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笑话大王》办刊始末

石页

　　《笑话大王》办刊始末

王子硕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传达到山西省作协，《山西文学》编辑部召开学习讨论，大家都对“发展才是硬道理”表示认同。但是怎么发展呢？有人建议办个药品批发零售公司，有人建议办个图书批发零售公司，我建议创办一个畅销的通俗文学刊物，刊名不妨叫作《笑话大王》。当时《山西文学》的办刊经费非常紧张，缺口很大，不得不搞一些有偿的报告文学来支撑门面。所谓的有偿，就是让一些单位出一些版面费，然后由编辑部派人去替他们写文章做宣传。说实在的，这种做法很让人不齿，可以说是斯文扫地。但是没有办法，财政上不给你全额拨款，编辑部只好出此下策。邓小平南巡讲话说了，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也想自求发展把办刊经费挣回来。但是作家协会这样的单位，惰性太重，大家也就是过过嘴瘾，说过就忘了，誰也没当回事儿。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当时的山西省作协主席兼党组书记焦祖尧觉得有戏了，他早就想把《山西文学》的领导班子调整一下。于是他就找我谈话了：“你不是想办《笑话大王》吗？我非常支持。你不是想当主编吗？很好呀！你就是《笑话大王》的主编。”我说：“谢谢你的支持，请问，你准备拿什么支持我呢？”焦祖尧说：“我可以给你一间办公室，一张办公桌，还有一把椅子。”我又问：“办刊经费怎么解决？”焦祖尧说：“这个需要你自己解决。实在不行的话，我可以自己掏腰包借给你一千元。”焦祖尧真是个好人，他能够个人掏腰包借给我一千元，虽然不多，但是我也非常感动了。我去工商局领营业执照时，注册资本最少要三万元。没有办法，东拼西凑，最后还是凑够了三万元的注册资本。

领了营业执照，还要到省出版局领准印证，否则印刷厂不敢给你印刷刊物。省出版局的同志思想比较解放，他们给我办了一个内部刊号。然而内部刊号不能在市场公开销售，我自己掏钱印上刊物去白送人吗？难道我是这么一个疯子吗？出版局的同志笑了，他说：“你的内部刊物在市场上能够卖出去，那是你自己的本事，反正我们不会去查你的。”有他这一句话，我也就放心了。可是创刊号怎么编呢？没有稿件，没有美术插图，没有版式设计，就我一个光杆司令，能用我的头发编出一本刊物吗？人被逼到绝路的时候，总会有一些潜能激发出来。我找到了稿源，找到了美编，找到了技术编辑，给印刷厂交了印刷费，创刊号总算印出来了。印出来之后就是销售，卖给谁呢？总不能站在大街上一本一本地推销吧？那时候，太原市的桥东街集聚了一些个体户书商，我到那里去推销。个体户不管你有没有正规刊号，只要能赚钱就行。可是你这书能赚钱吗？以前没见过呀？我说我这是创刊号，书商们问我：“什么是创刊号呀？创刊号就能卖大钱？”我说：“你们卖着试试看呀！说不定还真的能赚大钱呢！”书商说：“试试就试试，不过我不能现在就给你钱。什么时候卖出去了，卖多少给你结算多少，卖不出去的给你退回去。”我说行，书商又提要求了：“如果卖好了，你要保证我独家销售，不能再给别人。”我又说行。店大欺客，客大欺店，这句古话在

这个场合你就能理解的更深刻了。桥东街的书商，店面都不大，但是对我来说，那就很大了，咱只能是装孙子。我在桥东街发现，有很多小摊贩都到这里来批书，所以我就想，假如我把刊物送到他们的书摊上，省了他们跑腿的时间，他们得到的折扣也更多，他们应该会欢迎吧？于是我就骑上自行车，带上几捆刊物，满大街地跑，看见书摊就给他们推销上几本。这样跑了两个月，《笑话大王》的创刊号也收回了一部分书款。接着第二期又出来了，第三期也出来了，《笑话大王》慢慢地被市场接受了，刊物也慢慢地走上了正规。但是我很累。

