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近心灵才能写好生活作文

胡荣

        福建师范大学教授、博导孙绍振先生是记者同乡，早几年与记者曾有过文字上的交往，记者编辑的先生的一篇随笔曾获得全国副刊奖项。孙先生术业专攻比较文学、西方文学，同时博学广闻，对哲学、自然科学史、文艺学等均有涉猎，对作文教学亦潜心研究，持之以恒，十余年来坚持不懈，他还曾任福建省作协副主席、写作学会会长，创作、发表了多部文学专著，在境内外多家媒体开设文学专栏。此次参加第三届全国生活作文研讨会，年逾古稀的孙先生不辞辛苦，从福州乘坐动车7个多小时抵达无锡，为参会的近400名教师代表奉献了《生活作文与文本解读》的精彩报告。在研讨会间隙，本刊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

                      生活作文的内涵是什么？

      《生活教育》杂志特设“生活作文”专栏，在“真”的旗帜引领下，推动生活作文教学改革。对于这一点，孙先生表示认同和赞赏，认为这跟语文课程标准要求也是吻合的，学生要深入生活，观察生活，表现生活，写出自己的真情实感，“我手写我心”。

        但是，孙绍振认为，生活作文的内涵还需要进一步拓展。事物的本质在于它的内在矛盾，矛盾推动着事物的发展。这是黑格尔的哲学，也是马克思《资本论》的哲学。讲生活作文，不能仅仅是客观地讲我去写生活就可以了，这里面还应该包含着主体——我，把主体“我”和客体的生活结合起来，才是真的生活，那些没能改变你对对象的感觉、看法和情感的就不是你的生活。作文意义上的生活，甚至文艺学、哲学意义上的生活的内涵应该包含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一种搏斗。笼统的生活，在哲学上叫抽象概念，概念的内涵多了，概念才能具体起来。讲生活作文也是这样，要对生活的概念加以具体的阐述——什么样的生活才能成为作文，成为好作文？“写生活，为了生活”的内涵要有新的发展。

        几十年前孙先生的女儿念小学五年级的时候，老师出了一个作文题目叫《清道夫》。这个题目本身有点怪，女儿做了以后拿给他看。女儿在文章里写道：我们小区有一个清道夫，每天穿着白大衫，戴着白口罩，以他那崇高的形象为我们小区兢兢业业地工作，我觉得他的形象非常高大，肃然起敬。

        孙先生看了之后很不满意，还批评了女儿：小区的这位清洁工并不像女儿写的那样是位白衣天使。他没有穿白大衫，倒是有个白口罩，那白口罩都发黑了。为什么他戴白口罩呢，因为他嘴巴是歪的，他个子也不大，是个侏儒。

        那么，为什么客观的生活孩子们写不好呢？孙先生认为，这除了有不正确的作文评价体系作祟，还因为孩子的心没有动，客观的生活没有成为孩子心灵的一部分。所以，在构建生活作文这个概念内涵的时候，不能把生活仅仅当做客观的存在，一定要强调在贴近生活下的贴近心灵，贴近儿童的年龄特点和环境特点。要把生活变成作文，首先要把生活变成自己的、个人的、独特的、自我的、撼动心灵和思想的。

        孙先生还有一个观点：有的文章不是在生活中发生、现实存在的东西，而是在想象中，也就是超越现实的。绝对贴近生活，没有任何想象和虚拟，是无法作文的。朱自清就说过，他的散文写的都是“梦”，刘亮程散文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鸣惊人，他总结的经验是“向梦学习”。海伦·凯勒有篇文章叫《假如给我三天光明》，这也是一种愿望和想象。

                         作文如何贴近生活？

        生活作文要求贴近生活。一个小孩子从家庭到学校，从学校到家庭，已经在生活里了，还要怎么贴近？为什么在同样的生活环境里面，有的同学写得挺漂亮，有的同学却写不出来？问题在于要让学生明白什么是生活，怎么贴近生活。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这句话就成了教条。我们看到的大量的小学生中学生大学生作文，依然“假大空”。这说明贴近生活不是那么容易的。为什么？孙先生指出，好多孩子在写作文的时候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让他们离开生活。

