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章背后的故事

绿叶

　　冬月初四是父亲九十五岁生忌。父亲虽然离开我们两年了，但到了这一天我的思绪又回到了和父亲在一起的日子里。

　　习惯了，思念父亲的时候，就会打开手机的相册，翻看父亲生前的照片。真的觉得保存下来的每一张照片，都有一段美好的故事。当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70周年纪念章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停下来了，拿起照片，凝视着这枚纪念章，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滋味。
　　忘不了，庆祝建国七十周年那天，我们到医院父亲住的病房里，陪父亲一起观看国庆庆典的直播节目。我们把小国旗插上病床的床头上，父亲半躺在病床上，双手举着小国旗，我们每人手里都举起小国旗。病房里一下子有了节日的气氛。那一天，父亲的状态特别好。边看电视，边挥动着手中的小国旗。当阅兵仪式开始了，父亲目不转睛地盯着电视。这时，护工赵妹妹说：“老爸，你这个老公安当年是不是也像电视里那些当兵的人一样厉害呀？”“你知道吗？那时候我是县公安大队的队长，我手下的兵可多了。”看的父亲那种得意的眼神，让我们更加理解父亲此时的心情。父亲一辈子都以他曾经是个老革命，曾经为党的事业而付出的汗水与努力感到骄傲。无怨无悔的一生，让他淡定从容。父亲离开几个月后，我们才收到这枚纪念章。我们看到这不寻常的纪念章那一刻，就想，如果父亲亲眼看到纪念章，他该有多幸福呀！
　　珍贵迟来的纪念章，对于父亲来说，是迟到的纪念章，对于我们而言，纪念章既是喜悦，又是惋惜。更多的是遗憾吧。这种感觉在我们兄弟姐妹的心里，是永远弥补不了的缺憾了。

　　父亲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四日出生在辽宁省凤城县曹家堡子。在这个小小的山村里，曹家是个大户人家。
　　在曹家堡子，曹家的墓地，立有一块石碑。上面的墓志铭纪录了我们家族渊源：
曹氏，山西太原府须句（徐沟）县民国初来凤。始祖讳蛮子，二世讳班子路。其茔在城后，年远不可识，至雍正四年，三世讳莫克托，室名镶黄旗，册档归刘保佐领下充差，逐去影壁山，领报册地嗣，分居车毂岭。其兄西富、西富奈、五十七三人家于斯蔫，即我十世先祖也。
　　后至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虽入辽阳里仁社九甲民籍，而前遗之册地、田产，未尝改易瓜瓞，且为绵延，福泽长矣，饮水须知渊，数典不忘祖。故立古誌之，大清宣统三年(1911）九月二十七日，十世孙：曹万春、曹万宣、曹万明三支同立。
　　从石碑上面的墓誌铭纪录，我们知道曹家是满族的镶黄旗富察氏的后裔。小时候，父亲就告诉我们：“记住曹家是满族人，到什么时候都不能忘记老祖宗。”
　　在那个年代里，曹家和广大劳苦人民一样，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但曹家不屈服于现实，顽强地生存下来。
　　在我太爷那辈，基本生活靠种田，做小本生意来维持。有限的经济来源，满足不了家庭生活的需求。
一九二九年，为了生存，太奶毅然决然地带着一大家子人，告别了故土，从辽宁省来到了黑龙江省。投靠一个住在黑龙江省林家铺子的远方亲戚，那时候父亲只有一岁半。
　　在林家铺子的日子过的并不比老家轻松。还是靠给有钱的人家当长工，用微薄的收入去换点粮食糊口度日。兵荒马乱的年代，哪有穷人安稳的生活。迫不得已之下，爷爷又带着全家东奔西走，想有一个出头之日。
　　一九三四年，经人介绍，爷爷又一次把家搬到黑龙江省穆棱县八面通莲河村安家立业。仍然开荒种地，做小买卖。爷爷识文断字，精明能干，经常给人家写个文书，状子什么的。虽说吃尽了苦头，但总算可以养家糊口了。
　 父亲在这小山村里渐渐长大。八岁时就给别人家放猪，从小就知道为家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后来，我的爷爷不管家里生活状况怎么样，送父亲上学读书。父亲边读书，边跟爷爷学着种田。只读小学三年级的父亲辍学后自学文化，坚持读书识字。父亲当过农民，做过矿工。土改工作中，积极为政府做事，担任村里的机要通信员。这些沉淀的磨练，让父亲很快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青年。
　　


