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街59号院传奇

中华龙

引子

        这会儿的北京，早已不是打前“北京城”的原味儿了。虽然人们还揣着幽古思情串串胡同，跑到小饭馆就着焦圈喝碗豆汁，到什刹海看鼓楼前带着哨音盘旋的鸽群，挤进摩肩擦踵的庙会买冰糖葫芦和彩纸风车，但老北京们说，这些都得算是“后茬货”了。

        的确，现如今，成片的高楼大厦，将曾经辉煌盖世几百年的皇家宫殿降低到可以俯首鸟瞰的程度；城市的极度扩张和新区的加速建设，大大压缩了老四九城的核心功能和辐射作用，使王府井、前门大栅栏、东四牌楼、隆福寺渐渐远离居民的心目，不再成为人们经常乐于光顾的地方；同时浓烈的商业气息，像烈焰上紧锁的高压锅，毫不留情地蒸腾着残余的京味民俗和地域文化。

        现代化的发展，急功近利地追求经济效益，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地改变着一切，包括世人眼中的北京。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北京，还是能够称作“北京城”，那是因为老城墙和护城河还保留得较多，老皇城的轮廓、印记还比较清晰，以平房、四合院为主的居民区几乎完整地成片保存着，大街小巷的老格局没有大的变化，出阜成门往西叫“新北京”，到红庙、黄寺、八宝山就算到乡下了。

        虽然十大建筑、拓宽的东西长安街和众多工厂、商店添加其中，公共汽车、无轨电车以及后来的地铁穿城行驶，但也只是少部分地修改了老北京的容颜。

        那个时候的北京城，白云蓝天，空气清新，从城里一眼可以看见西山苍翠的山岭；那时的北京人还不知道啥叫沙尘暴，只是在冬天、春天刮风季节里，男人戴上口罩、女人用纱巾将脸面和头部严实地包裹起来，或夹在人流、或融入自行车流，匆匆忙忙地上班下班；那时城里的大小胡同有7000余条，现如今呢？据统计，还蔫不叽剩下1316条了。

        北京城里有个比较著名的地方叫东单。这里离天安门、王府井、建国门和北京火车站都不远，算得上繁华闹市区。

　　生长在天子脚下、皇城根旁的北京人，打小就有一种地域优越感，眼里是压根看不起外地人的。

        北京人跑到上海转一圈，虽然能找出上海的很多不是之处，如上海市房屋的密集、上海话的难听、上海人的小气等，可但凡说起上海道路的名称，不得不翘起大拇指，说声“倍儿棒”，同时对北京许多地名起得莫名其妙甚至有几分“猥琐”感到耻辱和难受。

        人家上海，南北走向的道路一般用省名，如四川路、福建路、河南路等；东西走向的道路一般用市名，如南京路、北京路、大连路等，不用省市命名的，也是中山路、国顺路、政通路地叫着，透着一股子文明、高雅劲儿。

        再看看咱北京地名，胡乱起、随便叫，那叫一个寒颤，什么公主坟、八王坟、烟袋斜街、罗锅巷、羊肉胡同、扁担胡同，据说还有叫裤裆胡同和屎壳郎胡同的，拿现在流行的话讲，整个一“三俗”！

        “东单”这地名起得也有些怪。好在外交部街59号院——协和医院宿舍居委会第一任主任王二苏是个老北京油子，据说他爷爷给慈禧太后的大太监李莲英当过轿夫，他爸爸给做过大清总医官、袁世凯保健医生的伍连德当过杂役，北京犄角旮栏的事儿知道不少，掰持这些很有一套。

        王二苏喷着吐沫星子，两手比划着告诉院里的半大孩子，“东四”和“西四”在元代时叫“大市街”，是繁华的商业区，有不少商号、店铺，买卖兴隆，交易活跃。

        后来东四十字路的东西南北四个街口，各建了一座“三间四柱三楼”的冲天式大牌坊；西四十字路口也建了四个牌楼，老百姓就不说“大市街”了，干脆直称东四牌楼和西四牌楼。

        20世纪50年代为了扩建马路拆掉了牌楼，人们叫法也就省事了：“东四”、“西四”。 东单和西单也是这么来的。这个“单”字，那是因为这儿的牌楼就是单崩儿一个。西单的牌楼叫“瞻云”，东单的叫“就日”。

        同样，50年代扩路，牌楼拆了，于是也就剩了“东单”和“西单”的地名。还甭说，二苏讲的这堂历史加地理课，楞是在59号院孩子的脑子里扎了根，让他们牢记了一辈子。

第一章    外交部街的由来

　　从东单米市大街往北走，右侧第五个胡同口上，就能瞧见墙头红底白字“外交部街”的地名牌。

        别看这条街道窄拉巴叽，只有9米宽，东西长度也不过721米合一里半地儿，与其它胡同比，一点儿不起眼，可历史和文化的积淀深里去了，什么明将李成梁府邸、制碱宗师侯得榜故居、翻译家杨静远居住地、大同中学旧址，故事老多了。

        1958年黑白电视机还是个稀罕物，国内高级领导干部、大知识分子也没几个能在家里摆趁的。59号院里住42号美式别墅的胡正祥教授就趁这么一台，算是最早一批有电视机的主儿。

　　胡正祥是我国第一代著名病理学家、大牌医学教授。1896年生，1921年美国哈佛医学院毕业，历任北京协和医学院病理系副教授、教授、系主任和副院长。当年孙中山肝癌的病理切片就是他做的，胡教授对黑热病和病毒性乙型肝炎的病理形态有独到研究，发表过大量的论文并撰写有学术专著。但在孩子们眼里，他不过是一个梳着背头、高个子的慈祥老头。

        他的夫人，出生在美国，是华侨的女儿，汉语说得不利落，说话经常是中文里夹着英语，让人听后明白一半儿糊涂一半儿，当年在家料理家务，喜欢戴首饰、搽胭脂、涂口红，虽然已六十多岁了，仍浓妆艳抹，烫着头发，穿着讲究，在院里挺扎眼。大人称呼胡夫人“胡太太”，孩子叫她“胡伯母”。

        夏天晚饭后，不少孩子喜欢去胡家蹭电视看，一帮男孩子聚在他家楼前，齐声呼唤“胡伯母——让我们看电视！胡伯母——让我们看电视！”张峰、张晶是兄弟俩，家住在院里的平房，爸妈好象都是协和的基层干部。他们二人喊得最起劲，不过在喊时，故意将“胡伯母”改成“胡保姆”，边喊边做鬼脸，逗得大家直劲儿乐。

　　胡夫人高兴时，打开客厅玻璃大门，孩子们便一涌而入，有的坐小凳子，有的干脆坐地板上，盯着电视屏幕就不带眨眼的。五十年代电视就没俩儿台，可只要是电视里有节目，孩子们都能直眉瞪眼地看到“再见”二字蹦出来。胡夫人喜欢孩子，也喜欢热闹，经常热情地与孩子聊天，也时不时拿出糖果、饼干招待孩子们。

　　

        一天，七、八个孩子又到胡伯伯家蹭电视看，电视播放外交部长陈毅接见外宾的新闻，画面上轿车驶进外交部街胡同口，孩子们看到熟悉的街景，热闹地议论不停，坐在一旁的胡伯伯问大家“你们知道咱们住的这条街为什么叫‘外交部街’吗”？“那还用问！因为外交部在咱们这条胡同里，所以才叫‘外交部街’的。”孩子头儿刘如光抢着回答。刘如光的妈妈姓叶，是个延安干部，在协和医院门诊部当主任。

        胡正祥伯伯不住地点头，看到孩子们都注视着他，他不紧不慢地拉开了话匣子。

　　“最早以前咱们这条街道并不叫‘外交部街’而叫‘石大人胡同’。所谓‘胡同’，就是蒙古语‘水井’的意思，有井必有人居，元朝时“胡同”一词在京城元大都流行开来，后来才慢慢演变成小街小巷的意思了。”

　　 “明朝有一员大将叫石亨，在抗击外族入侵、保卫北京城以及拥立英宗皇帝继位中，立了大功。石亨被加官晋爵，当了武清侯，一时位高权重，声震朝野。石亨1456年在这里建造了府第，大约占据了现在胡同北侧四分之一的地段。石亨的大宅院，比一般王府还豪华气派，成为东城八大名园之一。后来有人告他“谋反”，被抄家并死于牢狱，宅院由皇家收回，改作明代工部铸造钱币的工场——‘宝源局’。”

　　“到了清朝，这里周围的房子越建越多，逐渐形成了街道。因为石亨石大人府地曾在此地，这条不大的街道被称为‘石大人胡同’。清朝末年，为迎接德国皇太子来访，在这座几易其主的豪宅基础上，清外务部委托美国人杰利逊设计和承建了外务部迎宾馆，这座迎宾馆堪称当时京城最豪华的西洋建筑。”

        胡伯伯喝了口茶继续说到，“清朝灭亡后，袁世凯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他的内阁政府也设在迎宾馆里，所以袁世凯那时候就在里面办公。袁世凯还在此策动军阀曹锟搞了‘北京兵变’。

        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来到北京，袁世凯安排孙中山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下榻，自己则把总统府搬到铁狮子胡同陆军部大楼（今张自忠路3号段祺瑞执政府旧址院内），以示恭敬。孙中山此次来京，出席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理事长，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内与袁世凯见面会谈十三次。

        1912年9月，孙中山离京南下，袁世凯把设在东堂子胡同的民国政府外交部迁到了石大人胡同的迎宾馆，至此，历经明、清两代被叫了近五百年的‘石大人胡同’遂改称‘外交部街’。直到1928年，这里均为北洋政府的外交部。解放后，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也设在这里。”

　　胡伯伯不仅医学造诣精深，侃起近代历史也堪称头头是道、言之确凿，听得大家肃然起敬，钦佩不已。

        胡家别墅门前栽有一排松柏树，还有三棵北美枫树，这三棵枫树春天发的叶芽是火红色的、秋天打霜后满树的叶子也逐渐变红，春秋时节，风吹树动，就像三丛熊熊燃烧的篝火，在一片苍绿之中夺人眼目。

　　男孩子经常喜欢到这几棵枫树爬上爬下，以至主杈上的树皮都被磨的光滑发白了，因为在这几棵树上能很容易地抓到“天牛”，它们那全身黑得发亮并缀有白点儿、长着两只黑白相间长须和坚硬如钳牙齿的样子，对孩子很有吸引力。孩子们抓到“天牛”，或用细绳牵着放飞，或几只用线栓住角力，自有一番乐趣。

        胡伯伯看到有时孩子上树太高，就轻声招呼“小心、抓牢”，并把下树的孩子接一把抱下来，孩子们把捉到的“天牛”拿给他看，他用手指捋着“天牛”长长的触角，高兴地夸孩子们是“消灭害虫的小能手”。

