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壤女生的沧桑岁月 전쟁,폭압과 평양녀학생

云帆 박삿갓

她是朝鲜难民的女儿，她是孝顺的少女，她是积极向上的女生，她是贤惠的妻子，她是体贴的儿媳妇，她是奋发图强的文化人，她是忠诚的共产党干部，她是我亲爱的母亲！

1,卖香瓜遭日警殴打，说朝鲜语，被罚打扫厕所

1897年，日寇忽悠朝鲜王朝，声称帮忙朝鲜王朝，脱离清朝，宣布独立，朝鲜改国号为“大韩帝国“。1910年，日寇强制推行“韩日合并“，设朝鲜总督部，“大韩帝国“灭亡，朝鲜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朝鲜半岛生灵涂炭，少女的父母离开朝鲜咸境北道明川群下云面上下洞，背井离乡，越过图们江，来到中国安图县老头沟镇小箕村，没想到，日寇侵略中国，跟着来到中国，欺压百姓，横行霸道。
少女家庭贫寒（父亲任海云是学校老师），想帮忙父母卖香瓜攒钱，在老头沟市场的边上，摆上了香瓜滩，一个日寇警察过来，叽哩咕噜说话，少女不明白日警说什么，楞着，日警吆喝一声"ばか!"，一巴掌打过来，重重砸在少女脸上，少女不堪一击，倒在地上。日警还不算完，踢翻香瓜筐，踹碎几个香瓜后，扬长而去。少女心中燃起对日寇的仇恨，难以忘掉脸上火辣辣的疼痛和日警恶狠狠的魔掌！
愤怒的少女的父亲不让少女再卖香瓜，让少女坚决要上学校，好好读书，超越日本人，不要再受日本人的欺负，而当时的学校，是日本人管的，在学校里，只许说日语，不许说日语外的语言，一旦违反规则，学校给予严厉惩罚。少女怕受惩罚，到了学校，绝不轻易开口说话。而有一天，课间休息时间，突然有人狠狠掐一把少女的胳膊，少女不忍疼痛，脱口而出，“아가!"（哎呦！）一声，周围一帮学生看到，幸灾乐祸，哈哈大笑，还向学校管理员说，少女说了朝鲜语。学校罚少女，令少女打扫学校厕所两个月。少女咽下悲愤，上学就到厕所打扫卫生。让少女最感到愤恨和伤心的事情是，欺负和挑衅少女的人，不是日本学生，而是一个同样朝鲜民族的女学生！

2,“可以说朝鲜话了！我们真解放了！“

少女在学校打扫厕所时，传来了日寇投降，抗日战争胜利，朝鲜光复的消息！一天早晨，一个村的女同学跑过来说：“芙蓉，快去看看，苏联红军来了，日本人全跑了，我们去欢迎欢迎苏联红军啊！“
少女小心翼翼地说：

“そうですか?"
同学慌慌张张地打断少女继续说话，急着道：

“苏联红军来了，听说，谁说日本话，就怀疑谁是日本特务，毫不客气，就枪毙谁！别再说日本话，说汉族话，说朝鲜话，都没啥事！“
少女兴高采烈，欢天喜地，道：

“说朝鲜话可以吗，真的吗？！“
同学答：

“那可不！“
少女高兴的心花怒放，蹦蹦跳：

“我们真解放了！“
不久，在朝鲜的叔叔任水山（朝鲜人民军军官）一再要少女的父母到朝鲜生活，少女的父母，带着一家人，离开了中国安图县老头沟镇小箕村（现在归龙井市管辖，小箕村是延边苹果梨的家乡，小箕村与劳东村合并，称勇进村），过图们江，到朝鲜江原道元山市安边果树农场落户。少女在朝鲜元山市念书，中学毕业后，考上了朝鲜平壤师范学院。

　　3，美军狂轰滥炸，女生受伤泪别平壤

1950年6月25日，这一天，发生了朝鲜战争。战争发生的当时，少女已经是平壤师范学院三年级学生，快要毕业，梦想飞翔蓝天的时候了，却遇上了战争。

不久，美国军队开始轰炸平壤，轰炸中，炸毁了平壤师范学院。很多无辜的平民和学生，轰炸中，受伤和死亡。见到同胞和同学的死亡，看到被炸毁的学校，少女对美帝国主义的仇恨，涌上心头，报名参军，要上前线，打击侵略者。但是，在轰炸中，女生头部受到重伤，女生头上缠着绷带，再次要求入伍，拿起武器上前线，打击美国侵略者。但是，任何部队也不收受到重伤的女生，叫她回医院先治疗，而医院也在轰炸中被炸毁了，消失了。美军在仁川登陆，全面开始朝鲜地面战争了。

1950年10月8日，朝鲜政府下令朝鲜军民开始战略大撤退行动。女生的父亲和舅舅，留下来，继续战斗，女生跟着母亲，带着三个妹妹，走上了大撤退的路上，一天走180里路，但是，在美国佬的狂轰滥炸中，女生和小妹妹，头部受伤，女生的母亲，胳膊受伤，跟不上撤退的队伍了。

白天美军飞机疯狂进行轰炸和扫射，撤退的难民，白天不敢上路，躲在山和沟里，眼睁睁地看着美军轰炸机露出大肚子，投下一个个灭绝人寰的炸弹，战斗机用机枪，疯狂进行扫射。只能晚上撤退，但是，晚上天黑，很多人因营养不足，患上夜盲症，天黑就看不清楚道路。

女生带着受伤的母亲和小妹妹，艰难撤退。有时一天也吃不到食物，撤退的路上，也没有睡觉的地方，到处是饿死，冻死，被打死，烧死，炸死的人。

经历三个月的艰难的长途拔涉，12月中旬，女生一家人，才走到了目的地，即原来通知集合的地方满浦。但是，预定时间到达的人，都已经分流完毕，接待的工作人员都已经撤了，母亲一家人走投无路了！

这个时候，从鸭绿江方向，过来了英雄的队伍，中国人民志愿军过来了，女生的心情仿佛像见到了久别的亲人，见到了救命恩人，激动不已，女生禁不住眼泪，捂着脸，哭起来了，多灾多难的朝鲜人民终于终结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长达37年的统治，刚刚开始和平生活，美国战争狂把战火烧到朝鲜全境，进行狂轰滥炸，毁灭锦绣河山，问苍天，谁来拯救水深火热中的朝鲜人民？女生苦苦祈祷，期盼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定要赶走美国战争狂，拯救朝鲜，拯救朝鲜人民，成全女生实现梦想！

鸭绿江是中朝两国的国界，过去就是意味着越国境，女生一家不想越境，不想离开朝鲜，便沿着鸭绿江北上，走进来长白山森林。在林中发现一户人家，那家人热情接待女生一家人，女生一家人三个月以来，第一次坐在热炕上，美美地吃上了食物，吃饱了肚子，一家人吃光了一大锅热土豆。