　　

　　一九四九年四月，因父亲在村里，区里突出的表现，被招到黑龙江省穆棱县八面通公安学校。毕业后，父亲先后在穆棱县八面通公安局，木兰公安局工作。在公安局里担任过户籍员，警察，区派出所所长。父亲在革命的大熔炉中锤炼了自己意志和毅力。不断提高文化知识，提高各方面素质。一九五一年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参加革命工作的父亲，常年在外，很少回乡，不能为家里做事。母亲带着我们在农村生活。家里上有老，下有小。母亲和伯父伯母辛苦做事，来维持生活。日子虽说苦些，但在伯父的操持下，日子也算过得去。父亲知道家里缺少劳动力，生活艰难，可他还是舍小家，全身心投入到革命工作中去。家里人没有怨言，支持父亲工作。全家人，全村人都知道父亲是公家人，是戴大盖帽的，穿公安服的国家干部，了不起。都羡慕曹家出了个大能人。
　　

　　一九五五年九月五日，黑龙江省公安厅组建劳改农场。父亲服从组织分配，随着十万复员转业官兵，奔赴祖国的北疆。首批从地方调到新开发建设的北安劳改管局尾山农场。
　　当时正是深秋，北方的冬天早早地到来。大雪纷飞，寒风凛冽，北大荒的大地覆盖着厚厚的白雪。寒冷的冬天，父亲和他的同事们，住在搭起的马架子，吃粗粮，没有蔬菜。在这及其恶劣的环境下，我们的父辈不退缩，勇往直前。用顽强的意志，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
　　一九五六年十月，又是一个深秋，父亲回老家接我们，把家搬到尾山农场。我们也成了小北大荒人。
　　那时候，农场生活相当艰苦，我朦胧记得，我们家刚搬到农场，新盖的拉和辫儿草房没完工。我们暂时住在马架子式的房子。不大的屋子里住着好几家，大长地铺上，中间用席子间壁隔开。没有取暖设备，吃的是集体饭。后来搬进了新家。房子的门朝北开门。冬天大雪会把门封住。夏天下大雨时，水排不出去，门口的积水，只往屋子里灌。出门得光着脚丫子，根本没有什么道可行，到处是泥泞的路。在这样的环境下，父亲总是说：“会好起来的，以后会有好日子过的。因为北大荒地肥水美呀。”小时候我们就知道，我们的家很美，因为我们的家位于小兴安岭南麓，在棋盘山下，小边河的岸边。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让你见到它，就会爱上它。正因为有了爱，父亲那一代垦荒者们，在这一望无际、草木丛生、荆棘密布、沉睡千年的大地上，用汗水甚至生命征服了荒原。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父辈们这种精神感染着我，让我从小就热爱自己的家乡，从小就萌发了一个美好的愿望，那就是等我长大了也要做一个建设家乡的人。

　　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九年，父亲一直做管教工作。所属单位黑龙江省公安厅，黑龙江省第三十五劳动改造管教支队。在管教工作中。父亲先后担任过管教员，管教大队教导员，管教科科长。无论在什么岗位上，父亲都严格执行党的改造工作方针，政策，尊重服刑人员的人格。关心探监的家属。从不打骂，虐待犯人。
　　父亲在管教工作的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他热爱自己的事业。放弃自己的小家，一心扑在工作上。
　　记得一九五八年的秋天，正是收土豆的时候。那些年，对所有的家庭来说，收土豆可是一年最重的活计。可这个时候，领导让父亲去外调。父亲出差，土豆咋收。母亲不让父亲耽误公家的事，父亲也没向领导提出家里的困难，还是按时出差了。母亲带着九岁的姐姐和七岁的我，起早贪黑地干了八九天总算把二十多麻袋的土豆收回了家。母亲在生我五妹儿坐月子的时候，父亲又出差了。我的妹妹和弟弟还小，母亲在月子十来天就去采猪菜，侍弄园田地。
让我更忘不了的是六零年自然灾害的时候，父亲去西安公安干校学习，冬天的日子太难熬呀。家里烧柴困难，屋里像冰窖。寒冬腊月里母亲带着我去场院背稻草。那天，天特别冷，天还没大亮，我们就去几里外的场院背稻草。回来时母亲的手指都冻黑了。母亲连忙用雪搓手，还没等手缓过来，忍住疼痛，就烧起炉子。她边烧炉子，边把弟弟、妹妹们的衣服烤暖和，屋子有了热乎气，才叫弟弟妹妹们起床。过后，发现母亲的手指起了大水泡。
　　其实，在西安公安干校学习的父亲也不容易。他知道家里人口多，生活困难。父亲就从伙食费上节省花销，让母亲少寄钱给他。因父亲伙食跟不上，营养不良，全身浮肿，住进了医院。
记得那些年，我们家人口多，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来支配生活的开销。一个月总是紧紧巴巴的。父亲在管教科工作，经常到分场检查工作。他为了省下点钱，中午不去食堂吃饭，挺到晚上回家吃饭。到家了人饿得虚脱了。母亲埋怨父亲不该中午不吃饭。后来母亲每天早上给父亲冲个鸡蛋水，还给父亲做小灶，所谓的小灶就是炖半块豆腐。回味着早上躺在被窝里就闻到一股浓浓的的香味，那是母亲在火炉上用小盔给父亲炖豆腐呢。
　　在父亲工作中，有母亲的支持，有父亲的坚持，才能更好地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