        多年后，才知道，枫树里的树汁含糖量高，“天牛”喜欢食用枫树嫩叶、枝条和树皮，并在树干上打洞产卵，对树木生长损害很大，确实是一种有害的昆虫。

　　

        1966年“文革”开始后“破旧立新”，外交部街改名为“瑞金路十条”，胡正祥伯伯也被作为最早一批的“反动学术权威”和“崇美亲美的反面典型”，被协和医院造反派揪了出来，遭到残酷批斗。

        造反派蛮不讲理，硬要他交代早期在美国所受的“特务训练”以及回国后进行的“特务活动”，逼他承认是“美帝国主义豢养的走狗”、是“美国佬的应声虫”。因为胡教授长年研究细菌和疾病，医院里有人竟然胡说，美国在朝鲜战争中使用细菌武器里所用的病菌，是胡正祥研究出来的。

　　1966年8月，医院造反派和附近中学的红卫兵抄了胡家，掠走了胡教授家里的所有摆设包括那台59号院孩子们熟悉的黑白电视机，以及他一生积累的专业书籍和研究资料，并且用皮带、木棍抽打他和夫人。当晚，胡正祥教授不堪受辱用剪刀自尽，他的夫人随后也自杀了。不久，造反派们进驻胡家的别墅楼，一度将那里变成了活动据点。

第二章  59号院里的天地

　　进入外交部街西口，前行几十米，打眼就能看到路北有一座三个大拱洞的门房建筑，这就是59号院——协和医院宿舍的正门。六十年代中期以前，这个院是36号，后来，重新核定地名和门户号码，改为了59号。

        这个院子占地三百余亩，东西最长处165米，南北最宽138米，呈不规则长方形。水泥道路将树木、草地、花坛和房屋紧密连接又合理划分开来，形成了以院子南大门的拱形门洞、两个花坛和联排别墅拱形穿过式门洞、到北后门的中轴线。

        也有人考证，59号院的总体建设格局呈十字架状，所有建筑物均沿十字分布、排列。这倒与后来宋美龄在上海杨浦区规划建设的“上海市政府”不谋而合。实际上也不奇怪，天主教、基督教的教会及信徒们，总是把“十字”看得异常神圣。建筑是凝固的艺术，按他们的逻辑观念搞建筑，毫无疑问，必得会把宗教文化尽力倾注其中的。

        据说，这块地皮上原来是一个佛教寺院，同治三年（1865年），英国人德贞受伦敦教会总部委托，要在已经开办的“施医院”基础上搞一个正规的医院。

        德贞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来华行医传教共37年，是个中国通，与曾国藩、荣禄过从甚密，关系“倍儿铁”，他看中了这个交通便利、位置极佳的寺院，经过将原有的房屋粉刷、修缮一番后，建起了一个有各科门诊和30张病床的西式医院，因医院门前保留了寺院的两根20米高的旗杆，被京城百姓称为“双旗杆医院”。

        据说，慈禧太后还专门为此下诏准予开办，清政府也特颁了从业执照。

        后来，美国洛克菲勒财团为了给来协和医院工作的专家盖宿舍，出大价钱购买了“双旗杆医院”的全部地产，将医护人员系数招聘进了协和医院，随后在这块地皮上兴建了一批美式乡村别墅，后来老北京人管这里叫“洋楼院”。建国后，协和医院又在院里盖了“新楼”等一些建筑，并对院里房屋进行过多次大修小修。

　　院子离大街很近，买菜购物看电影、上学乘车去医院、下馆子逛公园到机场火车站都十分方便，真说得上是一处四通八达、闹中取静的居家妙处和风水宝地。

        仔细研究起来，59号院的建筑物可分为七种类型：

　　一是大门门房，门房建筑与院墙和里面的美式别墅浑然一体，都是用赭红色一种特殊的烧结耐火砖盖的，这种砖的制作十分讲究，从泥料、制坯、烧结、冷却都有严格的工艺标准，经过高温烧制，砖体达到了近乎陶瓷标准的“炻”质水平，具有高强度、高热阻、高隔音、高隔热、低吸水率、永不变色等性能，质量那叫一个好！

　　

        门房有三个拱洞，左右过道两边通着外墙高、内墙低的“胡同”，两边“胡同口”都有铸铁栅栏门，顺“胡同”可通行各幢美式别墅的后门及地下室，估计当年建筑设计师，是为佣人们的通行专用考虑的。

        门洞正面是两扇滚轮滑道式栅栏大铁门，门内左右两边都是门房。一边是看门人的居住处，一边是传达室，用于会客登记和安放公用电话。

        传达室外的墙上有两样东西大家经常关注，一个是用布做的、每个小袋下注明楼号的信、报兜，各家的来信、报纸就插在里面；再一个是小黑板，上面经常写着居委会通知和挂号信、电报主人的名字。

        门房的主要任务就是查看、询问生人和传呼电话。

        当年院里有私家电话的没几家，门房接到外面打来的找人电话，看门大爷紧赶慢赶地到住户楼前喊人，59号院几乎每天都能听见门房大爷扯着嘹亮高亢的嗓音，用略带老北京吆喝韵味喊出的“吴蔚然电话---”！“赵林电话---”！“劳大夫电话---”！

        二是院子东侧的灰色二层有地下室的砖木英式别墅建筑（4号楼），据说原来是英国圣公理教会的办公楼，大概也是当年德贞先生经常出入的地方，它是59号院里现存最早的建筑物，大约建于十九世纪末，有百多岁了。

        美国洛克菲勒财团买下这块地皮后，将这座建筑改为宿舍楼。这个楼东西各有一个正门，北侧还有边门。建国后，五、六十年代的卫生部长钱信忠和后来的卫生部长陈敏章，都曾在此楼一层东面居住过，同时还有一些协和工作人员住在二楼和一楼西面。

        三是占据院子主体、错落分布的地上二层、地下一层的美式乡村坡顶别墅，共有独立别墅8幢、联排7门整体别墅1幢。这些别墅设计独特、施工细致、建材考究，可以说是“看着痛快，住着舒服”。

        别墅前门有阳台、花坛、草坪和树木，后门有矮墙隔出、全水泥浇成的小院。

        

        这些别墅在1918至1921年建成，墙砖全部采用耐高温的烧结耐火砖，清水墙建筑工艺，外墙齐整、古朴，夏天爬满了绿色大叶的“爬墙虎”，将窗户几乎都快遮掩起来，更加凸显出田园乡土的浓厚气息。

        传说，当时砌墙用的砖，相连的四面必须打磨平整，“磨砖”成了工地的重要活计。给洋人干活，不图快只要好，出不出活钱都照拿，所以从59号院工地上遂衍生出“磨洋工”这个特殊词汇，并广为传播，一直延续至今。

        别墅楼斜坡形屋顶上，原来覆盖的是陕西清涧县出产的特级石板，夏不存雨，东不积雪；屋内楼梯、地板和窗框都是南美实木和硬木，房屋的雨漏、下水、纱窗、门窗把手和其它一些小五金件，原来均为黄铜质地，六十年代房屋大修才换上现在的波形石棉板、各种不同的铁制五金件和国产木材了。

　　

        独立别墅每幢建筑面积约为600平方米，首层地坪高出室外约60厘米。内部有客厅、厨房、餐厅、卧室、卫生间等主要房间外，还设有辅助用房，小储藏室多处。厨房与卫生间均较大，厨房内可放置餐桌，卫生间内有完备的洗浴设施。

        一层到二层有木质楼梯，楼梯直接与门厅或过厅相连，房间大多围绕楼梯或过厅布局。一层进门有一段拱形门廊，使建筑形象生动而亲切。

        别墅地下室墙壁厚实坚固，质量上乘，几乎每间地下房间都有窗户，窗前留有半掩体室外采光空间；地下室有独立的锅炉房，冬天开烧用于取暖；虽处地下，上下水均十分通畅，墙壁和地面的防水处理很精细，的确冬暖夏凉，就是管道暴露较多，夜里管道流水声音较大，不够安静。

　　这些别墅盖好后，住的都是外国医学专家，以后外国教授回国，中国教授逐渐担纲协和的学科建设，这些中国早期医学大腕级人物才陆续住进了别墅楼。如：妇产科专家林巧稚和她的侄女林心铿、侄女婿周华康教授住在28号别墅；泌尿科专家吴德成、整形外科专家宋儒耀两家合住43号别墅；病理学专家胡正祥教授一家住42号别墅；胸外科专家黄家驷教授一家住41号别墅；药理学专家金荫昌教授住30号别墅；何观清教授、张安教授、吴蔚然教授等等则住在联排别墅。

        地下室居住人员就很杂了，有医生、护士、工人、保姆、行政人员、一般干部，但都与协和有密切关系。

        四是正北后门旁的小套院，五、六十年代里面有两排平房和一幢二层楼房，居住的主要是工人、基层干部和普通医护人员。北门倒也不小，打开就是东堂子胡同，能进出解放牌卡车，平时两扇厚厚的大木门总上着铁锁，只有快入冬时，拉煤的车子来后，大门才打开。

        几天下来，后门小套院的空地堆满了齐墙高的煤块儿，全院一冬天的取暖就靠它们了。孩子们则经常借这里的煤堆上墙，到相邻的居民平房上“闲溜达”、找乐子。

        五是东北角的几排平房和公共厕所，大约与美式别墅同期完成，给十几户勤杂工人居住。

        这里房头有两棵几十年的大枣树，夏天枣树上有不少长着刺毛、绿色的“洋瘌子”，不小心碰上，皮肤又疼又痒，难受之极；秋天枣儿红了，大人上树使劲一晃，熟透的枣子雨点般落下来，砸在脑袋上生疼，掉在地砖上立马摔成两半。拿个枣子咬一口，脆生生的，倍儿甜。赶上这时，院里孩子欢喜得如同过年了。

        六是东面一幢倒L形、有南北两个门的四层红砖楼房，这是59号院的最高建筑。

        

　　

        楼的一端有很深的地下室，里面是锅炉房，冬天为该楼供暖。这座楼是五十年代初兴建的，使用的建材比较一般，但水泥标号和施工都挺好，房间地表层始终不起沫，而且越擦洗越光亮。

        院里的老人一直称它为“新楼”，虽然它至今已60多年了，人们依然这么叫着。这幢楼内的房间有二种结构，一种是块状式单元，一个门内房间数量固定，房间与室内走廊连接；第二种是组合式单元，进门后房间互相串联，住室可多可少。

        建国后从解放军和其他单位调来不少干部，担任协和医学院、协和医院和中国医学科学院各级领导，“新楼”主要是为他们盖的，医学科学院党委书记张之强、白希清，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张绍逖和许多老干部都在这幢楼里住过，后来有的专家、教授也住进了这个楼。

　　

