘啦呱的兴致大不如从前了。她总是犹犹豫豫地问，谁谁你还记得不，要是我说记得，娘又会惊异地问，他你也记得。我打小是路痴，进城便犯迷糊，走十几回的路仍辨不清东西南北，老家几十年不见的人我却一直忘不了。娘说那人前几天得病死了，我想起死者生前曾经高大健壮的模样，心中顿觉可惜。之后回老家，每次都听到老街坊邻居的死讯。我在心里默默地回想他们年轻时的样子。不知为何，我总是只记得他们很久以前的模样。母亲说完他们的死因后便沉默不语，有点忧心忡忡，又有些伤感与无奈。
     父亲去世后，老家在我心中留下的一些旧时影像渐渐变得模糊起来。那种感觉如同得了失忆症，想起以前的好多事情有时会觉得不真实，不能确定到底有没有发生过。和娘说起旧事，她已完全不记得了。有一天我也会像娘那样，把以前的事彻底忘却，那一天迟早会来。
      独居老家的母亲学会使用微信后，动不动给几个孩子发视频聊天的请求。老人家不愿离开老家，一个人在家又闷得慌。我把闲来无事写的东西画的小画通过微信传给娘，老太太戴上花镜仔细翻阅，还不忘在来家里串门的婶子大娘们面前显摆一下，不无遗憾地和人家叨叨，俺家大闺女若能上个大学，一定会是个了不起的大作家。她老人家哪里知道，那些东西哄她高兴给她解闷还凑合，离作家还差着地球到冥王星那么老远一大截。每次听娘这样说，我眼前便浮现出三十年前的高考前夕，娘用崭新的棉花做的两床花棉被，那是母亲为有可能离家远行的女儿准备的行装。临近考试，我脑子里的英语单词政治概念历史事件地理位置搅成了浆糊，我也迷失在函数的四个象限里找不着前进的方向。两床针脚细密，蓬松暖和的棉被因我高考名落孙山，失去了出门旅行的机会，一直待在娘出嫁时陪嫁来的大柜子里，十年后做了我的嫁妆。
    因高考失利在家闭关的我万分羞愧地面对前来劝我回校复读的校长兼数学老师，想起在他老人家的数学课上，我睡过的一场场酣畅淋漓的午觉以及流在数学课本上至今难以消除的哈喇子印迹。我断然拒绝老师和家人让我重返课堂的劝求，对着镜子剪掉一直舍不得剪，如今看起来一团乱麻似的长头发，背上书包，乘绿皮小火车直奔泰山而去。在泰山极顶，美丽而飘缈的云海令情绪消沉的我无比陶醉。想起重回学校在题海中苦苦挣扎的同学们，我想振臂高呼：我终于自由了！
      时光流转，记忆永存。
      此文谨献给带我来到这个世界的父亲母亲
      我深爱的亲人们
      我童年的小伙伴
      我的故乡
      我故乡的父老乡亲

一
一一雪，是童年的乡愁
       冬日的山村，大雪小雪总是一场接一场地落下。远山，石桥，树林，小河，柴垛，草屋，在白雪的覆盖下静默着。炊烟从堆满积雪的屋顶上袅袅升起，使得雪中的小山村变成童话里的世界。
         滴水成冰的早晨，从暖烘烘的被窝里睁开眼，便能看到玻璃窗上的云朵，星空，花园，高山，大海，棒槌地，芦苇荡，棉花田……它们是寒风用神奇的隐形画笔，在一格一格的玻璃上画出的一幅幅精美绝伦的图画。曾无数次想过要把这些美丽的冰花画下来，阳光和热气却在我们望着冰花痴心妄想时把它们化为乌有。冬天的每个早晨，玻璃窗上的冰花像万花筒样变幻莫测。那些转瞬即逝的美丽冰晶，是儿时的冬天给我们留下的最美记忆。
         冰雪初融，草屋的屋檐边垂下一排排晶莹剔透，长短不一的冰溜子，我们把这些看上去很诱人的冰玻璃叫喇叭。趁大人们不注意，用竹竿敲下几段喇叭，放嘴里咯嘣路嘣嚼一通，比三伏天吃冰棍还痛快。穿开裆裤的小娃娃露出冻成紫茄子样的胖腚垂子，拖着淌老长的鼻涕，在雪地里撒欢。堆雪人，打雪仗，打滑溜溜，推冰车，不怕冷的孩子们尽情享受下雪天的无限乐趣，远山回荡着阵阵清脆而肆无忌惮的欢笑声。偶尔有四处觅食的狗从雪地里走过，雪地上留下几串梅花状的脚印和有气无力的叫声。不知哪个调皮孩子看到了想夹着尾巴悄悄溜掉的狗，打雪仗的队伍集体转换目标，发一声喊，雪球便密集地落到本已十分落魄的饿狗身上。