        就像女儿的那篇《清道夫》，女儿坦白：老师说作文立意要高，劳动人民，普通劳动者都是纯洁的、高尚的。如果写他嘴巴是歪的、是侏儒，老师要骂的。这说明我们许多老师脑子里的生活是什么呢，是一种主流的意识形态，是一种政策，是一种架空的抽象的观念——生活是美好的，劳动人民是伟大的。其实，作文并不是一定要写伟大的、所谓健康的、立意很高的事情。否则的话，我们以为是贴近生活的时候实际上是贴近了概念，贴近概念就导致了虚假。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写好人好事，一个班级有五个学生写的都是在马路上捡到一块钱，然后交给警察。这就是说有一种倾向，有一种概念强迫我们离开生活，强迫我们虚假。

        孙先生在《海峡都市报》上看到一篇小学生作文，叫《过了一把当班长的瘾》。这个班级班长不搞终身制，班长轮流当，这孩子就非常享受轮到他当班长的那一天。老师给他的评语是：小作者文理通顺，但是缺乏童趣，立意不高，当班长是为了锻炼自己和为同学服务。特别是用词不当，“瘾”字是贬义词，如烟瘾、酒瘾、毒瘾等。孙先生看了以后感到很悲哀，因为小孩这篇文章写得非常真实，也非常贴近生活，也很有童趣，可是得到的却是老师否定的评价。

         生活作文反对虚假，要孩子贴近生活，但是我们不能扼杀孩子的童心。当初孙绍振在制定语文课程标准参加论证的时候，提出要真挚地贴近生活，贴近青少年的自我。如果没有学生的特殊心理感受的话，就可能贴近虚假，贴近概念。因而我们要贴近生活，不是要贴近那个集体的、概念化的人，而是非常具体的、独特的人。

       孙绍振曾经看到过两本北京市重点中学作文选，都是游记，文字华彩，语言流畅，但给人的感觉都是一个人写的，都是赞美祖国的壮丽河山，都是对生活的无限欢乐。在这些文章里，看不到一个高中生的苦闷，看不到不同家庭背景、不同经济条件、不同个性的青少年的不同感受。他们没有贴近自己的生活，大部分只是去贴近现成的概念。而一位福州中学生的作文却深得孙先生的赞赏。有一次，他和妈妈到杭州旅游，前两天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直到登上六和塔远眺钱塘江，他惊奇地发现平原与三面环山的福州是那样的不同：江水平静，“看不出来向东流向西流”，“这真是一片肥沃、幸福的土地，也许今天插下一株桃枝，明天就能长出鲜美的果实来”。他终于贴近了杭州的美，又贴近了自己，这才是一篇好文章。

        文章不仅仅是客观的反映，同时也是自己心灵的表现，这个心灵表现要跟自己的年龄联系在一起，学生不要讲大人话。孙绍振曾经读到过一个真实的故事：有个小学生写了篇作文叫《我的理想》，老师却给他这篇作文打了一个叉。他是这样写的：“老爸没过世的时候叫我当个科学家，阿妈却要我当个公安，这样啥都不怕了。我不想当科学家，也不想当公安，我的理想是变成一条狗，天天夜里守在家门口，因为妈妈胆子小怕鬼，我也怕。阿妈说，狗不怕鬼，所以我要做一条狗，这样阿妈和我就不怕了。”孙先生感慨，这是多好的文章啊，是小孩子一种幻想、一种孝心，写出了小孩子的年龄特点和生活环境，非常感人。只有孩子才会有这样的幻想，才不会觉得当狗是卑贱的。这就是贴近自我、贴近生活。语文老师却不理解。所以说，我们的作文教学和文本解读常常在自觉不自觉地扼杀了学生的心灵。其实，老师自己首先要从封闭的、僵化的观念中解脱出来，从教参的解读模式中解放出来，然后去启发学生，让他从“伟大”中解脱出来，让他去发现，把他原始、一刹那闪过的感受拿来发展，拿来升华就是好文章。

