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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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家里很穷，我和母亲相依为命。 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一个黄昏，母亲在昏暗的油灯下为我缝补衣服，年幼的我则在慈母身边玩我自做的泥蛋。勿然间家门被人推开，来人是个大队干部进门就板起面孔吼道：某某某：今晚社员大会一定要参加，如不参加后果自负……。母亲也不知道社员大会有什么事情，她说反正有好事是轮不到我家。 也不知道什么缘故那时三天二头就是社员会，会上从来不会关注社员的生活和农业生产情况，多数讲的社会主义教育等政治宣传。

大队会场设在老祠堂前的空地上，远远看去台上挂着二只特别刺眼的汽灯，讲台上一个公社干部满嘴口水大声宣读着什么，台下站着的社员则是默默无声就像犯错的罪人任凭高高在上干部狂吼着，我们这些跟大人带去的孩子们则毫无心事的相互嘻闹着，根本不会去关心大人们的事情。

散会后满脸惶恐的母亲拖着沉重的脚步领着我回到了家，当时看母亲像心事重重我就小声的问道：妈：怎么了？母亲看了我一会说：今晚会上宣布，每个社员必须购买一本五元钱的社员证……哎！我家那能拿得出五元钱哦。 那时候我们农村一个青壮男劳力一天的工分计酬是二三毛钱，妇女工分是男劳力的七折。现在的五元钱有点微不足道，但那时的农民一年苦到头既本没有余钱，如果遇到天灾连普通的温饱也难过。 生在农村母亲天生胆小，而且母亲知道如果不去购买社员证的后果就会划上非社员的成份，在那个荒谬的年代农村非社员则和地、富、反、坏四类分子一样会受到非人悲惨的待遇。

为了这本断命的社员证，无助的母亲含泪变卖了她陪嫁的铜火囱和家里仅有一只生蛋的母鸡……。也不知道过了多少天后，当我见到那本粘着滴滴泪痕的灰本本时，我感到我命苦的母亲瘦了老了。 政策带有号召性，法律带有强制性，政府号召农民自愿认购供销社社员股金，但那个荒谬年代的荒唐干部为了媚上邀功却却强迫本来生活困苦的农民认购股证。什么政策和法律都是上层建筑的功课，对那些平头百姓就是废纸一张。

改革开放，眼睁睁的看到权贵们瓜分了千千万万农民用血汗换来的供销社资产，就这样农民的股金就被无情的革命了，当时，曾有许多农民向当地政府讨要过社员股金的本金，但是农民的权益就是没门。人民政府的头儿一个换一个，又有谁真正的切切实实的关注过农民，那个年代迫于压力农民自己挨冻挨饿也会完成政府下达的公粮任务，是他们养活了那么多吃公粮的人。现在，国家有钱了，政府工作人员的退休金是五六千七八千，而农民呢？六十岁以上一百二十元。 我想，如果有来生，我决不会选择出生在农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