        一年四季，庄稼人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的日子其实很短暂。刚开春的土地尚未解冻，庄稼汉们就像勤快的蚂蚁样，把攒了一冬的大粪往地里搬运。木轮架子车吱咕吱咕一路响个不停，推车拉车的人个个汗流浃背。一年之计在于春，土地爷爷最不待见偷懒的人。若无好肥好水伺候，土地也懒得给长出好庄稼。春种，夏播，秋收，庄稼汉过得是披星戴月的辛苦日子。冬季，一年的收成入了仓，地歇人也闲，种田人终于能睡个太阳晒着腚的懒觉。村子里还没通电时，会过日子的乡下女人心疼见天夜里熬下去的一指点灯的油，咽下晚饭的最后一口棒槌面糊糊便赶着一家人脱鞋上炕，躺在烧得热乎乎的土炕上烙饼。农活最是累人，忙完地头田间的各项杂活，腰腿胳膊酸疼，在热炕上摊手摊脚，心无旁骛地睡个安稳觉，浑身舒坦。用上了电灯后，精打细算的主妇们又舍不得每月几块钱的电费，家家户户用的都是比油灯亮不了多少的十支瓦小灯泡。在不知电视是啥玩意儿的山村里，谁家有个收音机已属奢侈。公社给社员家装的小喇叭时响时哑，好不容易放点样版戏还得伴着嗤嗤啦啦的噪音。公社广播站的女播音员广播稿子下通知时操一口标准的山里普通话，那种谁也模仿不来的腔调至今犹在耳边回响。整个冬天的夜晚，火炕上的造小人运动是乡里人既方便又省钱的娱乐活动。那时候，家里有十个八个的孩子一点儿也不稀奇。有的人家，头生的儿女都结婚成家了，当娘的还挺个大肚子继续生。很多山村女人在丧失生育能力之前，肚子基本上不得闲，终其一生都在为夫家的传宗接代做贡献。孩子多了，当爹娘的便把孩子当作小鸡小狗小猪崽样放养，那时的孩子可不如现在的孩子金贵。黄家街上生了四个儿子三个女儿的黄大娘家最小的孩子，不知误食了啥东西，口吐白沫，小胳膊小腿抽搐不止。看孩子的小姐姐吓得六神无主，抱着弟弟回家去找娘。正在摊煎饼的黄大娘看一眼抽成一团的儿子说，先把他扔到大门口的土堆上解解毒。当娘的不慌不忙摊完一大瓦盆煎饼糊子，想起还在土里解毒的儿子。黄大娘进屋洗了把脸，才抱起趴在土里四肢僵直，气息微弱的儿子，向村里的卫生室走去。好在那小孩子命大，硬是活了过来。二姨刚出生时像 一只弱不禁风的小赖猫，盼孙子心切的太姥娘看着二姨像豆芽一样细细长长的小手小脚气哼哼地说，一看就是个养不活的讨债鬼！赖唧唧的二姨不像其他小月孩，没事就哇哇大哭，她没劲哭，从出生就只会闭着眼睛哼哼唧唧，像一只真正的小病猫。二姨三天两头闹怏怏，姥娘也烦了，当二姨又一次喘不过气，憋得小脸发紫，小手小脚渐渐凉透时，姥娘找了块破布条把她包起来，扔到了尽是死婴的小树林里。虽然姥娘一再吓嘘俺娘，不让她去小树林，娘还是偷偷跑到树林里，找到了包二姨的烂包裹。六岁的娘扒拉开布条，看到了光溜溜躺在那里的二姨。娘摸着二姨冰凉的小手，心里又难过又害怕，忍不住放声大哭。也许是娘的哭声太过悲伤，感动了冥冥中的某位神仙，也可能是娘的哭声太响，喊回了二姨即将散去的小小魂魄，二姨的手脚竟开始活动，过了一会儿，她睁开了从出生后一直闭着的小眼睛，直勾勾地看着正在号淘大哭的娘。娘边哭边往家飞奔，拽着正在家推磨的姥娘跟头轱辘往小树林跑。说来也怪，从小树林回到家后二姨从小病猫变成了能吃能睡，又会哭又会闹的正常小孩。姥娘说若没有娘树林子里一番惊天动地的哭泣，二姨早喂了野狗或狼。那时候乡下的医疗卫生条件差，因病死亡的小孩数不胜数。无节制的生育方式，落后而简陋的医疗条件使得原本宝贵的生命变得轻贱，野地里常见病死的小孩弃尸。见多了，大人的心渐渐变得麻木生硬，他们觉得小孩子与小牲畜没啥两样，咋惯咋长。
