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难忘的情谊之五

卫疆

知青情第五篇:我的知青生涯

前面发了四篇特殊难忘的情谊，主要记述2018年4月到上海、淅江与原在云南版纳东风农场的部份上海知青相聚，大家在一起，有聊不完的话题，过去，现在……那一份牵掛，是那么真挚！
里面我提到由于政治的原因吧，换连队最多的恐怕我数第一。九年在过七个基层单位。
1968年2月8日和北京55名中学生一起，经周恩来总理批示，天安门广场宣过誓，满怀建设祖国第二橡胶基地，保卫祖国边疆的激情，于2月21曰到达云南西双版纳东风农场。
当时的55人同在疆锋5队，一个由退伍军人，湖南支边工人，昆明、重庆支边青年共同组建的新建的生产队。随着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虽说不介入派性是我们的初衷，但当时的运动掺杂派性在所难免。单纯幼稚的我们靠着毛主席的最高指示，认为主张正义，公正发表意见就可以了。结果两种不同见解，被上面领导说成是两派。我们多数派被说成是明八暗炮，路线斗争觉悟不高，站错了队。我们所在的5队被看成是知识份子成堆的地方，派驻了工宣队，进行整顿。正值1968年底上海知青要来，为了政治的需要，强行将这55名北京知青分散到四个不同的分场，十来个不同的生产队。
我们一行17人被分到东方红农场三个不同的生产队。
1969年云南大的政治运动，一是三月份划线站队，二是八月份整党，随后还有一个整党补课。运动中，我们又对不执行党的政策，将站错队的人从扔河里打落水狗到扔到厕所粪坑里打落屎狗的作法提出质疑，并写材料秘密向省里反映，在总场部召开大规模划线站队的现场打落水狗大会时，我们三分场的老北京知青刘安阳，王开平又出面保护疆锋五队队长杨春文不被打落水狗，被围攻，老北京知青和掌权派在街面上形成对峙，更被说成路线斗争觉悟不高。划线站队运动后，我们55人中的苏北海、张劲辉本来担任不同连队革委会成员，被免职了。随后又莫名其妙将三分场我们所在的三个队各提拔了一女生为革委会委员。三队是李小素，四队是我，五队是林力。接下来的整党运动中，天天晚上在学习班上，"帮助"我们提高认识，中间，总场一把手，革委会主任，军代表宋天明驱车到四队，把正在山上干活的职工召集到文化室训话，把我们大骂了一顿，其中引用我们55名中卢小平给其姑姑的家信中的话语，其实老工人对我们很好，被斥责为，什么老工人?工人阶级的叛徒！结果，整党结束，我们这些在学校就是共青团员的团组织关系被掛了起来，整党补课后才恢复了我们的组织生活。这是我在的第二个队的经历。
(注:卢小平家信，诉说在农场不公正待遇的现状，其家人担忧，将信转寄了周恩来办公室，信又被转到了东风农场。)

这是在疆锋五队我们种植的花果山三年芒前同班同去云南的林宝玉，鲍希平和我的合影。

这是老北京55部份女生在亲自种植的橡胶树前合影

这是曾上过大版面的一张照片

返城后，老北京55相聚。

老北京55部份女生

摄于1999年夏

回京后，仅见过一、二次面的伍明。姐弟俩同去的老北京55之一。

这是老北京55名知青当年在农场的合影

1969年底还是70年初我被调到三分场六队，宣布我为六队团支部副书记，文书。六队离分场部也是最远的，55个老北京知青中独自一人在一个队的，当时我可能也是独一份。年令小点的上海知青来到农场，我和他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文书要往返于场部，领工资，领工具，手拿肩扛的，吃了不少苦，虽说吃苦精神得到领导认可，知青佩服，但我身体却出了问题。胃出血，人浮肿。花生、黄豆地里中耕一天回来，脸肿的都变了形。
这是我在过的第三个生产队。

为照顾我，将我调到三分场五队。五队有我们老北京知青4人，林力、张春荣、周长生、王开平和开达。这是个种植水稻的队，林力是司务长，张春荣是文书。这个队有所三分场小学分校，一排茅草房，分隔三间，分别为一至三年级教堂，有三位教师。我被分配教一年级，有十来个学生。
我和老同学一起开伙，大家也很关照我，慢慢的我的身体好了起来。
随着大批知青的到来，农场扩建，大家又各奔东西，到新分场，新的生产队战天斗地。林力去了十五分场，开平、开达哥俩去了九分场，
长生去了十四分场，张春荣要去十二分场。这时的我心中盘算，大家都去了艰苦的新分场，我留在老队里，感觉不好意思。更为担心的，我们一直处在挨整的境地，剩我一人，往死整可咋办？我专程跑到四分场找到在那的总场领导李秀奇，向他诉说坚决要到新建场队的决心。当时他未同意，劝说我当老师挺适合我。
私下里，我和张春荣说好，只要她走，我就和她一起走，不辞而别。
十二分场拖拉机来接张春荣，我将木架子床和我的行李一起搬了上去。拖拉机到三分场场部装斗笠，停放在场部球场边，分场一把手丁才该发现车斗里有两张床，下令搬下一张。我不敢吭声，怕再把我人扣下，这样我到了十二分场一队。

