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 近 往 事——纪念我的父亲杨明书

红杨树

　谨以此美篇书献给我逝去多年的父亲和母亲！父亲杨明书(1920——1982)生前是国家中学一级校长，辽宁省农村实验中学创始人、中国农村教育改革的先行者。毌亲顾梅霜(1919——1998)生前做过小学教师，因辅佐父亲工作回归家庭。他把他的一生献给了他的事业，她把她的一生献给了他。他们把生命共同融入了凤山草河！

2 0 2 2 年 1 1 月

　　《 走 近 往 事 》

——纪念我的父亲杨明书

　1982年9月29日，晚秋的沈阳落木萧萧，我那刚从文革劫难中走出，正为农村教育事业继续拼搏的父亲，在黎明前的寂静中，永远离开了我们 。30多年过去了，父亲长眠在草河岸畔，青山中的墓庐早已松柏林立，草木萋萋。但时光的流逝，无法冲淡我们对父亲的思念。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一件件难忘的往事，仍旧是那么鲜活。这些往事辉跃着父亲的理想，闪烁着父亲的精神，浸透着父亲的情感和深沉的爱。每当想起这些往事，总觉得父亲还活着，还是那么儒雅朴素，还带着那付旧眼镜，夹着书本正微笑着向我们走来……。

1953年参加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任辽宁第四分团副团长(左二)

第 一 次 听 《国 际 歌》

《国际歌》是全世界无产者为理想而奋斗的战歌，在许多庄严的场合，都会听到这熟悉的乐曲。但我第一次听《国际歌》，不是在我入党宣誓的大会上，也不是在我参加党的代表会议上，而是小时侯在家里听父亲唱的。那是1954年的夏天，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天他很晚才从学校回来，非常高兴。吃过晚饭，他说要给我们唱支歌，我一生只听父亲唱过两次歌，这是第一次。第二次是读初中时，在学校的联欢会上，他演唱了美国歌曲《老黑奴》，所以印象特别深刻。他站了起来“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的罪人（当时的译词）……”深沉的歌声在我家响起，半个世纪过去了，父亲留在我幼小心灵的歌声，仍是那么深沉、那么真切。

文革初期学校停课，正读高中的我，有时间经常陪伴身处逆境的父亲。一次交谈中，我曾问他当年唱《国际歌》的事，他告诉我:《国际歌》的理想，是他一生的政治追求。并向我讲述了他的经历：他1942年毕业于奉天农业大学，是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亲眼目睹了旧中国的落后、民族的苦难和国民党的腐败。东北解放后，有幸结识了董纯才、林枫、郭明秋等从延安和白区过来的，在东北大区从事教育领导工作的著名共产党人，从他们身上了解了共产党，并得到了他们直接的教诲和帮助，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迅速的转变。解放初期他在《自传》中曾深情地写到：“我觉得真是生逢盛世、得遇英主，跟共产党走革命路，生得其所、死而无憾”。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上个世纪50年代初，父亲成为沈阳市两届劳动模范，享誉东北并在全国有影响的模范教师，是毛泽东签署任命书的沈阳市政府委员，沈阳市民进第一任主任委员，蜚声全国的辽宁省实验中学最年轻的副校长（36岁）、全省仅有的三位国家中学一级校长之一，行政十三级的高级干部。

正当事业如日中天之时，他能舍弃这些荣誉和地位，毅然主动带全家到农村办学，没有坚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和忠于党和人民的政治追求，这是不可能做到的。父亲当年用歌声，表达了跟党走的决心，又用一生的行动，证明了他对党的忠诚。

初 到 草 河 的 日 子

1958年春节后，有好长一段时间父亲不在家，有一天突然回来，背了个大帆布包，风尘朴朴、满脸黑红。又过了几天，父亲说要带我们离开沈阳，到一个叫凤城草河的地方，说那个地方美得迷人，山上开满粉红的杜鹃花，布谷鸟在晨雾中鸣叫。那里还有一条草河，蹲在河边用手就能捧着小鱼儿，站在岸边还会看到一队队飞翔鸣叫的大雁……。

我们当时很小，听父亲一顿神侃，恨不得马上飞到凤城草河。后来才知道，父亲带我们离开沈阳到凤城，是去创办一所农村实验学校，为新中国的农村教育改革探路。那年我十岁，二个妹妹一个七岁、一个五岁，小弟弟才刚刚一岁。到草河后才发现，这里并不象父亲描绘得那么美好。上个世纪50年代的草河是很落后的，荒寂的土地、散发着臭气的粪堆、黄泥抹墙的草房、牛车懒洋洋地走着，马路上尘土飞扬……。父亲的办公室是从对面小学借来的三间教室，房屋低矮、桌椅破旧。我家初到草河时没有住房，就暂时租住农民在半山腰上的三间草房，吃井水、烧柴禾、做饭用大铁锅。母亲不会烧大灶，一烧火满屋是烟，呛得我们直流眼泪。父亲不常回家，每到夜间孤门独院、风吹影动很是害怕，一天晚上竟听到狼嚎，我们姐弟四个吓得和妈妈搂在一起不敢睡觉。

秋天，学校用河卵石和泥坯，盖了一栋家属宿舍，由于墙体单薄又没有晒干，整个冬天屋内四壁挂霜，稍一热棚上就往下滴水，每家都要扬起拖把擦棚上的水珠。数九寒天水缸结冰，饭碗都冻在一起。在沈阳时，我家住的是楼房，有地板、暖气，吃的是自来水和大米白面。可到草河一切都变了，住房象冰窖，顿顿吃粗粮，还要天天抬水吃。于是，我和妹妹整天嚷着要回沈阳。可父亲说：“老百姓的日子还赶不上咱们，他们能生活，你们必须也能生活”。我从小体弱，突然又生活在这样寒冷潮湿的环境，不久就得了严重的风湿，后来发展为风心病，为此还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父亲为此很疼心。他到晚年，一次若有所思的对我说：“如果爸爸不到草河，你是不会得这种病的”。其实，那时候他也已经患上了风心病，只是没把病当回事，而在这样的艰苦环境中，更加重了病情，但他像铁打的人硬是撑着，直到1966年春突然病倒，经检查才发现风心病已经到了中晚期，他逝世的时候只有62岁。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站在学校附近山头上，眺望新建校园、蜿蜒的草河及雄伟的凤凰山，他是多么热爱着这块土地！

在 困 难 中 挺 立

学校乘着大跃进的东风，一路高歌猛进。不到半年，新创办的农村实验中学，一排排新校舍在荒原中拔地而起。教育改革和教学实验进展得十分顺利、成果显著。1960年学校就被评为全国文教先进单位，父亲参加了全国文教群英会，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但谁也没有想到，1960年8月份的一场百年不遇的大洪水，冲垮了新建的校园和我们的家园。发洪水时，父亲正在沈阳开会，我们来不及带东西，就随着人群去逃难，学校留守人员离校时水已没了脖梗。等洪水退去，学校和家属房墙壁倒塌、淤泥没膝，淹得一塌糊涂，大家情绪十分低落。父亲从沈阳回来，立即带领全校教工和学生抗洪救灾、重建家园，清淤泥、修校舍、晒东西、拉犁翻地种秋菜……。学校刚刚稳定下来，“低标准”又开始了，那年冬天，寒冷和饥饿笼罩着整个校园，每人每天只有三、四两粮食，人开始浮肿。有的青年教师坚持不住，饿得跑回了家，学生中也掀起了退学风。父亲面对这种情况心急如焚，卷起了铺盖就住进了学生宿舍，和学生一起睡铺着稻草的大通铺，给学生讲红军长征的故事、背诵抗联名将李兆麟“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的诗句；逐一的与教师谈话，加强疾病防治；带领教师和学生一起上山采柞树叶做淀粉，想尽办法搞吃的。转年春天，又带领大家挖野菜开荒种地。

最难熬的一年中，父亲做为全校的主心骨，呕心沥血、坚定自若，像一棵青松挺立在草河大地上，挺立在全校师生面前。困难过后，全校300多师生，无一人因饥饿、冻餒、疾病而出意外，这在当时是极不容易的。离校的教师归队了，退学的学生也回来了，校园里又响起了朗朗的读书声。师生们经过困难的考验更加坚强成熟了。父亲为此心中高兴，给一个班级提了副楹联“五十剩三十，当年颇堪回首；三十胜五十，锻炼愈加坚强”，以此来纪念这段难忘的岁月。

为 了 草 河 的 老 百 姓

1958年，经省委、省政府批准，在省教育厅的支持和领导下，时任辽宁省实验中学副校长，荣誉等身且为国家中学一级校长，行政十三级的父亲，志願离开沈阳到凤城草河，创办了辽宁省农村实验中学。这在新中国教育史上，也是崭新的篇章。当时的省委书记处书记李荒，曾在批准报告上批文“让这个年轻人去干一番事业吧！”，那年父亲只有38岁。

父亲改革农村教育主张的目的是：教育为农村服务、为农业服务、为生产服务。通过育人和直接服务，提高农村生产力发展水平。他经常对教工讲：农村中学就是给农民办学，我们脚踩草河的地，头顶草河的天，就没有理由不为草河的老百姓着想服务。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办学同时也注重实践，把改造草河的落后面貌，为老百姓办实事，做为自已和学校的责任和义务。