到了林中才摆脱美军飞机的轰炸和扫射，才有时间，互相仔细看看对方，看女生的母亲，为了听美军飞机的动静，没有围上耳朵，耳朵冻伤，都化浓出浓了，小妹妹头部受伤，头盖骨裂开，都能看见脑血管了！

在长白山森林，日子久了，房东大婶提亲，说，她的儿子看中了女生，想娶女生为其媳妇。女生的母亲问女生的想法。女生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一定会赶走美国佬，取得战争胜利，赢得和平，等到平壤师范学院拿到毕业证后，考虑婚姻问题。女生的母亲叹口气说：我们现在都不知道能活到哪天，遇上差不多的小伙子，就嫁人吧！女生不答应，母亲也无可奈何，房东一家人见到女生不同意，态度也变得冷冷清清了。一家人走投无路，女生想到中国的舅舅家。女生做主，带着犹豫不决的母亲和妹妹们，毅然决然，跨过鸭绿江，来到中国延边朝阳川镇舅舅家。

女生一家人千辛万苦，在中国朝阳川镇找到舅舅家时是凌晨，女生敲舅舅家的门，屋里的一个月用刚刚睡醒的声音发问：

“谁啊？“。

女生听到舅舅的声音，喊着说：“舅舅，我，芙蓉！“。

屋里人用颤抖的声音发问：“你再说一遍，你是谁？！“。

女生道：“舅舅，我是朝鲜的芙蓉，是宝玉！我们一家人全来了“。“芙蓉“和“宝玉“，都是女生的小名。

屋里人用发抖的声音发问：“你是鬼，还是人！？“。

女生：“舅舅，我们历经千辛万苦，活着找你来了，呜呜！“。

突然，屋里亮了，点灯了，门开了，屋里的人跑出来了，是舅舅李兴俊，他兴奋地喊：

“是芙蓉你们吗？！听说，美国佬乱轰炸，你们全都死了，原来是都还活着的！“。

屋里屋外的人活着见面，感到兴奋，相互紧紧拥抱着，哭诉着，泣不成声。这时发现，女生一家人，遭到美国佬战争狂的轰炸和扫射，外婆李玉莲胳膊受伤，母亲和小妹妹任后男，头部受伤，在朝鲜秋天穿的裙子，到了冬天，还是那个裙子，经历三个月的千里撤退，也都磨没了，真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了。

（照片：母亲在哈尔滨出差时）

4,留在中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平壤女生一家人避难来到中国舅舅家，不久，一家人到黑龙江省五常县山河屯的叔叔任何山家养伤。

女生一边养伤，一边密切关注朝鲜战争形势，热切盼望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赶紧打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也盼望自己赶紧治好头部外伤，参加军队，上朝鲜战场，拿起枪，打击美帝国主义者，迎来和平，重新回到平壤女子师范学院读书，实现梦想。但是，眼下，战争在激烈进行中，头部外伤没有马上愈合，朝鲜来的一家五口人需要吃饭，不能天天在舅舅家白吃白喝。正好，敦化县一个朝鲜族学校缺讲朝鲜语文的老师，邀请女生到学校里来帮忙讲课，女生就到敦化小山村的朝鲜族学校讲课。遇到休日，回到朝阳川镇舅舅家，帮忙舅舅家人干活，照顾受伤的母亲和三个妹妹。

在朝阳川，女生遇上了公安边防的朝鲜族军人，经周围的人催促，两个人结为夫妻了。女生，就是我的母亲任庆姬，朝鲜族军人，就是我的父亲朴优庸（原名：优用），父亲和母亲都是1932年出生，父亲是2月29日出生，母亲是12月29日出生，母亲是安图县老头沟镇小贵村出生，父亲是怀德县公主岭出生。

两个人刚刚结婚，不久，政府号召广大干部志愿报名到偏远的边境地区，支援边境地区建设，父亲响应号召，要到边境县城珲春县工作。母亲要等到朝鲜战争结束，回到平壤师范学院，读书，毕业之后再考虑今后的工作方向。

父亲说，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对我们中国的贫苦老百姓，恩重如山，解放老百姓，实行土地改变，分给了种地的土地两垧地（奶奶和父亲四兄弟五个人分得的土地），解放前，我们一家是贫寒的雇农，没有自己所有的房子，共产党来了，给我们房子了（二间草房），我们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恩情，应该好好工作，报答恩情。

母亲听到父亲的发自内心的心里话，决定分别朝鲜的亲人和亲戚，放弃回朝鲜去读书的梦想，同意留在中国，参加中国革命，志愿报名去偏僻的边境地区，支援边疆建设。

1952年，父亲和母亲，离开延吉县（龙井市）来到珲春县，坐车走几个小时的山路，来到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唯一没有旅客列车的偏僻县城珲春。父亲在珲春县公安局，从事政保工作，母亲在延边四高中（珲春二中）工作。

（照片：珲春政府机关女干部三八节留念）

5,面对冤屈，宽宏大量，奋发图强工作

母亲响应支援边境地区建设的组织号召，来到珲春，积极参加工作，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受到怀疑，不明不白，受到审查处分。

1960年9月22日，母亲的二妹任受恩，从朝鲜寄来了一个装海产品的邮包。邮局营业部的职工，秤邮包后，在登记簿上清清楚楚写上收到朝鲜邮包的时间和地址及重量，而把朝鲜邮包移交给邮递员时，忙中出错，在移交单上，漫不经心，把朝鲜邮包写成了“苏联邮包“。

谁也没想到，邮局写错的“苏联邮包“，这前两个字，被荒唐,邪恶的人看到，三年后引发了一场冤案，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

1963年12月份，珲春有一个调查组，要求母亲和父亲交代1960年9月22日收到“苏联邮包“的事实情况。父亲和母亲拿出朝鲜邮包，实话实说：1960年9月22日只有收到朝鲜邮包，从来没有收到苏联邮包。

调查组认为父亲和母亲态度不老实，对母亲的所有的亲戚进行了调查。

在母亲的五寸叔叔任逢春（和龙县头道沟镇清河大队）那里，调查组发现：

母亲的爷爷任一赫，于1923年，离开朝鲜，到苏联参加革命，后来在一家造船厂，担任工会会长；母亲在苏联有姑姑，从事教师工作。

1947年，任一鹤给任逢春来过一封信，因为是俄文信，谁也看不懂，也没有回信，后来，再也没有联系。

任逢春说：任一赫与任庆姬，从来没有见过面，任庆姬出生前，任一赫离开朝鲜，离开中国，到苏联参加革命，两个人没机会见面，都不认识，任一赫现在（1963年）年龄大，估计不在人世。

调查组该到邮局进行确实的调查核实，而不到邮局调查，眼见没再有问题可查，却草率地做出了荒唐的结论意见：

“两个人态度不老实，有苏联关系问题，不适合在机要部门工作“

组织部门根据调查组荒唐的“调查结论意见“，调离父亲的工作岗位，因此，父亲被调离珲春县保密委员会，到法院工作，母亲被停止在民政局的文书工作，从事财务工作了。

通过这次冤案，母亲才知道，出生以来一直没有见到的爷爷，原来在苏联生活。

父亲和母亲感到冤枉，但是，不再提出意见，默默无语工作。没想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又有人反映父亲和母亲有苏联问题。父亲和母亲忍无可忍，坚决要求组织，重证据，重调查，重新进行调查事情，查清事实，给予平反。

