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县上山下乡运动

钱启翥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开始于1955年【注1】。1964年1月17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了《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这个文件是新中国历史上中共中央、国务院第一次发布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指导性文件。泰县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最早即开始于1964年，与当时精简职工，减少城镇人口工作结合在一起，当时先后有800多人到农村插队。他们大多是既未能继续升学，又没有被企事业单位录用的高、初中毕（肄）业生。

(姜堰中学领导和老师与插队的校友合影)

“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逐渐演变为一场政治运动。从1968年11月开始，全县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高潮，到1969年，全县己有上山下乡知识青年7300余人，其中本县知识青年3700余人；南京市下乡青年800余人；县级泰州市下乡青年2500余人；以及上海和外省回乡投亲的下乡青年百余人。上述人员中不包括“文化大革命”以前下乡的人员（当年称这些人为“老知青”）。他们安置在里下河及公路沿线的18个公社。安置较多的在千人以上，少的也有二三百人。还有少部分青年插到农场。1975年至1978年，又有1312人下放到“知青点”（其中泰州市320人）。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涉及到知识青年及其家庭,接受安置的公社、大队、生产队、农民以及其他有关方方面面，成为当年的一个重大社会问题。

“文化大革命”期间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生，有其历史、经济、思想、政治等方面的原因。

在计划经济年代，劳动力的流动，受到严格的控制，农村实际上成为劳动力的“大水库”：经济发展了，工矿企业需要劳动力，就从农村招工；一旦城镇人口无法就业，或遇到经济困难，则动员城镇人口下乡，农村成了解决城镇多余劳动力和其他人口的广阔天地。如1959-1961年，全国遭遇严重的经济困难，党中央下决心减少城镇人口、压缩城镇粮食销量，1961年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决定在三年内减少城镇人口2000万以上。会后，全国各城镇缩减职工队伍，动员城镇人员到农村安置，参加农业生产。仅到1961年底，职工就比当年初减少798万人，城镇人口减少1000万左右。泰县农村这一时期共接受回乡人员约15000人左右。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由于大学不招生，工厂基本上不招工，商业和服务行业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初、高中毕业生既不能升学，也无法安排工作。仅1968年，全国积压在校的1966、1967、1968届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当时称为“老三届”初高中毕业生）达400多万人。如此众多的毕业生的安置成为刻不容缓的严重社会问题。上山下乡成为解决这一社会问题的唯一办法。

(姜堰中学老三届高二学生的毕业证书)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除了上述经济因素外，还有思想、政治方面的原因。反修防修是毛泽东长期思考的重大问题。为了让“帝国主义的预言家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的预言彻底破产”，需要广大青少年走出温室，到农村去经风雨、见世面，接受锻炼，这就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赋予了“反修防修”的政治含义。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人是当年的典型。

为了发动“文化大革命”，红卫兵曾是毛泽东大力鼓励和支持的。但到了1968年，红卫兵己经成为了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障碍。随后大学生陆续分配离校，中学生则上山下乡，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转瞬间红卫兵由“天之骄子”变成了社会最底层人员。他们中一些人, 曾在以后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 、“深挖5.16” 等运动中受到过错误打击。

造成文革期间大规模上山下乡运动的上述诸因素中，最主要的是经济因素。

1968年11月，泰县1966、1967届初、高中毕业生去沈高、兴泰、里华、淤溪、泰东五个公社“插队”（安插到生产队的简称）；稍后在1969年1月，1968届初、高中毕业生也下乡插队。接受安置的地区增加了洪林等公社。三届初、高中毕业生下乡插队人数约2000余人。他们的年龄，一般都在20岁以下，年龄最小的，只有15-16岁。在动员上山下乡的过程中，除少数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没有插队外，其余不顾实际条件，一刀切，全部下乡。对不愿报名的，采用强迫手段，组织“宣传队”，深更半夜到家中敲锣打鼓，直到交出户口本为止。

知识青年下乡，以居委会为单位，同一个居委会的知识青年，到同一个公社插队。知青四人为一小组，男女分别编组。还发生过接知青的农民抢马桶（只有女知青小组才配马桶）的笑话，事后才知道缘由：农民认为女生总要嫁人。女生走后，生产队还能落下一点东西，男生在生产队，是一个长期负担。

(县革会发给插队知青的证书)

1968年11月6日上午，举行了欢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仪式。知青在各居委会集中，到东大街人民剧场参加欢送大会, 然后整队分别乘各公社派来的船只或汽车下乡, 沿途县革会组织群众夹道欢送。这中间，知识青年中既有豪情满怀，兴高采烈的，也有愁眉苦脸，上船后就将胸前红花扔到河里的；街头敲锣打鼓，夹道欢送，热闹非凡，更多的家长则躲在家中，暗自垂泪。“文化大革命”中泰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就此开始，并成为一项经常性工作，一直持续到1978年。