父亲早年毕业于奉天农业大学，他是学农业的，也很懂农业，决心通过学校和自身的努力，给草河的山山水水带来变化。1962年，他带领部分师生，帮助草河平安大队兴修水利，测量任务都是由教师指导学生来完成，农民看到中学生还会用罗盘仪搞测量感到很新奇。经过几个月的改造，长年涝洼的土地变成了千亩水稻良田，每到秋天真是“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

由于经历了大跃进和“低标准”，老百姓砍树炼钢剥树皮，到了60年代，草河的荒山很多，水土流失严重，父亲经过长时间的考证，从1964年起，组织全校师生在学校附近6个生产队的荒坡上，栽下了7000多棵板栗树。他对当地的干部和群众讲：栗子是木本粮食，也是摇钱树,还可以保护水土，栽种板栗是一举三得的好事情，前景广阔。凤城现已成为板栗大市，父亲可谓是先知先觉、开先河者之一。

草河是当地人民的母亲河，但由于缺少防御措施，常闹水患，1960年的一场特大洪水淹了多半个乡。为了治理水患，从1965年起，他又带领全校师生，在草河岸边大规模植树造林。当年在草河桥头，学校曾立过一块保护林木的宣传牌，采用每句六个字的诗歌形式，我至今还记住一句“风平、水稳、沙固”，说明栽树的意义。历经一个又一个的寒暑，当年的小树已长成了一片片傲视蓝天的高高白杨林，粗壮的树干象威武的士兵，忠诚地保卫着草河——这条当地人民的母亲河。

当时父亲还有很多改造草河的设想，如：他对照《广群芳谱》，调查草河地区植物种类分布。还经常搜集农业资料，包括国外的农业信息，为草河地区寻找适合引进的种植项目。他说：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他要给草河的荒地种上苜蓿草，让这里牛羊遍地，老百姓有肉吃、有奶喝；他还要给荒山种上刺槐、绵槐即让水土不流失，还老百姓有柴烧。可惜文革中断了这些设想，成为他一生的遗憾。

文革期间，父亲为草河植树造林，却被造反派污蔑为“走绿色道路”，但他无怨无悔，厄运中仍关注草河的发展和老百姓的切身利益。1967年动乱之中，不少人开始砍伐林木，把学校路边和草河岸边的树砍了不少，连树根都刨走了。父亲看了心急如焚，可那时他已是一个被专政的“隐藏很深的大务”和“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因此不能直接出面，于是他就给当时公社革委会领导写了一封信，要求革委会出面刹住这股砍树歪风。信的落款是“关心的人”，封好后贴了一张八分钱的邮票，让我投进草河邮局的邮筒中。我想这也许是世界邮递史上邮距最短的信件，因为邮局就在公社大门口。后来公社的一位领导说：我们一看信就知道“关心的人”是老校长。

1970年夏天父亲解放了，并补发被扣发的工资960元，这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钱。而我们家因父亲长期扣发工资，又被赶到偏远乡村，也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恰在这时，我家下放所在的黄岭二队要买烤菸煤，因为没有钱队长急得乱转转。父亲知道后就和母亲商量，先把这笔钱借给生产队，以解燃眉之急。是父亲亲自把钱送到生产队长刘文金手中，并感谢生产队在他处境最艰难的时候收留了我们一家。这件事曾在当地传为美谈。

父亲用真情和行动，换得了草河人民对他的信赖和深情，老百姓都称父亲是和他们贴心的好校长。文革期间，在学校除了极“左”的军宣队和少数别有用心的造反派及单纯无知的学生外，当地老百姓和历届毕业生无一人去造他的反，反过来却充满同情，并为他鸣不平。不少人偷偷来看他，劝他要想得开挺得住。

1969年初，学校造反派要把我家下放遣送到离公社最偏远，位于老黑山底下的管家大队。妈妈很犯愁，就让我斗胆找公社领导，看能不能换到稍近点的黄岭二队？因为那里有我一个舅舅，交通也相对方便些。公社领导马上表态：“杨明书家属一定要照顾”。就这样我家在黄岭根下的二间茅屋中，又度过了四年时光。最令我们感动的是父亲逝世后，草河乡保卫村朝鲜族生产队，把刚收获的第一筐板栗送给我母亲，他们说：“这是老校长亲手种的栗子，他没吃着，你一定要尝”。

父亲在草河工作生活了24年，深爱着这里的土地和人民。他去世后，草河乡政府在草河的后山上，特批了一块墓地，让父亲长眠在这块他奉献了毕生心血并深深热爱的土地上，让他与草河的山水百姓同在。

苍凉大地，凛冽寒风，身处逆境，赤心不改。

我 家 人 往 低 处 走

常言道“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我家正是因为有了父亲，不但没借着什么光，反而还事得其反，常常人往低处走。

先说妈妈:妈妈早在四十年代初就是一名优秀的小学教师，曾在沈阳的一所学校任教。妈妈不但有文化，而且在解放前，曾做为东三省女子篮球队员参加过国际比赛。解放初期，沈阳市皇姑区在省实验中学成立街道委员会，需要一个专职街道主任，看好了我妈妈，于是，就找我父亲商量。父亲以大局为重，劝说妈妈放弃了教师职业，做了一名没有公职的街道主任，一干就是五年。1958年，妈妈为了父亲的事业，跟随他来到凤城。当时草河小学正缺一名教员，物色到妈妈，可我父亲不同意，他说我妈妈若出去工作，就没人管孩子做饭，他就没法全身心去为学校工作。因此，妈妈又放弃了这次回归教育的机会，但父亲也没让妈妈闲着，总是给妈妈派活，让她负责做学校家属工作，冬季起早给教师办公室生炉子，给老师送病号饭，还帮学校养过鸡鸭，而且都是尽义务。妈妈为了父亲，做了大半辈子家庭妇女，父亲的事业中包含着妈妈的牺牲和奉献。

再说我哥:哥哥是我家的老大，我家离开沈阳时，他正在省实验中学读高二。父亲说：哥哥从小条件优越，不懂得艰苦、不懂得劳动人民，因此让哥哥停学一年，去沈阳农学院养蜂队，到铁岭学养蜂。哥哥跟蜂农翻山越岭、风餐露宿，光鞋子就穿坏了好几双，脚底都是老茧。高中毕业后，父亲不让哥哥去报考当时社会很热门的理工类大学，而是让他报考农学院，将来为农村和农民造福。大学毕业后，哥哥由于品学兼优，被省委组织部选送到辽宁省大学生第一期青年干部培训班。1965年党校培训结束后，父亲不是找人把哥哥留在大城市、大机关，而是让哥哥主动申请，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创业。哥哥选择了辽西最艰苦的朝阳县，他当年给父亲写信说：要学习爸爸选择艰苦自觉奋斗，吃辽西的黄沙、建绿色的朝阳。哥哥在朝阳奋斗了15年，直到1980年才调到沈阳。

还有我姐:姐姐高中毕业后，只差几分没有考上大学，在草河中心校做代课教师。1964年，姐姐的公爹因政治甄别调到丹东，为了使姐姐和姐夫结婚后不两地生活，在迁户口时，将我姐姐的户口一同迁走，到丹东还可以安排正式工作。父亲当时正在外地学习，回来知道此事，认为姐姐与姐夫还没有结婚，同迁户口是违背当时的户口政策的。他不顾妈妈的劝说和姐姐的眼泪，亲自到丹东找到亲家，又将姐姐的户口从丹东迁回草河。当时户口进城是多少人的梦想，父亲硬是为了维护党员领导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亲手打碎了女儿的梦想，直到姐姐与姐夫一起去大连，户口才从草河迁出，并有了正式工作。

最后是我小妹:她在文革期间受父亲株连被迫停学，很小又随家下乡参加劳动，失去学习机会。后来落实政策，到农科所当一名普通农工。父亲本来和农科所领导很熟，让女儿坐个科室不成问题，但父亲不让农科所领导照顾，而是让她去干又脏又累的农活。1979年，父亲奉调沈阳，按政策可以带回一名子女，母亲想把小妹带走，父亲又不同意，他说：“现在落实政策需要回城的人很多，别都往城市挤，孩子能挣饭吃就留在草河吧”。妈妈看小妹在地里干活，累得只剩一双大眼睛，心里很难过，就背着父亲，求当时的学校领导将我小妹调到学校去。事情很快办成了，小妹到草河实验中学当了一名打字员。按理说，学校刚复校从各地不断调人，也正缺打字员，我小妹调去也不算过份。可不到一个月，父亲回草河发现此事非常生气，对学校几个领导说：“学校调人可以，但就不能调我女儿”。妹妹哭着又把工作关系转回农科所继续当农工，直到父亲去世，省教育厅出面才又将我小妹调回学校。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无私的人，一生对自己要求十分严格。去外地开会，到凤城火车站十几里路，都是走去走回。公家给他配一台自行车，回到家里怕我们拿它偷着学车，总是不忘给车上锁。1960年全国文教群英会，奖励他一支“英雄”牌金笔，我们都想要，可他说这是学校的荣誉，将它奖给了在洪水中抢救落水儿童的学生巴恩生。文革前，省里想给他再调一级工资，被他谢绝了，他说：我级别高，涨一级工资的钱，够给两三个教工涨工资，他找省教育厅给教工又多要了两个调资名额，因此他的工资从1956年定级，直到去世也没有动过。省教育厅盖新楼，由于房少人多，他主动让给别人，直到去世还住在两间小简易房中……。父亲一生从没有搞过什么特殊，更没有享过什么清福，但他用自己的所做所为，维护了党的威信和领导干部的形象。

