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指山下金沙江畔回想曲（之二）

戎州老渔翁

撰文 ：李 宗 俊

　　五年前写过一篇回忆文字《五指山下金沙江畔回想曲》（一）。写完后感觉意犹未尽，就在标题后加上“一”字，用以督促自己，继续写下去。

有时侯，读着自己以前写的文章，都会被感动。这其实不是对自己文章的欣赏，而是对往事，对逝去时光的怀念！曾经有人说“往事并不如烟”，现在又有人说“不忘初心”。是啊，尽管那些“往事”，那些“初心”，都是一些星星点点的小故事，没有“灿烂”，更不“辉煌”，也许还有痛苦，但我总是难以忘怀！

在五指山下，金沙江边的新市镇，我度过了16个春秋。从22岁到38岁——人生中最可宝贵的青春岁月贡献给了这个小山镇。在那里，我经历过痛苦的日子，也有过欢乐的时光。痛苦的日子我已经在一篇题为《岁月荒诞 十年蒙冤》的文章中有所记述，不说也罢！

在一首题为《新市镇祭》的诗中，我曾感叹 : “新市啊新市/我不知道是爱你还是恨你/可我总也忘不了你/……”。忘不了的是逝去的岁月，是岁月中的那些点点滴滴……

2012年10月，向家坝电站建成后，新市镇被淹没，永远地沉睡在了金沙江底。2014年10月4日，我随女儿一家去雷波县马湖旅游，途经新市镇，走在西宁河大桥上，凭栏眺望，遥想着脚下水中新市镇旧时的模样，不禁感慨万千！后来便在当时拍的一幅照片上题写了这样一段话：“记忆中的小镇，还有我们的青春年华，都永远地、静静地躺在了这片水下。金沙江，不再有金色的浪花，不再有澎湃的激流。如今，它变得如此清澈，如此宁静温柔，呜咽着，仿佛在述说过去的故事……”

“八级木匠”

大约在上世纪70年代初，工薪阶层家庭中，兴起了一股“打家俱”风。60年代踏上工作岗位的年轻人，到了70年代，大多结婚成家。刚参加工作那会儿，住房是“公家”的，几件简陋的家俱也是“公家”的。我们家，就只有区医院“公家”的一张能挂蚊帐的双人床、一张两个抽屉的条桌、一条长板凳。两口木制“衣箱”则是自己用包装箱改制而成的。另外，在挂蚊帐的架子上放一块和床一样长的木板，上面就码放着平时换洗的衣裳——这可是我们家的“创意”，为此很沾沾自喜了一会儿。家中的陈设实在简陋寒酸，亟待改善。和我家类似的家庭比比皆是，大家于是各显神通，打起家俱来。有的请木工师傅在家中做活，也有的干脆自己动手当起了“业余木匠”。当然，后者是少数。我是这少数中的少数。家中几乎全部木器都是我亲手打造的，且做工精细。我曾自嘲自己为“八级木匠”！

　　打家俱需要木材。新市镇自古以来就是木材集散地，按理说，要弄点木材应该不成问题。但那时候木材是国家资源，控制得比较严，在新市镇就有一个“木材检查站”，检查过往车辆是否夹带了大批量违规的木材。新市镇的居民自有应对办法。你检查站的工作人员需要在新市镇生活，需要购买生活用品吧？但是，那时候物资匮乏，什么东西都是凭票供应，你能随便买到吗？再者，生病了，需要看病、打针、吃药吧？人们就通过各种各样的关系结交医生，结交售货员，又通过他们再结交检查站那些工作人员，于是，无须花一分钱贿赂，从大山里运出来的木材就顺利放行。另外，也有一些木材是山民抄山间小道，绕过检查站，直接送到买家家中的。

