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往事文化村

路远明

                                   一

 

      初到大庆时，很觉疑惑：已然是楼房耸立的石油城，遍地却是村啊、屯呀、庄的，仿佛走进了个大乡镇。后来知晓，这是油田开发中形成的特色——井打到哪，单位就建到哪，家就安到哪。“村”是单位，是油田一级组织机构的坐落；“村”是家，是奔波忙碌的男人迟早要回来在热炕上打鼾、生子的地方；“村”，是当年逐油人在这片荒原上踩下的脚印。“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有利生产，方便生活”，在国家领导人对油田建设早期的16字概括里，一个个“村”的分量可说是平分天下。

      中三路上的文化村，离大庆的中心很近，节日里人们可骑上自行车去逛百货大楼、游儿童公园，或去图书馆看看书、儿童影剧院看场电影、体育馆（最早叫“大会棚”）看场球赛，会游泳的还可以去游泳馆游上几个来回……这样的地里位置，在稀稀拉拉一大片的百里油田上是让人羡慕的，有人把这里比喻成是住在“大庆公园”院墙里的单位。离文化村最近的地宫门，是1960年油田第一次展示勘探开发技术和地下状况的地方，那儿的会议室里，迎接过周恩来总理和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主席谢胡，上演过轰动全国的话剧《初升的太阳》。

      那时，人们对油田上单位的建制、称谓仍习惯性地沿袭着会战之初的叫法。当年，石油大会战的总指挥、身经百战的将军部长把部队“听从命令，服从指挥，特别能吃苦、能奉献、能战斗”的传统作风植根到这里，同时也把部队上的建制、称谓沿袭到了油田。负责油田勘探开发的最高领导机构称“会战指挥部”，探区叫“前线”，创办的报纸叫“战报”。会战指挥部的下面，设立了专业指挥部，有钻井的、油建的、采油的、井下作业的……各指挥部的行政领导叫“指挥”、“副指挥”，指挥部下设大队，称大队的党委书记“教导员”，大队下面设中队，称中队的支部书记“指导员”，中队下面设小队，全然是团——营——连——排的建制。这种建制和称谓一直延续到1980年成立“大庆石油管理局”，油田的二级单位才改成采油厂、公司，这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人们还习惯地沿袭着以前的叫法。1985年我到文化村时依然是这么叫着。

      一条宽敞的沙石路将文化村和公交车跑的“3路线”连接起来，听老同志讲，这里是油田会战时建的第一批“干打垒”。那时，村子里有油田建设指挥部的科研所、机械供应站（后改为油建四大队），井下作业指挥部的准备大队，后来又搬进来了“石油钻采学校”。在1960年代，村中住着科研所的工程师，住着学校的老师、学生，还住着油田会战指挥部机关“二号院”的人，他们的穿戴和当年满眼的“杠杠服”相比略显洋气，这里曾经被称为油田上的“小上海”。

      我到文化村时，里面只剩下油建公司四大队和井下公司的准备大队，在“3路线”的南侧，各有各的院落。我去的是油建四大队，院里有推土机、挖沟机、铲运机、轮斗,各类土方施工机械120多台，近600职工，干的是油田上的土方工程，是当时全国各大油田同类施工队伍装备能力最强的单位。

      一根10米长的栏杆架在四大队的院门口，晴天时高高仰起，雨天时拦在路上，怕车辆进院压出车辙。两侧对称的房子，挂着“调度室”和“卫生所”的牌子。穿过两旁整齐排列的中队、小队，里头是个四合院似的布局，大队部就在其中。穿过“四合院”，再往村子里走，路的一侧排列着食堂、俱乐部、理发店，这些房子的后面，是大队的材料库、停车场、修理工房，里头还有蔬菜大棚、菜窖、酒房子、鸡宿、猪宿；路的另一侧是家属区，里面有托儿所、小学校、浴池、食杂店、粮店。家属区的房子有最早建的“干打垒”，有中期建的砖柱土坯房，还有后来盖的红砖房。油田上的家属区，房前屋后都没有院子，家属区中的巷道就在门前屋后临窗而过。