父亲的青少年时代

诗 言 志

父亲是个教育家，同时也是个文人，有很深的文学功底，一生留下不少诗作、楹联，我保留了一些。这些诗作、楹联，字里行间饱含着他的教育思想，展示着他的精神世界。

1958年春建校开始，父亲提出“勤工俭学、劳动建校、手脑并用、全面发展”的建校方针，师生们群情振奋，建校工地红旗飘扬、校歌嘹亮：“草河清波凤山雪/ 高唱建校歌/ 意志坚强似钢铁/ 愿做劳动者/ 学习、劳动、创造/ 建设新中国/ 建设新家乡/ 社会主义前程似锦”。这首校歌是我父亲写的歌词，请早年毕业于音专的老同学——省实验中学的田华伦老师谱曲。校歌表述了父亲的教育思想，阐明了建校的意义和宗旨。很多年过去了，第一届老毕业生虽已年过花甲，在40年校庆上，唱起这首歌仍然心潮澎湃，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1959年1月，我们在草河迎来了到凤城后的第一个春节。他亲自写了一幅对联，贴在我家的门上，“凤山秀 草河清 锦绣山河风光好；鼓干劲 争上游 高举红旗乘东风”，表达了父亲在激情燃烧的岁月，胸中燃烧的革命激情。

随后三年困难接踵而来，缺吃少穿。他在困难时期严格要求自己、要求家人。我们家和别人家一样常常揭不开锅，我和妹妹光挖野菜就挎坏了两个大筐。当时我有一个舅舅在粮管所工作，看父亲和我们一样吃糠咽菜很难过，提出想给我家弄点粮食，父亲很严肃地对他讲：一定要自律，要经得起困难考验，不能犯错误。1961年春节，他写的对联大意是“食能果腹勿盼丰馐；衣在遮体不求华丽”。体现了他与党共度难关、甘于清贫、不坠青云之志的精神。1963年，国家困难时期还没有过，日子过的还挺艰难，春节时父亲又写了副对联，上联是“食在充饱任怨忧劳”，下联是“劳动传家顾而乐之”(母亲姓顾)横批是“乐在其中”，这既是父亲苦乐观的表述，又是父亲对母亲深情的表达，还是对我们儿女的谆谆教诲。

1963年，他给学校养蚕和作物实验小组题诗“茧儿枝上挂/ 满树开梨花/ 采桑尝辛苦/ 学做养蚕家”“仰首采葵花/ 籽实圆又大/ 咱们一起长/ 你先成才华”，当时还配了照片，发表在《丹东日报》上，鼓舞了师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实验劲头，进一步推动了校园科技活动的开展。

当年有不少毕业生，毕业后回家乡参加农业生产劳动，父亲经常去看望他们，让他们安心农村，做社会主义新型农民。其中有个毕业生叫曲天麟，他回到大隈村后积极开展农业试验，做出了不少成绩，父亲写诗肯定鼓励他“落户背阴寨/ 播种向阳花/ 天麟降大地/ 荒海稼桑麻”并把他树为毕业生学习的典型。

文革前，草河实验中学的老师，大部分是我父亲到教育厅“走后门”，在每年待分配的学生中，亲自挑选品学兼优的毕业生来校任教。父亲视他们为宝贝，在工作上指引他们，在教学上指导他们，在生活上关心他们，目的是打造一支安心农村教育的优秀教师队伍。其中有个青年教师叫赵伟士，长得真是一表人才。他小时锻炼身体摔断一条胳膊，因农村缺医少药而截肢。他学习非常好，高考因身体原因，以北大的成绩被辽大录取。他多才多艺，口才出众、善长写作，写一手好字，语文教学突出，父亲对他分外器重和疼爱，总是鼓励他身残志坚努力向前，给他题诗“赵氏孤儿有遗篇/ 王佐断臂世代传/ 苦攻文学育英才/ 献身教育着先鞭”。文革结束父亲调回沈阳，为了使他能人尽其才并生活得更好，帮助他调到教育厅中小学部，后来成为省内有名的教育专家。

初中我所在的班级在全校排序第七，新年联欢会上，班主任于国凯老师让我父亲为班级题词，他看学生们生动活泼地在校园中成长，信手题楹联一副“一二三四五六七 后来居上；赤橙黄绿青蓝紫 雏凤凌空”，当时的农村实验中学也正像一只雏凤，飞翔在新中国农村教育的天空。

正当学校朝气蓬勃地发展，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时间学校被打成“黑样板”，父亲成了“走资派”，后来又升级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还成了“隐藏最深的大特务”，受到了残酷的批斗和百般的凌辱。父亲住“牛棚”前还有些自由，他漫步草河，抚摸着自己亲手栽下的那时已长成小树林的白杨树，吟出了“志壮草河滨/ 碧水照丹心/ 潇潇白杨林/ 一将见忠贞”的诗句，表达了他矢志不渝、不悔不屈、问心无愧的内心世界。

1976年上半年，在批邓反复辟中，时任丹东共大农学系主任的父亲，又被戴上“对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阴魂不散”两顶新帽子，再次成为“还在走的走资派”典型，随之被批斗免职靠边站。在教职员工的一再呼吁下，造反派无奈，又让父亲当了系领导班子的第九把手，被同志们戏称“老九不能走”。直到1978年，父亲才得到彻底平反。他百感交激，写下了“悠悠岁月欢与愁/ 疏疏白发半遮头/ 有志未成化碧血/ 竟向草河逐波流/ 喜除四害消隐忧/ 拨乱反正志将酬/ 年将花甲没叹老/ 青山夕照亦风流”的诗句。这年他已58岁，他要以不叹老的精神再次创业，去酬未酬的壮志。

当时父亲的工作安排很被重视，中央教育部要调他去北京，省教育厅要调他回沈阳，丹东市老领导宋克难和尚逊，先后两次登门，亲自请他到丹东市出任教育局长、筹建丹东师专做校长。但父亲因“有志未酬”，都婉言谢绝了。他的“志”就是要把文革中，被解散的省农村实验中学再恢复起来。他向省里打报告，为复校不停地上下奔走。1979年，在他的力主和省教育厅的支持下，农村实验中学重新得以恢复。一辈子不知道要“官”的父亲，在奉调到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时，向省教育厅提出一个附加条件：要求兼省农村实验中学的校长。

到了1980年，他大概已感到疾病严重来日不多，又录下了吴玉章《自勉》诗：“春蚕到死丝方尽/ 人到期颐亦不休/ 一息尚存需努力/ 留作青年好范畴”。父亲正是这样，为农村教育的改革，为学校的建校和复校，像春蚕一样吐尽了最后的一根丝，也成为后人学习的好范畴。

父亲在草河实验中学，还有一位诗友，那就是语文老师马熙忠。马老师与父亲同庚，原是沈阳工农速成中学有名的语文老师，1958年被打成右派劳改三年，1962年虽摘去了右派帽子，但很多单位都不敢要他。父亲听说后求才若渴，欣然邀请他到草河来教书。1963年3月，马老师从沈阳赴凤城草河，途中百感交集写下了 “不才奉命转辽东/ 为报杨公知遇情/ 但使马融存绛帐/ 人间何处不春风”。到校后，父亲在教学上对他委以重任，并非常注意减轻他的政治思想压力。两人都有国学底蕴，所以经常通过诗词交流思想。文革中两人又同遭廹害共蹲牛棚。1972年马老师在农村劳动改造，长期的政治压抑使思想特别苦闷，这时他又想起了我父亲，写了《感怀一首呈杨公》“枥下蹉跎一病马/ 愿随伯乐走天涯/ 春风不送雪中炭/ 秋叶未添锦上花/ 己渡函关嫌狗盗/ 不识门下叹长铗/ 怜才亦似食鸡胁/ 饮罢茅台品绿茶”。那时我父亲刚刚被解放，无力给他更多帮助，只能和诗一首，鼓励他要向前看“老马识途终觅主/ 喜见赤兔奔天涯/ 风雨驰骋奋余力/ 春催桃李万山花/ 函关鸡鸣赖狗盗/ 愿乘东风舞长铗/ 善用物者无弃物/ 鸡肋成馐胜绿茶”。

1979年1月，马老师右派问题彻底改正，我父亲立即写信祝贺：“闻马君改正，不胜欢欣，学作韵语，略寄心怀。《调寄菩萨蛮》莫道改正诸事了/ 戒骄戒躁学到老/ 温故知新篇/ 识途着先鞭/ 迈步从头越/ 皓首披霜雪/ 老也不还乡/ 滔滔鸭绿江”。《又七言一首》“实事求是为求真/ 廿载蒙冤终得伸/ 风吹浪打胜闲步/柳岸花明又一村”。