　　我们家需要的木材，无须这样大费周折。我们家开煌因为在区医院既当医生又兼护士（“文革”中基层医院实行“亦医亦护”制），并且她的“小儿头皮静脉穿刺术”又无人能及，找她看病打针的人很多，所以她人缘极好。当年，雷波森工局汽车队驻扎在新市镇，其任务是从青山上运木材到金沙江边的贮木场。汽车队队长王道成、驾驶员彭宗武等和我们熟识后，常常给我家运来一堆堆“烧火柴”。其实这些“烧火柴”都是一些原木，有的直径达二、三十厘米，还需用长柄劈斧劈开成小块，掠干后才能生火造饭。在我做木器活之前，烧了很多这样的木料，真是可惜了。自从迷上打造家俱后，就把那些“可用之材”留下来解成板子，什么“寸板”、“分板”，分门别类荫干备用。

　　说起“解板子”，又想起了一则往事。街上一家木器作坊里，一个青年工人在操作电锯时，不小心被飞溅的木屑击中了双眼，鲜血直流。他被人送到医院，恰逢开煌值班。清创后，发现他眼球没有受伤，巧的是两只眼睛的上眼睑有伤口，开煌给他消毒后用五官科小号针缝合了伤口。这位青年木工眼伤痊愈后，特意到医院感谢开煌。众人一看，哇，单眼皮变成了双眼皮！这无异于给他作了一次“美容”手术，虽然那时侯还没有“美容”这概念。从此以后，我到他作坊“解板子”，除了象征性地收取一点电费外，其它费用他硬是分文不取。

　　前面已经提到，那个年代，物资匮乏，什么东西都是凭票证供应。木工工具中大部分钢制品，例如刨刀、锯条、凿子等，都是当时的紧俏商品，由供销社售卖，没有一定关系，休想买到。记得，有一款“金兔牌”刨刀，是上海生产的名牌货，一般人更别奢望买到。我曾经在《十年蒙冤》一文中记述过的和我家相交甚笃的李廷富和张友霞夫妇，张是新市中学的数学老师，李外号人称“李大学”毕业于成都工学院水利系，那时候却在供销社“站柜台”售货！这种奇葩分配在“文革”中数不胜数！多亏了“李大学”在供销社“站柜台”，才“供销”给了我全套“金兔牌”刨刀。以后，又从他那里“供销”来了家俱上用的锁具、合页、虫胶漆等。另外一些紧俏的生活物资，例如肥皂、电灯泡等等，也是从他那里弄来的——这当然是题外的话了。

　　木料有了，简单的几样工具有了，我开始了“业余木匠”生涯。

刚开始时，以为做木活很简单，不过就是锯、劈、刨等几项基本功而已。殊不知在刨木料时就闹了笑话。木工师傅刨木料时动作轻松潇洒，只听得“哧溜”一声，一朵朵刨花便从刨口飞舞而出。卷曲的刨花展开后都是长长的、光光的。而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刨出来的一堆刨花却是又短又粗糙。开始以为是刨刀的深浅没有调好，于是反复调节刀口深浅，还是不行。浅了，刨不出刨花；调深点，要么推不动刨子，要么推出的刨花又短又粗糙。无奈之下，悄悄跑到木工师傅那里去“偷师学艺”。拿起师傅的刨子一看才恍然大悟，原来我是把刨刀安装反了！重新安装刨刀后又经过反复练习，终于可以推出长长的、光光的刨花了。其它几项基本功——锯、劈、凿等也在做木活的实践中逐渐熟练了。

　　大约是1972年春，我的第一件“作品”——两把“马架椅”终于问世。“马架椅”在当时是很流行的一件家俱，几乎家家都有。它是一款多功能的座椅，可坐可躺，还可调节角度。它结构简单，适合初学者制作。在制作过程中，我对它进行了改良：一般的没有扶手，我作的加了扶手；一般的框架正面是平面，手感差，我作的改为弧面；枕头部位我用木板作了装饰，美观且舒适。最重要的改进是榫头结合部位，由于我作的框架正面是弧面，传统的榫头结合法很不理想。琢磨了很久，最后终于想出“三角形榫头结合法”，这样横竖两个弧面结合部位就“亲丝严缝”了。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上漆。业余木匠们爱用虫胶漆，因为它溶于酒精，便于操作。但这种漆是透明的，需要先在木器上打底色。实验了几种中药，例如，黄栀子熬水，都不理想。最后想到了碘酒，实验后，效果很好。上了漆的马架椅，光可鉴人，通体呈浅咖啡色，木纹清晰可见。这两把马架椅的木料选用的是一种叫做“茶条”的树木。“茶条”木质细腻，纹理清晰，其硬度、强度较其它杂木高。搬了几次家都舍不得扔掉它们，至今还收藏在家中。

