柿子熟了＋尘封往事

老杨

小区的绿地里有几棵柿子树，大概是一楼的住户刚搬来时栽种的。时间过得真快，一晃就是十多年，柿子树也长大了，到了秋天，枝头上挂满了金黄色的柿子，看着就觉得特别甜。

咦，这是怎么回事，枝头上的柿子被谁咬了一半？

原来是它，白头翁。

成熟的柿子引来了一群白头翁在小区里逗留。

饿了，它们飞到柿子树上饱餐一顿。

吃饱了，就栖在高枝上唱歌， 小区里整天都能听到悦耳的叽咕声。

白头翁叽咕叽咕的叫声把我的思绪带回到四十多年前。

(富川旧城)

上个世纪的1974、75年，我和弟弟先后在高中毕业后回到老家-广西富川县富阳镇公社反帝大队第四生产队，以知青的身份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那时的宣传口号是：扎根农村六十年，继续革命一辈子。

我俩在爷爷留下的老房子里安了家。

房屋的后院里有一棵柿子树，是爷爷年轻时种下的，至今已有一百多年了。

当时那棵柿子树正值壮年，树干很高，枝繁叶茂，每年能结下二百多斤的柿子。

采摘柿子挺危险的，全靠爬树，树很高，树枝又脆，我堂弟就曾在树上踩断过树枝，幸好手抓着的树枝没断。

实在够不着的柿子就只好随它挂在枝头，留给白头翁了。

（这棵百年老树虽受病虫所害，现在仍在开花结果）

四十多年前，人们还没有保护环境，爱护野生动物的观念，男孩子几乎人手一副弹弓，打鸟似乎天经地义，所以我们一听见白头翁的叫声，拿起弹弓就上后院了。

我们那每年水稻要栽两季，农活特别忙，特别是双抢时，从七月初到八月的上旬的一个月里，天刚亮就出工，天黑才收工回来，由于收完早稻马上就要插晚稻，所以田里不能放水，每天要在一尺来深的泥水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收割，脱粒，紧接着马上翻犁，插秧，一天下来，腰就像要断了似的几乎直不起来了。那段时间，每天中最难熬是下午两三点钟时，太阳挂在半空中，人已经很累，可离天黑还早。我曾问弟弟看看太阳吗？他说怎么不看，可太阳被钉子钉住似的，半天也不动。

日复一日繁重的劳动让人精疲力尽，再也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打鸟了。

那段时间日子似乎过得很慢，好不容易过了第一年，又过了第二年，我们慢慢适应了农村繁重的劳动与艰苦的生活。

到了第三年，1976年，秋天，谁也没想到，他，走了。

我们响应他老人家的号召，离开父母，离开城市，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曾经满怀激情，要跟他干一辈子革命，如今他却走了，把一千多万知青留在了广阔天地里。

在那个时候，好像变化特别多，特别快，将来会变成怎样，我很茫然。

很快，变化来了，还是重大的变化。

但又好像什么都没变，我们仍在生产队，招工无望，推荐上大学没门，依旧天天出工干农活。

这年年底，有变化了，公社要招我当不脱产的干部，就是人到公社上班，户口还留在原生产队，每年要回来参加队里劳动至少三个月，国家发工资但没口粮，要到生产队粮仓把分给自己的稻谷挑到国家粮库，然后发给一个粮本再去粮站买粮食。最最关键的一条是今以后结婚生了孩子，孩子也是农村户口。

招干的人说，这是跟大寨学的，连陈永贵和郭凤莲，一个是副总理，一个是省委书记，他们的户口都还在大寨大队，今后干部都这样。

我不想当这样的干部。

记得下乡前母亲曾问我，将来想干什么，我说想上大学。

文革时上大学要靠推荐，我也曾自荐报过名。当时按照最高指示：“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所以报的是农学院，以为这样可能性会大一点。

我不知道那些上大学的人是怎么被推荐上去的，反正没我什么事。

想上大学是不可能了，没办法，只能认命。看来真要扎根六十年了，还有57年+，慢慢数吧。

弟弟则继续在生产队每天出工干农活。

公社有十多个干部，大多数人没有办公的地方，除了每人轮流在公社办公室值班。平时也都是下到各个生产队去跟社员们一块劳动。

对我来说最大的变化是有工资了，不用再向父母要钱。

1977年10月份，轮到我值班，21日傍晚，我坐在办公室门外的台阶上听有线广播，在18:30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里，我突然听到大学恢复招生考试的消息。

当时激动的心情简直无法言表，像是在黑夜里找不到方向的人看到了黎明的曙光，我赶紧回去告诉了弟弟。

高考定在12月中旬，只剩不到两个月，于是他向生产队请了假，开始了紧张的复习。

公社领导对我也挺照顾的，不再安排我下乡，让我在办公室值班，这样可抽时间复习。

那时候的学制是初中两年高中两年，学的东西肯定没有现在多，即便如此，四年八个学期，数理化课本加起来也有二十多本，一个多月时间，平均两天要复习一本，还要看各种复习资料，背数学定理，物理公式，化学反应方程式，做课本里的习题，资料的模拟题，时间实在太紧了。

