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消失的武进路上童年时光，罗浮路上青春年华(往事随想曲之十)怀念上海人家平凡成长历程

卢铭安

武进路的西段是指四川北路到河南北路一段路程，全长约五六百米而已，解放前是一条很静恬的小马路，与武进路东段相似，也有不少历史建筑，人文趣事和同学好友的故事。

        四川北路上的公益坊(正弄堂口)

         从2岁到读初一，一直生活在四川北路989弄公益坊，公益坊后弄堂与武进路393弄是相通的，(見照如下)，由于几年前武进路扩建，南侧沿马路拆了两排房屋，照片左侧是现在的公益坊后弄堂，右侧是只有13至14号的393弄，即使这样面目全非，对她还是记忆犹新。

从小学一年级就读于中州路二小，其前身是树新小学，每天早上，公益坊和393弄同龄小孩就在照片所示的铁门后排队，在班主任老师带领下，整齐的队伍穿过武进路，沿着中州路，不用五分钟就走到学校，公益坊里大约有近5O名男女生组成中州路二小甲班，还有393弄和部分公益坊男女生组成的乙班，小学六年里，放学后就在武进路上东串西串，到处白相，上初中时，住在公益坊的何志良，庄人傑，李文华和女生华梅春都是我同班同学，上山下乡运动后期，一些小学同学都退回街道，我又与他们苦恼地相聚，他们中有虹口中学68届高中的朱耀宗，师大附中的高惠龙，有事无事常去他俩家串门，苦中作乐，由此对武进路西段太熟悉了。

　　武进路四川北路口西南角的工商银行，其后门直通公益坊弄堂。

先从武进路北侧的四川北路西北角的风雷百货商店说起，前身是万象百货商店，风雷百货店的朝西隔着一条小巷是工商银行虹口办事处，办事处西侧就是中州路，这条只有300米的小路，在虹口区享有盛名，因为华东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就座落在该路102号，是区内唯一的市重点的大学附属中学，当时习惯称她为师大附中，見如下照片所示的改革开放前的师大一附中，多少学童和家长向往就读的学校，至今还记得公益坊有仨位男生，也就是中州路二小62届甲班的高惠龙，李振新和何文波考上了此校。

看到已迁新址的师大一附中，令人感叹不已，变化之大得无法想像。

中州路武进路口的两侧上街沿搭建了简易的木板房，是只卖早点的饮食店，小学六年里，已记不清吃了多少付大饼油条，方圆100米内，有路口的职工子弟民办中学，393弄內的69中学（新力中学前身)，师大附中和中州路一小，包括我的小学，总共有近五千名中小学生，个个身强贪吃，该饮食店生意实在太好，所以只做早歺。
        职工子弟民办中学朝西，隔几个铺面，就是大名鼎鼎的优秀历史建筑一一英华书馆(Anglo-Chinese School)，又名中西书院，1850年创办于上海的教会学校，1892年，英华书馆自山东路迁入武进路410号－412号，学校至1930年代初结业，曾为'沪上有名书院'，由于学校的课程学制和现今的普通高中相差无几，就成为虹口区最早的新式学堂，同时也是目前虹口区内最早的西式建筑之一。

解放后，该处曾是东海舰队的军官宿舍，后改为海军的托儿所。文革后期，在百官街上的海军大院里，曾被扫地出门的老干部获得平反，要住回耒，于是就在托儿所右边的花园新造了二幢建筑，过去的邻居搬入此处，我就有幸入室拜访，觉得能住上这种房子，这一辈子活得够值了。

