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h1><span style="font-size:22px;"> 在《新华日报》社的生活片断</span></h1><h1> 从我担任军队师、团新闻干事时算起,后来到省报当编辑、记者,转业后到了地方党委宣传部门；以及后来做起了广播电视新闻宣传,足有35个年头了。</h1><h1> 蓦然回首,灯火阑珊。</h1><h1> 我宛如一滴水，生活在时代与新闻事业的长河里，看那朵朵绽放潮头的浪花，是同仁们辛勤劳动成果的展现，或许也有我一份真诚的涌动与付出。经过岁月风雨的洗涮，能够留在记忆深处的，至今还有点亮色的珠玑片断：那是发表在报刊上的头版头条的兴奋？那是采访过国家领导人的惶恐？那是独家新闻报道的轰动？那是在激流漩涡中的失误与错报的隐痛?……浪里采珠，或许是许多同仁们都曾有过的心路历程，只不过是经历的环境与事件不同而已，只看作是留给自己的最好纪念罢了。</h1><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h1> 从抄稿到写稿</h1><h1> 从偶而给名记者抄写稿件开始，不经意间我被卷入了新闻工作的风浪中。22岁那年，我在某军炮兵团指挥连担任代理排长，利用业余时间写些散文、诗歌在军内外报刊文艺副刊发表，并小有名气。其间，《解放军报》记者毛文戎与特约记者王大松来连队采访炮兵侦察兵作训经验，以培养报道骨干名义，抽调我为他们抄写新闻稿件。这是我初次见到记者的模样及其他们所写的新闻稿件的几种样式,以及引起我对新闻报道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和社会意义的思考。</h1><h1> 紧接着，我投入了连队游泳训练和武装泅渡，并要我即时写出报道。我是出生在皖西大别山区的“旱鸭子”、学生兵，不识水性。在连队完成游泳基础训练中，要不是战友们的关心与救助，我两次落水，差点儿到“龙王爷”那儿报到了，至今想起来还后怕不已。关于写新闻稿，首长说先写自己后写连队，我茫然答应了。后来，那篇《不会游泳绕弯路,半里多路走半天》和散文《征服风浪》等文章,分别见诸于南京军区《人民前线》报、上海《解放日报》朝花副刋后，成为我所在连队一时的“连队必读”和“战士必读”。因此，在我内心深处涌现一朵彩色浪花，那就是采访时要挖掘鲜活的人和事，不能夸张与拔高，不能合理想象，那是新闻真实的“生命”与“灵魂”，也是日后我从事新闻工作必须恪守的信条。</h1><h1> 后来，我从连队士兵大宿舍搬进了机关干部宿舍楼，正式成为部队的一名专职新闻干部。其间，每当我下基层采访时，总是向我的新闻报道“引路人”学习，把寻找“文化兵”做通讯报道骨干当作第一要务，他们还把我走过的路当作一种“模式”，刻苦学习，勤奋写稿，有的在连队饭堂广播、连队黑板报刊出，有的在团队广播站播出，有的稿件寄给军内外报刊发表。一批通讯报道骨干在两年多的实践磨练中，增长了才干，提高了知名度，有7名“兵中秀才”被提拔为“文职干部”。他们中有的被选调到宣传、文化部门，也有的挺进了军内外的新闻界,成为新闻事业长河中一批“后浪”推“前浪”的生力军…</h1><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h1><span style="font-size:22px;"> 调进《新华日报》社</span></h1><h1> 在那疾风暴雨的“文革”初期，我被选调到江苏《新华日报》任编辑、记者。此时，我二十五、六岁，是一位英姿勃发的某师政治部“新闻官”。由于我从事驻扬州地区的部队和地方的基层报道，多少显示了一些新闻潜质，加之《解放军报》曾将我以“远征”为笔名采写的一条综合报道发表在头版头条的烘托，我被调进当时由毛泽东主席批示成立的南京军区《新华日报》接管组。当我第一次走进原国民党《中央日报》旧址、解放后为《新华日报》所在地时，心里有着别样的激动。我端详着发给我的编号为“0596”的记者证，感到了肩上的责任。我注意到那高级耐火砖砌成的墙体大楼,钢筋玻璃门，从美国进口的光亮而沉重的红木办公桌椅,是如此豪华气派。然而，在会议室墙壁上悬挂的伟人毛泽东三次为《新华日报》题写的报头影印件，特别耀眼。伟人书写多遍，嘱选其一，其谦谨与魅力，使我终生缅怀。其间，我认识了许多“老报人”。当时有人叫他们是“报棍子”，我们却恭敬为老师，因为他们都有写新闻、撰评论、搞摄影与插图的一手绝活。我还见到了当年重庆《新华日报》的老同志，听他们讲述周恩来坐镇报社写稿改稿的故事，那战火风云常常浮现眼前，久久挥之不去。这些都成为我在采编活动中吃苦耐劳、学习钻研的动力。我从编辑部的农村组到城市组，转而又到文教组，从阅读来稿来信开始，着手编辑一些豆腐块大小的“简明新闻”短诗等,组长签发后,才能看到铅印的“校样”。我以前写稿字体随意，是𠆤有名的“毛草快”。