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东昌路

生当如草

　　东昌路西起渡口，与十六铺隔江相望。东至浦东南路，路端的有四层楼高，周身塗满红漆的救火会，多少年一直是浦东的地标性的建筑。东昌路在上海这个有着千万条马路的大都市中最普通不过了。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东昌路西起黄浦江边，东至浦东南路，只有500来米，路也不宽，是用石块铺成的弹咯路,从东到西走上一回也就刻把钟。然而，浦东人的心中时时与它相连。

如今的东昌路早已今非昔比，淹沒在麟次栉比的摩天大楼中。除了东昌路渡口和一段不足百米的路段还留有东昌路的影子之外，其余早已"换了人间"。时过境迁，东昌路依然是浦东人心中抹不去的思念。是啊，我生于斯，长于斯己经七十多年了，难忘这里曾经演绎过的喜怒哀乐。

　　每天清晨，小贩们有的头顶一只竹匾，串街走巷吆喝着卖卖大饼油条，有的敲着竹梆声的是卖柴爿馄饨和糖粥的，人们就在一片嘈杂声和川流不息的人群中开始了新的一天。

　　浦东浦西仅一江之隔。渡轮成了联结浦东浦西的纽带，东昌路的地理位置成了南来北往的首选之地。五十年代初，东昌路附近还有几个渡口，这从附近的陆家渡路和烂泥渡路的路名就可看出，只不过人们是坐着小舢板过江的，船上只能坐七八个人。很小的时侯，我随大人过江就乘过小舢板，觉得特有意思。船尾有船主摇着橹，穿行在黄浦江上还真有点浪遏飞舟的感觉。

　　后来小舢板消失了，有了市轮渡。乘轮渡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船上的带缆水手。当时的渡船虽然是机动的，但是外壳却是木头做的。为了减少渡轮与趸船的撞击，有经验的水手总是早早的拿起缆绳在船帮上敲一敲，当船快靠近趸船时把缆绳用力一抛，缆绳在空中划了一道漂亮的弧线，牢牢地套在缆桩上。

交通的便利使得东昌路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已经盛极一时。直至九十年代距渡口五六十米处还存有一块几十公分高的石头界碑，默默地立在路边見证了东昌路的百年变迁，可惜忘记了刻在上面的铭文。

　　一百多年前随着上海港口的开埠，东昌路两边沿江已经建起了码头。至今在东昌路的南面还保存着的几幢红色的小洋楼 ，其中矗立于安记栈的小洋楼建于1898年，是当年海关署的遗址。上世纪初日本人、英国人的码头建在东昌路南面，民族资本的鸿升码头被挤在东昌路北面一块不长的岸线上。到了上世纪三十年代东昌路北面沿江已是工厂林立，自来水厂、香烟厂、棉纺厂、修船厂、玩具厂等颇具规模。由于近代工业的兴起，人们又逐水而居，东昌路作为交通要道，商业随之兴盛，有过它的繁华，到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经有"浦东南京路" 的美称。

　　渡口有两条公交线路是向南向东的枢纽：86路公交车直达耀华路，85路公交车通向庆宁寺；还有沪南线直达南汇。最初的老爷公交车是燃气车，车后面有一个圆柱体的锅炉，车子开到东昌路终点站司机就要打开炉门添煤加水。六十年代用沼气，公交车顶上都有一只大大的沼气包，车开起来一颠一颠，沼气包也随之晃晃悠悠。说来也有点意思，东昌路不断变迁，唯有公交车牌几十年始终没有变。

从渡口到马路的尽头，两旁密密麻麻的店家有好几百家。光是米店就是四、五家之多，照相馆，水果店，南货店，食品店，烟纸店，油酱店，旧货店，饭庄酒店，菜市场，混堂，茶馆等等林林总总，应有尽有，甚至还有一家弹子房，放着一张司诺克球台，这在当时的浦东绝对是绝无仅有的。

　　东昌路上的店铺除了养和堂中药店等少数店家外，公私合营后店名清一色的统统叫"东昌**店"。

东昌路上的店家门面大的有几开间，门面小的仅容一人侧身而过，最小的店家竟然只是开了一个售货的小窗。而补鍋、锔碗、修鞋的各种小摊几乎每个弄堂口都有，在这几百家店铺中有几家恐怕上了年纪的浦东人绝对不会忘记。