车队王道成、彭宗武两位师傅参观了这马架椅，很是称赞，于是便作了两把送给他们。

这一作，便一发不可收拾，制定了一个“宏伟”的计划：打造全部家俱，包括厨柜、衣柜、写字台、双人床、圆桌等等。

（至今还在使用的写字台，

可以拆卸为三大件）

（至今还在使用的大衣柜，

可以拆卸为四大件）

（至今还在使用的小圆凳）

　　书生毕竟是“书生”，没有拜过师、学过艺，要打造这么些家俱，离不开图纸，离不开技术参数什么的，就只有求教于书本了。好在那时候打家俱成风，虽是计划经济时代，出版社还是瞅准了市场需求，出版了好多种木工方面的书籍。新华书店就有《木工手册》、《家俱大全》之类的书籍售卖。我买了一本《木工手册》，按照那上面的图纸，几年中陆陆续续作出了几乎全套家俱。不过，我并没有完全照搬书上的样式，而是作了改进。例如，写字台台面转角处一律作成弧面，看起来线条流畅、造型美观。考虑到以后可能搬家，大部分家俱都设计成可以拆卸的几大件。例如，写字台可拆卸为三大件，大衣柜可拆卸为四大件。

由于对作木活产生了兴趣，还作了几件家俱送人。成都兄弟家送去一个平柜和一些木料，是托车队王师傅运送去的。而王师家，除了马架椅外，又作了一个厨柜送他。

　　从山上流下来的一条小溪跌跌宕宕流经我家门口，终日“叮叮咚咚”，悦耳的流水声给我们这个小家平添了几分诗意。小溪岸上是一片卵石地。有一年春天，我和开煌在这片卵石地上种了两株葵瓜，搭了一架瓜棚。到了这年暑假，葵瓜长势喜人，蔓藤茂密翠绿，天气虽然炎热，瓜棚下却是浓荫蔽日，流动的溪水又带来丝丝凉意。我突发奇想，便索性把“木马”（作木活的工作台）安放到瓜棚下，打算在暑假中打造一件家俱。惹得开煌好一通埋怨，后悔不该搭这个瓜棚。她是担心我身体吃不消，心疼我啊！最后还是我说服了她，利用这个暑假，作成了一个厨柜和一个平柜。

这条小溪，这架瓜棚便永远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

（网上搜集到的这幅图片，

酷似记忆中的那架瓜棚）

　　木工活做多了，在同事中便有了一点小小的“名气”，外号人称“李木匠”。中学有几名老师,还有粮站的一名干部（也是我的邻居）学着我也当起了“业余木匠”。大家便常常在一起切磋木匠技艺。更有趣的是，街上一名专业木匠王师傅，也时不时地向我“讨教”家俱结构和计算上的一些问题。在寂寞的山区生活中，这“切磋”，这“讨教”也算是一些乐趣吧？

我调动工作到了宜宾后又搬了几次家，几次想把这些家俱换掉，都被开煌阻止了。她总说，你的辛劳成果，你不心疼，我心疼！因此这些家俱至今还收藏在宜宾家中。

走近彝乡

新市镇南临金沙江，北靠五指山，西部与凉山彝族自治州雷波县接壤，自古以来就有彝人居住，是典型的汉彝杂居的山区。彝族以前称为“夷族”，新市镇以前叫做“秉夷镇”，镇上还有一条老街叫“蛮夷司”。“夷”意为“蛮夷”，“秉夷”则有管理、掌控夷人的意思，都含有民族歧视的意味。1956年以后，夷族就改为现在的称呼“彝族”，“秉夷镇”的称谓也就废弃了，“蛮夷司”改名“和平街”。至于为什么用这个“彝”字，还有一种有意思的说法：“鼎彝”是皇宫里存放东西的地方，“彝”字上面是房子（彑），房子里面有米有丝，寓意有吃有穿，兴旺发达。据说，这是毛泽东提议的，不知可信否？

