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与母亲在看守所度过的日子……

大山里人

       我的母亲孔庆玉，山东省曲阜市人，1944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4年6月参加革命，1949年4月随中国人民解放军渡江南下，文革前任金华县检察院检察长。 1966年文革开始时，母亲正在永康搞“社教”（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随着文革的进一步深入，没过多久，母亲就被金华县检察院的造反派揪回单位参加运动。
       查母亲1972年2月在金华县五.七干校填写的《干部履历表》，母亲是1966年12月回单位的。母亲回到检察院后，被打成“走资派”，经常挂着大牌子被造反派批斗，也不能回家住了（查《金华市组织史资料》，母亲任职截止时间是1967年11月）。
       据《金华县组织史资料》记载：1968年3月，公、检、法统一编组，实行军管。8月，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浙江省金华县公安机关军事管制组”（简称“军管组”）。自此，公安局、检察院、法院都被“军管组”接管了。

当时母亲和法院的韩惠卿阿姨（原金华地委副书记戴光同志的爱人。韩阿姨在文革中受了不少折磨）、公安局的武锋阿姨（原金华地区公安处长贾翊同志的爱人）都被金华县公检法的造反派批斗，不准回家住。三人只能同住在法院里面二楼的一间房子，也没有床，都是打地铺睡觉。三位母亲相依为命，相互鼓励，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时光。

过了一段时间，母亲被造反派发配去看守所看管“犯人”，或者说，是看管“犯罪嫌疑人”，那些“犯人”还没有判刑，暂时关押在看守所。

　　大约是在1968年8月，这时父亲早已隔离审查，母亲整天都在看守所看管这些“犯人”，怕我在家出问题，就把我接到了看守所。因此，我就有了“与母亲在看守所度过的日子”这段经历。

       公安局当时是在一个叫做“马路里”的巷子里，看守所在公安局的一个大院子里。走进大院子，经过一条走廊，就看见两扇对开的大铁门，铁门里面就是看守所。看守所内是一个小院子，院子里面大约有十多间“牢房”，“牢房”的门都是用厚厚的木头制作的，每个门上都有一个活动小窗口，小窗门外面可以锁住。小窗口可以观察里面“犯人”的情况，还可以送饭送东西等。“牢房”木门外面有粗铁棍做的插销，上面挂着一把大铁锁。母亲掌管着各个牢房门的钥匙。大部分牢房都关着一些“犯人”，空的牢房不多。这些“犯人”，主要是刑事案件，还有个别是所谓的“政治犯”，就是文革中有政治问题的人。

       母亲住的房间里也是一间“牢房”，跟在押“犯人”住的一样，面积大约十几平方米。母亲用几根粗铁丝绑在房间内的门上，再用一根扁担穿过铁丝卡在门两边的墙壁上，这样外面即使有人开门也打不开了。牢房房顶很高，顶上中间挂着一根电线，下面吊着一只发黄的灯泡。房间侧墙最上面有一个半尺见方的方孔，与隔壁牢房相通的，只是隔壁牢房是空着的。母亲睡觉的床，是用几条长凳子做床架，然后放上一张木板床，一张草席铺在上面。母亲在床边放了一把柴刀。我当时问过母亲，为什么要放一把柴刀？母亲说，以防坏人进来。

　　 每天，母亲和我就在公安局的食堂吃饭。由于当时父母的工资都被冻结，只发一点生活费，所以经济非常拮据。每次吃饭，母亲都把仅有的一点好菜拣给我吃，自己吃差的……多少年后，母亲说，那时早餐非常想吃一顿豆浆大饼油条，算算也就是九分钱，可母亲没舍得吃一次。
母亲经常带着“犯人”外出劳动，外出劳动的“犯人”，一般是案情较轻、表现较好的。吃了早饭，母亲带着几个“犯人”出门了，一直到中午才回来。劳动的内容，较多的是拉黄泥。母亲带着这些犯人用双轮车去郊区拉黄泥，拉回来的黄泥，似乎是用在某地建设上。母亲曾和我说过拉黄泥的过程：跟着双轮车到郊区某地，双轮车装满黄泥后，“犯人”拉着黄泥车跑，母亲在后面跟着跑，跑慢了还怕“犯人”逃跑了，每次都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母亲的脚不是天足，幼时曾缠过小脚，脚趾头严重变形，每只脚五个趾头均往里卷曲，如裹粽子般。后来虽放开了，但脚还是不大的，跟着黄泥车跑步是非常累的。那段日子，也不知母亲是如何撑下来的。
母亲当时已经是四十五六岁了，体质也较差。六十年代初母亲腹部一直疼痛，在当地医院查不出原因，1963年去杭州某医院检查是胆中有结石，动了手术，取出胆结石一块，如蚕豆般大小，椭圆形，灰褐色，质地坚硬，表面粗糙。父亲当时手书纸条一张：“一九六三、十、十四号上午九时做手术取胆石一块”，然后把这块胆结石包在纸条内放进箱子里保存起来。文革时家中经历多次抄家，这块胆结石不知去向，仅存纸条一张。后来母亲曾说，幸亏六三年动了手术，否则是挺不过文革时期的折磨。

