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文化底蕴和文学魅力的语文教学

海南省教培院 董明实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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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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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化

教师

建构

文化底蕴

具有文化底蕴和文学魅力的语文教学
新疆教育科学研究院 董明实

　　语文内容庞杂，体量巨大，网罗古今，囊括中外，更兼文史哲美、儒释道法……如此之大，足令人望洋兴叹！又有文学与工具孰为先后之争，教学法孰优孰劣之论；十数年来，教坛英才辈出，各领风骚，一时流派纷出，模式纷出，光怪陆离，令人眼花缭乱，更使中学语文教师无所措其手足。我认为制约语文教学最核心的问题是教师的专业素养，而非教学方法，对于语文学科来说，教学法从来都不应该是过于关注的问题，个性化越强的课学生越喜欢，效果也越好。语文教学的问题追根溯源应从教师文化素养入手，不只片面地看学历，也不是片面地看老师的专业知识能力，全面提升教师的文化素养，才能拯救语文。

现在很多语文课上得很花，乍一看，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隔一段时间回味，却发现没有语文的特质，所谓“春梦了无痕”，究其因，教师文化底蕴欠缺，人丑妆来补，课丑技来补，包括在全国层面的比赛上，也不乏这种课。

语文课是以汉字为载体的课程，它有着独特的内涵和规律，千百年来，我们的先人在这条路上上下求索，创造出无数灿烂的经典作品。溯游而上，寻其根本，以文化为底色，以文学精神为内核，以创造力为基本驱动力，才能回归语文正途，既与核心素养之时代要求吻合，又滋养出无限生机，让语文课成为滋养青年一代性命的不朽泉源。

一

文化底蕴是一个人、一个民族的底色。文者，“纹”也，饰纹也。人若无文则鄙陋；化者化也，潜移默化之谓也。语文课有灵魂在师之有灵魂，师之灵魂在有“道”之追求，“道”生于文化。语文课的第一要求是教师要有丰厚的文化底蕴，原因有三：

一、文化是民族的基因特征。

千百年来，人类的发展演进无不是紧紧围绕文化而展开的，经济、军事都只是外在显现，其实质则是文化之争。《尚书正义》注“华夏”：“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左传·定公十年》“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 从古到今，文化之争都是民族间发生冲突的主要原因。《诗经》中说“戎狄是膺，荆舒是惩”，韩愈在他的《原道》一文中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人在这个时代就以文化的概念超越了种族民族的概念，这是很了不起的观念。在这一点上我们远远高于西方文化，西方人包括受他们文化影响的日本，到今天还仄陋地时时高举种族民族的大棒，以表现自己的优越，国人不察，或受其蛊惑，流毒不浅。中华文化肇高峻于远古，越千载而弥彰，当今世界，我们一提起中国元素，无非是由传统文化构建起的这些文化元素。无论是服饰、建筑、器具等与生活息息相关的东西，还是诗歌、绘画、音乐、哲学等上层建筑，这些都表明，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基因特征。

语文课首先必须是民族的，讲授民族历史文化，传播中华文明之光，培养民族语言习惯，传承东方哲学审美，在此基础上，灌输现代文明，培养现代公民，才能使之有根，觉醒其魂。使新时代的强健的文化与生生不息的中华传统文化命脉续接，接骨连脉，则古今贯通，有根有华，表里无碍，郁郁其文。

中国历经近代祸乱，生灵涂炭，国家衰败，如此衰象深深刺伤国人，于是俊杰蜂起，欲救亡图存，而后中国共产党率亿兆人民，横扫群丑，外攘暴寇，内安神州，于今近七十载。清季以来，国人颇疑自身之文化，于是争相效学西方之科技文化，于彼之文化莫不交口称誉，甚而至于凡洋则嘉，遇中则贬，文化之自虐心态至今尚有余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力大增，复兴中华之梦想昭然可见，如此之时代，则需要为中国培养有中国气质兼有世界胸怀的下一代，这一代必须有文化之根，必须有中华之魂。否则，国虽富，只能曰大，而不能名之为强。

中小学语文虽为中学众多课程之一，本不应自彰其位，但语文课所承担的国民精神的塑造、民族文化的传承等功能是其他学科所不能比肩的。因此语文教学是重大的事情，不能有丝毫马虎。过去的数十年间，语文教学做过很多尝试，但世人虽多受益，然亦多有诟病，究其因，育化能力不足。今天，教育改革深入探索，“核心素养”成为热门词汇，于此时倡导以教师增强文化底蕴，以文学魅力引导学生的语文课堂，正值其时！