　　父亲的默默付出，换来了可喜的成绩。一批批被管教的服刑人员，经过思想教育，劳动改造，刑满释放后回到社会上，成为了新人。他们积极地从事各项工作。有的成为生产队队长，有的当上了工程师，还有的当上了医生。这群人投入到祖国的建设中，有了他们自己的新生活。这就是父亲最欣慰的事情了。

　　一九六八年，尾山农场由劳改农场改为国营农场。
　　父亲从管教科调到尾山四分场，担任革委会主任。这一年里上山下乡知青们陆续地来到农场。我们还记得父亲亲自去龙镇，把知青们接到四分场的情景呢。当时我们家和知青们的宿舍住一栋房。晚上睡觉的时候，听到女知青的哭声。我们就问父亲：“哥哥姐姐们为啥哭了？”父亲说：“想家了呗。她们有的才十六七岁，多小呀，就离开了家。”从那天起，父亲上下班的时间不定。早起晚归地，全身心地投入到做好知青的工作上。
一九六九年父亲又调到尾山农场良种站，先后担任过革委会主任，党支部书记。工作性质变了，工作的热情，工作的责任心不减。良种站虽说是最基层的单位，它可是全场良种培育基地。为了提高农场粮食产量，父亲带领科研人员，农业技术员，精心培育良种，种植试验田。各种型号的小麦，大豆、玉米在试验田里试验成功。为农场粮食增产，品质优良，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在良种站工作中，父亲除了做好培育粮食品种的试验工作外，更重要的是做好知青工作。单位有近百名来自哈尔滨、天津、上海的下乡知识青年，做好知青工作是农场工作中重之之重。父亲从事公安干警二十年了，一下子转为做知青工作，这对于他来说，工作的对象从改造服刑人员转到做知青工作，工作的性质变了，难度增加了，这又是一次严峻的考验。面对为开发边疆，扩大农场建设的新生力量，面对有文化，有理想，有抱负的知识青年，父亲毫不退缩，竭尽全力地做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再教育工作。
　　工作上，父亲手把手地教知青们种地，教他们盖房子，养牲口。更多的是让知青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怎么去克服它，怎么去战胜它。知青们不负所望，在职工们的带领下，很快地学会了各项技能，在良种站的每个角落里都有他们的身影。他们担负起各项工作的重任，知青们成了工作中的主力军。
　　父亲关心知青的生活，尽最大的努力，让他们吃好，住好。让这些来自大城市的孩子们尽快适应农场的生活环境。知青们刚来农场，生活上吃苦受累的时候就想家，不安心工作。这就需要父亲多关心他们，做耐心的思想工作，多亲近于他们，帮助他们。冬天的时候，天刚蒙蒙亮，父亲就到连队走一走，看一看。知青住的宿舍门开不开了，那是天冷，有的人去外边解手，把尿便在门口冻上了。父亲看到后，找来铁镐头就刨起来。尿冻成的冰块，蹦在身上，脸上，父亲全然不顾。知青们看在眼里，暗暗地服了他们的老主任。都说，老主任真不容易呀，咱们让老主任少操点心吧。父亲处处以身作则，事事为知青们做出榜样。
　　在父亲的眼里，每个知青都是他的孩子，谁遇到了困难，他会热心地关心他。记得在四分场时，有一年的春节前，有一位女知青把脚崴了。正是节前，知青们都回家过年了。这个女孩因为无法行走，就留在宿舍里。这个时候，我的老爸老妈就到宿舍把她接回家。那时候我家人口多，生活并不富裕，可母亲给她开小灶，做好吃的，还陪她说话唠嗑。生怕她想家。在父母的精心照料下，这位知青脚伤恢复得很快，在我家年过得也很快乐。多年以后，这位女知青打听到离休的父亲住在大庆，专程来大庆看望想她的老领导。“曹主任，当年我在农场遇到困难时，你们照顾我，对我比对自己的孩子还好。那时候不知道感恩。等我成了家，有了孩子，才知道老主任对我们的恩情有多深。我们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她的一番话道出了离别后的知青们思念他们的老领导之情。
十年中，父亲没在家和我们过一个除夕夜。过年了，他就和没回城过年的知青在一起联欢，吃年夜饭。还把他们领回家吃饭。年三十晚上包饺子是我家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知青们和我们一起包饺的情景，至今没有忘记。不大的屋子里热气腾腾。包饺子的，煮饺子的，炒菜的，切凉盘的，忙得不亦乐乎。吃饭的时候，大家说着，笑着，知青的哥哥姐姐们忘记想家了。知青们把我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把父亲看做是他们最亲的人。
　 父亲在做知青工作的时候，注重培养他们在政治方面的成长。十年中，有的知青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些骨干在工作中起到积极的作用，推动了良种站各项工作向前发展。知青们在农场用自己的智慧和汗水，为把祖国的北大荒变成北大仓献出了青春年华。
　　知青们返城后，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努力工作。无论是做普通工作的，还是在领导岗位上的，不忘初心，又成了建设现代化国家的栋梁。