      村里的人真是体现出了“五湖四海”。有会战初期从玉门油矿过来的“老西北”，有三万退伍大军中的老兵，有抚顺石油技校毕业的技术骨干，有当年半工半读的“工读学生”，有后来从克山县、拜泉县招工来的 “克拜徒工”，从大兴安岭招工来的上海、浙江知青，后来又有分配来的技校生和转业来的工程兵……操着不同口音先后走进文化村。

      在这个组织中，我从小队到中队，从中队到大队，一步步地走了过来，最后又从大队走向了“指挥部”，文化村记录了这段成长的激情岁月。

 

                                   二

 

      四大队有五个中队外加一个副业队，一、二中队是推土机中队，三中队是挖沟机中队，四中队是汽车中队，五中队是修理中队。

      二中队三小队有20多人，小队部里，两个长条椅子靠墙摆在屋的一侧，一个两屉桌在里面的墙角处，四张床并排间隔地与另一面墙垂直排列着。白天，小队长办公，队里人开会、学习、休息都在这里，到了晚间，把床上的行李打开，就成了我们几个小青年的宿舍。

      小队长的工作方法不多，说话很“黑”，人也不白，便得了个“黑子”的绰号。记忆中他兜里总是揣个没皮的小日记本，每天都很认真地把小队人员的出勤、车辆的安排以及派“公差”事项仔仔细细地记在上面，油笔不下油时，他就放舌头上舔一下。到月底开工资发奖金时，要是有谁不服，他一拿出那个小本本，人就服了。后来发现，他的“黑”主要是对那些好调皮捣蛋、藏奸耍滑的人，说起话来一点不留情，“黑”得很，而对那些干活吃苦耐劳、任劳任怨的人是很“暖”的。安排工作，孰重孰轻他心中有数，总结评比，谁好谁孬论功行赏，总挂在他嘴上的一句话是：到啥时候也不能让老实人吃亏！这句话倒是让人想到油田上提倡的“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办老实事”的说法。当老实人不吃亏，这是油田会战年代的价值观念，即使今天，谁不希望无论干啥工作都别让“老实人”吃亏呢？

      小队长给我安排的师傅姓房，是七十年代初来大庆的“克拜徒工”，对工作兢兢业业，为人和善、 乐于助人。房师傅开的是随工程兵部队转业下来的“上海—T120”电启动液压推土机，虽比不上日本进口的小松—D80、D60先进，但比起“红旗”系列靠手摇启动的钢丝绳推土机要好很多。师傅对推土机如同对待自己家的物件一样爱惜，虽然车况不太好，却经常被大队评为“红旗设备”，借师傅光，我也能得上些“红旗设备”奖。老话说“师徒如父子”，对此我深有体会。我有个睡午觉的习惯，尤其在夏日里，吃完午饭眼皮就往一块粘，坐在驾驶室里，头不时地随着推土机的晃动东一下西一下地瞌睡着，每到这时师傅就会停下车，让迷迷瞪瞪的我去旁边的树林子里眯瞪一会儿。见我有些不好意思，他就体贴地催促道：“快下去吧，年轻人觉大！”

      油田上采油的过程就是油气集输处理的过程：把地下的油通过管线从井口一级一级地输送到计量间、中转站，最后到联合站，经过脱水、分离后再外输到油库。油田生产的每一滴原油，都是通过遍布油田的各条管线进行集输完成的，集输管线犹如油田生产的血脉。油田建设施工中，安装大队将管线焊接完成后，就该我们四大队上阵了。先是挖沟机把要下沟的管线“沟通”，之后是推土机上去把那草原上的条条沟壑“抚平”。大多时是采取“集中兵力、分段歼灭”的战术，由中队按区块组织机群作业，便于现场管理，也便于给喝油的推土机补充给养。长距离、大口径管线回填时场面颇为壮观：十多台推土机在管线的一侧等距离地一字排开，20多吨重的庞然大物，开足了马力，发出轰轰隆隆地吼叫，草原上的花花草草被惊的四处张望，野鸡、兔子被吓的四处逃窜……回填后的管线要达到“三面光、四条线、一平整”，像用梯形模具制出来的一样，有棱有角。跟房师傅在一起，我参与过很多这样的“大场面”，也见识了师傅的高超技术，一心想学出个样儿来！