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进行调查后，做结论：

所谓苏联邮包，其实是朝鲜邮包，1960年9月22日，邮局只收到一个朝鲜邮包，没有苏联邮包。

邮局证明：邮局营业部秤邮包的重量，数量，来源，国名，寄件人地址，都有详细记录，只是，发给投递员时，写错了地址，把“朝鲜邮包“写成“苏联邮包“。

任一赫和任庆姬,朴优庸，没有见过面，也没有联系，不能认为存在苏联关系和问题。

组织上征求父亲和母亲的意见和要求。

想起那些冤枉,委曲和愤恨,悲伤的一个个的日日夜夜，父亲和母亲欲言先流泪了，从感情上，不能原谅那些玩忽职守，滥用职权，无中生有，恶意做结论的调查组了！但是，母亲和父亲，坦然表示：

“这些调查的人，也许是为了工作，工作中，搞错了事情，做出了不公正的结论，害了我们，但是，我们不想追究谁，只是希望，不要再次发生类似事情。只要为新中国建设，继续能够工作，心满意足，在哪里工作，都一样，已经习惯了新的工作，不要求再调整工作岗位了。我们没有任何个人要求“。

7.响应五七号召，走上五七道路

1969年，珲春县革命委员会动员干部响应毛主席的五七指示，下放农村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进行劳动锻炼。

根据毛主席的语录，“除老弱病残者外“的干部，下放农村劳动，而父亲是残废军人，按照毛主席的指示精神，残废的人不能下放农村劳动。但是，革命委员会的人不了解情况还是故意的，父亲和母亲的姓名都在下放干部名单中。

父亲问珲春革命委员会的负责人：

“毛主席说，要求老弱病残者以外的干部下放劳动，残废军人不属下放对象，让我下放劳动是不符合毛主席的指示“

军管会的人说：

“这是革命委员会做出的决定！“

父亲说：“革命委员会也要执行毛主席的指示！“

母亲按下父亲，向革命委员会的人说：

“我们要求，让我们第一批下放农村去！“。

母亲拽父亲回到家说：“让我们下放就下放吧，残疾人就做适合残疾人能做的事情就是“。

父亲说：“让残废军人下放农村，这是违反毛主席的指示的行为“。

母亲说：“本人提前不告诉，这么多干部，革委会几个人不一定知道谁是残废军人，在大会上提问，他们能接受吗，既然在大会上都公布了，让我们下放，那就下放去吧！“。

父亲说：“你说的对，不去计较，我们痛快下放农村去，很多年没到农村去看了，这次到农村去，好好待下去！“。

8,插队落户，投身广阔天地

1969年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主席的诞辰日，珲春县革命委员会为了庆祝毛主席的诞辰日，特意选择了这一天，组织了五七干部下放农村欢送大会，珲春县第一批下放干部家庭是26户，其中有我一家。

1969年12月26日，县革命委员会召开群众大会欢送五七下放干部，接着，送26个五七干部家庭的卡车，绕着珲春镇主街道转一圈后，分别各自奔目的地行驶了。

天气寒冷，我们坐在卡车上边，冻得都得瑟了。唯有欢送五七干部的播音员的声音，声情并茂，充满激情，充满温情，久久传来，回荡在耳边，温暖我们的心了。

“五七战士同志们，你们是响应毛主席的五七指示，忠于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下放农村的第一批五七战士，是我们珲春人民的光荣和骄傲，祝你们在广阔天地，大有作为，祝你们一路顺风，五七战士们，再见……“。

我们坐卡车，来到马川子公社砲台大队五生产队。听说，砲台五队最穷，在一年的社员的收入是，一工负五分钱，即一个工换来负五分钱，在账面上，负加负，负乘负，工分最多的社员，赔钱也最多，干活最少的人，赔钱最少。虽然，生产队社员在账面上没收入，但是，都能吃大米饭了，而我们家虽然是父亲个母亲月月领工资（父亲60元，母亲48元），但是，七口人靠108元，总是觉得不够，欠政府200元钱，迟迟还不了，天天吃粗粮，一年也没买过一次猪肉或者牛肉吃。

五队队长和社员们热情欢迎我们插队落户。中午，我们在家住砲台大队的公社干部李洪燮家吃饭，我们几年来第一次吃到香喷喷的大米饭，吃到鲜美火辣的辣白菜。二姐连声说：“太好吃了“。

下午，用260元钱买了五队西南边的第二家，三间草房，西边过小河沟有泥土公路，南边是电线大队，再往南走是山，过山就是苏联领土了，按照当时的说法，我们来到“反修第一线“了。

奶奶在延吉听到我们家下放农村了，七十多岁的年龄，在大冬天，穿着胶鞋（코신)，竟然也坐客车几个小时，再徒步走十五里路，找我们来了！听说，这里是中苏边境附近，特别提高警惕性，有一次，路过的一个人到我家问路，奶奶示意提高警惕，防范此人。奶奶说，这个人可能是想偷越国境线，投奔苏联修正主义国家的人。

我们插队的第一天晚上，生产队的小学生组织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到我家，向我们脱帽，敬礼，唱歌跳舞，表示欢迎了，父亲鼓掌，连声说：“好，好！“。我们也鼓掌了。

生产队的干部和邻居也纷纷来看我们了。社员们看到我们吃国家供应的玉米面,高梁和山东省地瓜干，摇摇头，回去，一会儿送来了大米，母亲感到惶恐不安，连声说：

“我们是来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人，不能收社员的东西，我们收东西，影响不好“。

送大米的妇女说：“我们农村人不懂什么，也不管什么，人人之间你来我往，有啥问题？“。

母亲和父亲认为，不能白收社员们的东西，家里也没什么东西，礼尚往来，就把玉米面和高梁米，硬送给她们了。这么送出东西后，母亲松口气，放下心来了。

但是，到我家的人们看到，给我家送来了大米，我们家里做大米饭后，父亲一个人吃大米饭，别的人还是吃玉米面和高梁，问，怎么回事？母亲说，孩子的爸爸在部队时，得了胃病，吃了粗粮，不能消化，只能吃细粮和粥，家里细粮少，家里的的细粮，都留给孩子爸爸做饭吃。

住在我们家后屋的大婶（일록이 어머니)回去后，第二天早晨，给我们家送来了一大盆大米饭，笑着说：“这一下，老人和孩子们都可以吃上大米饭了吧？“。

大婶想的，说的，千真万确，做大米饭送来，送的大米饭太多了，只好大家都能吃上大米饭了。

9,举起红旗，带着女儿，赤脚下地干活

父亲和母亲到农村后发现，贫下中农的生活，还很困难，说，一定要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在农村一定要好好干活。