在1969年冬至次年春，我县还动员城镇居民“不在城里吃闲饭”，全县下放576户、1578人到农村。（从1978年起，分批落实回原地或就业安置。）

(这个文件对上山下乡中若干政策问题作了规定)

为了安置插队知青，省里按每人230元的标准拨款，以4人一组安排到大队、生产队用于建造住房，购置农具、生活用品，还下拨有用于建房的木料计划。1968年至1978年，全县共下拨知青安置费300.5万元，木材3842.5立方米，建房6335间68240平方米。

知青在刚下乡的半年里，由公社粮管所每人每月供应38斤粮食的计划，每月发生活费8元（包含在230元中），以后则参加生产队的分配。知青初下乡，一般由生产队安排临时住房。后各知青小组陆续新建了住房。一般都是土坯为墙，麦草为顶。条件好一点的，两端的山墙用红砖砌成空心墙，称为鸽子窝。

(图片来源自网络)

知识青年从此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修地球”的生活。他们到农村后，面临生活、生产上的种种困难。从未做过家务的他们，一下子要独立生活，困难是可想而知的。以前放学回家后就有现成的饭菜吃，现在从事繁重体力劳动，收工后还得自己做饭。有些人收工后累得躺在床上，再无力做饭，只得挨饿。与当地农民“家中有老人，门前有菜园”相比，他们的生活更为困难和艰苦。知识青年向农民学习各种生产知识，参加各种艰苦的农业劳动，积极参加当年的“学大寨、赶河横” 运动,希望在广阔的天地里大有作为。但生产劳动过重、经济收入很低。他们参加生产队的评工计分,参加劳动一天，收入只有3角钱左右。口粮根椐工分来分配，大多不够吃。沈高公社一女知青，某年出工202天，扣除生产队分配的粮草费用，全年分配所得现金仅五角柒分。有部分知青因工分不夠, 需回家拿钱到生产队买粮。绝大多数知青的家长都必须在经济、物资上给子女以支持，增加了家庭的负担。有些知青由于繁重的劳动、艰苦的生活条件，患上各种病症，给后来的生活、就业带来困难。加之文化生活贫乏、缺乏组织管理，遇到一系列困难往往难以解决。

(学生时代任毅)

劳动繁重、生活困难、精神空虚和对前途的渺茫, 是当年知青的普遍状况。从南京等大城市来的知青离家乡更远，生活反差更大，困难更多一些。在这种情况下，一首《知青之歌》【注2】在南京知青中悄悄传唱：“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的修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 在百花凋零，万马齐喑的年代，这首《知青之歌》竟以不可思议的速度得到迅速的传播，甚至莫斯科广播电台也播放了这首歌曲。1969年9月，它被定为反动歌曲。 1970年2月，张春桥指示：迅速查清此人，予以逮捕。其作者任毅被捕，后判刑10年。1979年2月，任毅被平反出狱。

(今日任毅)

1972年，福建莆田的知青家长李庆霖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儿子李良模当知识青年“口粮不够吃，日常生活需用的购物、看病没钱支付”等问题，受到毛泽东重视。当时遍布全国农村的知识青年日渐成为社会一个越来越不稳定的因素。毛泽东亲自给李庆霖回信:“寄上300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这成为中央高层调整知识青年政策、补助生活困难、改善供应，对迫害知青的地方干部严厉整肃的一个契机。1973年6月至8月召开的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交流、总结了几年来的情况，对知识青年下乡、管理、返城等政策作出若干调整。1974年起泰县实行“厂社挂钩”，派干部下乡带队，分系统建立知青点。省革会决定对1972年前下乡的知青按每人安排200元房屋维修费、100元生活补助费, 由公社集中掌握使用。同时制定一系列政策，解决知青看病、生活等方面的实际困难，保障知青的合法权益。对侵犯知青合法权益，特别是对女知青性侵犯的，给以严厉打击。泰县上山下乡办公室某工作人员触犯了这条“高压线”，原己判有期徒刑，后改判死刑，并召开万人大会，公开宣判执行。洪林公社某大队发生了知青和大队支书女儿双双自杀死亡事件, 公社党委副书记被逮捕。上述这些措施, 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知青生活的困难, 改善了知青的生活环境。

(李庆霖和知青在一起)

