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的12个得意学生，人生道路各不同

陈志会

　　人生道路不取决于老师，主要取决于自己的世界观，自己的价值追求。

个人能力再大，理想信仰价值追求违背人民利益，将一事无成，遗留骂名。个人的理想信仰价值追求顺应人民利益，人生必定辉煌灿烂，名垂青史。

投奔黄埔军校的热血青年，他们各自的人生道路不同，创造的业绩也天壤之别。有的逆历史潮流而动，遭人民唾弃，比鸿毛还轻。有的明大义，顺应历史潮流，选择共产主义，浓墨重彩书写历史。

诸葛亮名言: 智能之士，思得明君。黄埔军校内有两大主义争锋。面对封官许愿等名利诱惑，有人不分善恶美丑，迎合投靠，甘做走狗奴才，憋屈一生。许多共产主义信仰者，不为高官厚禄所动，唯志同道合者为伍，为理想鞠躬尽瘁，永载史册。

大学者郭松民曾说： 这些年来，关于黄埔生救了井冈山，黄埔生完成了抗日大业之类似是而非的说法越来越多了，其深层次的原因，是一些党史、军史专家试图在毛泽东军事思想和建军路线之外，为中国革命的辉煌胜利寻找新的解释和新的立足点，以期重建关于中国革命的历史叙述。此后的影视作品，许多都是从不同角度重申这一历史叙述，包括2017年为建军九十周年献礼的《建军大业》。

　 黄埔军校学生都有一个千载难逢的在历史舞台上扮演英雄的机会。

　　虽然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但能不能真正成为英雄，还要看在今后的革命实践能不能经得起考验，能不能不断学习提高，能不能做出正确的选择。

　正如我在《黄埔生，跟着毛主席就是开国元勋，跟着蒋介石就只能进战犯管理所》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大浪淘沙，大部分的黄埔生，因为追随蒋介石而被历史淘汰了，他们或者被击毙，如张灵甫(黄埔四期)、邱清泉(黄埔二期)，或者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如杜聿明(黄埔一期)、李仙洲(黄埔一期)、宋希濂(黄埔一期)，等等。

　 实际上，在国民党政权被推翻前，“黄埔神话”就已经破产了。在淮海战役中，黄百韬被我军击毙，他并非黄埔系将领，蒋介石却在他的葬礼上冒了一句“黄埔精神不死！”这很快就成了国军内部的一个笑话，被解读成“黄埔学生不死（或被俘，或逃跑），死的都不是黄埔学生”。

　 国共分裂后，跟着共产党走上革命道路的黄埔生，显然有着更为光明的前景，但也有许多人被历史淘汰了。

　在毛主席秋收起义后带上井冈山的部队中，有不少黄埔生(并不是像某位将军学者说的那样，待朱德带领的南昌起义部队上井冈山后才有了黄埔生)，在三湾改编时，参加前委扩大会议的人员中，就有三位毕业于黄埔军校。

　他们分别是——师长余洒度，黄埔二期，在军校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北伐时随“铁军”叶挺独立团打到武昌，后任国民政府警卫团的营长、团长，秋收起义后担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在现代中国历史上，不可能有任何军人可以获得像他这样好的机会了，但他不能理解毛委员的建军思想，更不能理解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对革命军遇到的暂时挫折悲观失望，三湾改编后仅十几天，他就找借口逃离部队，以后又脱党，重新投靠蒋介石。1934年，竟因为贩毒和触怒了蒋介石的侄子蒋孝先而被处决。

苏先俊，黄埔三期，北伐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秋收起义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团长。三湾改编后，他害怕井冈山的艰苦生活，与余洒度同时脱离部队，1928年1月被捕叛变，出卖湖南省委领导人郭亮，导致郭亮被捕牺牲。1930年7月，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攻占长沙，苏先俊被抓获处决。

　陈浩，黄埔一期，在校期间入了党，三湾改编后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团长，成为毛委员当时最为倚重的军事人才。但陈浩却完全经不起考验。1927年11月18日，陈浩率部攻占了茶陵县城。进城后，陈浩及其手下副团长徐恕(黄埔三期)、参谋长韩昌剑(黄埔一期)、一营营长黄子吉(黄埔四期)等人，迷恋起吃喝玩乐的生活，陈浩还嫖上了一个妓女。受到毛委员严厉批评后，陈浩不思悔改，反而要率部叛变，被毛委员抓获，陈、徐、韩、黄四位“黄埔精英”均在公审后被判处死刑。

　　历史无情却有情。三湾改编时没有资格参加前委扩大会，也非黄埔军校毕业，只能会议进行时担任外围警戒的罗荣桓，却成了新中国的开国元帅。

黄埔生也好，非黄埔生也罢，做出了正确选择，则能够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以及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做出自己的贡献，做出了错误选择，则必然会被历史所淘汰。

　 蒋公的十二门徒之陈赓：最头疼的学生

陈赓（1903—1961），原名陈庶康，1903年2月27日生于湖南湘乡县龙洞乡泉湖村。

1909-1911年就读于本村私塾，1912年进入谭家祠堂私塾就读。1915年进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1年。

1916年，陈赓投笔从军，编进湘军鲁涤平部第6团2营当兵。1916-1920年，参加讨伐吴佩孚，驱逐张敬尧、赵恒惕，“护法”之役，湘鄂之役等战役。

1921年，陈赓从岳阳脱离军队到长沙，一边在粤汉铁路湘局作办事员，一边进入补习学校和业余中学继续学习。在长沙参加“青年救国会”等群众团体，积极从事反帝爱国活动。

1922年，进入毛泽东同志开办的自修大学，拋弃旧观念，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找到了正确道路，献身革命，1922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后经武汉沿长江到上海，在上海大学旁听。

1923年2月，参加湖南“二七”罢工和示威。1923年6月1日，任“湖南外交后援会”执行委员，参加反日斗争负伤。

1923年底，广州陆军讲武学校在长沙招

生。陈赓被共产党组织看中，推荐他去报名考试。

考试时，陈赓与宋希濂(lián)并排而坐，两人很快就攀谈起来。1924年6月16曰黄埔军校成立，讲武学校全部并入黄埔军校，陈赓与宋希濂皆被录取。陈编入黄埔第三队，宋编入第一队。陈赓担任队长，是军校里的活跃分子。当时有一句顺口溜：“蒋先云的笔，贺衷寒的嘴，灵不过陈赓的腿”。三人并称黄埔三杰，让蒋介石很自豪，他们大搞派系斗争也让校长很头痛。

蒋先云、陈赓率领左派学生组成了“青年军人联合会”，贺衷寒等组织了“孙文主义学会”，两派针锋相对。据陈赓回忆，那时他们一见面就互骂反动派，动手也是常事。有一次蒋介石请黄埔学生吃饭，两派学生在宴席上用餐具就打起来了。

陈赓的腿之所以闻名黄埔，是说他机灵敏捷，侦察、攻城都能建功。蒋介石见陈赓作战勇敢，命令他率领连队到总指挥部担任警卫任务。惠州攻克后，东征军分头前进，蒋介石总指挥部所在的第三师遭遇陈炯明部队主力包围，全线崩溃，眼看总指挥部就要被攻陷，蒋介石身陷绝境，陈赓连忙夺下枪，背起蒋介石冒着枪弹就往河边跑，掩护蒋介石过河到了安全地带。陈赓又徒步160里送求援信。为免路上被人怀疑，他赤手空拳，只拿了一根木拐杖，穿着草鞋不眠不休赶路，翻越一座山峰，终于在第二天下午将信送到第一师周恩来手中，解了蒋介石之围。据说在延安整风期间，康生说，要不是陈赓救蒋介石，哪用打这么多仗。陈赓反驳道：“那时他死了不就成了革命烈士，跟廖仲恺一样了”？

这次“挺身护主”，陈赓在蒋介石心中的分量大增。陈赓被调到蒋介石身边担任侍从参谋，可任意出入蒋介石住所，一时成为蒋身边顶尖红人。

1926年3月20曰蒋介石幕后策划的“中山舰事件”，国共破裂日渐公开化。数月后，蒋介石在大会上宣布，本校学生凡是跨党的，必须声明愿脱离哪一党。陈赓身为蒋介石的得意门生，选择颇受瞩目，不少人来劝他脱共，陈赓毫不犹豫地公开了自己的共产党员身份，退出了国民党。

1927年2月，陈赓回国后到南昌的北伐军总部面见蒋介石。蒋大谈北伐军大好形势，表示希望陈赓留在自己身边不要到处跑了，陈赓说，他还要办一些私事。蒋介石没有勉强，发给他一笔钱和一个绸子封面的“特别通行证”。持此路牌，可以随时来见蒋。陈赓永远没有使用这张通行证。不久，发生“四一二”反共政变，陈赓联络组织了“黄埔军校同学讨蒋委员会”，发表讨蒋宣言，与蒋介石割袍断义。

1926年9月，陈赓被党中央派往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和群众武装暴动经验。

1927年2月，陈赓从苏联回到上海。

1927年3月，陈赓前往武汉，在北伐军第2方面军任特务营营长。

1927年4月，陈赓出席在武汉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5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7年7月15日，武汉的国民党叛变革命后，陈赓被迫将特务营交出。

1927年8月1日，陈赓参加南昌起义。在贺龙同志的第2军第3师第6团第1营任营长。在会昌战斗中左腿负伤。

1927年10月起义军撤离潮汕后，经香港转往上海，进牛惠霖骨科医院治疗腿伤。

1928年，陈赓加入中共中央特科，潜伏在上海、天津，成为白色恐怖中的谍战骨干。

1933年3月，陈赓被叛徒出卖被捕。蒋介石特意发来电文，不对陈赓用刑，要给予适当优待，以便他悔过自新，将来给予重用。黄埔同学一波接一波来劝降，都穿着笔挺鲜亮的军装，暗示陈赓“弃暗投明”前途无量。威逼利诱一个多月，陈赓也没有低头之意。蒋介石只好亲自出山，陈赓依然不买账。

如今骑虎难下，杀之不舍，亦不能向社会舆论交待；不杀释放，既不甘心，也太丢面子。又将陈赓软禁在南京近两个月后，陈赓终于发现破绽，与地下党组取得联系，陈赓被同志“营救”成功救出。

1933年5月从南京逃出，被派往中央红色区域，任红军第1步兵学校校长。

1934年10月随中央红军长征，任红军干部团团长。

1935年12月，陈赓任红军第一师师长。

1937年9月4日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陈赓任八路军第129师第386旅旅长。

1937年10月16日率部进抵山西省平定以东地区，执行侧击西犯娘子关日军的任务。

1937年10月22日率部夜袭井陉、旧关间的长生口，一战而解旧关之危。

1937年10月26日，陈赓率部在娘子关以南七亘村设伏，歼灭日军2师团辎重部队，毙伤日军300余人，缴获骡马300余匹和大批军用物资。

1937年10月28日，陈赓率部再次设伏七亘村，歼灭日军百余人，缴获骡马数十匹。

1937年11月2日，陈赓率部在昔阳县黄崖底设伏，歼灭日军109师团135联队300余人。

1937年12月22日至26日，陈赓率部协同385旅粉碎敌人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的6路围攻。

1938年2月22日，陈赓率部设伏于长生口附近，击毙日军130余人，俘井陉警备队长荒村丰谷少佐等5人，击毁汽车5辆，缴获迫击炮3门，步枪50余支。

1938年3月，敌人出动兵力3万以上，对晋东南进行9路围攻。陈赓率386旅协同兄弟部队，从3月16日起，1个月间进行3次歼灭战：神头伏击战歼日军1500余人，缴获长短枪300余支、骡马600余匹；响堂铺伏击战毙伤日军森木少佐以下400余人，烧毁汽车180辆；长乐村追击战歼日军2200余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攻。