      四大队别的任务是配合前线搞安装的各个大队，干些站库里的挖沟、回填，场地的平整，还有一些零散的“拉拉扯扯”的活。无论干什么，都讲究个“服务配合三满意，一心为用户”。为此，大队还定了个规矩，谁要是在外面配合得好，得了个“表扬信”回来，发奖金时就给他加奖。去土场积土的活看似简单，干起来却是很见功夫，讲究的是把积出的土推出“卍”字阵来，土堆里没“馒头”，拉土时好装好运。遇到这样“阵型”时，土场上开装载机的师傅会朝推土机这边高高地竖起大拇指：这才是高手！由于跟房师傅当徒弟的时间不算长，这些精湛的技艺我还没学到家，但师傅对待工作的严细认真，为人的真诚朴实都深深地影响了我，是我初为大庆人的“开门”好师傅。文化村是“家”，而油田则是“熔炉”——家给了温暖，熔炉让我得到了锤炼！

      在小队的时候，经常被派“公差”给中队。先是出个黑板报、抄写个材料。那时黑板报很被人关注，每个中队部的墙上都有一块用水泥制作的“黑板”，领导看，工人也看。一见到黑板报上的字体变了，就知道中队又来新人了，我就是这样被一些人“认识”的。到后来，中队的指导员就试着让我写个反映好人好事的小材料，弄个先进事迹的小报道。在这过程中，中队的“知青”副中队长调回宁波老家了，中队的一位办事员提升到副中队长的岗位，我也被“提升”到中队当上了办事员。

 

                                     三

 

      中队部里有指导员、中队长、副指导员（兼工会主席、团支部书记）、副中队长、定额员、核算员、强制保养员。我的岗位是定额员，除了定额工作外，还干着被称为“万能员”的活。“写材料”成了工作的一部分：有党支部的、工会的、团支部的，有阶段性的工作总结、专项的工作汇报、定期反映好人好事的稿件，还要收个党费、会费、团费，做个学习记录。这些业务之外还有一项工作是“分东西”。那时单位的福利搞得好，基本上每周都给职工分些副业队种的蔬菜，夏天分大地里的，冬天分大棚里的，还定期分些鸡蛋和活鸡。每到秋末，单位就组织车辆去外地拉秋菜，土豆、白菜、罗卜、大葱，每个职工都成百上千斤地买，备足一大冬天的菜。逢年过节的时候，分的东西更多，鸡、鱼、肉、蛋，大米、白面，桔子、苹果……有自产的，也有从指挥部福利科调拨的。一到分东西的时候，各中队的办事员就忙乎起来，手里拿着本和笔，一称一称地记着斤数，一箱一箱地点着份数，从大队把东西拉回来，再一称一称、一箱一箱地分到小队。冬天时，小队的人都从前线撤回来了，直接就把东西拿回去了。其它的时候，就得组织在家没出车的人一户一户地往前线职工的家里送。中队里的百十来号人，谁家住在哪栋房子里，家里有什么人，都一清二楚。

      那时的文化村朝气蓬勃，尽管工作很忙碌，大队团委、工会开展的工青活动可说是丰富多彩。工会按期去前线给职工送个文体用品，表演个小节目，逢年过节时走访“先优模”、慰问贫困户；团委组织的“学雷锋小分队”，定期为有困难的前线职工家里换气罐、买粮食，去前线为职工理发、洗衣服，还组织过青工去草甸子采草籽，支援大西北的绿化。