就是高举这这面战旗，一路高歌到的版纳。

十二分场一队，是我在的第五个生产队。张春荣在一队待的时间不长，调到分场部任党委秘书去了。我在一队，那时正是建设兵团建制，我曾被连队树为四个知青标兵之一，后提为连队的副连长。在小上海知青到达连队后，由我主要负责组织新知青的学习。因都是年青人，带他们到大勐龙赶街，关系还是很融洽。
一连的指导员和连长都是从六分场调来的六四年的退伍军人。指导员性格温和，连长有些霸道，俩人有些不合。我年轻、简单，还有些幼稚。1971年我请探亲假回了趟北京，返回连队后，好几位连队的骨干，班排长向我讲述连队搞了次整风，把他们整的灰头灰脸，歪风邪气上升。

十二分场一队和文书一一北京知青肖昭平，重庆知青雷飞琳、戴元惠。那时不大会照相。

为此，我也搞了点小调研。还没等怎么着，连长对我开了炮。发动针对我写小评论，张贴在文化室的竹笆墙上，晚上全连大会，矛头直指我，给我提意见，且不让我发言，说这是群众意见。就连当时24岁的我尚未谈恋爱，只是在带他们到大勐龙赶街时，碰到老北京男同学站在一起聊天，也被他们攻击为作风不正，谈恋爱……，为此，总场部(团部)还专门派了工作组到一连调查。事情结束后，将我调往离场部更远的条件更艰苦的五连任副连长。临换连队时，营副教导员张振谷找我谈话，说我入党申请未能解决，主要是路线斗争觉悟还不够高，一连班子的矛盾，我也有责任。
我调出一连后，连长徐定平强奸女知青败露，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只可怜他那少数民族的婆娘带着四、五个不懂事的孩子是怎样挨过那漫长的时日？
在一连有趣的一段故事，我还想说说。那年，出了林彪9.13事件。团里组织骨干在团部办学习班，学习中央文件。我赶街时，恰巧遇到三分场六队和我同校的同学，她邀我到她那去看中央文件，我也答应了。后巧在街上饭馆吃饭时，又碰到老北京同学王惠民，他在十二分场卫生所当大夫，饭后，我们就一起到总场部到老北京同学何龙江那看了文件，之后，一路返回十二分场。不巧的是三分场那位同学的中央文件丢失了，当时，这可是大事件。我成了怀疑对象。再巧的是，总场部晚上有演出，一连有个上海男知青，有癫痫病，脑子有些问题，演出结束后，盲目爬上一辆卡车，被拉到了三分场武装连三队，跳下车，他傻眼了，询问他，一问三不知。只说出了刘卫疆的名字。因我是从三分场出来的，都认识我，才确定了他的身份，被送回十二分场。后这位知青被病退，退回了上海。
这些插曲，当然我要被审查，总场专案组都找过我。

有前边这么多过程，到十二分场五队的我，其实是最消沉的阶段。不愿多管事。
五连以上海县的为主，当年成双成对确定恋爱对象的居多，茅草房大间隔成小间，拉上帘，就是两人世界。当年，年仅19岁的王亚花为生老二大出血而去世，留下人间悲剧。
这个连队的氛围和我走过的连队确实有些不同。那时，我也苦闷着，怎么办？就在这地方待一辈子了吗？家中亲戚也在张罗给我介绍对象。
总场领导李秀奇一次来到我们这山洼，特意等我要见我，那天，正下着雨，我这负责后勤的副连长上山去挖木薯当连队的下饭菜去了，下山时，一身泥水……可能领导动了侧隐之心！再则，就在五队那段时间，我和苏北海的恋爱关系也确定了下来。时隔不久，就要调我到农场的农业中学去工作。学校的副校长，教务主任张振芬坐着手扶拖拉机专程到五连催我上任。
也就在这时，营长张家瑞亲自过问我的入党问题，对我说，把组织问题解决了再去农中，农中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去了，组织问题怕不好解决。就这样，我等了一周，告知我党委会通过了，我带着新的喜悦走上了新的岗位。那是1973年的9月。
这也是我在过的第六个生产队。

到农中后，我先后接手初二的语文课，后又接手初一新生班，带了两年，又转手接高一，一直教语文和政治。担任班主任期间，我所带的初一2班曾被评为先进班集体。除了任课和担任班主任外，还分配我负责学校红卫兵的工作。在那段时间，和高中学生红卫兵大队长解建泉，贺家敏也建立了深厚的师生情谊。在农中工作的三年半时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出席了西双版纳州的先进生产者，先进工作者代表大会。
但，说实在的，我一个高68届学生，高中只读了一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教书，实在是误人子弟了。
这是我在农场的第七个单位，也是最后一个单位。
1977年2月，我结婚半年后，享受照顾夫妻关系，调到云南省农科院工作，1979年底又调到云南省检察院工作，1990年又享受知青有关政策回到北京，在北京市检察院从事相关业务工作。从198O年到2004年相对稳定的检察工作中，也曾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并荣立个人二等功。
知青的特殊经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种精神财富。对我来说，曾遭遇过的不公正，不公平政治待遇，也造就了我要公正，要主张正义的司法品格！

在农中和一个应届毕业班师生大合影

曾经共过事的农中教师

69年回京探亲天安门前

76年探亲在颐和园

曾在十二分场一连的

十二分场的

回城后还常相约一起活动，爬香山。

现都到了古来稀的年令了

一个学校不同年级不同渠道一批去的云南

现在可聚不齐这么多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