其实原先410～412号两栋大洋房前后都有很大的草坪，现在改为幼儿园来传承中西书院，确实名副其实。

幼儿园朝西的武进路430号，改革开放前是一幢不大的洋房，现已为百年老店的钟表店。

武进路罗浮路口的永生大楼是在永生金笔厂的厂楼前，新造的十层商务大楼。

武进路罗浮路入口处，人流稀少，周围一大片居民区将被拆迁。

武进路502弄宝生里(罗浮路口)的居民巳搬迁，虽是新式弄堂也属拆迁地段。

  武进路524号是一栋很大的英式建筑，原先是聋哑人学校，现在也在等待拆除吧。

武进路548弄余庆里也在等待拆除。

武进路566弄同乐里是3层半砖本结构洋房，红砖墻面，部分立面雕花精致，其艺术和人文价查有待调查。

武进路580～588号三层楼英式大洋房，有超过百年的历史，当年是中国航运界先驱虞洽卿，人称“阿德哥”的房产，现为上海市第四批优秀历史建筑。

再朝西就是河南北路，武进路北侧结束。回头叙说罗浮路和东新民路，当时这两条马路已属闸北区(现是静安区)管辖，但我有四个同班同学曾住于此地。

改革开放前，座落在罗浮路，面对东新民路的原永生金笔厂(厂楼)，
永生笔厂前身为商务自来水笔厂，创建于民国36年10月，后更名为十月金笔厂。1950年由新华书店华东总分店接办，改名为国营新华金笔厂，直到1987年才改为永生金笔厂，周围老居民有时还叫她新华金笔厂。
该厂生产的永生牌、幸福牌金笔、铱金笔及各类书写工具，在国内外用户中有较高声誉。其中永生612型高级铱金笔获国家银质奖和全国轻工业优秀出口产品金质奖。　 
      提起上海永生金笔厂女子篮球队,都知道是全国总工会的一个宝，其威名盛传在大上海和全国只要有女篮的各大企业,上海的球迷们还会为你如数家珍地摆摆永生女篮的辉煌战绩—— 1983～1987年,连续五届上海市“工人杯”赛女篮冠军。 1986年大胜来访之新加坡国家女篮。 1988年上海市“工人杯”赛亚军(冠军队系原上海市女篮全班人马)。十几年来,永生女篮还战胜过新疆、青海、宁夏、西藏等省、市、自治区女篮。文革初期，永生女篮经常光顾虹口区第二工人俱乐部的灯火球场。
         92年改制后，与制笔行业无关，有着悠久制笔历史的厂楼也与附近的旧式里弄同归被拆除的命运。

罗浮路和东新民路是丁字形交汇的两条小马路，各自长度300米左右，与宝山路和虬江路形成一正方形居民住宅区。在东新民路上的来安里占地约1.3万平方米，而罗浮路上的垲乐里和徳康里等占地也达1.2万平方米，总共2.5万平方米的大地盘已进入拆迁的倒计时。

罗浮路上的垲乐里后面是德康里。而德康里住着我的俩位同班同学，一是读高中时的女生霍桂芬，二是上初中时的李振祥，我上美篇的宗旨之一，就是寻找失联的好友老同学，万万没想到霍李俩人是小学同班同学，还是同乡和邻居，世界也真小，五十三年后，又与李在微信上相遇了。

石库门建筑的垲乐里弄口。

他和我都是广东人番禺人，中等身材，眉清目秀，每次放学回家，我们几个同路的男同学，何志良(广东人，住四川北路公益坊6号，我住9号），李德伟(住海宁路德兴里)，吴约翰(广东人，住武进路更富里)，和李振祥结伴而行，一路上总是有说有笑，天南地北，海阔天空，什么都说，什么都吹，反动话从来不讲，也不聊女生(那时才14，15岁)，是同一个数学兴趣小组，回家作业，自修课上基本完成，有时半路上停下脚步，互相抄袭对方的作业，久而久之成为非常要好的同学，那时的我们简直是无忧无虑，那有像当今的中学生那样压力山大。
      李振祥住得最远，总是最后一个到家，1968年，他所在的工厂要内迁，去了湖北襄阳，那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乃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工厂隶属文化部领导，是国内唯一一家享有图书发行资质的印刷厂，工厂三面靠山、一面临水（汉江～长江的支流），地理位置挺好的，难怪三国时期的诸葛亮会选择在那里隐居。真是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加之该厂又被称为“小上海”，老同学的日子还过的満滋润。

【来安里总弄堂口过街楼下悠闲的老太大妈】

在来安里(见上图)曾经住过高中同班两位女生，刘俊杏和陈美雨，来安里东侧连着德康里，住过此弄堂的是霍桂芬，仨人同校同班同路，每天总是一起上学，一起回家，有说有笑，时而要聊聊男生的糗事，还哈哈大笑。那时陈美雨家就在街面，所以上学时霍和刘俊杏就在下面叫两声，她听到应一声就下楼，仨人一起走到学校，有时一起坐车上学。

