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超前影响改革开放的这20人，你熟悉吗？

乔

2018 年改革开放 40 周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纪念时刻。

来吧，让我们来一次时光穿梭之旅，走进 40 年改革开放的光荣与梦想，触摸改革开放的艰辛与欢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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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 | 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

他具有穿透未来的历史眼光，放眼世界，谋划中国。他是推动思想解放的大师，留下“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三个有利于”等无数经典。他在 92 年以 88 岁高龄南巡，重启改革开放。他举重若轻，抓大放小，知人善用，拥有令人惊叹的改革领导力。没有他，改革开放会走很多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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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剑英 | 吕端大事不糊涂 

虽然他在 1986 年就不幸逝世，虽然“叶帅”留给人民的主要印象是军队领导者，但没有他在 1976 年的运筹帷幄，中国就会面临被“四人帮”篡党夺权的惊人风险——毛主席称赞他“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胸怀博大，坚决主张请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立即出来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工作，坚决主张平反一切冤假错案，坚决支持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为实现党和国家工作的伟大历史性转折奠定了基础。

▲右一为叶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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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耀邦 | 舍我其谁的改革家

文革期间，胡耀邦就被誉为邓小平的“四大干将”之首。改革开放始于思想解放。在“两个凡是”禁锢思想的当时，胡耀邦以巨大的历史勇气，推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为改革开放打开了“思想之门”。1978 年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后，领导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他是改革开放早期的主要旗手。他超前的改革精神、舍我其谁的历史勇气，堪称改革开放历史上的传奇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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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仲勋 | 改革开放的前线总指挥

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建国后曾任国务院副总理，1962 年被康生陷害，失去人身自由 16 年。1978 年复出后出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成为改革开放的前线总指挥。1978 年 4 月习仲勋向中央建议允许广东参照“亚洲四小龙”的经验搞“出口特区”。在习仲勋领导下，广东先后有 20 多万人得到平反昭雪。对当时的“逃港潮”，习仲勋说：“香港九龙那边很繁荣，我们这边就冷冷清清，很荒凉。这些人是外流嘛，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经济搞好了，逃过去的人又会跑回到我们这边来。”习仲勋深情地说，“深圳是我的家，我要看着深圳发展。”习仲勋一生性格耿直，思想解放、坚持真理、敢讲真话、直言不讳，是当时在全国率先公开表态支持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的省级负责同志之一。80 年代习仲勋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兼内务司法委员会主任任内，为推动法治中国做出了重大贡献。

▲习仲勋与叶剑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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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镕基 | 改革开放首席操盘手

改革开放宣布中国走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但问题是懂经济的人太少了。在改革开放一度风雨飘摇的时刻，邓小平慧眼选择了朱镕基。朱镕基以巨大的历史勇气、敢做恶人的独特个性、泼辣的作风、专业的能力，完成了几乎是“不可能的改革任务”，为中国经济释放出了惊人的改革开放红利。他是当之无愧的改革开放首席操盘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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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里 | 改革闯将

原全国人大委员长。“要吃米，找万里”。文革期间，万里被称为邓小平“四大干将”之一，是改革闯将。某农业部副部长批评包产到户，万里怒斥，“看你长得肥头大耳，农民却饿得皮包骨，你怎么能不让这些农民想办法吃饱饭呢？” 杜润生评价万里说：“小平同志选对人了！走一条与文革不同的路，要有闯将啊。敢讲真话，敢做实事，挺在前面，不简单啊。这些同志是共产党的脊梁骨。”1998 年万里对《交锋》作者马立诚说：“不要怕！要跟’左’的东西斗下去，不然改革开放就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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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南生 | 中国的孙悟空

1979 年中央 50 号文件决定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试办“出口特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对吴南生说：“南生，你去当中国的孙悟空吧！”吴南生 1978 年 3 月任广东省委书记，1980 年 6 月至 1981 年 2 月兼任深圳市委第一书记。为推动特区，吴南生语出惊人，“如果省委同意，我愿意到汕头搞试验。如果要杀头，就杀我好啦！”改革者的决心和魄力可窥一斑。1979 年在国务院第一次召开筹建特区的专题会上，吴提出把“出口加工区”改为“经济特区”。为打消外商顾虑，吴主持起草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并推动由全国人大通过。吴南生回忆说，“面对当时重重阻力和压力，我和我的同事们有过‘约法三章’：只做不说，多做少说，做了再说。总之就是一句话，要趁那些反对办特区的人糊里糊涂弄不清楚看不明白的时候把经济搞上去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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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庚 | 改革开放冲锋队队长