在生产队，父亲冬天报名人人不愿做的掏粪的脏活儿，夏天起早贪黑带锹，转水田，做水田灌溉管理员（논물관리원)的活儿。

大姐初中毕业回来，跟着父母到生产队，冬天赶牛车，为生产队社员拉煤，春天运粪，插秧，除草，成了生产队劳动主力了，后来当了生产队出纳员，1970年11月份当赤脚医生了。

生产队给我们家分了自留地，一个人三分地，七个人合计2.1亩地了。奶奶主要带着二姐和我和弟弟，到自留地干活了。

当时，砲台小学给学生的任务也多，叫学生抓老鼠，落实任务，帮忙生产队种地，插秧，除草，割地，送粮食。一天，学校组织学生帮忙一个生产队，把水稻背着，送到县粮库去，我们每个小学生，在袋子里装十斤到二十斤的水稻，来回走路三十里地，都精疲力尽了，我们渴的，跑到红旗河大桥下，蹲在河边，喝了很多河水了。在砲台小学，我加入了红小兵。

母亲冬天帮忙生产队整账，到大棚养苗，插秧时，在小黑板上写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再找来一面红旗，凌晨起来，叫十七岁的大女儿（我的大姐）拿着红旗，一起到地里去插秧。大姐说，来了生理，不能下地干活。母亲说，坚持干活吧，我们到农村是来劳动锻炼的，不能落后于别人，我们要好好干活，得到广大贫下中农的认可。母亲有严重的肾炎，不能下到冰凉的水里干活，奶奶叫母亲不要下到水田干活，选择不粘凉水的的农活儿，母亲说：‘我们不能挑活儿，我们是来劳动锻炼的人“。母亲坚持带着大姐到水田地，赤脚下到冰凉的水田里干活了。到了晚上，母亲着凉，手脚到出现浮肿了，第二天仍然是第一个举起红旗，带着女儿，带着小黑板，到水田地干活了。

10,与生产队社员们同甘共苦

母亲插队后，经常对我们说，我们是来到农村是接受贫下中农教育，进行劳动锻炼的，组织上根据贫下中农的评价，评价我们，我们要艰苦朴素生活，与生产队每个人搞好关系。

我们到砲台大队后，过年时，生产队给我们家一斤多点的猪肉，母亲和奶奶看到家里也没有年货，看到猪肉也不多，操心一家七口人怎么过年，两个人商量结果，用猪肉包饺子，七口人吃一顿，算过年，便包了饺子。这时，父亲从外边回来说：

“春节不给请假，集体户的几个知识青年不能回家，在集体户呆在，怪可怜的，叫他们到我家一起过年吧！我们不关心他们，谁关心？“

奶奶说：“应该关心比我们困难的人，让他们过来一起过年吧，人多热闹，好！“

母亲说：“家里没有什么年货，就有这点饺子“

父亲说：“有多少，算多少，大家一起过年就热闹“。

我们家刚刚下放到农村，家里没有种的菜，农村也没有菜市场，家里没有菜，招待客人，太为难了。在朝鲜族村里，卖豆腐的人也没有，连一块豆腐也找不到了。卖鸡，卖鸡蛋的人，也几乎没有了。只有一对哑巴夫妻家，才有很多鸡了。好在哑巴男子看懂文字，在纸上写上“鸡“一个字，就明白了。

父亲请来集体户的青年，集体户的青年尝尝饺子，连声说：

“饺子香啊，我们朝鲜族人会做饺子的人不多，太香了，太好吃了“。

不一会儿，桌上的饺子，都吃没有了，父亲不知道家里再没有饺子，叫母亲再端上来。

母亲尴尬地看着父亲，不知道怎么说话了，二姐赌气地说：

“生产队给每一个社员家分了好几斤猪肉，分猪肉的人说，插队干部不是生产队的正式社员，就给了一斤猪肉，奶奶和妈妈用一斤肉做了饺子，能做多少饺子？“

父亲脱口而出发出“哦“一声，也感到尴尬，没再说话了。

这一年过年，我们一家人没吃上一块猪肉，也没吃到一块饺子，客人走后，二姐继续气呼呼地说：

“生产队平均分猪肉，做客人的，也拿点分到的猪肉，我们过年，不至于这么寒酸了！“

母亲慌忙打断二姐的话说：

“孩子，千万不要这么说话，如果别人听到多么不好听啊！哪天我给你们到街里买猪肉来，好好包饺子吃，问题还是我们没有准备的好“

有一天晚上，父亲回家，掉着眼泪说：“我们前边的那一家，有几个孩子，都没有衣服穿了，没想到，我们的农村，还怎么落后，还这么穷，毛主席英明，让我们到农村插队，让我们这些干部到农村，用自己的眼睛看到农村的情况，把我们家的好衣服统统拿出来，送给这些社员吧！“。

母亲说：“你也没有几件衣服啊，除了现在穿的，只剩下结婚时做的衣服（사지옷)，我们家的孩子们也没有穿好衣服的，全是补丁的，破破烂烂的，鞋也都破了，我们都没有新的衣服，没有多余的衣服啊“

父亲看了一下我们穿的衣服，也全都是母亲用缝纫机补的衣服，我的裤子，我长个儿，裤子还是以前做的那条裤子，裤子显得短，我的腿显得长了。

父亲看着，酸楚地说：“哦，都穿的这么破，才发现，都是我的错，那就把我的结婚服送人家吧“

母亲二话不说，从衣柜里翻出好好保管的结婚服，递给了父亲，父亲抹一把脸上的泪滴，拿着结婚服装，开门出去，把结婚时做的衣服送人家了。

过完年，母亲活跃气氛说：

“过完年，春天快要来了，我们要种地，养动物，每个人都要报名种什么，养什么“。

父亲说，报名要养公鸡，几天后，用5.70元，买来了大公鸡。把大公鸡放在大房间（当时，朝鲜族农村厨房和寝室在一个大房间）的东屋（库房），两个屋隔着薄薄的板门，第二天凌晨，大公鸡突然打鸣，声音特别洪亮，全家人被惊醒，从睡梦当中醒来了。父亲“哈哈“大笑说，现在开始公鸡打鸣，我们家不用看钟表了。

我想起了小说“高玉宝“中的“半夜鸡鸣“了。

弟弟听说，大公鸡吃辣椒酱有劲，经常给大公鸡喂辣椒酱后，带着公鸡，到处去斗鸡了。我家的大公鸡，流着血，勇斗别人家的公鸡，所向无敌了。后来，母亲买来了大母鸡和小白鸡，大公鸡也高兴的，在母鸡旁边转着，叫个没完了。