        这里有一个非常平凡的概念叫贴近生活的真实，不是生活里有什么就去写什么，生活里的东西要通过心灵，通过同化在自己想象当中加以改造的，全部的真实是不可能贴近的。文章不仅是生活的反映，同时是心灵的创造，人格的升华，是个性的展现，这个社会的人是各自独特的个体，他不是一个机器，当和生活贴近的时候，你必须把那个公共的、不言而喻的、众人皆知的现成的东西丢开，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要真正地贴近生活，是不容易的。

        那么绝大部分情况下学生在写作的时候遇到的最大的敌人是什么呢？是现成的话语、权威的话语，孩子没还没有开始写作的时候自我就被它压抑了，写作教学就是要把沉睡的自我唤醒，要找到自我，找到自我的感觉。如果不想找、不去发现，就会写一些现成的话，就像北京市重点中学优秀作文选，看起来都是一个人写的，这是没有创造力的。

        孙绍振强调：作文既不是生活的照抄，也不是自我的直接宣泄，而是精神的自我提升和创造，是语言驾驭和文体驾驭的搏斗，实际上也是突破原生水准的过程。如果作文教学幼稚地强调贴近生活，在理论上将是贫乏和苍白的。

早上在酒店餐厅露台上的聊天式采访

                    怎样观察生活、提高理性思维？

        小学课本里有篇文章——萧红写的《祖父的园子》。萧红是很孤独的，在家里很郁闷、很悲观，但是她来到祖父的园子里，就变成另外一个自我。许多老师在作文教学实践中强调，要写好文章就要认真观察，然后描写、抒情。孙绍振认为这简直就是废话，关键是你用什么样的眼睛去看，用什么感情去写。萧红是这样写的：太阳在园子里特别的大，天空特别的高。这个就是孩子的感觉，因为她在家里很闷，而太阳是不会变大变小的，天空也是不会变高变低的。花开了，就像睡醒了似的；鸟飞了，就像在天上逛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话似的。只有孩子才有这样的感觉。她从郁闷的家庭走到这个园子里，她觉得她自己活了，她觉得鸟花虫天空太阳都活了，要做什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都是自由的。她用自由的眼睛、自由的心态去使得她所看到的原来不自由的对象变得自由，黄瓜愿意开一朵花就开一朵花，愿意结一个瓜就结一个瓜。如果都不愿意，就是一个瓜也不结，一朵花也不开，也没人问它。它愿意长多高就长多高，愿意长上天去没人管它。这就叫才气，这才叫生活。生活只有与心灵结合才是真实的生活，如果这些不是和萧红的心灵结合在一起，那就是死的。

        孙绍振为此呼吁老师要保护童心，保护儿童的自由心态，保护孩子用词的自由，不要用一种条条框框去约束他们。贴近自我、贴近幻想，从表面上看是离开了生活，但却深入了儿童心灵，它更深刻地表现了这个孩子的心灵。为了真挚地表现生活，必须有一定的想象，有一定的假设。我们的写作教学里面有一种非常落后的、有害的、摧毁儿童写作的理论，就是积极的反映论，常常简单地叫这些孩子去观察生活。这样的写法写得最好的也是流水账，写得不好就是虚假。百草园其实就是一个破烂的院子，但在鲁迅的笔下，这是一个乐园，童心的乐园，这里的一切都是新奇的、有趣的。只有贴近自己，才能贴近这个院子，才贴近鲁迅的心灵生活。我们讲生活的时候，往往把孩子的心灵丢掉了，所以是很致命的。