那时候的我，既是文字编辑，又是文字校对，还得跑印那刷厂拿校样。麻雀虽小，样样俱全，你要跑银行，既当会计，又当出纳。你还要到税务局缴税，到工商局年检，更要给书商发货和催要刊款。我真不知道我哪里来的那么大的精力？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长了那么多的本事？在我一个人实在干不动的时候，何洁（谢泳的妻子）来帮助我了，她帮我审阅来稿，帮我校对清样，帮我接电话，帮我催要刊款。有了何洁的帮助，我就可以抽出一只手来开发省外的图书市场，我到外地参加各个图书订货会，寻找更多的代理商，不断地扩大《笑话大王》的发行量。在这里 ，我还要感谢省新华书店的郭经理，感谢省邮政公司的发行科，感谢太原客运段的劳动服务公司，正是通过他们的帮助，《笑话大王》的发行量才能实现稳定的增长。但是，尽管有了这么多人的帮助，《笑话大王》的进一步发展却又再次遇到了瓶颈。因为《笑话大王》没有正式的刊号，在省外的销售经常被当地的文化督察大队予以罚没。尤其是在每年数次的“扫黄打非”专项活动当中，《笑话大王》的损失非常严重。《笑话大王》不是黄色刊物，也不属于非法刊物，但是它属于非法销售。按照出版署的规定，内部刊号的刊物，只准内部交流，不能公开销售。各地的文化督察大队，是由出版局文化局工商局和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联合执法，在“扫黄打非”的同时，对所谓的非法销售也毫不手软。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笑话大王》要想在全国公开销售，必须要拿到出版署批准的全国统一刊号。但是要想拿到全国统一刊号，难度非常大。李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要说，争取全国统一刊号，比上青天还要难。

首先，你要写申请全国刊号的报告，这个不难，因为我不是文盲 ，我会写字。难的是审批程序。报告送到省作协党组，党组批准盖章，然后送到省出版局报刊处，报刊处报送到出版局的分管副局长和局长，经过局办公会议通过，然后再报送省委宣传部。省委宣传部的处长副部长审批之后，报告放在了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长的办公桌上。当时的省委宣传部长是申维辰，这个人身材高大，可能在一米八之上。这个人还英俊潇洒，对女性很有吸引力。报告在申维辰这里卡住了。有人告诉我，你得给部长送点儿礼呀！送多少无所谓，关键是表示你对部长的尊重。我问道：“送些什么呢？”对方指点迷津：“申部长喜欢抽扁盒的三五烟，你给他送上几条。”三五牌的扁盒烟送上去了，仍然石沉大海。正好要开省作协的换届大会，申维辰部长到我所在的小组参加座谈。首先由部长大人发言，他说：“要把刊物办好，既要有社会效益，也要有经济效益。”我就接着他的话茬大声说道：“申部长的话讲得非常好，我完全同意。我也听人传过话，说申部长拿《笑话大王》举过例子，意思是《笑话大王》只有一个人在办，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很好，比几十个人的编辑部强多了。既然是这个样子，《笑话大王》申请全国刊号的报告，您为什么不给批准呢？”当下闹得部长大人下不了台。当然了，部长有部长的水平，申维辰沉吟片刻，哈哈一笑：“还有这样的事情？我怎么不知道？我回去查查是怎么回事儿？”我也马上表示感谢，希望申部长大力支持。过了些日子，部长秘书打来电话，让我和毋小红副书记到申部长的办公室去一趟。毋小红是省作协的党组副书记，分管《笑话大王》。我和毋小红到了戒备森严的省委大楼，在省委常委办公的那一层又过了一道警卫，被申部长的秘书领进了部长办公室。部长的办公室是个套间，秘书让我们在外面稍等，然后他进去请示，说是我们来了。过了一会儿，秘书出来让我们进去。我们进去之后，申部长忙着看文件，没有抬头看我们，也没有请我们坐下。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官衙深似海，架子压死人。过了一会儿，申部长抬起头瞟了一眼：“你们来了？坐下吧！”我们这才坐到沙发上面。但是申部长仍然在看文件，没有理睬我们。又过了一会儿，申部长终于把文件看完，用敏锐的眼光看着我说：“我什么时候说过，你们的《笑话大王》办的好？你们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都很好？我说过这样的话吗？”毋小红虽然是个女同志，但是她在省委宣传部工作过，她是从省委宣传部派到省作协担任党组副书记的，她是见过大场面的人。毋小红大声回答：“申部长，这个话您是说过的，如果我没有记錯，应该是在部里面的一次内部讲话中说的。”申部长啊了一声，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随即又云山雾罩地谈起了一些别的话题。从申部长的办公室走出来，我问毋小红：“你看全国统一刊号的事情有戏吗？”毋小红说：“有戏。我估计很快就会批下来。”