      至今还很清晰地记得团委搞的那次知识竞赛。赛场设在一中队的会议室，五个中队的选手齐聚一堂，个个似弦上的弓箭蓄势待发，举手抢答争前恐后，气氛紧张激烈……竞赛的对象是青工，题的难度不大，历史、地理、文学方面的基础知识。一中队一开始占上风，二中队很快就追上了，追上后，不管二中队的选手怎么举手，主持人明显就不太“点”我们了。最后的结果是一中队团支部得了第一，这让二中队的选手很不服气。中队虽没得第一，而我的次次抢答却给竞赛组织者留下了印象，此后“指挥部”一有竞赛活动，就被点名参加。多年后，那次竞赛的出题人（从一中队上到大队机关的大学生），还念念不忘那次竞赛，并透露出当时曾“跑题”给一中队的内幕。比赛的结果早已经不重要了，但当年那种勤奋好学的心劲，积极向上的氛围现在回想起来还是很留恋。

      那年春天，大队工会组织了一场运动会，主席台、检录处、裁判员、播音员一一俱全，笔直的跑道两边是各中队的方阵，方队之间此起彼伏地拉着歌。《运动员进行曲》雄壮有力，男播音员的嗓音清澈洪亮，满院子的飘飘彩旗，满村子的喧天锣鼓，引得“3路线”公交车里的人都扭着脖子往文化村里看。比赛除了常规的“跑、跳、投”，还设了五十米持球、吊瓶、速算，自行车慢赛等比技巧、有趣味的项目。各中队的“笔杆子”都积极涌跃地投稿，反映赛事、歌颂生活、舒发情感的短讯、顺口溜、打油诗纷纷投到播音员手中，变成喇叭里的声音，播音员难得片刻休息。见状，我写了篇《辛勤的百灵》递到了播音员的手里，他浏览后笑着说：谢谢你的理解，这篇稿我就不念了，但算中队的稿件数量，参加大队优秀稿件的评比。

      拨河是最牵动人心的项目，各中队都摆出了“高大壮”的阵容，选手们身体下沉，脚死死地蹬在地上，双手像铁钳般紧紧抓住大绳，待裁判员的哨声一响，便铆足浑身的力气，随着指挥者“一二、一二”的口令和“力拔山兮”的手势，猛力地向怀里拽动着大绳。场外助阵的人们，也都攥紧了拳头使足了劲，与指挥者一同为自己中队的选手发出“一二、一二”的助力吼声。此起彼伏的吼声中，系在大绳中间的红布条一点一点地向我们中队这边移动着……这情景，竟让人联想起当年铁人王进喜为了早日开钻，带领队伍靠一根根撬杠、一条条大绳卸火车、安钻机的场面，眼前绷紧的大绳里，似乎凝聚着一种精神的力量！

      年底时，四个小队纷纷从前线撤回来，中队长在家里摆了一桌“庆功宴”，中队部的人和小队长们围聚一起，桌上的菜是大队分的，酒杯里的酒是大队酿的。“前半场”有点像开会，中队长做开场白，把一年的工作来个简单总结，然后很正式地端起酒杯：先敬“班长”（指导员）：班子带得好，工作配合好；再敬中队部的全体成员：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最后敬四位小队长：兵头将尾、征战南北，为中队完成全年任务立下汗马功劳……中队长的敬酒词风趣幽默，不时还带出些小队长的“绰号”，什么“方黑子”“老鬼子”“苏小扣”……引发出满桌子的笑语。接下来是指导员敬酒，然后是副中队长、副指导员，最后是小队长们挨个端杯向中队领导“汇报”他们一年的战绩。酒至此时进入“下半场”。杯盏交错中最活跃的是小队长，你说龙虎泡，我说朝阳沟，他说宋芳屯，还有喇嘛甸、葡萄花，从冰雪融化的早春出征，到银装素裹大地时收兵，一个个区块的土方施工，一座座站库的服务配合，滔滔不绝。一年的艰辛，消逝在酒杯的碰撞中，一年的喜悦，融入在晃动的浆液里。小队之间为“争第一、站排头、扛红旗”而展开的“明争暗斗”，也都在碰撞声中“冰释前嫌”，谈论的都是工作中相互给予的支持和帮助，亲兄热弟般的真情在中队长的家中凝聚着，温暖和谐的氛围在文化村里弥漫着……若干年后，在开始倡导“以人为本、以企为家”的企业文化建设时，让我多次想起当年在中队长家喝酒时的情景。