二姐报名要养小白兔，过几天，从哪里拿来了小白兔，养起来了。

母亲以19元钱买来了小白猪。现在也忘不了奶奶喂猪时，小白猪从猪圏里跑出来摇摇尾巴，表示高兴的样子。

我和弟弟报名要养小狗，母亲问一个小狗多少钱，奶奶说一元五角就可以买一条，母亲给我们两元钱和一斤粮票，说：

“买狗后剩下的钱，足够两个人在饭店吃午饭，饭店的两碗豆腐汤和两碗四两的大米饭，给二角钱，给八两粮票就够，剩下三毛钱，归你们“。

我和弟弟走路十五里路，到珲春镇市场看，就一个人卖狗，一个带白色条纹的小黄狗，要1.80元，我和弟弟要降价，卖狗的老头看见死死抱住狗狗不放的弟弟，猜得到，无论多少钱，我们一定会买，笑眯眯摇摇头，就不同意降价。我瞪弟弟一眼后，不再讲价，无奈给老头1.80元钱，抱着狗狗，到站前饭店，用两毛钱吃饭，回到砲台五队的草房了。

奶奶说：

“漂亮的小黄狗啊，不过，卖狗的人，欺负你们小孩子，卖贵了“。

母亲说：“差一点让你们到街里去，钱不够，挨饿了“。

小黄狗长大后，文明看家，见到陌生人，只叫不咬人，帮忙弟弟威胁欺负弟弟的大孩子，帮忙我晚上抓麻雀，有一次，我拿着电筒和梯子，在屋檐下，摸鸟巢，抓麻雀，麻雀飞出来，掉在地里，狗狗用前爪按住麻雀，不让逃跑，我才抓的。当我晚上从外边回来，狗狗总是从很远的地方，跑过来，扑上来，高兴的，亲亲我的。好景不长，有一天，大爷和伯母来到我家，大人们说要杀狗，狗狗是否听懂了，失踪了，奶奶说，狗狗聪明。没想到，三天后，狗狗回家来了，好像三天都没有吃到食物，变的很憔悴和瘦小。见到我，可怜的狗狗，哀求似的亲亲我，我让狗狗跑，狗狗没有跑，被大人抓住了。我哭着拦住大人们，不要杀狗，谁也不听，无济于事了，我无助的流下眼泪了，心灵和感情受到很大的创伤，现在也忘不了那条聪明,亲近,可怜的狗狗。

母亲摸着我的头说：“我给你带来一模一样的狗。“

我哭着答：“我再也不养狗了。“

母亲和奶奶在自留地里种了很多西红柿和西瓜和香瓜，而我发现朝鲜族生产队的人，很少种西红柿和西瓜和香瓜，母亲等到西红柿和香瓜和西瓜，还有黄瓜熟了后，叫两个姐姐，好几个大盆里装西红柿和瓜，全送到生产队的地里去，与生产队社员们分享，社员们说：

“插队干部怎么也会种这么多东西，真好吃啊，我们也没有种过这么多品种的“。

母亲说：“解放前，我在农村帮忙父母亲种地，种过瓜，卖过瓜“。

社员们目瞪口呆看着母亲，不约而同地发出“啊“一声了。

“插队干部原来也曾经是农村人啊“

母亲看着社员们津津有味的吃送去的西红柿和瓜，松口气，露出微笑了。

看来，杞人忧天，母亲担心送的东西不受欢迎，怕社员们不吃或者说不好吃了。没想到，大家都吃得这么高兴。

11,怀着使命感，起早贪黑从事生产劳动

母亲在砲台大队五队插秧时，起早贪黑干活，本来插秧的速度快，时间又最长，插秧的面积最大，母亲插秧的插秧面积，比大姐插恙的面积多一倍，而评工时，工分比大姐少一倍。

生产队结束插秧后，召集社员大会评工分，社员们都赞不绝口地称赞母亲，插秧速度快，很熟悉插秧，一位妇女问：“以前插秧过吗？“。

母亲说：“我以前在农村长大，帮忙别人插秧过“。

妇女问：“以前也这么起早贪黑插秧了吗？你们是国家干部，国家不给开工资吗？为什么这么拼命干活？“。

母亲说：“我们五七干部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来劳动锻炼的，应该好好劳动，改造自己，改变农村落后面貌，我们在农村干活，给工分也不能拿生产队的工钱。不管我们在生产队干活，还是不干活，国家给我们照样开工资“。

周围坐着的妇女社员们都叹气说：“唉，干活也不争工钱，还这么拼命干活“。

“干不干活，国家给工资，干活干什么？“

社员们开始给母亲评工为一天1.3工，最高分，给大姐评工是0.6工，后来听说，母亲在生产队干活是无偿劳动，不赚工钱，大姐干活是在生产队赚工钱时，改过来母亲和大姐的工分，给母亲0.6工（6分），给大姐1.3工（13分），意思是让我们家不要吃亏， 不要白干活。

母亲起早贪黑干活，肾炎复发，瘦得不得了，奶奶心疼地说：“唉，看看你妈妈，三十七八岁的女人，累死累活，干活犯病，折腾的，胸部都干瘦的，比我七十多岁的老太太还小“。

12,挖防空洞，参加农村阶级斗争活动

1969年3月2日，中国和苏联两国军队在黑龙江省珍宝岛，开始了边境战役。当年9月份，两国军事冲突结束了。但是，1969年12月份，我们插队后，县城和农村一直进行反修战争准备，在北山挖反坦克壕，街道挖战壕，生产队挖地道，家家户户挖防空洞。

母亲问父亲什么时候挖家里的防空洞和地道，父亲说，这里的土质，不像电影地道战里的土质，没有粘性，不结实，受到一点震动也塌下来，不使用混凝土，挖地道没意义，飞机不轰炸也地道自己塌下来，被埋死的。

母亲心急如火地说：“挖防空洞，挖地道是社会形势，组织的号召，我们心里认为没意义也挖啊，别人怎么看我们啊，我们是国家干部啊“。

父亲说的话，符合科学和实际，事实证明，生产队挖的地道，不到半年都塌下来了，不管这样，母亲还是早晨起来，带着姐姐，挖了家里的地道。我想，母亲挖防空洞，挖地道，为的不是防敌国的轰炸，而是为了响应号召，为了让人们看我们五七干部不消极，不落后。母亲是经历战争，轰炸中受伤过的人，比谁都清楚这些防空洞和地道，土质松，土层浅，挖两米就出来地下的水，不结实，不能顶住轰炸的。但是深深明白一个道理，这是全中国的社会形势，只要是中国人，不能不挖。在这政治问题上，父亲太实在，不太懂政治，母亲比父亲想的高一筹。当时，砲台小学老师也问学生们家里挖没挖地道，挖没挖防空洞，一个腿不好的学生在家里挖地道，受到表扬了。

我们家在砲台大队的西南边，西边是公路，南边是电线大队，再南边是南山，过了南山就是苏联，算是反修前哨了，我们全家警惕性都很高，有一天一个中年朝鲜族人都我家问，电线大队有多远？奶奶怀疑此人可能是叛逃到苏联的人，马上告诉了生产队的人。让那个人吓破了胆。

我们下放砲台大队的那一年，全国传播巴桑的故事，生产队经常开会进行阶级斗争诉苦会议，开会学习毛泽东思想，砲台小学也讲巴桑受苦受难的故事，会议上，人们感到愤怒，不时喊口号：“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幸福不忘毛主席，翻身不忘共产党！“，“打倒地主富农！“，“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有一天，学校叫每一个学生写出批判揭露地主剥削和压迫贫下中农的文章来，我回到家问奶奶，地主都怎么坏？