毋小红的判断很准，申部长做了批示，把报告又转到省出版局。出版局的同志告诉我，你可以拿上批件到国家新闻出版署去跑了。我很高兴，立刻坐火车到了北京。出版署报刊处的人把报告收下，让我回去等消息。我问了一句：“我能不能见一下处长？”人家说：“按照程序，应该是先见副处长。”“那我就先见一下副处长吧？”“不行，副处长到外地公出了。”“那我就在北京住几天等他回来。““你这个人怎么一点规矩也不懂？事情有那么赶的吗？你最好回去等我们的通知再来。”没办法，北京的衙门更大，只好回太原去等啦！回到太原，左等右等不见音信，怎么办呢？有人告诉我，你得给人家送礼呀！不跑不送，等于瞎混。送什么好呢？你买上几张名人字画，这个东西很有用的。我费尽心思，买了几张名人字画，再次跑到北京，这一次见到了国家新闻出版署报刊处的副处长。副处长很高兴地收下了我带过去的一幅版画，说是一定会尽快把报告送上去。我也很高兴，因为他肯收我的礼，说明他愿意帮我办事。我信心满满地回到了太原，就等着听好消息。左等右等，没有好消息，也没有坏消息，又是几个月过去了，还是没有一点点消息。再往北京跑吧！去了北京，进了出版署报刊处一打听，那个副处长调到另外一个下属部门去当正处长啦！我的那个报告，还在报刊处的处员手里。这可把我气坏了，什么人呀？收了礼也不办事！生气的同时，我也很心疼，那张版画花了我好几千元呢！没办法，来来回回又跑了好几趟，哪一次也没有空手上门。最后，据说报告终于经过层层审批送到了国家新闻出版署的署长手里。披荆斩棘，曙光在前头。

然而，我高兴的还是太早了一点儿。你想想，署长是正部级领导，每天有多少重要的事情需要处理？你那个报告算个什么？芝麻粒一般嘛！通过各种渠道游说，希望能有个人提醒一下署长，拿起笔签个字，分分秒秒的事情吗？可是所有被请托的人都回答说：“谁敢去催署长呀？那不是找死吗？”无可奈何之际，有一个人站了出来，他说他可以去向署长催问一下。这个人是誰呢？就是刚上任不久的山西省作协主席张平。张平那时刚刚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国家干部》，中国作协和山西作协联合为他召开了一个作品研讨会。张平跟我说，他在一次出国访问的时候，和国家新闻出版署的署长在同一个代表团里面。署长很谦和，愿意和作家打交道，一路上交谈，两个人相见恨晚。我问张平，要不要给署长带些礼物？张平说，什么礼物也不带，一带就俗气了！君子之交淡如水，淡如水才能打交道。（下接第二页）。

我被张平的话深深地打动。我在心里面暗暗想到，也只有张平这样的作家才能写出《抉择》的电影剧本，也只有这样的电影剧本才能引起江泽民总书记的重视。江泽民总书记看过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抉择》之后，提笔批示道：一定要把反腐败的斗争坚持不懈地进行下去，这关系到党和国家的生死抉择！张平空着手去找国家新闻出版署的署长，署长从堆积如山的文件里面找出我们的那份申请报告，大笔一挥说：“这么一件小事情，还用得着你这个大作家亲自跑过来？打个电话就行了嘛！”有了署长的批示，事情办的特别顺利，国家新闻出版署的文件下发到山西省新闻出版局，省新闻出版局立刻把全国统一刊号的证书发给我们，《笑话大王》终于可以公开发行全国征订了。

从《笑话大王》的创刊开始，我们跑全国统一刊号整整跑了十几年，现在终于跑下来了。我们再也不怕文化督察大队的罚没收缴，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偷偷摸摸的去搞地下活动了。山西省邮政局向全国各地的邮政系统发出了《笑话大王》的征订目录，然而征订回来的订数并不理想。图书市场早已成熟，你的刊物有没有发行量，完全靠你刊物本身的质量来说话。成千上万的图书和期刊，谁也不能强迫读者去买。由于电子网络的遍布全球，自媒体的蓬勃发展，网上读书和网上购书越来越方便，纸质的图书报纸期刊杂志受到了沉重的冲击。在这个困难的局面下，我的老母亲突然又瘫痪在床，生活不能自理，我们几个儿女轮流陪侍，我隔一段时间就要回大同市照顾老母亲。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我的身体也出现了问题。在医院的病床上，我受到山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李福明的亲切慰问，并和我的继任者办理了交接手续。2009年，《笑话大王》寿终正寝，我也彻底离开了编辑的岗位。船到码头车到岸，我也到了退休的年龄。退休之后，闲来无事的时候，回想起《笑话大王》的创办始末，有苦有累，有血有泪，有成功也有失败。但是不管怎么样，还是有些怀念的地方，要想彻底把它忘掉，恐怕还要再等待一些时间才行。（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