 

                                    四

 

      在大队精简机构的时候，我在中队长的推荐下，被“提升”到了大队生产股长当上了统计员，走进了村口那挂着调度室牌子的房子里。教我学统计的是生产股股长、兼着大队计划员的史师傅，他是六十年代中期来大庆的“工读学生”，写得一手好字。报到时他跟我说的第一句话是：“计统不分家，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有事就吱声。”在业务之外，史师傅还向我传授了干好计统工作的的“秘籍”：“计划计划，记住领导的话（现场的指令）；统计统计，统统都记（综合信息）。”

      随着队伍的出征，我每月都要跟着给工地设备加油的油罐车跑前线，了解现场情况掌握生产动态。经常似只早起的鸟儿，抖动着翅膀欢快地飞出文化村的窝，整日“觅食”后，再归巢文化村。寒来暑往、风霜雨雪，油田上的四季景色尽收于怀。还是料峭春寒，出征的车辆便碾压着荒原上的残雪，将一栋栋营房撒布在各个区块。机械轰鸣，唤醒沉睡大地，草原深处现出隐约生机，不觉中洇绿了树梢，洇绿了四野……引来夏花，牵出秋月，又迎冬雪。万物随四季的更迭变化，唯有那高高挺立在井架上面的红旗总是迎风飘荡，俯首耕耘在大地上的抽油机总是劳作不休。

      在生产股时，让我既感头疼却又受益匪浅的事儿，是写 “双文明建设工作总结”。那时候，“双文明建设”包括了企业中党政工青的所有工作内容，可被视为企业的管理大纲。每月的双文明建设总结会上，要对上个月的工作进行总结评比，对下个月的工作进行安排布置。物质文明建设，包括了大队生产、经营、技术、质量、设备、安全的管理，由生产股负责考核、总结；精神文明建设由大队党办负责，主要是党委、工会、共青团等方面工作的开展情况。总结最后由生产股汇总形成，然后送打字室铅字打印，再用手摇油印机一张张印出来。这事儿原来都是由史师傅做，后来他就开始让我慢慢地接触这项工作。第一次看到自己落在稿纸上的钢笔字变成油印出的“铅字”时，心中真是一番兴奋。记得当时史师傅跟我说：现在你挨多少累，将来你就能担多大的事儿。后来的工作中，多少应验了这话。考核实行百分制，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各占50分，由于考核结果直接跟当月奖金挂钩，跟年度的先进中队评选挂钩，各中队都很拿这当回事儿，有时为了零点几分都要跟你争个面红耳赤。四大队是当时油田上的双文明建设标杆单位，曾引来不少单位来文化村交流学习。后来，我把四大队的双文明建设成果编成了快板书，参加指挥部汇演时赢得了大家的喝彩：“辽阔油田荡春风，双文明花开朵朵红，一花更比一花美，四队一片好风景……”