        新楼两个门旁都一边各有一个半米高的水泥台子，每个台子能坐下四、五个人，好象最早是用做花坛，后来砌死成了台子。

        砌台子用的水泥标号也挺高，表面锃光瓦亮，楼里的老头、老太太时常坐在上面聊家常，男孩子张宪乐、高宪、张峰、张晶、陈奇山、刘如光、张克君、汪向东经常在上面下棋、扇三角；女孩子吴北玲、吴北跃、郭晓荣、李小莉、冉虹在上面玩扔包抓拐。

        七是院子东南角现在被改建成为的学生公寓。这里早先是操场，孩子们几乎每天下课后都来踢球。58年在此建了协和医院“大食堂”，同时在院子大门口左侧、43号别墅南面空地挖了一个很大很深的菜窖，用于冬储大白菜、萝卜、土豆、大葱等蔬菜。

        大食堂开张后，协和的医护人员、家属小孩都来此就餐、打饭，周末把桌子、板凳顺墙根一收，还放过电影、举办过舞会和婚礼，很是热闹红火过一阵儿。

        可是好景不长，仅过了二、三年，大食堂就“歇菜”了，开始空关着，后来就成了堆放木板、钢管、破旧桌椅的仓库，前些年内部翻新、装修，才变成了学生公寓。

        由于院里老房子多，蝙蝠也就比较多。这些能飞的“耗子”，平时躲在房檐和阳台的缝隙里，天气暖和时的傍晚，纷纷飞出来觅食，它们在树间灵活地无声穿行，不停地在空中轻快地盘旋、俯冲，也是一道有意思的自然风景线。

        别看59号院里高级领导多，大腕级专家教授多，但他们不过是院里的住户，真正掌管院子大权的则是居民委员会。那时，居委会办公地点设在英式砖木别墅北侧平房里，有一间大点儿的房子，能坐下二、三十个人，算会议室，还有两间小房子，用于办公和放材料。

　　王二苏祖籍河北固安，上二辈儿逃荒来到北京，爷爷经人介绍给李莲英李大总管抬轿子，就算在京城扎了下来。

        二苏住在院子东北的平房，出身不错——城市贫民，有点儿文化——高小毕业，以前在院里烧锅炉，年龄大了，体力活干不动了，院里组建居委会，街道领导就让他当了主任。 一、二十年下来，居委会从没见过改选，二苏一直干着。

        印象中二苏个挺高，身形瘦，秃顶龅牙，背有些驼，那会儿岁数五十大几，常年上下一身黑，裤脚扎着，很像武打戏里的夜行侠。大人管他叫二苏，孩子传来传去叫成了“二叔”，他也就习惯成自然地应承了下来。

        居委会时不时开会，传达街道和派出所的通知、要求，各家住户都要去人参加。领导、专家教授工作忙、事情多，肯定不会参加这样的会，就让没工作、全职家务的家属或孩子、以及保姆参加，后来家属、小孩去的也少了，居委会召开的会议就成了清一色的保姆大会。 

        王二苏文化程度不高，要给知识分子和干部开会他还真胆儿颤，现在面对一帮没啥文化的保姆，而且大多数也来自河北霸县、任丘、永清和文安的农村，他可以放开了喉咙“摆货”。所以，经常看见二苏将上面发的文件卷成筒拿在左手，右手做着各种手势，抑扬顿挫地大声给保姆们训话。

        二苏还培养了几个居委会骨干，一个是金蕾家的男保姆老冯，全院用男保姆的仅此一户。

        冯大叔五十多岁，高度近视，戴个如同瓶底子的眼镜，腰里总是系着一条油脂麻花的蓝围裙，他在金蕾家干了好多年，对金家十分忠实。老冯是居委会积极分子，喜欢找男孩们的“茬”。

        张宪乐外号“倍儿乐”，是协和医院党委书记张绍逖的小儿子，性格倔犟、淘气，脑门前的发际长有一个“旋”，所以前面的头发总是扎着。“倍儿乐”最看不惯冯大叔，给他起外号“冯瞎子”，孩子们有时当面就这样叫，气得老冯暴跳如雷，找孩子家长告状。

        再一个是胡正祥教授的儿子，当时三十多岁，患有间歇性精神病，曾拿菜刀追着人砍，所以一直没工作、没结婚，长得挺壮实，大人、小孩背后叫他“胡疯子”。

        二苏经常让胡疯子去街道取材料、给院里住户发灭蚊蝇蟑螂药、陪片警小崔查户口，胡疯子两条小腿捣驰着跑得很来劲。胡疯子也经常与院里男孩发生矛盾，孩子们对他忍让多了，也尽量不去招惹他，倒不是因为他爸是著名教授，而是孩子们受到家长的一再告诫，精神病人打人、杀人那是白打、白杀，不偿命。

        

        六十年代初，胡疯子因猥亵幼女，被抓了起来，后来听说判刑送西北劳改，刑满后他舍不得离开，自己要求留在监狱工作，再没回到北京城。

        “文革”刚开始时，秩序还没完全乱，王二苏领导的59号院居委会，紧紧地把保姆们团结在一起，为串联来京、住在外交部街31号24中教室的一批批外地红卫兵们做饭、送饭，还要求保姆密切监视各自主家的动向，发现异常特别是家人出远门或外人来访及居住的，随时向二苏汇报，二苏再根据不同情况，确定是派人上门查问，还是自己与片警一同过问。

        他这一招，几乎把院里的保姆都培养成了电视剧《潜伏》里的余则成。弄得许多专家教授和领导，视保姆如密探，防保姆如防贼，还没理由也没胆量敢辞退不用，在家两口子轻易不敢大声说话，生怕哪句说不对，让保姆听见汇报出去惹来大祸。

        再往后，协和造反派到处夺权，王二苏一干人等，也被造反派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小爬虫”、“黑打手”，遭到批斗和打骂，并被赶出了居委会，那几间办公房也自然成了造反指挥部。

　　

        由于这个院子建筑上的独特风格和闹中取静的特点，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影视作品纷纷以其作为背景，取景、拍摄，并受到观众好评。59号院在一些导演、编剧心目里，竟然是沧桑无限、处处陶然的好地方，是集伤痕文学、城市文学、知识家庭为一体的情景剧最适当的表演舞台和拍摄圣地。

外交部街59号院内环视360度。

第三章 孩子们的天堂 

　　59号院要比起城西的部队大院，那可是小多了，但59号院在城市中心，院里树木茂盛，花草众多，路边灌木整齐，路灯矗立花坛。每幢房子外都有浇水的自来水龙头，好几个师傅专门打扫院子卫生，修剪、浇灌各种植物。

　　春天夏天，师傅们接上皮管给草地和树木浇水，清澈的自来水流进土壤卷起的泡沫和土腥味，给美丽的院子带来无尽的生机与活力。院里的男孩子乘工人师傅休息，或者拿着皮管向四处草地喷射水花，或者你滋我、我滋你，搞得混身湿漉漉。大家沉浸在水的嬉戏之中，玩得十分起劲儿。天热时，孩子们玩捉迷藏，跑得满脸通红、满头大汗，背心湿得紧贴前胸后背，拧开水龙头对嘴喝水、捧水洗脸冲头那是常事，没见谁弄出病来。

　　

        院里草地成片，深处没过小腿。树木有柳树、槐树、榆树、椿树、桑树、杏树、桃树、枣树、海棠、银杏树、梅子树、松柏树和葡萄架，丁香花、藤萝花、海棠花开放时节，白色的、红色的、黄色的、粉色的、紫色的花朵一堆堆、一簇簇、一串串地各处开放，院子里经常是繁花似锦，香气扑鼻。太阳直射、温度增高时，花朵散发出的浓郁香味，几近熏得人喘不过气来。

        蝴蝶、蜜蜂、马蜂、牛蜂整天围着花树“嗡嗡”飞个不停，各种小鸟也忙进忙出地在树间草间觅食、追逐。夏日，草里的蚂蚱、灌木上的螳螂、空中飞来飞去的蜻蜓、树干上叫个不停的蝉儿，都是孩子们的喜爱和至宝。

        张克君是逮蜻蜓的高手，什么“红果”、“黄果”、“老杆”只要落在够得着的地方，都逃不出他的手掌。由于他长得白皮细肉，有几分女孩气，同伴给他起外号叫“克妞子”。克君家住连排别墅的地下室，妈妈是协和的资深护士长，爸爸在石景山钢铁厂上班，他是家里老大，下面一串妹妹：张克敏、张克华、张克丽……，克君的爸爸人高马大、身材魁梧，对他很严厉，他的奶奶则经常护着克君，把他当命根子疼，有好吃的总是留给他。

        高宪家住院子东北角的夹道平房，比克君小几岁，人猴精猴精的，外号“高狞子”。他最擅长捉“知了”，有时用桃树胶、有时用白面筋，拿根长竹竿，挨个儿树地粘，一中午能捉十来只。更厉害的是，高宪把弹弓用得令人咋舌赞叹，他用弹弓打“知了”、打马蜂窝，几乎是弹无虚发。高宪的爸爸好象在协和做党务行政工作，他有个妹妹老喜欢跟着他玩，而高宪总是等妹妹不注意时，瞬间甩开她溜走。

        冬天下雪后，那叫一个热闹。堆雪人、打雪仗，用鞋踩着竹片在压实的雪上打出溜，把木板钉上铁条当雪橇拉人来回跑。

        最过瘾的还是做冰棍，倒一小搪瓷缸的白开水加点糖，用白纸封上，中间插根小木棒，放窗台上冻一夜，第二天就能尝到自制的土冰棍了，好吃不好吃咱另说，图的就是个乐子和新鲜劲儿。

        当时院里的孩子不少，主流是50、51、52这三年出生的，58年9月后上的小学。像协和领导的孩子张宪乐、郭晓荣、陈韶山、李小莉、刘如光、冉虹，专家教授的孩子梁端、钱家声、宋业亮、刘伟民、吴北玲、金蕾等，年龄都差不多，大多都在同一个小学——新开路小学上学，像刘伟民、梁端、吴北玲、陈韶山、金蕾、张宪乐、郭晓荣、刘如光、李小莉、李红还在同一个班度过了六年的学习生活，直到考了初中后才各奔东西。

        孩子们年龄不大，但有二个界限。男孩女孩有界限，并且界限鲜明。男孩只和男孩玩，女孩也只跟女孩玩，一家的兄弟姐妹在院里也绝不会混在一起玩耍。

        女孩室外玩跳皮筋、踢毽子、跳房子、扔沙包、抓拐接包等，都是文明游戏。男孩子花样就多了，什么打弹球、扇三角、拍洋画、滚铁环、剁刀占地、踢罐报警、骑马打仗、官兵捉贼。大一些后，上墙、爬树，做弹弓、练飞刀、玩击剑、用土坷拉打仗，经常满身泥巴浑身土，到天黑吃饭时间还在院里“疯”，惹得大人满院子边找边叫。