在东昌路的中段有一家曾经在浦东闻名遐尔、妇孺皆知的一家取名为"红旗"的服装店。用现在的话说是一家服装专卖店，但它是国营的。红旗店与其他店相比不仅门面大，有20多米，门面处有三个高大的玻璃橱窗，里面陈列着一两个木头做的模特儿。店堂里专设童装、中老年服装专柜。当时东昌路店家除了"东昌新华书店"有一个小橱窗外，其他店都是直来直去，没有陈列商品的橱窗。那时，浦东还没有一家专营服装的店家，要买衣服还得过江，不甚方便。大多数人家经济还是比较拮据，也舍不得到浦西大服装店买衣服。我们家大人孩子的衣服全是由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直到工作以后挣钱了才开始到服装店买衣服，当时红旗店就是首选。不仅红旗店离家不远，走走也才五分钟，另一个原因是红旗是前店后场，买来不合身可以小改改，穿起来也蛮精神的。人家问起来，侬迪件衣裳啥地方买的？你回答一句：红旗格。说起话来也是神抖抖的。这可是浦东多少年独此一家的服装店，在浦东人的心中绝不亚于南京路的时装公司。

红旗店的店堂内比较宽敞，在东昌路首屈一指。每天红旗店堂里总是人头攒动，有时甚至排起长队。那里的收银台也很特别，在店堂的一面有一高高的收银台，用数条铅丝放射状地联结各个柜台。当柜台售货员一笔生意做成后，把钱，布票和发票放在一起，用铁丝上的夹子夹住，用力一推，"哧溜"一声滑向收银台，顾客和售货员都在等待又一次哧溜声送来找零和发票。70年代初，我在红旗买的一件骆驼毛的中式棉袄一直穿到滑雪衫问世才"改朝換代"，说来穿了有十五，六年，还非常心仪。有一年时兴假领头，既省布料，又不失面子，红旗店的假领头色彩多样，少男少女们尤其喜欢。不过假的毕竟是假的。有一回我们上课时，讲课的老师渐入佳境出汗了，随手解开中山装，露出假领头。学生不禁哄堂大笑，老师也觉有点不好意思。大跃进后新开了一家东昌百货店也卖一些成衣，但不及红旗店名气大。

在红旗店的西隔壁是一家茶馆，五十年代，这里每天上午茶客济济一堂，泡上一壶茶可以坐上大半天。每天下午茶馆里不是扬州评话就是苏州评弹，引得过路人常常驻足观看。那时，像这样的茶馆竟然有三家之多。文革以后茶馆不开了，专做老虎灶泡开水了。

　　东昌路的点心店有好几家，生意最好的要数解放，进店点一两生煎、一碗小馄饨或是一碗牛肉湯，吃后唇齿留香，味道绝对好。八十年代初，我女儿上了东昌幼儿园。每天在送女儿到幼儿园之前总要带她到这家点心店吃早餐。店内几乎都是带小孩来用餐的人，人们大都只给小孩点餐，自已则坐在小孩身边，看着小孩慢慢地吃完。那时候人们都还比较拮据，几毛钱的一碗馄饨还是不太舍得吃的。

　　红旗店的西面是大鸿运酒楼，那是东昌路上最有名的酒楼，楼上楼下专营本帮菜。当时浦东很少有酒楼，大鸿运自然宾客盈门，一桌人花上二三十元钱，笃定让侬吃了翻过来。

大饥荒年代大鸿运吃饭不要粮票，钱稍贵些。有一次隔壁邻居家来了一位老家人，邻居家人把他带到大鸿运，这位农村人一连吃下十碗饭，还称没有吃饱，回家又喝了一锅粥，可能是饿得实在不行了。有一回在米店门口看到一位老妪扛起米袋，刚出店门口袋撕裂了，米洒了一地，老妪蹲在地上嚎陶大哭。

　　大鸿运对面有一家单开间的羊肉店，兼卖羊肉面。有时中班下班后与工友在店内点上一碗红汤羊肉面，再来二两竹叶青也是神仙过的日子。这里的红烧羊肉别有风味，一块块羊肉用草绳扎紧，放在有多种调味的汤锅闷上几个钟头。出锅时香气四溢，色泽红亮，装碗后又淋上冰糖红汤，羊肉又香又甜，不柴不膻，入口又有嚼头，吃完羊肉连汤都喝个精光。可惜这样的美味，这么多年也难得一見。