知识青年在农村，也能发挥自身的文化优势，公社、大队的宣传队，“批林批孔”大批判，他们成为主力军。由于农村农技、农机、合作医疗事业发展的需要，一些人担任了农技员、农机工、赤脚医生等。有少数人担任了生产队的干部。1968年以后农村推进“教育革命”，教师大量短缺。一些知识青年担任了民办教师、代课教师。当年农村社队工业发展较快，部分知识青年进入社队企业务工，他们中不少人思维活、信息广、关系多，在发展社队工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到1974年初，全县7000多名知青中，有25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600多人加入了共青团，1600多人分别担任学习辅导员、农技员、会计、农机工、赤脚医生、民办教师等工作。担任民办教师、代课教师的，在“文革”以后大多数人转为公办教师并调回城区任教，成为国家全额拨款的事业人员。

与城里学生下乡的同时，还有一批原来户口在农村的学生回乡劳动，这部分人称为“回乡知青”，城里下来的学生则被称为“插队知青”。公社、大队安排知青担任上述工作时，回乡知青更具有优势。不过从总体上看插队知青发展潜力更大一些。

知识青年在农村，经受了沉重的体力劳动和艰苦生活的磨炼，大多数人砥砺了意志，健全了体魄，这对他们今后的成长有积极和深远的影响。正如一个知青所说：“经过了上山下乡，今后人生道路上再大的苦也能吃，再重的担子也能挑。”他们在生产实践中增长了才干，为农村建设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很多农村的干部和群众对他们在生活和生产劳动中也给予关心和帮助。大批知识青年下乡后，家长时常下乡去看望，生产队的干部和社员进城上街后也有了一个落脚的地方,这从客观上也加强了城乡的联系和交流。知青家长利用各种关系，帮助生产队购买电动机、水泵、“小老虎”（脱粒机）、砖瓦、煤炭、化肥、农药等，也帮助知青所在的生产队解决了一些困难。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管理机构，军管会期间是根据省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精神建立的上山下乡办公室，并在有关镇和公社建立相应机构，主要处理文革前上山下乡中的问题。1968年大批知青下乡后，县革会成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负责下乡知青工作。各有关公社也都建立相应机构或安排专人负责上山下乡工作。

1974年1月3日至7日，县革委会召开上山下乡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代表大会。参加这次会议的代表共882人，其中知青代表597人，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代表222人，下放居民代表27人，知青家长代表36人。会议学习了外地的先进经验，并组织知青、家长、公社、大队和生产队进行了经验交流。

知识青年们渴望从农村返回城镇，他们的家庭期待自己的子女回到身边。1970年起，随着经济建设的需要，县里一些工厂扩大生产规模，同时新建了少数工厂，如泰县纱厂（位于溱潼镇）等。11月，少数知青招工回到了城镇，知识青年由此开始了艰难的回城之路。

1972年后，高校开始恢复招生，少数知识青年被推荐成为工农兵学员，到大学和中师、中专学习。他们成为知青中的幸运儿。

此外，通过征兵、病退等途径，也有部分知青离开农村。至1977年，全县通过招工、征兵、招生和病困退等渠道已有2706名下乡知青离开农村。

工厂开始招工，大学开始招生后，一些家长四处找关系, 争取子女早日回城，某些主持其事的干部则依仗权力进行勒索。“走后门”一词，就是在那个时期出现并流传至今的。

文革结束后，出现了以在云南西双版纳插队的上海知青为代表的拖家带口大规模回城的风潮。面对当时国内严峻的经济形势和就业安置的难度,中央高层对如何处理上山下乡运动中的问题颇费思量。 几经反复,党中央于1978年12月12日以74号文件批转《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纪要》，指出“随着现代化建设的逐步实现，随着劳动结构的逐步改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人数将逐步减少，以至不搞成现在这样的上山下乡”。文件对现行政策作了调整。根据中央和省委文件，泰县的上山下乡运动至此结束。同时，知识青年返城安置工作全面展开。

1978年至1980年，全面落实知青统筹安置回迁工作。除巳在农村结婚，自愿留在农村的以外，均实行统筹安置回城工作；按知青家长所属单位和系统落实；插队时间照算工龄；已婚知青的子女也可随父母一起回城落户。泰县先后安置7590人（含外省市已婚下乡知青）。其中招工1830人，招生234人，入伍195人，退休顶替192人，病退1839人，困退2972人，征地安排175人，民师转正138人，其他11人，保养4人。随迁女知青子女2521人。

广大知识青年在一生中的黄金时期下乡插队劳动，失去了接受学校教育的机会，造成一代人的知识贫乏，国家在人才结构上出现严重断层，这对国家和个人都是重大损失。有些知青在下乡繁重劳动之余，坚持自学大学课程和其他文化科学知识。1978年恢复高考后，一些人搭上了这趟“末班车”，考入大学学习。由于年龄偏大，他们中很多人上了师范学院、医学院,毕业后大多分配回泰县工作，成为我县教育、卫生系统的骨干，有的还担任了县文教局、学校和卫生局、医院的领导。一批知青通过自学考试,读电大、夜大等途径，获得大学学历。