　　干部的孩子和专家教授的孩子也有界限，但不甚明显。主要界限在于干部的孩子比较“淘”，玩的东西层次比较低；专家教授的孩子“文”多了，喜欢的东西比较高雅，这可能与家庭的条件和影响密不可分。

        当年院里经常长时间回响着清脆、曼妙的钢琴声，弹琴的分别是住在30号别墅的金蕾、住在新楼南门一层的吴北玲，好象住联排别墅的张安教授女儿也弹，张教授女儿学芭蕾舞，小点儿的孩子诙谐地叫她“芭蕾舞大师”。

        教琴的老师定期到她们家里指导，几家的钢琴上都放着好象闹钟似的打拍器，专业味道十足。

　　后来时境的变化，张安教授的女儿没能搞艺术，却到东单菜市场整天搬弄萝卜、白菜，当了一名卖菜工，改革开放后去了美国。

　　金蕾的爸爸是药理学专家金荫昌教授，美国加州大学医学院博士，在协和的药剂、药理研究上坐“头把交椅”，她妈妈唐冀雪阿姨也从事药学研究。金家就她一个女孩，很文静、很秀气，极少见她开怀大笑或高声说话。金荫昌教授中等个，较胖，经常穿着大衣，夹个大皮包，来去匆匆，显得十分忙碌，外国人进出她家挺多。

吴北玲的妈妈王克勤阿姨，湖南人，在美国获得过硕士、博士学位，一直从事生物化学研究。当时听说，王阿姨研究出的人造血十分神奇，在抗美援朝战场上发挥过重要作用，挽救了许多志愿军战士的生命。吴家三姐妹，姐姐吴北霞、妹妹吴北跃，数北玲最漂亮也最聪明，瓜子脸、丹凤眼，笑起来有酒窝，像妈妈，只是额头有点“呗儿”，像爸爸。

金蕾和吴北玲练琴都很刻苦，《蓝色多瑙河》、《致爱丽丝》、《四只小天鹅》的乐曲声，经常从她们的琴房里传出，弥漫在59号院的上空。除了钢琴外，金蕾还拉小提琴，吴北玲还弹手风琴。

        住29别墅的男孩梁端，是梁植权教授的儿子，长得比较单薄，后脑勺上有两个“旋儿”，脾气特“拧”，也学拉小提琴。他有个姐姐叫梁琪，年龄大七、八岁，长得端庄文静，很少在院里玩。

        梁端特别喜欢看外国小说，家里有成套的《福尔摩斯探案集》和法国科幻作家儒乐•凡尔纳的小说《神秘岛》、《机器岛》、《地心游记》和《海底两万里》、《八十天环绕地球》，讲起书中的故事情节，梁端充满着童真、憧憬和神秘。

        钱家声家和梁端家共住一楼，钱家声经常制作各种物件拿到院里给小伙伴展示，像三合板航模、弹弓手枪、铁丝剑等等，做得象模象样，挺精致。   

　　

        宋儒耀教授的小儿子宋业亮，擅长装配矿石收音机和简易半导体收音机，家里胶合板、电烙铁、小钻头、漆包线一应俱全，几个二极管、三极管、电阻、电容器组合在一起，就能收听广播电台的节目，令许多孩子羡慕得不行，纷纷效法他省下零用钱，满世界买来元器件，学着装半导体。

        干部和一般工作人员的孩子喜欢看小人书，《三国演义》、《水浒》、《岳飞传》抓到哪本看哪本；喜欢听评书，广播电台播送的《林海雪原》、《平原枪声》、《烈火金刚》，回回不拉。

　　刘如光、张克君一帮小伙伴聊起梁山好汉和杨家将的故事，二个钟头停不下来，往往为双枪陆文龙的武艺高还是没羽箭张清的武艺高、青面兽杨志的刀好还是杨七郎的锤好，争得脸红脖子粗；至于乐器，干部孩子也喜欢，住新楼三层的陈奇山、陈韶山哥俩儿，都学吹笛子，没有专业老师教，自己摸索着练。家里给的钱不多，买几张笛膜当宝贝，节省着用，生怕不小心弄破了，后来竟然也吹得有模有样、悠扬婉转的，挺打动人。

　　也不记得从哪年开始，干部孩子中时兴起养蚕、养热带鱼的风气。春天，从伙伴手里拿到一小张撒着蚕籽的纸，放进纸盒中，随着气温不断升高，幼蚕终于破籽而出。

        

        在灰色英式别墅前有两棵树干如水桶般粗的大桑树，每年初夏都结满了紫红的桑椹。院里还分散长有不少小桑树，蚕要吃的食物——桑叶不成问题。放学后，用长竹竿绑上粗铁丝做的钩子，从树上绞下桑叶，再用清洁湿布擦净晾干，盖在蚕上，不多久蚕就爬上叶子，脑袋从上往下不停吃了起来，盯着蚕吃桑叶的忙碌，听着它发出的沙沙声，看着一次次蜕皮后，蚕从黑到黄再到白，从蚕变茧再变蛾，最后撒下无数小籽，孩子们可长见识、可高兴了。 

        一次，住在新楼的李小莉给大家看她养的蚕吐出的丝饼片，大家很是惊奇，她告诉大家，蚕要吐丝时，将它放到摊在桌子的白纸上，让蚕始终找不到做茧的支点，蚕实在没有办法，只能无奈地将满肚子里的丝，在纸上吐成饼片状。这样，稍做加工，就可成为十分精美的书签。孩子们先后实践，不久，每人都用上了或黄或白闪闪发亮的蚕丝书签。

        养热带鱼也是因陋就简，不可能用水族箱，甚至连鱼缸都没有，就是用玻璃罐头瓶子，洗净后找来沙子、水草，照水族箱样子布设，花零钱去米市大街热带鱼商店买最便宜的“孔雀”，最多是买“红剑尾”或“黑玛莉”，高档鱼如“神仙”、“蓝星”、“金银灯”太娇贵，买不起的，也不敢养。

        玻璃瓶子养两对“孔雀”刚好，平时买点儿干鱼虫喂鱼，有空就拿上自己用纱布做的水网去护城河捞红红的新鲜鱼虫喂鱼，看到鱼虫撒进瓶里，自己养的“孔雀”欢势地在水中吞食鱼虫，愉悦的心情难以表达。

        

        个把月后，母鱼肚子大了，再一段时间，早晨起来，玻璃罐里居然看到好几条小鱼，是母鱼生小鱼了，赶紧再拿一个玻璃罐子，将小鱼与大鱼分开，以后生得多了，就用自己的鱼与别人交换，还互相交流养鱼经验。

        住新楼四层的张根生，是医科院党委书记张之强家的唯一男孩儿，他姥姥找他回家吃饭时，经常扯着嗓子满院喊“根根”，孩子们故意学她样子，发出的声音却是公鸡般的“咯、咯、咯---”！ 根生养鱼捞虫最热心也最积极。

        一个下午，几个同楼住的孩子相约去城东护城河捞鱼虫，他只顾往鱼虫多的地方钻，一脚踩空，掉进河里，好在发现得快，同伴及时将他拉了上来。他家大人知道后，不准他再去河边捞虫，他争取到了一月二角钱的经费，可以到鱼店买活鱼虫了。

        上小学三、四年级后，干部孩子从工地上找回电焊工用的电石块，天黑后将电石埋进火山样的锥形小土堆，慢慢浇上水。电石遇水发气，从土堆口上喷出，孩子们用火柴点燃气体，一座人工火山出现了，电石如果量多，火焰就能燃烧较久，大人远远看到也往往十分惊讶。

　　张峰、张晶原来想学军工英雄吴运铎，不知从哪搞来不少块状的硫磺，按照故事书上讲的办法配制黑色土火药，做火药枪玩。

        木炭粉可以将木箱板、木头块烧焦、研碎后自制，硝化钾可就不容易得到了，灯市口大街化学用品商店有卖的，但要有介绍信，孩子们弄不到。于是，就到公共厕所刮尿碱、到平房老墙根铲白色的硝痕，严格按照硝、硫磺、木炭1：2：3的比例配兑，多次试燃都不成功，不是发火很慢就是根本不起火，压根产生不出从鞭炮中剥出黑色火药的那种爆燃效应。

        老弄不成，孩子们也开始厌倦了，但发现只要没有风，硫磺点着时，会发出幽幽一层蓝色的火焰，并伴着刺鼻的臭味儿，硫磺本身会从固体变成流体，附着在砖、石、木头上慢慢燃烧。于是，在夜晚将硫磺放在砖上点燃，让整块砖头成为“蓝精灵”，惹得大人们也好奇地驻足观看。

　　

        这些活动沾上了“火”，成为消防隐患，很快被居委会盯上了，冯瞎子是急先锋，挨个到张宪乐、张克君、刘如光、高宪、张峰家里告状，害得好几个人都挨了家长的打与罚。

        这几个淘气的孩子别提有多记恨了，凑在一起商量，决心报复他一下，还得让冯瞎子吃亏说不出来。

         刘如光长得虎头虎脑，很墩实，伙伴们给他起了个外号“刘胖子”。刘胖子照《地雷战》电影里，鬼子偷地雷挖了一手屎的路数，出了个损招，指挥张宪乐、张克君去胡同口当侦察员，看着冯瞎子买菜回来及时传递信息，让高宪现拉出一泡屎，张峰用牛皮纸兜住，然后糊抹到金蕾家后门、冯瞎子进厨房必开的门把手上。

        干完这一切，几个孩子跑上新楼北面的楼梯窗户看热闹。一会儿，冯瞎子真回来了，他一手提着菜篮子，一手拧门把手，门没打开，手上先攥了一把屎。他眼神不好，但感觉不妙，将手放近脸前一看，上面黄黄的巴巴臭气熏天，弄得他直犯呕。进门后又是洗又是擦，折腾了小半天。

        几个孩子们像吃了蜜蜂屎，那个乐啊！笑得肚子都疼了。大家相约保守秘密，谁问都不承认，谁说了谁是小狗、谁供出别人谁就是叛徒甫志高。冯瞎子倒了霉，肯定知道是那几个孩子干得，但苦于没抓到证据，讲出去又觉着挺丢脸面，所以也就没吱声，干认吃了回哑巴亏。

        干部孩子还有淘气的事。一天下午放学后，张克君、刘如光、张宪乐等几人议论起“人是不是都贪财”，克妞子认为，有的贪有的不贪；倍儿乐讲，没有不贪的，不贪是装出来的。两人争论起来没完。

        刘胖子说，你们乱吵有什么用，不如咱们做个试验就会有结论。克妞子、倍儿乐马上问，怎么做试验？刘胖子跑回家，不一会儿拿着一木轴缝纫机线和一张两角钱毛票出来了，他在纸币上穿个小洞，用线栓上。几个孩子将钱放在路中央，钻进周围树丛里躲好，克妞子牵线等着。