1980年父亲调回沈阳后，经他多方奔走，才将马老师调到了辽宁省实验中学，回到了阔别22年的沈阳。他称我父亲为"杨公"，说此生最幸运的是遇到了我父亲，最难忘的是与父亲20年的交往。父亲去世后，马老师曾写诗作词怀念他的知己和诗友。

马老师还著有《伯良诗稿》，很多首是与我父亲的唱和诗，充满了对我父亲的钦佩与感恩，读后我落泪了，当即给马老师写了读后感:马老寄诗篇/ 读罢泪盈涟 /多少沧桑事/顷刻涌心间/ 一生履坎坷/ 几经风雪寒/ 精诚石不开/ 忠心难释怀/ 幸逢世道转/ 苦尽甜方来。感泣对吾父/ 情厚透云端/生前相追随/ 去后魂梦牵。草河共创业/ 桃李艳凤山/ 牛棚同沦落/ 坦然对沉冤。系铃终解铃/ 《离骚》惊奉天/ 老骥仍伏枥/ 杨枯故水边/ 和诗成绝唱/ 留给后人看/ 喜有子孙在/ 友情得承传。马老师以99岁高龄辞世，假如天上相遇，他们还会桌杯小酌，推心知腹和诗唱词。

文革前部分教工和第三届毕业生合影

1979年复校典礼

建校初期的语文祖教师在校园边合影，他们是吴玉琴、胡瑞琴、陈作夫、赵伟士、王殿品。他们把青春献给了草河。

草 河 不 能 忘 记 他 们

回忆父亲，我就自然想到了和父亲一起创业奋斗过的人们，他们和父亲一样，都是省农村实验中学的拓荒者，是草河之滨曾集合过的一群优秀儿女。他们当年大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风华正茂。现在除徐春廷老师还留在学校外，绝大多数老师在文革动乱中，被迫离开了草河这块土地，有的甚至已经作古。50年过去了，但草河留下了他们青春的风采，留下了他们奋斗的足迹……。

草河不能忘记他们的牺牲与奉献。最初随我父亲来草河的有杨万学、赵启春、吴玉琴、文成玉，后来还有张占忱、程乃杰、胡瑞琴 、马熙忠、谷丁原、周良壁、李景惠等人，他们都是带着妻儿老小，举家从沈阳、锦州、凤城镇内等地而来，当年户籍严格、城乡分明，到草河来，就意味着从城里人一下子变成乡下人，甚至子孙后代都永远成为乡下人。这些关系切身利益的大事，他们不是没想到，而是义无反顾地做到了。50年代末60年代初，学校急需教员，两三年内，省教育厅就从省内的大专院校中，选派尹克忠、于国凯、高聿清、吴永忱、马成全、陈作夫、赵伟士、施元之、于殿生、王起拙、王俊德、栾万胜、李同春、富跃士、徐春廷、刘甫忠、张文清、王殿品、张连锁、蔡贤茹、刘德全、于吉顺、王宝兴、王学功等一大批品学兼优的毕业生，他们都有机会分到大城市去工作，况且很多人的家就在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杭州、丹东等大中城市，但他们服从组织分配，来到农村、来到草河。为此赵伟士和王起拙老师与大学的女友无奈分手，留下了初恋的苦涩，甚至改变了一生的生活。

草河不能忘记他们的坚持与奋斗。建校初期，学校条件很差 ，教工住平房、吃粗粮，而且“低标准”时，每天只有三四两粮，老师饿得直打晃，一个青年教师饿得实在受不了，去找野菜吃，结果中毒口吐白沫。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除一名教师出走经劝不归外，其他的没有一人离队，而且做到了：生活标准低但思想境界不低、奋斗精神不低、教学质量不低、班级管理不低。1965年，省教育厅又给学校选派了，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系的高材生，纤纤美丽的杭州姑娘蔡贤茹，刚来校时，她抗不了东北的寒冷，吃不惯东北的粗粮，但她自觉磨炼，硬是适应下来，还同高聿清老师结了婚，在草河扎下了根。

草河不能忘记他们的敬业与创造。这些老师视教育为自己的生命，把整个精力都投入到教学之中。每天最早亮起灯的是教师办公室，最后熄灭灯的还是教师办公室。青年教师为了讲好课，甚至独自一个人在教室里演练。他们的理想是“不做教书匠，要当教育家”，努力探索教学规律，拓展教学思路，并创造了农村常用字教学、实践中的数学测量和计算、农村常用农机具修理等课程，成立和指导各种课外活动小组。仅几年的时间，很多人成为教学骨干和知名教师。赵启春的数学、于殿生的几何、马熙忠的语文、胡瑞琴的语法、高聿清的代数、吴永忱的物理、马成全的生物、张占忱的政治、李景惠的历史等都非常有名，有幸做他们的学生，一生受益匪浅。

草河不能忘记他们对学生的一片深情。这些年轻的教师，由于来自城市又刚毕业，比学生大不了几岁，实际他们本身还是个孩子。但正是这群年轻人，他们象父母对待儿女，象兄姊对待弟妹一样，关爱和呵护着每一个学生。五、六十年代，学生家庭生活普遍困难，老师收入也不高，但不少老师为了让学生能安心读书，从自己微薄的工资中，拿出钱来替学生交学费、垫饭伙费。学生没有衣服，把自己的衣服给学生穿。特别是有学生辍学，不管多远，班主任都要翻山越岭、淌水过河，一遍一遍地去找，耐心地做家长工作。我的同学范相忱，因家里太困难，一上初三就辍学了，是高聿请老师把他找了回来，后来他考上了凤城师范学校，又当了兵、提了干，转业后做了凤城市的广播电视局长，他说：是高老师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象这样的学生不是少数，他们感叹道：没有实验中学，没有这些老师，可能一辈子就窝在山沟里并了此一生。

草河更不能忘记他们多姿多彩的青春。这些教师充满了青春的朝气，激情而又浪漫，个个多才多艺。很多老师会拉琴、会画画、会唱歌、会跳舞、会写诗、会创作……，每到黄昏，校园里总要响起他们悠扬的琴声和动听的歌声；他们做体操器械，会在空中滑出优美的弧线；他们给学生排练节目即精彩又洋气；甚至有些青年教师潇洒的外表，合适的穿著，成为学生和当地年轻人羡慕的偶像。这些年轻人给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草河，传播了文化的种子，带来了文明的新风。真可谓：草河桥下春波绿，曾有芳华照影来。

原教育部常务副部长，全国政协教育组长董纯才和父亲挚友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教育家李志超叔叔视察省农村实验中学，特别接见我和妹妹并合影留念。

　　父亲一生衣着朴素、作风朴实，在芸芸众生中是一个极平凡的人。但他能创办一所名校，成为中国农村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又是一个不平凡的人。父亲去世多年，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他曾工作过的辽宁省实验中学60年校庆时，称颂他为“一代名师 风范永存”；他亲手创立的辽宁省农村实验中学为他树立了千古墓碑；《辽宁教育》撰文称他为“农村教育改革的先行者”:《东北教育家评传》对他的教育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象杨明书那样，从教育和经济的关系上，对培养目标、途径，提出改革主张并坚持实践的教育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属于凤毛麟角”；原副省长林声到校视察，见树思人，给父亲当年栽下的校园松林题名“明书松”；原中央教育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全国政协教育组长、杰出的人民教育家，我父亲献身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引路人董纯才，1985年6月，亲自莅临辽宁省农村实验中学，召开全省农村教育现场会，推广杨明书创造的农村初中四年制教育。并赋诗两首怀念我的父亲：一首是“传经三十秋/ 桃李滿神州/ 饮恨泉台去/ 创新志未酬”；另一首是“来此不见奠基人/ 手植青松色长新/ 试验田里禾苗壮/ 标本林中树木森/ 三爱铭心底/ 凤城桃李春/ 师贤徒高俊/ 后学慰忠魂”。还在会议上讲话，高度赞扬杨明书：“具有自觉地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实事求是、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不愧为人师表。”号召广大教育工作者要向他学习。

我父亲是值得纪念的，有人称他为现代陶行知，他不像陶行知那样伟大，但他却像陶行知一样做到: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此生只为做一件大事而来，也只做一件大事而去。

长江后浪推前浪，后继校长冯振飞(我父亲的学生，省农村实验中学毕业生)，继承和发扬了他的精神，学校的面貌发生了当年无法想象的变化。相信九泉之下的父亲，看到今天的省农村实验中学会倍感欣慰，如果能有来生，我想他一定还会选择和从事党的农村教育事业。这个事业万古长青！

写于2008年5月

辽宁省农村实验中学50年校庆。

修改于2023年12月。

　　父亲百年诞辰，辽宁省农村实验中学特勒石纪念。斯人己去，精神永存！

附一:

《我父亲杨明书的二三事》

作者:杨丰卫(杨明书之子)

　 《我父亲杨明书的二三事》

杨 丰 卫

应母校之约，让我给校刊《教育信息》写一篇纪念我父亲杨明书的文章。使我感到有些为难。因为，在我上小学的时期，父亲经常住校，回家时也总是很晚。中学时，我又住校，星期天回家时，父亲往往又到学校去了。大学时，我在沈阳，父亲又带着全家，到凤城办学。所以，我只能写写，在我和父亲不多的接触中，对我触动较深的几件事，不成文章，就叫做《我的父亲杨明书的二三事》吧。