姜堰中学老三届毕业生中，一些人后来在高等学校工作；少数人在北京、上海等地国家机关工作；一些人从事工程技术工作和社会科学工作；不少人从事教育工作和医疗卫生工作；还有部分人成为国家公务员。

返城知青中绝大多数人都是普通劳动者。他们回城后己成为大男大女，匆匆结婚生子。到企业改制时，他们又面临“退休嫌早,上岗嫌老”的尴尬境遇，有的人只得选择了内退。

老三届知青中也有一些人在改革开放后选择了自主创业。由于经验、精力、资金、思维方式等方面的局限，大多规模不大。

对于当年的知青，后人有诸多不同的评价：有人说知青是“狼孩儿”的，显然说错了；有人夸知青是“了不起的一代”的，显然过奖了；有人断言知青是“垮掉的一代”的，太欠公道。也许，从整体上看，只有“被耽误了的一代”，才是客观的评说。

当年的知青, 在回顾这一段磋跎岁月时, 也不乏有怨天尤人的倾诉或自恋式的炫耀。历史不因今天而改变, 但对历史的评价和认识却因人而异。上山下乡的这一段经历, 己经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这对于我们在以后的生活中克服各种挫折和磨难, 在五光十色、快速变化的社会里保持一份定力, 都是有益的, 我们应该把这段经历当成自己和家庭的财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实现了由“以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移。经济建设快速发展，我国年GDP总量己居全球第二，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大批农村劳动力由第一产业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国家实施“城镇化”战略，城镇人口数量己超过农村人口。“上山下乡”、“插队”、“知识青年”等词被尘封，一个新的名词在媒体上频频出现，这就是：“农民工”。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场运动：上山下乡运动！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个名词：插队！！

历史将永远记住他们：知识青年们！！！

【注1】

1955年4月，团中央代表团访苏时了解到，苏联在1954年大规模垦荒运动中，以城市青年为垦荒主体，两年里一共动员了27万城市青年移民垦荒。此举既解决了粮食短缺，又解决了城市青年就业问题。代表团回国后，向党中央汇报了苏联的做法，认为“从城市中动员年轻力壮、有文化的青年去参加垦荒工作是有好处的，也是今后解决城市中不能升学和无职业青年就业问题的一个办法”。在困难局面下，在“一切学习苏联老大哥”的年代，这个意见得到毛泽东的首肯。自1955年8月起，北京、上海、河北、山东、浙江、江苏、四川、广州等地一些青年到农村和边疆，从而奏响了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序曲。

【注2】

《知青之歌》有不同的版本, 下面的是其中一首。

我的家乡  （南京知识青年之歌）

        南京五中知青集体词曲

      （缓慢、抒情、思念家乡的）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

啊……

长虹般的大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金色的学生时代已载入青春的史册，一去不复返

啊……

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多么漫长，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沉重的修地球是光荣而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

啊……

用我们的双手绣红地球，赤遍宇宙，憧憬的明天相信吧，一定会到来；

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扬子江畔是可爱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

啊……

长虹般的人桥直插云霄，横跨长江，威武的钟山虎踞在我的家乡

 

后记

我是姜堰中学老三届中的67届高中毕业生, 也是上山下乡亲历者,当年插队在兴太公社甸南大队4小队。

我看过不少不同时期的史料, 有的是亲历者从自身所处角度的回忆, 十分珍贵。对这类史料, 要放到那个时代的大背景下阅读。也有些所谓史料, 是作者从档案中找点资料, 然后加上自己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加以发挥而成。这种“史料”, 往往会误导读者。

上山下乡,作为泰县历史中一个重大事件, 在当事人大多健在时, 由亲历者来回忆和撰写这段历史, 是一份历史的责任。正是基于这份责任, 我撰写了这篇文章。文中引用的全国背景资料, 源自中共党史及从网络查询。一些本县的数字资料, 查阅自区档案馆。与同期其他方面资料相比, 这些资料应可信度较高。在写作过程中, 我时刻提醒自己, 要站在历史的角度, 客观、公正地记述这段历史。

2018年11月6日, 是我们插队50周年纪念日。当天我在网上发表了本文, 受到广泛关注。也有不少当年的知青, 提供了一些资料和修改意见。在此基础上我作了修改。

由于本人水平有限, 本文还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恳请大家提出宝贵意见。让我们共同为泰县上山下乡运动留下一份全面、客观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