        走到毛票近前的路人，左右张望没见别人，弯腰伸手拣钱，克妞子将线一拉，毛票往旁边挪动，拣钱人以为是风吹的，接着走上前拣；克妞子再拉线，再拣；孩子们忍不住笑出了声，闹得拣钱的大人满脸通红，赶紧转身走人。试了几次，除去行走匆匆没看见的，都会拣钱。

        回家吃晚饭前，倍儿乐得意地说，怎么样？！我赢了吧！克妞子“唉”了一声，惺惺地自言自语道，“真没想到，大人都这么喜欢钱”。

第四章    我们的新开路小学

　　1958年全国开始“大跃进”运动，59号院里的孩子不少到了上学年龄。当年五月至七月，按照户口居住地，适龄儿童开始入学报名。

　　要上学了，不管是专家教授的孩子，还是领导或工人的孩子，都挺激动。七、八月里，适龄孩子只要见面就问“是不是上新开路小学”？“知道不知道在哪个班”？新开路也是一条胡同，与外交部街中间隔着西总布胡同，步行只需十几分钟。新开路小学在新开路胡同的中间，门牌是33号。

        这所小学历史悠久，最早是“大清国八旗子弟京师小学堂”，与“京师中学堂”的北京一中、“京师大学堂”的北京大学，同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的产物，有一百多年历史了。

　　当时新开路小学的校园主体是一个大四合院。大门是两扇木头门，上面有大铁环，门坎也是很高很厚的木头做的。学校大门开得并不在校园正中，四合院被矮墙和房头遮挡着，进门左转绕过矮墙才能进到院子。

        院里东房是教室，北房是教室和老师的备课室，西房是校长办公室、教导处。学校开大会，几百个学生就站在这个四合院中间的平地上，老师站在北房前台阶上讲话。

        从东侧出四合院又是二排平房，空地上砌有水泥兵乓球案子、长着挺粗的几棵柳树，房子都是教室；再往东过一个砖门，是学校操场。操场正北的房子是音乐教师，前面有一个水泥主席台，开全校大会或做广播体操，校长、老师就站在上面。

        操场里有木质双杠和沙坑，南面是厕所和一个旁门，这个门能进卡车。在四合院后面，还有一个小院，东侧与操场相通，中间在教师备课室与平房间有一个小过道连接，后院的二层楼也是教室。

　　终于等到了9月1号，一大清早，男孩子背着空书包自己走到学校，女孩则由家长牵着手到学校报到。分班老师按照名册告诉孩子应该去哪个班、到哪个教室。59号院的小孩分到一年二班的有张克君、冉虹等。金蕾、张宪乐、陈韶山、吴北玲、刘如光、梁端、郭晓荣、刘伟民、李小莉、李红都分在一年一班。

        一班这个集体，共40名学生，都是周围胡同和社区里的孩子，张丽华、蔡姬妤、董小平、崔布谷、史和平、王义民等一批新的伙伴，与外交部街59号院的孩子们很快就熟悉了起来。

        

        新开路小学当时的校长叫马家骧，是一位胖胖的女士，每学期开学典礼或少先队大会马校长讲话时才能见到她，平时很少见到校长活动。

　　班主任张瑛老师，主教语文课，也代过数学和历史课。从1958年9月到1964年7月，张老师一直跟着一班当班主任，同学们对张老师留下很深的印象，有很深的感情。

　　张老师是北京人，家住史家胡同，当年五十出头，花白的头发，剪着齐耳短发，样子慈祥、和善。她是“解放脚”，小时候缠过足，以后放了，所以走起路来总有点儿“颠”。张老师喜欢男孩子，也喜欢学习好、乖巧的女孩儿，她对调皮、淘气、学习成绩不够好的男孩儿有足够的耐心，但对成绩不好的女孩子就相当严厉了。一次，她对一个不完成作业、考试不及格、姓张的女生发了火，教鞭重重地打在讲台上，用地道的北京话骂道“你个臭皮囊个儿”、“给你们家大人丢人现眼来了”，全班同学惊呆了，大气不敢出，完全被深深地震撼住了。

　　 张老师教语文课有两个绝招，一个是让全班同学按座次读课文，搞朗诵接龙，只要你读错，就坐下，由下一位同学接读，看谁语气生动，读得课文长。同学们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谁都不服输，抓时间练朗读，阅读能力提高迅速。

        第二个是让学生以课文为中心，按照上下线索自己想象讲出故事。比如，学习文言文《守株待兔》后，张老师让大家合理编讲出之前和之后的故事，激发同学们开动脑筋、敞开思路，按照自己的思路进行叙述，对学生的形象思维、推理归纳和语言表达有很大促进。

        二年级时，表现好、学习好的孩子开始批准加入少年先锋队了。吴北玲、陈韶山、张丽华是班里第一批入队的，北玲担任了大队委，韶山当了中队长。三年级、四年级时，班里同学陆续都入了队，大家都戴上了红领巾。

        新开路小学少先大队举行入队仪式很隆重，经常借用大华电影院场地，在少先队鼓乐队伴奏下，迎队旗、唱队歌，宣布新队员名单，新队员列队上舞台由老队员系红领巾，新队员代表发言，大队辅导员老师讲话，最后老师高声说：“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全场同学齐声高呼“时刻准备着”！仪式结束后，接着还放映一部有教育意义的电影。

　　当时，布的红领巾5角钱一条，大家都戴布的。吴北玲买的红领巾是绸子做的，要一元多。春游时，她指挥全班同学唱歌，柔和的春风吹起她的刘海，红绸领巾随着双手的节拍在胸前频频摆动，稚嫩的脸上满是认真、努力的神情。

　　

        毫无疑问，学生要看学习成绩。吴北玲、陈韶山是拔尖的，他俩成绩稳定，不论上几年级经常考双百，在年级也能排在前面。吴北玲一手字写得好，毛笔大字和作文经常贴在学校专栏展览、示范；陈韶山留着分头，办事稳重，为人厚道，喜欢帮助同学，大家愿意跟他玩，在同学中威信高。

        张丽华长得挺漂亮，在女同学里很聪明，她和金蕾、蔡姬妤一样，学习成绩98、99，也很“牛”。

        梁端、史和平、崔布谷、董小平算术特别棒，五、六年级时，算术难度增加了，好多方程题大人都解不出来，这几个男孩脑子好，尽管题再绕，很快也能列出公式，得出正确答案，就没有算不对的题目。

        刘如光语文好，作文来得快，构思巧妙，生动有趣，张老师经常作为范文在全班面前边读给大家听，边作点评分析，他画得水墨画也上过学校的专栏。

        张宪乐、郭晓荣学习成绩也不错，就是比较粗心，经常是八、九十分。刘伟民、李小莉脑子稍微慢一点儿，但他俩真用功，别人去玩，他们还在“吭哧、吭哧”做作业，下得功夫比别人多不少，成绩也都还可以。

        在学校里，男孩最大的乐趣是打乒乓球。１９５９年春，第25届世乒赛在联邦德国举行。容国团夺得男子单打冠军。周恩来将容国团夺冠和十年国庆视为５９年的两件大喜事，将中国首次生产的乒乓球命名为“红双喜”。容国团成为青少年的偶像，乒乓球热迅速在全国兴起。买个带海绵胶粒的球拍要好几元钱，不少孩子就买来光板球拍自己沾上海绵或胶粒，练习推、挡、搓、削、抽、捞、扣，谁要是掌握了个新技术，大家都会跟着效法学习。

        校园里孩子多球台少，下课铃一响，大家蜂拥而出，急着抢球台。课间十分钟，不能整盘地打，就谁新上来谁发球，一球决胜负，输的下去再排队等，赢的当“皇帝”，直到自己被打下去。

        女孩们玩双杠也是有些“疯”，两人各把一头，一声开始，双方都要全身从右杠上面腾过，以最快速度追到对方为胜，有时两边势均力敌，跃起追逐，腾挪闪转，让人看得也是眼花缭乱。

　　冬天，北京天气冷，教室里升煤球炉子，铁皮烟筒连接炉子和窗户上的风斗。同学有时从家里带来白面馒头或棒子面窝头，放在炉子面上烘烤，馒头、窝头慢慢变黄变焦，发出诱人的香气。课后，食品的小主人将馒头、窝头掰成小块分给同学们吃，大家嚼着酥脆、喷香的面食，聊着感兴趣的话题，那种感觉比今天在高档饭店吃海鲜大餐还要惬意。

　　1960年后，国家经济形势越来越差，粮食定量供应，商店食品也少得可怜，买生活必须品开始凭“票”。59号院的许多家庭买了那种小商贩使用的杆秤，每顿饭前将粮食仔细按定量称出，生怕吃冒了，月底无米下锅。

        院里树木多，一到春天，撸柳芽、摘槐花、采榆钱，弄回家既当菜又当饭。柳芽比较苦，要用开水焯一下，才能食用；槐花、榆钱用水冲洗后，就可和在棒子面里蒸窝头了，吃起来甜不叽的，味道不错。由于采摘的人多，这几种树的树杈经常被折断，五月底都长不齐树叶。

        新开路小学里许多同学营养不良，得了浮肿病。老师们的体力和精力也明显下降。学校减少了体育课和劳动课，但主课教学一点儿也没有放松。

　　63年形势好转后，学校在春季组织四、五、六年级的同学到北海公园过了一次队日。记得那天，红色队旗随风招展，一群群身穿白衬衣、蓝裤子，胸系红领巾的少先队员在辅导员老师的带领下，或在白塔前游戏，或在树阴下猜谜，或在湖面上划船。活动即将结束前，大家齐声唱起：“让我们荡起双桨，小船儿推开波浪，海面倒映着美丽的白塔，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红领巾迎着太阳，阳光洒在海面上，水中鱼儿望着我们，悄悄地听我们愉快歌唱。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做完了一天的功课，我们来尽情欢乐，我问你亲爱的伙伴，谁给我们安排下幸福的生活。小船儿轻轻，飘荡在水中，迎面吹来了凉爽的风”。

        委婉动听的歌声，掠过湖面，拂动着垂柳枝条，也打动着每一个孩子纯真稚嫩的心灵。

        白驹过隙，光阴似箭。六年小学愉快的生活很快结束了。那时实行的是每周6+1作息制，一天上午四节课，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再上一节或二节课；每节课40分钟，课间休息10分钟。

        推广广播体操后，二节课间到操场做广播体操；后来又推广眼保健操，就做眼保健操。开设课程就是语文、算术、地理、历史、动植物、音乐、图画、体育等，老师每天留的作业也不多，经常是一小时之内就能做完，假期作业也是极其有限的。书包不重，玩的时间很充裕。