        漫长的冬天过去了，随着天气渐渐转暖，万物萌发出勃勃生机。火炕上播下的种子也在万物复苏的春天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女人们的肚子由小山包变为小山峰，秋收前后，村里的接生婆婆东家进西家出，忙着接迎瓜熟蒂落的小婴儿。许多年后，掰着指头数数算算，村里一代代同龄孩子的生日上下不差几个月，这是他们的父母大都相约在冬季的结果。
         街角避风处的墙根下，坐在小马扎上晒太阳的老汉们自称“等死队”。等死的老汉有的体弱多病，有的壮实硬朗。长病的人只要能行动，仍旧天天出来在日头下打熬。捱过一个冬天，便多活一年。捱不过去，到那边用的东西早已备好，随时到阎王爷那里点名报到。在老家周围的山村有个流传千年的习俗，老人还健在时便提前备好死去后能用得着的各种物件。衣服叫老衣服，棺材坟墓称寿材寿坟。提早拾掇好这些东西，能给尚在人世的老人添寿。老衣服一般由家里老太太亲手缝制，那些凑在土炕上比着花样做寿衣的婆婆们，戴着老花镜，一针一线，起起落落，细细密密的针脚间缝进去的满是对以往日子的琐碎回忆。这些从旧社会的苦日子中挣扎过来的老太太们，早已把终将如期而至的死亡看得云淡风轻。老姐妹们拿着闪闪发光的各色绸缎衣裳披在身上比量，脸上竟露出当年试穿嫁衣时的欣喜。压在柜子底的老衣裳，每到春天得翻出来晾晒。散发着浓重樟脑味的花红柳绿的衣裳在阳光下衣袂飞扬，像硕大的彩蝶，在春风中飘飘悠悠，有些诡异，有点招摇，老家人称此举为晒寿。寿材得去棺材铺里定做，再穷的人家，寿材也打得厚重结实，棺材厚实，不光给将来睡里面的人增寿，还能给子孙后代添福。老奶奶说山里曾经有个老寿星，活了快一百一十岁还眼不花耳不聋，笑起来声如洪钟，饭量赛过壮劳力。老汉之所以活这么久，和他夜里住的地方有关。老头自从打好了寿材，太阳落山便拿了狗皮褥子往棺材里一铺，在那个大木匣子里一觉睡到大天亮。老汉在木匣子里睡了二十多年，直到一百零九岁时才寿终正寝，驾鹤西去做了神仙。老人们常把为自己的后事备下的钱称为买棺材钱，可见他们对寿材的重视甚于其它用品。有的寿坟打下十年二十年还空着，那是因为坟主人还活得起劲，暂时不想入住。黄家街南头黄四家的太奶奶一百零二岁了还天天搬个小马扎坐大门口晒太阳，老太太手里拿着一瓶药，把药片一片片倒手里数一遍，再一片片装进瓶子里，天天如此，循环往复。老人硬是让她四十多年前去世的老伴在那边独守空房，自己在这边活得自在逍遥。她已八十多岁的儿媳妇逢人便夸婆婆胃口好得很，顿顿饭都得有一小碗大肥肉才吃得欢。
     每当有等死队队员不告而别，一起晒太阳的老伙计们唏嘘不已，情绪消沉几日后，还如往常一样在墙跟下犟嘴下棋侃大山，消磨并不方长的来日。到了该走时就得麻溜溜地走，见年出生那么多小娃娃，该走的都赖着不往阴间走，阳间往哪盛？那边的日子好着呢，过年过节有人给送吃送哈送钱花，活着能吃能哈时龟儿子们咋不见送点啥好的来？满腹小牢骚的老汉们各自回家，见了一帮活蹦乱跳的儿孙，听胖孙子用稚嫩的声音喊几声爷，肚子里的怨气化作烟雾被风吹散了。还是活着好，在这边吃糠咽菜，也比在那边哈酒吃肉强。

老太太们也爱晒太阳，她们不喜欢去街角那扎堆。老汉们聚一起侃天侃地，荤素兼备，听他们说话，耳朵影得慌。董二蛋家那堵临街的土墙要是有耳朵，早被老汉们一天到晚不住声气的瞎叨叨磨出的老茧塞住了。顺着下街从北往南走一趟，井胡同口往北至北郭子外的圈门处，坐大门口的一溜儿老太太都是董家的老奶奶们。下街上有一大半的人姓董，也可以把这条街叫董家街。睛天从街上走，沾一身薄土，雨天街面铺一层稀泥，人称麻汁街。井胡同得名于胡同中间那口千年不枯的诸葛井。青石板垒成的井台被绳子磨出一道道深沟，青石垒的井壁上厚厚一层青苔，井水甘甜清冽，比现如今各种名目的矿泉水纯净水好喝不知多少倍。