因此,常被夜班排字工人敲门打窗从梦中惊醒，问字订正，恰是工人师傳的这种“敲打”，使我在日后写稿时，逐步养成了“一字一格”、“一笔一划”而端正起来。</h1><h1> 当时在《新华日报》担任军方领导职务的罗晴涛将军是六安人,他思维慎密，高瞻远瞩，着意要锤炼我们年轻的编辑、记者们。于是，我从编辑部下放到排字车间、夜班校对组、印报车间，跟班作业，经过铅与火的铸炼，在高速轮转印报机下收捆报纸并向邮车搬运，无形中与工人师傅们打成了一片。更重要的是使我了解并参与实际操作一张日报成品的全过程，体会同仁们为报纸出版所付出的艰辛，丰富了作为“新闻人”的阅历，在散发着油墨香的报纸堆里逐步老练起来。</h1><h1> 弹指间，半年过去了，罗将军还特批我到报社资料室工作一段时间。当时《新华日报》资料室有个二层楼,藏有新中国成立后书刊精粹近十万册，我读中国名著、古典文学，也读被封禁的解放前重庆《新华日报》移交的书刊，有幸以“红色保险箱”出来的的身份，浏览了部分禁书，初步了解到那个时期文艺出版风貌。这对于提高我的文学素养和文字驾驭能力是有帮助的。在资料库里，编辑、记者可借阅全国省以上报刊的分门别类如新闻、通讯、调查报告、评论等剪贴本，供写作者参考，犹如当今的电脑和英特网，使人大开眼界，茅塞顿开。我从中也学到了不少写作知识，有别于课本知识而积极思考、出新。许多记者把借鉴与创新,看作是写出好新闻作品的一个重要密招。</h1>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釆访许世友</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 在基层锻炼一年后，我回到了编辑部。一天,报社总编室通知我去采访南京军区许世友司令员出席一次群众大会时,顿感心头紧张。他是当天在五台山体育场十万人大会上的讲话，对当时南京地地区时局产生很大影响。为报道这次会议，我首先接近许司令员秘书。我穿着军装,向他出示记者证。在大会结束前,在他的帮助下,在众多媒体记者面前,我抢先拿到了许司令员的讲话稿,他微笑地瞪了我一眼:“给你啊?”我紧张地告诉他:“我是新华日报记者”。他点点头。此举我似乎完成了采访任务的一半,立马回报社写稿。头版头条,重要新闻,一般以“本报讯”、“本报记者报道”,我如愿为“本报记者”涂上了一笔骄傲的色彩而兴奋。以后,我又采访许司令员视察江北工业区,从浦口车辆厂到大厂镇南化,路上乘坐的是小型军用运输舰,看他船头漫步,跳望滚滚东流的长江,听他简评时局,学他在甲板上握枪瞄准水面猎物,将军是那样的平和近人。下舰后,接见工厂领导和工人代表,讲“抓革命、促生产”发展经济的道理。大家知道,不久前,毛泽东主席在南京接见了他,他说他是带了“尚方宝剑”来的,可以“先斩后奏”。他讲话简短有力,语调严肃,深感许司令员忧国忧民的伟大胸襟和魄力以及军人的强烈责任感。现在看来,当时我写的新闻报道显然是就事论事,肤浅应付,使我深感内疚与缺憾。</span></p> <h1> <span style="font-size:20px;">专写“内参”的日子</span></h1><h1> 我以《新华日报》记者身份，参加了彭冲同志带领的江苏省委工作组，解决徐州煤矿问题。彭冲，时任江苏省委书记，后调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那段时间里，在宾馆陪同他散步，随他下基层了解情况，听他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在频繁的接触中，我了解他：每次讲话都是用铅笔写好提纲，不要秘书形成文字。他那浓浓的闽南口音，说话诙谐生动。记者感兴趣的是他讲话提纲挈领，条理清楚。像标题新闻那样，还配有许多生动事例,让听者有许多想象空间。此时，徐州煤矿要做到满负荷生产,保证江苏和华东地区用煤,却有大量工作要做。我的任务是给报社写“内参”，反映徐矿同题所在和工作组活动情况，报道基层的“好人好事”，对省委工作组基本不报。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写了十多篇“内参”，有的被“新华社内参”转载,送给党和国家领导人参阅。当记者的“这一手”也是很厉害的，真有点像“钦差大臣”、“无冕之王”、刺探情报的“特务”，要做到客观公正、不夹杂私偏，才有自觉为荣的感觉。可<span style="font-size:20px;">惜我当时采访笔记与资料、稿件，都在日后的数次调动与搬迁中遗失、销毁了。</span></h1><h1> 此外，在采访空余的时间里,记者去游山玩水，增加阅历也是必要的。徐州古战场、准海战役纪念馆，到小酒馆打上一碗老白干、买上二两花生米，围桌而坐，听酒民们讲身边故事、风土人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我想，对涉世不深的年轻记者来说，每到一地能够了解古今奇观、人文风俗等所谓的“新闻背景材料”，完成这样一次次蕴藏与积累，应是新闻工作者的必修课!