        新学期，发新书后，同学们回家找牛皮纸或画报纸精心包上书皮，张丽华、吴晓荣还能将书皮包出小小的艺术效果，并在班里得到推广。学期结束时，每个同学拿到张瑛老师发给的成绩册，互相比较着分数的高低和操行评定的结果，议论着假期的打算和安排，别提有多兴奋了。

　　暑假里，59号院孩子们的活动主要有三项：游泳、骑自行车、看电影。

　　游泳刚学时只能去工人体育场的室外泳池，每小时一角五分钱，只是到那里游泳的人太多，池子里经常如同下饺子一般，很难游得开、游痛快，等学得差不多了，就几个人结伙去什刹海游，那里也是有人管理的，要先测验游泳技术，再办个证，每次交5分钱就能下水了。什刹海的水比较脏，水底是淤泥，游泳时还经常能从水底摸到河蚌，但有了宽敞的水面，不用屁股挤屁股了，大家还是知足高兴的。

　　学骑自行车，孩子们也是很踊跃。当时不少教授家有英国原装的“凤头”、“三枪”、“菲利浦”自行车，这些自行车档次高，装有“加快轴”，也就是变速档，骑起来发出“哒、哒、哒”的悦耳声音，既快又省劲儿，专家教授的孩子们骑这种车是很让人羡慕的。

        干部孩子只能骑国产的“永久”、“飞鸽”、“凤凰”车，28男车有横梁，汪向东、张晶、张根生个儿小，坐不到车座上，就右脚“掏裆”，站着骑，男孩儿骑会了还扶着车后架，教女孩儿们骑。很快，院里差不多大的男孩女孩都学会了骑车。男孩们还学会了“撒把”、“定车”、“带人”等技术，上街经常是一阵铃声一阵风，快捷、方便多了。

        小孩都爱看电影。协和好象不很重视文化娱乐活动，记忆里只有不多几次在东单三条小礼堂演节目、放电影，偶尔才给工作人员发两张电影票。

        59号院附近有二家电影院，一个是大华，一个是红星。红星电影院在金鱼胡同口上（现已拆），是基督教青年会礼拜堂改的，条件差点儿，好象放映记录片、科教片、动画片比较多，大家去那儿看电影较少。大华电影院离得近，从59号院到大华步行5分钟。自要北京上映新片子，大华总是第一拨放映。大华影院条件好，座位多，休息厅里高悬着白杨、王丹凤、上官云珠、赵丹、孙道临、王心刚等22位大腕明星的照片。

        新片即将上映前，影院都要制作大幅电影宣传广告画，广告画由大华的画师直接在钉好的板子上开画，大街上来往行人都能看到绘画的全过程，画师是中年人，据说是个哑巴。

        每当他挥笔作画，周围都能聚上一大群人观望，他把电影人物画得很逼真、很生动、很传神，也算个奇才了，足以印证司马迁所说“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的道理，一点儿都不错。

        大华的电影，学生票一角、一角五分，新片、外国片二角五分至五角不等。想看电影又没钱，一直是孩子们的基本矛盾，也不能老找家里大人去要，于是就想到了混进影院看电影的办法。开始，趁着入场人多时，夹在大人之间过剪票口，可大华的验票师傅个个都具有孙悟空的火眼金睛，哪个也不是吃素的，没费吹灰之力，将59号院混票的孩子一逮一个准儿，全给哄了出来。

        

         没多久，高宪发现，大华两场电影间往往衔接很紧，间隔只有15、20分钟，他把情况向几个孩子一说，大家又合计出混入影院的一个新办法。

         大华入场走正门，散场出两个边门，其中北面边门是个小胡同，路窄，观众退场比较缓慢，影院工作人员忙于清理场地，出场口一时无人把守。孩子们利用头场电影散场，人们往外走的机会，迅速倒流进入出场口，然后直奔厕所。

        等工作人员关上出场口的大门，孩子们早已坐在厕所各单间的马桶上了。等到场内黑灯开演后，孩子们再一个个从厕所溜出来找空座。这一招还真灵，59号院的孩子蹭着看了不少电影，还楞是一个也没被拎出来过。

　　1964年6月中考之后，一班的孩子因被不同中学录取而各奔东西，外交部街59号院的这批孩子以后也逐渐分多聚少，“文革”后更是命运所系，难得谋面，以至相互之间完全失去了联系。

第五章 印象深刻的大朋友

　　59号院里的大人都在“协和”工作，又长时间居住在一个院子里，真可谓“抬头不见低头见”，彼此应该都很熟悉。大人们在院子里见面，最常见是相互点头致意，有时简单问候一声，很少见到几人相聚或热烈交谈的现象，这与知识分子的涵养、矜持和习惯有关。倒是大人与孩子们的交往，不拘形式、不用客套，一直是爽快与贴近的。

　　林巧稚教授是著名的妇产科专家，她不喜欢别人叫她教授、主任，所以大人们都称呼她“林大夫”。林教授福建厦门人，终身未婚，没有孩子，可59号院里不少孩子的出生都是经过她的手，孩子们都格外尊敬她，亲切地称呼她“林奶奶”。

        林教授体态瘦小，但动作敏捷反应快，花白的头发长年梳成传统的发纘，她喜欢穿旗袍，喜欢儿童，酷爱种花。她住的28号别墅楼周围，南、北、西三面是土地，沿房子边角，林教授全种上了花草。记得西面靠近院里主路，她常种蔷薇，北面种的是美人蕉，南面种的是太阳花、老头花和海棠花。花卉开放时，花朵娇艳，引来蜜蜂嗡嗡、蝴蝶飞舞，不少人行走到林教授房前都会不由得驻足观赏、品评称赞。

        周日闲暇，林教授为花草松土、剪枝、浇水，院里的孩子也帮她接皮管、除杂草、收拾垃圾。这时，林教授就会用闽南口音的普通话挨个询问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和日常表现，鼓励孩子们努力学习、锻炼身体，做有文化、有理想的接班人。

　　

        林教授家南侧，长着一棵很粗的大槐树，夏季树叶繁茂时，树上经常生出许多以槐叶为食、垂着细丝的绿色肉虫，院里的孩子叫它“吊丝鬼”，因为这种肉虫会随风掉落在行人的头上和衣服上，很是惹人厌烦。

        林教授请人来喷药，刚喷过能好一阵，几天后“吊丝鬼”又冒出来了。孩子头儿刘如光、张克君发现“吊丝鬼”的蛹生在槐树周围阴暗潮湿的墙根、地角，就告诉林教授，要在这些地方撒些“六六六”药粉，让“吊丝鬼”的虫蛹无法存活，“吊丝鬼”自然就出不来了。

        开始，林教授将信将疑，“六六六”撒下后，“吊丝鬼”真的几乎绝了迹，林家别墅南侧长年不敢打开的窗户又能开启通风了，林教授高兴地把出国访问带回的外国糖果拿给孩子们吃，逢人便夸院里孩子“聪明、懂事、有办法”，孩子们也与林奶奶更加亲近了。

　　八十年代，林巧稚教授病重住院，五十年代那批院里的孩子都已长大成人，他们忘不了这位德高望重、医技超群、善良慈祥的“奶奶”，纷纷来到协和的干部病房探望，看到病床上林教授更加孱弱的身体，看到她伴随录音机播放的圣经赞美乐曲频频开合的嘴唇，看到床边、窗前摆满学生、同事、患者们送的鲜花和祝福卡，每个人的眼眶里都盈满了泪水。 

　　何观清教授是流行病学专家，对黑热病和痢疾有独到研究。那时，何教授四十来岁，身材魁梧，年富力强。他不像一般医生的形象，而是具有在紫外线下久晒的肤色和健壮的体格。他特别喜欢与院里的孩子们交往，十几个大点儿的男孩儿，他个个叫得出名字，每次见到都要聊上几句，开个玩笑。

何教授有一辆摩托车，也是59号院里唯一的摩托。那时私人拥有摩托车是很少的，所以只要院子一响起摩托车的引擎声，孩子们就知道，何叔叔来了。

何教授骑摩托时戴着风镜，身体倾斜转急弯，气流将风衣高高鼓起的形象，院里没有人能够忘记。假日里，何教授开摩托，常常带上院里的男孩儿兜风，有时从米市大街到灯市口再到王府井折回，有时开上东西长安街打个来回，许多孩子都乘过他开的摩托车。

        为了方便摩托车推上住的别墅阳台，他在门前台阶用木板做了一个“斜坡”，因为斜面比较大，摩托不发动时人推上去还是很费力的。   

        摩托车也有坏了的时候，毛病不大时，他就在阳台拆下摩托车的部件，用脸盆装上煤油清洗、检查、修理，这时，孩子们就是他的帮手，在一旁递工具、擦零件，跑前跑后，问这问那。何教授耐心地给大家讲解摩托车的机电原理，形象地把车子的发动机比作“心脏”，电路比作“神经”，油箱比作“肠胃”，机械部件比作“骨骼和肌肉”，告诉孩子们，只有你精心保养它、善待它，它才能忠实地为你服务。

        修理完后，何教授安装好零部件，熟练地一手拧油门旋把、一脚蹬发动机起动栓，当摩托车发出悦耳的轰鸣时，大家都高兴的跳了起来。何教授的夫人司徒美媛阿姨经常用盘子端出切好的水果，让大家吃，司徒阿姨很有风度，那时在北京经贸学院当英语教师。

　　

　　一个周末，几个孩子们帮助何教授擦洗摩托车。闲聊中，刘伟民问何叔叔：“你最钦佩的人是谁啊”？何教授放下手中沾满机油的棉丝，看着孩子们问道“知道伍连德是谁吗？我最佩服我的这个同乡了，他为中国医学事业，特别是对防疫和医学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中国检疫防疫事业的先驱。当年在北京，他家就住在东堂子胡同的一座小楼里”。

大家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十分好奇，聚拢到何教授身边，要求他详细说说这个何以令教授崇敬的人物。何教授拿过身旁的小凳子，坐在上面，边沉思边叙述了起来。

“我和伍连德有三处相同，一祖籍是同乡。我是广东宝安人，伍连德是广东台山人，都是珠江三角区的，相距不远。二都是华桥。伍连德生于马来西亚的槟榔屿，我出生于南美的圭亚那。三都从事流行病学研究和防疫工作，可以说是同行，我就是受他事迹影响才走上防疫事业的。只是他出生于1879年，我出生于1911年，相差32岁，就像我和你们相差的年龄。”

“伍连德都干过什么大事？”一个孩子天真地发问。

“1910年东北鼠疫大流行，哈尔滨市疫情严重，几近灭城，东北笼罩在一片恐惧之中。他临危受任全权总医官，深入疫区领导防治，采取了一系列断然措施，不久即有效控制住疫情蔓延，挽救了无数老百姓的性命。1911年，他主持召开了万国鼠疫研究会议。在他竭力提倡和推动下，中国收回了海港检疫主权。他还发起建立中华医学会，并创刊了《中华医学杂志》。”何教授认真回答。