1938年5月，敌人在道清线放毒瓦斯，陈赓在火线中中毒。

1939年2月10日，陈赓率部设伏冀南威县香城固，全歼日军第十师团第40联队的1个加强中队，击毙大队长以下200余人，生俘8人。

1940年1月19日，陈赓奉命率386旅主力及18集团军总部特务团进入太岳区，同薄一波同志率领的决死一纵队会师，统一指挥该区八路军、决死队，迎击蒋阎军的进攻。

1940年5月，成立大岳军区，陈赓任军区司令员。

1940年5月5日率太岳军区部队协同太行军区部队发起白晋战役，至1940年5月8日胜利结束，共歼日军350余人，彻底破坏铁路百余里，毁大小桥梁50余座。

1940年7月9日，陈赓奉令率部反击阎锡山军陈长捷部向太岳区安泽县晋家山的进犯，歼其2400余人。

1940年8月至9月上旬，陈赓率领太岳军区部队破击正太铁路西段、横扫寿阳至榆次之间100多里的铁路沿线，予敌以沉重打击。9月2日又率部在昔阳县卷峪沟地区，与由榆社、太谷等地出犯日军激战；9月6日在和顺县双峰歼日军1个大队。

1940年9月30日，陈赓率部协同385旅在榆社红崖头、关家垴地区将由武乡东援之敌600余人包围。激战2日，歼敌300余人。

1940年10月30日，陈赓率部协同兄弟部队在武乡关家垴将日军岗崎大队500余人包围。歼敌400余人。在战斗中，772团第1连多次出击与敌进行反复肉搏，最后伤亡仅剩3人，仍坚持战斗。总攻时，所属部队协同友邻向关家垴阵地之敌连续攻击18次，与敌反复肉搏多次，表现了前赴后继、英勇顽强的战斗气概。

1941年8月，奉集总命令，以386旅、决

死一纵队、212旅及决死二、三纵队一部组成太岳纵队，陈赓任纵队司令员兼军区司令员。

1941年8月6日，陈赓奉命组成太岳南进支队，开辟岳南抗日根据地。

1941年9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后，设立太岳行政公署。

1941年10月3日日伪军3万余人，对太岳北部进行“铁壁合围”大扫荡。根据军区指示，陈赓率领太岳军民以游击战困扰敌人，将主力适时转到外线，乘敌疲惫懈怠，在安泽县疙瘩沟、沁源县将军沟，连续予敌以痛击。

1942年12月，陈赓指挥部队一部配合民兵围困沁源。

1943年9月，陈赓听取围困沁源斗争情况的汇报，并作了坚持围困斗争到底的指示。这次围困直至1945年4月11日，坚持战斗30个月，沁源宣告解放。

1945年4月，陈赓参加党的第7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

1945年9月7日太岳区我军主力组成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纵队，陈赓任纵队司令员。

1945年9月10日至1945年10月12日，陈赓率部参加上党战役。太岳纵队共歼敌14000余人，活捉阎锡山军第19军军长史泽波，炮兵司令胡三余等将官多人。

1946年7月胡宗南部大举进犯晋南，陈赓率部于13日至16日在闻喜、夏县地区歼敌第311旅，给敌第167旅以歼灭性打击。

1946年8月9日至9月1日，陈赓斩断同蒲中段，歼敌第319师、第619师等部12000余人，解放5座县城。

1946年11月至次年1月，陈赓率部策应保卫延安，配合晋绥部队进军吕梁地区。11月24日至1月3日发起晋西南战役，解放城镇30余处，歼敌万余人；1月17日至29日发起汾孝战役，又歼敌16000余人。

1947年4月4日至5月12日，陈赓指挥第4纵队与太岳军区部队发起晋南反攻作战，歼敌18000余人，攻克县城22座。

1947年10月下旬，陈赓部歼敌3万余人，解放县城15座。

1948年8月23日南征，陈赓兵团共作战245次，歼敌11万余人，解放城市511座，解放人口近千万，建立了豫陕鄂解放区。

1949年10月26日，陈赓指挥所部在阳江、阳春地区歼灭广州逃敌4万多名。

1949年11月至12月，陈赓率部陈兵雷州半岛，截断敌人逃往海南岛退路；参加粤桂边大围歼战，协同第四野战军全歼敌华中长官公署直属队和三个兵团部，12个军，25个整师及另外两个兵团部、十个师的大部，共计16万7千9百余人，第4兵团在此战役中歼敌7万余人。

1950年2月22日西南军区成立，陈赓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

1950年3月，陈赓任昆明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云南省主席。

1955年9月27日授予陈赓大将军衔。同时授予1级八一勋章、1级独立自由勋章、1级解放勋章。

1961年3月16日上午8时45分在上海病逝。

　 蒋公的十二门徒之蒋先云——最抢手的学生

蒋先云，字湘耘，别名巫山，出生于1902年8月17日，湖南省新田县大坪塘乡大坪塘村人。 父亲蒋继堃是清末秀才，为人忠厚正直；母亲肖玉秀，人称“大脚婆”，朴实勤劳，性情开朗；蒋先云兄弟姐妹8人，先云排行最小，5个哥哥，两个姐姐；大哥蒋先烈，跟随孙中山革命，参加同盟会，1913年，在湖北进行反对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的革命活动，就义于武昌。

蒋先云早年入保合小学读书，1917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五四”期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任湘南学生联合会第一届总干事，与夏明翰、黄静源共同领导组织湘南25个县学生罢课运动。在校期间组织革命团体“心社”，创办《嶷麓警钟》月刊，传播新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是湘南革命组织之开端。蒋先云成长为湘南学生 运动领袖，深得毛泽东赏识；1921年10月，经毛泽东介绍并经中共湘区委员会审查，与夏明翰、贺恕、蒋啸青、黄静源、屈子健一同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受中共湘区委派至江西安源路矿，与李立三、刘少奇于1922年9月14日共同组织、领导17000余人参加的安源路矿大罢工，取得完全胜利，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党支部书记兼文书股长。

后受组织委派，到湖南水口山于1922年12月5日组织领导3000余人参加的水口山矿工人大罢工，亦取得完全胜利（任俱乐部主任与党支部书记），邓中夏评价“其雄壮不亚于安源”，蒋先云成长为工人运动领袖。

1924年由毛泽东介绍，在1200余名来自全国各地的有志优秀青年中，以第一名成绩考入黄埔军校（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一期，与陈赓、贺衷寒共称“黄埔三杰”。1924年3月19日，蒋先云从上海回到长沙，与李祗欣（湖南省醴陵县人，李立三同志的胞妹，中共党员）喜结良缘。蒋先云在黄埔军校期间任中共黄埔特别支部第一任书记，在校期间，在廖仲恺、周恩来的帮助下，创建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任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主席，在《中国军人》上发表革命军事文章8篇，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多篇反帝与宣传革命、反对独裁文章，成为黄埔军校最有影响力和威望的学生，影响了一大批青年军人（包括开国元帅徐向前、红军高级将领左权），很多有志青年军人把“青年军人联合会”作为他们革命精神的寄托，会员由开始的2000多人迅速发展到20000多人，活动范围由黄埔军校延展到在广东的军队和滇、桂、湘所设的军校，进而遍及全国，成为一代青年军人中大部分走革命道路的导航站。蒋先云深得时任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党代表廖仲恺、中共广东军委负责人兼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赏识，是蒋介石最得意之学生，被誉为“黄埔奇才”，

蒋先云是黄埔同学中提拔擢(zhuó)升最快的一员。他一生充满传奇色彩，周恩来称赞他“是个将才”。蒋介石对他极为青睐(lài)，多次夸他为奇才，他是第一个被蒋介石提名留校的毕业生。在人才济济的黄埔军校中他领尽风骚，被誉为“黄埔第一人”。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蒋介石为了反共大计不计前嫌，多次向他示好、拉拢。蒋先云鄙视那些投机钻营的势利小人，他胸怀天下，坚定地选择共产主义，对蒋介石的所谓器重，不为所动。

在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中，不论入学考试还是毕业考试，蒋先云都高居第一。他不仅成绩好，而且演讲能力超群，举凡听过他演讲的人，无不称赞他是一位天生的革命宣传家。蒋介石曾在一篇演说中公开赞扬蒋先云“是我们黄埔军校最好的革命军人!如果我们军校的同学个个都是蒋先云，革命一定可以成功”！蒋介石还声言将来革命成功他解甲归田后，黄埔军校这些龙虎之士只有蒋先云才能指挥。

1924年11月，蒋先云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成为第一个被蒋介石提名留校的学生，被分配到由周恩来任主任的政治部担任秘书。蒋先云绝不是只会纸上谈兵，在战场上，他是蛟龙下海屡立奇功。

1925年10月，国民革命军举行第二次东征，蒋介石亲任东征军总指挥兼第一军军长，蒋先云任东征军第三师第七团党代表。惠州城久攻不下，蒋先云自告奋勇组织以“青军会”会员为骨干的敢死队，冒着枪林弹雨，用云梯组织强行登城。蒋先云带领敢死队身先士卒冲在前面，与顽敌展开肉搏战。战斗中，蒋先云身上多处受伤，血流不止，他仍坚持指挥战斗，首先攻进惠州城。惠州一战，蒋介石亲眼目睹蒋先云奋勇当先、出生入死地指挥部队浴血杀敌。战斗结束后，蒋介石抚摸着蒋先云伤痕累累的身体，感慨地说：“昔日赵子龙，一身都是胆;今日蒋先云，满身都是伤”！希望成为自己的人。

1926年7月，北伐军攻打军阀孙传芳巢穴南昌城，经历了艰难的“三进两出”恶战。蒋介石亲临南昌前线督战，战场形势没搞清，被孙传芳突然包围战地指挥部，蒋介石陷入重围处在非常危急中。在蒋身边任侍从秘书的蒋先云临危不惧，沉着指挥部队孤军拒敌，同时指挥警卫团掩护总司令安全脱险。蒋先云因此在这次战斗中赢得“火线救主”的美名。总司令与秘书在炮火中安危与共、生死相依的同袍之义，也在北伐军中传为美谈。这样一位有勇有谋的奇才，蒋介石极为欣赏，更是他笼络的对象。蒋先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有坚定的革命立场，他认为共产主义信仰者，献身革命，不应有个人私利，不追求个人名誉和地位，面对蒋校长许诺的高官厚禄不为所动，令蒋介石非常失望。早在1925年，蒋先云就在黄埔军校领导“青年军人联合会”，与国民党右派进行坚决斗争。1926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后，蒋先云愤而退出国民党，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他与蒋介石恩断义绝，第一个站出来反蒋，喊出：昨日校长，今日校贼。蒋先云在武汉成立讨蒋委员会并亲任主席，揭露蒋介石是“封建势力的领袖，他的革命是假革命，真反革命”，“蒋贼不除，世无宁日”。会后，蒋先云发动组织武汉30万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

为拉拢蒋先云，蒋介石不计前嫌，还多次派人向其许以高官厚禄，蒋先云都不为所动。蒋先云北伐“火线救主”的履历，成为共产党内一些搞小圈子的人攻击他的材料，派专人反复审查，使他陷入痛苦的境地，张国涛说：如果蒋先云不投靠蒋介石，我不姓张。蒋先云选择以死明志来证明自己的清白。1927年5月7日，国民革命军正式出征。蒋先云奔赴河南前线，在战斗中，率领一营、三营冲在最前面。他骑着白马带头冲锋，吸引敌军炮火射向自己。第一次，他腿部受伤不下火线; 第二次，炮火伤其马，人马倒地; 第三次，胸部受伤，流血不止，倒地再难爬起，还大声呼喊追敌。此役中蒋先云“三仆三起”，终至伤重殉职，年仅25岁。

　 蒋公的十二门徒之林彪：最闹心的学生

林彪（1907年12月5日—1971年9月13日）原名林祚大，字阳春，号毓蓉；曾用名育容、育荣、尤勇、李进。

1907年12月5日，林彪生于湖北黄冈林家大湾。9岁入私塾，13岁起就读于林育南、恽代英等在黄冈八斗湾创办的浚新学校。15岁转入武昌共进中学，并于1923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曾被共青团武昌地委指定为共进中学团支部书记。

1925年“五卅”反帝运动中，林彪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发起成立“共进图书社”，组织同学阅读进步书刊，并在陈潭秋等指导下创办“共进月刊”。后被湖北学生联合会推选为出席在上海举行的全国学联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同