据老辈人讲当年神机妙算的诸葛先生途经此地时，老家正遭遇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旱。满处找水吃的乡亲们请先生指点，寻一处合适的打井地。先生度着方步在村里村外仔细察看，选定几处井址。开挖几天后，一股清泉喷涌而出。村里的石匠从山上采来青石块，把一眼救命的水井建在了董家胡同里。为了感谢并纪念诸葛先生，村里人给此井取名诸葛井，董家胡同也得名井胡同。井胡同西头的碾棚旁常驻的是家住井旁边的董家老奶奶。老太太极爱干净，每次出来晒太阳，先端个脸盆洒洒水，把碾棚四周打扫得干干净净。坐在小马扎上的老太太翘着二郎腿，雪白的裹腿布特别显眼。老人家烟瘾很大，手里的烟卷一支接一支，把枯树枝样的手指头熏得焦黄。再往南走几步，和奶奶家对着大门住的也是董家的几位奶奶。她们妯娌仨住一个天井里，晒太阳也约好了一起晒。三个女人在大门口叽叽咕咕，边说话边做针线活。韦家大门口有弓腰驼背的韦老太太。奶奶说韦老太太年轻时是村里数一数二的俊媳妇，上了年纪的她也比其他老太太好看。她拄着拐棍坐在那里，手脚和嘴巴不停地哆嗦。街上的人说她变成那样是因为吃了煮鸡蛋后又喝糖精水，闹了一场大病。送到医院里命是保住了，身体却垮得稀里哗啦。吕家大门口一脸福相，胖得跟弥勒佛样的是吕奶奶。我们知道她为啥这么胖，她大儿子杀猪卖肉，天天有肉吃，肯定长得胖。奇怪的是卖肉的吕大爷和他媳妇瘦得和猴一样，看样子他们两口子加一起也没吕奶奶重。瘦猴样的吕大爷和吕大娘劲却大得很，一头大肥猪被他俩三下五除二收拾得服服帖帖，乖乖地躺在杀猪的木架上任人宰割。有时在奶奶家住一宿，半夜里就能听到猪的叫唤声，吵死个人。赶五集卖肉的吕大爷一年到头不歇着，下街上的人只要听见猪啕叫，不用看表就知道天到了几更。瘦巴巴的吕大爷四十来岁时得肝病死了，他的独生儿子接过杀猪刀，母子俩继续干老营生，他们家算是村里的卖肉世家。吕大娘年纪轻轻就守了寡，有心再寻个合适的人为伴，儿子却死活不同意。过了几年当娘的便去了这个心思，守着儿子过吧。直到娶了下街上小卖部世家的张家小闺女进门，吕大娘才松了口气。细瘦文弱的儿媳妇在娘家属娇娇女，到了婆家不几年便穿上皮围裙，操着锃亮的杀猪刀在集上吆吆喝喝做起了生意，娇娇女变成了吕二娘。下街上大部分人家以种地为生，做买卖的除了吕家和张家，还有同样开小卖部的王家。两家相隔不远的小卖部免不了私下竞争，小卖部里货真价实的东西本来就不多，传来传去两家小卖部竟无一件真货。好在乡下人不在乎真真假假的东西，掺了水的散酒照样喝着过瘾，冒牌的烟卷也不嫌弃，抽着一样吞云吐雾赛过神仙，能吃能喝能用，方便就中。街北头还有炸油条的董家，这家的三个儿子盖新房娶媳妇的钱，均是老两口起早贪黑赶集卖油条挣来的辛苦钱。盖了三套大北屋的两口子到头来却没埝住，三个儿子谁也不欢迎他们。两口子只好拾掇拾掇家里的小饭棚住进去安身。三个孩子也都学了爹娘的手艺，炸油条打火烧，卖水果卖菜，以做小买卖为生。他们的日子眼见着比种地的左邻右舍滋润。下街上的老街坊们说起他们家的人和事却心有不菲，对生养自己的爹娘尚且如此，不知那住饭棚的老爹老娘打小咋教的。几年后下街南头又有一家卖油条的穆姓人家，那家的小儿自小娇生惯养，长大后稍不顺心，便拿自家爹娘撒气，当爹的三天两头被儿子掐着脖子翻白眼。村里不管是奶奶辈还是侄孙辈的女人，只要他看上眼，便耍流氓欺侮人家，伙同一帮不务正业的痞子干尽坏事。庄里乡亲却敢怒不敢言，怕惹祸上身。在部队当指导员的大儿子回来探亲，把无法无天的小弟捆起来用皮带抽一顿，替爹娘出气。这小子娶媳妇后媳妇成了他的出气桶，那小媳妇只要提离婚，便被暴打一顿，还扬言敢离婚就杀她全家人。这祸百翻三十来岁时酒后骑摩托车撞死了，村里人无不拍手称快，老天爷可给除了这一害！自作孽，不可活。