仨人六根小辫子，清瘦美貌，三双搭带方口布鞋，简约素雅，焕发青春活力，朴素之极的服装就是文革前上海女学生的清新自然的样模，从那以后，随着世风日下，再也看不到那个年代留下的如此妙影，仨人真诚的紧抱，灿烂的笑容，散发出无拘无束的对未来充满憧憬的人生希望，此照太难能可贵了。
      好景不长，随着68年文革的上山下乡的狂潮兴起，还未成年的仨人，在社会一片惯性式狂热中，第一次不得不自己选择人生旅途，蒙蒙惶惶奔向从未了解过的未来。
       她，霍桂芬每次回家探亲，出门散步买东西，经常特意走东新民路，经那里总要往陈美雨家看看，很希望能看到她。有时还要在她们的弄堂口站几分钟，盼望着能见到她或她的爸爸妈妈。走进弄堂后面是刘俊杏家，也同样盼望能出现奇迹，很可惜毕业后下乡，都不知道各自去了哪里，无法再相聚。
       至到落笔此文，仨人才互相知道对方的经历还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
       陈美雨，作为68高中毕业生，在上山下乡一片红的大潮中，就算是独苗，当时也只能退回里弄，虽说上面有政策，明文规定独苗可以暂留在城，政策到了基层就变样了，在那些半文盲的弄堂大妈身上，宁左勿右永远是护身符，父亲办学习班，居委干部登门动员，锣鼓喧天，老实人胆子小，哪里見过这种阵势，为了家庭的安宁，70年，只好与几个要好的邻居就一起报名去了安徽淮北利辛县插队落户。
       73年，按毛主席“我这里说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的最高指示，幸运之神的眷顾，她由当地选送，通过考试，就读上海机械学院(上海大学)，毕业后分配到上海冶金局单位。
       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潮流中，霍桂芬和刘俊杏也都去了黑龙江的农场，对2个青涩年华的大城市女孩来说，绝对是人生经历中最重大的考验，然而，和上海无数的老三届一样，总算迈过了许多从未预料过的坎坷，离开原本不属于她们的天地，重归了城巿

听说德康里要拆迁了，正好新力中学68届高中(2)组织在宁波聚会，霍桂芬先到上海，特意去小时居住的老房子德康里38号门口拍了一张照片。下述的是老同学的自述：

      弄堂还是老样子，虽然显得比较旧，但是弄堂地上刷洗得很干净。德康里居住的广东人为多，左邻右舍相处得很融洽。那时家里的门几乎整天不关的，大家可以随时串门。孩子们就在弄堂里玩耍。我们女孩子喜欢玩跳橡皮筋，踢毽子，跳房子（在地上用粉笔画上格子，我们在里面用单脚跳），这些游戏最生态，没什么成本，现在的孩子都不会玩了。和我一般大的孩子几乎都是我小学同班同学，我家后面弄堂56号是个商业职工子弟小学，但我没在那里就近上学，而是分到新广路小学。因距离稍远，我们上学放学都要集体排队去的。从第一弄开始走过来，路经我家弄堂口同学就会喊上学喽，我们就快快的走出家门。哪家家长有空哪家家长出来陪我们走一段，直到过了虬江路的马路，我们才自己排队整整齐齐的走进学校，放学时老师很敬业，也是送我们过好马路，才能让我们自己排队回家。不像现在一定要家长接送，有的还开车接送，使得学校附近马路老是拥堵，其实更不安全，不环保

