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影像记忆(之二)

王家振

垃圾场里拾荒人

摄影/王家振文字/文连元

—辆垃圾车拖着滚滚烟尘还没在垃圾场里停稳，黑压压一群捡垃圾的人就将车团团围住……随着翻斗车高高翘起，倾倒出的垃圾很快被瓜分掉，有利用价值的东西被收入囊中。

    “垃圾人!”有人这样不屑地称呼他们。而他们，就在吉林市市郊的垃圾场里“淘金”。

    一把二齿或三齿钩子，一个拴着绳子斜挂在腰间的竹筐或圆桶，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满是污垢的“工作服”则是其典型的特征。

    垃圾场的管理人员说，这里多的时候有二三百人，少的时候也有一百多人，全靠这个垃圾场谋生。最初注意到这个特殊群体，是在今年“3·15”焚烧假货时。那天，成堆待焚的假冒伪劣产品被这些人哄抢，弄得管理部门大伤脑筋。此后大半年里，记者便想方设法与这群人接近，可面对黑洞洞的镜头，对方充满了警惕和敌意，不时地躲闪着。

    慢慢地，混熟了，就有胆大的不再“晕镜头”了：“怕什么？靠自己的劳动吃饭，有啥可耻的！拍吧，上电视也不怕。”对方始终分不清照相机和摄像机的区别。

    这些人从哪里来？来自黑龙江省的小两口说，有黑龙江的、辽宁的、内蒙古的，也有吉林省榆树、农安的，近的还有岔路河的。本市的也有，但很少。他们在垃圾场附近的村里租房居         住。

    捡垃圾能挣多少钱？一个“传说”在垃圾场的拾荒者中间流传——附近村里老王家哥们4个捡了近20年垃圾，家里盖起几排大瓦房， “有的是钱”。不过有人也承认：“现在拾垃圾的人多了，不那么好挣钱了。”但也有不少人买了农用车。一些休周末的孩子也成了大人的帮手。 “孩子上学了吗?” “上了。将来我不让孩子干这个。”记者提出过—会儿去这个带孩子捡垃圾的人家看看，对方不置可否。

中午12点左右，对方突然在视野中消失。记者仔细一看，两人已偷偷往家走了。记者追上去远远跟着。没想到，进村以后，两人忽然从街两边向两个相反的方向快速逃走……

    外来的拾荒者大多没带孩子。他们不少是季节工，农忙的时候回去种地，入冬再来捡垃圾到开春。带来孩子的，则让孩子在附近的小学读书。原在吉林市一建工作的小朱，下岗后夫妻双双到这里谋生，租房居住。 “过几年孩子念书时，把他送回一建子弟校。”小朱对未来充满希望。

    中午到了，垃圾车渐渐少了。一些人开始在窝风向阳的垃圾堆旁吃自带的午餐。收购垃圾的人开车来了，他们开始围上去讨价还价。更多的人在饭后开始分捡垃圾：“标准瓶”1角钱4个，要留着；  “异形瓶”则就地摔碎装在塑编袋里，准备“卖碎玻璃碴子”；酸奶瓶单独分开；铁桶与塑料桶分开……硕大的垃圾场—片繁忙景象。

    “我们也不容易。”一些人诉苦： “早晨三四点钟垃圾车就上来了，我们那时就早早起来，一天十几个小时挨冷受冻的，不就为条活路？”

    按规定，垃圾场封闭管理，不准任何人人内。“可管也管不了。”一位管理人员说，“逼急了人家—齐跟你挥二齿钩子……”这时，有人上来盘问记者干什么来了，管理人员逗他说：“给你们曝光。让你们以后别来捡垃圾了。”对方顿时一摔二齿钩子来劲了：“给活路不给？总比打砸抢偷强吧……”管理人员说：“你看，怎么样，叫劲巴！”

    “垃圾人”的确面临着生存尴尬。一方面，他们是垃圾场里不受欢迎的“违规者”；另一方面，他们又在谋生的过程中，不自觉地充当了资源回收再利用者的角色，甚至通过回收一次性发泡塑料包装物、废旧塑料等物品，充当了环保主义者。没有他们，谁又能知道将增加多少浪费和污染。

    冬天到了，要下雪了，捡垃圾的人仍旧不尴不尬地生活在都市的边缘。

                                                                    2001年11月20日发表于《江城晚报》

 

影像的记忆

“不知道何时鬓角已染霜，不知道何时颜容已沧桑，忽然怀念从前那些逞强，和懵懂无知的年少轻狂……”二十年前，虽已不是青春年少，但还是经常热血沸腾，特别是每每拿起照相机，对准那些和我一样的草根的时候，就总觉得有一股使不完的力量。从1995年到2005年的10余年的时间里，我下矿井、住渔船、进山林、入社区采访拍摄，在媒体上发表了100多篇百姓故事的摄影报道。今天回忆起那些日子和采访拍摄过的一个个人物，还有一种激动和感慨。我深深地感谢他们。是他们，让我感悟着人生；是他们，给了我在摄影中的无尽快乐。我是多么希望再有机会与他们共续那些难忘的缘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