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军与马家军，历史岂容忘记……

三成

　　82年前的今天，红西路正在河西的冰天雪地里和马家军进行生死决战。

      82年后的今天，《决战兰州》纪录片组正在紧锣密鼓筹拍，再现我人民解放军歼灭罪恶马家军的激烈场景。

      而近日，也有人蠢蠢欲动，企图以文化为突破口，为那些早已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马家军的罪魁祸首招魂

      他们捕风捉影，嫁取、编造历史：

      先是借《凤凰卫视王洛宾专题还原历史的真实》慨叹罪魁马步芳人生，藏藏掖掖地叹息嘘唏...

      后有《王洛宾与马步芳，花儿与少年》，专门撰文，直接夸赞马步芳对民歌的功劳...

      更有一篇微信烂文，竟然恬不知耻的地说，马步芳是中国民歌艺术保护神……

1936年的那段时间走远了。她不再回头，只留一截血色的历史。时间的距离使她渐渐浓缩，变小。可血的颜色会变吗？我总想，红与黑，历史不容混淆。时间使一些东西渐渐淡去，又使一些东西渐渐清晰……

一个人的祭奠

常常静静地独自怀想那些往事。那些孩提时候父辈嘴里讳莫如深的往事，那些日渐拂去灰尘退下面纱的大事件，小细节。尽管还不能清楚地说出，一滴泪、一滴血，在1936年和今天会有什么不同，不过，寂静而悠远的怀想之中，似乎也存有一种享受。正好远离尘世，擦拭一下自己的心灵。就当是在心里静静地祭奠吧。

一

生死决战的是红军，而过日子的是河西的百姓。有时候，我这么想。

那个冬天，河西走廊又窄又长。黑风般的马家军太凶太残。红军，那个悲壮。

怀想，时常会有这样的情节：一场城墙下或是戈壁上的惨烈战斗……一群被追赶砍杀衣寒弹尽的红军……星星峡中抱头相泣的重逢…… 在梨园口、汪家墩，在倪家营、高台城，在东返的路上，在西去的途中，一次一次的惨烈，直到棍棒、石头、指头，牙齿都成了武器的惨烈。

石窝山，也许是一次前无古人的离别，怆然而下的泪，一定也曾让死神畏惧。革命是一次相聚，谁知又会是一次别离。

三支队伍，三条血路，一支东返，一支西进。据说，一支红军队伍曾到达祁连山深处，隆畅河旁的红湾寺。他们把骨头留在那里，把血流进河里，流出梨园口，流进大沙河，流进黑河，和高台将士的血一起，继续向西。

滚滚向西的黑河，多少有些悲怆，它注定流不进大海。沉重的泥沙，低沉的隐藏的光芒，注定要承载一段过于沉重的历史。

福音堂里隐藏的一线艰难的希望。星星峡中，相拥而泣。那是什么滋味？一种用艰难困苦惨烈悲壮淹制的血与火的味道。

如果能有一次面对面的座谈，活在今天的人会怎样面对？会发出怎样的声音？

（马家军如此残害红军……）

二

河西走廊，像一条多难的河流。历史上，不是南岸决堤，就是北岸崩溃。

民国某年，马家军冲开了扁都口。从此，罪恶的祸水横流河西。马家军，那个凶残。

“马家军来了！”老人们常用这一声来恐吓小孩。那时候，听到这一声惊恐的叫喊，村里的男丁就向深山野地狂奔，要是被抓了，不是壮丁就是苦役。听到这一声惊恐的叫喊，村里的女子就赶快在脸上抹上炕煤锅灰，钻地窖钻草堆爬水沟爬坟地。

一次，一家的媳妇被扒了衣服分开两腿绑在推车上轮奸。等马匪走了，家里人回来，那媳妇小肚子涨得在地上打滚，没办法，就用擀面杖往出擀水。

至于刺刀挑小孩，炕沿上摔婴儿，烧杀掠抢，那也不只是日本鬼子做得出来的事情。

对老百姓尚且如此，对战场上的对手，其残忍可想而知。那些被挖眼割耳五马分尸的红军战士，那位被钉在老杨树上的小护士，那一条板凳上的三颗人头，那万人坑里的累累白骨。

父辈们说，被活埋的红军，好几天过去了，坟头的土还在动弹。

马家军，用女人的裤子包裹将军的头颅，用毛毡捆卷将士的尸体，头朝下立着，拉到南京去请赏。其愚昧，其暴虐，其卑微，其贱德！

1951年的枪声，一个告慰。这是在那些战斗结束15年之后，河西的老百姓已经享受了3 年的和平。

马家军的罪魁祸首，他们是有罪的，对红军是，对河西的老百姓也是。他们得到了应有的下场，这是历史的审判，完全不同于战场上毙命的枪声。这个历史的祭奠，为那些惨遭涂炭的生灵，为那些将士的亡灵。

（马家军用毛毡抱着倒立的红军尸体...）

三

有时候，竟担心会在路上碰到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从江西或四川走来的老人，来找她们的儿子，或是丈夫。面对她我会是怎样地窘迫呢？我会怎样回答她的问寻呢？会告诉她那些马家军的凶残、那些红军将士的悲壮吗？如果会，那一定要做好遮掩和剪辑。那些最痛的部分，还是留给我们这些享用幸福的人吧！

当然，我也会告诉她，河西人的那些善良，那些行侠仗义，那场大营救。可惜那时革命来得太匆忙，情势来得太危急，以至于没站住脚，没扎下根。河西的老百姓甚至还来不及知道，他们是谁？为了谁？