蛇口工业区总指挥，中国改革实际运作第一人。改革开放始于深圳，深圳改革开放始于蛇口。对于“扣帽子”的做法，袁庚说，“不允许在蛇口发生以言治罪的事情。”袁庚在 1982 年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在今天已属常识的口号，在当时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中国走向市场经济正是从这句口号开始的。袁庚 1968 年 51 岁时经康生批准被拘捕，囚禁于秦城监狱，直到 1973 年在周恩来过问下才得以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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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牧 | 中国落后 20 年

1978 年 5 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率代表团考察西欧，回国后，谷牧写了一个很长的报告：《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报告提出了一个当时被称为“石破天惊”的结论：“我们现在达到的经济技术水平，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比较大体上落后二十年，人均的话差距就更大。”政治局会议专门听取了谷牧访问欧洲五国情况汇报，会议从下午 3 点一直开到晚上 11 点。谷牧“落后 20 年”的判断，促使邓小平和高层坚定了对外开放的决心。

▲谷牧考察西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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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永图 | 入世首席谈判代表

中国入世谈判的首席谈判代表、博鳌亚洲论坛第三任秘书长。1995 年至 2001 年期间，他作为首席谈判代表，在第一线领导了长达十五年的中国入世谈判。1999 年 11 月 15 日，中美谈判最后一天的凌晨 4 点，美国谈判代表团提议把几百页协议逐一地校对，严谨到每一个标点。龙永图意识到，美方真的有签署协议的愿望，虽然对方言称他们预定了 15 日上午飞机返回美国。龙永图早上 6 点钟给朱镕基打电话，7 点钟又打了第二次电话。朱镕基问：龙永图你给我一个判断，美国到底愿不愿意签？龙永图说：根据我多年和美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他们是想签的。这次电话促使朱镕基“下场”直接参与谈判。

▲右一为龙永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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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小川 | 大国央行行长

中国金融改革的主要操盘手、体改派代表人物之一，与吴敬琏等人创立“整体改革论”。他的学术功底和国际风范，树立了大国央行行长标杆。他的超长任期（2002-2017）足以证明他的独特重要性。在周小川任内，中国的银行业从“技术性破产”华丽转身为宇宙行，他功不可没。对于他任内的货币超发问题，吴晓灵直言，“很多事情从技术上来讲，中央银行是明白的，但是在实际的操作的过程当中受到了方方面面的掣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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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灵 | 金融市场化改革的旗手

央行原副行长、全国人大财经委原副主任委员。金融市场化改革与法治建设的关键呼吁者与推动者，与周小川一道操刀推动了金融领域的关键改革。2006、2007年两度入选美国《福布斯》“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女性”排行榜。她直言不讳的风格在官场令人称道。对于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延期两年，她直言“根本不需要延迟”；她警告，“在泡沫中狂欢的日子不多了”；她呼吁，“打破刚兑要让百姓吃点亏，不能因’维稳’倒回去”；吴晓灵认为法治轨道是推动改革的最优路径说，“我们应向为声张公平正义而努力的律师、新闻工作者致敬，向敢于在不平中发声的人们致敬，是他们的努力揭示了问题，促成了政策和法律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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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剑阁 | 坚定的体改派

原证监会常务副主席、体改办副主任，体改派代表人物。吴敬琏、周小川、李剑阁、楼继伟、郭树清等被称为“整体改革论”的主要创立者。90 年代初吴敬琏在李剑阁协助下写成一份建言书上书中央，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诞生做出了贡献。 朱镕基、李剑阁等人在 1996 年推动《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正确认识当前股市”，是证券市场发展进程中的里程碑事件。2015 年股灾中，李剑阁是对“国家牛”、“改革牛”的领衔批判者。

▲李剑阁与朱镕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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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西庆 | 证券市场的设计者

原证监会副主席、中投首任总经理，见解犀利的海归派（美国杜克大学法学博士）和理想主义者的代表，证券市场的主要设计者之一。1996 年高西庆发表了一篇至今仍被广泛引用的文章。这篇文章指出，要证监会放弃审批权,“对一个从计划经济脱胎的体系而言，无疑需要一场灵魂深处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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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冶方 | 中国最高经济学奖是为了纪念他