“他与协和医学院的诞生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何教授停顿了一会儿，加重声音深情地说：“本世纪初，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就计划在中国投资，搞有影响的社会公益大项目。但建什么、在哪建、到底建多大规模，一直定不下来。论证期间，身为北洋政府大总统府侍从医官的伍连德，向袁世凯递呈了一份《拟改组全国医学教育意见书》，提出加速兴办现代医学科学院、发展中国的医学教育的系统计划。”

“1914年洛克菲勒基金成立了中华医学会，责成这一分支机构负责协和医学院的资金投入和各项工作运行过程。伍连德抓住机会，积极建议政府邀请基金会直接派遣代表团来华考察。代表团到华后，受到北洋政府高级政要的接见，伍连德英语好，熟悉欧美文化，参与了全程接待、引导和陪同，做了大量的介绍、说服工作。结果，1917年9月24日协和医学院举行了奠基典礼。”

“协和医学院原先的投资预算为100万至150万美元。由于施工期间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协和的主要建筑材料和设施又均从美国运来，物价、运费全面上涨，而建筑设计与工程质量并没有因此改变和降低。经过紧张的施工和建设，整整四年后，一座中西合璧的现代化大型医学机构正式运营，工程结算时，耗资竟高达750万美元之多。”

“ 此后，伍连德还参与创建了检疫所、研究所、医院等二十几所，包括：北京中央医院（今位于白塔寺的人民医院分院)；东北陆军总医院（现解放军202医院），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哈尔滨医科大学前身）等等。”

从那一天后，59号院的许多孩子就知道并记住了一个至今许多中国人还不熟悉的名字——伍连德，是他，用自己的真知灼见和不懈努力，为中国现代医学史翻开了新的一页。

        黄家驷教授的41号别墅楼在院子中部。这幢别墅的阳台台阶是孩子们经常聚集、玩耍的地方。六十年代初，黄教授已经非常出名了，孩子们都知道黄教授是外科手术的“大家”，还身兼多种社会职务。他平时很忙，院里难得见到。

　　一天下午放学后，几个男孩儿在黄教授房前玩起了“剁刀”游戏，这种游戏，可以两人玩，也可以三、四人玩。就是用条帚形的廉价铅笔刀在地上划出一块底盘，再按参玩人数平均划分相同等份做为各自阵地，铅笔刀剁在对方地盘不倒，按刀口走向划线归己，直到对方地盘不足刀口宽度为胜；如果刀子剁出后倒掉，剁刀权转到下一人，依次轮流。

        

        这种游戏，几十年没见北京的孩子们再玩了。也许那天游戏时争吵的声音太大，黄教授推开房门走了出来，看见四个男孩蹲在地上，反复用铅笔刀在地上剁呀、划呀，他挺好奇，于是也到孩子堆旁蹲了下来，孩子们发现黄伯伯来了，停止了游戏。

　　黄教授和蔼地问道：“你们在玩什么啊”？

　　大家抢着回答游戏名称并告诉他游戏规则，黄教授拿起铅笔刀端详了一会儿说：“我也剁一刀试试行吗”？

　　“行”！池华高兴地回答。

　　黄教授一刀下去，由于力量和角度掌握的不够好，铅笔刀没站住，大家遗憾地“哎呀”了一声，高宪提议黄伯伯再剁一刀，黄教授摇摇头说，“干什么都必须掌握要领，这种游戏也是有要领的，我肯定玩不过你们”。

　　他拍拍身边两个孩子的头，告诉大家，用铅笔刀玩耍要注意安全，防止割破划伤；回家后一定用肥皂洗手，清洗干净才能吃饭。几十年过去了，黄家驷教授与孩子们平等相处、童心未泯的那一幕，永远留在了孩子们的记忆里。

        吴德成教授、吴蔚然教授那时都在59号院里住着，他俩人是叔侄，蔚然教授看着少兴几岁，但萝卜虽小却长在埂上，是长辈。

　　两人皆气质堪佳，相貌堂堂。尤其是吴蔚然教授，堪称中国“美男子”。他俩给人们的印象是：衣服整洁、精神抖擞、彬彬有礼、器宇轩昂。两位教授生的都是女儿，吴德成教授的大女儿也在新开路小学上学，与张克君同班。吴蔚然教授的夫人黄阿姨，在协和护校工作，他们的女儿吴清那时还小，长得也比较瘦，总和妹妹在家门口玩。

　　64年暑假，几个孩子在院里聚在一起聊天，吴德成教授从旁边经过，与他同住一幢别墅的整形外科专家宋儒耀儿子宋业亮叫了一声“吴叔叔”，吴德成教授信步走了过来，他问大家“聊什么这么起劲”？宋业亮告诉他，大家正争论什么职业最重要。吴教授听了一会儿大家的看法后，认真地讲，“你们说的都很有道理，我要告诉你们的是，医务工作对我们国家、对整个人类都太重要了，人民的健康离不开它。我们国家医生还很少，医院也不多，你们的爸爸、妈妈在协和工作，希望你们继承长辈的事业，长大也能学医，为人民、为国家做贡献”。孩子们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看着吴教授离去的背影若有所思。

　　若干年后，我才真正明白，任何人群既要接受传统文化和大众文化影响，也要受到职业的独特文化所烘焙，而59号院的文化精髓和实质就是“医学神圣”，这种氛围产生于院子的历史，扎根在院里每个专家、教授的头脑，熏陶、感染着住在或曾经住在过这个院子里的每一个人。

　　吴蔚然教授当年与人合住在联排别墅32号门，他家门前长着一架枝繁叶茂的葡萄，葡萄藤爬满阳台上的架子，夏天阳台成为晚间纳凉的好地方。

　　北京种葡萄，入冬前要将枝条盘好埋入地下，以防冻死；春天暖和了，再从地下挖出搭在架上，比较麻烦。吴教授把待弄、操持葡萄藤作为一种快乐，时常见他松土、浇水和修剪枝叶。

　　金秋十月，一串串紫红的葡萄垂挂在藤蔓间，异常诱人。吴蔚然教授的这架葡萄是真正的玫瑰香，颗粒不大，汁甜肉实，香味醇厚，手拿嘴咬后，余香久久不散。他采摘下葡萄，分给院里的孩子品尝，大家吃后，对葡萄称赞不已，都觉得“吴叔叔真好”。

        

        吴蔚然家族四兄弟均在医学上建树颇丰。   

        大哥吴瑞萍是小儿科专家，1998年8月21日因脑出血逝世于北京。二哥吴阶平，中国泌尿外科奠基人，2011年3月在北京逝世。弟弟吴安然免疫学专家，2005年7月病逝。

        随着吴蔚然2016年8月8日的溘然长逝，在中国历史上具有传奇色彩的“吴家医院”成为绝响。

第六章    记忆中的“协和”

　　时间如流水，孩子们一年年长大了。到小学五、六年纪，十多岁的时候，59号院的孩子们已不满足只在院子里玩耍了，他们把活动范围很快扩大到了一街之隔的科学院、医科大学和医院。

　　当时，作为小孩，对这些单位是分不清楚的，也弄不懂上述单位的隶属关系和各自职能，只是笼统地把它们统称为“协和”。就是1966年“文革”后，协和医院改为“反帝”医院，七十年代初为调整中美关系，1972年1月1日又改为“首都”医院，到1985年3月18日 再恢复为“协和医院”，绝大多数北京市民都没有变来变去的改过口，而是一直按习惯只称呼它“协和”，更甭说59号院里的大人、小孩了。

　　后来听大人们讲起，才逐渐知道，协和医院是协和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协和医学院是专门培养医学生的高等学府，协和医院是它的下级单位，承接医学生临床实习和各种医疗任务。1953年后协和医学院停止了本科教育，不再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而改为以卫生干部培训为主。

        由于医疗卫生事业的急切需要，经过许多医学专家建议，1959年9月周恩来定名的“中国医科大学”成立并举行了开学典礼，实际上是又恢复了协和医学院。中国医学科学院是从事医学科研的单位，协和医院也是它下属的科研基地。

        老协和于1921年9月16日正式落成，剪彩时，政府要员、社会名流、各界代表参加不少，全国各大报纸均做了重点报道。清朝时，在这块地皮上是大名鼎鼎的豫亲王府。豫亲王是谁？爱新觉罗•多铎啊！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十五子，清初著名将领、“八大铁帽子王”之一。

　　据说，拆老房子盖协和新楼时，挖出了整缸的金、银元宝和大量玉器、珠宝，价值颇巨。有传说：掘出来的窑藏，不但超过了美国基金会购买此府的房价，而且抵得上协和大楼的总造价。

　　按说这样的大王府，地下挖个秘密金库，藏上个二三百万两白银、几万两黄金，是很平常的事；想想当年老豫亲王多铎战功卓著，声势显赫，是摄政王多尔衮最宠信的亲王，其当政时府邸窑藏之富，自可猜测、想像。随着时间推移，后代子孙逐渐衰败，金库秘密年代久远，以至不为世袭罔替了十几代的清末后人所知，在卖旧房时将地下宝藏一并送出，也就不奇怪了。

　　据传，这所王府当时卖给洛克菲勒基金会仅几十万银元，不足一万两黄金，大约折合12.5万美金。老北京人说，光是府里正殿的那些整棵金丝楠木大柱子，也不止这个价！

　　在豫王府址地上新建的协和大楼，真是与众不同，气度非凡。它是由一片楼宇建筑群组成的，十几座五层、四层、三层的楼房连接在一起，屋顶全部绿色琉璃瓦，大屋檐宫殿式。楼面是青砖水磨对缝。内部装修为当时最考究的西式设备，包括暖气、煤气、冷冻设备、灯具、门锁、抽水马桶等等，都是一水儿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协和医院当时就装备了世界最先进的医疗设备，如医用显微镜、X光机、无影手术床、输氧设备、牙医钻等，还有一台“铁肺”，就是呼吸机，名副其实地成为中国甚至亚洲最“拔份儿”的医学教学、治疗和科研基地。

        协和有四个大门。最热闹的是西门，每日车水马龙，大门正对帅府园，出来就是王府井大街；而且门前出路成“丁字形”，南北都通；南面通东单三条，北面通小马神庙、煤渣胡同、金鱼胡同。

