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3>文字:郭利萍 郑雪薇</h3><h3>编辑:郑雪薇</h3><h3>图片来源:郭利萍 郑雪薇 金华知青</h3><h3> 总群及网络</h3><h3><br></h3><h3><b><font color="#010101"> 郭利萍简介</font></b></h3> <h3>9月21日金华知青纪念上山下乡50周年文艺演出后,梅玲陪同另一位青友向我走来,这位青友对我说:咱们以前一定见过面或者是校友!你在台上跳舞时我就对梅玲说。我问:你是哪个学校的?叫什么名字?当她报出“郭利萍”时我马上说:“我们高中是同学,我是一班,你是三班”(我是前一、二天在知青活动群微信中看到她和同学封占勇的对话,并提到他们的班长许兵在群里,知道她是从北京来参加活动的)。于是我们两个同学加青友就现场来了张合影。</h3><h3>事后得知她是知青回忆录的执行主编之一。</h3> <h3> 活动现场与同学合影</h3><h3> (从左到右 封占勇 许兵 郭利萍)</h3> <h3></h3><h3> 与金一中同班四年的女同学合影 </h3><h3><br></h3><h3>接受采访郭利萍的任务时她已回北京,我们是通过微信进行交流,下面是我们的对话。</h3> <h3>郑雪薇:老同学,这次你特地从北京赶来参加金华的知青活动,并且热情地参与编辑《那些年,我们正年轻》这本书,金华的许多知青作者都很感动呢。我想知道你当时对金华的知青活动是怎么想的?</h3><h3>郭利萍:你我同是知青,知青的那一段历史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共同记忆,它既是我们成长中的一个很重要的阶段,那也是共和国的历史,不是我们想记起就记起,想忘掉就能忘掉的历史。尽管在我们工作期间无暇回顾与品味那段历史,尽管近些年对这一话题也存在着不同的声音,但我觉得经历过知青生活的人都有责任告诉后人那一段真实的历史。在退休前我就想:等退休了就有时间做一下“知青”这个选题了。但有人劝我先不要做,因为这个话题太敏感。后来得知金华要搞这样一个活动,便没有多想就答应参加了。</h3> <h3> 郭利萍为青友在回忆录上签名</h3><h3><br></h3><h3>郑雪薇:《那些年,我们正年轻》中也有一篇你写的文章,这篇文章写得很不错,以致编辑组长虞争鸣面对这一万多字的长文都舍不得删减。能说说你在写这篇文章时的想法和故事吗?<br></h3><h3>郭利萍:今年四月下旬,活动组织者叶锦先生告诉我这次活动前要出个集子,希望我这个知青也能写一下自己的故事。我答应了,但四五月份我正在广东、浙江一带讲学,故这个稿子到了原计划稿件截止日还未写完,征得叶锦先生同意后大约晚交了一周左右。这篇稿子写得较长的另一原因是我想在写出自己真实故事的同时还想把当年知道的一些背景和国家政策揉进故事之中供后人阅读研究。比如:当年多子女家庭的“下放”政策;当时知青“下放”目的地选择政策;下乡知青的安置费和生活费发放标准;知青“下放”后的出路问题;那个时段国家政治、经济和自然事件在农村的体现;农村基层组织、社员对国家政令的执行情况及对知青的态度等。我这么做的目的是想让不了解这段历史的人,或只了解北大荒、云南、内蒙知青的人提供另一群体(有组织地分散下乡的知青,这个群体占下乡知青总数的绝大多数)的情况,为他们全面、客观地认识知青、了解和理解知青提供可能。</h3> <h3>当年的知青生活很艰苦,挨过那些年的乡间日子很难,但奇怪的是,在静下来搜寻那些日子时,那些苦和难竟然随着岁月流逝了,而浮现出来的竟然都是一些铭记于心的感动场景与人物,于是在我的文章中借助于笔端记录下的苦和难也是伴随着感动才留下,其余的就不见了踪影……现在如果再来看一下那篇文章,在文字上还是有很多可以删减的地方的,至于老虞说“下不了手删减”那是他的客气话。