      人经历的所有平凡、平常都是为成长、成熟做着铺垫和积累。由于同在生产股，平日里经常替调度看个电话、值个班。调度室是大队生产组织中的“指挥部”，生产上的一切信息都汇集到这里，一切指令都发自这里。调度室有两部电话，一部红的，一部黄的，每天都响个不停。哪个区块的土方工程下来了，哪个单位前线需要设备配合了，哪个点上油料供不上了，哪个工地需要设备转运了，哪台设备“趴窝”了要上去修理了，哪个工地又增加送饭点了，哪个中队需要安排夜班饭了，副业队需要“公差”配合了……来自于各方面的生产信息都向调度室汇聚过来，然后拿到每天下午3点钟在调度室召开的生产会上逐项协调解决，会后再由调度室逐项发出指令，生产组织就这样“日而复始”地运行着。那时，油田上有句话：“有事儿找调度。”不单是单位上的事找调度，职工家里的事儿也找调度。在交通不便、通讯不发达的年代里，家里的老人、孩子有病需要送医院了，媳妇给前线的丈夫带件衣服、捎个话了，老乡、亲属打来电话传个口信了……这些都是调度的事儿。

      油田总调度室是油田生产的总指挥中心，关键时刻，“调度令”一下，军令如山，各单位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做到“召之即来，来之即战，战之必胜”，那是对队伍作风和战斗力的考验。一般情况下总调是不直接与我们三级单位的调度室通话的，在我值班的时候却接到过一次油田总调直达的“调度令”。当时已经是晚间9点多，调度台上的红色电话急促地响了起来，一听是油田总调的电话，我马上紧张起来，电话中要求我们立即准备一台D60宽履带推土机和一台PC100挖沟机，一个小时内到达集结地点。当时家中有一台刚修好的D60推土机，挖沟机已经全部上工地了。我一边安排中队值班的人去家属区到拖车司机和推土机操作手的家里喊人，一边与集结地附近的工地联系，让在那里配合的挖沟机在营区待命。全都安排妥当后，我带着60吨的奔驰拖车拖上D60推土机，打开“双闪”的车灯向集结地驶去。刚驶出市区，就看到集结地方向的天空一片暗红，我心里猜想：不会是井喷吧？我让司机加快速度驶向火光的方向，路边的树木越来越来快地消失在车后。也许是从小受英雄人物熏陶的原故，在行进的途中，想起了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中杨子荣“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的唱段，一种面对艰险、勇往直前的大无畏气慨弥漫在肺腑间，驾驶室里仿佛充满着一股冲天的浩然之气。到了附近工地拖上挖沟机时，验证了我的猜测，井喷的熊熊大火已清晰可见。来到集结地时，通天的火柱将井场周边照得如同白昼，向四周散发着阵阵热浪，抢险的消防车、压裂车、推土机、拖拉机，在现场出出进进。按现场指挥人员的安排，我带上来的两台设备立刻投入到挖井场外围的隔离沟和推防护围堰的鏖战中，直到后半夜两点左右，那冲天的火焰才慢慢地降了下来……我们回到单位时，天已经放亮了，文化村用温馨的晨曦拥抱了一夜未眠、疲惫已极的归来者。

 

                                    五

 

      1980年代的最后一年，四大队从文化村中搬了出来，搬到了离文化村很远的新办公楼里，住在村子里的人们也搬到了办公楼附近的楼区里。这期间，油田上的其它单位也都和文化村一样，陆陆续续地从会战时期建的村屯中搬出。新建的办公楼宽敞明亮，让人感觉天地一新，院子里再也不怕下雨天被压出车辙。新建的楼区称园、称苑，洋气起来，也不和村啊、“屯”啊的搭边了。油田人和油田一起走出了“村庄”，迈进了新的年代。

      离开文化村近30年了，中三路上跑的依然是3路公交车，车很新，无人售票，站牌上“文化村”的站点被一个工厂的名字覆盖了。现代化的厂房也覆盖了原来的大队、中队、小队，问里面走出的几位朝气蓬勃的年轻人，他们都摇头说不知道到这里曾经有过什么单位，住过什么人。凝眸村里，原来的建筑只剩下五中队空旷的修理工房高高地伫立在夕阳的余晖中，收藏着文化村的往事，不释的心怀，一遍遍念叨着一个名字：文化村，文化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