年秋于共进中学毕业后返回林家大湾，父母要他就近谋一个教师职业，以便关照家庭生活。他说服父母，决心弃教从戎。 恰在此时，中共中央委员会发布第六十二号通告，要求各地迅速选派党、团员前往广州报考黄埔军校。经当地中共组织批准南下广州，考怀揣着林育南写给黄埔教官肖楚女、恽代英的介绍信，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编在步兵科第2团第2营第3连，改名为林彪。

林彪在黄埔军校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并任3连中共支部书记。

林彪身体瘦弱难以成为军校的好学生，体

能训练对他来说就很要命。黄埔军校每天天亮，全体学生都要列队跑步绕岛一周，大约十五公里路。有一次教育长邓演达到校视察，学员们奋力表现，跑得比平时更快些，结果一个学生扑通倒地，扶起来一问他叫林彪。他报告说跑得太快吃不消了，邓演达叫他改为快步走，不要硬撑。

也许是身体不好造成了林彪性格内向和淡漠，他对校内剑拔弩张的左右斗争并不积极，不像陈赓等学生干部，早早在政治上表现突出，获得国共领导共同瞩目。聂荣臻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秘书，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认识林彪最早是在大革命时期的黄埔军校。他是第四期学生，学习上比较平庸，政治上也不活跃”。如此平淡无奇的中等生，蒋校长自然不会关心，甚至可能对林彪这个名字根本就没印象。

1926年10月毕业后，林彪由广州北上武汉，被分派到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任见习排长、排长，随部参加北伐战争中讨伐孙传芳的战斗。

1927年4月，林彪随第25师73团（由叶挺独立团改编）参加武汉国民政府举行的第二次北伐，历经上蔡、临颍等战役战斗。

1927年7月，林彪随部移驻九江。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共政变。中共中央授权周恩来组织前敌委员会，全权指挥南昌起义。林彪所在的第二十五师驻扎在马回岭，是预定参加南昌起义的主力之一。

1927年8月1曰凌晨，周思来、贺龙、叶

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起义军2万余人发动南昌起义。1日下午，聂荣臻、周士弟率领第二十五师的大部分官兵从马回岭乘火车开进南昌，并在南昌重新整编，由周士弟担任师长，林彪仍任七连连长。

南昌起义队伍在南下途中失败，队伍多被打散。1928年1月，林彪跟随朱德参加了湘南武装起义，改任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师1营2连连长。4月起义部队面临强敌决定上井冈山，与毛泽东的秋收起义部队汇合。1928年5月4日，两军会师大会和红四军成立大会在砻市举行。会上宣布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王尔琢任参谋长，下设第十、十一、十二师。21岁的林彪任第十师第二十八团一营营长，何长工任该营党代表。井冈山会师后，革命武装力量更加 壮大

了。蒋介石调集湘、赣两省军队多次“进剿”井冈山，少的时候有八九个团，最多时达18个团。在井冈山的反“围剿”斗争中，林彪初任工农红军第四军的营长、团长，因指挥作战有方，特别是在毛泽东亲自指挥的三打永新和龙源口激战中，林彪机智灵活、善用疑兵的战术风格赢得了毛泽东的赏识，提升很快。

1929年1月，林彪随朱德、毛泽东挺进赣南、闽西，3月任红4军第1纵队纵队长。

1930年6月，林彪任红1军团第4军军长，时年23岁。

1932年3月，林彪任红1军团总指挥（后称军团长），率部参加了文家市、长沙、吉安、赣州、漳州、南雄水口、乐安宜黄、金溪资溪等重要战役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曾多次指挥所部担任战役战斗的主攻任务，成为红一方面军能征善战的高级指挥员之一。

1933年2月，蒋介石注意到在江西红军反围剿战中，林彪指挥黄陂、草台岗战役，歼灭他中央军三个师，俘获二万五千余人，令蒋目瞪口呆。那一年林彪才26岁。蒋介石深感耻辱，他在给围缫红军的中路军总指挥陈诚的信中说：“此次挫败，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疼”，他称林彪是“战争的魔鬼”，悬赏十万元缉拿其首级。

1935年9月，红一方面军改称陕甘支队，任支队副司令员兼第1纵队司令员。红军到达陕北后，陕甘支队恢复第一方面军番号，重任红1军团军团长，并当选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6年6月被任命为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校长，后兼任政治委员。1937年1月，“红大”从保安（今志丹）迁至延安并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后，继续任校长兼政治委员，并兼任抗大第一分校校长和政治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下辖3个师，林彪被任命为八路军第115师师长和该师军政委员会书记，是3位师长中最年轻的，并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军委前方分会委员。

1937年9月25日，林彪与聂荣臻指挥所部设伏平型关，一举歼灭日军精锐第5师团21旅团一部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各种枪1000余支（挺）、军马50余匹及其他大批军用物资，取得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出击作战的首次大捷，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同时使他成为名噪一时的抗日名将。10月17日，他以《平型关战斗的经验》为题在《解放》周刊发表文章，总结出12条与日军作战的经验。平型关战斗后，率第343旅由五台地区南下，于11月初在广阳设伏，再歼日军近千人，缴获骡马700余匹以及大批军需物资。林彪作为平型大捷的指挥官，在党内影响更大，在全国也成了知名人物。

1938年2月，林彪在山西被友军阎锡山的哨兵开枪误伤脊椎骨，留下终生未愈的植物神经紊乱症。延安医院条件较差，中共中央决定送林彪到苏联养病。1941年10月，林彪自苏联归来，途经西安，蒋介石安排胡宗南亲自接待，还派了戴笠赴西安专门负责林彪的安全。据说，蒋介石暗示戴笠此次接待要争取把林彪招入国军阵营。戴笠似乎没有准确传达委员长的意思，此事并无下文。

1942年8月，蒋介石提出要在西安会见中共毛泽东主席。周恩来行事谨慎，建议让林彪代表毛泽东出席谈判。据侍从副官居亦侨回忆，抵达西安后，林彪跟随周恩来来到蒋介石客厅门口，见到蒋介石立正敬了个军说：“报告校长，学生林彪到”！蒋介石回了军礼，拉着林彪的手让他坐。蒋介石和周恩来落座后，林彪仍然很拘谨地站在周恩来身旁，蒋介石再次让座，他说“谢谢校长”，这才坐下。

1945年9月下旬，接到中央电令，奉命兼程转赴东北，10月底抵达沈阳。历任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中共中央东北局书记，并兼任东北军政大学校长等职。

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不顾全国人民反对，向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发起全面进攻。久病复出的林彪，与国军在东北打响。“战争魔鬼”归来，不再对当年的蒋校长那么毕恭毕敬，又一次证实这个中等生不可小看。1947年，林彪先后发动夏季、秋季、冬季攻势，歼灭蒋介石的中央军30余万人。在东北战场上，他打败了国军主力名将熊式辉、陈诚、范汉杰、廖耀湘等，整个国军无人是这个中等生的敌手，蒋校长深感无地自容。

1948年11月，林彪率大军入关，与罗荣桓、聂荣臻(zhēn)等指挥平津战役，最终以伤亡三万九千人的代价，获取了消灭和改编国军五十二万人的重大胜利。至此，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使国民党军队驻华北地区的主力基本丧尽。

在辽沈决战前的军政会议上，蒋介石对部下慨叹：“我要表扬他（林彪），他是黄埔最优秀的将军，因为他把他的学长和教官都打败了！我这个校长失职啊，在黄埔对他关心不够，使他投奔了共产党！我对在座诸位很关心，但是却让我非常失望，我很痛心！”蒋介石质问杜聿明：“为什么林彪能打游击，就地筹粮筹饷，而你就不行？你们都是黄埔生，可你是一期的，他只是四期的，为什么一期的打不过四期的”？无奈的蒋校长至今还是不明白:他这个集团只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利益，违背人民利益，遭全国人民反对，哪是代表人民利益的共产党的对手，岂有不败之理。

　 蒋公的十二门徒之陈诚——最信任的学生

陈诚（1898年1月4日—1965年3月5日），字辞修，号石叟。出生于浙江省青田县，先后入高市小学、丽水浙江省立第十一中学和浙江省立第十一师范学校读书，1917年毕业。

后北上谋职途径杭州投靠时任国会议员杜志远（同乡），由他代金北京。

1919年，陈诚借了一张处州中学的毕业文凭，冒名顶替报考保定陆军军官学校。但因考试成绩差，身材矮小，不能录取。后经杜志远向陆军部军学司司长、主试官魏宗翰疏通，以备取生名义进了保定军校第八期炮科。直皖战争爆发后，军校停办。他南下广州，在新建粤军第一师第三团服务，并于1920年加入了中国国民党。不久，保定军校复课，仍回校继续学业。1922年保定军官学校毕业后，被分配至浙江第2师第6团任少尉排长。

1923年3月，陈诚随邓演达去广东参加革命，在邓任团长的建国粤军第1师第3团任上尉副官，旋调上尉连长，负责警卫大元帅府。5月陈诚随孙中山出征西江沈鸿英叛军。在作战中胸部负伤，幸为邓演达亲自率部抢救而脱险。他在肇庆医院养伤、治疗期间，适逢大元帅行营参谋长蒋介石来院慰问伤员。这是陈诚与蒋介石匆匆而过的第一次接触。

1924年1月，陈诚任炮兵连连长。9月，参加第二次东征，炮轰惠州城，立了战功，升任炮二营少校营长。6月16日，黄埔军校正式建立。陈诚被该校教练部副主任邓演达、学生队副总队长援引，于9月调到学校任上尉特别官佐（候差军官），担任教育副官之职。第二年，学校设炮兵科，因陈诚系保定军校炮科出身，就改任炮兵科教官，兼炮兵队区队长。

蒋介石有一句口头禅 “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中正是他自己，这个辞修，就是陈诚。这句话足见蒋介石对陈诚的信任和倚重。陈诚崛起于黄埔，30多年跟随蒋介石出生入死，无怨无悔，他对蒋介石忠心耿耿，成为蒋介石最重要最可靠的亲信。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的岁月里，他也是少有的，能获得蒋介石信任的人之一。

当年陈诚报考保定军校时，因为个子偏矮，差一点被拒之门外。到黄埔军校后，很想表现自己，他决心干出一番事业来。一个偶然的机会改变了陈诚的命运。一天晚上，蒋介石查哨，看见一房间里有微弱灯光，以为是学生兵不遵守作息时间睡觉，非常生气，立即开门，看见一人正点着蜡烛，借助微弱的烛光看书。蒋介石以为是小说，拿起来一看，原来是《三民主义》，立即转怒为喜。再细看此人，虽然其貌不扬，但眉宇之中透出一种灵气。就问：“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此人一看是蒋校长，随即立正回答：“我是学生陈诚，浙江人”。蒋介石听后连问：“孙总理倡导的三民主义是什么”？“你记得本校开学时总理对本校师生的训词吗”？陈诚逐一背诵。蒋介石听了连连点头，连连拍他肩：“好的!好的!蒋介石说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你努力吧”！次日清晨，早操完毕，蒋介石宣布：提升陈诚为少校炮兵队长，以资鼓励。

1925年元旦，黄埔军校成立炮兵营。陈诚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一连连长。2月，参加第一次东征，讨伐陈炯明。棉湖之战中，陈诚三炮定江山，一举奠定了他日后擢升和发展的基石。棉湖战役是蒋介石一生中最值得夸耀的三大战役之一。此战不仅影响到蒋介石第一次出征之战的胜败; 还直接关系到他能否得到执掌国民党最高军事指挥权的问题。此战以黄埔军校教导第一团为主力，当时教导1团只有1000人，敌军比他多至10倍，战斗从拂晓进行到下午4时，全团官兵伤亡近三分之一，教导1团还能否承受这巨大压力？蒋介石心急如焚。在这关键时刻，右臂已经受伤的陈诚，一咬牙走上炮台，将炮口瞄向敌方指挥所，连发三炮，炮弹发发都在敌方大本营中开花。敌军被炮火轰散，四处奔逃。棉湖战役终于取稈胜利。