奶奶不假思索地说：“我们那里那个地主不坏啊，我们家是雇农，住在地主家的一个房子里，地主家里有好吃的东西，经常给我们吃了“。

母亲听到大惊失色，喊到：“妈，别人听到怎么办，怎么能跟孩子说地主不坏？“。

奶奶说：“实话实说的啊，不能跟孩子撒谎啊“。

母亲说：“妈，现在生产队天天开会进行阶级斗争诉苦大会，批斗地主，这个形势下，说地主不坏，人们会怎么看我们？弄不好，我们全家遭殃的！砲台的地主韩仁三，剥削农民赚钱，给日本军队买飞机，解放后被抓起来，被枪毙了！“。

母亲索性帮忙我写一篇批判地主的文章：“天下的乌鸦一般黑，天下的地主一样坏！“。

母亲说，母亲的父亲（我的外公）是大成学校老师，讲课拿工资，外婆是农民，耕耘家里的五分地，干小活赚钱，对地主的生活，没有了解。

（照片：母亲串门朝阳川镇李尚范家）

13,住进了新草房，告别了慈祥的奶奶

1970年初夏，国家投资，生产队动员社员，给我们家盖了新的草房，晚秋，我们住进了新的草房。

刚刚进入初冬时分，延吉来了两个人，说是调查三大爷问题的专案组的人，两个人让我们检举揭发三大爷的问题。

父亲和母亲感到突然，感到奇怪，互相看着，不知道该说什么话了。你们抓的人，抓人应该有理由和证据，让我们说什么问题呢？

这些人走后，母亲说：“看来，这些人无中生有，乱查人了。没问题，先抓人后发现没什么问题，应该实事求是，放人才是，就是觉得下不了台，就这么东奔西跑，找问题，寻找台阶“

奶奶听到三大爷也受调查，惊恐不安，感到伤心绝望，直呕吐，不能进食，病倒了。

奶奶叹道：“我为了报答共产党和毛主席对我们穷苦老百姓的恩情，送四个儿子，一个儿媳妇，五个人参加了解放战争，到底怎么回事，牺牲一个儿子，儿媳妇没回来，现在活着的三个儿子都被抓去，受调查呢？哪里做了对不起党和毛主席的事情？“。
母亲说：“对一个人进行调查，不一定是确实有问题而进行调查，有时，为了核实到底有没有问题而进行调查。三大爷不一定有问题，等等组织上的调查，再看看吧，不要太操心了“。
有一天，病倒的奶奶奇迹般地起来说，坐着说：“把门打开，我想看看外面的世界。我想回到***的家乡看看亲人，想吃家乡的柿子，想吃春天的野菜“

母亲急着说：“妈，这种话不能说，不能说回***啊，如果别人听到，我们都会出大事啊！“

母亲一面劝奶奶小心说话，一面让二姐到街上买来柿子。

奶奶看到柿子，尝尝几口后，再次躺下了，从次后，再也起来了。

母亲杀了母鸡，煮完，端上去，给奶奶，奶奶说：

“为什么杀了下蛋好好的母鸡？让孩子们吃吧。我养的母鸡，心疼，吃不下。我是心病，吃什么也没有用，让我就静静躺下睡觉吧，不要管我了“

有一天下午，我发现，奶奶吐血了。我告诉了母亲，母亲喊奶奶：“妈，怎么了？“

奶奶闭上眼睛，没有反应了。我们喊奶奶，怎么喊奶奶也没有反应了。母亲让我找来父亲，父亲冲出大队会议室，跑过来，跪在奶奶身边，掉着眼泪，大喊：
“妈，妈，是我，儿子来了！“（어마이,어마이 ,저에요,아들이 왔습니다!"。
奶奶突然睁开眼睛了，双眼紧盯着父亲的脸，睁开着眼睛，久久一动不动，大队女医生说：“老人家已经离开了人间“
三大爷赶来，抱着奶奶，痛不欲生，哭了一夜：“妈，是我害死了您，该死的那帮人诬陷我，害死了您……！“

大姐从马川子赤脚医生培训班赶来，抱着奶奶哭着，昏过去了。
人们用牛车，把奶奶的灵柩送到十五里外的珲春北山，安葬松树林中。

（照片：奶奶,伯父,母亲,弟弟）

14,在农村五七战线，加入共产党

1971年1月份，我们家离开了砲台大队五队，道别了热情,朴实,厚道的五队的生产队长金斗岩和政治队长吴基活和社员们，搬到马川子公社五一大队第六生产队里来了。

砲台五队社员们用牛车，帮忙我们，把东西运到五一大队六队来了。小白猪长大了，母亲叫二姐负责赶来，二姐叫两个女同学，三个少女历经千辛万苦把从来没有走过路的猪赶到新的家里来了。

我们刚刚搬家来，就遇上了春节。生产队打算要杀一头猪，把猪肉分给大家，但是，有的家庭出的价钱高或者不卖，没有猪可杀，没有猪肉可分了。父亲表态，把我家的猪，交给生产队，让大家过年。生产队长以多少钱价钱卖猪？父亲说，给钱也行，不给钱也行，都是一个生产队的人，都是一家人。生产队长说，不收钱，不能杀。父亲说，那就象征性地给钱就行，我们不能做买卖。

生产队长说：“还是确定价格吧“。

父亲说：“没卖过猪，养猪时也没有打算卖，真不知道行情，呵呵，随便算吧“。

母亲说：“按照收购价格算吧，以后都一个生产队一起生活的，最低价格算算就行，算见面礼吧“。

生产队通知家家户户到生产队大院领猪肉，母亲让我去领猪肉来。我们家养的白猪不肥，社员们分到的猪肉都肥肉少，但是，分猪肉的瘦小的社员特意用刀割出长长的肥肉，秤是1.7斤，把肥肉给我了。瘦小,神经质的社员加一句，阴阳怪气地说：“插队干部也不是生产队社员，给这些也不错“。

我把猪肉拿到家里，告诉情况，父亲感到愤怒，说：“把猪肉扔出去！好心不得好报，老妈辛辛苦苦养的，也没吃到，几乎白给生产队了，还有这种人，什么东西！“。

母亲说：“唉，把这些扔了，家里啥都没有，我们过年吃什么呢？“。

二姐说：“不能要高价也要平价，对这种人讲什么阶级感情！“。

母亲说：“在哪里都有一两个不太友好的人，不能因这一个人影响大家的关系，看来，这里，五七干部和生产队社员之间没有形成很好高兴，我们以后都要注意说话和行动，搞好生产队社员的关系啊“。

生产队吴队长为了表示感谢，来到我家，听到分到肥肉的事情，感到惊讶：“怎么发生这种事情？这个人难道不知道最便宜的价格给了猪？插队干部也都是一个生产队的人，怎么这么办事？“，吴队长感到非常抱歉，要回家拿来自己家分到的猪肉，父亲和母亲坚决拦住了。

