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杨子林从医记略

三七老朽

• 　　父亲杨子林从医记略
• 文/杨全旺 2002.12.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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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父亲杨子林，又名杨翠亨，山西省应县人。1909年生于应县下社镇小石村。8岁时，在本村私塾学堂求学，从小熟读《三字经》《千字文》《百家姓》《名贤集》《论语》《孟子》，接受传统儒家教育。14岁时，与自己的舅父李卓云一起拜应县“天福堂”著名的老中医李盛仁老先生为师，（李老先生是我父亲的老爷）开始了他的学医生涯。李老先生是一名传统的儒医，接收自己的亲生儿子李卓云和外孙杨子林为徒，从来不会给予特殊的恩惠，而是把他们当成一名普通的求学徒儿，有的是规矩和严谨。李老先生讲习的医著主要有：《药性赋》、《汤头歌诀》、《医学醒悟》、《本草良方》、《濒湖脉学》、《伤寒论》、《全匮要略》、《医宗金鉴》、《医门集要》、《黄帝内经》。甥舅俩常常因为背不会那些拗口的医文和药名，受到自己的父亲与老爷的严厉责罚。李老先生还十分重视医药理论与实际的结合，在我父亲求学的日子里，李老先生经常带领父亲上山采摘中草中药，自炮自制中草中药。在李老先生的引领下，我父亲从小就能识别当地各类中草药物近百十余种。经过九年的艰辛努力，到二十三岁时，父亲便能独立诊病处方，在“天福堂”诊所坐堂行医。正当父亲对“天福堂”诊所、对自己的前途充满美好的愿景时，父亲恩爱的老爷李盛仁老先生不幸病故。随后，父亲因为“天福堂”诊所的事遂跟自己的舅父发生争执。父亲一气之下，便脱离“天福堂”诊所，独自一人在应县乡下游医。一日来到上甘港村，一村民见这一背医包的先生，上前施礼问道：“先生，家父患有眼疾，不知能治否？”父亲上下打量了一下这少爷般模样的年青人，心理想到自己饥饿的肚肠，脱口而出：“这是我最拿手的一技，能治！”于是，来人便将父亲引领回家以酒肉相待。原来，患有眼疾的这位病人是上甘港村一户姓张名得财的富户人家，村里人称张财主，因为患有眼疾，左眼已失明。张家人四处找医生治了近一月有余，均不见好转。父亲为张得财把过脉后说：“病人中焦火郁，肝火上冲，造成左眼假性失明，用不了几贴中药，即可重见光明。”张家人听后，兴奋异常，便按父亲的医嘱处方用药。张得财服药三天后，怪事竟然发生了：他的左眼不但没有治好，右眼也失明了,急得张家人团团直转。慌乱之中，父亲便借故溜出上甘港村，直奔怀仁镇，乘车来到大同。大同火车站，东来西往的人群熙熙攘攘。父亲稍作休息后，便问自己：“我要到哪里去？”年青人一时的冲动连他自己也说不出来。这时，父亲脑海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来：到口外去，到口外去谋生！就这样，父亲匆匆踏上西驰的列车来到归化城。（即现在的呼和浩特市）。
• 父亲夹着在下车的人流当中，迈着沉缓的步子，脑海里无边无际地遐想着：他想起自己跟随老爷勤奋学医的艰辛经历，想起年迈的父母，又想起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来，眼泪不禁夺眶而出！但一想到上甘港村为张得财治病的事，他义无反顾地选择了走西口的路！
• 在归化城一条胡同的客栈里，他暂且住了下来，并打出了行医的招牌。由于自己年龄的稚轻，经验的浅薄，上门求医者甚少。于是，父亲的生活立刻陷入窘迫状态之中。在归化城住了大约三月之余，由于生活所迫，他不得不离开归化城，在归化城周边乡村游医。
• 再说上甘港村张得财一家，在父亲不辞而别的几天后，双眼全部恢复了光明。张得财一家视父亲为神医，托人到处寻找杨先生。最终在应县下社镇小石村找到了我的母亲，致谢再三，并送去了一些银元和布匹，以此来报答杨先生。而此时的杨先生却一人在茫茫的西口外为生计而艰辛的奔波着。
• 1932年秋冬交替之际，托县祝乐沁村一带爆发温疫。仅祝乐沁村就有十几人在一夜之间丧命，疫情十分严重。时祝乐沁村有肆千余人，是托县第一大村庄。村公所四处张贴招聘医务人员的公告，父亲经人引荐应聘后，巧妙地应用自己学到的《伤寒论》和其他温病学知识，将伤寒与温病参揉在一起，仅用十余天的时间便征服了疫魔，受到了祝乐沁村人们的拥戴。从此，父亲的医名大振，名声迅速传遍了三乡五里，很快在祝乐沁一带站稳了脚跟，前来求医看病的人也随之增多。从此，父亲的生计有了新的曙光。
• 大约过了五、六年，到1936年时，父亲的医疗足迹已跑遍了县境内的乃只盖、五申、古城、土旗的大岱、善岱、塔布寨等地，他救死扶伤、妙手回春的医德医风一时在当地百姓中称颂。但这一切，并不能阻止父亲的思乡之情。在夜深人静的睡梦中，父亲常常浮出日夜盼儿归来的父母，望夫团园的妻儿。一想到自己抛家别妻独闯西口，没有尽到一个儿子和丈夫的职责来，便潸然泪下。就在这一年的秋天，父亲在离别故土五、六年后，第一次回家探亲。久别重逢的父子见面后，并不因为长久的隔绝而亲切。我的祖父见到父亲后，不停地责备、数落着自己的儿子，对他不辞而别出走西口的举动极为不满，并且还告诫自己的儿媳，不能随自己的丈夫西出口外漂流度日。父子俩为此常常争得面红而赤，不欢而散。1944年，我爷爷、奶奶相继下世后，父亲才将母亲及两