陈诚凭借黄埔军校的师生关系，在国民党军内组建了一个“土木系”(因其起家部队是国民党军的第十一师和第十八军，该部因“土”拆开为“十一”、“木”拆开为“十八”，故而得名)。该部在抗战中多次与日军交战，使“土木系”部队的名号更加响亮。抗战结束后，在国军内视为五大主力之一。“土木系”先后产生了四个一级上将、三个参谋总长、两任海军总司令、一个空军总司令、一个联勤总司令、二十多位军长以及数以百计的师长、团长。蒋介石总是在关键时刻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陈诚。是什么原因使他受到蒋介石的如此信任?据说蒋介石提拔军官时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一是重用黄埔系出身的军人，因为蒋是靠黄埔系起家的; 第二就是重用同乡; 第三是重用对蒋介石个人最忠诚的人。同时兼备这三个条件的，唯有陈诚。陈诚和蒋介石还有另外一层更重要的特殊关系。1931年1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亲自做媒，把蒋介石的干女儿、宋美龄留美时的同学谭祥，介绍给了陈诚。陈谭结合，使陈蒋之间不仅有同乡、黄埔的关系，又多了一层翁婿关系。

陈诚死后，蒋介石曾题写挽联：

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此国殇，果有数耶。

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忍夺我元辅，岂无天乎。

由此可见，国民党内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们没有真正的主义理想信仰。所谓精诚团结，靠的是高官厚禄、金钱美女、裙带关系。国民党内必然腐败，离心离德，脱离人民。追随蒋介石腐朽集团的人，本领再大也会一事无成，只是多了一个徇葬品而已。

　 蒋公的十二门徒之戴笠——最实用的学生

戴笠（1897年5月28日——1946年3月17日），别名戴春风、戴雨农，生于浙江省衢
州府江山县保安乡。

1926年，入学黄埔军校第六期，改名戴笠。

1928年，戴笠开始为蒋介石进行情报活动。

1930年，戴笠成立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建立十人团深得蒋介石宠信。

戴笠是中国近代史上最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老板”、 “中国情报之王”、“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的希姆莱”、“蒋介石的佩剑”这些林林总总的绰号，虽有夸张吹捧之嫌，但从另一面讲，也能多少描画出这人的真实面貌，也能反映这个神秘人物的某些方面。在蒋介石的众多黄埔门徒中，戴笠正如他的名字“戴雨帽”所象征的那样，甘为一介仆人，为蒋搜寻了大量情报，立下了汗马功劳，可谓蒋介石最“实用”的学生。

戴笠在黄埔军校第六期学习期间，当时由蒋介石策划的中山舰反共事件，引发国共两党激烈斗争，正在黄埔军枚内发酵，戴笠在双方争论中扮演“沉默的小伙伴”，他暗地里时时关注着双方的言行，密秘搜集每个同学的材料，展现了他作为一个特工的天赋。他搜集的情报很快被派上了用场，在“四一二”反共政变后的“清党”过程中，他先后数次向主持政治部、执行“清党”任务的胡靖安密报，揭发20 余名共产党员学生。在“沉默”的同时，戴笠又显示了他善于交际的一面。半个多月时间里，从官到兵都已经熟悉。他不吸烟，随身却带着火柴、纸烟之类; 他能喝酒，也常请人喝，兰花豆、花生米、西瓜子等随身带。他结交朋友，能因人而异，北方人爱喝烈酒，广东人爱抽强盗牌香烟，他针对各人特点结交，颇得众人好感。

不久，戴笠在采买礼品和伙食上中饱私囊被发现，还未毕业便逃离黄埔，去投奔在蒋身边从事情报工作的胡靖安。他谎称在清党中告发同学，现在有人借机报复，请求保护。胡靖安收留了他。这样，戴笠获得了接近蒋介石的机会。

1927年7月，蒋介石成立密查组，戴笠是成员之一。在密查组里，戴笠很快显示出特殊才能。戴笠当时的身份难以直接见蒋介石，他又不甘心假别人之手转递情报。为此，他常常守候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或中央军校官邸门口，当蒋介石的汽车到达门口时，戴笠先远远立正，敬一个军礼，然后快步上前，双手把材料毕恭毕敬地递上去。开始蒋对戴的情报并不重视，往往粗略地看一遍，就丢在一边。久而久之，蒋介石觉得戴笠这种长期坚持精神着实可嘉。并且发现他的情报大都出于他自己的第一手资料，也就逐渐重视起来，开始注意戴笠的情报才能。

1936年的西安事变，展示了戴笠对蒋介石的绝对忠诚。事变前，戴笠一再向蒋汇报“西北军心不稳”，蒋依然前往。蒋介石被扣押后，蒋的许多亲信都躲起来了，戴笠却冒死陪同宋美龄赴西安救蒋。

1939年，戴笠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训练团警卫组组长时，蒋介石才发现戴笠还没有从黄埔军校毕业，于是亲自写条子追认戴笠的黄埔军校第六期正式毕业生资格。

戴笠对蒋介石心理和性格的研究，可谓是精细入微，煞费苦心。蒋介石发号施令，一概用“手令”，对特务工作历来讳莫如深，很少下达“手令”，特别是涉及暗杀、离间这些事情，小心谨慎，不留半点蛛丝马迹，以免授人以柄。基于此，凡是涉及政治上的敏感话题，戴笠坚持向蒋介石做口头汇报。对蒋介石的某些指令，他也只用脑记，从不笔录。回到军统局本部传达时，戴笠一般只讲“奉谕”，究竟奉谁之“谕”，不做任何解释。对于戴笠的这一套办法，蒋介石也暗暗赞赏。

戴笠对蒋介石的称呼上也煞费苦心，给同行讲话的时候，称其为老头子;对黄埔军人称校长;在纪念大会的大型典礼上，尊称蒋介石为领袖;在自己下属面前称蒋介石为校座或委座，表示对蒋介石的尊敬和二人之间的关系。

蒋介石性格暴烈粗野，对下属动辄训斥，甚至动手打人。但蒋介石也有一个原则，不是亲信心腹不打，挨打的人必有重用。蒋介石打戴笠时，经常是痛骂之后罚跪，罚跪时再拳脚相加，毫无顾忌，由此可见，蒋介石对戴笠的信任之深。戴笠每次挨打时，就像亲儿子一样，毫无怨言，奴性十足，还反以为荣。

戴笠非常符合蒋介石的用人标准——人才加奴才。1946年，因飞机失事，戴笠不幸遇难，蒋闻讯痛惜不已，在悼词中哀叹：“唯君之死不可补偿”。

　 蒋公的十二门徒之胡宗南——最器重的学生

胡宗南，1896年5月12日－1962年2月14日，字寿山，原名胡琴斋，出生在浙江省镇江一个贫寒人家，三岁时随父辈迁居于浙西距孝丰县城西十里的鹤鹿溪。

1904年，胡宗南就读于私塾，自《三字经》学至“四书”、“五经”。

1909年，胡宗南进入孝丰县城高等小学堂读书。

1912年，胡宗南以第二名成绩毕业。

1913年，胡宗南考入湖州公立吴兴中学。读中学时，各科成绩优良，尤以体育、地理两科更为突出。

1915年，胡宗南中学毕业后，先后受聘于孝丰县立小学和私立王氏小学，任国文、历史和地理教员。

1922年到1924年间，胡宗南兼任《孝丰日报》总编辑。后因与同校教员竞争校长职位失败，父亲又硬逼他与不相爱的女子成婚，遂决然离家出走。

1924年，胡宗南前往浙江省湖州参加别动队，与王亚樵结拜为金兰兄弟。别动队解散后，得到在上海做毛竹生意的同学章云家长资助，到广东投考黄埔军校，

胡宗南是黄埔一期的草根学生。他毫无背景，不到五年时间完成了从少尉见习到师长的蜕变。他与陈立夫、戴笠交情匪浅，"中统”、“军统”两边通吃。西安事变后，他几乎第一时间就拎着刀帮戴笠一起去救蒋介石。他是黄埔学生在国民党陆军中的第一个军长、第一个兵团总指挥、第一个集团军总司令、第一个战区司令长官、第一个跨入将军行列、也是唯一一个在离开大陆以前获得第三颗将星的人。蒋校长对这位学生的器重和信任，让许多黄埔同学望尘莫及。

1924年，胡宗南考入黄埔军校第一期。他入学时，因其身高不足1.6米， 体格检查时被淘汰。他急中生智，大叫：“个子矮就不能当兵、不能革命吗?拿破仑个子比我还矮，孙中山先生个子也矮”！这一顿吵闹惊动了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仲恺，在廖的特许下，胡宗南才得以参加考试，并被录取。

1931年1月13日，胡宗南升任第1师中将师长，开始建立自己的军事体系，形成黄埔系“少壮派集团”。胡宗南居蒋介石“十三太保”之首，以黄埔系“太子”自诩。

1935年11月的直罗镇战役后，中央红军正式在陕北落脚。但国民党军对陕甘苏区的军事行动，却一直没有停止。而此后近一年时间，中共中央围绕陕甘苏区的生存发展，进行了多次军事斗争。红军先后发动了东征（1936年2至5月）和西征（1936年5至7月）战役，不仅将进入陕北进剿的晋绥军击退，同时打击了西北军阀的马鸿逵、马鸿宾等部，陕甘宁边界开辟纵横各200余公里的新区，为策应红二、四方面军北上、实现3大主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

为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加强了与东北军、西北军等部的接触、沟通、交流和团结工作，张学良、杨虎城等爱国将领与红军取得共识，与红军达成了一定程度的默契。这为陕甘苏区的发展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打下了非常好的基础。到1936年8月，陕甘苏区总面积超过1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设有30多个县和1个特区。在陕北，红军、东北军和西北军已心照不宣地形成了“三位一体”的局面，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壮大。

在蒋委员长看来，各路红军主力会师，数万“赤匪”俨然在陕北另立了“新中央苏区”。而东北军、西北军等各地方实力派明显“只求自保”，对剿匪“心不在焉”。为了“扭转西北局势”，蒋介石调动260个团，以中央军为主力，兵分4路集中围剿，企图一举解决陕甘苏区。从军事部署角度看，蒋介石对此次围剿可谓精心策划。中央军第37军（毛炳文）、第3军（王均）为两路，由会宁向靖远方向分进合击；以嫡系胡宗南的第1军为主力一路，由静宁向海原方向进击；而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的何柱国部及其骑兵师为一路，则由隆德向黑城镇方向压迫。老蒋以更“可靠”的中央军为作战主体，以东北军为辅助，明显是向张学良、杨虎城等施压，甚至有借机派兵进入西北“监军”的意味。

面对敌军大规模进剿，红军方面也遇到了问题。3大主力会师前，中央提出消灭胡宗南的《静（宁）会（宁）战役计划》；10月11日中央军委发布《十月份作战纲领》，计划实施宁夏战役，意图集中3个方面军主力向北发展，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但由于多种原因，静会、宁夏战役计划相继流产，红军不得不放弃豫旺（现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同心县豫旺镇）以西的大片土地。国民党军则趁势从静宁、会宁追至陕甘苏区的门口，形势十分危急。

红军所在的陕甘宁交界处，是黄土高原最贫瘠的地区，人口稀少，干旱少雨，物产有限。数万红军云集此地，不仅难以补充兵员、筹集物资，且作战空间十分有限。红军刚刚会师，红二、四方面军长途跋涉，红一方面军连续作战，都十分疲惫。一旦反围剿失利，红军甚至会被迫离开陕甘，东渡黄河，再次战略转移。类似情况在长征中就发生过，红二、六军团在贵州毕节本想建立根据地，结果在军事压力下不得不继续转战。因此，毛主席认为：这次反围缫重点打击蒋介石的嫡系中央军胡宗南部。打败胡宗南第1军很关键，红军就会转危为安，确保陕甘苏区的安全。

