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束为先生

石页

<p class="ql-block"> 怀念束为先生</p><p class="ql-block"> 王子硕</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五位老作家当中,束为先生是最迟认识的一位。为什么认识的最迟呢?因为我1977年调入《汾水》编辑部的时候,束为先生还在太原市委宣传部工作。</p><p class="ql-block"> 我认识他,是从1984年开始的,那一年,他重新回到山西省文联担任党组书记。为什么是重新回到山西省文联呢?因为束为先生从1953年起就是山西省文联的主席和党组书记,直到1968年才被当作“走资派”而打倒。束为先生重返山西省文联担任党组书记,在南华门东四条掀起了波澜,就像大海里面漂浮的冰山,露出海面的部分只有三分之一,而在平静的海水之下,暗流涌动。</p><p class="ql-block"> 大家都知道山西文坛五战友的故事,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们相聚在决死二纵队的吕梁剧社,又一起到延安的部队艺术干部训练班学习,在硝烟战火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新中国建立之后,马烽西戎孙谦胡正分别在北京和四川东北工作,而束为却一直没有离开山西。1953年山西省文联成立,束为当选省文联主席并担任党组书记。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马烽西戎孙谦胡正陆续回到太原市。束为在他们五人当中岁数最大,他以兄长的情怀欢迎马烽他们归来,并安排他们成为省文联各部门的领导。五战友再聚首是个好事情,但是在一口锅里面搅稀稠,也免不了磕磕碰碰。这方面的内容,陈为人在《马烽无刺》一书当中有详细而又精辟的论述,我就不多说了。对于没看过《马烽无刺》的读者,我要简单介绍的背景就是:马烽西戎孙谦胡正四人比较亲密,束为则有点儿高处不胜寒。1984年,束为重返山西省文联担任党组书记,五战友再次聚首,结果又会怎么样呢?是亲密合作呢?还是一对四的博弈?大家都在拭目以待。</p><p class="ql-block"> 束为主持省文联的领导工作之后,我和他的第一次亲密接触,是向他汇报郑义在晋中地区的困境。听了我的汇报,束为对郑义的处境非常同情,随即召开党组会议,决定派胡正去和晋中地委宣传部进行沟通。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出,五战友在扶持青年作者方面,态度是非常一致的。但是这其中,也有一些比较微妙的情况出现,比如马烽就对我说:“子硕,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你直接向我汇报就行。”在这种情况之下,山西省委领导明察秋毫,随即做出了山西省文联和山西省作协分署办公的重大决定。这样一来,南华门东四条就有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一边是束为领导的省文联,另一边是马烽他们领导的省作协,原先同一个单位工作的同事,现在要分开站队了。大家各自报名,想去省文联的去找束为,想去省作协的去找马烽他们。报名是自愿的,没有任何外在的压力,每个人都有自主选择的权力。束为知道我的老家在山东,他笑着对我说:“小老乡呀,你到我这里来吧!”但是我仍然选择了省作协,一是和马烽他们更熟悉一些,二是我比较爱好文学,对其他的艺术门类知之甚浅。</p><p class="ql-block"> 山西省委的正式任命书下来了,束为是省文联的党组书记,胡正是省作协的党组书记,接下来就是正式的分署办公,现有的房产物产和财产都要在协商的基础上正式分开。俗话说,好兄弟,明算账。但是好兄弟分家,也免不了摩擦,也难免不愉快。胡正看我年轻,腿脚也利索,非要把我从编辑部调出来,让我担任行政后勤方面的副秘书长。让我离开编辑岗位,我有些恋恋不舍,但是对于领导的器重,我也不能不知好歹吧?那毕竟是一个正处级的岗位呀!那一年,我33岁,让我去领导一些年纪比我大许多的下级,我是不知深浅呀?但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我也就被赶着上架了。两台车,一辆上海牌轿车,一辆北京吉普,束为书记很大度,要了北京吉普,把上海轿车留给了作协。但是在办公房间的分配方面产生了分歧,谁都想多占一些。报名去省文联工作的某个人,为了向束为书记表忠心,竟然对我大打出手,还用墨汁泼了我一身。我穿着墨迹斑斑的衣服去找束为书记,束为书记大吃一惊,他生气地说:“怎么能这样呢?我要狠狠地批评他!”后来,这个表忠心的人在省文联也没有得到重用。这件不愉快的事情让我意识到,秘书长的岗位不是一个好差事,同时也给我重返编辑岗位留下了伏笔。</p><p class="ql-block"> 束为从1953年就开始担任正厅级的领导职务,行政事务繁忙,所以他的文学创作就比较少。他写的最好的一个短篇小说是《于得水的饭碗》,第一次发表的时候,小说中透露出农民在公社食堂吃不饱,不得不偷盗集体的山药蛋度日。这篇小说公开发表后,先是获得读者的大量好评,后又被领导批评为歪曲大好形势。迫于压力,束为不得不重新改写,把描写农村贫困的文字一笔勾销。改过重写的《于得水的饭碗》第二次发表,虽然还是原来的人和事,却变成了一篇宣扬浮夸风的作品。这件事对束为的打击很是沉重,从此之后他就很少写小说了,要写也只写报告文学和散文。束为在报告文学方面的创作很有成绩,他写的《南柳春光》,当时的影响不次于孙谦的《大寨英雄谱》。</p><p class="ql-block"> 束为的一生非常坎坷,他的内心应该也是非常矛盾和困惑的。做官和作文,我觉得本身就是个矛盾体。做官要和上级保持一致,作文则要求不断创新。不断创新,怎么可能和上级保持完全的一致呢?束为的一生,在官场和文坛之间未能很好地兼容,应该不是他本人的责任吧?</p><p class="ql-block"> 备注:束为 著名作家 1918---1994</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