我们房子前门进去有个大天井，不出门也可以玩跳皮筋踢毽子等。天井是露天的，墙边有个小门与隔壁家相通。小时淘气爱玩，邻居家小孩经常通过小门进来张望，做个手势，大家就出去一起玩了。
      家住德康里(110弄)38号，我的父亲，可是上海滩上老上海和老广东了。就是这些老上海老广东撑起了大上海经久不衰的辉煌商业门面。
      祖籍是广东三水县，也许那里常有水灾，家庭生活贫困，很小就一人背井离乡到上海闯荡，可能是同乡关系，加上运气，进入了上海最著名的王开照相馆当学徒，学摄影和修照相底片。很多人不知道，过去拍出来的照片一定要经过底片的修理后才允许洗印的，这样才能显出人像的美。我父亲就在南京东路上海滩最好的王开照相馆工作了一辈子。（王开照相馆的历史介绍： 王开照相馆是中国照相业老字号，最早开设于北京，一直是私营照相馆。1920年，王开老板王炽开把照相馆从北京开到了上海。他花巨资在南京路(现今南京东路378号)开设了规模庞大、设备一流、项目齐全的影楼，成为上海滩上第一家照相馆。近百年来，王开历经商海变幻，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屹立不倒，主要是因其过硬的技术、优良的品质和良好的口碑）。 王开都是选最好的技术高超的师傅在那里工作的。在我的记忆当中，逢年过节人家都一家人出去玩，可是我家没有，我父亲每逢假日就要加班加点，白天忙于给客户拍全家照，空下来就修底片。他的职业也成了他的爱好。我们一家也会在父亲休息日到公园去拍照，小时候很多美照都是父亲给留下的，除了修底片，如果印出来的照片客户不满意，说出哪里有毛病需要修改，我父亲会将印好的照片，按照客户要求再作修改。这个比修底片难度还要大。过去没有彩色照片，全靠人工上色，这一工作我父亲也是顶级的。他的杰作经常摆在王开照相馆的橱窗里，供人们欣赏。记得有一张是我和姐姐的合影，拍的是外景，我现在看了也很满意，过去的修理底片难度在于不能反复修，修坏了改不回来，越改越假。不像现在可以在电脑里保存原件，复制出来修改，术语叫‘批’，可以来回批，直至满意为止。 王开是私人照相馆，第一家开在北京（现在叫中国照相馆），也是目前北京最好的一家，专门给中央首长照相。1966年上级要调我父亲到北京，当时父亲胃出血，身体很差，所以没去成，如果去了肯定挨批斗少不了他。因为是要专门去修毛主席像片的，他们对洗印照片要求很严，领导人的照片要求更高了，对不理想的照片要销毁掉，让红小兵知道了就揪出来批斗了，父亲是幸运的，他一同事就遇上了…… 。
         

本人有幸获得老同学霍桂芬的授权，与阅者分享当年中国最顶级照相馆，最顶级摄影师和顶级照片制作技师的霍老的经典之作。

　　民国时期的王開照相馆

         当年王开照相馆几个字是永安里老三届同学潘庶慧父亲潘勤孟写的，《百年永安里》对其有详细介绍。

　　解放后的王䦕照相馆

　　2018年夜上海，南京东路上的王開照相馆

上列照片中的人物是霍老的大女儿桂珠，采用了二次曝光技术，先把要第二次曝光的区域在底片上或镜头上做好遮挡，照第一张相。然后把照好的第一张相进行遮挡，把需第二次曝光的遮挡取下，再照第二张相。这样一张底片上就有两张照片。那时候没有电脑可以ps照片，这是他的得意之作，当年陈列在照相馆的橱窗中引起轰动，天天有人围观，可惜50年代末没有摄影大赛。

上面两照的精致的构思，瞬间画面的正确到位的捕捉，自然的柔和光线的运用，精确的摄影角度的使用，好象出于同一摄影师的作品，其实是南北两位摄影师的手笔，但有着同工异曲之妙。
      一张是霍老摄于1956年，大女儿桂珠和二女儿桂芬，两个小模特凝视远方的瞬间眼神被父亲捕捉到同一相框里，确实来自不易，没有多年专业摄影技能和经验，拍不出两个不同的传神的眼神，大女儿的眼神和微笑对美好的明天充满信心，小女儿严肃的冷峻表情似乎显露与其姐姐不同的性格，看来霍老是很知晓两女儿的秉性。
      另一张是52年6月1日儿童节，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我们热爱和平》的照片，这张是当时的人民日报美术编辑阙文拍摄的，当时，志愿军第五次战役刚刚结束，此照表现出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民族，登出之后，在全国和国际上影响极其广泛深远，成为人民日报最有名的三张历史照片中一张。据后来成为电影导演的阙文回忆：我看看男孩又看看女孩,摸了一下他们的鸽子问:你们两个的鸽子谁的好呀?男孩高兴而俏皮地说:我的好!他看了一眼自己的鸽子,又看了一眼女孩的鸽子,然后紧紧地搂住鸽子,侧着脑袋,表现出一副非常得意的神情。他的这种行动使女孩产生了强烈的反应,并立刻转过脸来瞧着男孩赶紧说:我这个也好!在这一瞬间里,两个人物的情绪都达到了饱和点,我就立刻按动快门拍下了这幅照片。
         两张不搭界的照片联接的小插曲：在微信中看到老同学霍桂芬与姐姐的这张童年照时，脑子里的“随想”就然翩翩起舞，总觉得好像在哪里见到过，第二天终于想起童年时经常在公共场所，尤其是在抗美援朝的电影画面中，张贴的《我们热爱和平》的宣传画。