屏山县的行政区划虽几经变化，但直到现在新市镇仍然下辖两个彝族乡——屏边彝族乡和清平彝族乡。在清平彝族乡的见闻，我在回忆文章《五指山下回想曲（一）》中“第一次家访”一节里已有记述。这里叙述另外几则与彝族有关的见闻。

　　“文革”中，各文艺团体被要求送戏下乡。小小的新市镇于是有幸迎来了凉山彝族自治州文工团的演出。在文化园地一片荒芜寂寥的年代，能观赏这样一台水平很高的演出，自然轰动了全镇。演出那天，用“倾城出动”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街上小学里有几位老师与我家私交甚好，早早地就在广场上靠近舞台的地方为我们安放好了长板凳。我曾多次戏言，在看“坝坝电影”、“坝坝演出”时，这是我家享受的“包箱”礼遇。少数民族中，彝族也是能歌善舞的民族。听说，凉山州文工团的主要演员大多数是彝族人。演出的节目以反映彝家风情为主。那天演出的节目中，有一齣歌舞《快乐的哆嗦》，欢快明亮的歌声，热情奔放的舞蹈，尤其是身着民族服装的演员赤裸的双脚上套着银环，合着乐曲快速的节拍上下翻飞的舞蹈动作，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快乐的哆嗦》是凉山州文工团在1962年创作的舞蹈。“哆嗦”是彝文“彝族”的音译。“快乐的哆嗦”意思是“快乐的彝家人”。以后，凉山州文工团带着这个节目演到了成都，又演到了北京。这个节目就成了他们团的保留节目。以后我在电视上又观赏过这个舞蹈。在新市镇那一次，却是唯一的一次近距离观赏舞台上彝族演员的演出。

　　“彝族出美女”，这是当地人的传言。开始我不以为然。在我的观念中，彝族世居深山峡谷，闭塞、贫穷、落后，又不太讲卫生，怎么能出美女？直到有一天，从屏边公社送来一位女病人，才彻底颠覆了我的观念。这女病人年龄大约五、六十岁，是一位彝族“阿妈”。当班医生、护士接待了这位阿妈，安排了病房床位后，这才发现，跟随来照顾阿妈的是两位年轻貌美的“阿米子”（“阿米子”是凉山一带汉人对彝族年轻女子的统称，但彝族人对本民族的女子统称“里扎”，而年轻姑娘则称为“思莱”）。这一新闻在区医院不胫而走，引起了小小的轰动。大家纷纷前往病房探视两位彝族美人“阿米子”。那天，我刚好下课，从椒子坪下山回到区医院家中，自然加入其中，一探究竟。两位“阿米子”果然漂亮！年龄稍长那位额头上缠着头巾还顶着一方头帕，这是彝族已婚女性的头饰。另一位头上只顶着色彩艳丽的头帕，没有缠头巾，这是出嫁前，彝族少女的打扮。衣着都差不多，绣花上衣配上长筒百折裙。从医生和她们交谈中得知，她俩是姑嫂关系。面对医生护士的探望，姑嫂俩很不好意思，脸颊上都飞起了红晕，越发显得妩媚动人。事后，医生护士们纷纷发表评论。有的说，姑嫂俩五官都很精致，就是皮肤稍稍黑了一点，没有汉族美人那么细腻白皙。有的说，嫂子从五官和脸型看，有点像古代仕女图中的仕女，具有东方古典美。又有的说，小姑子眼睛大而明亮清澈，鼻梁有点挺，有西方美女的特征。大家的结论是，姑嫂俩兼具东西方美女的美。