我最近就把那篇文章的主要内容压缩了一多半,只剩下了六千多字,发给了《金华文艺》。</h3> <h3>郑雪薇:作为这本回忆录编辑组重要成员,有一部分知青文稿是你做的责任编辑,你在编辑这些文稿时遇到了哪些问题,最后你是怎么处理的?</h3><h3>郭利萍:六月初的一天,接到编辑组负责人虞争鸣电话,说是有几篇知青文稿希望由我来编辑一下,我答应了。由于我人没在金华,随即编辑组的周复明同志便向我要了邮箱地址,第一批的六篇文稿是老周通过邮件发给我的(其中包括我自己的一篇),这便是我参加这次知青活动的第一阶段工作——做几篇文稿的责任编辑。我在做这个阶段工作时还是有些纠结的。我是编辑出身,以前编辑的都是国家级公开出版物的文稿,这次组委会发给我的文稿显然与达到公开发表水平距离很大。经与编辑组负责人虞争鸣联系,商量了一个大致对策:尽量保持原汁原味,对文稿主要作文字和语段上的编辑加工。这些稿子的最大特点是有生活,但各文稿间质量差异很大,有的文稿写得不错的,如廖永革、周伟良的;但有的文稿内容逻辑性差,内容重复现象严重,以及地方土语多的情形还是让我费了些劲儿。有的稿需要反复与作者电话联系、核实。文稿中的方言涉及金华、杭州以及东北方言,“红脚梗”“汤布”“麻伯”“ 嫲蝗”“嗄些”“晚米”“哭着猫”“大毡疙瘩”“抿挡裤”“手闷子”“踩格子”“薅谷子”“刨茬子”“垅台”“大搧刀”等好歹我还能猜个八九不离十,但其中一篇上的农活“哞直茌”,任我怎么猜都猜不出是什么,联系作者他只会说土语,至于翻译成现代汉语写出来难度很大,后来只好根据作者提供的意思作了处理。再比如,有些事件发生的年代久远,有的事作者当时就没在意,事后就更说不清了。我这个人有个毛病,就是文章中只要有疑问,就一定要去核实核准。比如,有一篇文稿中同时出现了作者为县里的“积代会”和“双代会”做会务工作的叙述,这两处带引号的词是会议简称,但我还是坚持要核准两个简称的意思,结果与作者联系后作者也有些懵,她只记得当时就是这么叫的,没注意是什么会议,后来经再三回忆才知前面那个“积代会”就是后面“双代会”(民兵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和民兵党员积极分子代表大会)中的一个,于是就去掉了 “积代会”与“双代会”并列出现的语句。类似这样需要核实的地方还有很多。由于文稿内容重复的现象非常普遍,修改时的难度还是很大的。其中有一篇1.5万字左右的文稿,最后在保留了原稿基本内容的基础上将文稿字数压缩到了8000字左右,像这样的文稿当然就不是简单的文字或语句删除就能实现的,许多时候需要对语言文字进行重新组合。</h3> <h3>郑雪薇:作为《那些年,我们正年轻》这本书的执行主编之一,你在处理整本书文稿方面有什么感受?或者还有什么要告诉大家的?</h3><h3>郭利萍:我是这本书的“执行主编”是看到印出来的书后才知道的。做这项工作我是没有准备的。编辑部负责人虞争鸣在我完成第一阶段几篇稿件的责任编辑工作后曾说过一句:恐怕这些稿子最后要由你来统一下。接着我们就没有再联系了。我人在北京,做第一阶段编辑工作时,稿件是由周复明同志从网上传过来的,后来老周也回温州了。七月下旬,其时北京正遭遇空前炎热的气候,有朋友建议去太行山中度假,我正在查出行路线、准备购票前往时,突然接到叶锦电话,称他已把整个文集的稿子发到了我邮箱,希望由我来做这个文集最后的统审工作。因事先答应叶锦帮忙做一些工作的,所以就没了推辞的理由。</h3><h3>说是“统审”,其实我的工作重点不在“审”,而在“查”和“补”,就是在做查漏补缺和书稿在印制前的完善工作。我得把一摞尚未达到可排印的文稿变成可交给排印单位直接排印的书稿。“查漏补缺”的工作太烦太细,在此我就不一一说了。