     吕家大门口再往南走，街边的老太太就分不清是谁家的了。后来，俺家老奶奶因为生病不能照顾自己，便搬到下街上跟奶奶一起住，老奶奶一来就加入了街上晒太阳的老太太行列。老太太们可不像老汉们那么清闲，她们手里有做不完的针线活，纳鞋底，搓麻线，缝鞋垫，拆旧手套，忙活得很。吕奶奶搓麻线时撩起大棉裤的裤腿脚，露出大白萝卜样的小腿，手里的乱麻在腿面上搓几下，麻线就搓得又长又结实。她的小腿搓麻线搓的光溜溜一根汗毛也没有，看上去此她儿媳妇的腰还粗。纳鞋底的老太太们都爱用吕奶奶的麻线，胖乎乎的她搓一会就得停下喘一阵气，她的大肚子顶在大腿上，看着都觉憋闷得慌。街上来来往往的行人都是熟面孔，爱啦呱的坐下说会儿话，忙自各儿的去。忙着的打个招呼急匆匆赶路去。老奶奶是老太太中的另类，她不做针线活，只坐在大门口铺着棉垫的石头上，忧郁的眼睛凝神往远处望，不知道心里在想啥。看到有人抽着烟从街上走过，老奶奶就伸手哇啦哇啦问人家要烟抽。不管认识还是不认识的人，只要明白了老太太的意图，都赶紧给老奶奶递上烟点着。老奶奶吸着烟，呆滞的眼神慢慢活泛起来。因患老年痴呆症，脑子又轻微地拴了一次，老人家的意识有时模糊，话也说不清楚。病中的老奶奶变的贪吃又贪玩，烟抽得比以前更勤了。原本干净利索的老太太分不出脏净，吃饭也没有饥饱。奶奶想法子给老奶奶做可口的饭菜，尽力把老奶奶收拾得干干净净。老奶奶脑血栓后手脚不灵便，每回抽烟都得奶奶点着了再给老奶奶放嘴边，为此奶奶差点染上烟瘾。老奶奶去世后奶奶断不了天天抽几根烟解馋，一家人一起劝阻，她才下决心断烟。在街边晒了一年多太阳后，老奶奶去世了。爷爷回老家办完丧事，回来才把老人家离世的事告诉我。想起小时候在老奶奶身边度过的那些日子，我心里有种说不出的难过。十岁的小女孩初次感受到亲人离去时内心的哀伤与不舍，我觉得自己一夜之间长大了。从那时起，我隔段时间就给爹娘写信，一写就洋洋洒洒好几张信纸。还和小伙伴们一起到照像馆拍了一叠照片，给家里寄回去。爷爷虽然啥也不说，从他的眼神里却能看到赞赏与欣慰。
       街角扎堆的老汉等死队，有人离去，又有人加入，街边晒太阳的老太太们过了十年，又过了二十年，街上的行人由小青年变成中年人，即将步入老年人行列。那些老太太似乎老成了精，依然坐在那里，顶着一头银发在日头下打盹。活得一包劲儿的老太太说阎王爷把咱们这帮老疙瘩油给忘了。活得不耐烦的老太太见人便叨叨，老天爷为啥不让俺死，俺咋还不死。从旁边走过的人常听活够了的老太太自言自语，快把俺收了去吧，唉，真是活得够够的了。想活的，活得自在，想死的，活得苟且，日子就这么一成不变地往下过。

     冬日不得闲的，是那些挑着粪桶走街串巷掏大粪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他们把土地视作命根子的老祖宗，用省吃俭用积攒了下的几个小钱置地盖房，却想不到这多出来的几亩薄地几间瓦屋让子孙后代吃尽苦头。在此我得感谢我那败家的老老爷爷，因赌博上瘾，他老人家把祖上传下来的大片良田和房产变卖还了赌债。到老爷爷这一代，我们家成为比穷光蛋还穷的无产阶级。老老爷爷的几个儿子穷得过不下去，拖家带口下了关东。在家里排行老大的老爷爷留下来给人扛苦力活，后来又跟着石匠师傅学手艺，成了小石匠。老爷爷用大锤凿子和着汗水赎回了老老爷爷输掉的一部分房产和土地，总算让家人结束了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苦日子。奶奶说靠贩布起家的老祖宗曾拥有下街上的一大半房产，我对奶奶的话深信不疑。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家翻盖下街上的旧房子时，在房子下面挖出个又大又深的地下室。那地方是当年卖布的老祖宗为躲避土匪和战乱修建的地下仓库。我在里面到处敲敲打打搜寻半天，没找到装满金条的百宝箱，也没挖到塞满银元的大陶罐，甚至连个铜板，一丝布条也没抠到。俺那位老老爷爷据说长得一表人材，玉树临风，可他老人家败家败得如此彻底，连个铜子都没给后人留下做个念想。老老爷爷的一表人材倒是传给了家族里的好几代男人，从老爷爷到爹，尤其是爷爷，简直是他爷爷的翻版。