        绝对写真情实感，绝对的真实没有的，它是经过文明、文化的提炼、提纯、升华的，所以写文章同时是人格的塑造。我们许多理论太粗糙了，就叫学生观察生活，孤立地讲表现自我、找到自我，这是以一种野蛮代替另一种野蛮。所以，我们教写作的同时也要教人，教人找到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想象，那才有创造力。

        初中课本里有一篇朱自清的《背影》，它写出了亲子之爱，这是一种“秘密的惭愧的爱”。这篇文章好在哪里？教学中比较一致的意见是父亲爬月台那段，因为作者善于观察，细节描写动人。但也有人认为这个父亲不值得歌颂，他违反了交通规则，还主张从中学语文课本里删去这篇文章。

        产生异议的原因在有些人观察的方法和角度发生了偏差。用工程师的眼光去观察，这月台的安全设计是有漏洞的，用警察的眼光观察父亲的行为是失当的，可这里我们应该用一个动了感情的儿子的眼光去观察。许多老师只懂得观察，却不懂得用什么样的价值观念来观察。用情感的眼睛观察，在理论上讲叫审美价值；用工程师的眼光观察，叫理性的科学的实用的价值。朱光潜先生在《谈美》中讲到“我们对于一棵古松的三种态度”：用科学的眼光看到真，用道德的眼光看到善，用情感的眼光看到美。《背影》好在写出了亲子之爱也有隔膜的，最亲爱的人最容易发生矛盾。真的、善的是理性的，而爱是非理性的。有真情往往就不能有实感，比如“月是故乡明”。你用情感去同化一个对象的时候，突出什么、强调什么、美化什么、忽略什么、回避什么，这需要用情感价值去考量。当我们读一篇诗歌小说读一篇散文的时候，其实考量的有三个东西：生活、自我、升华，特别是自我的情感。我们有的时候之所以解读不到位，原因就是我们不懂得真善美，不懂得我们情感是一个独立的价值。所以要会写作，第一要有生活，第二要找到自己，第三要有文笔，把自己和生活加以提升，第四要有语言。

        孙绍振指出，读和写之间密不可分。课堂上的阅读教学属于精读，语文老师解读文本的方式方法对学生的影响会很大。如果读得不到位，或者读得乏味，不仅对写作没有帮助，反而可能造成错误的印象和观念，让学生不喜欢语文课。所以重视文本解读也是抓住了作文教学的根本。在阅读教学中，要通过文本解读，让学生学会表达自我，通过写作提升自我。老师在解读文本的时候首先就要贴近作者、贴近文本，才能帮助学生学会在作文时贴近自我。

        写好生活作文还必须重视议论文的写作。孙绍振认为，从近几年的高考作文题命题走向可以看出从抒情文体到议论文体导向的重大变化。对这一导向，孙绍振十分赞成。他认为，中文语文教学最薄弱环节就是议论文，孩子们进大学甚至在进入社会以后，议论文写作能力也是竞争力的主要因素。要培养一个在大学里、乃至到社会上世界上有竞争力的人，必须发展理性思维。

         孙绍振指出，很多议论文被批评为“名人开会”、“名言荟萃”，就是缺乏思维的深度和论证的层层推进，议论文要体现出深刻性、层次性，必须学习一些思维的方法。从议论文写作学来说，反例高于正例，形象一点说，“黑天鹅”高于“白天鹅”。即只要找到一只黑天鹅，就能推翻“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一观点，“证伪”高于证明，因而要有自己的思想。一般学生议论文的写法是先有一个论点，然后选择与论点一致的材料，加以论证。从严格意义来说，这是错误的。为什么？首先对论点没有进行反思，这个论点可靠不可靠呢？其次，所谓 “选择”意味着排除跟论点不一致的材料。那就是停止思考，跟议论文的基本精神背道而驰。应该是把所有的证据都拿来，全面分析正面和反面的东西。把各种复杂情况拿来考虑，你才有创造性。所以，越是大家公认的东西，你越是要反思一下，这叫思维的突围。

原文发表于《生活教育》杂志2013年第10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