在学校不仅要学文化，而且要学做人

1951年暑期，妹妹一春因为学习好，受到了学校的表彰，还得了一个红皮的笔记本给母亲。我感到很没面子，于是就买了一个相似的本子，说我也得到了奖励。父亲知道了，我以为一定要受到责罚，然而父亲却平和的对我说：“这件事做得很不好，不过说明你还有上进心，你要记住，在学校不仅要学文化，而且要学做人。要学习好、品行好、身体好。将来才能成为一名对社会有益的人……”父亲的话深深的打动了我，使我永远地记住了它。1980年我出任省幼师副校长时，便用白底红字将“学生在学校不仅要学文化，而且要学做人”这几个字醒目的镶在校长室外的墙上，作为治校的方针之一。

教学要有创造性

1951年初秋的一天，父亲从学校里带回来一些不同质地的白纸和一些粗细不同的铁丝，让母亲帮他做一个蘑菇，母亲整整做了七天，在这一周里，父亲每天晚上回来和母亲一起研究。终于做成了一个菌杆能伸缩，菌伞能开闭，菌伞打开时，能撒出孢子白色粉末的白蘑菇。演示起来，惟妙惟肖。父亲高兴的说：“成功了，这就是创造”。

父亲教生物课，并兼任工农速成中学部的班主任，在这个班里有田桂英、马恒昌等著名的劳动模范。父亲说：“这些学生有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创造和革新，因此，在我的教学中也不能没有创造。作为基础知识本身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变的，但是，讲授这些知识的方式、方法、环境和教具是可以创造的，我的教学充满了创造精神，就会对学生产生影响，说不定在普通班中，将来也会多出几个马恒昌。”

父亲努力地在教学的创新上下功夫，作为生物教师，他总是去听各科老师的课，他不是去评课，而是去当学生。他说：“实验学校的老师个个都是硬手，手上都有绝活，我去听课，一是了解他们的教学内容，二是学习他们的教学方法。以便把各学科的知识融于我的教学内容，把各位老师教学的精华，吸收到我的教学中。融入和吸收是我获得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在中学一个不了解其他学科教学的教师，很难成为一名好的教师。

当时《东北日报》的一位叫聂眉初的记者，在她的《听课随笔》中谈父亲讲蝴蝶一课：杨教师一走上讲台，便对同学们说，这堂课先是我们学习一首古诗，于是他边朗诵边在黑板上写出《蝴蝶双双入菜花，日长无客到田家，鸡飞过篱犬吠窦，知有行商来卖茶》的诗句。接着用生动的语言，言简意赅的讲述了诗的意境，在学生兴趣正浓的时候，切入主题，他说：“在诗人的笔下，蝴蝶是美丽的，那生物学中的蝴蝶又是什么样呢?”聂眉初讲，杨老师调动起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他的课总是充满新意，就像有磁力一样，吸引着你不得不听下去。

父亲作为生物老师，在课后同学们不仅同他讨论生物问题，而且有许多同学同他讨论物理、化学，古典文学乃至哲学问题。他告诉学生，真正有用的学问是相融的，而不是孤立的。50年代初父亲被评为“东北模范教师”和两届沈阳市教育战线上的劳动模范。

听父亲讲解，在我们的脑子里深深打上了“实 验”两个字的烙印

1953年秋，我考入了实验学校初中部，新生入学的一个重要活动，就是有人领着我们参观并介绍学校，我没想到这个人就是我父亲，参观中最使我们感到新奇的是学校的工厂和植物园，父亲说：“我们的学校，所以叫实验学校，就是不仅要用脑学习书本知识，还要用手去学会生产劳动的技术与技能，手脑并用，手脑结合，从而为你们未来的发展打好基础。”介绍中使我们最感兴趣的是各种各样多达几十种的课外活动小组，父亲说：“你们的素质都很好，而你们每个人的自然属性既丰富又不同，参加课外活动小组，就会像探矿一样，找到孕育在你们身上的宝藏，也会像土壤一样，给予你们这些优良种子，发芽生长的基础。使你们萌生兴趣和理想。说不定会从这里走出我们新中国自己的米丘林、高尔基”。父亲的讲解，在我们的脑海里，深深的打上了“实验”这两个字的烙印。

当年的我们，现在都已经事业有成的退休了，在我们一生中，最值得怀念的就是在母校，受到了有别于其它学校的优良教育。

校园应该成为城市里一块植物种类丰富的绿洲

1952年3月，父亲有一个多月没有回家，母亲问学校，学校说，杨老师出差了，失去了联系，大家都为此感到着急。原来，父亲为了绿化校园到新宾，桓仁一带挖树苗去了。为了使苗木的种类丰富些，他一个人扛着一把镐和一把锹，到山上去找，找到了就挖出来，扛下山，寄放到老乡家，再去找。最后集中到南杂木站用货车拉回学校，一共搞到了一百多株，三十多种。回来时，风尘仆仆，面目全非，几乎不像人样。父亲说：“学校的一切，都要为培养学生服务，校园应该成为城市里的一块植物种类丰富的绿洲，让学生在其中生活学习”。在学校领导的重视，全体生物组老师的努力下，广泛收集各种植物的苗木和种子，并自繁自育，使校园不仅充满了生机，而且成了学生学习生物学的“植物园”。

建设者要搞百年大计工程

1953年秋季植树，我们初二十七班负责，栽植从教学楼通向理化楼左侧的行道树，外面栽杨树，里面要植二尺来高的松树，父亲做指导，有位同学问：“植树，栽一排杨树就可以了，为什么还要栽又小、又矮，长的又慢的松树?”父亲说：“你们是在这所学校植树的第一代学生，杨树长的快，衰老的也快，你们有没有想到，当第四、第五代的学生到校的时候，杨树将完成它的使命，而松树，别看它现在小，长得慢，到那时就会长成参天大树了。你们是学校第一代植树人，也可以说是学校的第一代建设者，当你们成为了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者时，搞建设一定要有长远考虑，建设者要搞百年大计的工程。”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植树的我们，又回到母校，我们亲手栽植的娇杨不见了，而松树却苍劲而挺拔的成林了，杨树的林荫路，已变成了青松的林荫路，比过去更美了。

带全家去凤城办一所为农民服务、为农村服务、为农业服务的农村实验中学

1957年夏的一天，父亲对我和母亲说：“我要到凤城去办一所农村实验中学，省厅已经批准了，中国有五亿人口，四亿是农民，农村的教育水平提高了，咱们的国家才能够谈到真正的富强。我要去那里办一所，以为农民服务、为农村服务、为农业服务为实验课题的学校，咱们全家都去。丰卫留下，明年休学一年，春夏秋去养蜂，冬季到校办工厂去当车工，和工人和农民在一起劳动一年，这对他将来成才很有好处。母亲毅然的支持父亲的做法，不久父亲就带着全家到凤城办学去了。我欣然接受父亲的安排，读完了高二的课程，便到沈阳农学院的养蜂队做工去了。

父亲心里充满美好憧憬

1958年阳春三月，我和养蜂队的李队长，到凤城去寻找蜜源，顺便去看父亲和他们的学校。我看到父亲和师生们在一起劳动，听到了他们嘹亮的歌声，我现在还记得一句：“草河青波风山雪，高唱建校歌”。父亲领着我们参观他们的学校，我发现学校的校区很大，大部分都是已布满了粪堆的耕地，可供学生生活学习和植树绿化的地方较少，并且盖的都是平房。父亲说：“现在农民住的都是草房，而我们的校舍都是瓦房，等农民都住上了瓦房我们再盖楼房。”接着父亲指了指附近连绵不断的荒山和蜿蜒流过的草河，告诉我：“那里就是我们植树的地方，几年、十几年都栽不完，还要和农民一起栽，叫做绿化祖国山河，还要栽经济林，使农民都富起来。”父亲的心里充满了美好的憧憬。

后来我读到了父亲在文革中写的一首诗：“志壮草河滨，碧水照丹心，萧萧白杨林，一将见忠贞”。

1960年，农村实验中学被评为全国文教战线先进单位，成为一所全国闻名的优秀学校。

要想做好农业工作，先要当好农民

我休学劳动一年，坚定了我投考农学院的志愿，1964年毕业实习，到了生产队，很快就和农民打成一片，把所学的知识用于生产上，“天道酬勤”，实习结束时，我被生产队评为“五好社员”，并由公社党委发给了证书。我写信告诉了父亲，不久父亲到农学院来看我，父亲对我说：“大学生当了五好社员，我非常高兴，要想做好农业工作，先要当好农民，你即将走向社会，这一步迈得好，希望你以后更要不懈的努力，争取到第一线去工作。”毕业后，我被分配到省委组织部，送我到省委党校青训班学习，结业后便主动要求到朝阳山区的一个公社去工作了。