李克强、刘鹤、吴敬琏、周小川、吴晓灵、李剑阁、郭树清…这些人物有一个共同身份：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获得者。孙曾任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国家统计局副局长、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中顾委委员。1962 年，孙冶方与左派理论家陈伯达发生了严重的书面争执。1963 年孙冶方做了一次关于利润问题的演讲。演讲前有年轻学者提醒他说，“你讲利润，人家会说是修正主义。现在还是不讲为好，风声已经这么紧了。”孙淡淡地答，“风声是什么?我不是研究气象学的。”孙陈矛盾在《红旗》杂志社组织的一场座谈会上全面激化，孙冶方公开宣称“我应战，我喜欢赤膊上阵。”陈伯达和康生派出 70 人组成的工作队进驻经济所，以“张(闻天)、孙(冶方)反党联盟”的罪名对孙冶方进行批斗，他被判定是“中国最大的修正主义者”，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每天打扫厕所，刷洗痰盂，在其后的一年内被批判 39 场。孙冶方成为建国后第一个被公开点名批斗的著名经济学家。这个倔强的苏南人却不肯低头认罪。他写出了一份又一份的检查材料阐述自己的观点，工作组的评价是“抗拒党和群众对他的原则批评，态度十分骄横”。1983 年孙冶方去世，经济学家薛暮桥、于光远、许涤新等发起成立了”孙冶方经济科学奖”，如今该奖成为中国经济学界的最高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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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 | 市场经济的圣斗士

1974 年“时代最后的尊严”顾准去世时，吴敬琏是唯一守候在身边的人。顾准把 44 岁的“干校棚友”吴敬琏叫到病房他冷静地说，“我将不久于人世。中国的“神武景气”是一定会到来的，送给你四个字：待机守时。时机不到，你想报国也没有用，没有这种可能性。还是要继续我们的研究，把中国的问题研究清楚，那样才能对国家提出有用的意见。”日后的吴敬琏成为顾准精神的传人—被称为“中国经济学家的良心”。他不仅迎来了中国的“神武景气”，而且用自己的学识和勇气实现了报国。80 年代吴敬琏带领周小川、李剑阁、楼继伟和郭树清等人领衔设计经济体制改革，他们创立了“整体改革理论”。1991 年吴敬琏在中南海一次会议力主“市场经济”，被扣上“吴市场”的帽子。1992 年小平南巡，市场经济确立。吴敬琏似乎有着用不完的精力，捍卫法治市场经济理念。2001 年他抛出“股市不如赌场论”，引发全国讨论，事实证明他总是对的。《华尔街日报》评价说，“中国如果有一位经济学家的话值得倾听，那他就是吴敬琏。他更像一座桥梁，嘴对着领袖的耳朵，脚站在百姓的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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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平 | 中国法学界的良心

中国法学界良心、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法治中国的代言人。一个为救国理想和法治天下而牺牲一条腿的青年；一个法律精神的诠释者布道者；一个为法治中国建设奔走呼号的社会实践者。江平主持了制定新中国第一部民事法律《民法通则》，被国外誉为“中国民事权利宣言”。从《行政诉讼法》，到《合同法》、《公司法》、《信托法》，再到近年来《物权法》等多部法律的起草与颁行，乃至宪法修订，江平都是重要推动者。“只向真理低头”，“法治天下”，“我所能做的就是呐喊”…… 江平的名言激励着一代代法律工作者。

▲江平+吴敬琏=法治的市场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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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中筠 | 放眼看世界的思想启蒙者

原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1959 年回国后担任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翻译。著有《冷眼向洋：百年风云启示录》等，译有《廊桥遗梦》等。资中筠在学术界和思想界享有盛誉，她致力于思想启蒙，对思想蒙昧和当下社会的忧虑提出深刻见解。她的作品无不倾注着深切的社会关怀，她撰写的《中国知识分子对道统的承载与失落》一文，显示出“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和强烈的启蒙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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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舒立 | 中国最危险的女人

从“基金黑幕”到“银广厦丑闻”，从揭露各种高官腐败到与安邦 PK，她被外媒称为“中国最危险的女人”。胡舒立堪称敏锐、专业和独立精神的“媒体人”的杰出代表，两度荣获美国《外交》杂志全球 100 大思想家。她创办的《财新》时常推出“重磅独家报道”，不仅被外媒誉为中国最值得尊重的媒体，而且是凝聚改革共识的重要媒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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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瑞金 | 思想解放的大力水手

90年代初，中国经济社会陷入迷茫。混沌时刻，《解放日报》连发署名“皇甫平”的四篇评论，周瑞金是主要操刀者。“皇甫平系列文章”一度引发保守派的震惊与激烈批判，遭遇“政治围剿”。但在邓小平与朱镕基的力挺下，皇甫平靠笔杆子拉开了新一轮思想解放与大手笔改革的序幕，成为小平南巡的前奏曲。周瑞金说，“皇甫平系列文章使我的人生成为为改革鼓与呼的人生”。他先天下之忧而忧，誓言“宁做痛苦的清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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