二、文化是语文教学之灵魂。

语文者，一国之语言与文化也。语文教材的编写其虑也全，如开一百货铺，针头线脑，无不全备，故有诗有文、有中有外、有古有今，儒释道并举、巴鲁茅同在。苏轼曾有教作文之法曰：“儋州虽数百家之聚，州人之所须，取之市而足，然不可徒得也。必有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钱是也。作文亦然，天下之事，散在经子史中，不可徒使。必得一物以摄之，然后为己用。所谓一物者，意是也。不得钱不可以取物，不得意不可以用事，此作文之要也。”推而演之，语文教学亦如此，教材之大之全备矣，然须教师以一物统摄之，然后经史子集、文物典章可为我所用，此物者，文化也。孔子曾在教学之后感慨说：“吾道一以贯之”，此道者，忠恕之道也，仁之道也。韩愈《师说》开篇即言“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此道亦仁之道也。举凡文章，创作者为表情达意而作，教者须领会其意而敷演之。领会“其意”，则须知历史、环境、心理等要素。如讲《烛之武退秦师》，若只着眼于巧为辞辩，而不了解“骊姬作乱”“重耳之亡”等发生在晋国的历史，就不理解秦晋何以围郑，没有了大国之间战略的纵横捭阖，没有了为国家的深谋远虑，这样的文章教学就徒长青年浮华巧辩之心。要理解《归去来兮辞》，就得了解“五胡乱华”后东晋的社会现状和当时士人的心理状态，不然的话，我们就会用贴标签的方式理解陶渊明的“淡泊名利”，如果我们没有对先秦以来中国人的处世哲学有深入了解的话，我们就会把诗人肤浅化，解读出一个甜腻腻、轻飘飘的陶渊明。不了解中国士文化，就很难真正理解知识分子的心理，也就很难讲清楚朱自清《荷塘月色》中雾一样迷茫的愁绪。

所谓文化，是要着眼于数千年的中华文化的母体，理解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理解以汉字为载体的中华文化所传递的基本思维模式、认知方式、伦理体系、价值认同，梳理清楚中华两千多年悠久的历史源流，体认我们存在于这片土地的生活方式，尝试寻找到流淌于我们血脉中的中华文化的文化基因。我所谓统摄教材的“文化”者，正是积极入世、家国情怀、尊道守身、和合大美等等的中国精神，有此精神，不仅讲中国的文章可脉络清晰，就是讲外国作品，亦能为我所用，既能晓彼精神，亦可打通中西，使学生明白中西无二理，明白人类精神之共同之处，如此，中学之体彰，民族之魂立。

文化底蕴的缺失造成了语文教师的缺钙，是造成语文课贫血的重要原因。学生之所以不喜欢学习语文，是没有感受到文学的魅力，没有感应到文化的召唤，找不学习语文的方向，也不知道学习语文的方法。

中学生正处在世界观形成的年龄，一生之机要树立于此时，若不能以中华文化熏染之，则一生无根，易被移性。君不见当今青少年，追逐时尚，喜过洋节，喜用洋名，更不加分辨其文化内涵，究其因，无民族根性也。而学校老师亦不能纠正，正是因为老师亦无从知晓中华文化精神之大端，亦迷茫于中西文化之去取。我曾经说，中华文化灿烂无比，留给后世一个巨大的宝柜，然后世子孙依然精神贫乏，是因为没有人知道这柜子中有怎样的宝藏，甚至没有人有能力打开这个柜子。这是语文人的悲哀！我们作语文老师的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少我们要能交给学生一把打开这柜子的钥匙，这是我们的使命。

三、文化是新时代的需要。

今日所倡导之“核心素养”有四大要，其一曰“语言建构与运用”，其二曰“思维发展与提升”，其三曰“审美鉴赏与创造”，其四曰“文化传承与理解”。以往的课堂，教师的教授往往将语言抽离语境，进行片面的知识的传授，使学生搞不清来龙去脉，陷入知识迷阵而“不识庐山真面目”，学者无趣，教者乏味。孰不知，天下绝无无文化之语言，亦无无文化之思维方式，更无无文化之表达方式。我从二十年前走上讲台始，就痛感当时语文教学的精神贫乏，课堂毫无生气，学生对语文课几无兴趣。痛心数千年文明几乎断于一代，大多数语文老师莫说传道，就是语文知识的教授也是支离破碎、一鳞半爪，能讲清楚“艺术手法”与“表现手法”差别的人寥若晨星，能把“比喻”这样一种最简单的修辞讲精讲透的少而又少，遑论其他！