让他们批判去吧

1966年,我在朝阳长宝公社任副社长,经受一年多被批判与游街后,1968年3月“解放”了，并被结合到公社的革命领导小组任副组长，借故回家来探望我时刻挂念的父亲，回到家，正赶上父亲因有病在家写检查，于是这个检查，就由父亲口述，由我来写。父亲的检查，包括有工作过的两个城乡实验中学的事。父亲讲的很全面，重点是办学宗旨，省实验中学是为了探索新中国的中学应该怎么办，省农村实验中学是为了探索农村中学如何为农村、农民、农业服务，为此在学校建设，实验课题的立项，教育队伍的建设，课程设置的改革，教材的改革，教学模式及教学方法的改革，学校发生的主要事件，办学的成果与问题，以及父亲是怎样当教师，教导主任和校长的。一共写了四万多字，写完以后，我说：“这不是检查，是总结”，父亲说：“是检查，因为对他们来说，这些都是错的，但对我来说，确实是总结，过去工作忙没有时间，现在不让我工作了，难得有这样的机会用来回忆和思考过去二十多年的工作。”我说：“这材料能行吗?”父亲说：“让他们批判去吧!”在写这个材料的过程中，从理论到实践使我开始懂得了，办教育是怎么一回事。使我更加敬重父亲以天下为己任，博大胸怀，渊博学识和高风亮节。在写材料的七天里，学校的革命领导小组三次派人到家来催要，态度十分蛮横，使我萌生了，要辞去我的那个副组长职务的念头，而要改做像父亲那样的教育工作者，我的想法得到了父亲的同意。回到朝阳就递上了辞呈，到中学当教师去了。

这一次给父亲写材料，成了我人生的一个转折，那份材料印在我的脑海中，成了我从教的教科书，我以父亲为榜样努力去做好自己的工作。在省幼师任校长期间，学校被评为全国优秀师范学校。在省教育电视台(含省电教馆)任书记期间，馆台被评为全国先进电化教育单位。我本人也被评为全国先进教育工作者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

书是爸爸生命的一部分

父亲爱书，一上街碰到书摊就蹲下，一蹲下就不起来。他经常到书店去，一进去就是半天，见到他喜欢的书，非买不可，所以我母亲和孩子们都不愿意和他一起上街，到外地出差，也是一样，不仅自己买，还给学校买，回来时总是背许多书。1981年，他作为中国教育代表团的一员到日本去访问，家里人都盼着能带点半导体什么的外国东西，回来时他背了一个大包囊，大家急忙打开看，除了书，什么也没有，这些书有日本中小学的教科书，还有一些在日本能买到的一些其它国家有关教育的书籍。

“文革”抄家时，造反派把他的书全抄走了，有好几天父亲茶饭不进，人像傻了一样。母亲对妹妹说：“书是父亲的命啊!”父亲被“解放”了，第一件事就去追要他的书，可那里还有，有人告诉他：你的书都叫造反派给扔了，父亲心痛极了。

父亲不仅喜欢书，而且爱读书，他每天早上起的很早，先在校园里走一圈，然后就去埋头读书，再回家吃早饭，晚饭后，马上去办公室，有事就办事，没事就读书，都是十点以后才回家，形成了习惯，几十年如一日，晚年在辽宁省教科所工作时也是一样。父亲写过许多文章，很少引用书中的文字。他把书的理念与思考，化为自己的思维，变成了自己的话。父亲说：“粮仓没有了粮食，还有什么用，头脑里没了书，不也废了吗!”

就让他做块铺路石吧

我有一个弟弟叫杨雪园，1949年因病去世了，父亲和母亲非常悲伤，父亲说：“孩子才五岁就没了，就让他给人们做块铺路石吧!”那时从南新村(我家住处)到北市场有条羊肠小路，父亲、母亲还有我，选择离在铁路不远处，把道挖开，把盛着弟弟的木匣放进去埋上了。以后，我们常去看他，母亲一去就是半天，坐在那里掉眼泪；我去看有没有人在上面走；父亲去看时如果上面踩出了坑，就用手捧些土把路面填平。现在那里已变成了横贯东西的大马路了。

文革后，有一天我问父亲，“文革”中你为什么要轻生，父亲说：“树被砍了，书也没了，学校停办了，事业全毁了，我这个船长也要有同舟共沉的气概”。

端午节不回家了

父亲前半生一心扑在省实验中学的工作上，后半生全身心扑在农村实验中学和全省的农村教育工作上了。1980年省里调父亲到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还兼任省农村实验中学的校长，当时，在那里仍留有他的一张床，一有时间，总要回去住些日子，然而他毕竟是调到教科所工作了，在这三年中，他坚持到全省各地的农村学校去调研考察。他写出了《彰武四合城学校的调查报告》《锦州黑山学校的调查报告》《凤城草河流域农村教育调查报告》等。父亲去工作，从来不管是不是节假日说去就去。家里已经习惯了。1982年5月初他在沈阳东北旅社参加省民进的会议，会议在端午节前一天的晚上闭幕。父亲给家里捎回个信，说他端午节不回家了，明天直接去锦州黑山学校”。端午节的凌晨，民进打来电话说父亲病了。当我赶到医院的时候，父亲因脑梗塞已经不能说话了。三个月后就去世了，那年他才62岁，就这样走完了自已的一生。原国家教育部常务副部长、著名教育家董纯才以怀念杨明书为题，在《远航诗草》中写道：“传经三十秋/桃李满神州/饮恨泉台去/创新志未酬”。“来此不见奠基人/手植青松色长新/ 试验田里禾苗壮/标本林中树木森/ 三爱铭心底/ 凤城桃李春/ 师贤徒高俊/ 后学慰忠魂”

　　父亲去世以后，母亲拿出了一套料子服，上衣给了弟弟，裤子给了我，对我们说：“这是你父亲到朝鲜慰问志愿军时做的，到北京参加文教群英会时穿过，到日本去访问穿过，平时很少穿，他就这么一身好衣服，给你们做个纪念吧，他苦了自己一辈子”。母亲说完凄然泪下。这使我想起了父亲和母亲的一段对话，1980年父亲的家，从风城搬回沈阳，只有两个柳条包，三个行里卷，一个装杂物的炕柜。母亲感叹的说：“这就是咱们一辈子的家当。”父亲说：“不，你帮我参加了两个学校的建设，又有一群有出息的儿女，咱们是很富有的。”有一次父亲把我叫到身边，对我说：“这一辈子苦了你母亲了，她本来是一位很优秀的小学教师，为了我她不工作了，在凤城时她本来可以被录用，而我又没让她出去干。分房子由于房源少而要房的人多，我让了就没要，让你母亲一直住在简易房里。你母亲一辈子无怨无悔，而今我连一文钱都没有给她攒下，为我为家默默奉献，真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你是老大，要孝顺你的母亲。”我还记得1963年，国家困难时期还苦乐观的表述，又是父亲对母亲情深意重的表达。还是对我们儿女的谆谆教诲。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是一位从不满足自己现有积累的知识；从不满足自己事业上取得的进展，总是奋勇攀登孜孜以求的人。但是，在生活上能过上普通百姓的日子就很满足了，淡泊名利、艰苦奋斗是他一生的写照。

今年父亲去世二十五年了，母亲去世近十年了。清明，我和弟弟妹妹们到凤城去扫墓，他们的墓地，坐落在省农村实验中学不远的山上，墓地的后山上，父亲当年带领师生栽植的栗树林早已结果了，西坡封山长起的柞树已经成林。东坡梯田上的果树生机盎然，真是满目青山。如今草河乡的百姓已住上了瓦房，学校早已盖起了楼房，而且比父亲在时办得更好。想来，父亲可安心的长眠了，我们在父亲和母亲墓前的石头上，刻上了这样的几个字：“他把他的一生献给了他的事业，她把她的一生献给了他，他们把生命融入了凤山草河”。

原载辽宁《实验之窗》

附二:

《杨明书对辽宁省两所实验中学和对沈阳市民进早期建设工作的贡献》

作者:杨树红(杨明书之女)

注②:实验之窗》本文编者按:

杨丰卫缅怀父亲，饱含亲情，洋洋洒洒写下了“我的父亲的二三事”一文。把一代名师杨明书终生为城乡两个实验中学呕心沥血、竭尽忠诚、培育精英的伟大壮举，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了。

这感人至深的文章，字里行间闪烁着杨明书先生光辉的教育思想、执著地为“三农”服务的精神和崇高的人格魅力，体现了一代知识分子的社会良知，无愧于一代名师的光荣称号。

杨明书先生勤劳、朴实、奉献的光辉一生，建功立业，硕果累累：实验园的“生态校园”，草河乡的满目青山，晓庄式的农村教育，盛开的芬芳桃李，这一切都为杨明书先生树立了永远的丰碑。

杨明书先生心怀天下，忧劳兴农，淡泊名利，清风劲节，坦荡做人，无私奉献，严谨治学，诲人不倦，鞠躬尽谇，教书育人。这辉煌历史功绩和崇高革命精神，永远铭刻在实验人的心中，是实验人永远学习的光辉楷模。

《杨明书对辽宁省两所实验中学和沈阳市民进早期建设工作的贡献》

杨 树 红

杨明书(1920——1982)生前曾任沈阳市民进筹委会成员、沈阳市民进第一任主任委员、沈阳市政府委员、辽宁省实验中学教导主任、副校长，辽宁省农村实验中学党支部书记、校长。丹东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农学系主任、丹东市农校校长、辽宁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副所长兼辽宁省农村实验中学校长、中国教育学会理事、中国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他几十年如一日，忠诚于党、殚精竭力、鞠躬尽瘁，为辽宁省两所实验中学的建设，为沈阳市民进组织建设，特别是对新中国农村教育的探索做出了重要贡献，被誉为中国农村教育改革的先行者，当代的陶行知。