　 多年以来，回城的知青们，没有忘记他们的老主任。每每回忆起上山下山那激情燃烧岁月的时候，都会讲起好多动人的故事。每个故事里都离不开他们的老主任。
　　父亲在大庆生活的时候，时常会有知青们来看望他。无论父亲过七十岁生日，八十岁生日，还是九十岁的生日，都会有知青们前来为父亲祝寿。每当父亲和知青们在一起的时候，就有说不完的话。九十多岁的父亲还能记住知青们的名字。他惦记着良种站的每一位知青。知青们对父亲的关爱温暖着我们的心。有的人还要留在大庆，和老领导住上几天。有的要帮助我们照顾父亲。这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觉让我们热泪盈眶。
　　在良种站知青们下乡五十周年回场聚会的时候，九十多岁的父亲不能回农场，。但他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特别高兴。不住地说：“五十年了，知青们能回农场看看，真是一件好事。”弟弟，妹妹们知道父亲的心思，决定回农场，代表父亲参加知青们的聚会。
　　聚会期间，我的家人和知青们欢聚之余，更多的是热心地关心父亲的情况，他们很遗憾没有见到老主任，让弟弟妹妹们捎上祝福的话。有的知青们把从千里之外给父亲带来的礼物，送到弟弟妹妹的怀里，千嘱咐万叮咛，给老领导带去他们的心意。弟弟妹妹们也代表父亲，一一回敬了知青的盛情礼物。
　　十年中，父亲和知青们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们之间相互的祝福，相互的牵挂，是一种难以割舍的情感。
　　

　　知青们返城后，良种站改为第十四生产队。父亲担任党支部书记。工作中，父亲工作的热情不变，工作的劲头儿不减。出色地完成组织交给的任务。十四生产队多次被评为场先进集体，父亲也多次被评场劳模和优秀党员。