        西门进铁栅栏门，沿高台阶到汉白玉“丹墀”月台，这里如同宫殿一样，三面都有楼，正面进去便是挂号门诊，往南往北进去是各种病房，不过里面也都连在一起，各处都可走通。

        而进铁栅栏门不上台阶，左右包过去，是平的环形路，通底层正门，汽车或救护车，可直接由左首进去，停在底层门前。病人可乘电梯到各楼诊病及进入病房。

        协和有独立的全套发电设备，电机房在东北角，有锅炉供发电和冬天取暖用。高大的烟囱在楼群东北角，是当年东单一带最高的烟囱。

        对孩子们来说，协和也是个好玩的地方。

　　要进协和大门并不容易。协和院墙连接着东西南北四个门：北面边门通机器房、厨房，是进煤出灰处，不常打开，开时也是工人在干活，外人要进很显眼，经不住盘问。

        西大门是医院看病的地方，门卫看得比较松，医生、护士、病人也都只顾忙自己的，进去容易，可就诊区走廊通往外面的门经常是关得死死的，到不了院子。

        南门是医学科学院正门，管得最严，门卫凶巴巴的，小孩根本不让进，家属进去也要登记。

        东门则是工作人员主要的出入通道，只有那里才是孩子们进出的理想之地。

　　

　　

        东门传达室里经常坐着二、三个看门师傅，上班高峰过后，气候适宜时，他们还搬把椅子坐在传达室外面晒太阳、聊天、抠脚巴丫儿。

        59号院的孩子们摸出规律，进东门绝对不能左顾右盼、胆小犹豫，只要你旁若无人、快步疾走，师傅一般都不问。偶尔问一句“找谁？”只要硬气地大声回答“X主任”，或“X医生”，就没事了。师傅们想当然认为，孩子进去，肯定是找自家大人有事。

        协和楼里的走廊很宽敞，清洁工人每天多次擦啊、扫啊的，水磨石地面始终保持着光滑明净。小孩穿着塑料底的鞋子，尽可以在走廊里“打出溜”。

　　协和院儿里房屋多，场地并不开阔，拿现在房地产商的行话讲，叫“容积率”高。但院子里人少树茂草深，蚂蚱比59号院多得多，个头还都比较大，特别是能捉到一种头尖、身绿、飞起来能发出“哗啦、哗啦”声音，叫“呱拉扁”的蚂蚱，每到协和院子趟一次草，都能捉到好几只后大腿上长着刺、稍不留神手指就会被它弹出血的大蚂蚱。

        协和院子里还长有好几棵柿子树和黑枣树，北京商店里经常卖黑枣，价格低廉，与山楂干同属低消费者食品。可长在树上的“黑枣”，开始并不黑，果实如同微缩柿子，由绿慢慢变黄，而且长得密密麻麻满树都是。

        每到秋天，柿子、黑枣压弯枝条，尽管果实直接从树上摘下，挂着霜，梆梆硬，涩得不行，孩子们还是要摘下来，藏在衣服里带出门，分给59号院里的伙伴们吃。

        协和的动物房也是吸引孩子们的地方。医学离不开实验和科研，做实验搞研究，就不能缺少动物。协和动物房里饲养着大量的白老鼠、豚鼠、兔子、猫、狗、羊，还有猴子。狗和猴子对北京孩子那得算稀罕物儿。

        动物房有一个天井式的小院，靠近动物房就能闻到强烈的异味。人一到铁门前，笼里饲养的几十条大狗小狗就会同时狂吠，恐怖气氛油然而生，胆小的人还真不敢走得太近。

　　动物房饲养、照看动物有好几个师傅，其中孙大爷没有家，一个人在动物房旁边的小屋住，常年与动物在一起，几乎每次到动物房都能见到他。

        他知道几个孩子都是协和子弟后，很是欢喜，我们一去，他就热情地与我们打招呼，领我们看狗看猴，狗见来了生人，扑到铁栅栏上狂叫时，孙大爷吆喝一声，小院就会立马平静下来，原本凶像毕露的狗们也温顺的低下头，在笼舍里来回徘徊。

        狗身上经常包裹着纱布、打着夹板，有的身上还插着管子，他会指着一个个笼舍告诉我们，这是什么品种的狗，做过什么实验，什么时候还要做手术。

        医科大学新楼六十年代初盖好后，那里又成为对孩子们有吸引力的地方。因为大楼八层是乒乓球室，有标准、崭新的乒乓球案子，宽敞、明亮的运动场地，到那里打乒乓球成为59号院孩子们经常萌发的愿望。

        医科大学当时招生并不多，学制8年，国内这种学校寥寥无几，据说医大考试严格，淘汰率高，所以学生学习特别努力，很少见到有人在玩，运动室里经常是空无一人。但想进得大门并非易事，院墙传达室看门师傅严厉之极，眼睛瞪得比蛋子还大，进出要查看证件，问这问那，生人会客登记、出门索要回执，小孩儿根本不让进。 

　　为了进医大打乒乓球，孩子们动了不少脑筋，白天不敢爬墙进，最常用的办法是，选准午饭后传达室看门师傅靠在椅子或趴在桌上打瞌睡时，猫腰从传达室窗下隐蔽溜进去，这种办法大多数能成功。

        只要进了乒乓球室，那就算到了天堂，一打就是一下午，天黑后再翻院墙出去。但因为传达室到大楼有一段距离，又没有树木、花坛等遮蔽物做掩护，有时进去人多了动静大，有时看门师傅睡得不深，还没等孩子们跑进大楼门，就被师傅发现吆喝住了，接下来虽然是软磨硬泡讲好话，可铩羽而归几乎就是定局了。

        “文革”开始后，协和医院门口换上了“反帝医院”的大牌子，“协和”成了美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和慈善事业麻醉中国人民、对华精神侵略的历史罪证。

        在动乱的年代，协和医院倒是始终没有停止过看病，但管理明显放松，门卫室经常没人，大门洞开，任由过往行人随意进出。墙上经常贴满大字报，走廊里睡着带着铺盖的病人家属，地上杂物乱扔、污渍斑斑，脏乱不堪。

        过去常念叨的“协和宝贝三大款，教授、病案、图书馆”，这时都无人珍视，全不当回事了。

　　病案是医疗过程的真实记录，是就诊者的档案。协和建院之初就重视病案建设，从1921年到1951年的病历，全部用英文撰写。你只要出生在协和，小儿体征记录和小手印、小脚印都被忠实、永久地保留下来，凡在协和就诊看过病的，不管是几十年前的事，都能查到当年的原始病案。

        协和保存的病案多达240余万份，其中包括孙中山、梁启超、蒋介石、张学良、宋庆龄、宋美龄、宋蔼龄、溥仪、斯诺等许多名人病案，还有一些记载世界、中国首例疑难重症及罕见病例的珍贵病案。

　　“文革”孩子们不上学了，闲着没事，再到协和去玩，只见堆满病案的高大木架全从病案室搬到了走廊上，一垛垛病历袋上落满灰尘，没人看管，无人过问，有的病案掉落在地，上面布满踩踏过的鞋印，病案室好象被某一造反组织当成了办公室。

        据说，造反派头头曾提出，病历积存太多、占地方、是累赘，国家造纸原料又紧张，要卖到造纸厂化浆处理，当时的医学科学院军管会主任刘景晏态度坚决，没同意，才保下了这一大笔珍贵的医学财富。

尾声    发自肺腑的感慨

　　转眼四、五十年过去了，59号院依然健在。

　　新时期，北京旧城改造的速度异常迅猛，这个院子虽然苍老了、衰落了，却并没有在一次次城市拆迁浪潮中被划入红线。

        2003年被列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后，许多慕名前来串胡同的中外游客，在59号院门前驻足观望、拍照，胆大的直接进去探察一圈，对着饱经沧桑的建筑物频频按动快门，回去还将照片填充进自己的博克，挂在网上。

　　

        今天，如果你走进这个院落，还能按照本文的叙述看到那些充满故事的房子、树木，院里的住户仍旧不少，文中提到的人们，据说还有个别的仍然住在里面，大多数已经不在了。不在的原因，有的是已经去世，更多的是搬家离开了。

　　草木繁茂、花香扑鼻、美如园林的59号院，曾经遭到过三次大的摧残。

　　第一次是六十年代初那几年，为了缓解物资匮乏，不少人家养鸡、养兔，有的还弄来了番鸭、火鸡，鸡窝鸭棚到处搭盖，个别的还种上了菜地。这一次，59号院差不多成了农家院。

　　第二次是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全国广泛地开展了群众性的挖防空洞和防空壕的活动，市人防工程将59号院的地下一并规划进去，协和也组织大量人力、物力白天黑夜连续突击奋战，挖出的泥土在院中堆成小山。这次，59号院完全变成了大工地。

　　第三次是76年夏季的唐山大地震，北京市震感强烈，院内新楼出现了明显裂痕。一时传言很多，居民生怕还有更厉害的强震发生，家家各显奇能，麻绳、木板、各色塑料布一起上，在院子空地迅速建起了连片的简易窝棚，白天回家煮饭，晚上进棚睡觉，持续了个把两个月。这次，59号院与难民营没有区别。

　　

　　

        经过这几次糟蹋，曼妙如仙的院中风景损毁严重，杂乱、破败之相随处可见。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城市文明建设的发展，59号院里的房屋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缮，绿化美化也在逐渐恢复，但距离五十年代中期的情景和水平仍相距甚远。

        

        特别让人难受的是，现今院子一些房主对外出租房屋，住户杂乱、陌生，房子上东一个西一个增加了许多空调外挂，有的还装了卫星电视信号接收锅，墙外乱七八糟地拉了不少电线，个别住户还自行搭盖小房小棚，严重破坏了别墅的整体外观，与原来的建筑风格十分不和谐。

        西风落日，大河东流；斗转星移，时光蹉跎。

        当年59号院里无忧无虑十几岁的孩子们，现今已是六十岁左右的人了，他们的孩子都应该进入成人年龄了。

        50后这代人，与共和国几乎同生同长，密切相联，可以说是系国脉，承国运，他们一直在历史的跌宕起伏中，品味人生的酸甜苦辣；在时空的交错进行里，感悟命运的变化莫测。

        由于种种原因，59号院的这批孩子逐渐相互失去了联系，彼此不通信息，他们之中可能有的成为了医学教授、有的当了行政领导、有的成了万贯富商、有的还是普通群众，但我相信，无论是谁都不会忘记在59号院里生活、玩耍的愉快日子，都不会忘记在新开路小学读书、成长的幸福时光。当然，也绝不会忘记曾经发生在那里的每一件痛苦、悲惨的往事。

        2017年，协和度过了百岁诞辰，59号院也将迎来自己的百岁华诞。

　　空间无边无际，时间无始无终。一个世纪的历史，是多么的漫长，又是多么的短暂；一代人的经历，是多么的厚重，又是多么的飘渺。

　　我们在时间的流逝中成长，时间在我们的成长中编年。时光穿起人生一个个故事，故事中有笑靥、有泪水、有梦想、有教训，更多的是生命步履和人物定格。祛除浮华烟云、命运沧桑，自己留下的是记忆和思考，留给他人的是感染和启迪，留给历史的只能是由一行行文字书写的事实。

　　最后，我真诚地、衷心地祝福协和下一个百年更加辉煌，祝福59号院新颜绽放、美好如初，祝福在协和、在59号院里的每一个人幸福、平安、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