核心素养之说所提出的“四翼”正是切中要害，语言建构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由语言而逻辑而思维而审美，这个序列，由浅到深，符合语言学习的规律。过去的语文课没有语言建构的过程，十年下来，学生很少有形成思维能力的，我们或归咎学生不阅读、或指责学生课堂参与少，皆不中其要。学生阅读少，并非完全因为作业多没时间，主要的原因是没有阅读能力，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之一就是语文课没有真正的语言建构过程，而语文建构的基本动力正是来自文化基因的传承。

今天，中国面对的是一个全球一体，多元文明剧烈碰撞的世界。如此时代，更要求我们的教育要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杰出的青年人，他们既要有渊博的科学文化知识，又要有健康的人格和体魄；既要有走遍世界的勇气，又要有不失自己身份认同的根基；在这个创新的时代，他们既要能传承人类的精神遗产，又有前所未有的创新精神，创造我们所不知道的未来。一个民族的创造精神不是凭空产生的，也不是外人赐予的，正是来源于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中的传统。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一股生生不息的力量，《周易·系辞》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生生之谓易”，《道德经》云“反者道之动”，这种精神气质正是要从小培养，用语言去建构精神，形成逻辑，最后形成中国人的思维方式。

二

中学语文是学生接触文学的基本途径，文学是人生启蒙的最初手段，也是最有效的手段。文学向人们展示的是宽广或逼仄、复杂或纯粹的人生，是永恒而多变、柔弱却刚强的人性，是波澜壮阔也同样世事无情的社会，文学让人成熟，让人看到自己所不见，前有古人成败遗迹与谆谆告诫，中有时代风云与大潮所向，后有未来展望与人类梦想。或现实，或梦幻，无不寄托着人类对自身的美好期待，无不寄寓着人类对自身问题的深刻反省。青年人乍开蒙昧，初涉人事，读诗与小说，既可获取很高级的审美体验，又能开拓视野，涤荡心胸，促进内在人格的成长，是收益良多的事。文学本来就充满着人性的光辉，充满着迷人的魅力。文学可以让我们深入认识人生，认识我们所处的时代，深刻地理解历史，理解人类社会所发生的一切，进而建构起生命存在于世间的意义。文学对于人格的成长有不可估量的作用，青少年时期接触文学，会让孩子开阔眼界，因此，我以为中学语文课能给学生展示文学魅力者有三：一曰以人为本。二曰以情动人。三曰建构精神世界。人为万事之本，为万物之长。《道德经》云：“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尊重人，尊重人性则是社会进步的标识；相反，践踏人，污蔑人性则是时代反动的象征，以此教人，则青年人有健康之人性。崇尚金钱与权力则为拜物，人陷于物欲之中，则不啻于物，太史公曾云“士节不可不勉励也”，青年人有了人格上的勉励，才能于成人后有担当，成大器。

文学的魅力在于人本主义，激发学生重视对人的关怀，对社会的关注，对人民的同情，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美的不懈的追求。通过文学的教授，让学生领会每一篇课文独特的风味。《小狗包弟》《囚绿记》让我们反省暴力之下人性的扭曲，看见人性的美好；《陈焕生上城》能引导学生关注农民问题。一个半数以上国民为农业人口的国家，如果不引导青年人关注农民问题，这种教育是不道德的。《祝福》除了意识到礼教杀人外，还让我们看到中国文化走向衰落时的颓废与堕落。我们不应该只着眼于追问是谁杀了祥林嫂，而是要问一问为什么小说中的每一个人都表现得那么懦弱与自私。看《杜十娘怒沉百宝箱》时，我们也要问一问为什么杜十娘会有一个百宝箱，如果她没有百宝箱呢?这一刻，我们是不是变成了一个岸上的看客，只关心百宝箱，而忘记了杜十娘?

纵观近代中国之落后，恰因文学精神丧失，国民精神颓废，没有审美能力，缺少精神追求，而最终堕入物欲（权力与金钱）的深渊。从《诗经》的年代算起，中国人就有良好的文学追求，当世界还在荒昧时期，中国人已经创造出了精美的文学作品，彰显着崇高的追求。近世以来，政治的野蛮与外敌的入侵严重地侵蚀了中国人的精神，贫穷与没落使我们失去了诗，也失去了文学精神。如今，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用文学精神启蒙青少年，塑造知美健壮的人格，用文学精神诠释时代的要求，承载新时代的中国人的精神诉求，这是最能入心的教育。这也是这个时代语文课最应发出的声音。