　　父亲在单位是个好领导，在家是个好父亲。
“勤为本，俭养德，诚为本，孝当先”，这是中华美德，也是父亲教我们怎样做人的道理。父亲常说：“别忘了，咱们曹家是满族人，行孝道最为重要。”
　　记得我们小的时候，每逢大年三十，父亲都会把奶奶的照片摆在桌子上，让我们给奶奶磕头，拜年。奶奶住在我家时，父亲更是孝敬。在家里生活不宽裕的日子里，奶奶的零食不断。大鸭梨、苹果、冰糖什么的，让我们垂唌三尺。
　　根深蒂固的孝道，在父亲九十多岁的时候还是念念不忘。“我要回老家，给老祖宗磕个头，我要带你们回去看看，那可是你们的根。”我们七个子女一个不少的陪着父亲回了故乡，了去了父亲的愿望。
　　我们家，家教很严，是人所共知的。父亲不苟言笑。即使我们长大成人了，结婚生子了，面对父亲时，仍然是小心翼翼。也不会主动和他交流，生怕哪句话说得不对，哪件事情做错了，会让他训斥。在家里面，我们时常打闹嬉戏，当父亲一出现，我们立马规规矩矩地站好，父亲不说什么了，我们才去做自己的事儿。每天和父亲一起吃饭，真的有一种压抑感。吃饭时大人不上桌，我们不敢动筷，拿筷子的姿势不对了，吃完饭，碗筷摆得不对了，免不了会挨一筷头子。
　　父亲对我们的学习方面，要求非常严格。总是对我们说：“你们从小就要好好学习，有文化了才会有出息，长大了才能有班上。”晚上我们写作业的时候，父亲就坐在旁边，检查作业本上的作业，看着我们写作业。然后给我们削铅笔。那时候我们用的是两分钱一支的麻杆铅笔。父亲要求我们一周只能用一支笔。新买的本子，还要在本子的右下角写上页数，不能随便撕本子。
　　生活中父亲不会溺爱我们，我们碰到了难以做到的事情，他会让你自己去克服。
　 读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在一分场上学，我家住在五分场。家离学校足有二十里的路程。那时没有交通工具，来回跑得靠步行。父亲规定我两周回一次家。周末了想家心切有时候自己就步行回家。一路上又累又害怕，到家了，就抹起眼泪。从那以后，周日返校的时候，父亲送我回校。过去这么多年了，父亲送我上学路上的情景，真的难以忘怀。那是秋天的一天下午，父亲送我返校，父亲手里拿着一把镰刀，我背着书包。一路上，父亲在前面走，我紧跟在后面。我走得慢，总算落在后面，父亲回头看看我，站下等着我。没等我走到他跟前，父亲又大步地向前走。我只好继续跟着走。十几里的路，把我累得半死。心里满满的委屈，我才十二岁呀。直到走了砖厂，父亲才停下来。“离一分场不远了，自己走吧？”我点了点头。这是父亲一路上和我说的第一句话。”我朝下坡隐约可见的一分场走去。一路上我不时地回过头望着父亲，父亲摇着手，示意让我快点儿走。这时候我也不觉得累的，加快了脚步。当我再一次回头时，父亲的身影模糊了，我知道父亲还站在那高岗上，我鼓足了勇气，胆子也大了，一个劲儿地向前走去。天渐渐地暗下来了，父亲的身影消失在黄昏之中。到了学校的宿舍，我的心平静不下来。担心父亲他得啥时候才能到家呀，往返三十多里的路，他一定累坏了吧？父亲用他的一举一动来影响着我，熏陶着我。那无声的、严肃的爱，小时候不知道怎么去体会。日子长了再去回味，会让你永不忘记。
　　父亲这样严厉的要求，无声无言的爱，长大了才知道，这些品质的形成有多重要，父亲的严厉里藏着的爱有多深。


　　

　　父亲对子女的教育，一直延续到我们工作，成家。在我们走向工作岗位的时候，他会把你叫到跟前，给你上政治课。教你怎么去读书，怎样去工作，怎样去做人。他的话不是高谈阔论，而是语重心长。忘不了，我上班前，父亲对我的那段话。“老师这个职业可不是一个普通的工作，要想教好学生，首先你要学会怎么去做人。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都要做得直，行得正，别让别人在背后戳你的脊梁骨，更不能误人子弟。”父亲的教导，像钉子一样楔在我的心上，我们七兄妹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时刻记住父亲的教导，努力做好本职工作。成为合格的北大荒第二代建设者。