       记得看守所的“犯人”中，有一个五六十岁的“木匠老头”，满头白发，看起来老实巴交的，见了母亲就叫“所长”。后来母亲说，这个木匠老头是本地人，单身也没有家人，文革前曾去外地干活。有一年冬天，在一个破庙里住着，晚上来了一个流浪汉，那个流浪汉可能发现木匠老头有点钱，见财起意，仗着比木匠老头年轻，对他进行抢劫，木匠老头反抗中失手把流浪汉打死了。后来木匠老头被当地有关部门查获，就送回原籍看管起来了。这个木匠老头干活还是不错的，修理家具技术也很好。文革后母亲曾在四牌楼见过他。木匠老头见了母亲还认识，说：“所长，我早就放出来了，现在还是一个人……”

       有一天下午，一些解放军押着几十个“犯人”进了看守所，由于空的牢房较少，所以每间牢房都挤满了“犯人”。吃了晚饭，母亲和我说：今晚咱们搬到院子外面去睡。我说为什么？母亲说这么多“犯人”关在这里，我们睡在里边不安全。当晚我们就把床搬到院子外面的走廊上，锁上看守所的大铁门，晚上我们就在铁门外的走廊上睡觉。第二天早上，解放军来了，把昨天押来的“犯人”全都带走了，我们才搬回看守所里面去住。

       看守所里关着唯一的一名“政治犯”，姓舒，叫舒Z。舒Z一个人住一间。母亲应该和舒Z早就认识，母亲经常把舒Z的房间门打开，也不说话就走开了。舒Z走到院子里活动一番，有太阳就晒晒太阳。有时候舒Z出来后会说几句：今天天气不错……记忆中舒Z似乎是四川人，中等身材，腰杆笔挺。由于在看守所关了较长时间，舒Z脸色苍白，头发也很长，但是眼睛却很有神。也不知何时，我发现舒Z不见了，不知道释放了还是转移到别处了。若干年后母亲跟我说，舒Z曾参加过抗美援朝，文革前在某中学工作，由于观点不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在了看守所的。

       母亲曾和我说起一件事，有一天母亲带着犯人出去劳动时，路过金华布厂，看见布厂门口有许多废弃的回丝（回丝是布厂或纺织厂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废料），母亲就捡了一些带回来。后来母亲带犯人劳动时，有空就从口袋里拿出一些回丝，抽出里边一根根细棉丝，用手捻成棉线，卷成棉线球，给我们缝补衣服。母亲用了几大团回丝，才捻成几个棉线球。那个年代，许多物质都是凭购货卡定量供应的，棉线球也是凭购货卡才能买。因为捡来的回丝是白色的，所以缝补蓝衣服时，母亲用蓝墨水把白线染成蓝色。多少年过去了，想起穿着母亲用回丝捻的棉线缝补的衣服，至今还感觉到浓浓的、暖暖的慈母之爱……
       关于用废旧回丝捻棉线的事，母亲还说过一件事：有个造反派，曾多次在远处看见母亲在用回丝捻棉线，由于有点距离，他不知道母亲在干啥，几次走近想看个明白，每当他一走近，母亲就把回丝及线团放进口袋里，直到母亲离开看守所到金华县“五.七干校”，这个造反派也没有搞清楚母亲的这个举动到底是在干啥。