     解放后上面派下来的工作组给社员家定成份时，有人提起过我们家那段曾经十分土豪的历史。工作组查来查去，一大家人住几间破草屋，家里的地也仅够糊口，地主不够格，富农也不达标。唯一的证据是大门口外的石墙上那块拴驴石和那个巨大的驴食槽。那东西过去只大地主家才有，穷人连自己都养不活，哪有闲粮喂驴。工作组的人围着驴食槽商量再三，他们说俺解放前就参军的爷爷南征北战，屡立奇功，若把革命功臣家划分成地主富农啥的，不合情理。最终我们家定性为贫下中农，俺老爹和叔叔们因此躲过掏大粪的悲惨命运。
      地主富农的福老祖宗没享多少，他们该遭的罪却由儿孙代受了。不能用遭罪这样的字眼，得说劳动改造。怎么才能改造这些曾经吃香喝辣的剥削阶级坏分子，去给曾经受苦受难的贫农掏粪是最好的改造方式。掏大粪的人挑着满满当当，浮着烂树叶的大粪桶在街上急急行走，溢出的粪水臭不可闻。掏走的大粪肥沃了生产队的土地，社员们的自留地无肥可施了。那时乡村的主要运输工具除了木独轮车，便是马车驴车骡子车。有的赶车人专门备个粪篓子，把牲口沿途排下的粪收起来，回家倒自家地里。大多数牲口随走随排的粪便被早起的拾粪人铲走。拾粪为啥要早起，他们怕饿得睡不着觉的狗抢了宝贵的大粪。拾来的几撮粪球远远不能满足自留地的需求，社员们估来掂去，都觉得养猪是件两全其美的靠谱事儿。猪粪肥田，猪肉卖钱，年底还能赚付猪下水过个好年。于是家家户户盖起猪圈，逮来小猪崽，养猪。出猪粪是项重体力活，那些四体不勤的改造分子大粪掏得，从烂泥巴渣的猪圈里起猪粪，他们可干不来。
     我曾经十分厌恶娘养的那些黑猪白猪花猪们。给它们薅猪草也就罢了，薅猪草时能趁机去野地里河滩上疯玩，玩够了随便扯点猪芽草青青菜，去河里捞点水芹菜，回家后赶紧扔猪圈里，娘只要看到猪有草吃就行，吃饱吃不饱，它也不会告状。那些青草算是它的零食，娘还得煮一大锅刷锅水棒槌糁子麸皮混在一块的主食给它吃。听家里的猪呱唧呱唧从猪食槽里捞东西吃，是二妹的一大爱好。尤其是猪喀嗤喀嗤啃西瓜皮时嘴巴里发出的清脆声音，站在猪圈门口的妹妹竟如听天籁般如痴如醉，也不嫌臭！最可恶的是那些臭猪粪，爹每隔十天半月就起一次黑不拉唧的猪粪，晒干了往山上的自留地送。爹怎么那么爱种地！东山山顶上的地要种，北山野虎脸挂在半山腰的地要种，李家庄山顶上的地也要种。光这些地还种不够，山上但凡有点土的地方也被他刨起来整平了，从山底下挑来土种成了地。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地更不计其数。跟着爹东跑西颠种了十来年地，我逐渐明白了一个深刻道理，文人们看到收获在即的庄稼时，大都会有丰收的喜悦涌上心头。写作文时我也有类似喜悦情绪的描写，我私下以为那种喜悦或许只是他们一厢情愿的感觉和想象而已。不然，让他们钻到大太阳底下密不透风的玉米地里，掰一天棒槌割一天豆子试试。所有的喜悦一准被烈日下的挥汗如雨冲刷的所剩无几。刀子般锋利的玉米叶片，在裸露出来的皮肤上划下一道道细密的伤口，汗水不断渗到伤口处的皮肤里，那种火辣辣钻心眼的疼痛之下，任何喜悦之情都荡然无存。直到秋收后拉着沉重的播种机种上最后一垄麦子，坐在地头歇息时才有心思回味整个秋收季节从掰第一个棒槌开始，近两个月早起晚睡，超强度的体力劳动带来的忙碌与疲惫。种完小麦，这一季的农活才算划上句号，终于有收工的喜悦涌上心头。