(一)

杨 明 书 与 辽 宁 省

两 所 实 验 中 学 的 建 设

杨明书1920年2月出生于辽宁省东沟县龙王庙(现东港市)。少年时期在东港大孤山读小学和中学。1936年考入奉天省立第二师范学校，1939年考取奉天农业大学农科，1942毕业后留校任农科助教。

日伪时期，他是一个爱国青年，曾以"古土洋″为笔名，在刋物上发表宣传反满抗日思想的文艺作品《斧头悬在国门上》《吹雪之日》，被日本宪兵队列入抓捕名单，因事先获得消息，外出躲过一劫。国民党统治时期，他亲眼目睹旧中国的落后和国民党的腐败无能，所以，在沈阳解放前夕，拒绝与姐姐姐夫随国民党南迁，而是留在沈阳迎接东北解放。

沈阳刚解放，他就积极报名参加共产党为开展新中国教育而举办的师训班。在学习和后来的工作中，有幸结识了董纯才、林枫、郭明秋、车向忱等从延安和白区过来的，在东北大区从事教育领导工作的著名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从他们身上了解了共产党，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并有幸得到了他们直接的教诲和帮助，使他的世界观发生了迅速转变。解放初期他在《自传》中曾深情地写到：“我觉得真是生逢盛世、得遇英主，跟共产党走革命路，生得其所、死而无憾”。

师训班毕业后，党选派他到刚成立的东北实验学校(辽宁省实验中学前身)担任生物教师并参加了学校的初建。因杨明书是生物教师又是农学科班出身，学校就把校园规化和绿化任务交给了他。为了完成党给的任务，他只身前往新宾、桓仁山区一沟一壑地寻找，一锹一镐地挖掘，历时一个多月，采集到30多种、100多棵树苗。当年本校教师赵北柯，曾在文章中回忆:当杨明书把树苗运回校园时，同事们都惊呆了，又黑又瘦满身泥土的人，还是那个儒雅文弱的青年才俊吗？因野外条件艰苦，风餐露宿，回来后他即罹患风湿，一度不能下床。在他的带动下，全校师生纷纷行动，仅在一年里就栽种了1500多株植物，构成了学校独特的风景线和生物教学的植物园。几十年过在了，学校礼堂前的那片乔木，己高耸入云林荫蔽日，可谓城市校园难得一景。

杨明书做为一名生物教师，因学术功底扎实，博学严谨，富于创造，在教学中很快崭露头角、脱颖而出，是实验学校有名的“杨生物"。他是在当年学校举行教学公开大赛中，第一个获得成功的教师。特别是他在公开课上，展示了自己用纸和铁絲做成的教具，一个直观能伸缩，菌伞能开闭，菌伞打开时，能撒出白色孢子粉末的大白蘑菇，演示起来惟妙惟肖引起轰动。他不让学生读死书，而是经常带领学生在实验农场劳动，把书本知识与劳动实践结合起来，引起学生对生物和农业的真正兴趣。正是在他的影响下，不少学生高中毕业后报考了农业大学。

当时我国新闻界知名女记者聂眉初采访了杨明书。她在《听课随笔》中介绍了杨明书的生物教学，谈到他怎样讲《蝴蝶》一课：杨教师一走上讲台，便对同学们说，这堂课我们先学习一首古诗，于是他边朗诵边在黑板上写出《蝴蝶双双入菜花，日长无客到田家，鸡飞过篱犬吠窦，知有行商来卖茶》的诗句。接着用生动的语言，言简意赅讲述了诗的意境，在学生兴趣正浓的时候，切入主题，他说：“在诗人的笔下，蝴蝶是美丽的，那生物学中的蝴蝶又是什么样呢?”，聂眉初说:杨老师调动起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望，他的课总是充满新意，就像有磁力一样，吸引着你不得不听下去。

杨明书知识广博，作为生物老师，在课后他不仅与学生讨论生物问题，而且还讨论物理、化学，古典文学乃至哲学问题。他告诉学生:真正有用的学问是相融的，而不是孤立的。

解放初期，党为了加强对工农干部的培养，东北实验学校还专门设立了工农速成中学部，杨明书教生物课并兼任劳动模范班的班主任。这个班有齐齐哈尔机械厂马恒昌和中国第一个女火车司机田桂英等全国著名劳动模范。他感到肩上的担子很重，一定让党放心带好这个班。他说劳动模范有创造性，他必须创造性地带好这个班。根据劳模特点和学习速成的要求，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教学计划。打破你讲我听，你灌我背的旧的教学模式，在教学中开展师生互动，学生间互帮互学。并因人施教、分类辅导、引导自学、加强研讨和交流。在他的管理和带领下，这个班学习生动活泼，成绩非常突出，高质量地完成了劳模文化速成的任务。他的带班经验，得到东北教育部的认可，并在其它工农速成中学中加以推广。

杨明书在新中国教育开端时期的建树，得到了党和政府的褒奖。1952年聂眉初撰写的人物通讯《新型教师杨明书》刊登在《东北日报》上，产生很大影响，成为蜚声东北的模范教师；1950年和1952年两次当选沈阳市劳动模范。1953年由毛泽东主席签署任命为沈阳市政府委员；1954年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提升为辽宁省实验中学教导主任；1956年晋升为副校长，并定级为国家中学一级校长(行政十三级)。

正当事业顺风顺水如日中天之时，杨明书开始考虑农村教育发展问题。他在1957年向辽宁省教育厅提出了《农村教育方向》的设想，主要内容是:为了更好地贯彻党的教育方针，适应农村经济发展需要，应试办一所改革教育思想、改革学制、改革教学计划和部分教材的农村实验中学，探索农村中学的办学道路。同时提出“我自愿要求到农村去办实验中学”的申请，他的设想建议和下乡申请，得到时任辽宁省教育厅厅长肖文、省委副书记李荒和副省长车向忱的支持，1958年，辽宁省人民委员会正式批准建立辽宁省农村实验中学。杨明书通过前期的多地考查，最终把校址选在凤城县草河乡保卫村。1958年春天，他舍弃了大城市的繁华，舍弃了以往的荣誉和地位，像当年陶行知办晓庄师范一样，带领原实验中学的三名有志教师及妻子儿女，毅然来到凤城农村，百手起家劳动建校，仅半年时间，就在草河的一片荒原上，建起了初具规模的简朴校园，开始了农村教育实验。省长黄欧东签署任命杨明书为辽宁省农村实验中学第一任校长，他38岁踏上草河土地，这一呆就是24年，直到1982年去世。

杨明书办农村实验中学，首先提出并实施“三热爱一献身”教育(热爱农村、农民、农业；献身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加强教学管理，改进课堂教学；重视普通教育与农业生产实际相结合；改革和增加农业课教学。并直接为农村农业服务，帮助草河植树造林、绿化荒山、兴修水利。

艰苦奋斗的创业、卓有成效的探索、富于创新的改革，办学仅两年多就成绩斐然。1960年，学校被评为全国文教先进单位，杨明书代表学校参加了全国文教群英会，受到了刘少奇、邓小平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而后在他的领导主持下，师生同心战胜了百年大洪水，重建校园；战胜了三年自然灾害重新挺立，学校越办越好。

文革摧毁解散了这所学校，杨明书也受到了严重的廹害。但他农村教育实验心火不灭、矢志不渝，文革中他以诗言志:“志壮草河滨/碧水照丹心/萧萧白杨林/一将见忠贞”。

粉粹“四人帮”后，他又拖着被文革重创的病体，为农村实验中学复校而上下奔忙。1979年辽宁省政府同意恢复这所学校，并任命他继续担任该校校长。为了使刚复校的农村教育实验有针对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他不顾身体伤病，与中央教育研究所的李志超同志一起布衣便鞋，足迹遍布辽东辽西三乡五所中学，对农村教育现状和未来发展进行了调查，写出了《彰武四合城学校的调查报告》《锦州黑山学校的调查报告》《凤城草河流域农村教育调查报告》，还主持制定了《辽宁省农村实验中学初中四年教学计划(试用稿)》得到了省教育厅的充分肯定。在他逝世半年后，1983年3月，省教育厅批准转发了这个方案，决定将省内部分农村中学改为四年制。

杨明书探索农村教育艰苦实践24年，为农村教育改革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辽宁教育》撰文称杨明书为“农村教育改革的先行者”；《东北教育家评传》对他的教育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称“象杨明书那样，从教育和经济的关系上对培养目标、途径，提出改革主张并坚持实践的教育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属于凤毛麟角”。