• 个姐姐举家西迁到托县古城乡一间房村来，一家人才始得团聚。
• 1949年，绥远省和平解放。1950年，托县人民政府把县境内40多名个体医生组织起来，成立了托克托县卫生工作者协会，同年5月，托克托县卫生工作者协会召开第一次全体会员大会。县境内著名的老中医张斌、杨继毛、高瑜、丁佐、杨子林、宋宪忠、张国玺、西医吴梁材、孙世光等会员参加了会议。会上，大家一致推选张斌为会长。1954年12月，托县人民政府召开全县中医座谈会，参加这次中医痤谈会的大多是一些有多年临床经验的名老中医。城关地区的刘铎、张斌、杜英才、杨继毛、高瑜、刘六、丁佐、荣治安、古城的杨子林、张健、乃只盖的趙钱考、五申的郑新正、郑一山、黑城的宋宪忠、张国玺等人参加了大会。会上、县卫生科领导传达了全国、全区卫生工作会议精神。为继承和发展祖国医药学遗产，会上还确立了“西医学中医、中医带徒弟”的工作方针。要求各名老中医可根据自身的情况，每人选带一至两名徒弟。座谈会上，老中医们围绕中央确定的“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的三大原则，积极献言献策，纷纷表示要把自己的医疗实践经验和学术见解无保留地奉献给社会，为开展伟大的人民卫生工作而努力工作。
• 1955年，父亲响应县人民政府“个体医疗技术人员要组织起来”的号召，带头在古城乡张宗圐圙村成立了古城地区第一个医疗站，并任站长。医疗站的服务范围西至乃只盖，东到永胜域；南至伍什家，北到南元子。医疗站不仅要为当地百姓治病，还要承担上述地区的群众防疫任务，工作十分繁忙。父亲率先垂范，以身作则，带领其他医务工作人员，身背医包，靠着自己的双脚，跑遍了周边地区三十多个村庄，为那里的百姓防病治病，送医送药。受到了古城地区百姓一致赞扬。1956年，县卫生科决定成立托克托县第二卫生所，（驻地在乃只盖村，1958年底改为乃只盖卫生院）吸纳丁佐、扬子林、陈威、吴士明等中医为第二卫生所第一批医疗骨干，并委任丁佐为所长。经过一年时间的调整、充实，第二卫生所的医务人员已增加到十一人。米耀庭、丁成爱、徐文礼、陈吉善等一批年青有为的医务工作者都是那时在第二卫生所参加工作的。所里开设有中医门诊、病房、药房和注射室，极大地方便了乃只盖地区百姓的求医看病。
• 1958年4月，乌兰察布盟卫生干部训练所中医进修班在全盟范围内培训中医骨干。（那时，托克托县隶属于乌兰察布盟管辖）托县卫生科选送第二卫生所的杨子林、古城卫生所的张健、永胜域卫生所的刘守业参加了这次培训。中医进修培训班开设的主要课程有：《中医病理学》、《中医临床学》等课程。中医进修班聘请盟医院著名的专家，主任医师任教，亲临课堂为学员上课，极大地提高了学员们的中医理论水平，开阔了视野。后来，父亲在回忆这段学习经历时感慨地说：“过去我们学徒时，死记硬背医文、歌诀，脑子里没有彻底溶化这些深刻的医理。在临床诊断时往往出现漏诊、甚至出现误诊。经过专家、教授、主任的讲解，较为完整地理解了中医博大精深的理论，为后来的临床实践奠定了扎实的理论基础。他还饶有兴趣地说：“盟医院有个中医专家叫刘铎”是我们中医进修班中医临床学主讲。刘大夫是北京人，四十年代毕业于北平医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协和医院工作。1953年响应政府“支援边疆”的号召来到托县医院工作，跟托县中医界的同仁相处甚好，1955年调到乌盟医院。刘大夫高超的中医理论与技术，乐于传道授业的精神为进修班学员们称颂。
• 1958年8月，乌盟卫生干部训练所中医进修班的48名学员通过考试，顺利地取得了毕业证书。毕业时，卫生干部训练所所长趙清芳、乌盟卫生处领导亲临会场为学员颁发毕业证书并与大家一起合影留念。中医进修班的48名学员，在学习结束时，响应领导和老师的号召，为抢救中医中药技术，挖掘祖国医学遗产，发扬风格，破除保守，纷纷献出了自己手中的单方、验方、秘方共计162方，并编印成《中医验方汇集》装订成册，发给每个学员，供学员们在工作、学习中使用与参考。在这本小册子里，仅父亲一人就献出验方、秘方9方。等父亲学习结束返回托县第二卫生所时，县卫生科已发文将父亲提拔为副所长。不久，父亲被评为中医主治医师。
• 1960年3月，乌兰察布盟荣复军人第三疗养院在托县挂牌成立。（地址在原中滩乡格图营村广宁寺召）父亲被领导点名调到该院担任中医师，县医院的西医师孙世光、护士长于振莲也同时被选调到第三疗养院。
• 第三疗养院是一处专供复转退伍军人伤病员治疗和休养的场所。主要接收当时属乌兰察布盟管辖的托克托县、和林格尔县、清水河县三县境内的复转退伍军人伤病员。被批准疗养的复转退伍军人全部实行免费治疗。第三疗养院属全额拨款的非赢利性的事业单位，接受托克托县人民政府和乌兰察布盟民政处、卫生处的双重领导。在1960、1961、1962三年困难时期，第三疗养院被县人民政府列为特供对象，疗养院的职工和疗养人员享受特供待遇。1962年，第三疗养院被撤销。父亲先是被安排在托县医院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被调回乃只盖卫生院工作。紧接着，城镇精减压缩人口，我们一家人遂被下放到乃只盖公社黑兰土力亥村落户。
  

