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诛笔伐

阿一

文/阿一

“口诛”与“笔伐”，一个动口一个动手；一个用嘴骂仗，一个用笔做刀枪。

提起“口诛”的时候，总容易想到有人一只手叉着或纤细或雄壮的腰，站在村头口沫横飞、声高语恶的情景；言及“笔伐”，则由然瞥见一张愤世嫉俗的面孔，一副拳拳赤子之心，秃笔长毫跃然纸上，留给后人绝世文章。前者多似村妇野夫；后者多为君子领袖。在这种事件上，君子宁愿动手不愿动口。

其实，“口诛”之事多半是因为有些惶急，一股愤恨之情操纵了嘴巴，往往就口不择言章法零乱。真正刺激对手的也许不是道理而是其表情和谩骂的词句，因而遭到当头棒喝的可能性就在所难免，就总有雄赳赳上阵灰溜溜落台的可能。

“笔伐”之事则较之从容，毕竟从大脑到手的距离远过嘴巴，激情冷却些的语言总是会有些条理。因为缺少表情手势的协助，语言会深思熟虑些，有了譬古论今、纵横捭阖的从容，即便是用笔端造谣生事也会比出声信口开河来得缜密些，避免了由人百个疑问当头泼来，兴许还能有包括自己在内的些许人儿来赞美其华文秀丽。想想那句君子讷于言（口）很是有道理。

我鼓励人们好好写文章，倒并不是想让大家用在口诛笔伐的机会上，而是觉得在用语言表述思想的时候，文字恐怕比声音来得更有效些。

没有人能证明在有语言之前，人类是怎样交流思想的。

我个人则宁可相信两种可能：一种是人类在进化过程，尚未发明语言的时候用的全是心灵感应，也就是那种佛家一直追求的无语顿悟境界，若真是这样，倒可以理解我们这些胎生的、若干年后才能独立的人类，为什么能在利齿猛爪的野兽世界里能团结着挣扎生存下来；另一种可能是人类是某种更高级生命基因的合成品，从我们人类诞生的时候，就有了一种语言系统在等待我们学习，我们的造物主教导我们一如我们教导大猩猩学习手语一样。这也许能解释为什么人类会选择丢弃一种更准确更快速的心灵感应法，而选择那常常背叛思想、误会丛生的语言。

自然，在上述两方面解释中，我是更倾向于后者——这样的解释可以逃避对人类命运的负面遐想与批判的责任。

据很多种人群的古籍记载，在没有文字之前，有一些特别的人被挑选出来加以训练，这些人不一定是盲人但肯定都是记忆力奇佳之士，他们的使命就是记住历史并使之流传，这些人被称为speaker。到了现代，这样的人在某些群落里还依稀可见，民俗学者就称他们是“行吟诗人”或者“说法者”等等。

但因为人有天赋异禀，语言又往往要经历个体的大脑来过滤，这样传承下来的历史记忆就往往会变得扑溯迷离、疏于真相；等到了有文字可以记载的时候，只一个大洪水的历史真相就已有千百个故事的版本了。

总体而言，对于人类的记忆来说，文字比声音可靠得多。

从血肉之躯发出的声音，生命力总是不能长久。而且那发出的声音所处的环境特点、人物心态，和声音本身的磁质总容易演变成受人怀疑的资料。

即便是天下最完美的声音，诸如释迦摩尼、诸如耶稣基督、诸如老子和孔子，也要由弟子后人用自己的心灵过滤后的文字记叙下来，才有了久传于世的能力。

何况人们在聆听的时候，总是没有更多的空间和时间来思考，语言者的心血往往就会被误解，或如过眼烟云稍纵即逝；只有人们在阅读的时候，才有了掩卷凝思的从容，字里行间地寻找作者的真意或者话外意义，也许还可以在千百年之后被人们引用为真理或者是导向真理的线索，文字——特别是古老的文字真个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

所以我自知，在落笔之前首先要保持灵台清明，明了自己的思想。即使是在行“笔伐”之事，也要从容心思、千筛万选地寻找，找到最准确的词句，力求真实严谨地表达己意，最大限度地减少读者的误解可能。

如此等等，百字的文章或许比之千言万语的呼喝更有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