　　一九八八年，父亲离休了。虽说离开了他所热爱的工作岗位，可他人在家，心在单位。每天仍旧早出晚归，到实验田里观察庄稼长势的情况。哪块地该喷农药了，哪块地该除草了，他还是像个指导者，及时地向有关负责人提建议。年轻的接班人，还是把父亲看做是他们的领导。父亲成了他们的顾问，，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才是父亲最想要的了。
　　离休的父亲，就是闲不住，在家养奶牛，栽果树，种自留地，过上了田园生活。
　　记忆中，每到春天，菜园里泛起了绿意。发芽葱、秋菠菜，还有那满池子里的韭菜，让我们全家人欢心。尤其是那又粗又嫩的韭菜，父亲会把第一茬韭菜割下来，一根根地摘干净，扎成一捆捆的，捎给我们。让我们包饺子，尝个鲜儿。秋天的时候，满园子的瓜果熟了。我们一到周末就带着孩子回家，在父亲种的菜园子里，尽情地品尝着自己喜欢的瓜果。
　　最诱人的就是父亲栽的那一片果树园了。黄的杏，红的李子都熟透了，我们拿着蓝子摘树上的果子，孩子们满地捡着果子。我们笑着，吃着，让父亲高兴得合不拢嘴。他指着高高的沙果树，对我们说：“等它们熟了，你们再来摘一些回家，能吃半个冬天呢。”
　　冬天到了，父亲不在家里猫冬。白天，天再冷。他都要拿着镰刀和斧子到林子里捡柴火。背回来的树枝，枯树锯好后，整整齐齐地垛起来。这些柴火足够烧一冬天的了。
　　养奶牛更是吃辛苦。夏天放牛，秋天打草，冬天清理牛圈。最累的是每天起早贪黑的挤牛奶。这些活计，父亲做得井井有条。
　　父亲在家干的活都是体力劳动。可我们就没听见父亲说过累字。充实的离休生活，让父亲苦中有乐，累中有笑。
　　父亲在农场生活了三十六个年头。无论在工作岗位，还是在离休的生活中，都以他的点点滴滴来告诉我们，怎样去生活才有意义，才有价值。

　　

　　一九九零年，在大庆工作的弟弟有了孩子，他们的工作很忙，带孩子成了问题。在儿子有了困难时，老两口儿二话没说，卖了牛，卖了房子，放弃了自己的家，舍下了向往的田园生活。在大庆这座城市里开始了新的生活方式。
　　父亲在大庆生活了近三十个年头。这些年里，父亲仍然保持着热爱生活，热爱劳动的本色。六七十岁的时候，他一天都没闲着。母亲在家看孩子，料理家务。父亲出外找伙计。他先后在大棚里种蔬菜，给一个单位看门护院。一干就是十来年。父亲无论在哪里做事，都把那当成自己的家，尽心尽力地做好。凡是和父亲共事的人，都会说，一看这老大爷就知道他不是一般的人，会管理，会办事儿。是值得信赖的人。
　　父亲快八十岁了，家人再也不让他出去做事了。可他人老心不老。城市的生活早已适应了他，生活的质量越来越高。十几年里坚持走步，每天都会围着大庆有名的黎明湖走上一圈。这一圈下来就是十几里路。就是寒冷的冬天，父亲也是经常到户外活动一下身体。
　　父亲的爱好很多。没事儿了就去逛逛市场，买些自己喜爱的东西。盘子、碗、刀具、茶具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买到家收藏起来，时不时地摆出来自我欣赏。尤其碰上书摊，父亲总是要买两本书回来。买回来的书不但自己阅读，还介绍给我们，让我们也读读。
　　让我们忘不了的是父亲连续几年，当桃树林的毛桃成熟了，就去林子里把它们采回家。晚上坐下来，把毛桃的皮剥掉，露出漂亮的小桃核。母亲把它们洗干净，嗮干。再用毛巾缝制小口袋，装进桃核，做成小枕头。然后送给我们，让我们枕着它睡觉。桃核枕头每天晚上都能陪着我们睡觉，真感到父亲的爱就在我们的身边。

