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江雪散文：红花布拉吉

寒江雪

（中坐者是奶奶，她怀中是百日的哥哥，站立小孩是小叔，右侧的一对年轻人是我父母，左侧的青年是叔婶。母亲身上穿的就是那条红花布拉吉）

（父母和哥哥拍摄于大连，此时母亲已怀我）

　　我的母亲是个挺漂亮的人。这不是因为她是我的母亲，有人说在孩子眼里母亲是世上最美丽的；也不是因为我看了她年轻时的照片，有人说每个青春的女性都美如天仙，只因为她长得确实好看。母亲1934年出生，大大的眼睛，五官端正，个高肤白，身材也好，还有文化。这几条集于一身，在那个时代的女人中确实不多见。但让我今天想来都无比遗憾的是，从我记事起，一直到母亲老年之前，在她人生最有色彩的年龄，我竟没见母亲穿过一件从颜色到样式都能衬托她美丽年华的衣服。

我是母亲的第二个孩子，生我时她刚刚过了28周岁。当我五、六岁记事时已是上世纪60年代末，正是“文革”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年代，人们不分男女老少在服装的色彩上几乎一律是黑、白、灰、蓝、绿。穿得稍有点亮丽颜色，就被人攻击为“资产阶级思想”。

虽然我妈不是个特别爱打扮的人，但她还是真有几件漂亮衣服的。她是50年代中期锦州女中的初中毕业生，56年与根红苗正、高大英俊的青年军官——我的父亲结了婚。当时我妈是40军幼儿园的教师。她一结婚就随军，住进了锦州市被誉为“五星大院”的军部家属院。每天出入于那个大院的有工作的年轻女性，没有几件好衣服，怎么出得了门呢？后来在我家装鞋子的大纸箱里，我见过我妈的两双多年不穿的高跟皮鞋。我睁大好奇的眼睛问我妈：你还穿过这个呀？我妈顺手把鞋子扔回箱子里，平静地说：五几年穿过。有一次我找了个机会，偷偷地用一把破菜刀，把一双高跟鞋的鞋跟砍掉一些，试着在屋里穿着走了几圈。我妈知道了也没说我，反正她也不穿了。我妈的时髦衣服，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件碎花布拉吉。布拉吉，是俄语的音译，就是连衣裙。五、六十年代的中国人把连衣裙都叫布拉吉，那个时候我们部队大院的女孩子，名字中有娜啊、莎的也多，都是受了苏联的影响。

我妈的两件布拉吉，一件是白底小红花的，一件是白底紫红小圈圈的，这两件布拉吉和其它几件我认为很好看的衣服，都被我妈收在一个大大的暗绿色的帆布箱里。我妈只在天气好、心情好的闲暇时间里，在我的一再要求下打开帆布箱。她不说话，一件件慢慢地展开衣服，用充满柔情的目光抚摸衣服上的每一条褶皱。每当此时，我总是不停的在追问：这是谁给你买的呀？在哪儿买的呀？你咋不穿呢？你穿上给我看看呗！我说什么我妈都不回答我，只是一件件地打开，又一件件地折好。

后来我在一张老照片里终于找到了穿布拉吉的母亲。那张照片应该是1957年的夏天拍的，是一张全家合影，拍照的由头是我的哥哥满月。坐在前排的祖母手上抱着带着小帽子刚出满月的我的哥哥。我美丽的二十三岁的母亲面带初为人母的腼腆的微笑，恭恭敬敬地站在祖母的身后。她身上穿的正是那件十年后我在她的帆布箱里看到的白底红花布拉吉。

1968年夏天，把我从小带大的二姨要去张家口宣化的部队探亲，看望她新婚的丈夫。我哭着喊着一定要跟着二姨去部队，因为姨夫不是外人，是我的亲叔叔。实在没法对付我的二姨最后答应带我一起去。我转过头立马跟我妈提条件，让她马上给我做一条新裙子。那个时候我们住在辽西山沟里的部队，买裙子是不可能的，买布做也是要票的。我妈想了又想说：我把那条布拉吉给你改了咋样？爱美的我当然是乐不可支了，因为那条裙子是我最眼馋的。最后，六岁的我穿着那条我的巧手妈妈改制的红花布拉吉坐上火车，去了张家口，去了北京，还在颐和园拍了一张照片，当然那时的颐和园不叫颐和园，叫人民公园。照片虽然是黑白的，但我身上那条小布拉吉上的红花，就一直鲜艳在我童年的记忆中。

今天是2018年的12月11日，是我母亲去世十四周年的纪念日。愿天堂没有病痛！亲爱的母亲，多么想看到你快乐的样子……

本文发表于2018年12月14日《阜新日报》周末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