1966年，“文革”运动开始后，父亲就被诬陷为刘少奇资产阶级反动医疗路线的黑线人物，停止工作，停发工资，被下放到乃只盖公社黑兰土力亥村接受劳动改造。在接受劳动改造的日子里，父亲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个救死扶伤的医生。他白天在地里干活，夜晚还要接待上门求医看病的群众。对外村上门求医者，还提供食宿。他对自己的子女说：“患者上门求医，说明是百姓信得过咱。咱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为每个求医者诊对病，治好病，为患者解除病痛。当医生要有医德，不能昧了良心！”口肯板申村有个姓王的妇女，结婚多年不孕。经父亲处方用药调理半年后，便身怀有孕，第二年生了个胖小子。一家人为了报答我父亲，专门为我父亲蒸了贴有喜字的面寿桃送上门，向我父亲表示深深的祝福与谢意。本村有一趙姓的妇女，产后身体虚弱，乳腺不通。婴儿由于吃不上奶水，啼哭不止，一家人心急如焚。服用父亲的汤药两天后，乳汁充盈。一家人见状，眉开眼笑，逢人就夸。父亲对我说：“妇人产后缺少乳汁，多为气虚血虚所至，四物汤、生化汤加减，重用党参、必见奇效。”至今，父亲留下的这一秘方为众多亲友使用后，百用百中。