　 父亲酷爱读书。他把读书当成人生第一重要的事情。
　　从小到大，父亲爱读书看报，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父亲在家只要有空，手不离书。吃过饭的第一件事就是躺在炕上，举着报纸看，困了把报纸盖在脸上迷糊一觉。我们最佩服父亲九十多岁了，还是坚持每天读书看报。在父亲病重期间，他的枕边总是放一打报纸，只要好受一点儿就打开报纸看一会儿。我们谁来医院看望他，就给他读读报，他会静静地倾听。
　　父亲读报纸时，习惯地会把重要的内容细心地剪下来，叠得板板正正的，收藏起来。看到报纸上有生活小百科，治病小偏方什么的就剪下来，收集起来。谁身体有了小毛病，他会对症向你推荐小秘方。不管你用不用，他都会把小字条送给你。
　　在报社工作的五妹妹，三十年如一日，按周期，年期给父亲定报。门口的刊物箱是父亲最上心的事儿。什么时间送报，他可记得牢牢的。父亲每天都能看到新报纸。这才是他最想要的东西了。
　 父亲把书和报纸看作宝贝。读过的报纸，他就按日期的顺序排列好，叠成摞，捆扎好装进袋子里，保存起来。家里的床头，床下，凡是能放东西的地方都是书刊，报纸。放的时间久了，我们就处理一些，这决不能让父亲发现。
　　我们和父亲在一起的时候，父亲的话题总是离不开新鲜事儿。我们不敢和他谈论时事新闻，避开他和我们谈古论今。在父亲面前我们真是孤陋寡闻。
　　父亲那么热爱学习，热爱读书。时时地影响着我们。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也像父亲一样，努力学习，多读书，用知识武装自己的头脑，做到让父亲满意的人。

　　父亲特别注重仪表仪容。无论是年轻的他，还是迈进耄耋之年的他，衣着整洁干净。不变的发型，总是梳理得利落有型。年纪大了，身体差了，整天在家里的时候，他也会每天早上对着镜子洗脸，梳头，整理衣着。总是把小梳子揣在兜里，没事儿了，就拿出来，梳梳头发。几十年不改变的生活习惯，让父亲永葆年轻时的容颜。

　　年迈的父亲，总是牵挂着农场。我每次去大庆看望他，见了面他和我说的第一句话是不会变的。“农场下雪了吗？地里的庄稼收回来了吗？今年的收成咋样？”对于父亲问不完的话题，我都详细地一一作答。父亲边听边点头，还不停地说：“好，好，这我就放心了。”我告诉父亲，现在农场变成了现代化的小城镇了。全场人都集中在场部，住的是楼房。分场居住的地方回归了田地。种地全部机械化，粮食年年大丰收。农场人的生活水平不比城市差。父亲每次听到这里的话，他就挥着手说：“那还了得，农场越来越厉害了！”农场的发展让父亲欣慰，农场的前景让父亲兴奋。

　 走进尾山农场场史馆，观看农场场史，让我热血沸腾。我是拓荒人的后代，我在农场长大，在农场工作和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看到了农场的发展历程，让我感慨万分。今天农场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是几代人奋斗不息和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让我的家乡呈现出一片美好的前景。

　　展览馆里的一张照片，让我惊喜万分。这是在农场一次表彰奖励大会上，场长给父亲颁奖的照片。打开场史纪录，那次表彰大会上，有我和福志弟弟的名字呢。我们和父亲都被评上先进工作者，这是一件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呀！

　　尾山农场办公室门前有两棵大树。那是一九六四年，父亲带领着管教科的科员们栽下的。当时的小榆树，如今已是枝繁叶茂的大树。粗壮的身躯，让你肃然起敬。它在五十多年岁月里，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依然挺立在农场的中心位置。它是农场的象征，见证了农场一步步走来的历程。多年来，尾山人就像爱护自己的生命一样去侍弄它，呵护它。留住的不只是这两棵大树，更可贵的是留住尾山人奋进的精神。

　　离开农场的父亲，每次回农场都要看看他亲手栽下的那两棵大树。这两棵大树早已是农场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了。我的家人们每次回农场都会来到大树下和它合个影，更多的是美好的回忆。它已经扎根于我们的生命深处。
　　父亲九十岁的时候，再次回农场，我们陪着老父亲又一次来到大树下。父亲用手抚摸着树干，抬头仰望茂盛的树冠。那种依依不舍的感觉，好像又出现在眼前。这是父亲最后一次来看这两棵大树了。

　 这两棵大树和农场的标志“垦荒牛”早已融为一体。是父亲那一代的垦荒者，是他们的传承人我们这一代，是我们的下一代，在这片土地上，勤劳勇敢，艰苦创业。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让我们的家园越来越富饶，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美好。

　　我的父亲于二零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去世了。当我们收到这迟到的纪念章时，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要是父亲看到这纪念章该有多高兴呀。这是父亲一生的光荣经历，是父亲一生最高的荣誉。我们要好好的珍藏起来。让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永远不会忘记这枚纪念章背后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