当时两军态势，胡宗南的第1军已经向豫旺扑来，第37军还在黄河东岸，第3军占领同心县城后行动迟缓，基本上就地观望，东北军不愿意再当蒋介石的炮灰，在张学良授意下驻军庆阳、驿马镇一带“备战”。毛主席判明情况下，很快明确了红军作战目标：对东北军采取统一战线方针，保持对峙，维持默契；对毛炳文、王均部进行牵制，相机实施打击；对前出的主力胡宗南部，则以“逐次转移，诱敌深入”之法，在预定的有利地区集中优势兵力，予以歼灭。从战役策划角度看，红军的部署充分利用了国民党军内部矛盾，先在政治上孤立了蒋介石，在军事上分化敌军的力量，最后得以在装备人员都不占优的情况下，集中兵力消灭突进之敌。歼灭战地点就选在了山城堡。选择山城堡作为伏击阵地，有红军的考虑。该地区是典型的黄土高原，土地荒凉，缺乏水源，即使有一两处水源也多是无法饮用的苦水，不利于大兵团机动，远道而来的中央军在这里很难展开。而且，和豫旺以西的一些新区不同，山城堡附近是陕甘老苏区，群众基础很好，便于红军隐蔽。上述几点，国民党军中不少人也心知肚明。除了和红军在西北交手多年的东北军、西北军外，毛炳文、王均等此前多次参与剿匪的中央军将领，也晓得“红军内线作战”的厉害之处。所以，就不难理解当红军被逼退至陕甘苏区后，这些部队为何迟疑不前了。心高气傲的胡宗南好大喜功，不管不顾地一路杀向苏区。11月17日，第1军兵分3路：左路第1师第1旅由惠安堡向东，中路第1师第2旅则向萌城、甜水堡推进，右路的第78师由西田家原向山城堡前进，第43、97师则在豫旺镇，作为第2梯队。胡宗南此役部署的确差强人意：本来第1军就前出冒进，还将4个师“分进”以试图“合击”红军。对手出昏招，红军前敌总指挥彭德怀自然不会客气。17日当天，红四方面军第4、第31军在萌城、甜水堡以西地区，将第1军第1师第2旅击溃，毙伤600余人，还打下1架飞机。双方主力还没碰，就已卸掉胡宗南一条臂膀。另一条臂膀——中央军78师，正向红军预设阵地山城堡前进。

19日，彭德怀亲自到山城堡部署作战：由陕北红军和游击队统编后的红28军，在北面红井子一带钳制国民党军第1师第1旅；红二方面军第6军团和一方面军81师，在洪德城、环县以西“迟滞”东北军；二方面军主力作为预备队，集结在洪德城以北；红一方面军担任主攻，第1军团在山城堡以南，第15军团和第4、31军在山城堡以北，隐蔽待机。彭德怀的部署主次分明，互有协同，比胡宗南更有章法。而且，同样是指挥数万人作战，红军静悄悄地完成了部署。而胡宗南1个旅被打掉，其余各部居然浑然不觉，仍大张旗鼓往坑里钻，双方官兵的军事素养高下立判。20日，中央军第78师第232旅及1个团，进占山城堡。按照红军的伏击习惯，往往要“让敌人多待一会”，在五里沟口、袁家沟口、直罗镇，莫不如此。这种作战风格，就好比“肉多炖一会儿才烂得快”。果然，第二天，红军开始“吃肉”。21日下午，在山城堡西北的哨马营，红15军团和红1军团第2师突然杀出，激战一天，切断了敌军退路。中央军232旅不得不变换阵地，逐步向有利地形撤退。此时，红1军团主力由南向北，第31军由北向南，第4军由东南而西北，3路红军一齐杀出。21日黄昏，敌232旅步步为营正向山城堡以北山地撤退，红1军团第1、第4师和红31军一部，就从南、东、北3面，直接攻入山城堡。双方激战一夜，到22日上午9时许，被压缩于山城堡西北山谷中的敌第232旅又1个团大部被歼。红军乘胜追击，红28军在红井子附近击溃第1师第1旅。至此，胡宗南第1军的4路出击，已有2路被废，其余各路仓皇西撤。山城堡战役胜利结束。此战扭转了红军的被动局面，增强了内部团结，巩固了根据地，进一步发展了抗日统一战线。

这场战役后不到1个月，西安事变爆发，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和平解决，蒋介石接受中共“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张。山城堡战役，由此成为第2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最后一仗，其不仅标志着蒋介石“围剿”红军的彻底失败，也为第2次国共合作一致对外抗日拉开了序幕。

1942年7月，胡宗南升任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34集团军总司令，掌握第8战区实权，屯兵西北，封锁、侵犯陕甘宁边区，号称“西北王”。胡宗南手握重兵建立了黄埔系内一个颇有实力的小派系——胡宗南系。

蒋对胡宗南的器重旁人也看在眼里，陈立夫曾一度想促成胡宗南和孔家二小姐孔令俊(又名孔令伟)的婚事，以此扎实自己和孔祥熙、胡宗南的关系。这位小姐的父亲是财政部长孔祥熙，干妈是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若能娶到孔二，就相当于和四大家族都扯上了关系。这样的联姻对于已经雄霸一方的“西北王”胡宗南依然有着相当的诱惑。这位孔二小姐可是名动一时的角色，她酷爱女扮男装，抽雪茄、玩手枪、飙车、放浪形骸，撒野成性。更要命的是，孔二的性取向一直不甚明朗。后来竟公然和女人同居，去歌舞厅猎艳。她还学着男人纳妾，以自己的商号招聘职员为名，面试选秀，职位名称是：生活秘书，俨然一副武则天的做派。陈立夫做媒之时，孔二小姐的潜质尚未如此明朗，不然也不会同意相亲。胡宗南知道孔二小姐这种性格，相亲时有意冷淡疏远，最终告吹。

国民党发动内战后，胡宗南率领40万精锐国军，在大西北寻找只2万人的共产党解放军决战。胡宗南带领国军东奔西跑找不到解放军主力。我人民解放军撤出了延安，彭总还到山头望了望。当日中午，敌先头部队进入延安。胡宗南非常得意。敌人在广播上吹嘘说“我军经七昼夜之激战，于3月19日晨占领延安，是役俘敌5万余”。好家伙，牛皮都吹破了！即使我西北野战军全部做了俘虏，也仅是此数的一半。胡宗南连忙向蒋介石报捷，蒋介石也高兴的手舞足蹈，又是给胡宗南发电嘉勉，又是授予胡宗南勋章，并晋升胡宗南为一级上将。接着国民党的国防部组织中外记者到延安参观访问，慌得胡宗南星夜开设“战俘管理处”，从他的部队中抽出人员化装成战俘，用自己的枪支假冒战利品，又在延河两岸建造假坟，以充“阵亡将士”之墓。真是自欺欺人，可笑之极。与解放军周旋了两年多，跑得晕头转向，不知东西南北，除了得到一座空城——延安，几乎一无所获，还遭受几次重大挫折，损兵折将。到了1948年 4月，在历经一系列失败之后，胡宗南不得不放弃延安。到了1949年，胡宗南集团屡屡遭到沉重打击，军队一支支被解放军不断消灭。

1950年3月26日，解放军追到西昌机场，胡宗南将剩余6万部队的指挥权交给参谋长罗列，自己悄悄飞逃台湾。

这种临阵脱逃的事儿若放在旁人，蒋校长必定下令枪决。当年5月台湾的“监察委员”对胡宗南提出弹劾时，蒋介石带头领着一众元老为胡宗南周旋，最终在当年8月落了个“应免议处”的安全着陆。

　 蒋公的十二门徒之张灵甫——最优秀的学生

张灵甫陕西省长安县东大乡东大村人。从小念私塾，写得一手好字。

张灵甫考入黄埔四期时，前两期的学生已经毕业，而且都是半年速成班。相比之下，第四期的课程设置要精心许多。第四期的入伍生教育期限为六个月，升为军官生后再修习一年军事学术。后来由于北伐急缺人手，黄埔四期学生提前毕业，校方将该期的军官教育课程浓缩成了八个月。

1926年2月，入伍生进行升学甄别考试。合格升学的步科学生被分成步兵军官生团(一团)和预备军官生团(二团)。就跟学校的实验班和普通班一个道理。张灵甫被分入二团二连，黄埔四期的另一个校友林彪则被分入二团三连。国共两党的名将都没进实验班，足见黄埔军校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分班重点。当时黄埔军校左右两派斗争激烈水火不容，甚至还在学校成立了小团体。张灵甫没有掺和到这场因信仰不同的激烈辩论中来。

在张灵甫兢兢业业学习的时候，蒋校长也没闲着。他每周总会抽空和一些自己中意的学生一对一谈心，嘘寒问暖。这一招对于急切成名的年轻学生尤其奏效。蒋介石找张灵甫交谈后，张灵甫非常感动，定下决心要一生跟随校长，为校长出生入死。

1933年，年仅30岁的张灵甫就当上了第一师独立旅第1团上校团长。此时，张灵甫所在部队在四川与红四方面军交战。

1936年，张灵甫枪杀了结婚三载的第二任妻子吴海兰。东窗事发后，张灵甫遭到了妇女界的一致讨伐。

抗战爆发，张灵甫被提前释放，他想回第1军。因为他有杀妻恶名，胡宗南极其厌恶他。他又找到王耀武，王让他到自己的74军51师师部，做个高参。上海淞沪会战时，张灵甫在武汉，没有随王耀武参战。

1937年“八一三”淞沪保卫战，有人说张灵甫参加了淞沪会战，实际上张所在的51师确实参加了淞沪会战。后来，51师扩编为2旅4团的甲种师，直到1937年10月才算完成，张灵甫这时才当上305团团长，之前一直在武汉负责部队的编成工作。也就是说在淞沪嘉定作战时，不存在张灵甫这个团。所以张灵甫并没有参与这一开战以来规模前所未有的会战。

淞沪会战失败后，国军向南京撤退，日军也跟随其后向南京发动进攻，张灵甫就在此时开始了他的抗战军事生涯。他在51师担任305团上校团长。这年12月5日，张灵甫率305团投入南京保卫战在淳化镇附近构建新阵地，阻击日军掩护王耀武的51师退入南京，双方展开肉搏战，张灵甫的左臂中弹负伤。因伤势严重，渡江后不久暂别部队回西安养伤。1938年春，张灵甫归队，被提升为153旅副旅长兼第305团团长。

1938年1月下旬徐州会战开始，历时4个多月。张灵甫任153旅305团团长，战斗中前额中弹，昏迷了六小时。

1938年10月8日，武汉会战开始，日军第106师团陷万家岭。经过数日拉锯战，中国军队逐渐缩小了对敌包围圈。张古山的地势，明摆着对在山上凭险据守的日军极为有利。张灵甫派出一支突击队攀藤附葛，从人烟绝迹的崎岖峡谷偷渡，配合正面进攻，夹击日军，夺取了张古山。日军在飞机、重炮掩护下进行反扑，把张古山阵地炸成一片焦土。张灵甫指挥部队白天退却，晚上夺回，反复争夺了五昼夜。他腿部受伤，仍坚持指挥战斗。这时，第4军、32军、66军在左右两翼突破了日军106师团的防线，乘胜追击，收获了九江以南的全部失地，阻滞了日军南进，给予日军人员大量杀伤，史称为“万家岭大捷”、“德安大捷”。

1939年3月17曰南昌会战开始，10天后南昌丢失，守军遭受重大损失。张灵甫右腿多次中弹，蒋介石下令将张灵甫送往香港医治。从此得了个“跛腿将军”的外号。

1940年冬，张灵用升任58师副师长。1941

年3月15日，率部参加上高会战。上高会战中，74军作为决战兵团，负责正面防守，第58师奉74军军长王耀武命令，在高安以西、棠浦以东一带牵制日军。张灵甫协助师长廖龄奇指挥作战。由于日军飞机、大炮多，攻势凶猛，58师官兵伤亡众多。这次战役，58师以二千余人伤亡的代价，协同74军其他部队在上高县、北下陂桥阻击了日军攻势。会战结束后，74军获“飞虎旗”，王耀武、施中诚、张灵甫等受到嘉奖。

1941年9月26日，第二次长沙会战，74军奉命参战，58师师长廖龄奇返乡，由时任58师副师长的张灵甫带队从江西新余出发赶赴战场，张违背常理带兵冒进，白日行军未做伪装，通过浏阳城西蕉溪岭隘路时未侦查地形，遭到日军飞机密集轰炸无法躲避，损失惨重。老蒋生气要杀责任人，张灵甫不汇报是自己指挥的，薛岳公报私仇，结果刚回部队的廖龄奇一进门，就被抓起来冤杀了。本来该死的是丢失阵地的实际指挥官张灵甫。