1968年，我托一中高中毕业后，返乡在村里劳动锻炼，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在劳动空闲的时间里，父亲常常为我说医，启发我安下心来学习中医，并给我布置学习医文的任务。在父亲的引领下，我先后熟读或背诵过《中医入门》、《汤头歌诀》、《药性赋》、《频湖脉学》等中医基础知识。他说：“要学好中医，除了学好基础的中医知识外，还要对《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下一番功夫。只有在理论上融会贯通，临床应用时才会得心应手。”他说，中医治病，靠得是望闻问切，辨清虚实寒热对症下药。凡治病者，男不离“四君”，（四君子汤）女不离“四物（四物汤）中医认为，十病九虚，身体虚弱，正不压邪，是百病之源。因此，先人提出了“寡欲食谈、清心省事”正确养生方法，总结出“养精、调气、蓄神”的道理，以增强体内之元气，达到健康之体魄。

1972年，国内政治形势出现转机，各行各业开始整顿。医疗战线也有新的举措。县卫生局积极落实党的中医政策，把那些在“文革”初期被打倒的、扫地出门的医疗技术骨干、老中医重新安排到原来的工作单位，恢复了他们职务和工资待遇。8月，父亲又回到了他至爱的乃只盖卫生院，被安排到中医门诊室工作。此时，父亲已年过六十有余 ，由于长年的艰辛奔波以及“文革”心灵的创伤，父亲此时的身体已明显不如从前。尽管如此，他仍在中医门诊的工作岗位上细致地为每一名求医者把脉处方，为每一名患者耐心解答心中的疑问。他热情、谦和的服务态度得到了广大患者的好评与赞扬。工作之余，他常常伏在案头整理自己多年积累的的医案。他对我说：“《三字经》里有句名言：人遗子，金满赢，我教子，唯一经，爹爹口里口外奋斗了一辈子，没有给你留下什么金银财宝，只给你留下这一大堆的医书和医案，望你妥善保存，以备后用。”

1975年农历正月二十日，父亲因突发脑溢血，不幸病故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享年67岁，父亲去世后，托县卫生局领导、乃只盖公社领导以及乃只盖卫生院全体医务工作人员、周边临近乡村的村民专程赶到黑兰土力亥村，向这位献身于托克托县医疗事业的老中医作了最后的告别。

前1排左起：张健、宋宪忠；前2排左起：刘六（刘泽林）、高玉、郑一山、杨子林；前3排左起：丁佐、张斌、任慕龙、刘铎、杜英才、冯瑞、杜淑林；后排左起：郑新正、？、张国玺、荣治安、赵钱考、杨继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