三

文化底蕴与文学魅力理应激活我们的语文课堂，让每一堂课变成涤荡心灵的圣所，让历史与现实在这里续接，把文化之苗深扎进每一个年青的心田。然而，现实是不尽如人意的。抛开那些平庸的课堂不说，就拿在全国各类大赛上见到的优秀的课例来说，这种课无疑是精心设计过的，讲得很精彩，教师煞费苦心，台上台下很忙活，学生配合也积极，但这样的课，怎么听也觉得别扭，没有文化味，少了文学气。精心设计的课堂说白了是在为教师如何“好上”设计，而不是为学生如何“学到”设计，这里只有教的逻辑，而没有学的逻辑。由单纯的知识来构建，课堂便失去了对学生的吸引力，学生们普遍认为，枯燥无味的修辞语法不知学来何用，充满浪漫诗意的作品只不过是些风花雪月的无病呻吟，洋溢在文章中的爱国之情又过于“矫情”。他们摸不到语文的魂，在困惑与迷茫中送走了一节又一节语文课。

文化底蕴是水，文学魅力是桨，至于怎样划船，我以为是次要的事。没有了水，无疑是旱地划船，徒费气力；没有了桨，动力不足，原地打转。教师应循本溯源，从自身文化修养和文学功底上下功夫，博览群书，建构起自己的精神世界，进而用这一人格去影响学生，做一个“天堂路上的掌灯人”。颜子赞孔子说：“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雅斯贝尔斯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的主体间灵肉交流活动（尤其是老一代对年轻一代），包括知识内容的传授、生命内涵的领悟、意志行为的规范，并通过文化传递功能，将文化遗产教给年轻一代，使他们自由地生成，并启迪其自由天性。”他形象地比喻说：“教育本质上意味着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如果教育未能触及人的灵魂，未能引起人的灵魂深入的变革，那就不能成其为教育。”

语文教育道为体，术为用。所谓“道”者，文化、人格、理想也；所谓“术”者，讲授技巧、知识体系也。道体能立，则术用自生；文化品格树立，则知识体系自备，更无求术之精也，何途径不可达也！

四

我于2004年至2005年作为新疆选派的骨干教师赴北大进修学习，其间，萌生了在新疆传播中华传统文化的想法，用文化的力量引领学生学习语文。2005年回来后，我先在我任教的昌吉市一中开始了我的传播之路，在这里，我向校方申请开设了校本课程“国学选粹”，这是新疆最早的校本课程了。后来，我调至乌鲁木齐市一中工作，继续接掌了学校的博达学社的工作，利用国学社的平台传播中华传统文化。在一中的十年，每周社团活动的日子我都会精心准备一个关于国学知识的讲座，非常受学生的欢迎。还开设了《孔孟儒学》的选修课，组织学生开展晨读《论语》，晚读《孟子》的活动。从2006年至今，我利用在大学讲课的机会，为研究生开设了《中华文化概论》一课。先后利用“国培”“西部计划”等项目上课的机会向各族教师讲授中华传统文化，内容涉及儒家、道家、禅宗、心学等领域的哲学思想，还开设了“汉字训诂”、“先秦科技与文化”、“琴棋书画”、《牡丹亭》、《红楼梦》、《周易》、《诗经》、《汉乐府及古诗十九首》、“《史记》中的悲剧英雄”、“魏晋风流”、“陶渊明的‘饮酒诗’”、“苏轼诗词选讲”、“唐宋八大家”、纳兰词等专题，还旁涉中国近现代诗歌、朦胧诗、西方经典诗歌、莎士比亚戏剧、白朗宁夫人十四行抒情诗等。年复一年，我不知疲倦地上课，一节课一节课地上，整整上了十九年，十九年来，成千上万的人听了我的课，各个民族的人都有，光是中学老师就有五千人以上，其中有很多少数民族老师因为听了我的课而喜欢上了汉文化，迷上了读《论语》，迷上了学汉语。我还利用其他一切机会向社会各界人士宣讲，担任乌鲁木齐晨报的阅读推广专家。后来做了自治区教科院的一名教研员后，我更是利用工作便利，走遍了新疆的角角落落，每到一处，我都会不辞辛苦地开讲座，义务培训老师。我觉得，培训好老师是推广文化最好最有高效的手段，老师就是基地，只要他们从心底喜欢中华文化，他们就一定能通过讲台，把中华文化传播到成千上万的学生心里。短短三年里，我已经讲了近百场讲座。2011年，在香港中文大学中华传统文化夏令营参加交流时，受到香港中文大学刘国强教授、台湾政治大学辛意云教授的高度赞扬。

当然，我所主张的文化引领的语文课堂最重要的是对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要求教师要有更高的文化自觉，有使命感，有担当意识。迎风击水三千丈，不与流俗论短长。把握时代脉搏，与时代的强音共振，能守一张书桌之寂寞，才能独享三尺讲台之快乐。