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忆时光

新生

　　我从军41年后从武警河南公安现役部队退休，2015年1月移交安置在北京丰台军休29所。退休后因身体原因在家休养，闲来无事为了消磨时光，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做了回顾整理，留作纪念。

一、少年往事

我出生在冀中平原衡水饶阳县五公公社（现在叫五公镇）南官庄村。父亲邢福华，是一名抗战老兵，1938年(16岁)参加八路军，在八路军120师跟随贺老总转战南北，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多次负伤和屡立战功。母亲闫书桂，是一个农村家庭妇女。我是家中长子，有三个弟弟两个妹妹。从小父亲对我们兄妹要求非常严格，教导我们要做一个“雷厉风行，勇敢坚强，正直善良，诚实守信的人”，这也是我们这个老八路家庭的家风。

　　全家福拍摄于1982年春节，前排中间是父亲和母亲

前排右一是父亲邢福华

父亲在养伤期间，照片中间是父亲。

母亲闫书桂

我儿时照片

　　离别故乡四十多年，许多人和事早已沉淀在记忆的海洋里。但有些最难忘的少年往事，却在我心灵深处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 ，至今刻骨铭心，难以忘记。

（一） 13岁挑水

父亲在百团大战中被日寇的迫击炮弹炸伤臀部，弹片一直未能取出，被评为二等甲级伤残军人，不能干重体力活。家里的生活用水一直是县民政部门指派村里负责。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造反派说这是剥削人，把村里指派给我们家挑水的人撤了 ，家里的生活用水成了一个大问题，我是长子，为了保障家里用水，当时我只有13岁就开始挑水了，大水桶挑不动，父亲就把我家的水桶请人锯去三分之一，做成一对小水桶。

记得第一次挑水是母亲带着我到我们村村北的水井，教我用扁担摆桶提水。每当我从井里用扁担吃力的把三四拾斤重的水桶提出来，咬着牙担起七八拾斤重的扁担往家走时，因从没有经受过这样的锻炼，两只桶就像两座大山压在我嫩小的肩膀上，疼痛的咬着牙含着眼泪走几步停一下，从水井处到我家有近500米，我要好长时间才能把水挑回家。

几年后经过艰难的锻炼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练就了一副铁肩膀，每天我都会提前起床，把家里的水缸挑满水，再去上学。

（二）陪父亲上访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因父亲曾担任过村里公安员和大队党支部书记，“三反五反”和“四清”运动中，父亲得罪了一些人。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父亲被划为走资派遭到造反派批斗。父亲一身正气，刚正不阿，从来没有贪污过村里一分钱，也从来没有做过损坏集体利益的事。他不顾身残多病为家乡建设兢兢业业的工作，到头来还遭批斗。老人家一肚子委屈，非要和造反派理论，那个时候谁能听你的。一气之下，父亲非要到县城去找革委会反映情况，我只好连夜骑车陪父亲去县城，晚上住在县城招待所，父亲让我给县革委会写信，他说我写，准备第二天去县革委会反映情况。然而第二天早上我们还没有起床，造反派就赶到招待所，看着那么多红卫兵一拥而上，把我父亲强行带回村里 ，我含着眼泪默默的跟在父亲身后，那时候我还小，没有力气阻止他们把父亲带走，也为没有能力保护父亲而深感自责。

（三）送父亲避难

对父亲的批斗越来越频繁，本来父亲伤残多病，再加上造反派批斗会一开就是几个小时，还要游街。老人家的身体快支撑不住了 ，母亲劝父亲出去躲一躲，父亲倔强的说，日本鬼子我都不怕还怕他们，只要毛主席他老人家在他们就不敢把我怎么样。在全家人苦苦劝说下，父亲终于同意去姑姑村的一个老战友家避一避。

记得那是在冬季的一个漆黑寒冷的夜晚，因门口有造反派站岗，我和父亲从我家西墙爬过去，经过喜增哥家走到村北，当时不敢走大路，我和父亲只好走在盖满满地大雪的田野里，静静的深夜里传出了我和父亲咔吃咔吃踩雪的脚步声。我们时不时的停下来观察有没有造反派跟来，那时我们唯一的武器就是父亲柱着的拐杖。从我们家到我姑姑家有9里路，我们走了近两个小时，凌晨两点到达姑姑家。当敲开姑姑家门，姑姑见到憔悴的父亲放声痛哭。为了不让造反派发现父亲出走，姑姑给我煮了一碗鸡蛋面，让我暖暖身体后连夜返回家，当时我只有13岁，也不知哪来的胆子一个人摸黑在天亮前赶回了家。

姑姑家村里父亲的老战友叫刘老贵，被炮弹炸瞎了眼睛，炸掉了一条腿，是个特级伤残军人，我父亲就住在他家里。后来造反派知道父亲在姑姑村里，派了许多人想把父亲带走，但一见到一条腿的老革命拿着拐杖坐在门口，没一个人敢进去，就这样父亲躲过一劫。

（四）孤独和恐惧

文化大革命由于父亲遭到批斗和游街，大字报贴到了家门口，红卫兵抄了我们的家。因父亲是老八路，造反派说要挖地三尺找父亲藏的抢，家也被封了。一些平时和我们家关系较好的人都远离了我们，和我一起玩耍的小伙伴们也不敢再到我家和我一起玩了。