会如实地告诉， 80年前，父辈们说，不是不愿，而是不敢。看着那些爬在野地里沟渠边奄奄一息的红军，委实可怜。知道在山里藏着一些红军，饥寒交迫还要躲避追杀。有的人冒死在夜里去搭救，或是把红军藏在山洞里，地窖里，送吃的，治伤病；或是提供钱物，掩护脱险，总算有一些红军活了下来。

要记得告诉，几十年来，还有一些人，一次次，一遍遍，细细地走访尚存活的见证，细细地翻阅落满灰尘的档案，甚至每一尺路，每一寸战场。寻找每一位烈士的姓名、性别、年龄、籍贯；寻找每一粒失落的种子。发掘尘封的记忆，拼接历史的真实，提炼着那种精神。

告诉她，那些长期致力于红西路军研究的人们，讲起四处寻访流落失散的红军，其虔诚凝重之语，荡气回肠之事，往往使人眼睛湿润，陷入长久的沉默。他们用自己有限的收入帮助那些幸存的老红军者及其后人。这里分明有一种传承。生者或逝者，那些异乡的人，会感到一些慰藉吧？

　 （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纪念碑...）

四

弱水三千，你是否取得一瓢？

有时候，看到乡亲们在田野里自家的祖坟旁种地、割麦，也会联想到那些远在江西、四川的田野，那些西路军将士的亲人，一边在自家田里劳作，一边怀念那翻过雪山走过草地，到达河西的亲人。

80多年前的某一天，他们的孩子出门了，却从此再没有回家。不是去打工，不是去割麦子，不是去走亲戚，而是去了一场革命，从此杳无音信。有的说是战争中牺牲了，丢了自己的姓名籍贯，连个亡讯也送不回家里；有的说是当了大官，忘记了爹娘陋妻，忘记了回家的路；也有的说是一事无成，还背了一个连黄河水也洗不清的名声，无脸去见家乡父老，隐居他乡了。不过，这总比那个死的噩耗要好，总叫人有些念想，似乎有一天，他会突然地衣锦还乡，推开门，走进自家的院子。

几十年后，再也等不到音讯的亲人，找到了这座集体墓。墓里有很多西路军将士的骨头，尽管可能没有他亲人的一根骨头。但却看到，这些骨头抽象成了一个真实的名字：红军烈士。

她们千里迢迢，来找自己的儿子，来找自己的丈夫。我似乎真切地听到那悲怆的哭声，亲眼看到手抚墓碑跪下去的身子。我想从这个揪心的哭声里寻辨出些什么，可忽然感觉到一种不良的心理或卑微，我想伸出手搀扶那失去依靠的身体，却突然怀疑自己的力量和诚意是否能承当起这个重。

好在，有这些被精心看护照料的烈士墓，纪念馆。苍松翠柏里，他们受到了如此慷慨细致的尊敬和爱护。有时，发现竟喜欢这里的静穆、庄重，喜欢那些松柏发出来的凉，喜欢品读那些白纸上写下的带有虔诚神态的文字，喜欢聚集在这里的那些严肃、敬畏、悲切的神情。

那些石碑上端正的名字，如果手抚良心，会感受一种恩泽的时光，以至于自省，成为善良纯正的人。是啊，可以告慰的是这场革命，站在他们生命之上胜利了！

阳光下，河西的路伸直了腰，穷苦恐慌的人们沐浴到了祥和、安宁。

是的，那些亡灵，可以放下曾经的急迫和惊恐，放松地领受这种虔诚的敬仰。在每个清明，都能在十字路口拾到人们烧下的纸钱。哪怕仅仅够回家的盘缠，能在亲人的梦里，回到家乡。

　（社会各界祭奠红西路军牺牲将士...）

五

为什么会对这段历史情有独钟？

现在才明白，这是那场革命离我最近的部分。能清晰地听到里面的呐喊，听到刀枪，能真切地闻到血的味道，看到一股永不回头的红流，与罪恶的敌人战斗，战斗！能真切地看到一个革命与幸福的哲理：艰难困苦，流血牺牲。

1936年的那段时间走远了。她不再回头，只留一截血色的历史。时间的距离使她渐渐浓缩，变小。可血的颜色会变吗？我总想，红与黑，历史不容混淆。时间使一些东西渐渐淡去，又使一些东西渐渐清晰。

那些将士们冲杀过的血路，一度在荒郊野外横躺着。现在，被盖上沙土，罩上柏油，或者被开成田地，几乎找不到曾经的蛛丝马迹。似乎只能在某次建筑挖掘的过程中发现一个生锈的茶杯、枪栓、折断的刺刀，或是几颗尚未来得及拉响的手雷。这常常使人产生“自将磨洗认前朝”的冲动和感慨。

是的，可以把这些都陈列在纪念馆里，以示纪念，以启后人。可是，我还是担心那些浅薄的嘴唇，经常用来否定，甚至企图调侃一场为了大众血流成河的革命。

留在暗处的伤，有时会隐隐作痛。我想，麻木也是一种死亡的先兆吧？是啊，能感觉到疼痛，何尝不是一种幸运？

为了不让历史重演，需要记住那些烈士，也需要认清并记住那些罪人。也许，这是最好的祭奠。

站在幸福和安宁面前，我会毕恭毕敬地念出这9个字：“中国工农红军西路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