1944年5月张灵甫升任74军副军长并兼58师师长。第四次长沙会战开始，6月中他率部与日军40师团激战宁乡五昼夜。1944年7月，张率部从湘潭公路青树坪转衡宝公路，参加衡阳外围战斗，主攻鸡窝山日军据点。他令第一七三团担任侧翼掩护，第一七二团在军山炮连和师迫击炮营的配合下，对敌人施行强攻，歼灭敌人，占领了鸡窝山。接着，指挥所部向衡阳进逼。抵达市郊五里牌。这时，守卫衡阳的第十军军长方先觉突然向日寇投降，坚守四十七天的衡阳终于陷落。

1944年10月，张灵甫赴重庆参加军官培训，次年3月进入陆军大学甲级将官班第二期深造，因而错过了抗战的最后一次大型会战雪峰山会战。

有一种说法，张灵甫在抗战中大部分时间都是校官，连将军都不是，自然难以称得上“名将”的称谓。

“抗日名将”这个头衔官方权威标准，是中国民众对那些在抗日战争中奋起反抗日军，并对日军造成一定打击的中国中高级军官的爱称，没有一个明确定义，不同的人心中自然可以有不同的标准。

八年抗战期间，国民政府对抗日有较大战功的将领，会授予青天白日勋章，并提请美国政府授予自由勋章。张灵甫从未获得这两种勋章。有人说他获得美国金质自由勋章，这早已被网友考证是假的。

抗战结束后，国府曾出版《抗战伟人传》，里面包括卫立煌、王耀武、杜聿明、郑洞国、廖耀湘等，没有张灵甫。

张灵甫内战中被击毙，是谣传，其实他是在三万大军还有两万多的时候，主动投降的。只是投降后因为有血债，被一个姓司的排长私下杀了。事后也没承办，给他买个棺材安慰而已。这事儿陈毅军事文选有，粟裕王必成江渭清回忆录里都有，王耀武和吴鸢也都回忆，所谓张灵甫遗书是伪造的。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依仗有美国支持，人多武器精良，焊然发动内战。1947年

，国民党军统帅部在其全面进攻被打破后，被迫改为集中兵力对陕北和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3月下旬，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正式开始。先后调往山东战场的兵力达到24个整编师（军）、60个旅，45万人，并以其精锐主力整编第74师、第5军、整编第11师为骨干，分别编成三个机动兵团，担任主要突击任务。其中第1兵团8个整编师共20万人，由司令官汤恩伯指挥，是进攻的主要集团，该兵团企图首先占领沂水、坦埠一线，尔后与第2、第3兵团通力向北、向东进攻，迫使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或北援黄河。另外，王耀武的第2“绥靖”区5个军部署在胶济铁路（青岛一济南）和津浦铁路（天津一浦口）泰安以北地区，策应3个兵团作战；第3“绥靖’’区2个整编师在峄县、枣庄为2线部队。4月上旬，国民党军以一部兵力打通了津浦铁路徐州至济南段和临沂至兖州的公路。占领解放军让出的鲁南解放区后，三个兵团分别由临沂、泰安、泗水向鲁中山区发起全线进攻，企图寻找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敌军总兵力达13个整编师（军），25万余人，相当集中。为了避免在进攻中被华野分割歼灭，采取了“密集靠拢、加强维系、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方针。

4月初，华东野战军自焦济路南下，隐蔽配置于与国民党军方阵相对应的50公里地带，相距仅10公里左右。4月6日，国民党军派飞机对驻坦埠附近的华东野战军指挥部进行轰炸，19日发起全面进攻。华东野战军展开了顽强的阻击战。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为创造战机，以主力一部于23日起，首克泰安，继西捣宁阳，均因敌未被调动，而未能实现打援目的。乃回师东进拟歼整编74师、胡琏的整编11师，又均因杜聿明第5军等部迅速靠近而未成。

华东野战军在山东的兵力有9个步兵纵队和一个特种兵纵队，约27万余人，与国民党军相比少十几万人，国军还有坦克、飞机助阵，人民解放军居于劣势。在华野处于内线防御，敌军处于外线，并采用大军密集、多路稳进，形成重点进攻的严重形势面前，陈、粟等华野首长决定仍采用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针。鉴于山东战场的新形势，估计有利战机比过去要少得多。因此，必须以机动灵活的运动战去调动、分散敌军，以创造各个歼敌的战机。愚蠢骄横的张灵甫误判形势指挥国军74师孤军冒进，正中陈毅、粟裕布下的口袋阵。陈毅、粟裕敏锐地捕捉到战机，把国军74师牢牢围困在孟良崮狭窄山上。

这个74师是几个月前由国军第七十四军整编改造后组建的，3万多人，张灵甫任职师长。

华东野战军第1、第8纵队以一部兵力在整编第74师正面实施阻击，主力从两翼寻隙向纵深楔进。第1纵队第3师攻占曹庄及其以北高地，逼近蒙阴，构成对外正面阻击李振的整编第65师；纵队主力攻占黄斗顶山、尧山、天马山、界牌等要点，割断了整编第74师与黄百韬整编第25师的联系，并歼灭整编第25师一部，其余大部分缩回桃墟。第8纵队主力攻占桃花山、磊石山、鼻子山等要点，割断了整编第74师与李天霞整编第83师的联系。上天无路，入地无门，绝望的张灵甫连连呼救，请求蒋校长速派援军，空投物资。哀求邻近的李天霞部尽快向孟良崮靠拢，不顾颜面地叫喊: 看在党国面上，拉兄弟一把。可是就在眼前的整编83师李天霞部也帮不上忙，早已经被陈毅、粟裕大军紧紧围住，三天才前进十多里路。死伤惨重，看得见孟良崮，就是到不了孟良崮。其他援军也跟李天霞部一样，有的损失甚至更惨。

5月15日晨，国军整编74师被围困于孟良崮为核心的几个山头上，主要是520、东西540、600、610 高地，及芦山、雕窝等地。13时，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发起总攻，解放军各部队从四面八方多路突击，敌整编第74师竭力顽抗，激战至16日上午，华东野战军攻占雕窝、芦山，整编第74师主阵地全部丢失。解放军部队随即严密搜索，终于将整编第74师及整编第83师1个团余部歼灭。

有人说张灵甫被解放军战士击毙在孟良崮山洞里，也有人说张灵甫投降后因血债重被解放军一司姓排长击毙。哪种说法真实，只有留给历史学家解决。

孟良崮战役是张灵甫升任军长后指挥的规模最大的战役，也是他一生中指挥的最大战役，结局打成这样，国人封给他的名将头衔，真有点搞笑！

国军为什么输得这么快，这么惨？看看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是怎么说的吧。我国台湾作家王鼎钧写的回忆录 《关山夺路》中有一段:

王鼎钧回忆说，自己到了军队当宪兵的第一课就是挨打。国民党军队动不动就打新兵，吃饭吃多了打，站岗放哨打瞌睡也打，紧急集合没穿衣服也打，反正是动不动就挨打。班长一边打，一边骂“打你个老百姓”。王鼎钧说，老百姓怎么成了个骂人的词？这么打出来的兵能对老百姓好吗？

国民党黄维兵团的18军军长杨伯涛在回忆录里说，当时他的部队打得很顽强，是其他的部队崩溃了，导致他的部队也完蛋了。漫山遍野的都是老百姓，在给解放军做饭、抬伤员，解放军和老百姓之间谈笑风生。杨伯涛说，我们打仗哪见过这种场面，我们到哪，老百姓都全逃走了，看到这么多老百姓在支援解放军，杨伯涛才明白了，自己失败的原因不是作战不努力，而是民心向着共产党。

附陈毅元帅诗一首

孟良崮上鬼神号，七十四师无地逃。

信号飞飞星乱眼，照明处处火如潮。

刀丛扑去争山顶，血雨飘来湿战袍。

喜见贼师精锐尽，我军个个是英豪。

　 蒋公的十二门徒之杜聿明——最听话的学生

杜聿明（1904—1981），字光亭，汉族，陕西省米脂县人。祖辈是当地封建地主。父亲杜良奎，是清末举人，在西安长安大学堂执教时，参加了同盟会，曾数度回米脂，鼓动县里的民团赶走了清政府官吏，并参加了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斗争。

杜聿明从小就喜爱玩弄枪支，十二岁时，在表哥李鼎铭办的成家坌小学读书。在学习上得到了这位严师的指点。祖父母及当家的伯父杜良辅相继去世后，杜良奎一直在外教书，素来不问家务，杜聿明只好承担管家的重担。由于聪颖过人，很快掌握了一套经营家务、保全家业的本领。

杜聿明十六岁时， 其父由榆林返家，见其因操家务，学业基本荒废，大为失望，决定将家务交侄儿杜聿成管理，杜聿明随父到当时陕北二十三县里唯一的一所中学榆林中学榆中20级丁班继续读书。

1924年初春，不满20岁的杜聿明来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偶然在《新青年》杂志上看到黄埔军校的招生广告，毅然选择投考黄埔军校。在校期间杜聿明对学习从不马虎，军校设置的步、炮、工兵等军事课程、战术战法和队列操练的演示、模拟等，他都是全身心地投入研习。

杜聿明参加了讨伐平叛广州反动商团的战斗，这是他第一次经历真刀真枪的沙场冲杀。杜聿明之后的军事生涯颇为顺利。历任军校教导团副排长，武汉分校学兵团中尉连长，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中队长，教导第2师营长、团长，第17军第25师旅长、副师长等职。

1939年11月任第5军军长，率部参加桂南会战，指挥桂南昆仑关对日作战，重创号称“钢军”的日军第五师团。

1942年3月，杜聿明被钦点为中国远征军第1路副司令长官兼第5军军长，率部参加滇缅对日作战。远征军入缅作战，遭遇失败。美国人史迪威逃往印度，电令部队全部向温藻撤退进入印度。蒋介石则命令部队向密支那、片马转移撤退回国。两个完全相左的命令，让杜聿明陷入到痛苦的抉择中。远征军出发时，杜聿明就自己“归史迪威将军指挥”这个问题亲自问过蒋介石：“如果史迪威的命令不符合您的决策时，应如何办"？蒋介石说：“你打电报向我请示再说”？杜决心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执行，向国境内撤退，这就是黄埔生。非黄埔生的孙立人则率新38师向西撤退到印度，后编为驻印军。第五军翻越野人山回国时，吃了大亏。进山时，全军的重武器被全部炸掉。不仅如此，野人山人迹罕至、给养困难，在崇山峻岭中，第五军将士遭遇了成群的蚊子和蚂蟥。沿途官兵死亡连连，尸骨暴野，惨绝人寰。杜聿明率第五军残部回国后，一再向蒋介石检讨说：“学生指挥无能，请校长处分”。杜聿明因其听话，蒋介石不仅没有处分，反而擢(zhuó)升杜为第五集团军总司令兼昆明防守总司令。听话就不用担责任，这是蒋介石给杜聿明的“承诺”。

济南战役期间，王耀武面临即将被人民解放军消灭的紧急危难关头，杜建明接到蒋介石从南京打来的电活，毕恭毕敬连连回答:"是！

是! 按校长指示办”。在一旁的参谋官着急地提醒他：“此时援救济南，对王耀武而言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对我部而言则是钻进共军的口袋阵”，又进一步说：“如果前线与南京的电话专线断了，国军才可能打胜仗”。杜聿明严肃而无奈地说：“校长的命令还得听”。杜聿明恐怕要算蒋校长最听话的学生。因为听话，他两次把国军主力带入绝境。