这张宣传画第一次就印了500万幅，成为志愿军浴血奋战，保家卫国的臣大精神动力，多少志愿军指战员冲着这张宣传画，为了祖国的下一代能在和平环境中成长，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不管历史的争论如何，不容质疑的是志愿军是我们最可爱的人，这就是公正对待历史的永恒真谛。

       下面是一段文字是老同学霍桂芬的回忆：
      受父亲的影响，我也常出去拍照片，回来自己去买洗印照片的药水，晚上在家搞个黑房洗印照片。父亲会指导我，评论我的作品。拍得不好的，父亲都会撕掉，他不喜欢照片有一点遐次，我会乘他不注意，偷偷把照得不好的照片藏起来，因为是我辛辛苦苦照的，舍不得丢掉，现在想想挺可笑的。 我父亲在工作之余，还义务帮周围邻居，亲朋好友洗印修理照片。记得有一次，我中学一同学父亲突然病逝，她妈妈拿来底片要要洗印修理，我父亲二话不说，连夜赶制遗照，家人非常感激也得到慰籍。我小学和初中的毕业照（集体照）都是由我父亲用休息日去学校照的。可是高中毕业时有点散乱，我也没想起叫父亲去给我们拍照。 由于我家姐妹三人都不在上海，父母年岁大了，到父亲60岁退休后我就把父母都接到北京连户口都迁出来到我家。因离开上海多年，我自己也多次搬家，留下老照片所剩无几，看到照片就想起美好的童年时代和幸福美满的家庭。

          霍老的一生为客人拍摄了无数高质量的影照，也留下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怀念，可惜的是社会的变迁，老同学提供的照片不多，挑选了如下几张，我认为的上乘之作，证实年轻时的业余摄影爱好者的眼光。

   老同学霍桂芬童年的半身照。

      两姐姐与小妹桂红的人民公园的合照。
         少先队大队长桂珠、中队长桂芬和小妹着色照

下列的姐妹俩着色照也曾放在王开照相馆的橱窗中，这个时期的照片虽以黑白为主，同时也出现了有彩着色，“王开”的手工着色代表当时照相馆行业的最高工艺，它与彩色胶卷有着细微的差别，讲究光影的自然衔接、和谐过渡，具有油画效果，甚至可以在底片上添加晚霞、云彩、柳树等装饰。
      此照生动地体现出俩姐妹的性格，带着哭笑表情的姐姐没有妹妹勇敢，这也证实了，那年，姐姐军队转业按排工作都由妹妹操办，哈哈😄，中队长比大队长厉害了。

1971年摄于上海豫园的全家照

这是一张霍老生前的彩色合家欢乐团圆照。

       从黑白到着色，再跨越彩色摄影，直到目前的电脑技术摄影和制作，几张老照片能看到中国百年照相历史的缩影，也能从一个角度了解到上海普通百姓的悲欢离合的生活历程。
     

照片摄影 好友王刚。 感谢原创者的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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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敬请关注《往事随想曲》系列之一～之十，之后将改写为《乍浦岁月随想曲》，其主要叙述上海市乍浦街道留城老三届待青艰辛成长历程，披露鲜为人知的点点滴滴，看到待青是如何做人做事，冲出重围，获得一片天地。

         

         卢铭安 落笔于悉尼，可加我的微信号 lumingan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