     地多了，需要的肥就多，刚开始时，爹把晒干的猪粪推公路边，再一担担往半山腰的地里挑。等我和妹妹能跑能颠了，爹在独轮车的前梁上拴两根绳子，让我们拉着装满大粪的独轮车，直接把粪推到山脚下，他挑粪便少跑好多冤枉路。两个六七岁的小女孩能有多大劲，可爹说管用管用蛮管用，好象我和妹妹是力大无比的大力水手。每次往山上拉粪，我们差不多手脚并用，累得腿打哆嗦手发抖，眼泪和汗水一起往下流，还不敢让爹看到，只好把泪水使劲往回憋。好在下山时爹能让我们坐在空车筐里推我们下山，车筐里臭烘烘的猪粪味很难闻，好歹能歇着，也顾不了那么多了，高兴了爹会把我们一直推到家门口。拉车回来，看到猪圈里那头哼哼叽叽，伸着长嘴巴到处乱拱耸的猪，真想狠狠地敲它几棍子，这能吃能拉的臭胖子！
       到年底，娘找来肉食店的人，让他们帮着把肥得出不了栏的猪捆扎好，装地排车上拉走。装车时那肥猪扯开大嗓门嚎啕大叫，知道它自己活不长了吧。卖猪的钱娘藏到饼干桶里，等到快过小年时，娘便取了钱给我们买布做新鞋新衣服，赶年集时再买一堆年货，准备过大年了。这时候才觉得娘养猪还是有好处的，娘刚刚抓回来的小猪崽看着也没那么讨厌了。有了化肥以后，种田人不再把大粪当作主要肥料。那些白色粉末黑色颗粒，一袋能顶十几车大粪的肥力。爹一开始还拒绝使用化肥，说那东西能使土地板结，伤地。我们集体抗议，娘在一旁极力劝阻，爹终于不再往山上推粪，我们也得到解放。路上早起的拾粪人越来越少。拉车的大牲口已经很少在大路上和地头田间露面，它们也该退休了。
       后来，掏大粪的改造分子中，有个人在掏粪时偷看人家小媳妇的大白腚，那小媳妇还是个哑巴，犯了流氓罪的改造分子又罪加一等，被判坐了十多年牢房。冬闲时节，逢大集就有拉着剃光油蛋，面色苍白的罪犯的军车来村里的大街上游行。荷枪实弹的解放军战士站在罪犯旁边，威慑着车上的罪犯，也警告三里五乡那些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不好好做人就是这样的下场。看游行的人说第二辆车上那个胸前挂块流氓犯XXX纸牌子的光头矮个子，就是掏粪的改造分子。出了这么个大事件，公社取消了让地主富农掏大粪的改造项目，改让他们扫大街。自从有人扫街后村里的大街小巷出奇地干净，看来改造分子们的态度都是很积极很端正的。又过了几年，很多当时的地富反坏右分子臭老九都平反恢复了名誉，人们对家庭成份也不再那么看重。街上又有人说当年被抓走的掏大粪的流氓犯其实被冤枉了，具体怎么个冤枉法，谁也掰扯不清。也该当他倒霉，碰上个哑女，长十张嘴也辩不清当时到底是个啥情况。好在他坐牢后，家里人没受多大牵连，媳妇一直等他到出狱，孩子们该上学的上学，该结婚的结婚，啥也没耽误。属于他的地村里也一分不少地给了他。日子比坐牢前好了很多。当年那件事的起因他对谁也不提，村里人也不当他面说。那年代稀里糊涂进监狱的人很多，被冤枉的人更不计其数。在浩瀚的历史长河中，这段动荡不安的灰色岁月只不过是河中几块微不足道的礁石，能激起几朵浪花，形成几个漩涡，却阻挡不了历史的洪流滚滚前行的脚步。
      老家隔五天一次的大集自形成以来，就是整个山村及附近村庄的超级大party。集上卖衣服卖鞋，卖肉卖菜的摊位一个挨一个，卖小百货的摊子一个摊位得占半个集。卖狗皮膏药老鼠药的人，面前铺块塑料布就开张。锔瓷盆锅碗，打锡壶换锅底的人手里的活最忙。裂了纹的大瓷盆打上几个补丁，还能使好几年，丢了让人心疼。女人们找找家里使坏了的家什，等集上拿出来修修补补，都是些会过日子的好主妇。锔碗匠闷着头用钻子在破盆烂碗上钻洞，女人们把东西往他眼前一丢，到锡壶匠的摊子上，听他拉呱。黑脸黑手的锡壶匠长一口雪白的牙，他叮叮当当手不停嘴也不住下，惹得围着一圈的女人唧唧嘎嘎笑个不停。只要有足够的耐心，沿着大集从头到尾划拉划拉，过日子的家什全齐活了。