　　然而在孩子们的心中最值得留恋的还是靠近渡口的一家小饭店，天热时卖堂吃西瓜，8分钱敞开肚皮吃。那时的平湖西瓜囊红起沙，不像现在的西瓜如同沾了糖水的冬瓜，硬邦邦、味同嚼蜡。每次去堂吃非要吃得肚皮撑起来才依依不舍。只是因为西瓜也凭票了，虽然三分钱一斤没有变，但一户一个夏天只能买十斤西瓜，还要排上长队。

　　至于东昌旧货店也是门庭若市。那时自行车要凭票供应，使得旧货店的自行车成了抢手货，多的时候把门前的人行道都堵得严严的。文革时卖起了抄家罚没物资。全是裘皮大衣，名贵手表，红木家具。一只红木台子只卖几十元。只是革命的年代有钱的不敢买，想买的没有钱。

最有趣的是，在东昌路东头路边矗立的大自鸣钟旁有一家棺材店，店堂里堆满了棺材，每当路过时总有点吓势势。

东昌路西头有家混堂叫东昌浴室，原先好像叫浴德池，我们也只有天冷时才想到进混堂，花上8分钱就可以洗一次热水澡了。跳进大池如同煮饺子，总是人滿为患。出了洗浴室，跑堂的马上用热毛巾把你从上到下擦得滴水不剩。洗完澡躺在椅子上，如果能泡上一壶茶，买一碟香干和几块青皮萝卜，时不时接过跑堂们从空中抛过来热乎乎的毛巾擦把汗，笃悠悠可以躺上半天，真是愜意。

　　红旗店的对面就是东昌路菜场，每天凌晨四点就已人声鼎沸，熙熙攘攘。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即使凭票买上几分钱的豆腐也要起个大早。过年过节手里拿着各种票证也是要排着长队才能买到。春节前为了能买到鸡鸭鱼肉隔天晚上就必须到摊头前排队。有的裹着大棉袄等到天亮，有的在摊头前放着用绳子系着的一串长长的破篮子，甚至砖头以示排队，人回家睡上一觉等开市再来。好在当时人都比较纯朴，碰到这种事情争吵的很少。

短短的一条东昌路上，各种商店门类齐全，应有尽有。许多店家都掛着＂童叟无欺＂的招牌，店主和颜悦色，买卖公平，从不用担心会买到假冒伪劣，以次充好的商品。印象最深的有三类店，店主的手艺放到现在绝对让你乍舌。一类是卖糖果糕点的，称好糖果糕后店主用一张纸快速地包成三角状或四方状，用小绳一系，拎到哪里都不会散。另一类是卖瓷器的，如果你买上七、八只瓷碗，营业员把碗一摞，用稻草绳捆好，一拎就跑。不像现在到超市买碗，你只能放在马夹袋里，小心翼翼地一护着回家。还有就是卖肉的，买上一斤肉，一刀下去绝不会多出一两。因为当时肉要凭票，一个月也买不到多少肉。

　　后来三年灾害后，在东昌路的善堂路开放了自由市场，两边摆滿了各种地摊，成了露天集市，各种蔬菜，鸡鸭鱼肉一应俱全。有时人们还会悄悄地用粮票換鸡蛋，各取所需，倒也方便。文革时期，为了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自由市场取消了，常常看到小贩被带红袖章的撵得四处逃窜。东昌路虽说店家多，对我们小孩来说最有兴趣的还是弄堂的小书摊，一分钱能看两本小人书，再就是看路边空地上拉洋片的、耍猴的。