　　当我敲出这些文字后，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当年大家的评论中，为什么会有“姑嫂俩兼具东西方美女的美”这种印象？于是，上“百度百科”搜索“彝族族源”。搜索的结果抄录如下：“关于彝族的族源，迄今仍众说纷纭，尚无定论。到目前为止……以土著说、氐羌说为主……此外还有‘西方外来人种说’，清末西方人带着人类学的眼光来到彝族地区，调查的结果是，‘从彝族在体质上表现出来的体格高大……肤色呈奶油巧克力色……大眼睛亮晶晶的，总是炯炯有神……鼻梁挺直，面貌清秀……头发漆黑，稍微卷曲相当柔软……’有学者据此认为，彝族的血缘中应带有西方‘雅利安人’或‘高加索人’的血缘特征……”啊，原来如此！又联想到现今活跃在荧屏舞台上的几位彝族歌手，像曲比阿乌、阿鲁阿卓等，个个都是美女，这“西方外来人种说”还真有点道理。难怪当地人说“彝族出美女”！

　　我们家原来的住房是半山坡上小溪旁的一间石头房子。后来区医院修建了一栋三层楼的职工宿舍，我们家就搬进了二楼的一间住房。职工宿舍前面是一个“三合土”筑成的小平坝，面积有篮球场那么大。区医院的孩子们称它为“新坝子”。“新坝子”是孩子们每天放学后游戏、撒欢的场所。“新坝子”坡下是医院的住院部和门诊部。“新坝子”记录了孩子们的童年往事，也曾记录了一个彝族老人的葬礼。

有一次，一个住院的彝族老人去世了。按照彝族风俗，要举办一场葬礼，与亲人告别，再行火化。医院在山坡上，山坡下是公路213国道，再下面就是西宁河了。彝族老人的葬礼就只能在“新坝子”举行了。记得是那天下午，我们在二楼上目睹了葬礼的全过程。彝族老人的亲人大约有十几人。他们绑扎了一个木架子，将老人遗体放在架子上，然后抬去放在“新坝子”地上。十几个彝族男男女女以老人为中心，围成一圈，席地而坐。一个彝胞手执一个大酒壶（形状像军用水壶，但比军用水壶大许多）在一个大碗中斟上酒，这碗酒就在众人手中依次传递。端着酒碗的人会在老人遗体前鞠躬、敬酒，然后自己喝一口酒，口中念念有词。我们当然听不懂说些什么，可能是缅怀老人生前的好，也可能是愿他在天上生活幸福愉快吧？最后，就会蹲下来在老人脸颊上亲一下。此时，有人会抱着老人嚎啕大哭，也有人只是嘤嘤啜泣。这可能是他们和老人家最后的道别仪式吧？

　　在住院部旁边安放有一口大锅，是住院病人做饭用的炊具。听医院炊事员说，那天早早地就有几个彝胞宰了一头羊炖在锅里。炊事员还说，他们清理羊肠时，只是顺着羊肠捋了几下排出了脏东西，也不知道洗干净没有？羊肉汤水面上浮着一层泡沫，不知道是油还是什么？还听说有医生路过那里，被邀请喝这羊肉汤，不知道他们喝没喝？喝得下不？

　　当晚，葬礼达到了高潮。亲人们围着老人遗体，一边吃着羊肉，喝着汤，喝着酒，一边唱歌跳舞，直到天亮。天亮后，就该火化遗体了。火化场地选在“太平间”（平时直呼为“停尸房”）旁边一小块平地上。“太平间”距离职工宿舍不到一百米，中间只隔着一条干枯的小山溪，站在医院任何一个角落，都会看得清清楚楚。医生护士们恐怕也是平生第一次见识什么是“火葬”吧？那天我一早就到山上椒子坪上课去了，未曾目睹火葬的过程。下课后听到大家议论纷纷，才知道“区革委”为了这位彝族逝者的火化，特批了20斤煤油（要知道那时候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证呢）。结果把这20斤煤油全倒在一堆柴禾上，柴禾烧尽了，遗体却未能烧化成骨灰！不得已，区上又批了20斤煤油，又码了一个更大的柴禾垛子，遗体终于化成了白灰，老人家的灵魂终于得以升入天堂！