在我的记忆里，那个时候每天和弟弟妹妹呆在家了，哪也不敢去。记得有一次和二弟外出，碰到了父亲得罪过人家的孩子，（比我们年龄大）追着用砖块投我们 。还有一个人，在他人的挑唆下堵着我们家门口骂街，找茬，每遇此事我和弟弟妹妹们赶紧插上门，躲在家里。那个时候那种孤独和恐惧感不时地笼罩在我幼小的心灵里。 1969年党的九大召开后，父亲的问题得到了公正的对待，1970年父亲得到了彻底平反。

（五）迟到的感谢

我在北马完小读五年级时，因父亲被批斗，我在学校受到歧视，记忆最深一直没有忘记的一件事，有一天课间操当铛铛铛上课钟敲响后，同学们都往教室跑去，我跑到教室门口时，一个比我年龄大又高又壮的男同学，把脚登在门框上堵在门口不让我进去，我俩吵了起来他抓住我就要打，看到此情景我们班一个女同学跑过来，把那个同学推开说快上课去，避免了一场打架。为此我非常感激这位女同学，那个时候男女同学不说话，一直没有机会说一声谢谢她。 后来因文化大革命我们都停课回村了，待复课闹革命后我们去了不同的中学学习 ，一直再也没有见过这位女同学。

1972年12月我参军入伍，到内蒙古军区卫国戍边，但对这位女同学该说的一声谢谢我一直记在心里。1976年我第一次回乡探亲，还专门骑车到那个女同学的村里，转了两圈也没有找到她，那个时候比较腼腆，就不知道问问她们家住哪，亲自登门到她们家向她致谢！

再探亲时农村已包产到户，因父亲身残多病，家里弟弟妹妹还小，为了弥补我常年在部队不能照顾和帮助父母的亏欠，我回家后放下提包就下地干活，一直干到归队的前一天。结婚后爱人调到呼和浩特，我也因工作调整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后来我走上部队领导岗位因工作原因，回家的次数就更少了，但我一直把这件事记在心里，多次给老家的同学们打电话联系，寻找这位女同学但一直没能找到。那时我在想一旦找到她，如果她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一定尽全力去帮助。

感谢让我们赶上了高科技发展的时代，感谢微信让我有了完小同学群，2018年3月，通过完小群里的其他同学终于找到了这位女同学。

2018年4月26 ，虽然我还在术后恢复期，为了尽早了却我的心愿，我同爱人从郑州驱车500公里赶往老家这位女同学家。一个迟到了52年的说一声“谢谢”终于得以实现，总算了却了我多年以来的一个夙愿。

（六）中学时期

1968年复课闹革命，我到五公中学上初中，那个时候农村很穷，记得每天早上喝一碗玉米粥，（有时候粥里放点红薯）。用手绢包上一个玉米饼子做午餐，（连咸菜都没有）我们几个小伙伴每天到金峰同学家凑齐，一起步行6里地到五公公社社办中学上学。记得有二民、金峰、德欣、大吉子、二吉子、五权等。一路上大家经常争论一些不懂得的新鲜奇怪的问题，有时候争论的面红耳赤，互不认输。

上中学时我最喜欢语文和美术课，特别喜欢高建民老师写的美术字和张启、徐揪柱老师讲的语文课，偏爱写作文和练习美术字。

我的发小中学同学，前排左数王宝芝、我，后排左数郭广宗、宋福套。

我们美术老师高建民，美术字写的特别好，为了学习美术字，我和王宝芝、宋福套同学课余时间经常去高建民老师那里请教，高老师人特别好，总是耐心的教我们美术字各个笔画和结构的写法。后来他在墙上写大标语时也叫上我们几个。

经过高老师认真耐心的指导，我们写的美术字有了很大提高。高老师还送给我一支狼毫毛笔，入伍后我把它带到部队，因有写美术字的基础，到部队后出板报，写会标派上了用场。

中学美术老师高建民。

1998年8月，我送女儿去石家庄白求恩军医学院学习，特意去看望多年不见的高建民老师。左数我、高建民老师、王宝芝。

　　小时候喜欢看小人书，大一点后喜欢看小说，《雷锋》、《欧阳海》、《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一些反特，侦探小说。中学时喜欢文学，语文老师张启、徐揪柱是我写作的启蒙老师。记得中学时刚刚复课，（文化大革命复课闹革命）有一天农技课老师有病，由原县中学校长下放改造到我们学校负责收发和敲钟工作（上下课敲钟）的王校长来代课。当年迈的王校长走上讲台，带上老花眼镜给同学们讲课时，因王校长是下放改造人员，台下一片混乱，有的交头接耳，有的在看其他书，有的在做其它作业。我写了一篇作文《要尊重这位老教师》受到语文老师的好评和赞扬。没想到后来这位王校长成了我的岳父。

因爱好文学喜欢写作，初、高中期间老师给我的作文评分都是甲。

虽然在我的少年时期，有过艰辛和痛苦，有过无奈和恐惧，受过委屈和孤独，流过痛苦的眼泪。但他促使了我成长和成熟，他锻炼了我坚强和勇敢，他教会了我如何面对困难和战胜困难，他使我从小励志做一个勇敢、善良、坚强的人，为我以后的成长奠定了基础。

高中时我们五班的毕业照（那个时候叫五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