　　在看守所时，每天母亲出去工作了，就把我锁在牢房里，等中午母亲回来才给我开门“放风”。我一人就在床上看书，也没有东西玩。有一天，我看书累了，无聊地在牢房里转悠，无意间看到墙角写了一些字，走近一看是一句诗：“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矣”，似乎是用铅笔写的，字迹苍劲有力，应该是男人写的。少年的我，当时并不了解诗的内涵，只是记住了这句诗。后来我查了资料，此句应出自清代魏子安的《花月痕》： “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头已百年身。”看来写诗的“犯人”应该是有文化的。若干年以后，我曾多次在想：这个“犯人”是谁？他是因何罪关进来的？判了何刑？死了还是刑满释放了？从他借用清代魏子安的这句诗来看，应该已经忏悔了。但愿此人早已浪子回头，改过自新了。

       有一天，我住在看守所的事情，被造反派发现了，马上反映给“军管组”，随即“军管组”就通知母亲，叫我马上离开看守所。当天下午，我回到了老地委大院的家中，结束了“与母亲在看守所的日子”。现在回想起来，我在看守所大约住了二十多天。

1972年1月，母亲离开了检察院，到金华县五.七干校劳动了。

　　关于母亲，我还想写几句。一九九一年上半年，我工作的大学，发起了“建党七十周年征文活动”。我以“母亲”为题目，用了几个晚上，写了一篇文章参加征文活动。我在文章中写道：“……文革后期母亲调到基层工作，依旧保持着五、六十年代艰苦朴素的作风。一次她看见职工上交的工作手套中有些还是较好的，只是稍有点破，便带回家中洗净晒干，晚上又戴着老花眼镜，在灯下一针针地仔细补好，第二天再交给职工使用。我不知道我的那些同龄人，当拿到这些带补钉的然而凝聚着母亲心血的手套时，是否会抛在一边。我只觉得，母亲的这种精神，一定会感染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促进我们向上、向前。

母亲离休后，生活倒是清闲多了，但忙碌了一辈子，却对这完全属于自己支配的八小时的舒适生活难以适应，最终还是到市图书馆去帮忙。工作是糊破书，报酬是可以自由地看书及借书。母亲依旧是戴着那付破旧的老花眼镜，认真地把撕破的图书小心翼翼地糊好，把卷了边的书页叠平。那神情，就象一个天真的儿童在叠她心爱的纸船。春节前夕，图书馆领导来家中看望母亲，并给母亲送来了奖品，那是一个精致的台历，封面上端端正正地写着：奖给孔庆玉同志，共产主义义务劳动光荣！母亲望着这几个字，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今年一月，我接到了母亲的来信，打开一看，是一份《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倡议书，信中说：妈妈向你们发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倡仪。下面端端正正地写着八条倡仪，条条都充满母亲对共产党的热爱之情和学雷锋的具体措施。最后母亲写道：我们的幸福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用革命前辈的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今天我们头上没有敌人的飞机，地下没有敌人的大炮。我们要爱惜我们的幸福，保护我们的幸福，巩固我们的幸福。要接好老一辈革命者的班，为下一代树立个好榜样。读到这里，我的眼眶湿润了。母亲，已是年近古稀的人了，还用她那赤诚的心，教育我们要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我只有更加努力地工作，才能无愧于母亲的谆谆教诲，无愧于哺育母亲成长的伟大、光荣、正确的中国共产党。” 

没过多久，我的这篇文章被评委评为二等奖，后来刊登在学校的校报上。事后我想，我的这篇征文，没有华丽的词语，没有引经据典，只是用质朴的语言描述了母亲工作及生活中的一些琐事，一定是母亲的精神，打动了由专家教授组成的评委，才从众多的征文中选中了我的文章。那年的征文活动，评出一等奖一名，二等奖两名，三等奖若干名。后来我回金华，我把刊登获奖文章的报纸送给母亲。母亲戴着老花镜，仔细地看完了文章，没有说话，但是看得出来，母亲是很欣慰的。母亲一定觉得，我们母子的心是相通的。

       后记：几个月来，我用损伤未愈的手臂，指挥着尚且灵活的手指，辅之语音转化文字，断断续续写出沉睡了半个多世纪的一段难忘的记忆。往事并不如烟。相信那个荒诞的年代不会再来！

       母亲离开我们已近一年，母亲的音容笑貌依旧在眼前。假如有来生，母亲，我还要做您的儿子！愿母亲在遥远的那边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