我们家在五一大队六队的房子是马川子公路南侧的旧草房，后院有两棵李树。生产队给我们家分配了每个人2分地，我们家六口人，分到了1.2亩自留地了，与砲台大队五队相比，五一大队六队，人多地少，自留地也少多了。

砲台生产队五队集体户是图们市的下乡知识青年，五一大队六队集体户是上海市知识青年了。五一大队六队时，我家是生产队的收发室了，邮递员把邮件和报纸，送到我家里了。我家前边的上海知识青年经常到我家看报纸，取邮件，下象棋，唠嗑了。上海知识青年收到邮包，收到食品时，常常分享给我们了，我们经常尝尝到他们送来的奶糖和花生米。我从上海知识青年那里，学到中国象棋了。中国象棋和朝鲜象棋（将棋）棋盘和棋子相同，后来自然而然学了朝鲜象棋。
在砲台大队时，我们走路到十五里外的珲春镇，到电影院才看到了电影，当时，砲台大队没有电，家家户户用了煤油灯。我们到五一大队时看见，电线进到家家户户了。公社放影队也经常下来放电影，我们在大队办公室大院，露天观看“南江村的妇女“,“打击侵略者“等等电影了。
我们在砲台大队五队时，到了晚上，生产队敲钟，召开阶级斗争诉苦大会和学习毛泽东思想会议。我们来到五一大队六队时，时兴“革命样板戏“歌曲了。五一大队和五二大队，有一个小学校，叫五家子小学了。

我们家搬到五一大队六队后，母亲依然起早贪黑积极参加了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活动，1971年7月1日，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了。
有一天，母亲在街道，遇到曾经一起工作的女同事，对方问：

“你们回到城里了吗？“
母亲说：“还在农村“。
对方表示奇怪：“怎么还在农村，没回来呢？“
母亲说：“刚刚入党，没有什么成绩，不好意思要求回来“
对方说：“要什么成绩啊？你们傻呀？下放后天天在家玩，没干活的人，也都回城里了！“
“哦，这怎么可能呢？“。

“看你想的说的傻乎乎的，难怪总是倒霉，赶紧找找人，问问吧，你们不提出要求，谁知道你们在哪里干什么“

母亲捂着脸，转过身，不再说话了，掉下了伤心的眼泪。

母亲说：辛辛苦苦工作，却得不到组织的认可和人们的理解，反而受到怀疑，被人当成傻瓜，是最让人伤心的事情。
母亲和父亲虽然第一批下放，却没有第一批回城，但是，跑前跑后，积极帮忙工作，把有困难的上海知识青年，通过县五七办公室，陆续送回上海了，上海知识青年阿明和阿萌，一直感恩，写信问候，信中说：

“尊敬的朝鲜族阿姨，我们永远也忘不了朝鲜族人民的深情和关怀！“

（照片：母亲和朝鲜三妹妹夫妻）

17,牵连远方亲戚，影响亲戚入党

从农村回来，回到机关工作后，从表情看，父亲和母亲好像迎来了人生的春天，阳光明媚了，心旷神怡了。而回到县城不久，一家人各自奔前程了。
1975年夏天，二姐中学毕业，下乡到160里外的春化公社小六道沟大队知识青年集体户了。紧接着，组织上要求法院派一个干部到165里外的春化公社梨树沟大队下乡工作两年，法院动员干警报名下乡，大家沉默一片，迟迟都不报名，父亲打破沉默，挺身而出，就报名下乡了。
母亲问：“你已经下放农村回来了，怎么还报名下乡去？组织上已经知道了你是残废军人，怎么还同意你下乡去？“。父亲说：“组织上开会动员下乡，大家都不报名，怎么办？凡是工作，怎么也有人来做啊，我还有农村下放工作的经验。这次下乡，不是劳动锻炼，不用体力劳动，也不带家庭，一个人去就行“。母亲说：“不了解情况的人，也许以为你又犯了什么错误下乡的“。父亲说：“无所谓，别人怎么看，我心地坦荡，我在做党的事业“。
这个时期，一家六口人，虽然分散在四个地方生活，但是，人人都意气风发，平平安安。但是，不管一家人怎么积极向上，总是摆不脱荒唐的诬陷和邪恶捏造的黑材料。
1977年初，黑龙江省五常县兴光大队的任国铉（母亲的堂弟，中央民族大学毕业后，担任黑龙江新闻社副总编）给母亲写信来，苦诉道：
“我在村里是民兵连长，治保主任，我写了入党申请书，快要通过了，没想到，组织上到姐姐的组织部门去外调发现，姐夫和解决都有历史问题，还没解决，牵连到我，影响我入党，我不能入党了。我是一个农村农民，不能入党就算了，可考虑考虑家里孩子们的前程啊，赶紧整清楚啊！我以为姐姐在党政机关工作，感到很骄傲的，没想到有这种事情，到底有什么事？“。
母亲和父亲感到意外：“我们到底还有什么问题，还牵连千里外的亲戚，影响入党？“。母亲和父亲心急如火，找组织部门，要求澄清问题。得到的答复是，对文化大革命期间的问题，不管对不对，暂不受理。
母亲说：“我们也没犯过什么错误，却影响到亲戚不能入党，让我们怎么办？“。
母亲从农村下放回来，曾经一度，心花怒放，心旷神怡，但是，从此以后，担心又来什么运动，又遭遇什么事情，无法想象，感到惶恐不安，完全变成小心翼翼，默默无闻，提心吊胆过日子的人了。
1977年大姐结婚时，父亲和劳动局朴局长高兴之余唱歌，唱了朝鲜歌曲“金刚山之歌“，歌词中没有政治色彩，母亲还是感到惶恐不安，提醒两个人不要唱朝鲜歌曲，不要唱任何外国歌曲了，要注意社会影响。

父亲和朴局长瞬间懵了，互相看着对方的脸，寻找答案。

父亲眨巴着眼睛，惶恐不安地说：“这首歌曲没有政治色彩啊，没有朝鲜领导的姓名啊，应该没啥事吧？“。

朴局长慌慌张张说：“我们刚才唱到哪里了？喝酒了，想不起来“。

父亲想了想说：“杞人忧天，这首歌曲，没事“。

母亲说：“中国革命歌曲也有的是，唱中国革命歌曲该多好？偏偏要唱朝鲜歌曲，别人听到怎么想？“。

朴局长说：“小心点好，小心点好“。

父亲说：“那就唱‘洪湖水，浪打浪‘？这也是禁止唱的？这首歌曲是歌颂贺龙元帅在洪湖地区进行游击活动的歌曲吧？“。

几个人喝酒唱歌，遭到母亲提醒，感到忐忑不安，最终不欢而散。

（照片：1977年大姐结婚合影）

19,让我考大学学知识，回到家乡工作

1978年7月份，中国迎来了全国统考。当时在延边地区，延吉,图们,龙井三个县市实行中学五年制中学教育，珲春县等五个县市实行四年制中学教育，而我是四年制中学也没有读完的人，想通过高考，难度很大了。母亲发现我有畏难情绪，鼓励我说：