在“统”和“审”的最后我将一些无法纳入“漏”与“缺”范围的意见用书面形式写给了主编叶锦,希望由叶锦同志来统筹解决。其中有两条很重要:一是希望对有的游离于“上山下乡”主题的个别文稿予以撤换;二是我提供了一个作品样式模板(包括文章、作者简介、作者像片),希望在出版前能补进作者简介和作者像片。这样通过简介不但可以清晰地知晓作者当年下放到哪里,还能知道他们后来的发展。知青的后续发展方面的内容虽然并不发生在农村,但与其在农村的锻炼还是有一定的因果关系的。我的第一个意见得到了主编和作者的响应与配合,在出版时那篇本来游离于“上山下乡”主题的文稿,最后被作者的另一新稿替换得非常完美,而我的第二个意见则由于时间太紧而最终没有达成意愿,有些遗憾了。活动后与虞争鸣聊到这一点时,他也认为知青们回城后取得的成绩与上山下乡这段经历是有联系的。那些受本次集子主题限制而被删掉的后续成长经历,如果有个作者简介介绍一下会更好。</h3> <h3>郑雪薇:老同学,关于这次活动以及文集你还有其他想说的吗?</h3><h3>郭利萍:对“知青”以及“上山下乡”的主题活动现在社会很敏感,目前有人一提“知青”,一提“上山下乡”就紧张。我的一些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的大学同学就曾很直接地说过:“为什么现在还有那么多的知青怀念那一段文革的灾难历史?”其实,他们错了!我们不是在怀念和纪念“文革”,我们也不是在呼唤灾难,我们怀念的是我们的“曾经”,纪念的是我们逝去的“青春年华”!尽管那是些饥肠辘辘、充满苦难和眼泪的岁月,但那毕竟是我们每一个知青人生中一段相当重要的历史阶段,我们的付出、我们的承担、我们无怨无悔的前行难道在后人眼里就是那么不堪?那么没有价值?不!我们有我们的读解、我们有我们的担当!我们现在的责任就是向后人说出那些我们曾经的真实历史,让后人去评说与研究。每个人都有过青春年华,不同的是我们的青春年华是与共和国的那一段独特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及“上山下乡”运动联系在了一起,这不是我们个人的意愿,这是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而在这段历史中我们这一代忍辱负重地扮演了殉道者的角色,而在接下来的社会变革中我们回城后又接二连三地接受了下岗等的磨难,所幸的是我们依然在与命运抗衡、没有在艰难生活中趴下!我写文章和参与编辑文集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想让知青之外的人误解我们这群知青,误解当年那些善待过知青的人们。现在有不少人一提起知青,就把我们混同于“偷鸡摸狗”之辈;一提当年的村干部,就把他们等同于“色狼”。虽然我不想否认有这样的知青和村干部存在,但我仍想告诉他们:那不是全部!虽然知青也会有各种不太崇高的理想和做法,但绝大多数还是很努力很纯粹的;虽然村干部和农民心里会有各种小算盘,但绝大多数人还是善良、本份的,我从心里感激他们。这次活动的文集——《那些年,我们正年轻》是以会议资料而不是以正式出版物形式面世的,我深知其中的原因所在,这是个遗憾。但愿有一天这个文集的文稿以及还有更多的知青文稿能够以国家正式出版物的形式出版。</h3><h3><br></h3> <h3></h3><h3>郭利萍与吉林知青王哲平在活动现场的合影。</h3><h3><br></h3><h3>郑雪薇:谢谢老同学!希望我们还有更多的机会可以相聚、有更多的机会可以交流,还望你能常回家转转。郭利萍:谢谢!</h3><h3><br></h3><h3>访谈(二)完</h3><h3>访谈(三)待续</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