原东北大区第一任教育部长、中央教育部党组书记、常务副部长，全国政协教育组长、杰出的人民教育家，杨明书献身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引路人董纯才，始终不忘他当年慧眼识珠，发现和精心培养的青年才俊杨明书，并一路关注他的成长。时隔20多年后，1979年董老在北京又一次接见了杨明书，特邀他参加了全国教育大会，并被选为中国教育学会理事和中国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1981年他钦点杨明书参加中国教育代表团随他访问日本，并鼓励他继续搞好农村教育实验。1985年6月，董老又亲莅辽宁省农村实验中学，参加省农村教育研讨现场会，推广杨明书创造的农村初中四年制教育。会议期间亲切看望了杨明书的两个女儿并合影留念。还赋诗两首怀念高徒杨明书：“传经三十秋/ 桃李滿神州/ 饮恨泉台去/ 创新志未酬” “来此不见奠基人/ 手植青松色长新/ 试验田里禾苗壮/ 标本林中树木森/ 三爱铭心底/ 凤城桃李春/ 师贤徒高俊/ 后学慰忠魂”。

董老还在现场会议上讲话，高度赞扬杨明书：“具有自觉地为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艰苦奋斗的精神和实事求是、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不愧为人师表。”号召广大教育工作者要向他学习。

　

　　 (二)

杨明书与沈阳市民进建设和与沈阳市民进创始人、辽宁省民进主委、副省长车向忱同志的交往

1952年，东北人民政府教育部长车向忱，受民进中央理事会马叙伦主席的委托，在东北地区筹建民进组织。 1952年11月30日，民进沈阳市分会筹备委员会在辽宁宾馆举行成立大会。民进沈阳市分会筹委会的建立，标志着一个为协助党团结、教育和改造沈阳市中小学教师和文化出版界工作者，推动他们发挥聪明才智，努力参加新中国文化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组织的诞生。沈阳市民进筹委会的建立，也是中国民进在辽宁乃至东北地区建立的第一个地方组织。它责无旁贷地担任了民进总部在辽宁及东北地区联系和发展组织的重任，奠定了民进在辽宁及东北地区发展的基础。

车向忱在筹建沈阳市民进组织之初，杨明书己在沈阳教育界有了相当的知名度，车向忱对这个年轻人非常欣赏器重，发展他成为19个最先入会的成员之一，并让他进入筹委会，协助车老做市民进的筹备工作。杨明书不负车老希望，在筹备工作中积极主动，特别是在联系影响实验学校的广大教师和知识分子中做了大量的工作，一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政治上积极要求进步，多人加入了市民进组织。

1956年5月，民进沈阳市委员会正式成立。杨明书通过组织上几年来的教育培养和考察，以及在市民进筹备工作中的锻炼，在车向忱等领导同志的力荐下，通过民主选举，当选为民进沈阳市委第一任主任委员。他任主委后更加谦虚谨慎、开拓进取，在民进辽宁省委和中共沈阳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中共沈阳市委统战部的指导帮助下，继承和发扬民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团结带领全市各级民进组织和广大会员，求真务实，开拓进取，在自身建设、履职尽责、社会服务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为沈阳市的教育文化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杨明书做为沈阳市民进会员和市民进主委期间，1953年他做为优秀知识分子和教育界代表，参加了中国人民赴朝慰问团，担任由46名各界代表组成的辽宁第四分团的副团长，他不负众托圆满完成了抗美援朝的慰问任务。1956年和1957年做为市民进主委，参加了迎接尼泊尔王太子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伏罗希洛夫访问沈阳的外事活动。并负责接待和陪同中国民进主要创始人，高教部副部长、生物学家周建人在沈阳的参观访问活动。

1958年杨明书调离沈阳，但一直保持着与沈阳市民进的联系，帮助做好工作。上个世纪50年代末，辽宁省实验中学一位孙姓的老教师(民进会员)，因为生活上犯了点错误，觉得抬不起头，甚至有轻生念头。杨明书知道后，将他接到凤城草河，让他换个环境，生活上悉心照顾，并和他多次谈心，让他反思自已轻装上阵。在草河的十余天，他从老主委身上感到组织的温暖，卸下了思想包袱，又重返教学岗位。

原辽宁省实验中学教师张占忱(民进会员)，因家庭出身不好，还有点历史问题，在学校一直不被重用，思想很苦闷，杨明书知道了情况，借工作机会去沈阳和他谈心，他表示願意随杨明书去凤城草河教书，杨明书很快帮他办理了调转手续，他立即携全家来到草河，工作十分顺心，并担任了校工会主席，还在工资调整中高风亮节让出名额，在学校里很有威信，是学校的教学骨干和有名的政治教师。

杨明书在市民进和长期教育工作中，接触最多且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人民教育家、东北大区教育早期领导人，东北实验学校和沈阳市民进创始人、省民进主委、副省长车向忱同志。他一直在车老手下工作，视车老为自己政治进步的引导者、教育事业上的引路人，是自巳终身的良师益友。他说如果没有车老，也没有他的快速成长和事业上的成就。

沈阳解放初期，车向忱来到东北，成为教育界主要领导人之一。他一直注重对杨明书的教育和培养，业务上树为典型，政治上引导进步，不断给他压担子，几年间，杨明书就从一名普通教师成长为著名劳动模范、教师楷模和实验学校及市民进的优秀领导干部。这些成就与车向忱对他的培养教育是分不开的。

车向忱的儿子车树实所著《人民教育家车向忱》一书中，有两段谈及车向忱与杨明书的交往。一段是:“他在曾是沈阳市民进筹委会成员之一，东北实验学校的生物课教师杨明书入党时，十分关心地对他说：“你加入了共产党，责任更大了，更要严格要求自己。今后还要在民进组织里工作，千万不能骄傲自满，更不能盛气凌人，一定要更加谦虚，要密切联系会员和群众”。这些语重心长的话语，杨明书一直铭记不忘，用于加强政治修养，鞭策自己做好工作"。

另一段是:"1957年的一天，东北实验学校的教师杨明书，来到车向忱的家里，他讲述了自己受农业合作化形势的鼓舞，想要去农村办一所实验学校，为发展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做一点工作。车向忱听了后，非常高兴地说：“你的想法很好啊！中国是个农业大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到农村办学，为农民服务，就是为中国大多数人服务。同时也是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我完全支持你。”杨明书接着述说了自己考虑的如何在农村办学的方案，车向忱听后，十分兴奋地调说:“我们国家贫穷，现在还要搞建设，办教育不能完全依靠国家拿钱，一定要发扬艰苦奋斗的传统，勤工俭学，自力更生。这不仅是从经济上考虑的，对于学校的师生都是很好的教育和锻炼"。可以说车向忱是支持杨明书去农村办学的第一人，并提出了去农村办学的颇有见地的指导性建议。

在车向忱和省教育厅的支持下，1958年初，杨明书和一些同志经过一段努力，终于在凤城县草河乡创办起辽宁省的第一所农村实验中学。开学典礼时，车向忱特意赶到学校祝贺，鼓励师生努力工作，努力学习，坚持勤工俭学，半农半读，自力更生；坚持为农业，为农民，为农村服务的办学方向，并亲自题写了校名。

1960年夏，凤城草河一带，遭遇到了历史上少见的特大洪水，农田被淹、校园被毁，学校师生生活极端困难。当年12月冰天雪地、寒风刺骨，车向忱不顾年高体弱，冒着严寒乘坐马车赶到学校慰问，他号召全体师生，发扬革命先辈艰苦奋斗的精神，团结一致战胜灾荒继续前进。师生们听了倍受鼓舞，感动得流出了眼泪。以后，车老还来过学校，并到家里去看望杨明书的家人。车老的关怀和指导，更坚定了杨明书办好农村实验中学的决心。

文革期间他们都受了严重的政治迫害，1971年当他得知车向忱在盘锦省五七干校含寃致死，死时身上只盖了一件军大衣，还光着两只脚，使他泪流满面悲痛万分。

杨明书没有辜负车向忱的教导，终身致力于教育事业和民进组织建设，他对民进组织非常有感情，离开沈阳后一直保持与沈阳市民进和省民进的联系。民进也一直没有忘记杨明书，经常邀请他参加会议和活动。1982年6月，是他最后一次参加省民进会议，会议期间突发脑梗，于9月29日与世长辞，终年只有62岁，做到了为民进工作鞠躬尽瘁死而后巳。患病期间，省民进十分关心他的病情，多次派人探望。杨明书逝世后的每年春节，民进主委刘春同志总带着礼物，代表民进亲自登门探望和慰问杨明书的遗孀。

杨明书一生忠于党的教育事业， 做为党的优秀知识分子和优秀领导干部，他信仰坚定、艰苦奋斗，开拓进取、富于创造、两袖清风、一心为民。逝世多年一直被后人所纪念。《校园魂》传颂着他的故事；凤城草河的后山上，有省农村实验中学为他树立的千古墓碑，让他长眠草河，看到学校的不断发展；凤城市一中(杨明书当年就读的奉天省立第二师范曾设在此地)校史，把他列为杰出校友；凤城市志和丹东市志把他做为当地名人，记载了他的生平事迹；迄今凤城市街宣传长廊，仍有他的照片和事迹介绍；丹东市开埠百年，把他做为《丹东百年人物》在媒体上进行宣传；今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中共丹东市委宣传整理了丹东百年党史中100名优秀共产党员事迹，仍没有忘记这位党的赤子——杨明书。

2 0 2 1 年 1 2 月

这是我们的父亲母亲，43年携手人生共艰辛。他们是我们生命的源泉、仰望的蓝天、精神的家园！给我们留下了不尽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