1948年6月，蒋介石任命杜聿明为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二兵团司令官。上任不久，杜聿明奉蒋介石命令指挥第二、第十六、第十三兵团去增援济南。杜聿明明知解放军是“围点打援”，但不敢违抗“校长手谕”。途中，获悉济南沦陷，王耀武被俘，杜聿明才急忙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淮海战役时，黄百韬兵团被歼灭。当时，杜聿明所部几次与解放军交战，均不利，士气低落，已经丧失了与解放军决胜的能力。杜聿明向蒋介石提出“打则不走，走则不打”的作战原则。也就是如果与解放军决战，就在徐州打，如果要放弃徐州，战略撤退，那就赶紧走，不与共军接战。当时，蒋介石满口答应。当杜聿明各兵团按计划向永城方向撤退时，忽然接到蒋介石空投的亲笔信，令杜停止向永城前进，向濉溪口攻击前进，协同蚌埠北进的李延年兵团，去解黄维兵团之围。杜建明知道蒋介石的命令将导致全军覆没，不敢不听校长的话。结果被解放军包围。

当解放军向被围困在陈官庄一带的国民党军发动全面进攻时，杜聿明万念俱灰，沉痛地说：“今天做恐怕晚了，既违命令，又不能全师，有何面目见老头子”！在全军溃败之际，杜聿明给蒋发了最后一个电报，说：“各部队已混乱，无法维持到明天，只有当晚分头突围”。最终，蒋校长这个听话的学生，只好当了共产党的俘虏。

1960年7月，周总理、陈毅宴请来中国访问的英国陆军元帅蒙哥马利，邀请杜聿明作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蒙是非洲战区地中海战场的指挥官，杜是中国战区中缅战场的指挥官，彼此闻名，互相倾慕。席间，英国元帅问他：“你的百万大军到哪里去了。”杜指了指坐在对面的陈毅元帅说：“我都送给他了。”陈毅却摇摇头，笑道：“你没有这样大方，是我们一口一口吃掉的。”

著有：

《淮海战役始末》、《辽沈战役概述》、《中国远征军入缅对日作战述略》等著作。

　 蒋公的十二门徒之郑洞国——最叛逆的学生

郑洞国 ( 1903年1月13日--1991年)，字桂庭。生于湖南省石门县一个农民家庭。家中有祖房10余间，田30亩。父亲郑定琼以种田为业，兼做裁缝。母亲陈英教，生育子女5人，郑洞国排行最末。

郑洞国7岁起在父亲启蒙下读《论语》等书，后进乡间私塾，熟读《四书》、《五经》，1917年又转入全部采用西式教学的石门中学附属小学。这年他已满14岁，因对西学毫无基础，学习一度相当吃力。是年冬，他遵父母之命，与邻乡姑娘覃腊娥成婚，婚后育有一女二子，夫妻感情甚好。1919年郑洞国升入石门中学读书，这时他的家境已大不如前，读书所费皆赖时任石门中学校长的兄长郑潼国供给。虽然生活非常清苦，甚至有时身无换季之衣，但他勤奋努力，学业大进。这年春末，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了，偏僻的石门县城亦为革命风暴所震撼，郑洞国与同学们一起走上街头进行爱国宣传，参与清查、抵制日货的斗争。他痛感国事日非，从此立下从军之志，希望以武力振兴国家。

1921年春，湖南督军赵恒惕兴办湖南陆军讲武堂，澧州镇守使唐荣阳特在石门设考场招收学生，郑洞国欣往应试，旋被录取，赴长沙报到。孰料此时湘鄂两省军阀正在混战，赵恒惕的军队被打败，一时湘局大乱，陆军讲武堂被迫停办，郑洞国扫兴而归，重返石门中学读书。次年，他毕业于石门中学，到磨市乡小学任教。为谋今后生计，他于1923年再度赴长沙考入湖南省商业专门学校。他为人厚道，学习刻苦，成绩优异，深受师长喜爱。

1924年，他顶用别人姓名通过考试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的学生并加入国民党。同年10月，参加平定广州反动商团叛乱的战斗，担任广东军政府警卫。11月，黄埔一期学生提前毕业，他被派任教导一团第二营第四连党代表。

1925年2月，他随校军东征。次年，改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三师第八团第一营营长。 1926年7月，郑洞国随部编入东路军参加北伐。在攻打永定的战斗中，他率一营官兵担任主攻。他灵活指挥，奋勇作战，激战半日在后续部队支援下攻破城池，将孙传芳的福建督办周荫人打得落荒而逃，连周的尚有余温的大衣也被缴获。东路军主力掉头疾进，在梅州地区又围歼了周荫人的另一部主力。郑洞国以一营之众俘获敌人千余，缴获枪枝千余，再立战功。同年11因功升任国民革命军第1军3师8团团长。这时他刚年满24岁。

东路军连克漳州、福州等名城，于次年1月经古田、建瓯、浦城、仙霞岭进入浙江，沿途敌军望风披靡。东路军在杭州稍事休整后，再经泅安、广德、溧阳、句容直逼南京。3月下旬，东路军与北伐军第6军程潜部在南京胜利会师。

北伐军的胜利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3月24日，英国兵舰以保护侨民为借口，猛烈轰击南京下关和栖霞山等地，造成震惊中外的惨案。郑洞国率部驻守栖霞山阵地，曾命所部炮兵向英海军坚决回击。

1927年5月，郑洞国继续随军北伐，后因病调任总指挥部参议。参加龙潭战役后，由于病情转剧，不得不住进苏州更生医院。同年冬，他病愈出院，闻北伐军正与敌人相持于徐州以北地区，遂辗转经蚌埠前往徐海前线，被总指挥部任命为徐州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后调任第9军教导团团长。

1928年“二期北伐”结束后，国民政府召开全国军事编遣会议，第9军教导团被编散，郑洞国重任第2师第5旅第10团（即改编前的第3师第8团）团长。此后，国民党内部各派系军事集团间不断发生混战，郑洞国随中央军先后参加了蒋桂战争、蒋唐战争、讨伐石友三以及1930年的中原大战。中原大战期间，冯玉祥的西北军一次夜袭蒋介石，中央军措手不及，全线溃退，当时已是团长的郑洞国冒死守住阵地立功，不久升为旅长并逐渐获得蒋的信任，随后一路上升。

1931年夏，盘踞在河南新乡一带的军阀石友三再次拥兵叛乱，郑洞国所在的第2师奉命沿平汉路北上，配合张学良的东北军将其全歼于河北定县一带。不久，广东军阀陈济棠又通电反蒋，第2师奉命星夜南下赶至湖南醴陵，准备进攻广东。广东事变和平解决后，郑洞国调任南京警卫第1师第2旅第4团团长。未及两月，又被调回正在鄂豫皖苏区与红四方面军作战的第2师，任独立旅旅长。次年秋，红四方面军向川陕地区转移，第2师奉命赴潼关、洛阳一带休整。这时郑洞国已改任第2师( 师长黄杰）4旅旅长，率部驻于洛阳。

郑洞国参加过长城古北口战役、平汉路保定会、台儿庄大捷、徐州会战、昆仑关战役。1943年春，蒋介石任命郑洞国为中国远征军新1军军长，参加收复缅北要地密支那攻坚战 。1944年9月升任中国远征军驻印度副总指挥，成为国民党的一代抗日名将和蒋最为倚重的将领之一。

1948年3月，郑洞国“临危受命”来到被解放军重重包围下的长春城。此时的长春，四面皆被解放军包围，已成为一座完全意义上的孤城。随着时间的推移，粮荒越来越严重，郑洞国向蒋介石要来的空投物资也根本无济于事。随着战局的发展，蒋介石先后3次下令孤守长春的郑洞国率部突围。 10月10日，蒋介石派

飞机空投给郑洞国等人一封亲笔信。大意是：空中投粮已无法继续，命长春守军立即向东突围，突围之日，派飞机掩护。郑洞国等人认为，官兵久饿，腿脚肿得难以行走，不仅突围突不出去，就是突出去了，也是死路一条。最后，由郑洞国电复蒋介石，陈述不能突围的理由。接着，蒋介石发来第2次电令，再次催促突围。郑洞国再次召集曾泽生等商议后认为强行突围即便有望也势必中途被歼。商议后，郑洞国再将此意电陈蒋介石。10月15月，在人民解放军攻克锦州的当天，蒋介石又拟一份措

辞严厉的手令严令郑洞国执行，否则“如再拖延时日，将受军法制裁”。郑洞国无奈之下决定将长春守军分成左、右两路纵队转移：曾泽生的60军在左，李鸿的新7军在右，各自分路行动。转移还未开始，军部就来电说，曾泽生的60军起义了。郑洞国等人的撤退计划顿时化为泡影。万般无奈之下，他给蒋介石写下一封诀别书之后决定“成仁”，但是左右侍从已将他的枪藏了起来。后经下属劝说和共产党方面的争取，郑洞国也觉得蒋介石集团太腐败，应该顺从人民，毅然决定投诚。极具喜剧意味的国民党那边，因郑洞国在给蒋介石的复电中有“以死报命”的字样，国民党中央社在10月23日报道说：郑洞国已经“壮烈成仁，为国捐躯”。蒋介石号召党政军高级官员学习郑洞国杀身成仁、忠于党国的精神。而此时，郑洞国已经抵达解放区，在哈尔滨正受到热烈欢迎。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他为国防委员会委员，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和家宴招待。郑洞国是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第五、六、七届常委，黄埔同学会副会长；自1979年起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郑洞国曾先后任民革第五、六、七届中央副主席。在担任民革中央领导职务后，他不顾年老多病，不辞辛劳，努力工作，为民革的建设和发展投入了大量心力。他非常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真诚希望海峡两岸能够早日实现和平统一。他多次接待从台湾和海外来的故旧袍泽，耐心地向他们介绍情况，解释政策，并呼吁他们响应祖国的召唤，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历史伟业而共同努力。

　 蒋公的十二门徒之黄维——最教条的学生

黄维(1904年2月28日--1989年），字悟我。出生于江西贵溪盛源乡农家，父早逝。黄维早年毕业于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后因经济拮据他考入鹅湖师范，并以优异成绩毕业回乡任小学教员。

1924年，因在学校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与当地乡绅交恶而被迫弃职离乡。经方志敏安排，找到中共江西地下省委负责人赵醒依，由他做为介绍人进入黄埔军校一期，和陈赓等成为同班同学。毕业后，黄维在讨伐陈炯明的两次东征和与直系军阀孙传芳的战斗中表现出色，所以他也很快得到提拔。

黄维天生就是一个书生而非武将。早年以优异成绩从师范学校毕业后，他回江西老家当了小学教员。黄维本可以在学堂中度过平静文雅的一生，也许是因为书生气太重，没多久他得罪了当地乡绅，不得不辞职离乡。恰逢黄埔军校招生，黄维在师范学校时很敬重的学长方志敏鼓励他一同报考，20岁的黄维就这样投笔从戎。然而方志敏没有到广州参加复试，他只告诉黄维自己另有要事，就匆匆离开。方志敏已是共产党员，受组织委派去江西，不得不对黄维保密，而黄维入黄埔后集体填表加入了国民党，这一别永隔天涯。

黄埔时期的蒋介石城府很深，喜谈忠臣良将等儒家思想。文武兼备，深具传统读书人气质的黄维对他很崇敬。黄维学习认真，做事严谨，两次东征表现出色，在校期间，多次受到蒋介石单独训话。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反共政变国共大分裂，黄维选择追随蒋校长。

1928年秋，蒋介石成立陆军第十一师，钦点黄维任该师团长，同年前往陆军大学学习，后来又派他到德国深造，黄维成为国军队伍中接受过正统军事教育的高级人才之一。

1938年，蒋介石把国军五大主力之一的18军交给黄维，34岁的黄维当上军长，成为陈诚为首的“土木系”重要人物。在赴江西途中，蒋介石召见黄维，把自己一张肖像照片送给他，上面写着“培我将军留念”。黄维字“悟我”，蒋介石不知是笔误还是有意改名，写成培我。黄维理解为这是蒋介石有意栽培他，从此便改字培我。黄维对打仗始终没有多少兴趣，在国军中有“书呆子”的外号。经历了惨烈的抗日战争，黄维一心从事军事教育，在武汉筹备创办新制军官学校，亲任校长。

1948年秋，蒋介石与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决战，成立十二兵团，任命黄维为总司令。黄维百般不情愿，却又不能辜负蒋介石多年知遇之恩，他说打完这一仗还要回去办我的学校，蒋介石答应了他的请求。孰料他很快就在淮海战役中当了俘虏。