煤油灯的故事

1963年秋，我毕业分配到了新市中学。听原来的老师说，新市中学曾经停办了两年，1963年春才复课，所以校园十分简陋。复课不久又遭遇了一场特大冰雹，瓦房房顶伤痕累累。我刚去那会儿，残存的瓦砾随处可见，两栋平房教室房顶虽已修好，但那“礼堂兼食堂”本来就没有围墙，房顶又被掀去，远远望去就是一座光秃秃的架子兀自在那里立着！

那时候，新市镇还没有通电。晚上老师在办公室备课、批改作业，学生在教室上晚自习都是点煤油灯。不过，那煤油灯还算“高级”，有玻璃罩子，可以调节亮度，称为“美孚灯”。每当下晚自习的钟声敲响，人人举着一盏“美孚灯”，经过操场坝回到寝室，那场面煞是壮观——近看是一片灯的海洋，远看又像星星点点的萤火虫在移动！也有不用“美孚灯”而手提“马灯”的。“马灯”是一种可以避风的煤油灯，也可以调节亮度。

　　说起“马灯”，又想起了另外一些故事。

我结婚以后，每逢星期三晚上学校召开“教研会”或者进行“政治学习”，我都是提着“马灯”走在那一条漆黑的山间小道上，往返于区医院和椒子坪。我计算过，从区医院家中向上走到椒子坪中学大约需要十五分钟，而返回家中要七、八分钟。路旁时不时冒出一个坟头。大白天走这条小路倒无所谓，但走夜路就有点“虚火”了。“马灯”摇曳的昏黄的亮光把自己的身影映射在路旁的坟头上，长长的，有时自己都会吓一跳。山区夜间常常有风，遇有山风吹过，山上的树林、竹林刷刷作响，本来该富有诗意的风声、林涛声，这时反倒有点凄厉恐怖了。为了壮胆，吼上几嗓子，吼一首歌，便成了常事了。多年以后，我调离了新市镇，但“美孚灯”和“马灯”那幽幽的光亮，还时不时地在眼前闪烁。走夜路去参加“雷打不动”的周三“政治学习”时吼的那几嗓子，还时不时地在耳畔回荡。

（向家坝电站截流后，我走过无数次的那条山间小路和区医院便永远被淹没于这片水下，只留下小路尽头的那片楠竹林还依稀可辨。图片拍摄时间 ：2018年1月10日）

　　用煤油灯照明的年代，新市镇的夜生活别有一番风情。周末的夜晚，我们有时会三三两两相约，提着“马灯”从椒子坪下山到镇上逛街。青石板砌成的街面凹凸不平。街道上没有路灯，只有街道两旁店铺内漏出昏黄的灯光。间或有一家店铺为了招徕顾客会在房檐下挂上一盏灯笼，或者一盏马灯。路面坑坑洼洼、影影绰绰，有时就不免崴了脚。不过，那时人年轻，也不当回事。

周末夜逛新市的往事，记忆深刻的还有街口那家小酒馆。酒馆内安放了七、八张八仙桌，房梁上挂着几盏有三个灯心的煤油灯。幽暗的灯光下，人影憧憧，八仙桌上的客人，有的高谈阔论，有的猜拳行令。我们几个“外来客”则坐在一旁，一边豆腐干、花生米下酒，一边静静地听着那些市井新闻。朦胧的灯光，嘈杂的人声，浓烈的烧酒香味混合着呛人的叶子烟味道——这就是留在我记忆中的偏僻小镇上那家小酒馆独特的风景。文革中，这家酒馆的一个年轻堂倌，不知道哪根神经搭错了，要“体验”上吊的滋味，硬是把脑袋套进了挂在房梁上的绳套中。要不是别人发现得早，他真的成了吊死鬼了。这件事在当时成了街谈巷议的新闻。

　　小酒馆旁边有一家卖“醪糟粑粑”的小店，“清水醪糟”八分钱一碗。有一个周末，我们几个年轻教师“敲诈”教导主任曹代明，要他请客。他便请我们每人喝了一碗清水醪糟。文革中，他被打成“叛徒”，和我一起被土劳改。我们成了忘年交。（曹主任被打成“叛徒”一事，在我另外一篇回忆文章《十年蒙冤》中有较翔实的记述）