　　五十年代行走在东昌路上还能在弄堂口看見磨刀的外国人，推着小车吆喝磨剪刀。头一回見到外国人磨剪头觉得很新奇，一大帮孩子都围上去。磨剪刀的老头瘦高个子，蓝眼晴，会说中国话。只見这个外国人用脚一踩，前面有个轮子飞转。外国人把剪刀往轮上轻轻一放，马上火花四溅，一会儿锈迹斑斑的剪刀口就被磨得锃亮锃亮。以后每隔几天，这个外国人就会在弄堂口设摊。磨剪刀的外国人对小孩还挺客气，告诉我们他是俄国人。那时我们还小，不知俄国是什么，只觉得这个磨剪刀的外国人老头蛮好玩。57年后就再也沒有看到过。这些外国人是三，四十年代被放逐的俄国人，有些还有显赫身世，那是很多年后才知道的。

　　位于东昌路善堂路的邮局墙上有一个阅报栏，经常聚满看报的人。那时还舍不得化四分钱买份报纸。记得26届世乒赛时，有一股乒乓热，人们自然关心赛事。我记得每天下午四点钟都要去邮局阅报栏，看当天的《新民晚报》直到天色渐暗，乐此不彼

　　东昌路除了有着它的喧闹之外，也有过它的静谧之处。与救火会一墙之隔就是曾经的部队医院。常常看到拄着拐杖进进出出的军人。有人说这里的伤员大多是从朝鲜战场下来的，在我们孩子眼里都是了不起的大英雄。医院鸟语花香，潺潺流水，有廊檐的一排排平房掩隐在绿树丛中。后来这里又改成浦东会计学校，再后来就是浦南中学。现在早已夷为平地，难觅踪影。

不仅如此，在五六十年代，东昌路还是浦东政治文化的中心。

在东昌路邮局的后面一个大院叫市范里，有几排二层楼的房子。当年行政区划先后变更为昌邑区，东昌区、浦东县、也曾划为黄浦区，现在成为浦东新区陆家嘴中心区的一部分。五六十年代这里是地方政府所在地，有法院、看守所。有些家长看到小孩儿哭闹会大声呵斥，再哭送侬到市范里，小孩被吓得一声不吭了。后来市范里又改成东昌路小学，给东昌路带来了欢声笑语。在东昌路善堂路的北面有一幢红色的三层楼小洋房，是浦东唯一的少年宮，成了孩子们的乐园。

　　在东昌路北面有劳动剧场，南面有浦南大戏院，从下午到晚上，热闹非凡。逢年过节，在东昌路附近的空地上还会有唱露天戏的，一个布帏子一拉，化上五分钱就可看一场戏了。

相傳一些淮剧名家来唱露天戏时，覌众里三层外三层，把场子围得水泄不通，很是热闹。有一年在东昌路渡口的拐弯处的空地上还上演过飞車走壁。

东昌路不仅商业发达，其实也是有很多故事的。

　　1964年《上海之春》音乐会，上海交响乐团创作、改编並演出了由著名指挥家司徒汉先生指挥、交响乐队伴奏的合唱《码头号子》第一次走进了音乐的殿堂。当时的上港一区工人演唱队也同台演出了《码头号子》，好评如潮。如今《码头号子》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六十年代风靡一时的李六如的小说《六十年变迀》，据说书中部分情节是以东昌路北面的英商香烟厂工人生活为原型的，作者曾撰文称小说里有蓝蘋的影子。我也曾听说蓝蘋当年还是革命的时候，有一回为躲避特务的追捕，从东昌路北面花园石桥的一间民宅内跳窗而逃。后来蓝蘋成了四人帮头目，关进秦城了。

　　东昌路北边有一家绒绣厂，曾为人民大会堂奉献了精美的绒绣"凤穿牡丹"，悬挂于上海厅。绒绣女工范玲娣还参加了全国群英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見。

　　东昌路北面有一家医院，规模不大，名气不小。据说石筱山的儿子在此坐堂，病家趋之若骛。　　

　　入夜，东昌路退去了白天的喧嚣，渐渐恢复了平静，只有昏暗的路灯与隔江相望的霓虹形成鲜明的对比。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东昌路尽头的地标性建筑救火会大楼的轰然倒下，东昌路开始落寞了。如今，东昌路的原住居民只有少数搬进了东昌小区，不知道他们望着身旁的摩天大楼和标价上千万的豪宅会发出什么感慨！

现在的东昌路一半成了隧道出口，另一半虽然还有十几家商店，大多是门可罗雀，很少有人光顾。倒是路边的麻将桌吸引了不少原住民边打麻将边聊東昌路的前世今生，成一市景。

2018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