淮海战役中，与黄维最后对阵的是他在黄埔的老同学陈赓。陈赓深为了解他的书呆子性格，索性打破兵法规矩，放弃已经占领的阵地，在两翼设伏，黄维果然上当，冲进陈赓的包围圈。被俘时，黄维虽然换了上尉衣服，但口袋里还装着欧米茄表和派克钢笔，一眼被解放军战士看出不是等闲之辈。

在战犯管理所，黄维特立独行，常常高声朗读《正气歌》，抄写《石灰吟》，以文天祥、于谦自比，在学习座谈会上，拒绝按照材料中的写法称呼蒋介石为蒋匪，也不肯直呼其名，始终称之为“蒋总统”、“蒋校长”。在痛斥四大家族腐败的学习会上，很少发言的黄维拍案反击在座的黄埔老同学，说蒋介石生活很俭朴，不沾烟酒。几次公开冲突惹恼了有心革心洗面的战犯。邱行湘当众挖苦黄维，说他为了升官发财，连父亲取的名字都不要了，还谈什么气节?邱行湘指的是黄维接受蒋介石“赐名”的往事。

1959年，邱行湘、杨伯涛等成为首批特赦战犯被释放，据说名单中本来有黄维，因为他改造不力，只好在土木系中另寻地位并不如他的邱、杨代替。漫长的改造生涯中，黄维痴迷于研制“永动机”，尽管很多科研人员告诉他这是违背物理学常识的，他依然以愚公精神看材料、做实验，战犯管理所甚至专门调了四名技术人员和几个理科出身的战犯，和黄维组成科研小组，周恩来特批资金供他研究。这项注定失败的“科研”和黄维晚年患病后开的“小灶”，据说耗费20多万元人民币。

1975年，全国第七次也是最后一次战犯特赦大会在辽宁抚顺战犯管理所举行，黄维终于榜上有名。管理所中多年的特殊优待使他不得不感动，美国记者问他对蒋介石的评价，他说：“这个人是个英雄，但他的那一套过时了，所以失败了”。

1983年，黄维出席第六届全国政协会议，被选为常务委员。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时，他专门撰写回忆文章，表达了对当年同甘共苦，如今还在台湾的老同学的怀念之情。他在给老同事的信中写道：“祈求祖国统一，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如统一早日实现，我当亲赴台湾和你们把酒言欢”。

　 蒋公的十二门徒之邱心泉——最迷信的学生

邱清泉( 1902年1月27日—1949），字雨庵。生于浙江省永嘉县蒲洲乡中埠（现为温州市鹿城区蒲州），原名青钱。

1908年，就读基圣小学。1910年，入县城高等小学就读，以第一名毕业（应为现温州市鹿城区广场路小学）。

1921年，邱清泉以第二名毕业于浙江省

立第十中学（现位于温州市瓯海区的温州中学），毕业后担任家庭教师并准备大学考试。

1922年，考入上海大学社会系，校长为于右任先生。在上海大学期间共产主义与三民主义在学生中激烈交锋，邱清泉受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影响，选择投靠国民党。为此，邱淸泉还刻

意算了一卦，卦上说他“运势向南，有贵人相助”。邱清泉便南下广州，投考黄埔军校。临行前，在给父亲的信中豪迈地写道：“壮士手中三尺剑，雄图胸里十万兵”。

邱清泉考入黄埔二期，对蒋介石的训导耳濡(rú)目染，更加觉得蒋校长的主张才符合他的理想，他的“命”在国军，前途在国民党，蒋介石就是他的“贵人”。

蒋介石素来推崇曾国藩的识人之术。相貌平平、一脸愣气的邱清泉最初并没给“蒋校长”留下多好印象。倒是共产党人向自幼家境贫寒的邱清泉伸出了热情的手。但是，邱清泉有自己的理想，对共产主义不感兴趣。他认为只有跟着蒋介石走才有前途。

1927年5月宁汉分裂，邱清泉被共产党人捉住关在军校禁闭室，任凭共产党百般规劝，邱清泉不为所动。在关押十余天后又逃脱去南京投奔了“蒋校长”。

1934年5月，邱清泉时来运转，被派往德国柏林陆军大学深造。在德国，邱清泉有幸与古德里安等德国名将学习。

1937年5月，邱清泉学成归国，在南京保卫战中，表现不凡。1940年的昆仑关战役中，邱清泉奇袭日军，占领六塘，截断日军退路，为中国军队取得昆仑关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战后，国民政府授予邱清泉四等宝鼎勋章，调任5军副军长。

解放战争初期，邱清泉旗开得胜，多次小胜解放军。实则是解放军适当收缩战场，排兵布阵，分割包围，集中力量打歼灭战。邱清泉被假象蒙蔽，曾到处吹嘘：“解放军逢五(第5军)不战”。邱清泉被任命为第二兵团司令时，曾对校长言：“我与共匪拼命去”！谁料一语成谶。淮海战役战事逐渐对国军不利，邱清泉束手无策，把希望寄托冗迷信上。淮海战役前，邱清泉奉命率部驻扎在河南商丘，认为“商丘”与“伤邱”同音，心中大为不悦。因此给上级打了几次报告，请求撤离商丘。后来邱清泉与杜聿明一同被解放军包围于陈官庄，眼见大势已去，到了穷途末路，可他非说杜聿明指挥部院子里长的那棵树和院子组成了一个“困”字，再三要求杜聿明砍树，弄得杜聿明哭笑不得，只好将树砍掉。

1948年12月6日，杜聿明集团30万大军被解放军包围于陈官庄地区。在陈官庄，邱清泉的部队越打伤亡越大，越打阵地越小; 解放军越打越多，越打士气越旺。邱清泉眼看军心极度涣散，逃跑成风，不少官兵纷纷跑到对面解放军阵地上投诚，于是他组织了“军官防谍组”、“军官督战队”，互相进行监视，督促官兵死打硬拼。内部更加混乱，互桐猜疑防范，逃跳、投诚、投降已成常态，谁也控制不住。到最后时刻，邱清泉开始喝酒解愁，还把兵团部京剧团的女演员找来唱《玉堂春》、《贵妃醉酒》。他对人说：“我今年已经46岁了，看也看够了，也玩够了，什么都享受过，就是死也值得了”。这是国军将领的普遍心态，这就是国军名将。

1949年1月6日下午3点，解放军对杜聿明集团发动总攻。李弥兵团全线火速崩溃，邱清泉兵团阵地纷纷失守。面对一泻千里的大崩溃，邱清泉心惊胆战，在地图前不断地自言自语：“真正崩溃了!真正崩溃了”！战况发展到最严重的时候，他索性喝得酩酊大醉，用被子蒙着头睡在床上不闻不问。兵团参谋长李汉萍向他请示办法，他竟怒气冲天，大声说：“让它崩溃好了” ！1949年1月10日凌晨邱清泉还想活命在陈官庄突围，突围失败被击解放军士兵击毙。

国军为什么败得这么快这么惨？高层将领无信仰，腐败堕落，争权夺利，互相排挤，打仗耍滑头，借敌方消灭异己，保存自己实力。在内部关系上，阶级压迫残酷。凡是当过国民党兵的，没有人不诅咒国军的专制与暴戾，那儿哪里是人过的日子，整天挨打挨骂。打军棍是一种常见的惩罚，理由是违犯军纪。但在执行时随意性很大，实际已成为军官耍权威、泄私愤、图报复的借口。原国军546团5连1排姓张的云南兵，有一次赌钱赢了，排长就向他借钱，该兵不借，排长一拳打得张姓士兵鼻口出血，又集合全排宣布，此人赌钱违反军纪，按倒地上打了一顿军棍。

　蒋公的十二门徒之贺衷寒——最憋屈的学生

贺衷寒（1900－1972），湖南岳阳人。

五四运动时，加入董必武组织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中国劳工代表参加苏联召开的东方民族会议。

民国11年春，赴上海学习俄文，9月与张国焘等赴莫斯科。回国后在武昌创办人民通讯社，因针砭时弊被查封。继往长沙创办平民通讯社，同时兼任长沙宏图中学国文教员。因同情湖南劳工惨案，被当局逮捕入狱，后经保释出狱。民国12年主持长沙青年服务社，并受聘担任《上海时报》特约记者。

1920年，贺衷寒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为最早的一批团员，并结识了一大批中共党员。按照这个路线，他本应发展成为中共老革命，但与张国焘的冲突使他1922年就被开除出团。对苏俄社会的亲身考察，反而使他对共产主义产生怀疑，渐渐地与共产党渐行渐远，最终成为蒋介石门下最狂热的反共分子。

1924年，贺衷寒在董必武指点下报考了黄埔军校，与国民党接触亲密，他找到新目标。他各科成绩优秀，口才出众，以“嘴”闻名黄埔，与陈赓、蒋先云并称三杰，且是三杰中唯一一个亲国反共的。

1926年5月，蒋介石下令解散各种学生社团，另成立“黄埔同学会”，名为促进团结，实为打压“青年军人联合会”。黄埔同学会由贺衷寒主持，一家独大。贺衷寒搞政治的能力受到蒋介石的信任。贺衷寒不想从政，很想带兵，但终其一生，蒋介石也没有给予他兵权，也许是认为他没有带兵能力，也许是还不够信任他。贺衷寒与胡宗南、陈诚走得很近，形成了黄埔系“武有胡宗南，文有贺衷寒”的舆论。扩大自己的影响，这些都令蒋介石不满。

1931年开始，贺衷寒先后担任了国民党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政治宣传处处长、训练总监部军事教育处处长、鄂豫皖边区剿匪总司令部政治训练处处长等职，他还办了“星子训练所”，在高级政工干部中挑选130人，讲习“对共产党政治斗争技术”。

1932年，在蒋介石授意下，贺衷寒等发起组建复兴社，即大名鼎鼎的“蓝衣社”，社员模仿意大利黑衫军和纳粹德国褐衫军，均穿蓝衣黄裤。核心人物多毕业于黄埔军校，强调“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贺衷寒与胡宗南、康泽、戴笠、邓文仪、郑介民等人并称复兴社“十三太保”。

1936年，贺衷寒已掌握国民党全党全军的政训大权，成为政训系的头领。相互制衡历来是蒋介石的用人之道，贺衷寒势力越来越大，尤其是网罗了邓文仪等湖南籍干部形成派系，蒋介石于是支持康泽组建了效仿德国党卫队的“别动队”，以西南人来牵制湖南人的野心。一向聪明的贺衷寒岂能体会不到蒋介石的戒备，他暗中不爽，伺机改变局面。

西安事变爆发，贺衷寒活跃起来，立刻站到“讨伐派”领袖何应钦这一边，以黄埔同学会名义，拥护何应钦暂代陆海空三军总司令，主张轰炸西安，“决一死战，救出校长”。贺衷寒有自己的小算盘：救出蒋介石，则得“勤王”之功; 蒋介石在战乱中丧命，可傍上何应钦。孰料西安事变以各方都没有想到的效率和平解决了。蒋介石回到南京，大骂贺衷寒、邓文仪：“我还没有死，你们就想改换门庭”！据说贺衷寒被骂得当场痛哭，蒋介石让他滚出去哭。聪明反被聪明误，贺衷寒的仕途由盛转衰，此后一直沿续到台湾，他都担任着虚职。在台湾期间，尽管他并无实权，仍有流言说他有湖南人的小组织，想搞分裂运动。贺衷寒自称“我前额有字，我是三民主义的信徒，我是中国国民党的党员，我是领袖的学生。我贺某从未离开台湾一步，从未写过一篇违背中央决定的文章与言论，小组织从何而来”。如此忠心可鉴，也无法洗去前半生造成的猜疑。

1972年，贺衷寒因骨癌在台北寂然逝世。1973年9月，《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苏兹贝格来华，对周恩来总理提起：“我曾在台湾见到过一个黄埔学生，叫贺衷寒，听说他还是黄埔三杰之一”？周恩来则回答道: "他是孙文主义学会的头目，后来在政训处培养了一批军队特务，解放前夕跟蒋介石跑到台湾，但蒋知其有野心，并未重用他。在我们中美建交时，他忧郁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