（从椒子坪中学下山到新市镇街上的必经之路——百步梯，也淹没在这片水下了，如今只有路旁那棵巨大的黄桷树树冠还露在水面上。

图片拍摄时间：2018年1月10日）

笑话三则

平时我们爱和曹主任开玩笑。有一年寒假，全县教师集中在县城学习。他带了一条“金沙江”牌香烟，准备送给县教育局的一个朋友。趁他不备，我们几个年轻人偷偷抠了一包出来，把香烟盒里的烟换成了谷草，照原样封好放了回去。这条烟送了出去，这恶作剧的结果就可想而知了。事后，他狠狠批了我们一通。

　　其实，曹主任等几位那时的中年教师，也喜欢开玩笑作弄人。校长蒋德宏双下肢患神经性皮炎，奇痒难忍，中药、西药都用了，就是不见效，便四处寻觅秘方、偏方。有一天，在教师食堂吃饭时，曹代明、黄汝耆、王清鼎等三人围坐在一张八仙桌旁，边吃边聊。三个人不动声色地把话题引到了“神经性皮炎”上。一个说，听说狗屎糊上去可以治疗神经性皮炎。另一个则说，不行哟，要狗屎调醋才行。第三人说得更玄乎：你们说的都不对，要白狗屎调醋才有效果！我在一旁偷着乐，就是不知道蒋校长会不会上当？哪知蒋校长真的信以为真了，凑过来很认真地问：你们说的“白狗屎”是“白狗”的屎，还是“白色”的狗屎？逗得我在一旁哈哈大笑，这个玩笑终于穿帮了。不过这位蒋校长也太迂腐了，他居然读出了这个汉语词组的歧义！从此以后，“白狗屎调醋”就成了新市中学的经典笑话。

　　说起新市中学的这则经典笑话，又想起了“文革”中新市区医院另一则堪称“经典”的笑话。话说区医院一位周（姑隐其名，不然就有侵犯姓名权之嫌）姓护士，在给一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打针时，估计这位农民是第一次打针，便问道：“打哪儿啊？”周护士回答：“打臀部！”这位周护士也真够咬文嚼字的了，你说“屁股”不就得了嘛，偏偏要说“臀部”，又偏偏把“臀”字读音“tun”错念为“dian”！都说“四川人生得奸，认字认半边”，这话放在这位周护士身上，也算妥帖。那农民便将“臀部”理解为“垫布”，便说：“我只有围腰帕，拿来当‘垫布’，要得不？”边说就边解系在腰杆上的围腰帕。周护士哭笑不得，冲那农民大吼：“脱裤子，打屁股！”那农民这才回过神来，是要打屁股，而不是打“垫布”呢！那农民穿的是一条扎“鸡肠带”的“笼口裤”，因为被吼，有点紧张，解开“鸡肠带”后，手没有抓紧裤口，那“笼口裤”一瞬间便滑到了大腿下。周护士见此风景，羞红了脸，“畜生”两个字便脱口而出！估计那农民也是羞的恨不得有条地缝钻下去，赶紧提上裤子，满以为是问他“出身”，便答道：“出身贫下中农，贫下中农！”气得周护士狠狠一针扎下去，算是完成了这次操作。只可怜了这位老实巴交的农民，抚着被扎得生痛的屁股，一瘸一拐走出注射室，口中还念念有词：“我的妈呃，打针还要报‘出生’，贫下中农打针都这么痛，那地富反坏右打针怕是要痛得满地打滚啊！？”

这则幽默后来传得很远，以至于我调到宜宾后，还有朋友绘声绘色讲给我听。殊不知，这近乎于黑色幽默的笑话的原创者是金沙江边一个偏僻闭塞的小镇——新市镇医院里那位可爱的小护士！

当我敲出这两则笑话后，不由自己地笑了。就让我在笑意中结束这篇文章吧！

2017年7月1日完稿于宜宾学院陋室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