</h1><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h1> 在报社的得意之笔</h1><h1> 在新闻工作的长河激浪里，“文革”后期有过时尚一时的“抓典型报道”的日子。且不说此举的来龙去脉,一篇新闻加评论,一篇评论加按语,一篇调查报告或人物与事件的通讯等，似乎成了一种不变的模式，一时造势“典型报道”，显然是脱离实际，失去了典型意义。我觉得典型应从群众中来，而不是在报社定选题。那时我细心阅读通讯员来稿。一天，我从一堆来稿中发现宜兴某地寄来的一组乡土教材，写得细微生动，很有太华山区农村教育特色。当时又逢提倡乡土教材的大气候，我立即加了很短的编者按，在《新华日报》显著位置发表,受到了当地通讯员来信来电表扬。出人意料的是在几天后,《人民日报》在头版以半个版的篇幅转载了。这不但得到了报社领导和同仁们的认可，同时也为《新华日报》赢得了荣<span style="font-size:20px;">耀，也是我做省报编辑后最“得意”的一笔。</span></h1><h1> 由于我好学敬业，领导派我与另一同仁去宿迁农村采写南京大学自动退学务农的学生，与那时的全国典型邢燕子、董加耕类似。黄河故道的贫脊，使他住的是草屋，吃的是山芋煎饼夹葱椒，烧的是楷杆，睡的是芦席，枕的是砖头，穿着褴褛，目光呆滞。我从内心发凉，弄不明白,一个大学生不学知识与科技，咋能改变家乡面貌呢?我没有采写这类“典型”的热忱，却嚐受着没有完成任务的郁闷。报社领导找我谈话，要我去苏州记者站当站长，我以听不懂苏州话，软拖暗消，没有到任。作为记者，独立思考，张扬一点个性，时间证明这是一个优点。当我回忆这段往事时，至今仍无悔改之意，缺少的是陈述己见的勇气与敢于抗争的睿智与谋略。</h1><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h1> “磨刀不误砍柴工”</h1><h1> 不久,江苏《新华日报》结束了军亊接管，也结束了我在报社八年之久的记者、编辑生活，被调往江苏省委党校读书班学习,由著名教授授课，知名讲师带着读书并辅导。参加学习的，是清一色省级机关抽调的中青年干部。记得，我们学哲学时,请来的是南京大学教授胡福民，就是后来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著名文章的作者，还有南师大教授李振坤等，学政治经济学时，请来的是上海复且大学副教授蒋学模，就是大名鼎鼎的全国高等院校《社会主义经济学)教科书作者，由两名讲师带着我们读书，理解基础理论，联系实际解释社会现象。我沉寂了一年多，潜心啃酸果一般。喜欢形象思维的我，一时让逻辑思维统治了。当时说不上有什么长进，但在日后新闻报道和文学创作方面不无益处。特别是在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时期，我在全国十多种报刊发表了经济杂谈类文章60多篇，如“写给厂长、经理们”杂谈就有十多篇。在原县级六安市建市初期，由于我侧重经济报道，运用知识积累，深入企业捉“活鱼”，虽无长篇巨制，三年也有一百多篇新闻、通讯发表于省以上报刊与广播电台。同时，也发表了经济类散文十多篇，创作了三部中篇小说。在我退休前,已将有点儿文学含量的散文、小说、杂文收集成书，由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书名《看海》，从中也可看出我从事新闻工作三十多年的足迹。再看那本厚厚的发表过的新闻、通讯剪贴，虽然是昨日黄花，但无不浸透着我的心血…</h1><p class="ql-block"> ……</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h1> 在逝去的岁月里,我像只忙碌的蜜蜂,飞来飞去,采花酿蜜般周而复始,又像一朵在时代与生活长河中的小小浪花,在欢笑里拾珠。</h1><h1> 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如同花开花落。当我在新闻事业的风浪中退下来时,身心似乎有些疲惓,内心深处却藏有难以割舍的一缕恋情。听新闻、看新闻,是我的家常“便饭”,仿佛比起不是同行者多一分留意,多一分快乐!使自己的心仍活跃在新闻事业中,生活变得更加充实! </h1><h1><span style="font-size:18px;"> （2006.3写于人民新村11栋301室、2019.8.30,改于阳光威尼斯北区）</span></h1> <p class="ql-block"> 作者在《新华日报 》社工作时照片</p> <h3> 《新华日报》记者 王广林 摄</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