更要命的是，我1973年高中毕业的，离开学校已四年多，学校学的东西都忘得差不多了。

一天，我回家找弟弟要复习资料，看见屋檐下的竹竿上挂着几只迷你板鸭似的小鸟。

复习这么紧，还有时间打鸟？我疑惑看着弟弟。

弟弟笑了，说白头翁太烦人了，来吃柿子，还叽咕叽咕叫个不停，吵得我无法复习，我就把它打下来了。

当时是十一月，正是柿子熟了的时候，后院柿子树上的柿子引来了许多白头翁。

四十多年前的鸟儿比现在多，也傻，打下一只，其余的吓跑了，过一会，又飞了回来，照样边吃边唱歌。

于是弟弟每天一边紧张的复习，一边还要与白头翁斗争。

高考的日子一天天临近，竹竿上的白头翁“板鸭”也越来越多，到后来，一米来长的竹竿几乎挂满了。

考试的日子到了，考场周围布满了持枪戒严的武装民兵，这更添加紧张气氛。接下来两天的考试，用一个字来形容，就是难，从来没做过这么难的考题。

考完了心里没底，自己觉得考得还过得去，问题是不知别人考得怎么样。

我与弟弟对了答案，他说感觉不如我考得好。他看着屋檐下的那串迷你“板鸭”，恨恨的说，如果考不上，就是这些白头翁害的。

春节到了，我和弟弟回父母家过年，一边心情忐忑的等待着。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在老家的叔叔寄来一封信，打开信封后的那一刻，我和弟弟几乎疯了，又叫又跳，嗓子都喊哑了。

我俩都考上了。

我是1974年的5月4日，青年节那天下的乡，当时还不满二十岁，到1978年上大学，快四年了，我将人生中最宝贵的青春年华留在了家乡，留在了田野里。

我曾经很迷茫，不知道将来会怎样，后来又有些绝望，以为一辈子就这样了。

现在，终于久旱逢甘露，金榜题名时，我们的人生从此改变。

不知道那年富川县有多少人参加了高考，据说1977年的考生录取比例是21:1，富川县总共只有10名考生被录取，我俩占了五分之一。我还幸运的位列榜单第一名。

要离开家乡了，小伙伴来给我们践行，那些白头翁板鸭下了油锅，成了香喷喷的下酒菜

咕叽咕叽，树梢上的白头翁仍在欢快的地唱着，如今的大家都有环保意识，再没人用弹弓它们，打鸟也成了摄影的专有名词，但鸟儿怕人的习性似乎写进了DNA里，一代一代传了下来。在树上吃柿子的白头翁，只要有人路过树下，立刻警觉的飞走了。前面几张照片是我躲在小树丛里用长焦镜头偷偷拍的，不知还要过多少年，白头翁才明白，人类不再是它们的敌人，人们希望与白头翁和所有的鸟儿做朋友。

　　2018年柿子熟时写于大连 配曲选用了平远先生的大提琴曲《往事》

与往事相关的一些照片

我老家位于富川县旧城内，旧城始建于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初建时为土城，明万历年间改为青砖护砌的高墙城楼，迄今已有六百多年了，现在还保存有东、南、北三个城门，这是正门，南门。

我下乡时城内居民大都是农村户口的农民

这是北门，门内原叫仁义街，文革时改名反帝街，我所在的第四生产队就在北门内

我下乡时的家是清朝年间盖的老房子，房前的鹅卵石路通向百多米外的北门，大家习惯的叫这条街为北门街

五十年前文革初期写在窗外墙上的最高指示至今仍依稀可见

这是老房子的入户门

门上的三个门牌见证了五十多年的变迁，文革时的反帝街，文革后恢复仁义街，现在改回大家更习惯的北门街

他叫牛妹，当年反帝大队第四生产队的社员，那时我们天天一块出工干农活。这张照片是2017年拍的，79岁的他还在下地干活

她是牛妹的老伴，她脸上刀刻般的纹路似乎在讲述着她的人生

这双手的主人已经九十多岁了，他有两个儿子与我年纪相仿，是在生产队一块出工的小伙伴。他家因为劳动力多，当年是队里最富裕的，不过也仅是勉强温饱而已。他共有六个孩子，其中三个都是壮年时因患癌症去世，而他和老伴依然健在。

听说当年一块出工干农活的伙伴中已有六人患癌症早就去世了，这是一个总人数不到百人的生产队

这是北门外的富江，当年水比现在清。旧城地势较高，没有水源，那时住在北门街的人要到几百米外的江边挑水过日子，江边这块青石就叫大石板，大石板探向江心深水处，打水特别方便。我们夏天收工后经常到这来洗澡。，由于人们频频走动，这块青石磨的非常光亮。现在城里有了自来水，大石板也没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