卖狗皮膏药的黑胖子最有趣，他边伸胳膊绻腿展示武艺，边唾沫星子乱飞地吆喝，冷不丁把一贴膏药贴在一旁看热闹的人沾满泥巴星子的腿上。卖老鼠药的是黑黑瘦瘦的南方人，他面前的塑料布上一只只死老鼠好像在排队齐步走，大的小的胖的瘦的，都拖一条长长的尾巴。死老鼠是他的招牌，偶尔吆喝几声，没人听懂他说的啥，他只好用老鼠做代言。黑瘦的南方人常来赶集，老鼠药没卖出多少，却把和奶奶家对门住的董大爷家的四闺女闺蛋子勾跑了。闺蛋子半个月后给家里来信，卖老鼠药的南蛮子家和爷爷工作的城市仅距几百里的路程。爷爷受董大爷之托去打探南蛮子家的情况，看看卖老鼠药的是不是兼职贩卖妇女。董大爷是年轻时跟着爷爷在被窝里点着油灯赌钱的几个外甥中最捣蛋的一个。爷爷说闺蛋子的婆家人见了他客气的很，人家把你重外甥闺女拐跑了，当然理屈，见了一身绿军装，一脸凛然正气，气宇轩昂的爷爷，他们哪敢不客气。闺蛋子一年后抱着个大胖小子，领着女婿回娘家，说话变了腔调，人也胖了不少。南蛮子女婿见了下街上的邻居们十分客气，恭恭敬敬的递烟点火，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都是集市上的老熟人了。闺蛋的儿子跟着爹娘全国各地转，到了该上学的年龄，住在姥娘家上幼儿园。卖老鼠药的爹娘为了儿子有个安定的生活环境，改行在家种地。都说结婚的两个人之前的距离越远，生出的小孩越聪明。果不其然，闺蛋的儿子大小便异乎寻常的聪慧过人，从一年级开始学习成绩一直拔尖，直到进了清华大学还是学校的尖子生。尖子生大学毕业后自己注册公司，沿着小时候随爹娘跑过的路线做业务。除了经营的产品与父母不同，工作性质却是一样，搞营销。爷爷离休前再次去那个十分偏僻的小山村，闺蛋家的三层小楼矗立在村头的大路边，气派又扎眼。前些年回来看望爷爷的闺蛋说，儿子花三百多万在福州给老两口买了套房，很少表扬人的爷爷直夸他家那小子有出息。奶奶说没想到董大爷家的八个孩子就闺蛋不听话，还数她有福气。可惜当年扬言要给四闺女砸断腿，也不让她去南方的董大爷已经去世，不然他得有多高兴。那时整个镇上二十多个村庄也找不出个考进清华大学的学生。能考上清华大学，家里的祖坟上冒青烟都不管用，得冒紫烟才行。
       赶集的最大好处是无论集上有多少人，看到的都是一张张熟面孔。本村人一眼就能分出来自哪个大队，外村常来集上转悠的人，见的次数多了也成了熟人。偶尔有陌生面孔在集上出现，一准是专程从城里赶来买山货的市民，那时候我们把城里不用种地的人叫市民。延续了千百年的集市，不光是各种商品的集散地和交易场所，还是乡村交流和发布新闻的舆论中心，也是小年轻们趁人多挑对象的相亲地。赶集的年轻人看上顺眼的闺女或小青年，打听仔细了，托人上门提亲也好，捎信也罢，是比较保守的那一种。大胆点的自己直接上去搭讪，虽然有点冒险却十分有趣。不论提亲还是搭讪，十里八乡的好多姻缘就是从集市上的第一眼开始的，那一眼大概就是书中所写的一见钟情。
    后来集市上又兴了几年交流会。赶交流会时集上人头攒动，挤得脚不掂地就能走出好远一段路。外地的马戏团也赶来凑热闹，马戏团里的耍猴人长得和猴子差不多，露出大半个奶子和大腿，妖冶肥硕的姑娘扭着屁股跳舞，引来小青年阵阵胡哨声。交流会办了两届，不知啥原因取消了，估计是现场太乱，小偷小摸的事常有发生。还是赶集自在，不慌不忙地从南头逛到北头，逛不够的话再从北头逛到南头，满眼尽是活色生香的人间烟火。
       打雪仗的孩子，晒太阳的老人，红彤彤的炉火，温暖的火炕。屋顶厚厚的积雪，千姿百态的冰花，袅袅娜娜升起的炊烟。雪光映衬着宝蓝色的夜空，天幕上的万千星子如同一只只不眠的眼睛，注视着万籁俱寂，又蕴藏无限生机的冬日山村。自打记事起，老家的冬天就是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