“你在中学少念了几个月，还有很多五年制中学毕业生参加高考，这次参加高考，比较艰难，但是，你平时看了很多书，课外读书积累的知识多，你在学校校时，学习成绩也好，有学习爆发力，只要抓紧复习，遇上课外题，你一定会如愿以偿的。人生走向成功的路，也有千条万条，如果高考不成，也无所谓，大作家高尔其是小学也没念完，也拼努力成了大文豪的“。

母亲不断给我提供高考参考书，我发奋图强进行复习，常常复习到三更半夜，打开窗户看看，谁家开灯，我也绝不闭灯，发现家家户户都闭灯了，我才闭灯入睡。我复习时，母亲在另一个房间，常常陪着我看书或者给我送来食物，补充营养和精力。

我以超人的精力，顽强拼搏复习两个月，冷静参加考试，考上了延边大学朝鲜语文系78级，当年，珲春县有45个人考上了大学本科，其中有我一个人。

高考结束后，我对成绩没把握，直接做了第二次参加高考的准备，听说1979年开始高考有外语课，当时却没有外语教课书，母亲没有忘记日语，给我教了日语。1978年10月初，母亲让我到父亲下乡的春化公社梨树沟大队和二姐下乡的春化公社小六道沟大队看一看，我到农村转转时，母亲打电话来通知，大学录取通知书来了。

父亲和母亲在家杀狗，庆贺我考上大学了，当时，上大学，家家户户很朴素，一般不请客。我家里，就来了五名中学时期同学，给我送了一本日记本，吃一顿饭回去了。第二天，我坐车到延边大学，开始大学生活了。

我的梦想是做一名语言学家，但是，大学突然取消招语言学研究生的计划，要招录文学研究生了，我无奈参加了文学研究生考试。朝鲜文学教授许文燮老师见到我，拍拍肩膀说：“这次你考的成绩很好，好样的！“，我感到很高兴，没想到，大学里没按照分数录取，照顾我留在延吉市工作。这时，母亲来到大学，含着眼泪说：“爸爸病了，我现在只有你，回家吧“。听说父亲病了 ，看到母亲落泪，我感到心酸，二话不说，回到珲春县工作。我到人事局说，我想到文化局从事创作，人事局长说，组织上已经决定你到检察院工作了。我到检察院上班后，不久，母亲在上海给我寄来了一封信，信中说：

“只要想创作，无论在哪里，都有生活，只要努力，都能写出作品。鲁迅是医学院毕业生，也成了大文豪。相比之下，你是语文专业毕业生，客观条件相对优越，就看自己的努力了。你在检察院工作，会发现很多丰富多彩的素材的，写出来新颖的作品的。你有思想，性情耿直，性格比父亲还执着，适合做检察院工作“。

看着信，我在想，母亲在上海医院为父亲操心，还为儿子操心，虽然从事法律工作，不是我的选择，背离我的梦想，但是，我为了安慰可怜的母亲，回信答道：

“妈妈，您放心，我会好好工作的，请您多多保重！“。

（照片：母亲与机关女同事）

20,送别人生伴侣，傲游茫茫人海

1982年12月份，母亲从上海市医院回到了珲春。珲春医院和延边肿瘤医院的医生一再误诊误治一年多的时间，耽误了治疗的最佳时机，母亲说，长春医生看珲春医院拍的照片一眼，就确诊说，这是肺癌，不是肺结核。医院,医生之间的差距就这么大。直接到长春医院检查身体就能及时治疗，能多活十年八年的，现在到了晚期，已经没有任何治疗方法了，天天只能打麻醉药止痛了。父亲的日子所剩无几了，那什么延缓父亲的生命呢？边疆城市的医院和医生，再有点水平，父亲不会这样的，没有文化大革命等运动中垃圾人的作孽，父亲也不会患这种病的，这种病是生气，火气造成的病，是窝火引起的病，无中生有平白无故又再进行打击，怎么能不窝火，怎么能不犯病？？
组织部门同志回去后
1983年6月8日晚上，父亲的老战友风尘仆仆赶来，进到病房，抱住父亲，泪流满面，哭道：“兄弟，你好好的一个人，怎么病成这样？！病的怎么不是那些混蛋，怎么是你？！“
母亲急着提醒父亲的老战友说，患者需要心态平静，心灵安静。
老战友回去后，父亲默默看着窗外，眼里泪光闪闪。突然，父亲开始吐血，母亲赶忙拿盆子来接，父亲吐了满满一盆血，无精打采，苍白的眼神，看着母亲，慢慢倒在床上，再也没有起来。父亲51岁（时任法院副院长）正当年，流下最后一滴泪，流下最后一滴血，在这世界，留下遗憾，含恨离开了人间。

1983年6月10日，珲春县人大常委会主持，在县政府礼堂，召开父亲的追悼会，雨中，送行父亲了。母亲泪别了相处三十年的人生伴侣了。

（照片：母亲在珲春县政府工作时）

22,泪别亲爱的母亲，怀念敬爱的母亲

母亲从政府办公室退休后，在审计事务所工作，1991年,在检查胆结石时，发现胃肿瘤，延边医院一个医生说是‘胃癌晚期“，没法治疗，回去。二姐泪流满面求医生想方法给予治疗，神经质的医生暴跳如雷，说，都耽误这么长时间才来，都晚期了，让我怎么治疗？
我们信以为真，扶着母亲回到珲春，到处打听抗癌药，让母亲服用，这些所谓抗癌药，大多是骗人的假药，毒药，母亲服用一次，几天也起不来，过了半年，别的毛病，还真没有发现。我们怀疑延边医院医生，到北京中日友好医院重新检查母亲的病，该医院通过手术做解剖结论，是良性肿瘤！在我家族中，第三次出现了严重的致命的误诊事件！那个该死的医生，还发火！
经过手术，医院切除了母亲的肿瘤，但是，吃了大量的抗癌药，引发了脑萎缩,痴呆症！庸医误诊害命，老百姓自己乱用药，也要命啊！吃了六个月的抗癌药，母亲作为年迈体弱的女人，怎么办承受？医生无能，我们作为子女，也很无能，为什么当初不找几家大医院好医生的呢？
2003年4月29日，母亲病倒，泪别坎坷孤单的人生，离开了人间。给我们留下空旷的世界，悄然离开了，母亲走后发现，这个世界的一多半，原来是母亲的世界，才知道，没有母亲，这世界已经消失了一多半！没有母亲的家，仅仅是房子，不是家！
我们把母亲的骨灰，洒到图们江里 ，我相信，母亲在图们江，在朝鲜东海，会见面外婆的……

1985年夏天，母亲与珲春政府机关同事们在野外。当年，录音机是很时髦的电器了。

母亲与同事

母亲在朝鲜清津市，与外婆李玉莲和二姨姨任受恩,姨夫全升朝（朝鲜人民军大校）一家人合影。

我参加检察事业，第一次办案立功时，母亲穿节日的服装，为我这个儿子照相庆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